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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ng of Wonder _ Scuola di Atene 『雅典学院』 _ [转→译者自己来发][译]巴巴罗萨:贵族与神话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13

​​翻译自Frederick Barbarossa: The prince and the myth
作者:John B. Freed

第一章:两个名门望族 (Two Renowned Families)
斯陶芬家族(The Staufer)
弗赖辛的奥托为了解释诸侯们一致选择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作为国王的原因,曾这样写道:

QUOTE
到目前为止,在罗马的世界里,高卢和日耳曼的边境内一直有两个著名的家族,一个是魏布林根的亨利(Henrys of Waiblingen),还有一个是阿尔特多夫的韦尔夫(Welfs of Altdorf)。一个世代为王族,另一个则是大公爵。这两个家族都渴望建功立业,并且彼此素有嫌隙,经常扰乱国家的安宁。但遵照上帝的旨意(正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为了他的子民的和平,腓特烈二世公爵——即腓特烈一世皇帝的父亲,作为其中一个家族的后裔,迎娶了另一个家族的成员为妻,即巴伐利亚公爵黑色的亨利(Henry the Black)之女,并育有现在作为统治者的腓特烈。 于是诸侯们考虑到这位腓特烈作为这两个家族共同的后裔,将会像一块基石一般把他们联合起来,便决定选他成为王国的领袖。

在这篇著名的选段中,弗赖辛的奥托将他的侄子与萨利安王朝(1024-1125年统治德意志王国及神圣罗马帝国)联系在一起,毕竟腓特烈的外祖母阿格妮丝便来自萨利安家族,她是亨利四世的女儿,亨利五世的姐妹。如果腓特烈仔细地阅读过奥托的编年史,他便会知道自己作为“魏布林根的亨利”【代指王族后裔】,是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 r.936-973)的后裔,也是查理曼大帝古老辉煌的加洛林家族的后裔,甚至可以追溯到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Clovis I, r.481-511)。腓特烈曾有一次在一份宪章中提及查理曼大帝是他的祖先。关于斯陶芬与韦尔夫的敌意一直是德国历史在中世纪盛期时的主题,而奥托的这段话长期以来便被看作是解释这一矛盾的金科玉律。 这也论证了12世纪前德意志地区的贵族是依赖血缘、亲属关系维系的,并且这些贵族都很强调其父系血统,像腓特烈这样的名字时常会在历代领主中重复出现。
事实上在12世纪,母系亲属的重要性甚至比父系亲属更重要,外甥与舅舅之间的关系往往特别密切。例如在12世纪60年代,腓特烈在蒂宾根(Tübingen)的争夺中与他的舅父韦尔夫六世以及自己的表兄弟韦尔夫七世一同对抗自己父系的堂兄弟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四世。国王与贵族偏爱或强调自己的哪一个亲戚与祖先取决于其政治背景以及传承意义,就像伊丽莎白二世作为英国女王可能会声称自己是阿尔弗雷德大帝或是征服者威廉的后裔,而不会说自己是查理曼大帝或腓特烈-巴巴罗萨的后裔一样。腓特烈之所以会被选为国王,正是因为他和腓特烈四世不同,他既是一个韦尔夫,又是一个斯陶芬。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血统世系是由像弗赖辛的奥托这样学识渊博的教士与僧侣用想象力构造的,奥托声称他的侄子是魏布林根的亨利中的一员,而腓特烈却从未在他的任何宪章或是诏书中这样称呼过自己。虽然奥托也是阿格妮丝的儿子,他与他同母异父的兄弟们一样可以算得上是萨利安王朝的后裔,但他却在编年史中将自己的父系血统追溯到了一位统治班贝格的名为阿达尔伯特的伯爵,这人在906年6月15日被处死。奥托认为作为奥地利侯爵——后来晋升为公爵,统治奥地利长达270年(976-1246)的巴本堡家族也是这位阿达尔贝特伯爵的后裔。但巴本堡家族是否真的是他的后裔,以及从何种角度追溯是他的后裔,这一点学者们并没有达成共识。
事实上腓特烈的父系“斯陶芬”的血统与皇帝并没有什么关系,源自他外祖母的萨利安王室血统才是最重要的。 公证员只有一次在巴巴罗萨的宪章中提到过施瓦本公爵腓特烈一世(r. 1079-1105),但并没有明说他是皇帝的祖父,与之相反的是,他们却明称亨利四世是巴巴罗萨的外曾祖父。弗赖辛的奥托从未在编年史中提过他母亲的第一任丈夫,但在《契约(the Deeds)》一书中提及了腓特烈公爵1079年与阿格妮丝的婚姻,以及他在施瓦本地区的封建领地,他记载倒:“腓特烈的血统可以追溯到施瓦本最尊贵的伯爵那里”,然而也没有明说他的名字。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院长(Abbot Wibald of Stavelot)在他的书信集中收录了当代唯一的一本斯陶芬家谱,他利用这本家谱来证明巴巴罗萨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福堡的阿德拉(Adela of Vohburg)是近亲婚姻。维巴尔德写道:
QUOTE
这两个同父同母的孩子:腓特烈生下了比伦的腓特烈(Frederick of Büren),比伦的腓特烈生下了建立斯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一世公爵。腓特烈公爵与国王亨利四世的女儿成婚并生下了腓特烈二世公爵,腓特烈二世公爵之后又生育了现在的国王腓特烈。
QUOTE
贝莎生育了维林根的贝泽林(Bezelin of Villingen),后者与卡林西亚公爵贝特霍尔德一世(Duke Berthold I of Carinthia)成婚,生下了贝特霍尔德。贝特霍尔德与贝尔德(Beard)生下了柳特嘉德(Liutgard),柳特嘉德生下了福堡侯爵迪博尔德三世(Margrave Diepold III of Vohburg),而他的女儿便是阿德拉。

由于没有其他现存的关于比伦的腓特烈的记载,谱系学者在施瓦本地区找到了两个名为腓特烈的“尊贵的伯爵”,大概他们便是斯陶芬家族出的第一个公爵的父亲和祖父。维巴尔德家谱中提到的两位腓特烈,最有可能是施瓦本的宫相(count-palatine)腓特烈以及腓特烈伯爵。他们在1053年曾被记载出现在施瓦本北部。(腓特烈一世公爵的兄弟路易也担任过宫相)。比伦是一个常见的地名,不过通常被认为是指韦申博伊伦(Wäschenbeuern),位于雷姆斯河谷(Rems valley),即内卡(Neckar)河的支流与斯陶芬家族的修道院之间,而斯陶芬家族的城堡就在其南部。这三个地方都位于多瑙河畔的乌尔姆以北。
比伦的腓特烈娶了达格斯堡-埃吉塞姆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Dagsburg-Egisheim, d. 1094/95),后者是伟大的宗教改革家教宗利奥九世(r. 1049-1054)的侄女。这样显赫的婚姻表示比伦的腓特烈也是个身居高位的人物,1087年至1094年间的某个时刻,腓特烈一世公爵和他的兄弟们:斯特拉斯堡主教奥托(当时唯一在教会中担任要职的斯陶芬家族成员),还有康拉德拜访了位于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路(Santiago de Compostela,也叫圣雅各之路)上的本笃会修道院——孔克的圣斐德斯修道院(Abbatiale Sainte-Foy de Conques)。 他们和他们的母亲以及其他的兄弟姐妹深受触动,并将在1094年于阿尔萨斯的塞勒斯塔(Sélestat)建造的教堂用于供奉圣斐德斯。这座教堂也是神圣罗马帝国唯一一座位于法国境内的修道院。希尔德加德被安葬于此,腓特烈一世公爵指定今后承袭施瓦本公爵的斯陶芬家族成员将成为这座修道院的保护人(advocatus)。巴巴罗萨在1153年重新确认了这一安排,并且在1162年击败米兰后为塞勒斯塔的圣斐德斯教堂又添了一扇彩色玻璃窗以纪念他的胜利。根据16世纪阿尔萨斯地区人文主义学者的碑文记载,巴巴罗萨似乎对自己斯陶芬家族的祖先知之甚少,或许是他不愿记起第一个斯陶芬家族的公爵其实出身卑微,这一点很是令人震惊。​​​​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14

斯陶芬家族与他们在洛尔希(Lorch)地区的家族修道院有些疏远的联系证明他们自己对作为斯陶芬家族的身份认知也比较含糊不清。当时的贵族家族都经常会将一座城堡改建成修道院——弗赖辛的奥托正是在克洛斯特新堡(Klosterneuburg)的修道院开始了他的教士生涯,其字面意思便是“新城堡修道院(Monastery New Castle)”,意为他们家族的墓地。教士们在祈祷中缅怀他们的赞助人,并经常通过撰写一些家族历史来提升自己的世俗声誉。贵族家族中每一代最年长的家族成员经常会担任修道院的赞助者与保护人。这些赞助人以及他们对修道院资源的间接控制,是贵族领主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安置的墓穴以及每年一次的祭祀活动也加强了家族世代相传的凝聚感。

1136年,教宗英诺森二世接受了施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腓特烈一世公爵、他的妻子阿格妮丝以及他的儿子们,即未来的腓特烈二世公爵和康拉德三世国王向教廷的捐赠的一座本笃会修道院,建于他们在洛尔希地区的庄园。三年之后,康拉德加冕为国王,任命他的兄弟腓特烈成为修道院的保护人,而在修道院院长和教士们的一致同意下,此后斯陶芬家族德高望重的成员都将被选为保护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康拉德便将他父亲的遗体重新安葬在了修道院。巴巴罗萨在1154年重新确认了他叔叔的安排,但规定教士们需要从康拉德国王和腓特烈二世公爵的后裔中挑选最年长的人作为保护人。在这种情况下,巴巴罗萨显然认同他父系的堂弟腓特烈四世公爵(康拉德国王之子),还有他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康拉德是与自己从属于相同家族的,后者还位列保护人候选名单之首。

然而洛尔希从来没有成为过斯陶芬家族所有成员的墓地。除了腓特烈一世公爵之外,其他安葬在这里的家族成员有:巴巴罗萨的母亲朱迪丝,他的堂兄亨利六世国王(King Henry VI, d. 1150【译者注,即康拉德三世的长子,有时也被称作德意志的亨利六世】);巴巴罗萨两个在襁褓中便早夭的孩子雷纳德和威廉,还有他们的妹妹贝阿特丽丝(d. 1174);巴巴罗萨的另一个儿子施瓦本公爵康拉德(r. 1191-1196),还有巴巴罗萨的儿媳,施瓦本的菲利普国王(King Philip of Swabia)之妻,拜占庭公主伊琳娜/玛丽娅(d.1208)。而萨利安王朝的公主阿格妮丝(即腓特烈一世公爵的妻子)则长眠于维也纳郊外她第二任丈夫在克洛斯特新堡的墓穴中。腓特烈二世公爵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被安葬在阿格诺(Haguenau)附近的本笃会的圣瓦尔堡修道院(Benedictine abbey of St. Walbourg);朱迪丝的心脏也保存在那里。康拉德三世的王后,苏尔茨巴赫的格特鲁德(Gertrude of Sulzbach, d. 1146)和他的幼子腓特烈四世公爵(d. 1167)被安葬在法兰克尼亚的熙笃会的埃布拉修道院(Cistercian abbey of Ebrach)。尽管康拉德希望被葬在他父亲位于洛尔奇的墓穴旁边,但他的遗体却被安葬在班贝格大教堂。巴巴罗萨同父异母的兄弟康拉德,莱茵的行宫伯爵(count-palatine of the Rhine, d. 1195)和他的妻子们选择了海德堡郊外的熙笃会的舍瑙(Schönau)修道院作为他们的墓地。巴巴罗萨的妻子,勃艮第的贝阿特丽丝与其女阿格妮丝于1184年被安葬在施派尔的大教堂,与萨利安王族一同安息。如果不是因为客死异乡,巴巴罗萨很可能也会选择施派尔作为他的安息地,正如13世纪的编年史中暗示的那样。他之所以更倾向于选择施派尔而不是洛尔希作为皇室的墓地,突出了巴巴罗萨对他的王室祖先更加认同,而并非斯陶芬的公爵们。

学者们为了方便研究将巴巴罗萨的家族成为斯陶芬家族,但实际上这是不太合适的,因为包括巴巴罗萨在内的主要家族成员从来没有被这样称呼过。(他们的城堡名为Stoph或者Stauf,这一系血脉被成为Staufer,他们修建城堡的山丘名为Hohenstaufen,也就是霍亨斯陶芬)。维巴尔德在他的家谱中指出,Stophe的腓特烈建立了Stophen家族,但鉴于弗赖辛的奥托只说了腓特烈一世公爵在Stopyphe建立了城堡,所以这大概与洛尔希地区的修道院的建立有关,而且也不能肯定是否是公爵委托建造的,他也有可能只是翻修了现有的建筑。杜伊的奥多(Odo of Deuil)在他记载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著作中提及,在1147年的11月中旬康拉德三世的军队被击溃后,他接近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并告诉他康拉德正在进犯圣德尼斯(St. Denis),他占据了Estufin城堡的一座塔楼,而腓特烈三世公爵(即巴巴罗萨)则占据了另一座,他还在斯塔夫(Stauf)以西的埃斯林根(Esslingen)地区占据了一些地盘。法国国王先是在私下里劝说,后来公然谴责康拉德,要求他们两人交还圣德尼斯,但康拉德拒绝了。无论这个故事的真相是什么,但路易七世真的会用这样不礼貌的方式再三纠缠他在战局上受挫而倍感沮丧的客人们吗?奥多的说法表明,康拉德与巴巴罗萨对斯塔夫还有洛尔希地区拥有共同的监理权,但这位修士认为这座城堡建立的土地应该归属于巴黎郊外的法国王室圣丹尼斯修道院管辖。而巴巴罗萨登基之后,据记载他只在1181年曾造访过斯塔夫地区一次。除了腓特烈一世公爵之外,腓特烈二世公爵还有巴巴罗萨的堂弟腓特烈四世公爵偶尔也会被冠以斯陶芬的姓氏,但康拉德三世、巴巴罗萨还有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却从未被这样称呼过。大约在1215年左右,一位编年史学家提到了“斯陶芬的皇帝”,但到了1247年,腓特烈二世皇帝才是第一个被单独称为“斯陶芬家族(Staufer house)”的皇帝,说得夸张一点,这表明他的祖父腓特烈·巴巴罗萨其实并不认为是一个斯陶芬。

如果说中世纪对王室血统的高级称谓是Waiblingen,即后来13世纪意大利地区的王党的说法,正如亲教宗的党派被成为Guelphs,也是源自韦尔夫(Welfs)家族的词源。1230年左右,乌尔斯贝格的布哈德(Burchard of Ursberg)记载道,无论对错与否,巴巴罗萨“以自己是魏布林根的王族后裔为荣,众所周知,他们的血统向上可以追溯到两个显赫王族,即墨洛温和加洛林。”至于奥托为什么要将他的侄子与魏布林根联系到一起,那就不太清楚了。1080年,亨利四世将位于洛尔希下游,雷姆斯河畔曾经是加洛林王宫的魏布林根地区交给了施派尔主教,之后这个地方便再也没有被提及。后来的中世纪史学家对这一名称的命名提出了不少匪夷所思的解释。比如布哈德特别引用了奥托关于萨利安王朝祖先的说法,认为墨洛温家族便发源于魏布林根。作为证据,布哈德指出,墨洛温家族的先祖克洛迪奥(Clodius, C. 392-448)在魏布林根的郊外为他的妻子树立了一座纪念碑,据说到了1230年这座纪念碑还存在于魏布林根。现代学者们所能做的也只能像布哈德那样胡乱猜测为什么奥托要将他母亲的家族与魏布林根联系在一起。

在弗赖辛的奥托的叙述中,亨利四世在1079年复活节将他年仅7岁的女儿阿格妮丝,还有施瓦本公国一同赐给了腓特烈一世公爵。一位历史学家认为,这就像一部浪漫主义的骑士文学。奥托为亨利四世编造了一篇演说,引用了奥维德的修辞,表彰腓特烈公爵作为一个明智的顾问和勇敢的战士为国王尽忠,在帝国面临巨大危机之际,亨利将打击那些背弃对国王效忠的誓言的叛徒们的任务交给了腓特烈。然而八十年后,似乎已经没有人记得亨利四世这样做的具体原因了。​​​​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15

腓特烈被选为施瓦本公爵有一个很明显的地缘政治上的理由。亨利四世于1077年1月在卡诺莎与教宗格里高利七世暂时达成和解,但在3月,国王的反对者们推举了施瓦本公爵,即亨利的前姐夫莱茵费尔登的鲁道夫(Rudolf of Rheinfelden)作为新国王【译者注:有意思的是鲁道夫的第二任妻子还是亨利四世的妻子萨伏伊的贝莎的姐妹……】。作为报复,亨利剥夺了鲁道夫以及另外两个与他敌对的南德意志地区公爵的头衔,即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一世(Berthold I of Zähringen)所统治的卡林西亚公国以及韦尔夫四世统治的巴伐利亚公国。国王之所以会选择腓特烈一世公爵成为鲁道夫的继任者,是因为斯陶芬的领地在施瓦本北部的战略要地。反对派领主们从萨克森(反对亨利四世的中心据点)出发,途径乌尔姆,还在前往法兰克尼亚和施瓦本南部扎林根与韦尔夫的据点的路上,这时任命腓特烈一世公爵成为新的施瓦本公爵便使反对派内部产生了分裂。1079年6月,鲁道夫的支持者推举他的儿子莱茵费尔登的贝特霍尔德成为施瓦本公爵,他于1090年去世后,其支持者又在1092年推举他的女婿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二世成为新的公爵。
关于施瓦本公国的长期争端在1098年终于得到解决,事实上施瓦本公国被一分为三个小公国:多瑙河以北的地区归属斯陶芬管辖,黑森林两侧和莱茵河上流以南地区归属扎林根管辖,而康斯坦茨湖以北则属于韦尔夫。贝特霍尔德放弃了对施瓦本其他地区的宣称,但依然保留了公爵的头衔。为了达成共识,亨利四世于1098年将王室控制下施瓦本最重要的要塞苏黎世(Zürich)赠与贝特霍尔德。苏黎世将扎林根家族在德意志西南部的领地与贝特霍尔德刚刚从莱茵费尔登手中继承的汝拉山与阿勒河 (Aare river,今瑞士西北部)之间的土地恰好连接了起来。亨利四世在1096年又将巴伐利亚归还给了韦尔夫四世。所以腓特烈一世公爵的权力仅仅局限于施瓦本公国在多瑙河以北的一小部分地区,这也是巴巴罗萨在1152年所控制的区域。
在12世纪,斯陶芬家族的主要对手不是韦尔夫家族,而是扎林根家族。他们在1100年首次使用了扎林根(Zähringen)这个名字,其来源于扎林根城堡,位于后来的巴登大公国境内的弗莱堡(Freiburg im Breisgau),由贝特霍尔德二世的弟弟的后人统治,一直到1918年。虽然韦尔夫家族与斯陶芬还有扎林根家族通婚,但斯陶芬家族和扎林根家族唯一已知的共同先祖源自维巴尔德提供的巴巴罗萨与福堡的阿德拉共同不知名的祖先。事实上维巴尔德的家谱可能有反对扎林根家族的倾向,他认定腓特烈一世为公爵,却故意略去了贝特霍尔德一世(即Berthold with the Beard)的头衔。这很可能在暗示阿德拉并不是巴巴罗萨应娶的合适的妻子。此外奥托在《契约》一书中也贬低了扎林根家族,认为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公爵,因为他们缺乏实际控制的公国领地,而且不承认他们曾经统治过卡林西亚公国。维巴尔德和奥托对扎林根家族这样不公正的对待,更证明了当时斯陶芬家族与他们敌对关系的恶劣程度。
总之,虽然腓特烈·巴巴罗萨在今天被认为是斯陶芬家族中最伟大的君主,但他似乎对自己的父系血统知之甚少,并且甚至也许对其祖父相对的出身地位而感到羞耻——他在生前从未公开认定过自己是斯陶芬家族的成员。

Duke Frederick II
腓特烈二世公爵
1105年,腓特烈一世公爵去世,这时他的儿子腓特烈二世15岁,康拉德三世13岁,他们的母亲嫁给了奥地利侯爵利奥波德三世。 严格意义上来说,继承爵位的腓特烈二世已经成年,但他还很年轻,还不用被迫在他的外祖父亨利四世以及他的舅舅亨利五世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他的舅舅亨利五世刚刚对自己的父亲掀起了一场叛乱。弗赖辛的奥托比腓特烈二世小了20多岁,在奥地利长大,后来移居法国,他和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很少接触,直到1138年后他们才在康拉德三世的宫廷里相见。据奥托说,腓特烈二世“在各方面都向他的父亲一样。他对他的领主十分忠诚,对他的舅舅(亨利五世)而言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挚友,他以他的英勇支撑起了王国的荣誉,与王国的敌人进行了无畏的斗争,直到那些反叛者再次回心转意,归顺他们的主君。”
奥托将腓特烈二世描述为亨利五世的副手,这还有待考证。腓特烈二世在亨利五世的宪章中据称担任过至少三十次仲裁者(intercessor)或是见证人(witness),而康拉德只做过三次。然而,莱茵的行宫伯爵卡尔夫的戈弗雷(Godfrey of Calw)和康拉德三世的岳父苏尔茨巴赫的贝伦加尔一世伯爵(Count Berengar I of Sulzbach)担任这样的职务有58次和33次之多。在1110年亨利五世离开德意志地区前往罗马加冕之前,这位年轻的公爵只担任过一次。 不过腓特烈二世的名字位列1111年2月4日受封赏的名单之首,早于国王在与教宗巴斯加二世达成共识后定于4月的加冕仪式。为此,亨利放弃了任免主教的权利,而教宗则同意归还自查理曼时代以来教会从王室获得的所有特权,如铸币权和征收通行费的权利。其他受封赏的人都是根据头衔或职务来确定的,但腓特烈二世只是因为他是国王的外甥。他与国王的亲戚关系是他获封赏的基础。到了1116年亨利五世回到意大利要求继承托斯卡纳女侯爵玛蒂尔达的遗产时,腓特烈担任仲裁者或是见证人的次数多于除了行宫伯爵戈弗雷以外的任何人。皇帝临出发时,将他的外甥和戈弗雷都留在了德意志地区替他代行政务。
在亨利五世远行意大利期间,腓特烈二世与亨利的前任宫相,美因茨大主教阿达尔贝特一世(Archbishop Adalbert I of Mainz, r. 1109-1137)交战,后者与萨克森公爵洛塔尔一同成为反对国王的领袖。这也是腓特烈与阿达尔贝特对峙的开始。奥托声称腓特烈“逐渐将从巴塞尔到美因茨(莱茵河谷上游)的整个地区都收归他的控制。”他修建了那么多的城堡,以至于奥托写道,“腓特烈公爵总是将一个个的堡垒拖在他的马尾后面。”然而奇怪的是,考古学家一直无法证实奥托的说法。
然而,腓特烈二世的确开发了阿格诺,他的儿子可能于1122年便出生于此,而且这里的确也是巴巴罗萨最喜欢的住所,与此相距不远的圣林(Holy Forest)【这是哪儿啊我没查到】则成为了他在阿尔萨斯北部的统治中心。公爵可能于1114-1115年在阿格诺建造了一个城堡,到了1125年,城堡周围形成了一个定居点(城镇),巴巴罗萨在1164年明确表示,他的父亲在亨利五世(死于1125年)统治期间建立了这个城镇。1143年康拉德三世宣布他的兄弟腓特烈二世(他在这时被称为施瓦本和阿尔萨斯的公爵)已经将这个不断发展的地区建立成了一个独立的教区。巴巴罗萨于1164年授予阿格诺第一份市政宪章,里面有一些条款很可能是在他父亲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虽然我们也无法确定。宪章涉及了公民的法律地位、继承权,圣林中用于建筑和取暖的木材砍伐,各种犯罪的刑罚、市场交易,还有这个地区的居民在帝国境内免税等问题。巴巴罗萨在城里设立了一名法官来主持法庭,以及还有一名下级行政人员(subordinate Schultheiss)即执达员(bailiff)来行使监管职能,尤其是在粮食交易方面。虽然皇帝任命这些地方官员时没有让公民进行选举,但有一个公民联合团体协助这些官员履行他们的职责。​​​​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15

巴巴罗萨在宪章的最后一条规定说明,在不损害居住者利益的情况下,帝国政府将负责安排皇帝到访阿格诺时的日常开支由谁承担。他在1158年就曾经到过阿格诺,1164年后他又至少造访了8次,也许是因为他非常喜欢在圣林里打猎。在1158年到12世纪70年代中期,公爵城堡被改造成了王室行宫。在1189年4月,也就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前,腓特烈最后一次造访那里,将他在阿格诺建造的医院捐赠给了普利孟特瑞会(Premonstratensians)。

萨利安家族和吕策尔堡的伯爵(counts of Lützelbourg,洛林的萨尔堡以东)与斯陶芬家族一样对圣林拥有治理权。腓特烈二世公爵和吕策尔堡伯爵彼得被认为是本笃会的圣瓦尔堡修道院的共同创立者和继承者,该修道院位于阿格诺以北,圣林之中。为了让被埋葬在修道院的兄弟灵魂得到安息,康拉德三世于1151年将自己治下一个城镇的贸易权授予给了教士们。在1159年,巴巴罗萨同样关心他父亲死后灵魂的安息,声明将保护他祖先修建并捐赠给教会的修道院,并且确认了他们的捐赠,根据本笃会的原则,授予教士们自由选举修道院院长的权利。他还规定,这一修道院的赞助与保护权将归于他继承了阿格诺地区的后裔。

圣林中还有两个熙笃会修道院也在斯陶芬家族的控制下:即1131或1133年由吕策尔堡的最后一位伯爵莱茵霍尔德建立的纽堡修道院(the abbey of Neubourg),和柯尼希斯布吕克(Königsbrück)的女修道院。1156年,巴巴罗萨夺取了纽堡,他声称他的父亲与莱茵霍尔德一同建立了纽堡,所以他的父亲同样也是这一修道院的赞助人,理应由他的后裔继承这一权利,无论他是皇帝、国王、公爵还是伯爵。(尽管在1156年巴巴罗萨还没有任何后代。)1158年,皇帝颁布了类似的宪章,宣布世袭对修道院的保护权是他的特权。但是他又规定,其他帝国官员和仆人需要得到他的准许才能向这些修道院捐赠,教士和僧侣们可以在森林里放牧他们除了羊以外的牲畜,他们也可以在森林里获取柴火,但需要得到法院的许可才能获取用于建筑的木材。腓特烈继承了他父亲的政策,将阿格诺发展成了斯陶芬家族在阿尔萨斯北部的统治中心。修道院、城堡-宫殿建筑群和新型的城市是这一重心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说腓特烈认为有什么地方可以被当做“家”的话,那就是阿格诺。

与奥托的说法恰恰相反,腓特烈二世公爵作为亨利五世的亲信并没有迫使其他不听话的王公们向他的舅舅臣服,而是包括公爵在内的诸多王公们厌倦了战争,迫使皇帝与教宗议和。据称反对派计划在维尔茨堡举行集会,这使得亨利五世不得不赶在1118年下半年从意大利返回德意志地区。 诸侯们于1121年9月29日在维尔茨堡达成共识,在教宗与皇帝之间达成了一项维护皇权的解决方案。就腓特烈二世而言,他与他的舅舅之间保持着距离,因为在皇帝回国之后至1122年9月23日沃尔姆斯协定签订之间,他只看到了沃尔姆斯宪章一共11份中的两份。

皇帝和代表教宗加里多二世的三位红衣主教在谈判中交换了一份简短的宪章,该协议自1693年以来一直被称为《沃尔姆斯协约》,关于这份条约的解释也是巴巴罗萨统治时期争论的焦点。亨利五世放弃了为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授予权戒和爵位的权利,并授予德意志王国或帝国境内所有教会自由选举和祝圣的权利。皇帝的行为是在“征得诸侯们的同意和建议下”实行的,而这些诸侯的名字都被列在了宪章之中,腓特烈二世在这九位诸侯中位列第二。 作为交换,教宗承认所有隶属于德意志王国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必须在皇室的见证下进行选举,但不得有任何的不公正行为与暴力干涉。在选举过程中如果产生争议,皇帝可以根据大主教和大主教区辖下的主教们给出的建议来提名他认为比较合适的候选人。皇帝可以手持权杖为当选的主教或修道院院长受礼——这一礼制没有严格定义,但代指了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世俗权力和财产是由皇室授予的,而接受者要履行他对君主应尽的职责。在意大利和勃艮第地区,除了直接受罗马教廷管辖的主教和修道院长以外,其他新任的主教或修道院院长都将在当选后的6个月内获得“圣器(regalia)”。【这个你们意会一下,就是皇室授予的一个象征权力的器物,是个抽象概念】

尽管两份宪章都避免提及了具体的封建关系,但这一协约还是将君主与作为其直系附庸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之间的关系封建化了。在德意志与意大利和勃艮第不同的是,候选人在当选之前必须向君主致敬并宣誓效忠。当时便有人质疑,受了圣职的主教是否需要向新当选的君主致敬,因为作为一个统治者就像一个刽子手一般,手上总是沾满了鲜血。洛塔尔可能在1125年便放弃了让主教们对他致礼,但康拉德在1138年又重新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弗赖辛的奥托则明确表示,1152年腓特烈在亚琛加冕后,“所有的诸侯们”都向他“致以诚挚的礼节与忠诚的誓言”。因此沃尔姆斯协约是宗教诸侯获得财产的起源。这些诸侯包含了德意志地区的所有主教还有那些直接从皇室获得世俗治理权和财产的修道院院长。

在宪法上,沃尔姆斯协约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至少还有两个另外原因。首先,虽然诸侯们一直向统治者提供建议,履行顾问的职责,但在1122年以后,诸侯们希望他们的意见能够更加受重视,并且参与重要决策的制定。巴巴罗萨的主要行动就都是采取了诸侯们的意见。实际上,君主不再能够独自代表他的国度,统治者和诸侯们共同构成了帝国的统治。 第二,沃尔姆斯协约首次在法律上区分了德意志王国(regnum)和神圣罗马帝国(imperium),这一点教宗加里多二世尤为强调。(不过这一区别在德语的“帝国(Reich)”一词中是表现不出来的)

在亨利五世统治的最后几年,腓特烈二世继续独立于他的舅父之外。例如在1124年,公爵与沃尔姆斯的平民们一起反对皇帝,要求被流放已久的主教回归。尽管被别人看作是他舅舅潜在的继承人,但至于这位只比亨利五世小三四岁的腓特烈二世自己是怎么想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亨利五世在1114年娶了英国国王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当时新娘最多只有12岁,不过这段婚姻一直没有让他得到任何子嗣。(但亨利五世有一个私生女,而在他死后玛蒂尔达改嫁了安茹的杰弗里,他们的儿子亨利后来便是英国国王亨利二世,因此他们两人应该都是有生育能力的)。早在1111年秋亨利五世病重时,美因茨大主教阿达尔贝特似乎便认为腓特烈二世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1125年5月23日的乌得勒支,亨利五世在临终前将萨利安家族的所有爵位,也就是他们的家族财产(包括他外甥的和玛蒂尔达的),都交给了腓特烈二世,但并不包括皇室的勋章。亨利只是指定了他最年长的外甥成为其私人财产的主要继承人,但并没有指定他为皇位的继承人。在他看来,1118年以后,腓特烈二世公爵很可能是故意与其他诸侯联合,疏远他不喜爱的舅舅,从而增加自己继承皇位的可能性。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根据后世关于1125年妄为选举的记载,腓特烈被其他人认为过分野心勃勃,在古拉丁语中为ambitio,即一种过分的欲望。

1120年左右,在1122年谈判的中期,腓特烈二世与巴巴罗萨的母亲朱迪丝结婚,她是巴伐利亚公爵黑色的亨利的女儿,韦尔夫四世的孙女,其父亨利在沃尔姆斯协约签署者的名单中同样位于前列。大约在同一时间,她的妹妹索菲亚嫁给了腓特烈一世公爵另一位反对者的儿子,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三世公爵。这些婚姻使三个施瓦本地区敌对的家族之间获得了暂时的和平,并促进了在沃尔姆斯会议后,诸侯们之间达成某种层度上的和解。​​​​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16

韦尔夫家族 (The Welfs)

韦尔夫家族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德国最尊贵的家族,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将血统追溯至加洛林时期的家族。他们在欧洲历史上的首次登场便令人印象深刻。819年,韦尔夫伯爵的女儿朱迪丝成为了虔诚者路易皇帝(Louis the Pious)的第二任妻子;827年,她的继子东法兰克国王德意志人路易(Louis the German)娶了她的姐妹艾玛为妻。 早在11世纪,韦尔夫家族的名字曾被拉丁化为“catulus”。即英语中“whelp”,由此甚至有人推断,密谋反对罗马共和国的臭名昭著的喀提林(Catiline)是韦尔夫家族的先祖。而韦尔夫家族里统治勃艮第的国王们则没有一个名为韦尔夫的,他们都是那对王后姐妹的兄长,长者康拉德伯爵(Count Conrad the Elder)的后裔。而南德意志地区的韦尔夫家族也略去了这段历史,因为这与他们在施瓦本地区的地位无关。所以我们无法确定九世纪时候出现的韦尔夫与后来的韦尔夫家族之间明确的关系。

施瓦本的韦尔夫家族从名不见经传的鲁道夫(Rudolf,死于992年)开始。他在康斯坦茨湖以北的阿尔特多夫建立了一座教堂,直到1126年,他和他的后裔包括巴巴罗萨的外祖父母都葬在哪里。因此这个家族在12世纪时其实被成为阿尔特多夫家族,而并不是韦尔夫家族(尽管弗赖辛的奥托坚持称他们为阿尔特多夫的韦尔夫家族)。鲁道夫的之子韦尔夫二世(死于1030年)在阿尔特多夫上方的拉芬斯堡(Ravensburg)建了个城堡,之后娶了卢森堡的伊米莎(Imiza of Luxembourg)为妻,她是亨利二世皇帝妻子库妮贡达的侄女。1047年亨利三世皇帝将卡林西亚公国授予韦尔夫三世(死于1055年),他也是施瓦本地区的韦尔夫中第一个被授予公爵头衔的。1053年韦尔夫三世将阿尔特多夫——此后被称为魏恩加滕(Weingarten)的修道院迁到了附近的山顶上,没有子嗣的公爵将他所有的财产都留在了魏恩加滕。伊米莎阻止了她儿子这一想法,她找来了自己的外孙子韦尔夫四世来继承他的家产,韦尔夫四世是伊米莎的女儿库妮贡达与意大利的米兰侯爵阿尔伯特·雅佐二世(Albert Azzo II, Margrave of Milan)之子,其父的领地在帕多瓦(Padua)西南部的埃斯特(Este)。为了阻止韦尔夫三世将财产捐赠给阿尔特多夫/魏恩加滕,伊米莎把阿尔特多夫的修女们都迁到了阿尔托明斯特(Altomünster),又将阿尔托明斯特的修士们赶去了魏恩加滕。

韦尔夫四世(死于1101年)是教宗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巴巴罗萨的母亲朱迪丝的祖父,创立了所谓韦尔夫家族的幼支(younger Welfs),他们的母系血统来源于韦尔夫家族的长支。1070年,亨利四世任命韦尔夫四世为巴伐利亚公爵,因为他在施瓦本东南部和巴伐利亚西部拥有大量财产和领地,并且与意大利人的关系也很密切。此后不久,他娶了弗兰德斯伯爵鲍德温四世(死于1035年)的女儿朱迪丝为妻,他是诺森布里亚伯爵托斯蒂格(Earl Tostig of Northumbria,死于1066年)的遗孀,后者是英国最后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国王哈罗德的兄弟。公爵的婚姻表明了韦尔夫家族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弗兰德斯公爵是另一位朱迪丝的后裔,这位朱迪丝是前文提及的路易二世的妻子朱迪丝的孙女,其父是皇帝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

巴巴罗萨的母亲朱迪丝的名字在韦尔夫家族的历史上很常见。奥托说巴巴罗萨的姐妹嫁给了上洛林公爵马修(Duke Matthew of Upper Lorraine,1139-1176),也名叫朱迪丝。但在马修自己的宪章中,她名叫贝莎,与腓特烈二世公爵的外祖母(亨利四世的妻子)同名。所以要么是巴巴罗萨的姐妹有两个名字,要么就是奥托把她侄女的名字弄错了。巴巴罗萨有三个女儿,但都早夭。长女和其母亲一样都叫贝阿特丽丝,小女儿叫阿格妮丝,而未命名的二女儿曾在1184年与狮心王理查订婚,有人认为她很可能叫朱迪丝。不管怎么说后来斯陶芬家族的人都不怎么用朱迪丝这个名字了,就像他们也不会用韦尔夫这个名字一样,尽管他们是南德意志地区韦尔夫家族的优先继承人。然而萨克森地区的韦尔夫家族,即巴巴罗萨的另一位舅舅骄傲的亨利(Henry the Proud)的后裔,也放弃了用朱迪丝和韦尔夫来命名。

1089年,韦尔夫四世为他17岁的儿子韦尔夫五世(r. 1101-1120)求娶托斯卡纳女侯爵玛蒂尔达,后者已经43岁,是支持教宗派的中流砥柱。新郎后来作证说他们并没有完成这段婚姻,并于1095年分居,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也没有正式离婚。韦尔夫五世的弟弟巴伐利亚公爵黑色的亨利(r.1120-1126)的血脉延续了下来,1100年左右,他娶了萨克森公爵马格努斯(Duke Magnus of Saxony, r. 1072-1106)与匈牙利公主索菲娅的女儿乌尔夫希尔德(Wulfhild)。所以巴巴罗萨从他母系的血缘还可以追溯到萨克森贵族以及匈牙利王室。与韦尔夫家族相比,斯陶芬家族只能算得上是新晋贵族了。所以弗赖辛的奥托有充分的理由略去腓特烈一世公爵的父系血统,就算他知道的不仅仅只有这么多,他也不想记载。

然而巴巴罗萨只在一份宪章中提到了他的韦尔夫祖先。1181年3月1日,在与他表兄狮子亨利对峙的时候,他确认将巴伐利亚公爵及其后裔的财产捐赠给了克雷姆斯明斯特(Kremsmünster,今位于上奥地利省)的本笃会修道院。巴巴罗萨特别提到了这是他曾祖韦尔夫四世和他的舅父骄傲者亨利的捐赠,也许他这样做是希望安抚他表兄在巴伐利亚地区的支持者。

虽然弗赖辛的奥托认为腓特烈二世公爵与朱迪丝的婚姻是天作之合,但他却没有说明他们的儿子巴巴罗萨生于何年何处。然而斯塔沃洛的修道院院长维巴尔德在1152年3月告知教宗尤金三世,新的德意志国王还不到三十岁。根据这一说法可以间接证明腓特烈大约出生于1122年12月中旬。我猜测他应该出生在阿格诺,因为这座城市对他的父亲腓特烈二世公爵十分重要,而且巴巴罗萨晚年也十分钟爱这里。而选择卡彭堡的奥托(Otto of Cappenberg)来担任他的教父,也标志着教宗与统治者们在沃尔姆斯达成了一种和解。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22

第三章 幸运的年轻人(A fortunate youth)

童年(Childhood)

1138年4月,年仅15岁的腓特烈·巴巴罗萨第一次出现在了文献记载中,当时他与父亲一同在美因茨见证了他的叔叔康拉德三世颁布的一个宪章,后者在3月7日被选为国王。在29岁的腓特烈登上王位之前,关于他登基前的29年没有任何记载,而弗赖辛的奥托也对此只字不提。我们只能猜测,在腓特烈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斯陶芬家族和韦尔夫家族之间的冲突对他造成了怎样潜在的影响,而他后来的行为又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他青年时期的经历。

腓特烈成长于1125年亨利五世去世至康拉德当选期间斯陶芬家族的低谷时期。在1077年3月敌对国王莱茵费尔登的鲁道夫在选举中同意放弃他儿子的自动继承权之后,在德意志国王的选举时,选举原则逐渐替代了世袭继承。事实上弗赖辛的奥托曾在1152年关于腓特烈的选举问题上说道:“这是罗马帝国法律的最高境界,即国王不是通过世袭血统,而是通过诸侯间选举产生的。”奥托在《契约》一书中之所以这样描写,可能是因为他需要证明,将他的另一个斯陶芬家族的侄子,即康拉德三世的亲子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四世排除在王位继承之外是有理可循的。

虽然腓特烈二世公爵没有明确在1125年通过自己与亨利五世之间的亲缘关系来宣称皇位。然而作为已故皇帝最年长的侄子,在8月24日的美因茨会议上腓特烈二世公爵很可能认为自己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另外还有三个潜在的竞争者,即:萨克森公爵洛塔尔、腓特烈二世公爵的继父奥地利侯爵利奥波德三世还有弗兰德斯伯爵好人查理(Count Charles the Good of Flanders)。洛塔尔和利奥波德出于礼节谦逊地拒绝了。然而当美因茨大主教阿达尔贝特问道,为了帝国和教会的荣誉,腓特烈是否愿意保证这样自由选举的原则永远不变时,他拒绝了。这使得其他贵族们对他产生了反感的态度。奥托在《契约》一书中解释道,阿达尔贝特的领土诉求与莱茵河中游斯陶芬家族的领地发生了冲突,但是他更没有忘记“他曾在腓特烈公爵手中遭遇的挫折”,他的行为“更多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是为了多数人共同的利益”。到了最后巴伐利亚公爵黑色的亨利投出了决定性的一票,他支持洛塔尔,于是他便在8月30日被宣威了皇帝。亨利抛弃了他的女婿腓特烈公爵,因为洛塔尔答应将他唯一的女儿和继承人,10岁的格特鲁德嫁给腓特烈公爵的小舅子骄傲者亨利,他在1125年年仅17岁。【译者注,你说这么麻烦干什么,就说骄傲者亨利是黑色的亨利的儿子就好了……】鉴于黑色的亨利的妻子乌尔夫希尔德继承了萨克森州的吕讷堡,这桩婚姻将为韦尔夫家族提供一个扩大其领地和财产的机会。9月1日或2日,腓特烈公爵拒绝向洛塔尔交付200马克的赠礼,但他确实也向新国王致敬了。

弗赖辛的奥托在编年史中称洛塔尔“羞辱”了腓特烈和他的兄弟康拉德,他们“因父辈的罪孽和过失而受惩罚”,事实上这便是指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对教会的敌对态度。亨利五世临终前将萨利安家族的所有私产都赠与了腓特烈,便直接导致了这样的冲突。如何区分萨利安家族的私产以及王室领地是个很困难的问题——就像今天我们很难区分伊丽莎白二世作为国家元首的财产,以及她作为伊丽莎白·温莎所持有的个人财产一样。为了回应洛塔尔的要求,诸侯们于1125年11月在雷根斯堡商定,被没收或充为王室财产的土地不是统治者家族的私产,而是属于王室财产。【译者注:这段我大概再解释一下,就是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的萨利安家族有自己的家族领地,但是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德意志国王,他们所持有的还有一部分财产和领地是归在国王名下的,也就是说腓特烈继承了他们作为萨利安家族的财产,但是作为国王名下的领地和财产理应要传给下一个被选举的国王,这也是苏普林堡的洛塔尔与腓特烈公爵之间的冲突所在了。】圣诞节在斯特拉斯堡的法庭裁定没收腓特烈公爵在亨利五世死后继承的许多城堡和其他他们认为属于帝国的财产,这一结果导致了一场长达10年的内战。

双方都想控制施佩尔的萨利安家族墓园,使自己的宣称权更加合法化。1128年春,斯陶芬兄弟腓特烈和康拉德夺取了这座城市,驱逐了主教并在此驻军,正如奥托所言,“当地居民接受他们,因为他们对埋葬在那里的皇帝的忠诚使得他们对这两位同宗同源的后裔也表示尊敬。”1128年8月至11月,洛塔尔在大主教阿达尔贝特的帮助下围攻施派尔,在许多当地有名望的乡绅向他宣誓效忠并提供人质之后,他解除了包围,但这些乡绅们违背了誓言。于是洛塔尔于1129年7月15日再次对施派尔进行围攻,并召集他的女婿骄傲者亨利一起,后者率领600多名骑士在莱茵河对岸扎营。腓特烈在一个夜晚试图进行袭击,但被击退了。亨利追击他的内兄弟一直追到斯图加特以北的马克格勒宁根(Markgröningen),在从施派尔途径斯陶夫(Stauf)至乌尔姆的路上俘获了大量战利品和马匹。腓特烈派他的妻子朱迪丝前往施派尔,在围攻时安抚城内的居民。饥饿的市民们于12月28日投降,而洛塔尔不仅释放了朱迪丝,还赠予了与她地位相称的礼物。国王将斯陶芬家族逐出了阿尔萨斯,并于1131年左右在上、下阿尔萨斯和施派尔一带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域。我们很想知道,1129年12月年仅7岁的巴巴罗萨是否与他的母亲一同在施派尔见证了他舅舅的围攻,而这一经历是否可以解释为什么腓特烈成为了维尔纳·赫贝格(Werner Hechberger)所说的,他亲属中“天生的调解人”(the born mediator)。

朱迪丝在离开施派尔后不久就去世了,几乎可以肯定这时候她的儿子还未满10岁。由于她被安葬在洛尔希而不是阿格诺郊外的圣瓦尔堡(后来腓特烈二世公爵被安葬在那里),因此在被逐出阿尔萨斯之后,斯陶芬一家很可能暂时居住在斯陶夫地区。出于政治上的巨大转变,公爵可能在1131年或1132年再婚,娶了他的老对手大主教阿达尔贝特的侄女,萨尔布吕肯的阿格妮丝(Agnes of Saarbrücken)为妻。洛塔尔在阿尔萨斯和施派尔周边地区建立的公国威胁到了萨尔布吕肯和斯陶芬的利益,同样在1131年建立的图林根公国也与美因茨大主教区在埃尔福特(Erfurt)周边的领土产生了冲突。弗赖辛的奥托记载,康拉德三世随后巩固了这一家族间的同盟,于1137年阿达尔贝特去世后在腓特烈二世公爵的敦促下,为阿格妮丝的兄弟大主教阿达尔贝特二世(r, 1138-1141)争取到了美因茨大主教的职务。腓特烈二世公爵在1147年临终前将阿格妮丝和她年幼的儿子康拉德交给巴巴罗萨看护。巴巴罗萨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宪章中提到过阿格妮丝,但是由于他也没有提及过自己的亲生母亲朱迪丝,我们无法从这一忽略中探究出他与继母的关系究竟如何。

1125年选举时康拉德曾前往圣地朝圣,直到1127年夏才返回国内。那年夏天,洛塔尔未能从斯陶芬家族手中夺取纽伦堡,并且后者还击退了骄傲者亨利对施瓦本的入侵。于是腓特烈公爵和斯陶芬家族麾下施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地区的追随者们于1127年12月18日在罗滕堡(Rothenburg)宣布康拉德为国王。没有任何记载表明有任何主教参与了这一活动,也没有迹象表明康拉德在德意志地区被加冕。圣诞节时,在维尔茨堡支持洛塔尔的主教们将斯陶芬兄弟施以绝罚。1128年春,康拉德越过阿尔卑斯山夺取了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女伯爵的领土,正如亨利五世在1116年做的那样。1128年6月29日,米兰大主教在米兰城外的蒙扎为康拉德加冕。康拉德在麾下军队损失殆尽后大约在1131年返回了德意志地区,但他取代了他的兄长成为家族的领袖。

选择康拉德而不是腓特烈二世公爵成为对立国王是很令人费解的事情。一些资料表示腓特烈失去了一只眼睛,但在1125年,没有任何当代的资料证明他在这时就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除非他之后不久便遭遇不幸,否则残疾并不应该被认为是他这两年失去家族领袖地位的原因。之所以选择康拉德,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腓特烈在美因茨已经向洛塔尔宣誓效忠,而康拉德当时并不在场,所以他成为对立国王并不能被指责为他违背了效忠的誓言;而且其他人对于这对兄弟的评价也很重要,他们认为腓特烈在1125年时表现得过于野心勃勃,而比他年轻的康拉德在性格上也许更适合从事这样的冒险活动。​​​​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22

12世纪30年代初,德意志地区的战事开始对斯陶芬家族不利。1134年10月,走投无路的腓特烈去了富尔达(Fulda)的宫廷,拜托他的女亲戚丽琴莎皇后出面向她的丈夫求情。(腓特烈和皇后都是康拉德二世的妻子吉塞拉皇后的后裔。)【译者注:我他妈翻了好久wiki才终于破案了这俩人到底有啥关系……康拉德二世的皇后施瓦本的吉塞拉(Gisela of Swabia)与第一任丈夫布鲁斯韦克伯爵布鲁诺一世(Bruno I, Count of Brunswick)的儿子是弗里西亚侯爵鲁道夫(Liudolf, Margrave of Frisia),鲁道夫的儿子是迈森侯爵埃格伯特一世(Egbert I, Margrave of Meissen),埃格伯特的女儿是布鲁斯韦克的格特鲁德(Gertrude of Brunswick),然后格特鲁德是诺特海姆的丽琴莎(Richenza of Northeim),也就是这位丽琴莎皇后的母亲。然后我们再来看腓特烈这边,这倒比较容易,因为康拉德二世-亨利三世-亨利四世是萨利安王族,然后亨利四世的女儿阿格妮丝是腓特烈公爵的老妈,完美。我只有一个问题,这他妈八竿子打不着的你们也好意思攀亲戚的嘛???】在她的劝说下,教廷赦免了被绝罚的公爵,然后腓特烈宣誓效忠于洛塔尔,并且寻求其他诸侯们的支持以期恢复他在宫廷中的地位。1135年3月18日,尽管不太情愿,腓特烈还是匍匐在洛塔尔的脚下向他宣誓。在其他诸侯们以及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St. Bernard of Clairvaux)的求情下,他重又恢复了地位。公爵答应加入洛塔尔的第二次意大利战争。康拉德也于1135年9月在图林根的米尔豪森(Mühlhausen)以类似的方式向洛塔尔屈服。弗赖辛的奥托对康拉德放弃宣称王位的做法评价为“他的兄弟已经恢复了理智。”兄弟俩麾下依然还有一些忠于萨利安家族的领主,但他们没能夺取他们的主要目标,即纽伦堡和施佩尔。

腓特烈二世公爵并没有跟随洛塔尔一同前往意大利,在班贝格的臣服后他也没有再出现在皇帝的宫廷里。与之相反的是,康拉德在意大利战争中作为洛塔尔的副官而声名显扬。三十年后博绍的赫尔墨德(Helmold of Bosau)甚至宣称康拉德成为了洛塔尔的挚友。洛塔尔于1137年12月4日在返回德意志的途中去世,他将皇室的印玺交给了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公爵骄傲者亨利,期望他的女婿能够继承皇位。但亨利的权势和傲慢使得很多诸侯并不支持他,还有教宗英诺森二世也持反对意见。帝国的皇位选举原定于1138年5月22日在美因茨举行,但3月7日一部分诸侯和教廷便在科布伦茨(Koblenz)选择了康拉德取代亨利。其他诸侯们,尤其是前任皇后丽琴莎统治下的萨克森贵族们也在5月22或23日在班贝格接受了康拉德成为他们的国王,尽管这并不符合选举章程。他们害怕不在场的骄傲者亨利权势过大,而且康拉德在洛塔尔的意大利战役中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康拉德取代他的兄长成为斯陶芬家族的领袖,也许还因为腓特烈是个文盲。【我寻思巴巴罗萨他爹也太惨了吧,就为了解释为什么康拉德当了国王而他没有,就又是瞎眼睛又是文盲的……】只有王位继承人或注定要投身教会事业的男孩才会被教导读写拉丁文,但如果只是普通的德意志地区领主是不需要学这些的。根据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记载,腓特烈和康拉德的儿子们都是有文化的,并且他们其中一人还和法兰西的路易七世说过,一个不识字的国王就像一头被加冕的驴子。不过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向教宗尤金三世宣称,新当选的腓特烈·巴巴罗萨“能非常流利的使用他自己的语言。”除了依靠翻译才能看懂他叔叔弗赖辛的奥托所著的历史学著作之外,巴巴罗萨的一生几乎都在依赖翻译。 1157年达塞尔的雷纳德(Rainald of Dassel)在贝桑松翻译(或错译)了教宗阿德里安四世写给腓特烈和其他大诸侯的信。在1177年6月25日,阿奎莱亚的都主教乌尔里希二世(Patriarch Ulrich II of Aquileia)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用德语为腓特烈翻译了教宗亚历山大三世的拉丁语布道。1162年“帝国在教廷的见证人”卡斯特拉努斯(Castellanus)在一份见证者名单中将自己列为“皇帝陛下的翻译”。不过巴巴罗萨在运用拉丁语口语方面还是比较熟练的,而且为了巩固其统治,他应该更加精益了。拉赫温很可能将爱因哈德的说法,即“查理曼大帝精通法兰克语和拉丁语,对于希腊语,他能够理解但未必能说得流利。”改编为了腓特烈·巴巴罗萨对拉丁语的掌握程度。与腓特烈几乎同时期的法尔肯施泰因伯爵西吉博托四世(Count Sigiboto IV of Falkenstein)提供的家族档案也许可以为我们了解巴巴罗萨对拉丁语的熟悉程度起到一些帮助。其中最不同寻常和个性化的条目是家族肖像上的题词,是写给伯爵年轻的孩子们的,还有西吉博托下令谋杀敌人的密信。这些措辞粗陋的拉丁语不仅表达了西吉博托自己的语言水平,很可能也从侧面揭示了腓特烈自己的语言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十多年中,西吉博托都是档案编纂的负责人。腓特烈很可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和西吉博托一样,他可能自学了如何进行书面交流和品鉴一些文字记录的价值。

除了他叔叔的编年史之外,据说腓特烈唯一曾要求提供的书籍就是一本弥撒书,还有一本单独被装订成册的选集包含了《福音》和《新约》,这些都是他请求泰根塞的修道院院长鲁伯特(Abbot Rupert of Tegernsee)抄写的,因为他听说这座本笃会修道院里有非常优秀的抄写员。在阿格诺的王宫里有一个图书馆,里面囊括了法律书籍、历史著作——比如弗赖辛的奥托所著的编年史以及《契约》一书的抄本,还有文艺作品,古典诗歌,比如亚里士多德还有古代医学权威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但这些藏书至少有一部分是由巴巴罗萨的儿子和继承人亨利六世收集的。我们不知道腓特烈在搜集书籍以及建造这座图书馆的过程中亲自参与了多少。

弗赖辛的奥托表示,他的侄子“按照惯例接受了军事方面的训练。”拉赫温还写道,“皇帝热爱战争,但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获得和平”,“他营帐里的预兆是火星而不是金星。”【译者注:火星代表战争,金星代表……爱情?】男孩们通常会在其他领主的宫廷里服务以掌握骑士应会的技能,熟悉骑士的礼节。 巴伐利亚和施瓦本地区的大贵族们委托腓特烈的叔公韦尔夫五世来教育他们的儿子们,埃诺伯爵鲍德温五世(Count Baldwin V of Hainaut)在1189年将他的儿子鲍德温六十送到了巴巴罗萨的儿子亨利六世那里,这样他的继承人就可以“学习德语和那里的宫廷礼仪与风俗”。腓特烈自己是1142年在他叔叔康拉德的宫廷里完成了骑士教育的。 他在那里与丹麦国王埃里克之子斯温成为了朋友,斯温与腓特烈同岁,并且腓特烈还在1152年的王位继承战争中拥立他为丹麦的斯温三世(King Sven III, r. 1152-1157)。我们不知道腓特烈最初的军事训练是在家里还是其他地方接受的,但看上去最合适的导师只有洛塔尔皇帝和他韦尔夫家族的舅舅们,而这恰恰是不可能的。

腓特烈的一生在战斗中都展现了自己的个人勇武。弗赖辛的奥托记载,在腓特烈加冕一个月后于1155年7月27日夺取斯波莱托(Spoleto)的战役中,“没有人比他更积极地投入战斗,没有任何普通骑士能够比他更快地拿起武器,就连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也不会比他更加勇敢地面对危险。”但这被认为是奥托在奉承他的侄子。1176年敌对的红衣主教博索在5月29日的莱尼亚诺(Legnano )战役中也记载了腓特烈的表现,后者当时已经54岁:“在第一次冲锋时,腓特烈的旗手便被敌人的长矛刺倒在地,尸体被马蹄践踏而过。皇帝本人全副武装出现在战场上,因为他闪闪发亮的铠甲而很受瞩目,受到了伦巴第人的猛烈攻击。他从马鞍上摔了下来,消失在了别人的视线中。”不过他的确曾是一个好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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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骑士风格的战斗密切相关的是其对应的休闲活动——狩猎。拉赫文写道:“只要参与狩猎,腓特烈在驯养和指挥马、猎犬、猎鹰和其他猛禽方面是首屈一指的。打猎时他自己持弓瞄准射箭,指哪儿打哪儿例无虚发。” 腓特烈统治初期在普法尔茨(Palatinate)的凯泽斯劳滕(Kaiserslautern)建造的宫殿旁有一个“像琥珀一样的池塘,里面养了各种鱼和野鸟,让人目不暇接而且也可以充当美味佳肴。它的旁边还有一个公园,为一大群鹿和野山羊提供了放牧的场地。”1167年,腓特烈将意大利西北部的安诺内城堡(castle of Annone)赠与了多尔斯塔特的阿诺德(Arnold of Dorstadt),作为报酬,他要求阿诺德每年给他提供“一只好猎鹰”。毫无疑问,腓特烈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就已经学会了娴熟的狩猎技巧以及养成了对狩猎的热爱,这也是当代贵族的典型特质。

他个人的虔诚在12世纪的德意志贵族中也是颇具代表性的。他从小就与普利孟特瑞会结下了不解之缘。拉赫温更是把腓特烈描绘成了一个虔诚的统治者,这就很有趣了,因为拉赫温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正是12世纪50年代末,当时腓特烈正与教宗闹得不可开交。拉赫温借用了圣希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 (Sidonius Apollinaris)对五世纪时西哥特国王的描述,指出腓特烈每天在黎明前要么独自一人,要么仅仅携带一个随从去教堂或由自己的牧师主持弥撒。事实上有一天黎明,腓特烈正准备离开洛迪的营地,在圣遗物前做每日的祈祷时,还有一个精神失常的人试图袭击他。拉赫温又在挖苦伦巴第人时补充道,皇帝的虔诚对意大利人来说,是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应该尊重和学习的典范。据拉赫温描述,腓特烈对宗教事业表现出了如此崇高的敬意,以至于他在唱诗班吟诵时都保持缄默,并且没有人敢在这种时候与他讨论世俗的政务。在祈祷和弥撒结束并亲吻福音书后,腓特烈每天早上剩下的时间都用于治理自己的领地。和查理曼大帝一样,腓特烈时常亲手向穷人布施,并且将自己的收入取十分之一捐赠给教堂和修道院。拉赫温特别指出腓特烈在修复蒙扎和洛迪地区的宫殿时表现了非同宣称的慷慨,“其他地方和城市甚至整个帝国都将沐浴在皇帝带来的辉煌荣光之中。”而阿塞伯·莫雷纳(Acerbo Morena)的叙述里也表示腓特烈敬畏上帝,而且乐善好施。

不过腓特烈捐赠给各个教堂的礼物都没能留存下来。据拉赫温说,腓特烈在1158年动身进行第二次意大利战役之前,在凯泽斯劳滕花了一些时间来处理他的个人事务。他“召见了宗教人士和一些圣徒”,在他们的建议下向许多不知名的小教堂都赠与了丰厚的礼物。 在班贝格、施派尔和日内瓦的大教堂都有他捐赠的礼器或金钱。例如1184年安葬他第二任妻子贝阿特丽丝的施派尔便收到了500£【这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原文就这么写的,总不能500英镑吧,草】,而韦尔夫家族在魏恩加滕的修道院也收到了一个圣杯和25马克。班贝格也收到了十几笔捐赠,虽然这些都没有记录在现存的宪章中,他们记载腓特烈“对教堂情有独钟”1152年在加冕后的几个月,巴巴罗萨就向施派尔捐赠了一座城堡,以便他父母和萨利安王室的祖先灵魂得到安息。1182年,他加入了奥格斯堡的本笃会修道院圣乌尔里希和圣阿夫拉修道院(the Benedictine abbey of St. Ulrich and Afra)的祈祷会。1187年4月6日,腓特烈和他的三个儿子都参加了新的修道院教堂的献礼仪式,皇帝和三位主教将圣乌尔里希的遗物转移到新的安息地。在这个仪式上,他将三个农庄赠与了修道院的修士们,但作为回报,他们要在圣诞节的三天以及未来腓特烈去世的周年纪念日里守夜、弥撒和祈祷来纪念他。修士们同样也得纪念他已故妻子的忌日。皇帝在写给医院骑士团的宪章中指出,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1147-1149年),他在耶路撒冷亲眼目睹了他们为穷人、陌生人、朝圣者还有病人所作的慈善工作。而腓特烈本人确实也在阿格诺、凯泽斯劳滕,阿尔滕堡(Altenburg)、还有罗腾堡(Rothenburg)以北,美因河至多瑙河沿路的莱查兹罗特(Reichardsroth)建立了医院。1173年贝阿特丽丝也在勃艮第为患病的妇女们建造并捐赠了一座医院。1176年,腓特烈以300£的价格购买了一些财产捐赠给医院骑士团在伦巴第的驻地,以求他自己和其祖先、妻子和儿子的灵魂得到宽慰。

从他对这些医院的赞助可以看出,腓特烈对12世纪新的宗教潮流接受度很高。这大概要归功于他的父母,他从出生起便和普利孟特瑞会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他还参加了两次十字军东征。 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of Bingen)在1152年腓特烈加冕后,曾劝诫腓特烈要公证地统治,不要惑于一些邪恶顾问的意见。她至少曾给他寄了三封信,不过都无法确定具体的日期。腓特烈在给希尔德加德的回信中邀请她前往他在英格尔海姆(Ingelheim)的宫廷作客,并且表示她所预言的事情都已成真,他将谨慎处理那些她提醒要注意的事情。 尽管在教会分裂时期希尔德加德是腓特烈的反对者,但她还是在1163年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份对宾根附近圣鲁伯特山的保护宪章。

除此之外,受人尊敬的布里克森主教哈特曼(Bishop Hartmann of Brixen, r. 1140-1164),“在当时德意志地区主教中因其圣洁和简朴的生活而闻名”,是腓特烈“信赖的顾问和知己,并为其不朽的灵魂祈福。”拉赫温在当时作为弗赖辛的奥托的秘书,与这位主教共事过,而且在1158年皇帝于凯泽斯劳滕召集的“宗教人士和圣徒”中特意将他的名字列了出来。腓特烈“恭敬地将自己所有的私人事务都对这位虔诚的主教倾诉,并且听取他的建议,从而成为了一个最虔诚的基督教君王,以便在上战场之前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升华,在向士兵发出军事指令之前,先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箴言。”

哈特曼在1200年左右写于布里克森的日记中流露出他希望能够被封圣的愿望,他与腓特烈的关系也有类似的描述。根据他的记载,尽管腓特烈在其他方面有所欠缺,但他习惯于尊敬神职人员和教士们,即便是在神父们做完弥撒之后去亲吻他们的脚以示谦卑,他也丝毫不觉得难堪。最重要的是,腓特烈对哈特曼非常敬重,他免去了主教的一切赋税还有应尽的封建义务,在所有的事务上都对他信赖有加。皇帝谦卑地向他精神上的圣父忏悔自己的罪过,并寻求他的代祷。

哈特曼作为萨尔茨堡修道院的院长,推行了严格的圣奥古斯丁法则(Augustinian Rule),在他当选主教之后,推动了其在巴伐利亚地区的推广。在德意志地区,教廷的支持者在教会分裂时期反对腓特烈的教会政策,但至少有两个教会家族,即克洛斯特新堡(Klosterneuburg)和塞考(Seckau)在祈祷的过程中仍然会记得腓特烈。 尽管哈特曼拒绝参加腓特烈在1160年2月拥立对立教宗维克托四世的帕维亚会议。但在腓特烈被教廷绝罚之后,哈特曼仍然与他保持着联系,根据他的日记,他为皇帝献上了一个可以移动的祭坛;而且在1163年他见证了腓特烈为修女希尔德加德·冯·宾根颁布的保护宪章。1164年春,腓特烈甚至指派哈特曼去解决他巴本堡的叔父们——即帕绍主教康拉德与奥地利公爵亨利(Duke Henry Jasomirgott of Austria)之间的纠纷。腓特烈与12世纪德国教会精神进步的两个核心人物——卡彭堡的奥托以及布里克森的哈特曼都有密切关系。腓特烈对新的修会派别的兴趣可能是自他童年时养成的,这些新的修会比起传统的本笃会要更强调抚养和照顾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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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爵之子(The Son of the Duke)

弗赖辛的奥托在《契约》一书称赞腓特烈的功绩,在1146年他与扎林根的康拉德公爵争斗时这样描述道:“他在年轻时就完成了这样艰辛的工作,令许多人都惊奇不已,以至于我们可以用福音书中的话来评价他:‘这是个多么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主教对第二次十字军的惨败保持缄默,但他的沉默无法“掩饰我们腓特烈皇帝的好运气,从年轻时他便从来不知困境为何物。”因为1147年9月8日,他与他的舅舅韦尔夫六世在君士坦丁堡外的Choirobacchoi【这是哪里啊没查到】扎营,他们没有和大部队一起,而是把营帐建在了山坡上,结果一场洪水把其他德意志军队的营地都摧毁了,只有他们幸免于难。奥托还解释道,诸侯们在考虑“他侄子从青少年时便展现出的勇气之后最终选择了他。”还有,在1158年11月腓特烈在隆卡利亚(Roncaglia)颁布演说后,与会众人都“惊奇和赞叹不已”。拉赫温描述道:“这位并不是学者出身的青年人在演说中展现了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智慧和口才。”这时,腓特烈还差一个月才满36岁。

然而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在他的文章中认为,青年(juventus)是12世纪法国西北部年轻贵族特有的一个阶段。Juvenes指的是那些已经不再是正在接受军事训练的少年人,而是真正的骑士。 这个阶段从十几岁时开始,大约要一直延续到男人结婚成家立业,甚至成为父亲。由于自己手中并没有什么资源,而且对父权十分叛逆,这些未来的王公们和同伴们四处闲逛,过着十分混乱的生活。英国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的儿子们屡次造反很可能便是一种极端的体现,不过当时父子之间的关系往往都挺紧张,因为腓特烈二世公爵和他的儿子差了30至32岁。

与杜比说法一致的是,奥托也强调了巴巴罗萨在父亲去世前便已经被册封为骑士。“现在备受尊敬的腓特烈公爵的儿子腓特烈已经长大成人,系上了荣誉的绶带,他注定要成为其尊贵的父亲的继承人。除此之外他还继承了其父的美德,并按照惯例接受了军事训练,在他父亲还在世并统治领地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为献身军队的事业做准备。”然而和金雀花家族不一样,《契约》一书中记载巴巴罗萨与父亲唯一公开的矛盾发生在1146至1147年的冬天。巴巴罗萨违背了父亲的意愿,跟随康拉德一起加入了第二次十字军。但腓特烈公爵将巴巴罗萨的叛逆行为归咎于他的兄弟康拉德,而并不全然责怪巴巴罗萨。巴巴罗萨作为腓特烈公爵之子,在1138年4月(这也是他第一次出现在文献记载之中)至1145年5月间,陪同其父见证了十次王室宪章。巴巴罗萨尽职尽责地陪同他的父亲访问康拉德的宫廷,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有权势的大诸侯所需要的政治知识和人脉。腓特烈公爵在临终前将巴巴罗萨同父异母的弟弟康拉德托付给他,而巴巴罗萨也为他提供了类似的指导。

康拉德在1138年当选后决定剥夺骄傲者亨利的巴伐利亚公国和萨克森公国,这使得斯陶芬和韦尔夫家族之间的矛盾再度爆发。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简简单单是两个家族间的矛盾,相反,这两个家族里的每个成员都有其不同的领土诉求,除了亲兄弟之外,他们所支持的亲属都不相同。于是巴巴罗萨可能对康拉德以牺牲自己父亲腓特烈公爵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攫取利益感到不满,他支持他的舅舅韦尔夫六世反对康拉德。正如托比亚斯·威勒(Tobias Weller)所言,康拉德三世比巴巴罗萨的父亲腓特烈公爵更像一个权力的掌控者,他很可能将腓特烈看作一个“狡猾的家伙,一个不值得信赖的盟友。”

尽管骄傲者亨利向康拉德屈服,交出了皇室的徽章,但是诸侯们还是在1138年7月中旬在维尔茨堡剥夺了他的萨克森公国。康拉德在没有征求萨克森诸侯们意见的情况下便将其封给了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the Bear),他和他的堂兄弟骄傲者亨利一样,都是萨克森公爵马格努斯(Duke Magnus of Saxony)的孙子,因此也有继承公国的权利。这便导致了萨克森公国的内战,亨利在内战中逐渐取得了优势。然而就在双方僵持谈判的时候,亨利却突然于1139年10月20日去世。阿尔布雷希特坚持自己对萨克森公国的宣称,但丽琴莎皇后(死于1141年6月10日)和她的女儿格特鲁德却坚持认为公国应该属于格特鲁德与骄傲者亨利的儿子,狮子亨利(Henry the Lion),尽管后者在1139年时才至多只有6岁。

与此同时,康拉德还在1138年圣诞节戈斯拉尔(Goslar)的宫廷会议上剥夺了骄傲者亨利的巴伐利亚公国,并在1139年3月或4月将该公国授予他同母异父的弟弟利奥波德四世,后者刚刚在1136年接替他的父亲成为了奥地利侯爵。利奥波德于1141年10月18日去世,使得这一争端暂时得到和解。1142年5月,阿尔布雷希特在法兰克福正式宣布放弃其对萨克森公国的宣称,并与对手和解。格特鲁德后来又嫁给了康拉德同母异父的弟弟亨利(Henry Jasomirgott)【译者注,以后我就把他叫奥地利的亨利二世好吧,Jasomirgott我实在是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简短的中文词来当做绰号】,后者继承了利奥波德的奥地利侯爵之位。狮子亨利听从母亲的劝告放弃了他对巴伐利亚公国的宣称,于是康拉德大约在1143年1月将巴伐利亚公国授予奥地利的亨利二世。4月18日格特鲁德死于难产,这使得巴本堡家族失去了在巴伐利亚公国的统治基础。

奥托只字未提巴巴罗萨在12世纪40年代初的活动,毕竟当时他才十几岁,但他大概也是在和他的父亲一起对抗韦尔夫家族的。然而根据《科隆皇家编年史(Cologne Royal Chronicle)》的记载,在1142年狮子亨利放弃了其对巴伐利亚的权利后,腓特烈加入了韦尔夫六世的阵营,然后韦尔夫六世夺取了这一公国。韦尔夫在1143年入侵了巴伐利亚西南部,并且在返回施瓦本之前对这里进行了大四劫掠。愤怒的亨利也集结了一支军队,掠夺了巴伐利亚的许多教堂,甚至破坏了奥托所在的弗赖辛,只因为据说其中有一些居民是韦尔夫六世的支持者。 韦尔夫六世着手进行报复,但听闻康拉德即将赶来便只能作罢。国王和他同母异父的兄弟一起围攻了支持韦尔夫的达豪伯爵康拉德二世(Count Conrad II of Dachau),他们在破坏周围的城镇之后,于1143年5月将慕尼黑西北部的达豪付之一炬。

由于巴巴罗萨对韦尔夫六世的支持似乎与后来的家族王朝观念相违背,更不符合现代人对国王以及国家的忠诚概念,于是德意志学者们长期以来都将巴巴罗萨在这一事件中的行为归因为年少轻狂,或者说他是出于康拉德对韦尔夫家族的不公正对待,以及对巴本堡家族的偏爱而打抱不平,甚至完全否认了《科隆皇家编年史》中记载的真实性。然而如果人们不把巴巴罗萨看作一个斯陶芬家族的成员,也不把他看作是未来的国王,而仅仅是一个德意志地区的诸侯,或许便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支持他的舅舅韦尔夫六世。他认为国王将巴伐利亚授予奥地利的亨利二世侵犯了韦尔夫六世作为近亲属的继承权。(因为兄终弟及这种做法是有争议的。)除此之外,巴巴罗萨与韦尔夫六世之间的关系要比与亨利更加亲近,毕竟后者只是他父亲腓特烈二世公爵同母异父的兄弟。最后,舅舅与外甥之间往往存在着密切的情感联系——《罗兰之歌》中查理曼大帝对罗兰的爱便是12世纪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代表——因为舅舅与外甥之间的年龄差很可能会比叔父与侄子之间更小,因此很容易成为后者学习的榜样,而且如果舅舅成为外甥的监护人,他也无法从外甥的死亡中获利。【译者废话一句,大概是因为中世纪的婚姻女性通常比男性要小很多,所以舅舅和外甥的代沟更小也是可以理解的吧……而且中世纪说到底是个父系继承的体系,如果舅舅作为外甥的监护人那的确是出于亲属间无私的爱而并非利益上有所图了,所以叔侄关系往往比较差(。】 韦尔夫之比巴巴罗萨年长6至7岁,而康拉德三世比他大了29岁。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巴巴罗萨对韦尔夫的亲近之意由他们共同驻军扎营便可见一斑。​​​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25

有一些文献证明,巴巴罗萨与他父亲还有康拉德三世的关系在12世纪40年代中期很紧张。康拉德在1144年指控普利孟特瑞会意图重建明斯特德利森(Münsterdreisen)时,还警告他的侄子不要再插手托斯卡纳的贝阿特丽丝女侯爵(Margravine Beatrice of Tuscany)还有其女玛蒂尔达将财产捐赠给修道院一事。

在1145年5月至1147年1月4日期间,巴巴罗萨都没有再成为康拉德三世任何宪章的见证人,直到他父亲去世为止。鉴于腓特烈二世公爵直到1146年8月还时常成为康拉德的顾问,所以巴巴罗萨似乎有一年半的时间都没有在康拉德三世的宫廷里露面。

奥托记载了两个令人将信将疑的故事,他在其中暗示他的读者其实应该已经知道了巴巴罗萨在12世纪40年代中期的行为惹恼了他的长辈,特别是康拉德, 所以他不能完全将此事揭过不提。巴巴罗萨在晋封为正式的骑士之后,“谴责了一个名叫沃尔夫拉茨豪森的亨利(Henry of Wolfratshausen)的敌人。”,奥托记载道,“随后他又率领大军入侵巴伐利亚。”1146年,巴伐利亚的贵族们在慕尼黑以南的沃尔夫拉茨豪森集结,仿佛要准备一场比武大会似的,随后巴巴罗萨向他们发起进攻。经过长时间的激烈战斗,巴伐利亚人退回了城堡里,但达豪伯爵康拉德二世(Conrad II of Dachau)被巴巴罗萨俘虏了。年轻的巴巴罗萨带着他的俘虏胜利凯旋。许多人建议他借机勒索一大笔赎金,但出于他与生俱来的贵族荣誉,巴巴罗萨释放了英勇作战的康拉德。奥托还补充道后来这位康拉德还成为了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公爵。(1152年6月或7月,在腓特烈当选国王后的几个月内他首次被冠以这样的头衔,他在1158年腓特烈的第二次意大利战争期间去世于贝加莫(Bergamo)。)奥托没有解释为什么巴巴罗萨与沃尔夫拉茨豪森的亨利之间有私人恩怨,主教很快就把叙述的重点从他侄子与亨利的恩怨转移到了巴巴罗萨是多么宽宏大量上。他没有说的是,沃尔夫拉茨豪森伯爵亨利二世是康拉德三世的王后苏尔茨巴赫的格特鲁德(Gertrude of Sulzbach)的堂弟(亨利的父亲是王后的舅舅),如果按照泰根塞(Tegernsee)地区的传说来看,巴巴罗萨在加冕之后对亨利的厌恶依然延续着。

奥托记载的另一件事是关于巴巴罗萨与斯陶芬家族的宿敌——扎林根公爵康拉德(Duke Conrad of Zähringen)之间的恩怨。在攻击沃尔夫拉茨豪森的亨利之后,巴巴罗萨还向康拉德宣战,于1146年攻占了苏黎世并在此驻军。 随后在一些巴伐利亚贵族——可能是达豪的康拉德,与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五世?的陪同下,巴巴罗萨一路进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一直打到了扎林根的城堡。之后不久,他攻下了一座向来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城堡,大概是附近的弗莱堡(Freiburg im Breisgau)。扎林根的康拉德被迫向腓特烈二世公爵和康拉德三世求和,但奥托并没有说明双方的恩怨最后究竟是如何解决的。比如,也许扎林根的康拉德为了夺回苏黎世,被迫向巴巴罗萨做出了某些让步?亦或者,康拉德三世向他的侄子施加压力,让他无偿将城堡归还给了扎林根的康拉德,使得第二次十字军的准备工作可以继续进行;换而言之,巴巴罗萨真的取得了胜利吗?我认为国王很可能安排了巴巴罗萨与福堡的阿德拉结婚,使得他惹出麻烦的侄子与扎林根的康拉德,还有王后的亲戚之间维持了和平的关系,而奥托在《契约》一书中直接将这桩婚事忽略不提。

直到1147年3月2日,巴巴罗萨仍然被称为“小公爵”,当月晚些时候他又成为了三次宪章的见证人。当他父亲去世后,他在4月4或6日继位为腓特烈三世公爵。

史料里完全没有提及巴巴罗萨如何满足自己的sexual desires(【译者注:我觉得直接打出来会被和谐……】,虽然很难相信一个精力旺盛的骑士在婚前能始终保持贞洁。与英国的亨利一世、亨利二世、狮子亨利还有他自己的孙子腓特烈二世皇帝都不同,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巴巴罗萨有婚前sex affairs或者婚外情,他也没有任何非婚生子女。腓特烈直到30岁才结婚,在此之前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解决的自己的sex desires的,所以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就显得令人惊讶了。然而有一些间接证据认为,腓特烈在与教宗亚历山大三世与米兰长达二十多年的谈判拉锯中,所雇佣的一位加尔都西会修道士Dietrich of Silve-Bénite很可能是他的儿子。这样严格的修士组织里的成员担任这样的职务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但如果他是皇帝的儿子,那么久另当别论了。腓特烈第一次派遣迪特里希去执行外交任务是在1167/1168年,如果他是腓特烈的儿子,那么最迟大约出生于12世纪40年代中期。

1144年12月埃德萨被穆斯林攻陷的消息引发了1147年开始的第二次十字军。1146年10月,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来到帝国境内,试图争取康拉德三世对他的支持,并阻止一个叛教修士拉多尔夫(Radulf)的非法传教行为,其在莱茵兰地区煽动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圣伯纳德在康斯坦茨教区(即施瓦本公国)布道时,大约在12月12日左右康斯坦茨的会议上赢得了韦尔夫六世的支持。由于韦尔夫的兄弟康拉德是个熙笃会教徒,所以伯纳德可能更倾向于得到韦尔夫六世的支持。很快康拉德三世便得知了这一消息,他当时正在施派尔庆祝圣诞节。在12月27日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伯纳德劝说康拉德也加入十字军,毕竟后者曾经便前往过圣地朝圣,而且在几个星期内对是否加入表示举棋不定,正在构思自己的计划。第二天在大教堂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布道仪式之后,圣伯纳德为康拉德授予了十字架,而其他诸侯们尤其是巴巴罗萨也纷纷效仿他的做法宣布加入十字军。

作为十字军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康拉德于1147年3月在法兰克福主持了对他10岁的儿子亨利的选举仪式,后者在3月30号在亚琛加冕为国王(尽管他从未真的继承了王位。)在这一场合,狮子亨利要求归还他的巴伐利亚公国,他声称,从他父亲骄傲者亨利手中剥夺巴伐利亚公国是不公正的,但康拉德劝说狮子亨利等十字军结束回国后再讨论此事。

在帝国的大军于5月底离开雷根斯堡前往圣地之前,巴巴罗萨作为第一个见证人见证了韦尔夫六世将两座农庄捐赠给奥格斯堡以南的本笃会修道院韦索布伦修道院。(Benedictines of Wessobrunn)。其他五位被提及的见证人是:苏黎世西北部的伦茨堡伯爵乌尔里希四世(Count Ulrich IV of Lenzburg),苏黎世北部的巴登伯爵维尔纳(Count Werner of Baden),班贝格附近的Giech伯爵波波(Count Poppo of Giech),康茨坦茨湖北部的普伦多夫伯爵鲁道夫(Count Rudolf of Pfullendorf),还有施瓦贝格的阿德尔戈兹(Adelgoz of Schwabeck)。波波在十字军过程中去世,但巴巴罗萨让他的兄弟,安德希斯的贝特霍尔德三世(Berthold III of Andechs)成为了伊斯特利亚侯爵(Margrave of Istria)。其他四位在1152年后都成为了巴巴罗萨最忠诚的支持者。根据阿塞伯·莫雷纳(Acerbo Morena)的说法,鲁道夫属于巴巴罗萨非常亲近的顾问之一,而斯陶芬家族后来也继承了这四家人的领地。他们会不会也参与了巴巴罗萨早期的冒险行为?除了波波之外,他们统治的领地位置使他们天然便是巴巴罗萨攻打扎林根的康拉德时的盟友,而且他们可能也加入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巴巴罗萨和韦尔夫六世所率领的联军。腓特烈年轻时所结识的这些伙伴后来都是他毕生的挚友。

巴巴罗萨与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五世(Otto V of Wittelsbach, 死于1183年)——巴伐利亚行宫伯爵(count-palatine of Bavaria)的友谊同样可以追溯到12世纪40年代。弗赖辛的奥托记载,这位伯爵的父亲奥托三世作为弗赖辛教区的保护者对教会施以剥削,而奥托五世在做弥撒时冒犯了弗赖辛的奥托,于是康拉德在1151年6月惩戒了奥托三世并且包围了位于多瑙河上游凯尔海姆(Kelheim)的维特尔斯巴赫城堡,逼迫巴伐利亚行宫伯爵交出一个儿子作为人质。然而之后奥托五世成为了巴巴罗萨最信任的副官,并在1180年成为巴伐利亚公爵。鉴于巴巴罗萨的外祖母乌尔夫希尔德与奥托五世有亲戚关系,所以这大概能解释为什么巴巴罗萨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关系比起康拉德三世和弗赖辛的奥托与他们的关系更好。【译者又来扒家谱了,这位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第一位巴伐利亚公爵奥托的母亲是佩滕多夫-伦根费尔德的艾丽卡(Heilika of Pettendorf-Lengenfeld),她的母亲是施瓦本的艾丽卡(Heilika of Swabia),也就是说这位奥托的外婆是巴巴罗萨的父亲腓特烈二世公爵的姐妹,那么问题来了,这不是和康拉德的关系与巴巴罗萨一样近吗……这又和巴巴罗萨的外婆乌尔夫希尔德有什么关系?然后我破案了,乌尔夫希尔德的母亲是匈牙利的索菲娅,这位奥托的祖父沙伊埃尔恩的艾克哈德一世(Eckhard I, Count of Scheyern)娶了一个女士,是匈牙利的索菲娅与第一任丈夫卡尼鄂拉侯爵乌尔里希一世(Ulric I, Margrave of Carniola)的女儿,四舍五入,这位奥托的祖母和巴巴罗萨的外祖母就是同母异父的姐妹啊!(我特么真是草了)】。

只有已经病重垂死的腓特烈二世公爵反对他的儿子前往圣地。根据弗赖辛的奥托的说法,公爵对于他的弟弟竟然让“他最尊贵的第一任妻子所生的长子;他所有领地与财产的未来继承人”还有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小儿子[即未来的莱茵行宫伯爵康拉德] 都参加十字军感到愤怒。圣伯纳德去看望了公爵,“为他祈福,为他祷告”,但公爵无法忍受这样巨大的悲痛,没过几天便去世了。公爵对此的愤怒已经闹到路人皆知的程度,而且足以让奥托记述进他赞美腓特烈事迹的史料之中。不过巴巴罗萨刚刚继任父亲的爵位才仅仅七周,而且还没有继承人,这样贸然加入十字军的确并不明智。

或许是为了安抚他父亲的愤怒,巴巴罗萨结婚了。​​​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26

Adela of Vohburg 福堡的阿德拉

一些编年史记载,1153年3月4日,也就是巴巴罗萨当选国王的一年后,在康斯坦茨的大教堂里,两位教廷的特使和康斯坦茨大主教赫尔曼宣布他与福堡的阿德拉的婚姻无效。当代没有资料提到他们在何时何地因为何种原因成婚。 弗赖辛的奥托无疑应该知道一些内幕,但他的态度也十分谨慎。他只在后来解释为什么巴巴罗萨在1153年9月派使者去君士坦丁堡时才唯一一次提到了阿德拉:“现在国王因为不久前被教廷宣称近亲结婚为由与妻子分居,正在考虑另一桩婚事。”1154年4月11日,巴巴罗萨确认向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教区的一座熙笃会修道院捐赠各种财产。他在这件事中顺带提到了一下他的前妻(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在自己的宪章中提到她)和她的兄弟贝特霍尔德(在宪章中只提了贝特霍尔德这个名字)同意捐赠一片牧场。很显然,巴巴罗萨和阿德拉的婚姻还有离婚是个很敏感的话题,弗赖辛的奥托和大法官都认为对她避而不谈是个明智的行为。鉴于巴巴罗萨在婚后立刻加入了为期两年的第二次十字军,而且在加冕为国王后不久就提出了离婚诉讼,所以他们作为夫妻最多共同生活了三年。

阿德拉其实与巴巴罗萨的社会地位相称。她的外祖母柳特嘉德是扎林根公爵贝特霍尔德一世(Duke Berthold I of Zähringen)的女儿,她的母亲阿德莱德(于1127年去世)是皮亚斯特家族的波兰公爵弗拉迪斯拉夫一世(Wladyslaw I of Poland)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之女朱迪丝的女儿。阿德拉的父亲福堡侯爵迪博尔德三世(Margrave Diepold III of Vohburg),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帝国政坛的重要人物。他和康拉德的岳父苏尔茨巴赫的贝伦加尔一世(Berengar I of Sulzbach)一同曾于1104-1105年在巴伐利亚地区煽动亨利五世对他的父亲进行叛乱,不过后来贝伦加尔的影响力要高于迪博尔德。 在亨利五世保存至今的约130份宪章中,贝伦加尔见证了其中的33份,而迪博尔德只出席了14次,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其中有12次是他与贝伦加尔一同出席的。在洛塔尔当选后,迪博尔德起初选择支持斯陶芬兄弟,但在1128年他又与国王冰释前嫌,并娶了丽琴莎皇后的堂表姐妹为第二任妻子。与此同时,他的儿子迪博尔德四世(去世于1136年之前)与巴巴罗萨的姨母玛蒂尔达(她后来又改嫁了苏尔茨巴赫的格哈德二世(Gbhard II of Sulzbach))结婚。在于1146年4月8日去世之前,迪博尔德三世见证了康拉德三世的九份宪章,因此阿德拉成为巴巴罗萨的妻子完全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

不过,选择阿德拉成为巴巴罗萨的妻子还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正义。福堡位于巴伐利亚的诺德马克(Nordmark)地区,是多瑙河以北与波西米亚交界的地方,在这里还有另一个有权有势的大贵族,就是苏尔茨巴赫家族。阿德拉同父异母的弟弟贝特霍尔德二世,还有她的侄子迪博尔德五世并没有继承迪博尔德三世作为福堡侯爵的爵位,相反是康拉德三世的内兄弟苏尔茨巴赫的格哈德二世伯爵(Count Gebhard II of Sulzbach)继承了。一些学者指出,康拉德因为迪博尔德三世与皮亚斯特家族的亲戚关系而反对康拉德在波兰的政策感到很不满,因此康拉德通过没收诺德马克来惩罚了福堡家族。不过一旦福堡家族的权势被剥夺了,那么就解释不通为什么巴巴罗萨还会娶这么一个无名无权家族的女人了,尤尔根·邓多佛尔(Jürgen Dendorfer,现代中世纪史学家)认为很可能格哈德只是作为未成年的迪博尔德的暂时监护人,后者成为了他的继子。无论如何,最迟在1154年,贝特霍尔德已经恢复了他父亲的地位。

更令人费解的是,在14世纪熙笃会的瓦尔德萨森修道院(Ciestercian monastery of Waldsassen)提供的编年史中称,腓特烈从阿德拉的嫁妆中得到了埃格兰德(Egerland)地区,这是一片森林密布的地区,位于今天捷克共和国的切布(Cheb)附近。(瓦尔德萨森的意思是森林的居民,位于切布的西南面,在现在靠德国一侧的边境)。鉴于“小公爵”巴巴罗萨是1147年3月2日康拉德将瓦尔德萨森授予“杰出的迪博尔德侯爵”的唯一重要见证人,所以很可能巴巴罗萨便是在此时娶了阿德拉。问题是埃格兰德最迟在1154年已经归施瓦本的腓特烈四世公爵统治,而巴巴罗萨是直到1167年康拉德之子去世后才获得了这一地区。因此,后来瓦尔德萨森修道院提供的编年史很可能是错误的,康拉德宣称埃格兰德是他的领地。但这一解释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国王会对迪博尔德的继承权表现得如此刻薄,而巴巴罗萨又为什么会在这种情况下与阿德拉结婚。如果埃格兰德事实上是阿德拉的嫁妆,那么巴巴罗萨完全可以用这块领地与康拉德进行交易,从而达到他继续向东部的纽伦堡和班贝格扩张的目的,也可以换取离巴巴罗萨更近的斯陶芬家族领地,甚至巴巴罗萨可以干脆不顾父亲的反对将埃格兰德地区出售,为他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筹募资金。如果他做了后一种选择,那么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腓特烈二世公爵对他的兄弟教唆自己的儿子参加十字军而感到如此愤怒。无论如何,巴巴罗萨很可能在阿德拉的嫁妆中获得了迪博尔德的一部分财产,即斯陶芬的施瓦本公国辖下的乌尔姆以北的布伦茨河畔京根(Giengen an der Brenz)地区。

还有另一个看待这一事件的角度。由于迪博尔德三世是1146年巴巴罗萨攻击的扎林根的康拉德的表弟,而且迪博尔德与康拉德的王后苏尔茨巴赫的格特鲁德是近亲,腓特烈与他们有矛盾。康拉德三世安排他麻烦的侄子与阿德拉结婚可能出于这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之前维持王国内部的和平,二是在巴巴罗萨与亨利六世【就是康拉德自己的儿子】的母系亲属之间建立一些血缘关系。事实上联姻是康拉德(或者任何当代的统治者)最常用也是最好用的工具之一。康拉德即位后不久,巴巴罗萨唯一的姐姐贝莎/朱迪丝(去世于1194/1195年)便和上洛林公爵马蒂亚斯(Duke Matthias of Upper Lorraine, r. 1139-1176)结婚。这段婚姻不仅仅使得斯陶芬家族在阿尔萨斯地区的领地与洛林接壤,而且马蒂亚斯的父亲西蒙一世公爵(Duke Simon I, r.1115/16-1139)是洛塔尔同母异父的兄弟。萨克森的皇帝在1131年将他忠实的追随者路易立为图林根公爵。【我竟然已经可以帮原作者捉虫了我也太强了吧……原文:The Saxon emperor in 1131 had made his loyal adherent, Count Louis the Leaper, the landgrave of Thuringia.,但我查了下这显然不可能,Louis the Leaper1123年就死了,在1131年被授予图林根公爵的是他儿子图林根的路易一世……】1150年左右,他的儿子路易二世成为巴巴罗萨同父异母的妹妹尤塔/克拉丽丝娅(Jutta/Claricia)的丈夫。这两段婚姻将曾经敌对的两个王朝与斯陶芬家族联系在了一起。由于康拉德没有其他适婚的女性亲属,所以他将自己的妻子苏尔茨巴赫的格特鲁德的姐妹们也拿来做自己的联姻资源。【工具人.jpg】1139年,康拉德安排苏尔茨巴赫的柳特嘉德与下洛林公爵戈弗雷二世结婚,这桩婚事表明康拉德支持鲁汶(Louvain)家族统治下洛林,而并非其敌对的林堡家族(Limburgs)。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王后的姐妹贝莎(去世于1160年,后于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琳娜),在1146年成为了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 Komnenos, r. 1143-1180)的妻子。由于一个伯爵之女的地位还配不上拜占庭的皇帝,所以康拉德甚至还在名义上收养了贝莎作为自己的女儿【什么人会收养小姨子当女儿啊?真的吓到我了】。在康拉德的联姻布局里,巴巴罗萨作为他的侄子,在继承其父的施瓦本公国之前,很显然被他当做攫取利益的一个重要筹码,而并非仅仅是为了获取埃格兰德地区。​​​​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27

Adela of Vohburg 福堡的阿德拉/The Second Crusade 第二次十字军

然而在当代的资料中,之所以会对巴巴罗萨与阿德拉的婚姻保持缄默,很显然也表明康拉德的计划出了些问题。在1146年4月14日格特鲁德王后去世后,国王和他的内兄弟苏尔茨巴赫的格哈德二世关系迅速恶化。1148年4月中旬,国王从耶路撒冷致信给他的儿子(亨利六世),敲定了他与其舅舅格哈德的和解条件。他们约定,年轻的国王将暂时掌管一些城堡、官员还有财产,直到他的父亲从圣地归来。可想而知,格哈德与小亨利曾就苏尔茨巴赫的财产中有哪些是王后的嫁妆并应由其子继承而发生过争执。此外,作为亨利六世的舅舅,格哈德很可能违背其意愿过分干涉并控制了他尚且年幼的外甥。无论如何,格哈德作为苏尔茨巴赫侯爵在康拉德统治时期最后一次出现在其宫廷是1146年6月1日位于雷根斯堡的集会上,此时国王刚刚从圣地归来。尽管格哈德与巴巴罗萨母亲的姐妹结婚,那么他便是巴巴罗萨的姨夫,但他与沃尔夫拉茨豪森的格哈德,还有雷根斯堡主教亨利都不是巴巴罗萨宫廷中的重要人物。巴巴罗萨与阿德拉离婚,连带着与康拉德的王后——苏尔茨巴赫的格特鲁德的其他亲友都划清了界线。

没有资料显示阿德拉出席了1152年3月9日巴巴罗萨在亚琛的加冕仪式,也没有资料显示她被加冕为王后。但值得注意的是,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在巴巴罗萨于1156年结婚后便立刻为巴巴罗萨的第二任妻子勃艮第的贝阿特丽丝(Beatrice of Burgundy)颁发了王室徽记,但据我们所知,他在1152年3月为巴巴罗萨颁发王室徽记时,并没有也给阿德拉一份。这对夫妇很可能在巴巴罗萨加冕之前就已经分居了。

他们离婚的官方原因正如弗赖辛的奥托所指出的那样,是由于近亲婚姻。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在他的书信集中附上了一份血缘关系表,其中显示了巴巴罗萨的祖父施瓦本公爵腓特烈一世的曾祖与阿德拉的曾祖父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一世的祖先是兄妹。【我真的服了,这些当代的历史学家连我都不如,找了半天就找个这么远的关系?直接说阿德拉的外祖母施瓦本的朱迪丝是巴巴罗萨的祖母施瓦本的阿格妮丝的姨妈不就好了?】所以一直到近代的学者们都认为,1153年他们在康斯坦茨离婚是由于这种血缘关系。从条例上来说,他们之间的确属于禁止的七等亲属关系(seventh degree of kinship),但教宗尤金三世在1149年还拒绝了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和阿基坦的埃莉诺提出的离婚诉讼,他俩的亲戚关系说起来还更近一些。而且事实上勃艮第的贝阿特丽丝与巴巴罗萨的关系也差不多与阿德拉一样近,但就没有人反对他们结婚了。【你瞧瞧.jpg】然而巴巴罗萨和阿德拉有着共同的四代祖先,即亨利三世和普瓦图的阿格妮丝【我提出异议,他俩差了一辈其实】,这种4:3的关系(4:3 tie)显然属于禁忌的程度。很难相信这对夫妇当初结婚的时候别人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如果大家都选择忽略这么明显的障碍,那么就更说明了其实这段婚姻非常的重要。巴巴罗萨即位之后就以近亲关系为由宣布婚姻无效肯定不是偶然发现,而是为了支持他离婚而找的更加合理的借口。

关于这对夫妻究竟是为什么离婚,人们有很多猜测。现代学者认为,阿德拉与巴巴罗萨一样是萨利安家族的后裔,这对于公爵来说当然是很相称了,但现在巴巴罗萨已经是国王了,这就显得不那么般配了。【怎么就不般配了,康拉德不也就娶了个苏尔茨巴赫的领主女儿,说到底就是贪勃艮第的领地呗,我真是吐了,别洗了求求你了。】也有说这对夫妻直到1152年还没有子嗣……但他们作为夫妻最多也就共同生活了三年,而且后来还都与其他配偶有子嗣,所以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之后的编年史作者有人指控阿德拉曾多次与人通奸。有可能弗赖辛的奥托掩盖了这一令人尴尬的事实——毕竟巴巴罗萨肯定不希望别人觉得自己被戴了绿帽子,但几十年之后的人再讨论这个问题时就不会有这么多顾忌了。 阿德拉后来嫁给了一个为韦尔夫家族服务的牧师,这又是个在当时看来令人难以置信的贵贱通婚。这场婚姻通常被用来证明,要么是她品行不端,要么就是她缺乏社会礼教感。然而,如果阿德拉真的曾经犯下通奸的罪行,福堡家族还会允许她自由地再婚,而不是将她关在修道院里吗?不管怎么说,通奸不可能是离婚的理由,犯下罪行的一方也不可能会被允许再婚。最可能的原因是巴巴罗萨想摆脱其叔叔康拉德强加给他的苏尔茨巴赫家族的亲属,希望登上王位后在政治和领土方面找到更好的盟友。【对吧对吧你就是馋贝阿特丽丝的勃艮第。】也许巴巴罗萨对阿德拉个人品质或者sexual方面不太合得来【我真的已经努力说得很委婉了】,就像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对丹麦的英格堡(Ingeborg of Denmark)那样。

不过阿德拉之后的命运还是非常奇怪。她并不是唯一一个在12世纪中期以近亲结婚为由被丈夫抛弃的贵族妇女:路易七世在1152年与阿基坦的埃莉诺分手,而狮子亨利也在1162年与扎林根的克莱曼丝(Clemence of Zähringen)离婚。 然而和阿德拉不同的是,这些女性后来都拥有还不错的第二次婚姻。埃莉诺嫁给亨利二世成为了英国王后,克莱曼丝嫁给了莫里耶讷-萨伏伊的伯爵亨伯特三世(Count Humbert III of Maurienne-Savoy, d. 1189)。此外,就算是离婚了,妇女也可以像埃莉诺那样重新拿回自己的嫁妆和父辈的遗产。而艾克·冯·莱普戈夫(Eike von Repgow)在1220年左右编纂的萨克森斯皮尔格法典(Sachsenspiegel)中规定:“如果妇女与丈夫合法地离婚……她在婚姻中带来的财产应该归还给她,而且丈夫在他们第一次在一起时承诺赠与她的财产也应归她所有。”如果埃格兰德真的是阿德拉的嫁妆,那么为什么没有将埃格兰德归还给深以她为耻的福堡家族呢?阿德拉与巴巴罗萨的婚姻以及最后的离婚,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得知的隐情?

The Second Crusade 第二次十字军

我们对第二次十字军中法兰西方面的了解远比对德意志要多,因为弗赖辛的奥托作为目击者,他希望“记载的不是悲剧,而是欢乐的历史”,所以将这个悲惨的任务留给了其他人去做,很显然就是路易七世的随军牧师尤德斯/杜伊尔的奥多(Odo of Eudes/Deuil)。因此关于巴巴罗萨在这次十字军中的经历,我们只能得到一些零散的信息,而其中一大部分是奥多提供的。

在德意志军队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路上,十字军与当地居民还有希腊人军队发生了多起冲突。巴巴罗萨也卷入了一件不光彩的事件里。1147年8月,希腊人士兵抢劫并杀害了一名正在阿德里安堡郊外的修道院里养病的德意志十字军士兵。在康拉德的命令下,巴巴罗萨来到此修道院将其焚毁,然后处决了肇事者们,并要求归还他们劫掠的财物。在希腊人指挥官普罗苏赫(Prosuch)【这个我也不认识是谁】的调停下,才阻止了冲突的进一步升级。9月8日,一支德意志军队遭受山洪的袭击,只有韦尔夫六世和他的外甥(即巴巴罗萨)幸免于难,因为他们远离了山谷中的其他部队而一同在山坡上扎营。

康拉德于1147年9月9日后到达君士坦丁堡城外,但没有进城,出于礼节性的原因,两位君主——即康拉德和曼努埃尔一世并没有见面。德意志军队于9月底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尼西亚(今伊兹尼克)。康拉德麾下的大军于10月15日离开尼西亚,途径多利留姆(今Sarhüyük)向伊科尼安(Iconium,今科尼亚(Konya)进军,后者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边缘,希腊人和突厥人之间的无人区。弗赖辛的奥托率领一支规模较小的,主要由非战斗人员组成的部队沿着海岸线走了另一条更远但据说更安全的路线,但他们还是遭遇了伏击。国王严重低估了穿越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事件,也高估了后勤的补给情况。突厥弓骑兵采取“hit-and-run”的战术不断骚扰他们的部队。10月26日,康拉德召集诸侯们开了一次会议。杜伊尔的奥托这样总结了他们的困境:“他们要么继续前进要么就只能撤退,饥饿、敌人还有对地形的陌生使他们无法前进,但饥饿和对耻辱的恐惧又使得他们不愿撤退……当然,他们宁愿光荣地死去,也不愿卑微地苟活,但如果不管活着还是死去都谈不上任何荣誉,那么还不如快些行动找到出路,而不是就这样卑微地死去。”他们决定撤回尼西亚,在返回途中后卫部队被歼灭,而康拉德本人也负伤,国王派巴巴罗萨去向路易七世通报了这场灾难,并邀请他进行会晤以寻求帮助。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28

康拉德与路易七世第一次在尼西亚附近相遇,决定一同继续前进。在尼西亚和士麦那(Smyrna,今伊兹密尔(Izmir))之间沿海的的Esseron 【没查到是哪儿……】,据说康拉德和巴巴罗萨在11月11日见过奥多之后拒绝了路易七世提出的要求斯陶芬家族归还斯陶夫(Stauf)和埃斯林根(Esslingen)归还给圣德尼斯教区管辖的要求。【原文:Conrad and Frederick allegedly rejected sometime after 11 November Odo’s entreaty, relayed by Louis, that the Staufer return Stauf and Esslingen to St. Denis. 这段我不知道是我理解错了还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看了地图寻思埃斯林根不是离法国挺远的吗,为什么也能和圣德尼斯扯上关系啊……】康拉德在以佛所(Ephesus,今Efes)庆祝了圣诞节,但他在那里病倒了。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和他的妻子,即康拉德的养女伊琳娜前去探望他。曼努埃尔和伊琳娜将生病的康拉德以及他的随行人员,很可能也包括巴巴罗萨一同用船运送到君士坦丁堡接受治疗,这时路易七世只能独自上路了。他们在皇帝的宫廷一直带到了1148年的3月7日,然后乘坐拜占庭提供的船只前往圣地。在出发前,曼努埃尔向康拉德提供了经费用以征召新的军队;他们约定在康拉德归来后一同联手进攻西西里的国王罗杰二世。康拉德与巴塞尔主教、巴巴罗萨、奥地利侯爵亨利(Henry Jasomirgott)还有韦尔夫六世一同在复活节之前(4月11日)抵达了阿卡,之后造访了耶路撒冷。正是在这次访问中,巴巴罗萨对医院骑士团在耶路撒冷的慈善活动印象深刻。6月24日,德意志、法兰西和圣地的领袖在阿卡附近的帕尔马雷亚(Palmarea)召开会议,决定进攻大马士革。参加会议的有康拉德、弗赖辛的奥托、巴巴罗萨、奥地利侯爵亨利、韦尔夫六世、路易七世、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还有他的母亲梅丽桑德王后。对大马士革的短暂围攻从7月24日持续到28日,据蒙斯的吉尔伯特(Gilbert of Mons)在50年后记载道,巴巴罗萨“据说在大马士革城前表现出了冠绝他人的勇武。”9月8日,康拉德从阿卡乘船起航回到拜占庭帝国。

奥地利侯爵亨利在康拉德回到君士坦丁堡后去了曼努埃尔的侄女塞奥多拉为妻,他们的婚姻使得巴本堡和拜占庭成为反对匈牙利的同盟。在巴巴罗萨出发回国之前,他和康拉德在所谓的《塞萨洛尼卡》条约中承诺会在1148年的冬天与曼努埃尔联手进攻西西里的罗杰二世。康拉德派巴巴罗萨“先一步回国,去调查帝国内部的状况”。他途径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于1149年4月回到德意志地区,他绞死了几位当他们不在国内时趁机兴风作浪的官员。康拉德在希腊多呆了一段时间休养身体,之后他沿达尔马提亚海岸航线,来到帝国在伊斯特利亚岛南部的普拉(Pula,今克罗地亚普拉。)5月29日至6月1日,他到达雷根斯堡,在那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集会。8月21日,巴巴罗萨和他的叔叔在法兰克福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回归后的第一次会面。

巴巴罗萨从第二次十字军的惨败中认识到了要精心做好战前准备的必要性。从康拉德在施派尔接过十字架宣布加入十字军东征(1146年12月28日)到他从雷根斯堡出发(1147年5月末)只有5个月时间,但腓特烈在后来于1189年出发开展他精心准备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前,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来安排外交与后勤工作。



Conrad III’s Legacy 康拉德三世的遗产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带来了一系列在巴巴罗萨在1152年登基后所面临的问题:将巴伐利亚归还给狮子亨利;与拜占庭、西西里的诺曼人、教廷、匈牙利还有罗马城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德意志国王在罗马加冕的皇权问题。在大多数方面,巴巴罗萨延续了他叔叔的政策,只是他所倚仗的是韦尔夫家族而不是巴本堡和苏尔茨巴赫家族,所以这也意味着他与曼努埃尔一世的同盟破裂了,因为后者与康拉德之间的盟友关系正是通过与国王的养女,苏尔茨巴赫的贝莎的婚姻,还有曼努埃尔一世的侄女塞奥多拉与奥地利侯爵亨利之间的婚姻建立的。 更重要的是,虽然不论是神圣罗马帝国还是拜占庭帝国都反对诺曼人控制意大利南部以及西西里地区,但腓特烈最终发现诺曼人似乎更愿意在阿普利亚地区接受希腊人重新建立政权。1185年巴巴罗萨之子亨利六世与西西里的罗杰的遗腹女康斯坦斯的婚事更是将拜占庭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冲突推向了高潮。

作为罗马人的皇帝,德意志国王声称自己是整个意大利半岛的领主,而希腊人的君主也从来没有放弃收复拜占庭在意大利南部失地的希望。1149年初在塞萨洛尼卡,曼努埃尔提醒过康拉德,他先前曾承诺将意大利(Italia)作为伊琳娜的嫁妆。 当然这个意大利(Italia)值得肯定不是整个意大利半岛,而仅仅指西西里的诺曼人征服之前拜占庭在意大利南部的领地——拜占庭帝国在1071年失去了其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据点巴里(Bari)。到了1149年秋,罗马得到了一个谣言,声称康拉德与曼努埃尔结成了一个意图对教宗不利的联盟,因为教宗是强烈反对希腊人重新进入意大利地区的。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为了安抚教宗尤金三世,据说提出了一个计划:即让一个拜占庭公主嫁给康拉德的儿子小亨利,然后将先前苏尔茨巴赫的贝莎带去的嫁妆作为她的嫁妆再归还给神圣罗马帝国。 然而,在康拉德滞留在拜占庭帝国期间时,他很可能就已经为自己的儿子安排了一桩和拜占庭相关的婚姻,不过这个交换嫁妆的想法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康拉德在自己儿子死后也有意向为自己寻找一个希腊人妻子,而作为塞萨洛尼卡条约的参与者,巴巴罗萨也有为自己找个妻子的意愿。康拉德回到德意志地区后,由于身体原因还有与韦尔夫六世的冲突,使得德意志无法加入对罗杰的战役,但巴巴罗萨在1153年还是向曼努埃尔保证,遵循他叔叔在一年前的遗愿,他不会背弃这一同盟。很遗憾的是这整个计划从根本上是不现实的,因为不论是拜占庭帝国还是神圣罗马帝国,在驱逐诺曼人之后,都不可能坐视另一方占据意大利南部地区。

除了领土利益的分歧之外,两位君主都声称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这也是双方矛盾的根源。例如,康拉德在1142年2月12日写给曼努埃尔的父亲约翰二世(John II Komnenos)的信中仅称对方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他是这样阐述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我们的祖先——罗马人的帝王们与你们的前辈——希腊人的国王之间建立了友谊、荣誉与辉煌,所以我也要这么做……所有人都知道,你所谓的新罗马是,也永远只能是罗马共和国的女儿。” 康拉德在信中称自己为“罗马人的皇帝(romanorum imperator augustus)”,而约翰二世则自称为“生于紫色寝宫的,高尚、英勇的科穆宁,罗马人的皇帝,”而仅仅用国王的身份称呼康拉德。【我寻思康拉德你也别装了,你连个神罗皇帝都不是,你有本事去罗马加冕啊,草。】由于康拉德是自962年奥托大帝以来第一个从来没有被加冕为皇帝的德意志国王,他自称自己为皇帝就意味着把自己独立于教宗之外,不通过教宗就获得了皇权,而腓特烈于1157年在贝桑松(Besançon)也正打算这么做。

因此,使用特定的君主头衔或是帝国的成为,不仅涉及礼节问题,也引起了对皇权还有教宗权利之间关系的质疑。在叙任权冲突(Investiture Conflict)之前,东法兰克的国王通常仅在他们的宪章中被成为国王(Rex)而没有任何涉及民族的修饰语。萨利安家族的国王偶尔会自称自己为罗马人的国王(Romanorum rex),但这直到1106至1111年之间,也就是亨利五世登基至加冕期间,才成为德意志国王的标准称谓。这个称谓表明国王是指定的皇帝,是对教宗格里高利七世从1074年开始讲亨利四世定为“德意志国王(Rex Teutonicorum)”做法的回应,这种命名方式使得德意志人的国王与欧洲的其他君主位列同一个级别。不管是英诺森二世,还是对立教宗安纳克勒图二世(Anacletus II)都在1130年的教宗选举后将洛塔尔称为罗马人的国王(Romanorum rex),此后这个头衔便成为了一个德意志国王在罗马加冕之前的标准身份。亨利四世仅仅在1105年致信教宗巴斯加二世的信中使用过一次“德意志王国(regnum Teutonicum)”一词,他在信中区分了德意志王国与意大利王国,但这一术语到了《沃尔姆斯条约》中才成为正式列入,区分了君主在这两个王国中的选举权以及任命主教的权利。拉丁文中的regnum与imperium就和德语中的Reich一词一样,既可以指代德意志王国也可以指代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既可以指实际的领土,也可以指君主的抽象权利。​​​​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29

1129年,一位公证人在现存的唯一一份康拉德以对立国王身份发布的宪章中,对Romanorum rex一词使用了augustus作为修饰(即威严的,庄严的,可敬的等(majestic, august, venerable, worthy of respect)词,但由于该文件是由接受者起草的,所以大概并不能反映大法官的官方用词。在康拉德登基后起草的几分宪章中,他被称呼为庄严的罗马人的国王(Romanorum rex augustus),但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在1144年起草的来自御前大臣的宪章才第一次将这样的头衔列入其中。1147年3月,维巴尔德进一步扩大了康拉德的头衔,增加了semper一词(意为永恒的),因此就成为了永恒的庄严的罗马人的国王(Romanorum rex et semper augustus)。国王通过书信告知了教宗尤金三世:他的儿子被选为国王、他参加十字军的理由以及维巴尔德当选为科维修道院院长(abbot of Corvey)。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区分康拉德和小亨利的国王身份——在此之前便有过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就将儿子选为国王的先例,但他们的父亲已经是皇帝。扩大后的国王头衔最初只是在与教宗还有曼努埃尔一世的书信往来,还有写给意大利地区的宪章中使用,这是国王意图提升自己王室权威的一种信号。

巴巴罗萨在1155年6月加冕前发布的110份宪章中,有66份被称为“augustus”或者“semper augustus”。在此之后“semper augustus”便被添加到了帝国的头衔中,但这种用法到了数十年后才成为惯例,并且后来在德文版的头衔中一直被误译为“王国的扩张者(at all times an increaser of the realm)”。无论是教宗尤金三世还是阿德里安四世在称呼康拉德或巴巴罗萨时都只是称呼为罗马人的国王(Romanorum rex),而并没有使用皇帝头衔。虽然巴巴罗萨拥立的对立教宗在其皇室头衔中加入了这些称谓,但只有在亚历山大三世的继任者卢西乌斯三世(Lucius III, r.1181-1185)时期,这种称谓才成为教宗的惯例;但之后教廷仍然拒绝对罗马人的国王冠以皇帝级别称谓,因此,这种区分表明了对皇权性质的不同看法。

康拉德在1142年2月12日写给约翰二世的信中,首次将自己称为“罗马人的皇帝(Romanorum imperator augustus)”,这个称呼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两位君主至少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起草这封信的宫廷牧师艾伯特曾作为使节出使过君士坦丁堡,因此对拜占庭帝国的礼制非常熟悉。虽然康拉德只是在与拜占庭皇帝的通信中使用了皇帝的头衔,但皇室的附庸们也在他们发布的宪章中称康拉德为皇帝。

事实上,康拉德自称为皇帝要早于他与拜占庭的外交谈判。我们通常认为他是第三位名叫康拉德的东法兰克国王——康拉德一世(Conrad I, r.911-918),他从未当过皇帝,还有康拉德二世(Conrad II, r.1024-1039)——但他在自己的宪章中自称为康拉德二世,即第二位皇帝。按照这样的说法,那么在他的前任洛塔尔三世之前,只有把查理曼大帝的孙子洛塔尔一世(Lothar I, r.840-855),还有意大利国王洛塔尔(King Lothar of Italy, r.948-950)都算作他的前任,他才能被称为洛塔尔三世。在洛塔尔三世当选之前,公证员特意对君主作为国王和皇帝的序列进行了区分。因此,洛塔尔、康拉德还有巴巴罗萨都认为自己从当选罗马人国王那一刻起便拥有了统治整个帝国的权利。所以,巴巴罗萨之后于1157年在贝桑松提出的主张并非没有先例可循。

德意志与希腊人建立同盟的消息,促使西西里的罗杰二世重新开始考虑与韦尔夫六世还有匈牙利国王盖萨二世结盟——后者与相邻的巴本堡家族在奥地利地区有矛盾——以对抗两个帝国。根据维尔富勒姆编年史(Historia Welforum)的记载,罗杰和盖萨非常担心康拉德对他们不利,于是在12世纪40年代向韦尔夫六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据说罗杰每年给了韦尔夫1000马克——让韦尔夫在巴伐利亚、施瓦本和莱茵河沿岸骚扰康拉德,以转移康拉德对匈牙利或西西里的进攻。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巴巴罗萨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第二次十字军中,康拉德将韦尔夫六世视为他的战友,据康拉德本人和维尔富勒姆编年史记载,康拉德在从曼努埃尔一世那里得到好处后,同样给韦尔夫分了一杯羹。韦尔夫因病(不管是真病还是装病)没有参与对大马士革的围攻,之后他启程前往西西里。罗杰对公爵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以丰厚的报酬劝诱他在返回德意志地区之后反叛康拉德。

1148-1149年的冬天,当韦尔夫六世在回国途中秘密路过罗马使,罗马的元老院(即罗马城邦的大法官)逮捕了他的几名随从,发现他们携带着罗杰的信件。这些信件是写给巴巴罗萨、狮子亨利、扎林根的康拉德还有他的儿子贝特霍尔德四世,敦促他们也加入韦尔夫六世对康拉德的反叛活动。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信件并没有送达至他们预期的收信人,但重要的是,罗杰在与韦尔夫六世交谈后认为,公爵的两个侄子或外甥很有可能效仿他们的叔叔或舅舅一起反叛康拉德。与此同时,罗杰也在争取与教宗尤金三世停战,并向他提供军队协助镇压罗马公社的暴乱。路易七世将第二次十字军失利归咎于曼努埃尔,所以他也在1149年8月于途径西西里时加入了罗杰的联盟。

巴巴罗萨没有加入这个阴谋,而是在他的舅舅韦尔夫六世与叔叔康拉德三世之间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1149年回到德意志地区后,韦尔夫入侵了康拉德的儿子亨利还有巴巴罗萨的领地,并在他们的领地上修筑了防御工事。当韦尔夫攻打斯陶芬家族位于多瑙河以北,施瓦本地区讷德林根(Nördlingen)与博普芬根 (Bopfingen)之间的弗洛希贝格(Flochberg)城堡时,小亨利赶到了那里并于1150年2月8日击败了他。年轻的国王伤亡甚少,甚至几乎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便俘虏了韦尔夫麾下大约300名骑士,不过韦尔夫本人逃过一劫。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劝说康拉德利用韦尔夫的失利乘胜追击,不过其他诸侯们却以大斋期(Lent)间不应开战为由阻止了他,他们大概是担心狮子亨利的干预,所以便表现得更倾向于通过司法仲裁来解决冲突。巴巴罗萨作为中间人说动韦尔夫大约在9月24日于乌尔姆附近的朗根奥(Langenau)举办的王室会议上,同意放弃今后对康拉德的任何敌对行动。作为回报,国王释放了公爵的骑士,并将王室领地的收入的一部分,以及多瑙沃特(Donauwörth)以南梅尔廷根(Mertingen)附近的庄园和城镇分配给韦尔夫,该地区控制着通往施瓦本北部斯陶芬家族领地的道路。1152年1月7日,韦尔夫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巴巴罗萨一起见证了康拉德的一个宪章。

狮子亨利于1147年3月首次在法兰克福提出将巴伐利亚公国归还给他的要求仍未得到解决,于是1150年他开始自称为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公爵,并不理会王室法庭多次提出的按照封建法律处理他要求的提议。康拉德在1151年12月本打算趁狮子亨利正在与奥地利侯爵亨利在施瓦本交战时突袭亨利在萨克森地区的核心布伦瑞克(Brunswick),但却因亨利突然归来而作罢。因此在1152年巴巴罗萨即位后,他最迫切的任务便是与他韦尔夫家族的亲戚们达成永久的和解,因为他与韦尔夫家族的关系要比他父亲同母异父的巴本堡家族更密切,所以他决定偏向韦尔夫家族,而不顾巴本堡家族的利益,这也影响了神圣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匈牙利还有诺曼人的关系。​​​​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30

The Crown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之冠

1151年9月17日,在维尔茨堡,诸侯们正式宣誓将陪同康拉德前往罗马参加加冕典礼,然后进攻西西里的诺曼王国。出发日期定位1152年9月8日。在作出这一决定的同时,康拉德可能还得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八角形皇冠,现存于维也纳的博物馆中。皇冠本身通常被认为完成于10世纪下半叶,可能是为奥托大帝在962年加冕所作,不过上面的十字架应该是康拉德二世(r. 1024-1039)后来添加的,因为刻有:chvonradus dei gratia romanorv(m) imperator aug(vstus).【这段和念咒语一样的我就不翻译了,你们自己看看就行】。八个边角上镶有四块宝石珐琅牌匾,上面刻着大卫、所罗门和基督作为泛指的神灵形象,两侧则是智天使(cherubim)、先知以赛亚和希西家王(King Hezekiah)。然而这些牌匾上镌刻的明文的年代不会早于11世纪下半叶。更重要的是,在大卫、所罗门还有基督旁镌刻的圣经经文是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才首次在王室宪章中引用的。因此有人提出,这顶皇冠是为康拉德所制。

还有两个事情要被考虑,首先,在1142年康拉德写与拜占庭皇帝的信中,他的头衔是“Conradus dei gratia Romanorum imperator augustus(即受上帝的恩典,罗马人的皇帝康拉德)”,这与王冠上的头衔一致。更重要的是,在希西家王的牌匾上选用了以赛亚书中的文字,如果是康拉德委托他人为其制作这顶皇冠的话,那么这段文字就显得别有深意。皇帝在第二次十字军期间病重,他向教宗尤金三世、曼努埃尔还有伊琳娜解释道,从1149年8月末至1150年4月,他一直在备受折磨。同样,希西家王也是在死亡的边缘,用热切的祈祷和痛苦的眼泪恳求上帝怜悯并医治他。于是上帝派以赛亚到希西家身边,说:“我听到了你的祷告,也看见了你的眼泪,看吧,我必将使你的寿命延长15年。”皇冠上的铭文便正是这句话“ecce adicia(m) sup(er) dies tvos xv annos(我将使你的寿命延长15年)”。如果说这顶皇冠是为了康拉德在罗马加冕而特制,那么巴巴罗萨才是第一个戴上他的君主。



第四章:罗马人的国王(King of the Romans )

An Unprecedented Choice 史无前例的抉择

与洛塔尔和康拉德在1124年和1138年的选举所不同,诸侯们在冬日乘马和船出行,以惊人的速度集结在一起,之后选举腓特烈·巴巴罗萨作为他们的新国王。巴巴罗萨在他寄给其同母异父的叔叔弗赖辛的奥托的信件中指出:“在我们于亚琛受礼并加冕为德意志的国王后,我们于5月18日的圣灵降临节(Whitsunday)在梅泽堡(Merseburg,位于萨克森)举办了一次盛大的集会。”

弗赖辛的奥托是他侄子加冕时的主要见证者。根据主教的说法,康拉德三世虽然病倒了,但他仍然坚持要前往班贝格召开宫廷会议。2月15日,他将王室徽章和他的儿子(同样名为腓特烈)托付给他的侄子巴巴罗萨之后,与2月15日在那里去世。“因此,作为一个聪明人,康拉德对于他的小儿子能够继承王位并不抱什么希望。他认为如果由他兄长的儿子成为继任者,对他的家族和国家都更加有利,并且他一直以来被人称道的美德也能够证明这一点。”康拉德的附庸们希望将他安葬在位于洛尔希的斯陶芬家族修道院,但班贝格的神职人员却更希望将他安葬在前不久刚被封为圣人的亨利二世皇帝身边。

令人惊讶的是,奥托解释道:“在法兰克福的城镇,所有的王公诸侯都聚集在一起,就算是远在意大利的诸侯也跨越阿尔卑斯山赶来。”到了3月4日,为首的诸侯们相互协商后,选择了“众望所归”的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巴巴罗萨。奥托还指出,诸侯选举而并非世袭继承是罗马帝国的特色。据我们所知,巴巴罗萨在法兰克福并没有颁布任何特殊的宪章,所以我们只能推测一下大概有哪些人参加了他的选举。据奥托记载,诸侯们之所以一致推举巴巴罗萨,是因为他们被他的功绩和英勇所打动,并且他作为“两个著名家族的后裔”,选择他也是希望能够结束韦尔夫和斯陶芬家族之间的纷争。尽管康拉德临终前依然推荐了自己的小儿子腓特烈,但奥托觉得不得不补充一下,诸侯们更喜欢巴巴罗萨而不是康拉德的小儿子,“他们并不是因为反对康拉德国王,而是……为了普遍的利益。”

在巴巴罗萨接受了诸侯们的宣誓和致礼后,他屏退了大部分与会者,“仅带着几个他认为合适的人”于3月6日从法兰克福出发,沿着美因河和莱茵河航行到科布伦茨以北的辛齐希(Sinzig),从那里他们上岸奔赴亚琛。王室的队伍用船和马在三天内大约走了两百英里的路程。第二天,即复活前的第三个星期日(Laetare Jerusalem,是庆祝以色列从巴比伦归来的喜庆日子【宗教的东西我也不是很懂,别问我了】)主教们护送巴巴罗萨从王宫来到查理曼的小教堂——圣玛利亚教堂。在所有人的一致同意下,科隆大主教阿诺德二世——康拉德三世执政期间的宫相,在其他主教的见证下为巴巴罗萨加冕,并让他坐上了查理曼大帝放置在那里的“法兰克王国的王座”。奥托还说,许多人“惊叹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仅王国内部的诸侯、贵族们蜂拥而至,并且还有人从高卢西部【???这时候还用Gaul而不是France的嘛,我惊了啊】赶来,据说这一事件还并没有传到那些地方。”

在3月9日至14日,巴巴罗萨在亚琛发布了四份现存的宪章。据推测,出席加冕礼的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成为了这一盛事的见证人。正如奥托所言,当时有一大批来自“高卢西部”的人:下洛林公国的两位竞争者,鲁汶伯爵戈弗雷三世、林堡伯爵亨利二世,还有后者的兄弟格哈德;纳穆尔伯爵盲人亨利(Count Henry the Blind of Namur);列日主教亨利二世;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以及达勒姆的康拉德,他来自列日东北部。协助大主教阿诺德加冕的主教有:特里尔选候大主教希林(Archbishop- Elect Hilin of Trier);弗赖辛的奥托;明斯特的腓特烈;巴塞尔的奥特里布(Ortlieb of Basel);康斯坦茨的赫尔曼还有班贝格的埃伯哈德二世(Eberhard II of Bamberg)。其他重要人物则是巴巴罗萨的亲戚:韦尔夫六世,在文献中被记载为雷文斯堡的韦尔夫;狮子亨利;巴巴罗萨的姐夫上洛林公爵马蒂亚斯;巴巴罗萨的母亲朱迪丝的表亲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the Bear),虽然他在此时已经被成为勃兰登堡侯爵,但他正式被承认还是要到1157年。在此之中,奥地利的亨利(Henry Jasomirgott)的缺席就很令人在意了。而在这一名单中,还有个引人注目的人则是法兰克尼亚的贵族,格伦巴赫的马克瓦特二世(Markwart II of Grumbach),他经常出席巴巴罗萨的宪章,而他的儿子也是其在米兰地区的总督(podestà)。德意志南部的主教还有贵族们大概就是那几个“合适的人”,陪同了巴巴罗萨从法兰克福前往亚琛。

奥托的叙述显得太工整了。后来的编年史学家们透露说,康拉德其实还是希望他的儿子巴巴罗萨当选,不过他弄错了孩子的名字,或者说腓特烈公爵(即巴巴罗萨)通过诡计和武力获得了王位。最著名的说辞便是蒙斯的基尔伯特(Gilbert of Mons)在12世纪90年代的记载,她说诸侯们无法就选举谁达成一致,于是将决定权交给了四位最有实力的大诸侯,其中一位就是腓特烈公爵(即巴巴罗萨)。他暗中许诺了某些人(基尔伯特没有具体指出他们的名字),如果他们将选举权交给自己,他就会选择他们。然而最后巴巴罗萨选择了他自己,毕竟他又王室血统,最适合统治。没有人敢于反对他的欺骗,因为巴巴罗萨在法兰克福驻扎了3000名骑士。为了消除任何潜在的威胁,他急忙赶赴施派尔登基。大多数学者对基尔伯特的这一说法表示嗤之以鼻,但既然有这样的传闻,就能证明后来的编年史学家们都对大家为什么选择了康拉德的侄子而不是儿子感到困惑,而弗赖辛的奥托也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31

在选举时将国王的儿子,哪怕是还未成年的排除在外也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向上追溯,在被选为国王时,奥托二世5岁,奥托三世3岁,亨利三世9岁,亨利四世3岁,康拉德【指亨利四世的长子,后来的意大利国王康拉德】13岁,小亨利【即康拉德三世的长子】10岁,巴巴罗萨自己的儿子亨利六世4岁。事实上罗滕堡的腓特烈是中世纪早期或中世纪中期法兰西与德意志唯一一个作为国王的独子,而王位却被别人继承的人。这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先前那些人的选举都发生在他们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弗赖辛的奥托显然在记载时,对这位斯陶芬家族的侄子没有被当选为国王一事讳莫如深,所以他一直在强调康拉德推荐巴巴罗萨代表了德意志君主制的选举传统,以及巴巴罗萨本人的才能等等原因。

我们只能猜测,康拉德之所以没有试图确保他的儿子腓特烈当选,大概是由于与狮子亨利在巴伐利亚公国问题上的持续冲突,使得他在政治上无法达成这样的愿望。然而,尽管康拉德对布伦瑞克进攻失败,并且试图干预乌得勒支的主教选举,弗赖辛的奥托还是坚持认为他已经准备好了加冕为皇帝,因为“高卢和德意志的一切都已经被妥善安排了。”当然,在出发去罗马加冕之前,确保儿子的继承权肯定也是康拉德准备工作中的一部分,问题可能出在摄政者的选择上,当国王不在国内或是去世的时候必须选择一个摄政者,但是康拉德的妻子,小腓特烈的母亲格特鲁德王后这时也已经去世。美因茨大主教亨利一世(Archbishop Henry I of Mainz)曾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担任摄政者以及小亨利的监护人,但教宗尤金三世在1148年因其缺席兰斯会议(Council of Reims)而将其开除教籍,并且1150年后大主教与康拉德的关系也逐渐恶化。罗滕堡的腓特烈【即康拉德的儿子腓特烈】的舅舅苏尔茨巴赫的格哈德二世也因为自己的僭越行为,在1147年国王从圣地归来后就被逐出了宫廷。于是巴巴罗萨作为这个孩子最近的亲戚成为了最可能的选择。康拉德也许是考虑到亨利四世的前车之鉴,以及有权势的亲信会从成为孤儿的监护人中获利这种时常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正如奥托的外交辞令那样,他在临终前便决定让他的侄子继承于公于私都更有利。根据科隆皇家编年史记载,康拉德“敦促巴巴罗萨与其他诸侯讨论自己继承王位的事情”。

腓特烈·巴巴罗萨则在1153年由维巴尔德起草的给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的信中坚持认为,他的叔叔已正式指定他为继承人;但他对他被诸侯们推选的事只字未提。毫无疑问他需要消除康拉德的小姨子兼养女伊琳娜皇后的疑虑,关于为什么她的外甥/继兄弟没能继承他们父亲的皇位。然而维巴尔德在写给教宗尤金三世的信件中——不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都没有提到康拉德正式授意了让巴巴罗萨继承皇位。这些信件都只强调,新国王是经过了诸侯们的一致推选产生的。所以说关于腓特烈登基与加冕的记载也只是为了粉饰给特定受众看的。

然而诸侯们究竟有多“一致”同意推选他,取决于我们怎么定义“一致”这个概念。在法兰克福的正式选举中他们的意见几乎可以肯定是一致的,因为持不同意见者根本就没有到场。【这真是太草了……】后来又相关资料表明,1153年教宗尤金三世应巴巴罗萨的要求罢免了美因茨大主教亨利,因为他试图阻止巴巴罗萨的选举;奥地利的亨利大概也是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他觉得见证他侄子当选对于他来说是件很嘲讽的事情。

关于诸侯们是如何下定决心选巴巴罗萨的,有一些细节值得推敲。他们其实早就意识到康拉德三世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大概在小亨利于1150年去世后的一个会议上就讨论过他的继承人问题。在1152年1月的前半月,一群巴巴罗萨的主要支持者陪同康拉德从巴塞尔到康斯坦茨,之后又去了弗莱堡(Freiburg im Breisgau)。除了巴巴罗萨之外,这里面还包括了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康拉德,他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证了一份王室宪章;韦尔夫六世也仅在这次出席了康拉德三世颁布宪章的场合;还有1月8日突然去世的扎林根的康拉德以及他的儿子贝特霍尔德四世;还有扎林根的远房亲戚巴登侯爵赫尔曼三世(Margrave Hermann III of Baden)和他的儿子赫尔曼四世。斯陶芬、韦尔夫和扎林根家族的每一个成年男性,除了狮子亨利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后者大概随后在2月1日与巴巴罗萨还有韦尔夫六世在梅明根(Memmingen)会面。

在巴巴罗萨加冕后不久,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便通知了教宗尤金三世,他和与教宗特使洽谈康拉德加冕相关事项不久后才刚刚返回的科隆大主教阿诺德二世于2月17日在施派尔得知了康拉德三世在两天前去世的消息——这说明国王去世的消息传播得十分迅速。(从班贝格到施派尔有114英里的距离。)维巴尔德被邀请参加各种集会,向教宗汇报他的见闻。一些主要的诸侯们互通了使节和信件,并决定在康拉德死后17天于法兰克福会面。虽然他们原本预计这么紧凑的事件应该只有少数人会如约而至,但诸侯贵族们却几乎都到场了。

国王死后的第4天,即2月19日,巴巴罗萨亲自与维尔茨堡主教格哈德(Bishop Gebhard of Würzburg)还有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二世(Bishop Eberhard II of Bamberg)在美茵河畔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会面,讨论改革以及王国统一的相关问题。在巴巴罗萨选举前的17天中的某一天,以下人士和他一起在美因茨见证了一份宪章:美因茨大主教亨利;科隆大主教阿诺德二世;维尔茨堡主教格哈德;施派尔主教甘特(Gunther of Speyer);莱茵行宫伯爵斯塔莱克的赫尔曼,他是巴巴罗萨的姑姑格特鲁德的丈夫;以及最重要的,狮子亨利。巴巴罗萨加冕的条件大概就是在这些会议上敲定的。

巴巴罗萨的当选和加冕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就在于整个流程进行的非常快。就连蒙斯的基尔伯特也在他错误连篇的报告里强调了巴巴罗萨加冕的仓促性。事实上,在东法兰克-德意志王国从911年至1254年的历史中,还没有一位国王在其前任去世后能如此迅速地继承王位。巴巴罗萨之所以答应班贝格教士们的要求,将康拉德三世葬在班贝格而不是洛尔希,大约也是因为他不想浪费时间将尸体送到距离班贝格155英里外的洛尔希,从而给他堂弟的支持者们任何机会。有人指出,康拉德为了准备在罗马加冕为皇帝,已经在法兰克福召集诸侯们选他的儿子小腓特烈,法兰克福以前并不是选举地点,但1147年他已经在这里安排选举了他的儿子小亨利。除此之外,康拉德甚至可能连他儿子在亚琛的加冕礼都安排好了,在Laetere Jerusalem,也就是他和他儿子亨利六世被加冕那一年的同一个星期天。既然他事先已经召集了诸侯要来亚琛和法兰克福选举他的儿子罗滕堡的腓特烈,所以后来大家来得这么齐整也不难解释了。【我懂了,意思是好多人走一半听说国王死了,你们去还是得去,但是得选别人了,这也太特么草了吧。】 可以想象,巴巴罗萨在1月的头两个星期还有2月1日的梅明根已经与韦尔夫家族还有扎林根家族讨论了在既定的法兰克福集会上争夺王位以取代他堂弟的可能性;康拉德很可能已经知晓了他们的计划,所以临终前再好言举荐他的侄子,以保护自己的小儿子腓特烈不受伤害。亦或者是巴本堡与苏尔茨巴赫家族的敌人们利用康拉德死后风向的变化,倒向了巴巴罗萨一边支持他当选。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31

不过这个关于罗滕堡的腓特烈选举意图的假设也是存在疑点,与洛塔尔、康拉德还有先前小亨利的选举不同,这回无论是亚琛还是法兰克福都没有教宗的特使到场。如果说康拉德在之前就召集诸侯们到法兰克福去选举他的儿子,为他的加冕礼做准备,那么理应邀请教宗代表。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两位枢机主教陪同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还有科隆大主教阿诺德顺路在1152年2月从罗马前来。也许事实上康拉德是想要召集诸侯们到法兰克福计划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远征——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意大利地区的领主们存在,并且与此同时他还想顺便处理关于乌得勒支主教选举的争议。不管到底发生了什么,巴巴罗萨以惊人的速度和准备充分的外交手段确保了自己登基并加冕。他登上王位的过程显而易见是一场政变。



Political Theater 政治舞台

弗赖辛的奥托表示,在巴巴罗萨于亚琛加冕的当他,圣玛丽教堂还发生了两件充满了象征意味的事件。 为巴巴罗萨加冕为国王的主教们也顺便册封了明斯特的主教选候,而这位主教的名字也叫作腓特烈。奥托觉得这有着别样的寓意。“所以人们相信,至高的君王与牧师在同一时间得到了尊荣,这就是标志,毕竟他们在同一天的同一个教堂里同时受礼,一个按照新约的条例一个按照旧约的条例,所以这才是被基督赐福之人。”

一个同样名叫腓特烈,性格温和的主教被受职可能是一个幸运的巧合,但第二个事件很显然是事先编排好的。当王冠戴到巴巴罗萨头上的时候,有一位曾犯下严重的罪行而失去了巴巴罗萨的信赖的大臣,这时匍匐在国王脚下,希望在这一一个神圣的日子里重新获得君主的赦免。“但巴巴罗萨依旧维持着先前的严厉态度,不为所动,这就向大家证明,”奥托写道,“他坚定不移地宣称这个人应得到惩罚,不是出于私人怨恨,而是出于公正。”所有人都佩服“骄傲与自尊无法让那位年轻人放弃美德的坚定而犯下懈怠的过失(他就像已经拥有了老人一样的判断力)”。奥托总结道:“无论是诸侯们的求情,还是财富的贿赂,亦或者是加冕为王的喜悦,都无法让巴巴罗萨回心转意去宽恕那个可怜人。”他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无人理会他。难以想象,一个在法律上已经被判处为奴的人,曾招致了国王的不满,竟然还敢自己前来破坏加冕仪式。

这个情节听起来很可疑,就像是1024年康拉德二世加冕时曾发生的事情。当康拉德走进美因茨大教堂进行祝圣仪式的时候,他被三个情愿者搭讪:一个佃农,一个孤儿和一个寡妇。诸侯们催促国王们赶快行动,但康拉德“像一个虔诚的牧师一样”回应道,他的责任是不能够拖延任何的正义。然后,一个被误判流放的人向康拉德求情,国王挽着他的胳膊来到王座前,把他的案子交给一位诸侯解决。康拉德的传记作者韦博(Wipo)补充道:“国王对仁慈的热忱要胜过祝圣典礼。”美因茨大主教阿里博(Archbishop Aribo of Mainz)在加冕过程中敦促康拉德宽恕每一个曾冒犯他的人,特别是一个叫奥托的贵族,因为上帝在那一天把康拉德“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使他成为“他意志的分享者”。只有这样康拉德才有可能赦免他的过失。康拉德流着眼泪赦免了所有人。而巴巴罗萨的“严厉”和康拉德的“宽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没有可能,每一次加冕仪式都要上演一次这样的剧目,亦或者是一位熟悉韦博与康拉德旧事的教士——即弗赖辛的奥托,他以此为灵感,指使一位官员向巴巴罗萨这样做,但这一政治戏剧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十二世纪强调国王的公正而非仁慈,是对宗教分裂时期君主制度非神圣化的一种强调。韦博和奥托关于加冕的记载的变化也是意识形态变化的显著体现。那顶可能是为了康拉德三世的加冕典礼准备的网关如今戴在了巴巴罗萨的头上,强调了国王作为司法仲裁者的形象。王冠上有段铭文取自《诗篇(Psalm)》98:4,意为:“国王的荣誉喜爱公正的审判(honor regis judiciv(m diligit)。”巴巴罗萨对于像托尔托纳(Tortona)、斯波莱托(Spoleto)、米兰和美因茨这样的叛乱城市时当然是毫不留情的。然而对于他这样一位受了天主的赐福,要在十字架前宽恕敌人,并在主祷文中践行神的宽恕与人的宽恕的救世主的代言人来说,在加冕仪式这样神圣的场合,他也要展现无情的正义。当时位列圣玛丽教堂的所有诸侯们可能对这一幕有着不同的礼节,但其真正含义大概是,巴巴罗萨决定秉公执法——他不会再被诸侯们的训诫所左右。他决定将自己与洛塔尔三世划清界限,毕竟奥托指出,洛塔尔三世曾在当选后“羞辱”和“迫害”过斯陶芬兄弟。毫无疑问,康拉德三世对骄傲者亨利还有韦尔夫家族的其余成员的态度也是如此。所以在圣玛丽教堂的表演应该是程式化的。

在加冕典礼之后,巴巴罗萨回到了王宫的私人住所,并在第二天召集那些最有权势的诸侯们,与他们一同商议王国的状况。 据奥托说,他们决定派遣特里尔的大主教选候希林(Archbishop-Elect Hillin of Trier)和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二世一同翻越阿尔卑斯山去通知教宗、罗马城还有整个意大利关于腓特烈登上王位的消息。维巴尔德告知教宗尤金三世,以科隆大主教阿诺德为首的助教们曾敦促巴巴罗萨继续沿袭他叔叔的计划,前往罗马加冕;他在为巴巴罗萨开脱时还暗示,国王大约是听从了那些诸侯们天真的观点,即他首先得先解决帝国内部的问题,而且看起来他似乎是应教宗的邀请而去的,这比他自己主动去要有面子得多。

诸侯们随后在6月阻止了巴巴罗萨关于进攻匈牙利的提议。奥托声称他不知道诸侯们为什么反对他。“由于某些尚未明确的原因,巴巴罗萨无法在这件事上得到诸侯们的同意,因此无法实施他的计划,只好把这件事推迟到更合适的时候再去做。”这些诸侯们,尤其韦尔夫六世还是匈牙利国王盖萨二世的盟友,可能希望腓特烈还是先着手解决巴伐利亚的争端,重新考虑康拉德反匈牙利亲巴本堡的政策是否合适,不要再迁就奥托的兄弟奥地利的亨利(Henry Jasomirgott),后者曾在12世纪40年代与盖萨二世作战,不过并没有取得胜利。这些事件为我们提供了难得一见的诸侯们的幕后讨论决策过程,以及巴巴罗萨对诸侯们意见的依从性。

巴巴罗萨从亚琛前往乌得勒支以惩罚其教士和民众的渎圣行为。1150年11月11日乌得勒支的哈特伯特主教(Bishop Hartbert of Utrecht)去世后,神职人员在征得贵族的同意下,推选了科隆的圣格里安修道院(St. Gereon’s in Cologne)院长赫尔曼接任;但另一些官员强迫其他神职人员选举了贝格伯爵阿道夫(Count Adolf of Berg)未成年的儿子腓特烈。康拉德曾正式授权赫尔曼,但腓特烈的支持者设法将这一决定推迟,并将赫尔曼驱逐出城。康拉德曾试图以非正式程序私下解决争端,但失败后他决定启用正式程序。贝格这一派拒绝出席国王的法庭,因为这明显违反了沃尔姆斯协定关于主教选举争议相关的规定,腓特烈的支持者向教宗提出了诉讼。与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冲突使得康拉德无法立即惩罚乌得勒支人的叛国行为,但康拉德于1151年7月在列日正式承认了赫尔曼的地位,并且教宗也对他这一决定表示尊重。巴巴罗萨在到达乌得勒支后,对当地居民对其叔叔的冒犯行为除以罚款,并确认赫尔曼当选为乌得勒支主教。 巴巴罗萨的行为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他决定加强王室对德意志地区教会的权利,并惩罚任何侵犯王权的行为。3月30日,他在科隆庆祝了他加冕后的第一个复活节。在康拉德死后到复活节星期天之间,巴巴罗萨已经为自己稳固了王位,并展示了其作为一个强大统治者的决心。​​​​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33

Notifying Eugenius III 通知尤金三世

维巴尔德在主教们的坚持下,与班贝格主教埃贝哈德二世还有维尔茨堡的公证人亨利协商,起草了巴巴罗萨的信件以通知教宗尤金三世关于他的继承与加冕事项,并授权特使与教宗开始会面。这是个有些微妙的任务,尤其是尤金三世很可能更希望罗滕堡的腓特烈当选,而且选举是不能够在没有教宗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大量的事实,即巴巴罗萨与洛塔尔还有康拉德三世都不同,他没有要求教宗确认他的当选;但维巴尔德在另一封信中也提及,1147年康拉德也没有请求尤金三世确认小亨利当选为国王。巴巴罗萨部分复述了加冕誓词,承诺会保护罗马教会和神职人员,确保寡妇、孤儿还有其他所有他治下的人名安居乐业,并遵从教宗格拉修一世(Gelaxius I, r. 492-496)的教诲,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这个世界主要由两个(权利)统治,即神权与王权。”教宗格里高利七世在教派分裂期间否决了格拉修条例(Gelasian formula),该条例原本是为了保护教会不受帝国的干涉,因为它将精神与实体的权威视为对等的;但帝国的统治者却利用它来强调皇帝的自主权,甚至高于教宗。然而,尤金三世曾在1152年1月27日给德意志地区的大主教、主教、伯爵还有男爵们的信中引用了格拉修的话,敦促他们援助康拉德即将进行的意大利战役。鉴于教宗的信件被保留在维巴尔德的书信集中,而且他大概在2月从罗马返回时也带上了这封信,因此这位修道院长几乎可以肯定是套用了教宗的行文来表达巴巴罗萨想要在平等基础上与教宗合作的态度。在信件的结尾处,巴巴罗萨承诺将履行前任与教廷的协议,并与教宗同仇敌忾。

维巴尔德派遣使节将自己的信寄给了教宗,在信中,他描述了他是如何在施派尔得知康拉德死讯、巴巴罗萨的当选和加冕,以及诸侯们暂不前往意大利的决定。维巴尔德在写给教宗的信件中表示,巴巴罗萨虽然还不满30岁,但已经是个天赋异禀的统治者,有着敏锐的头脑。新国王是战场上的幸运儿,渴望建功立业,憎恨一切不公之事,他和蔼可亲,慷慨大方,并且能够熟练使用他的母语德语。维巴尔德在信件的结尾建议教宗“宣布(declarare)巴巴罗萨成为国王,成为罗马教会的捍卫者”,并请求尤金三世劝诫巴巴罗萨和诸侯们“做一切有利于天主教会荣誉和基督教人民福祉的事情”。总而言之,维巴尔德建议教宗承认巴巴罗萨当选,并希望教宗提醒巴巴罗萨和诸侯们对教会的义务,鉴于他们在亚琛一直对履行这些义务显得不是十分情愿。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后来在1160年记载道,当帝国的使节到达罗马时,他本人也恰好在罗马。巴巴罗萨“重建世界性帝国”的“大胆计划”在教廷引起了一片哗然。约翰的记忆估计是由于1159年爆发的教会分裂而显得有些不太可靠,但尤金三世可能的确对巴巴罗萨意外当选感到十分惊讶。维巴尔德的私人信件是为了消除教宗的疑虑,而教宗的回信表明他自己在私下里也进行了问询。

使节们从罗马返回后,在1152年6月29日的雷根斯堡会议上向巴巴罗萨都交了教宗于5月17日给他的答复。尤金三世表示,他听闻巴巴罗萨全票当选的消息时非常高兴,枢机主教奥克塔维安(Cardinal Octavian)【我再重申一遍我认识这个词是屋大维,但是屋大维有特指意义,不至于把随便一个叫Octavian的人都翻译成屋大维】——即未来的对立教宗维克多四世已经向他报告了这一好消息;这位枢机主教从1151年秋至1152年春一直待在德意志地区,可能见过巴巴罗萨。教宗向巴巴罗萨保证自己对他的友善态度,愿意将其加冕为皇帝,但他同样提醒他不要忘记了他叔叔曾对罗马教会许下的承诺,还有他加冕宣誓时说过的话,并告诉他教廷很快就会派遣使节去德意志。尤金三世没有明确确认巴巴罗萨当选的事实,但其措辞与后来教宗英诺森三世在1202年颁布的《Venerabilem》法令【这个我没查到对应的中文翻译,甚至英文解释都很少,是德语或者拉丁语,我不晓得英文里是怎么说的啊,反正是英诺森三世的一个法令】如出一辙,该法令针对亨利六世死后的王位继承争议而颁布,表示教宗并没有义务一定要将诸侯们选出的候选人加冕为皇帝。帝国与教廷关系里的暗流涌动在尤金三世的表现中便可见一斑。

维巴尔德自己起草了康拉德与教宗之间的书信,他抱怨道他在给尤金三世写信时被迫要与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协商。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将维巴尔德的不满解释为他在巴巴罗萨当选后影响力下降了,但埃伯哈德参与他与教宗之间通信往来的准备工作也是别有深意的。事实上,直到1158年去世前,维巴尔德依然在为巴巴罗萨兢兢业业地服务:他发行了巴巴罗萨和其妻子贝阿特丽丝的印章、国王的金玺诏书,甚至还包括了卡彭堡的头像;他编制了一份血缘谱系,为巴巴罗萨与阿德拉离婚是因为近亲缘由提供了更多的证明;他还代表巴巴罗萨两次出使君士坦丁堡。在巴巴罗萨发布的第一份宪章中,他在加冕当填就确认了斯塔沃洛的特权,承认了维巴尔德为康拉德、还有巴巴罗萨本人争取王位做出的贡献——诚然,虚荣又缺乏安全感的维巴尔德自己撰写了特许状,并将其提交给巴巴罗萨。如果说维巴尔德的影响力有所下降,那也是因为他主张对韦尔夫家族采取严厉的打压政策,而并非因为他主张在格拉修条例的基础上与教廷搞好关系。除了选择韦尔夫家族而不是巴本堡或是苏尔茨巴赫作为盟友之外,1152年的时候巴巴罗萨并没有放弃康拉德的整体政策,也没有更换他叔叔的文书顾问。

The Election of Archbishop Wichmann of Magdeburg 马格德堡大主教维希曼的选举

尽管教宗尤金三世在1152年5月17日给巴巴罗萨的回信中表示,他将很快派使节出使德意志,但教宗的使节直到1153年3月才到达。教宗可能是因为对选举维希曼主教作为马格德堡大主教感到不满才迟迟没有派出使节。前任大主教腓特烈于1152年1月去世,多数的教士们选举他们的教务长格哈德作为继任者。 而还有少部分人选择了修道院院长。根据弗赖辛的奥托记载,在国王停留在萨克森的时候,这两个派系都和国王有所接触。腓特烈花了相当大的力气试图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但当这一努力失败后,他说服院长这一派干脆去支持瑙姆堡-蔡茨主教维希曼(Bishop Wichmann of Naumburg-Zeitz, r.1149-1152/54)。奥托形容者为主教是一个“年轻但血统高贵的人”。鉴于实力强大的迈森侯爵康拉德一世(Margrave Conrad I of Meissen)是维希曼的舅舅,所以巴巴罗萨大概是想向侯爵的家族韦廷家族(the Wettins)示好。巴巴罗萨在5月18日梅泽堡的会议上正式为维希曼授职。

奥托试图援引沃尔姆斯协约为维希曼的选举进行辩护:“它【这一职位】的确应由教会授职,但当主教去世,如果针对继承人的选择产生了分歧,那应该是国王的特权来决定任命自己青睐的一方成为主教,还没有当选的主教应在接受祝圣之前,通过权杖从国王的手中获得权力。”条约的确允许皇帝干预德意志地区的选举正义,并且在当地诸侯以及他家族人员的提议下选择更好的候选人;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主教区就将完全控制辖下的其他主教区,巴巴罗萨拒绝了两个被提名人(院长和教务长),而是用自己另外的选择取代了他们。也许是为了替维希曼在此事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进行辩解,三位大主教和八位主教,包括班贝格的埃伯哈德和弗赖辛的奥托,代表维希曼向教宗尤金三世致信。​​​​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33

这桩纷争的焦点在于巴巴罗萨违反教区法,将一位主教调任至另一个教区。教务长格哈德匆匆地赶到罗马,指责维希曼篡夺了他的职位。教宗尤金三世本可以轻易地豁免维希曼程序上这微小的不合法,但在1152年8月17日他致德意志主教们的信中,教宗拒绝这样做。他指责德意志地区的主教寻求世俗统治者的恩宠而并非上帝。“只有在理由充分且明显有益于教会的情况下”,并且神职人员和人民的意见要比现在的马格德堡要更团结,这样的调动才有可能被批准。教宗命令主教们放弃这一选举,并且劝巴巴罗萨最好也这样做。“放弃干涉马格德堡教区——正如上帝委派给他王国中管辖的其他教区一样——按照上帝的旨意,自由地让教士和人民选择其领袖。如果他执意干涉,那么主教一职获得的便不是上帝的授意,而是国王本人或是皇室的恩赐。”总而言之,尤金三世希望废除沃尔姆斯协约中的有关条例,因为此协约允许主教选举在国王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国王有权提出“建议”。

在阿纳斯塔修斯四世(AnastasiusIV,r.1153-1154)接替尤金三世成为教宗之后,争端才得以解决。巴巴罗萨于1154年4月派维希曼到罗马接受了象征他大主教权利的披带(Pallium),尽管奥托表示,国王听说罗马的一些人坚决反对维希曼被授职的特权。根据后来一些与巴巴罗萨敌对的消息来源记载,阿纳斯塔修斯四世质疑维希曼当选的合法性,他把披带放在了圣彼得的祭坛上,告诉维希曼如果他认为自己的当选有效,就把它捡起来。就在维希曼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位马格德堡大教堂的教士和一位大主教的随从这样做了,然后在他们停驻罗马的期间就遭天谴而死。【这尼玛也太草了……】奥托对于维希曼事件是这样总结的:“自从大主教接受正式任命之后,国王的权威不仅在世俗事务方面得到了提高,在教会事务方面更是如此。”巴巴罗萨本人也在列举自己个人成就时这样记载:“然后,我们便将蔡茨主教维希曼调任马格德堡大主教;虽然我们与罗马教廷之间因此产生了许多争端和矛盾,但最终教廷还是承认了我们这一值得称赞的行为。”尤金三世试图废除沃尔姆斯协约的企图被挫败了。关于维希曼是否是马格德堡大主教合适人选似乎并不是一个关键问题,他成为12世纪下半叶德意志地区教会人士的主要代表之一。

虽然巴巴罗萨在德意志地区主教们的支持下,在维希曼当选主教这一事件中行使了超过沃尔姆斯协约规定范围内的特权,但他的确很少如此直接地干预教会内部事务。皇帝只在另外三起有争议的选举事务中命令神职人员进行重新选举,而且与维希曼不同,大多数选举并没有在皇室成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巴巴罗萨主要是在德意志的六个大主教区,特别是美因茨和科隆安插他的亲信。总的来说,巴巴罗萨在位期间曾有19个大主教职位空缺,这其中有11个填补的候选人与他有关,这也可以看出王室的影响。他一般允许大教堂的主教,有时还有贵族和一些教区的领袖选择德意志地区的其他38个主教——35个是六大主教区的副主教(suffragans),还有巴塞尔(Basel)、康布雷(Cambrai)和特伦托(Trent)的三位主教。在巴巴罗萨在位期间,这些主教区进行的94次选举中,只有18次有王室直接参与的嫌疑。与之相反的是,他所凭借的手段是,在候选主教被正式由教宗授职之前就先赐予他们相应的权利,以确保大主教和其他相关选举人能够接受他所偏爱的人选。就如同维希曼事件中,大多数主教其实都站在巴巴罗萨一边,甚至在与教廷的对抗中也是如此。

HenrytheLion’sVice-Regency狮子亨利——帝国的副摄政者

在选举中支持巴巴罗萨的诸侯们期待着获得回报。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在加冕日当天,国王便给了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一些特权。而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二世在离开亚琛的时候也没有空手而归,正是他坚持让康拉德安葬在班贝格而不是洛尔希,使得巴巴罗萨可以尽快在堂弟罗滕堡的腓特烈有所行动之前便赶往法兰克福。3月12日,在加冕后的三天,巴巴罗萨将帕绍教区里那座据说十分贫穷的尼德拉尔泰希帝国修道院(imperialabbeyofNiederaltaich)转封给了埃伯哈德和他的教区。班贝格由此获得了这座本笃会修道院的保护权、提名教士的权利,以及该修道院的所有附属工作人员、农奴和其他事物。修道院原本每年要向帝国支付的赋税现在归主教所有,但主教要代表修道院承担对帝国的义务,并负责改善其贫困状况。然而,巴巴罗萨首先要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满足他其他的支持者,还有安抚那些潜在的对手们。狮子亨利、国王的舅舅韦尔夫六世,还有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四世。巴巴罗萨给了他们每人一个副摄政者(vice-regal)的地位,至少现在如此。

亨利作为萨克森的公爵,本身并没有什么权利。亨利和巴巴罗萨共同的外祖母乌尔夫希尔德的祖先曾是萨克森地区的公爵,而并非萨克森公国的公爵。【我人都傻了,什么叫hadbeendukesinSaxonyratherthandukesofSaxony,是这意思吧我没理解错吧,挠头】亨利在公国与其他教士还有些非宗教领主分享权力,他们自己拥有广袤的领地,还有王室特许他们的领地,认为自己直属于国王而并非其他任何人。和巴伐利亚公爵不同,亨利在萨克森无权命令领主列席他的宫廷或是参加他的战役,也不能对各位伯爵行使自己作为公爵的高级管辖权。从法律上来说,公爵唯一能够倚仗的就是,他可以用国王的名义努力来维系境内的和平。除了他自己的领地之外,亨利的权利还基于他以布伦瑞克和吕讷堡为中心形成的广泛城镇领地,更重要的是,他大概掌握了50多个教堂和修道院。亨利与当地的其他领主几乎总是产生冲突。

矛盾始于1144年,亨利——更有可能是他的监护人从未来的不莱梅大主教哈特维格(ArchbishopHartwigofBremen,r.1148-1168)手中夺取了易北河(Elberiver)口的施塔德(Stade),后者是从自己的兄弟那里继承这一领地的,由此他便成了亨利的死敌。1148年,亨利和他的顾问们不顾哈特维格的反对,在易北河下游北部和东部建立了由亨利直接控制的一个教会机构,这个地区是不莱梅教区里斯拉夫异教徒的聚居地。巴巴罗萨在1154年授予亨利在易北河外地区建立主教区和教堂的权利,并准许他在合适的情况下,将属于帝国的领土与财产赠予他们。国王授权亨利和他的继任者们成为奥尔登堡(Oldenburg)、梅克伦堡(Mecklenburg)和拉策堡(Ratzeburg)地区主教们的保护人,这一权利在宪章中被确定为国王亲自授予的特权,就像主教们被国王授权一样。巴巴罗萨还允许公爵在邻近的、尚未完全改宗基督教的异教徒聚居地上建立更多的主教区。在得到这一特权后,亨利重建了拉策堡附近的荒地,获得了大约13500英亩的领地。1160年,他将梅克伦堡主教区的首府转移到施韦林(Schwerin),将奥尔登堡主教区的首府转移到刚成立的波罗的海商业城市吕贝克(Lübeck),不久前亨利刚刚在这里迫使荷尔斯泰因伯爵阿道夫二世(CountAdolfIIofHolstein)向他投降。这些教会措施是公爵在12世纪60年代为了在易北河外斯拉夫异教徒土地上增强领主权威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巴巴罗萨在乌得勒支和马格德堡有争议的教会选举中使用了王室的特权,而现在他准备在其堂弟的殖民扩张领地放弃这些特权。​​​​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34

巴巴罗萨还不得不谨慎地对待狮子亨利和他另一个亲戚——他母亲的表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the Bear)关于普勒茨考伯爵伯纳德(Count Bernard of Plötzkau)以及温岑堡伯爵赫尔曼二世(Count Hermann II of Winzenburg)的领地争端问题,后两人新近去世不久且没有任何继承人。巴巴罗萨没能在1152年5月解决梅泽堡的冲突,但10月13日在维尔茨堡,他将普勒茨考分配给阿尔布雷希特,而更重要的温岑堡则给了亨利。国王这样的行为既达到了嘉奖这两人的目的,又维持了萨克森比隆家族的两个分支——阿斯卡尼亚与韦尔夫之间不稳定的权力平衡,这一家族的男性成员在1106年便已经绝嗣;但阿尔布雷希特一直都是亨利的死敌。

最后,巴巴罗萨还在1152年将帝国控制的戈斯拉尔(Goslar)地区,还有这附近贮藏丰富的银矿赏赐给了亨利。不过巴巴罗萨在戈斯拉尔地区的行宫仍然是归于王室控制。国王于1167-68年收回了这一恩典,而亨利要求他归还,这也是这两位兄弟在12世纪70年代逐渐疏远的代表事件之一。

狮子亨利由于他表兄弟的恩典而在萨克森地区担任副摄政者;他积极地活跃于帝国的政治舞台上,直到1174年。1152至1162年间,公爵见证了巴巴罗萨百分之四十的宪章——其中有百分之六十位于德意志地区,这比当时任何一位诸侯都要多;在1162至1174年间,他仍然见证了百分之二十的宪章,当时他正忙于在易北河外扩大自己的领地,而巴巴罗萨则在意大利。然而,亨利超然于其他人的地位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其他诸侯们的不满。博绍的赫尔墨德报告说,1154年10月公爵在跟随巴巴罗萨第一次出征意大利后,哈特维格大主教便夺取了施塔德,并且之后又赶赴波西米亚的森林里,参加由身份不详的萨克森和巴伐利亚诸侯们的阴谋集会。其他可能的与会者大概是:马格德堡大主教维希曼;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迈森(Meissen)、梅泽堡、勃兰登堡和瑙姆堡(Naumburg)的主教们;阿尔布雷希特和他的儿子们;迈森侯爵康拉德一世(Margrave Conrad I of Meissen)和他的儿子们;波西米亚公爵弗拉迪斯拉夫二世(Duke Vladislav II of Bohemia);还有弗拉迪斯拉夫的内兄弟——奥地利的亨利(Henry Jasomirgott)。亨利在萨克森的仇敌与巴本堡一派的这次会面,不仅对亨利,对巴巴罗萨也是潜在的威胁。巴巴罗萨之所以支持亨利,是因为他需要他堂弟手下的骑士加入他的意大利战役,但正如约阿希姆·埃勒斯【Joachim Ehlers,一位现代德国中世纪历史学家】所言,“在他(皇帝)心中,对狮子亨利的权利不过是他在政治上的一种让步。”但亨利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忘记了这一事实。

巴巴罗萨按照亨利的要求将巴伐利亚归还给他,其实是一个政治上的决定,而并非符合法律的决定。和女儿或者其他旁系堂表兄弟不同,儿子在法律上是有权继承父亲领地的,但亨利对巴伐利亚的世袭权利必须与宪法原则相一致;据称该原则曾被用来对付骄傲者亨利,即一个诸侯不能同时拥有两个公国,同时也要考虑到,狮子亨利早先在还未成年时曾遵从他母亲的建议放弃了巴伐利亚。此外,剥夺就这样将巴伐利亚从奥地利的亨利手中剥夺也是毫无道理的,更何况他曾经还是其同母异父兄弟康拉德三世的忠实支持者。

1152年5月18日,巴巴罗萨见证狮子亨利颁布了一份宪章,即他的堂兄弟狮子亨利开始正式以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公爵的身份自居;但国王的出席并不代表他正式承认了亨利的主张。奥地利侯爵在6月首次造访巴巴罗萨在雷根斯堡的宫廷。所以他不能因没有拜见、向新国王宣誓为由被撤职;大法官也依然裁定奥地利的亨利为真正的巴达利亚公爵。 据弗赖辛的奥托记载,巴巴罗萨“非常渴望不流血地结束他亲戚们之间关于巴伐利亚公国的争端。”他在10月于维尔茨堡召见了这两人,以便通过司法仲裁,即王室法院的正式宣判来解决这场纷争。奥地利的亨利对法院的传票置之不理,但1153年6月的圣灵节(Whitsunday)他还是和他的对手一起出现在了沃尔姆斯的法庭。这次会议上敲定了好几个宪章,两人分别被认定为巴伐利亚公爵和萨克森公爵。但由于奥地利的亨利声称自己没有被正确的传召【您怎么事儿这么多啊】,此案仍然未有定论。两位诸侯持续不断的争执使得巴巴罗萨无法在9月于雷根斯堡举行的集会上维持巴伐利亚的和平。圣诞节在施派尔的法庭是上次圣灵节法庭的重演,奥地利的亨利再次宣称他没有以法律应有的形式被传唤。【我要是巴巴罗萨想把他扬了的心都有】

巴巴罗萨在他表兄弟坚持要求归还父辈遗产的压力下,终于受够了他同母异父的叔叔近两年来的拖延与搪塞。【你看看这谁受得了啊】更重要的是,正如奥托所言,国王即将启程远征意大利,急需狮子亨利的军事力量加入他。奥托记载,在1154年6月,巴巴罗萨在戈斯拉尔召见了这两个人。奥地利的亨利无疑意识到这次国王将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所以干脆缺席了,其他诸侯们的裁决对狮子亨利更有利;但在奥地利的亨利正式放弃自己的权力之前,他也无法接管巴伐利亚。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拉锯中,巴巴罗萨在处理他顽固的叔叔时的耐心令人瞩目。尽管奥地利的亨利屡次以程序违规为由拖延,他也没有指控他无视传票藐视法庭的行径。巴巴罗萨之所以表现出极大的克制,不仅仅是因为奥地利侯爵是他同母异父的叔叔。虽然巴本堡家族的实力已经无法再与韦尔夫家族争夺巴伐利亚,但它毕竟也是一个强大的家族,不能轻易得罪。更重要的是,巴巴罗萨不愿被其他诸侯们认为是一个不公的统治者,尤其是剥夺奥地利的亨利的巴伐利亚在法律程序上明显有些可疑。最后,奥地利的亨利也有不少有权有势的亲戚。除了两个担任主教的兄弟——弗赖辛的奥托和帕绍的康拉德,他还有两个颇有影响力的内兄弟,而且都在巴巴罗萨的阵营里出了不少力:波西米亚公爵弗拉迪斯拉夫二世和蒙费拉托侯爵威廉五世(Margrave William V of Montferrat),后者是意大利北部最强大的诸侯。后来这两人都因为这样的姻亲关系在意大利战役中为腓特烈提供了不少援助。【他俩人是奥地利的亨利的内兄弟,换而言之就是他们娶了亨利的姐妹,奥地利的亨利又是巴巴罗萨同母异父的叔叔,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巴巴罗萨就是他们“老婆的侄子”(原文就这么说的,their wives’ nephew),我是真的要吐了】为了不被人指控说是公开违抗巴巴罗萨的命令,奥地利的亨利声称,他只是对王室法院的传讯程序的不规范存在质疑,这样就既维护了自己的名誉,又维护了国王的名誉。因此,1155年巴巴罗萨从意大利回来后首先要解决的事情,就是为他叔叔失去巴伐利亚做一个可以接受的补偿。​​​​​​​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35

Welf VI and the Matildine Lands 韦尔夫六世与玛蒂尔达的遗产

根据韦尔夫家族的编年史记载,在康拉德三世死后的某一天,巴巴罗萨将托斯卡纳侯国(margraviate of Tuscany)、斯波莱托公国(duchy of Spoleto)、撒丁尼亚亲王国(principality of Sardinia)还有玛蒂尔达女伯爵(Countess Matilda)的领地封给了他的舅舅韦尔夫六世。起草巴巴罗萨这一特许状的公证人在1152年3月巴巴罗萨加冕时将韦尔夫六世称为拉芬斯堡(他在施瓦本公国的统治首府)的韦尔夫(Welf of Ravensburg);4月20日称为韦尔夫公爵;5月8日称为国王的舅父韦尔夫领主;5月9日再次称为韦尔夫公爵;并且最终在1152年6月或7月的文件中称他为斯波莱托公爵、托斯卡纳侯爵和撒丁尼亚亲王。所以韦尔夫的受封应该是在初夏时分。这些头衔是对韦尔夫公爵地位的正式承认,也是他真正想要的——以公爵身份统辖其在德意志地区的施瓦本以及巴伐利亚领地。然而,无论是斯波莱托还是撒丁岛其实都不在巴巴罗萨的实际控制之下,所以他其实是给自己的舅舅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让他成为意大利地区的新贵。

玛蒂尔达的遗产(原文为The Matildine Lands, the terra Matildica)一直都被描述为“不和谐的苹果(apple of discord)”和“蛇窟(snakepit)”,在12世纪始终成为帝国和教廷关系的矛盾焦点,也使得不少学者感到困惑。1102年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女侯爵(r. 1046-1115)宣布,在教宗格里高利七世的授意下,她已经在大约1074至1080年期间将她在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领地及财产都授予罗马教会。她说,她曾要求教宗为此起草一份宪章,但关于她这份捐赠的书面记录却从未公开过,她似乎从未真正将她的领地转赠给教宗。她担心自己的这份捐赠会被人遗忘或让人起疑,所以反复提醒教廷这件事,让教廷尽快接管。争议的领地并不在托斯卡纳而是在洛林,最重要的部分在亚平宁山脉以北的雷吉奥(Reggio)、摩德纳(Modena)、曼图亚(Mantua)、克雷莫纳(Cremona)、博洛尼亚(Bologna)、费拉拉(Ferrara)和维罗纳(Verona),也就是波河(Po river)以南地区。然而,玛蒂尔达在1102年之后似乎仍然在控制着这些领地,她在与亨利五世及其父亲亨利四世斗争了几十年后,于1111年5月6日在皇帝加冕后返回德意志时会见了他,并与他签订了“牢不可破的条约”【firm compact,玩个梗23333】。学者们长期以来认为,她不太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指定她的远亲成为她的继承人;但皇帝在她死后第二次远征意大利时便毫无困难地接管了她的领地。令人费解的是,教廷从未将玛蒂尔达于1102年和教宗签订的特许状原件提交给帝国方面的代表——包括1177年巴巴罗萨在威尼斯的特使来证明其对争议领土的所有权,而她的捐赠记录也仅存于12世纪末的副本中。虽然她很有可能将自己的领地捐赠给了罗马教廷,但教宗和皇帝都没有真的从中获益。玛蒂尔达在死前通过虔诚的捐赠分掉了她的许多家产,其中大部分都被公社和地方贵族所吞并。

在康拉德三世成为对立国王后,他曾于1128年前往意大利接管玛蒂尔达的遗产,行使了他作为萨利安家族继承人的权利。英诺森二世反对斯陶芬家族的这一行为,他在1133年洛塔尔三世加冕后将玛蒂尔达女侯爵赠与圣彼得的遗产又给了他。虽然洛塔尔死后这些领地应该返还给罗马教廷,但英诺森二世允许骄傲者亨利和洛塔尔的女儿格特鲁德保留这些领地,直到他们去世。然而,在1140年给黑森林地区本笃会圣布莱辛修道院(Benedictines of St. Blasien)的捐赠中,此前并没有被称为公爵的韦尔夫六世却自称“斯波莱托公爵、托斯卡纳侯爵、撒丁尼亚亲王以及统治玛蒂尔达女侯爵所有遗产的领主”。 他在此后的12年里继续自称为公爵,但没有明确使用任何领地前缀。鉴于英诺森二世对玛蒂尔达女侯爵遗产的赠与已经明确限定于骄傲者亨利和他的妻子格特鲁德,而且格特鲁德在1140年尚且还在世,因此很难分析得出韦尔夫是如何从教宗手中获得了关于这一争议领地的任何权利。因此有人猜测,玛蒂尔达在1089年“嫁给”韦尔夫五世时也许曾指定他为自己的继承人,这样韦尔夫六世作为韦尔夫五世的侄子就有了继承权。不管真相究竟如何,巴巴罗萨在1152年承认了他舅父在头衔上的僭越以及对意大利领土的野心。

巴巴罗萨之所以用意大利地区的领地来笼络他的舅舅,可能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韦尔夫六世的祖父韦尔夫四世是埃斯特侯爵阿尔伯特·雅佐二世(Margrave Albert Azzo II of Este)的儿子,他于1055年离开意大利去索取他母亲在德意志南部地区的领地。韦尔夫四世同父异母的弟弟们留在了位于帕多瓦西南部的埃斯特城堡。埃斯特大约位于维罗纳和费拉拉之间,维罗纳在布伦纳山口的南部位于韦尔夫的控制之下,而费拉拉则是玛蒂尔达女侯爵控制的领地一部分。埃斯特也在维罗纳途径曼图亚到摩德纳的道路的东面,这些都是玛蒂尔达遗产的一部分。 合并后的韦尔夫-埃斯特-玛蒂尔达-托斯卡纳的领地将确保德意志通往罗马的道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韦尔夫家族大概是在巴巴罗萨的授意下去争取他们对埃斯特的权利。1154年10月,巴巴罗萨在越过阿尔卑斯山后再维罗纳附近安营扎寨,这时狮子亨利索要了包括埃斯特城堡在内的某些领地,而这些领地本来属于埃斯特地区的领主们。领主们向亨利支付了400马克,之后他又将这些有争议的领地还给了他们。韦尔夫六世在1160年1月巴巴罗萨围攻克雷马时重复了这一操作。【敲诈勒索还带上瘾的啊?】如果巴巴罗萨是希望他的舅舅能够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重新建立帝国政府的统治,那么他大概是要失望了。正是巴巴罗萨本人在1158-1159年的冬天将自己从玛蒂尔达的遗留领地中的收益还给了他的舅舅。

巴巴罗萨还赦免了他的一个俘虏——达豪伯爵康拉德二世(Count Conrad II of Dachau),让他成为名义上的公爵,和韦尔夫六世一样不再受巴伐利亚公爵的管辖。康拉德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亲戚,在1152年6月底或7月初的皇家宪章中,他第一次被称为“梅拉尼亚公爵(dux Meranus,即Duke of Merania)” 。(弗赖辛的奥托将康拉德称为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公爵,而梅拉努斯(Meranus)则指亚得里亚海东部沿海地区)。没有资料显示康拉德究竟为巴巴罗萨立下了什么功劳才有资格获得这样的优待,不过有一条可能的线索。在康拉德三世于2月去世时,这位康拉德恰好就在班贝格。他很可能在巴巴罗萨登基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35

The Zähringer and Burgundy 扎林根家族与勃艮第

由于巴巴罗萨在年少时曾于1146年攻击过扎林根的康拉德,所以国王与1152年接替父亲成为勃艮第地区领主的扎林根公爵贝特霍尔德四世关系就比较紧张了。勃艮第公国从巴塞尔一直延伸到马赛,在最后一位韦尔夫家族的国王鲁道夫三世(Rudolf III)去世后被并入帝国,但萨利安家族对这块新领土并没有进行有效的管辖。1127年,勃艮第伯爵威廉三世(William III, Count of Burgundy)在睡梦中被谋杀。雷纳德三世(于1148年去世)也是统治者家族的成员【我查了一下wiki,他家是伊夫雷亚(Ivrea)家族】,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巴巴罗萨第二任妻子贝阿特丽丝的父亲,他继任了勃艮第地区,也就是后来的弗朗什-孔泰(Franche- Comté),即贝桑松地区,西部是索恩河(Saône river)东部则是汝拉山脉(Jura mountains)。扎林根的康拉德继承了对立国王莱茵费尔登的鲁道夫在阿雷河谷以及瑞士西部汝拉山脉以东的财产,他以勃艮第的威廉三世是他的舅舅为由,想要夺取他孩子的领地。为了让康拉德也支持自己对付斯陶芬家族,洛塔尔三世曾在1127年授予他“勃艮第公国(the principality of Burgundy)”以及副摄政者的地位;但康拉德从中获得的实际好处也不过是威廉三世的一小部分土地。

贝特霍尔德在1152年1月与巴巴罗萨一同见证了康拉德三世的宪章,但他没有在3月陪同后者去亚琛参加加冕典礼,大概是因为处理其父死后扎林根家族的事务而分身乏术。贝特霍尔德和新国王在6月1日会面,以求在法律上明确他们双方在勃艮第地区的权益。巴巴罗萨同意和公爵一起入侵并政府勃艮第与普罗旺斯的土地,并且在随军的诸侯们的建议下,他还同意将这两块土地都授予贝特霍尔德。只要在巴巴罗萨在位期间,这两块土地的领主权和治理权都归他所有。在国王离开勃艮第回到德意志之后,贝特霍尔德将承担土地的治理权,但巴巴罗萨保留了直接受王室管辖的大主教与主教们的选举权。不过贝特霍尔德依然保留了雷纳德三世的弟弟马孔伯爵威廉四世(Count William IV of Mâcon, d. 1155),以及其他曾经勃艮第的统治者关于主教们的任命。威廉伯爵在其他诸侯们的逼问下不得不为自己取代他侄女贝阿特丽丝统治勃艮第地区做出解释。贝特霍尔德义务为巴巴罗萨提供了1000名全副武装的骑士以参加这一年的勃艮第战役,并且他还计划在参加意大利远征时带上500名骑士和50名弩手。这份规定贝特霍尔德成为勃艮第领主的口头协议似乎并没有成为正式的书面文献,它仅仅是作为摘要存于维巴尔德的记事簿中;但很可能是维巴尔德曾为康拉德三世起草过关于授予贝特霍尔德勃艮第地区特权的宪章,他也是巴巴罗萨的顾问里关于勃艮第方面问题的专家,提供了不少细节上的建议。

这份协议从来没有真正被执行。1153年1月30日,巴巴罗萨和贝特霍尔德在阿尔萨斯地区的科尔马(Colmar)同行,但公爵并没有跟随国王在2月4日前往米卢斯(Mulhouse)以及在2月15日前往贝桑松,在那里巴巴罗萨在没有军队陪同的情况下会见了马孔伯爵威廉。 到了3月4日,国王又回到了康斯坦茨,在那里他与阿德拉的离婚事项已经办妥了。对于这种政策上的忽然转变,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并且这两种解释也并不互相排斥。诸侯们也许认为巴巴罗萨的加冕典礼要优先于在勃艮第地区建设自己的权威,他们可能会像在1152年6月拒绝巴巴罗萨入侵匈牙利那样,继续阻挠勃艮第战役。其次,基本上已经确定单身的巴巴罗萨大概认为贝阿特丽丝是自己下一个合适的妻子人选。值得注意的是,巴巴罗萨至少从1152年12月25日至1153年1月10日都在特里尔和梅兹,与他的内兄弟上洛林公爵马蒂亚斯在一起,后者也是贝阿特丽丝的舅舅。马蒂亚斯和巴巴罗萨的姐妹朱迪丝/贝莎可能已经说服他考虑娶一个勃艮第的女贵族,他大约在2月于贝桑松第一次见到了贝阿特丽丝。从领土的角度上考虑,这样的联姻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通过分割孚日山脉与汝拉山脉的贝尔福特峡口(Belfort Gap)可以非常轻易地将巴巴罗萨在阿尔萨斯与贝桑松的领地连接起来。由于1153年贝阿特丽丝还未成年,而且巴巴罗萨在当年晚些时候还在寻求迎娶一位拜占庭公主的可能性,因此这时的贝阿特丽丝充其量也只是巴巴罗萨离婚后的一个备选,但这样的可能性也足以让他放弃继续进攻贝阿特丽丝的叔叔威廉伯爵。

巴巴罗萨没有履行先前的协议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贝特霍尔德。1153年6月巴巴罗萨在沃尔姆斯的圣灵节法庭(Whitsunday court)确定勃艮第各类贵族的特权时,贝特霍尔德也出席了。贝特霍尔德在这些宪章中被封为卡林西亚公爵,他的曾祖父曾在叙任权冲突(Investiture Conflict)前担任过这一职务,他还被称为扎林根公爵,甚至还有德意志西南部的布赖斯高公爵(Duke of Breisgau);但最重要的是他没能成为勃艮第公爵。公证人显然对贝特霍尔德正式的作为公爵所统治的地区感到有些不太确定。

在加冕后的几个月里,巴巴罗萨承认了狮子亨利、韦尔夫六世还有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在领土上的诉求,并让他们成为德意志王国边境的副摄政者。正如他向尤金三世宣告的那样,他让他们去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在易北河外的斯拉夫人领地、意大利中北部还有勃艮第地区进行扩张。不过只有亨利抓住了这个机会。我们无法判断他们的扩张是他们作为中世纪的政治家有意识的策略,还是说仅仅是康拉德三世死后巴巴罗萨对他们支持的回报。

3年后的1155年1月13日,巴巴罗萨进行第一次意大利战役时,在杜林附近为勃艮第领主,格勒诺布尔伯爵吉格五世(Count Guigues V of Grenoble)颁布了一份宪章。除了韦尔夫六世没有跟随巴巴罗萨去意大利之外,在场的大部分见证者都是为他争取王位的功臣。以下人士也参加了国王的加冕仪式:狮子亨利、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特里尔大主教希林、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康斯坦茨的赫尔曼还有巴塞尔的奥特里布(Ortlieb)。唯一没有到过亚琛的见证者是意大利东北部阿奎莱亚宗主教皮尔格林一世(Patriarch Pilgrim I of Aquileia)。其他见证者还有: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四世及其亲戚巴登侯爵赫尔曼三世,他们在1152年1月与巴巴罗萨会面;巴巴罗萨的姑父【即那位巴本堡的奥地利侯爵亨利的姐妹的丈夫】蒙费拉托的威廉五世;巴巴罗萨的第一个堂兄弟——波兰-西里西亚公爵波列斯瓦夫(Duke Boleslaw of Poland- Silesia)还有施蒂利亚侯爵奥托卡三世(Margrave Ottokar III of Styria);以及陪同巴巴罗萨参加过第二次十字军的伦茨堡伯爵乌尔里希四世(Count Ulrich IV of Lenzburg)。巴巴罗萨登上王位是许多人选择的结果,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他的确比他的堂弟罗滕堡的腓特烈更受欢迎。​​​​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36

Duke Frederick IV of Swabia 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四世

然而,巴巴罗萨不能完全无视其斯陶芬家族年轻的堂弟,康拉德三世之子,即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四世的权利。弗赖辛的奥托只是说,康拉德在临终前将幼子托付给侄子照顾。但乌尔斯贝格的伯查德(Burchard of Ursberg)在1230年左右的作品中补充道,临终的君主规定,他的儿子要在成年后继承施瓦本公国。我们无法判断康拉德是否真的这样交代过,或者这仅仅是伯查德对既定事实的追溯性解释。(毕竟伯查德在同一段记录中错误地将康拉德的墓地记在了洛尔希。)

虽然未成年人通常不会见证宪章,但罗滕堡的腓特烈作为施瓦本和阿尔萨斯公爵于1153年6月在沃尔姆斯的皇家法庭上见证了他堂兄的两项决定。 罗滕堡的腓特烈在维巴尔德起草的一份宪章中被称为康拉德皇帝之子——他在与曼努埃尔一世皇帝的通信中将自己已经故去的君主升格为皇帝级别了,而在另一份宪章中,和往常一样,他的称谓还是康拉德国王之子。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见证者名单上的位置往往由法律地位、等级、任职时间和年龄来决定,而罗滕堡的腓特烈因为其皇室血统,则出人意料地被列在了许多年长的公爵之前:例如奥地利的亨利、狮子亨利还有贝特霍尔德四世。当巴巴罗萨在1154年宣布洛尔希修道院的赞助人将从斯陶芬家族的两个分支,即康拉德国王和腓特烈二世公爵的后裔中选出时,见证者名单的前两位是康拉德国王之子腓特烈(即罗滕堡的腓特烈)还有巴巴罗萨同父异母弟弟的小康拉德。看起来身为国王之子的地位要高于国王的兄弟。然而到了1154年1月17日的宪章中,施瓦本公爵腓特烈被列在了斯波莱托公爵韦尔夫以及上洛林公爵马蒂亚斯之后。

正如与贝特霍尔德四世类似的案例所表明的那样,负责起草王室宪章的那些文人并不是都对法律条文那样熟悉,他们在选择给每个人的称谓与头衔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出入。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很多头衔与称谓是多么的莫名其妙。1157年7月4日,巴巴罗萨将施瓦本地区的一处地产归还给了他巴本堡家的叔叔帕绍的康拉德,这份地产是主教先前用帕绍教区的地产与康拉德三世交换的。公爵级别的见证者按照以下顺序排列:波西米亚公爵弗拉迪斯拉夫和他的兄弟西奥博尔德(Theobald)、奥地利公爵亨利还有康拉德国王之子腓特烈公爵(没有任何领土或者地区头衔)。第二天,同一位书记员在一份同样被保留了原件的宪章中记载,皇帝将位于蒂罗尔州布里克森(Brixen in the Tyrol)郊外的新施蒂夫特圣奥古斯都学院教堂(Augustinian collegiate church of Neustift)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在场的见证者有康拉德国王之子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奥地利公爵亨利;斯波莱托公爵韦尔夫;波兰公爵拉迪斯劳斯【原文写了个Duke Ladislas of Poland,我还在愣神这哪位啊,然后想了一下这可不就是Vladislaus II the Exile……那个弗拉迪斯拉夫二世,但是这段因为是引用的当时的原文记载,所以我还是尊重原文翻译了,只不过注释补出来不然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这是哪位更别说读者了】还有波西米亚公爵弗拉迪斯拉夫。从这样的名单中是无法确定某个人在法律上的地位,也无法确定为什么他见证这个宪章而没有见证别的。

不过有几个称呼的确让人对康拉德三世之子的地位产生了一些思考。起草7月4日和5日宪章的同一份书记员在3月16日将罗滕堡的腓特烈和伯爵们归在一列,仅称他为康拉德国王之子。1156年斯特拉斯堡主教伯查德一世的宪章落款的日期是“腓特烈国王,阿尔萨斯公爵(King Frederick, the duke of Alsace)”统治期间。(1156年时巴巴罗萨应该被称为皇帝。)巴巴罗萨于1157年2月2日自称为皇帝和施瓦本公爵。(遗憾的是,这份宪章仅存于19世纪保存的两份巴巴罗萨宪章中,源自1192年的副本。)最后,在1156年10月,皇帝宣布他的堂弟“斯陶芬的腓特烈公爵”放弃了对斯陶芬与维尔茨堡辖下一半通婚的农奴后代的管辖权。【原文the emperor confirmed that his cousin, “Duke Frederick of Stauf,” had renounced his rights to half the children of a cross-marriage between Staufer and Würzburg ministerials.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怎么一股满清包衣的味儿(喂,这个ministerials大概是指领主手下替他们收税管农奴的这些代理人?】(这些为领主服务的代理人身份的标志之一就是他们的子女被分配给父母的领主。)

我们大约可以保守地推断出这样的结论:1152年3月巴巴罗萨加冕后不久,就将阿尔萨斯和施瓦本转让给了罗滕堡的腓特烈,但作为其堂兄和监护人,他仍然保留了对这些领地的实际控制权。国王很快就干脆直接侵占了阿尔萨斯,至少康拉德之子在1153年6月后没有再被称为阿尔萨斯公爵。巴巴罗萨可能在1157年作为罗滕堡的腓特烈的监护人自己持有了施瓦本公爵头衔,就像苏尔茨巴赫的格哈德二世伯爵很可能作为福堡的阿德拉的侄子的监护人也采用了侯爵头衔。皇帝可能希望最终将他的堂弟仅仅降低到和扎林根一样作为一个挂名公爵的待遇,从而他可以自己永久地重新占有施瓦本公国。之所以让罗滕堡的腓特烈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也频繁地在集会和法庭上公开露面,并且还出现在宪章的见证者名单里,可能也是为了消除其他人对没能继承王位的国王之子的命运的怀疑。

根据拉赫温的说法,1157年9月在维尔茨堡举行的会议上,罗滕堡的腓特烈在拜占庭使节的坚持要求下被赐剑,封为骑士,也就是公开宣布了自己的年龄。 伊琳娜皇后作为这个孩子的姨妈,并且还是康拉德三世的养女,为自己的外甥/继兄弟送去了许多“华丽的礼物”,并责成使节们务必要见证他的册封仪式再回来复命。她的丈夫曼努埃尔皇帝,“由于他长期以来与康拉德国王的友善关系与友谊”而“衷心支持她的想法”。皇后和她的兄弟苏尔茨巴赫伯爵格哈德二世可能因此阻止了巴巴罗萨试图夺取其堂弟的施瓦本公国的企图。他们的反对使得巴巴罗萨除了试图在伦巴第地区建立自己的领主地位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当巴巴罗萨在1156年确认其作为罗滕堡的腓特烈的监护人与维尔茨堡签订协议时,他没有称呼他为“dilectus(即beloved,亲爱的)”,但他一向都会在这种场合这样称呼自己的亲属们。在随后的几年里,这对堂兄弟之间的关系依然微妙且捉摸不定,有时甚至还挺紧张。​​​​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41

第五章:流动的皇权

Chapter: Five Itinerant Kingship

A Mobile Monarchy 流动的王庭

巴巴罗萨的统治时期一大半是在马鞍上度过的。他亲力亲为地治理着自己广阔的疆域。通过追溯他途径的地方以及参加他集会的成员,我们可以很容易估量他的势力范围,以及他统治期间与诸侯们关系的变化。王室书记员记载了大量的书信往来。然而除了大法官之外,巴巴罗萨并没有建立任何永久性的政府机构,他的统治取决于在地方上行使权力的大诸侯们的忠诚,以及他们是否愿意为他提供帮助和建议。

帝国在12世纪的领土面积约为31万至34.5万平方英里。(阿拉斯加和德克萨斯的面积分别是580833和262017平方英里)。从1152年3月巴巴罗萨当选到1189年5月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出发,他的旅行边际是波罗的海的吕贝克、罗马南部的阿尔巴诺(Albano),马斯河的穆松地区(Mouzon on the Meuse)还有波兰西部波兹南附近的克日什科沃(Krzyszkowo)。从波罗的海沿岸的荷尔斯泰因到阿尔卑斯山的中央山脊大约560英里,从马斯河上游到卢萨蒂亚(Lusatia)即易北河上游和奥德河之间的距离也约有500英里。从维也纳到吕贝克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个骑马的邮差,在平地一天可以新进大约60英里,在山地最多30英里。教廷的特使可在23天内从罗马赶到戈斯拉尔,不过一个携带大量随从的国王行进速度就会很慢了,大约每天12至18英里。

在巴巴罗萨统治的第一年,他必须尽可能多地会见各地的领主,作为新加冕的国王他需要遵照传统去接受他们的宣誓与敬意,他的行程如下:1152年3月4日他从法兰克福出发前往莱茵河畔的辛齐希(Sinzig),之后去到亚琛(3月9日),乌得勒支,荷兰艾瑟尔河(Ijssel)附近的代芬特尔(Deventer),科隆(复活节,3月30日);途径多特蒙德(Dortmund)、索斯特(Soest)、帕德伯恩(Paderborn)、科维(Corvey,维巴尔德的修道院)、戈斯拉尔穿越德意志中部,到达萨勒河(Saale river)畔的梅泽堡(圣灵节,5月18日);向西南行至埃尔福特(Erfurt),向南至多瑙河北岸的雷根斯堡(6月29日); 然后前往莱希(Lech)附近的奥格斯堡,还有施瓦本公国境内位于多瑙河边的乌尔姆(Ulm,7月25日);向西北方向至莱茵河畔的施派尔(8月19日);顺流而下至沃尔姆斯(8月24日);再回到施派尔(8月25日);向东北至富尔达(Fulda)的本笃会修道院;向南至维尔茨堡(10月13日);向东至纽伦堡,大约在11月1日抵达斯塔尔鲍姆(Stallbaum);之后再去向巴本堡,顺着美因河来到美因茨;从美因茨再出发于圣诞节到达特里尔;到了新的一年,他于1月10日抵达梅斯(Metz), 27日抵达霍恩堡(Hohenburg);之后我们便是我们先前提过的,他去了阿尔萨斯地区的科尔马与米卢斯;还有勃艮第的贝桑松(2月15日);最后他途径博姆莱达姆(Baume-les-Dames)与巴塞尔回到了康斯坦茨,作为他加冕第一年巡游的结束。巴巴罗萨在其统治的近40年间每当他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北,即德意志境内时都会进行这样的巡游,而且他还对意大利进行了六次远征,还参加了两次十字军东征,想必一定是个体能充沛精力旺盛的人。

巴巴罗萨巡游的经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中世纪君主们巡游主要是为了到喜欢的庄园打猎、到教堂祭拜,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视察自己的领地,也顺便接受一下自己臣民的瞻仰。【原文太精彩了我还是放出来吧:For centuries before and after him, medieval monarchs traveled……and, above all, to see and to be seen.】然而,巴巴罗萨在德意志地区没有固定的冬季驻地,这和在亚琛度过人生最后一个冬天的查理曼大帝显得大相径庭,而且没有一个德意志城市像巴黎那样承担着作为王室固定首都的作用,这和英格兰与西西里岛的诺曼人国王也十分不同,后者的官员们常驻在温切斯特、威斯敏斯特、鲁昂和巴勒莫等固定地点。尽管巴巴罗萨在1166年将亚琛称为“众城之首”,但它的位置太过边缘,无法发展成一个政治中心,尽管直到1531年之前,所有的德意志国王都曾在那里加冕。巴巴罗萨在下美因河以北的森林地区维特劳(Wetterau)推动垦荒和城市化进程,可能会使位于该地区中心位置的首府法兰克福成为更自然的建都地点,并且1208年后国王的选举都在法兰克福举行;但与巴黎不同的是,法兰克福不是主教区,而斯陶芬家族与美因茨大主教共治的维特劳也很难与富饶的法兰西岛相提并论,卡佩家族的多年经营在那里开垦了大量的王室庄园。巴巴罗萨和他的书记员们利用书面通信、调查等行政改革在伦巴第建立了一个基本的行政机构;但除了王室和斯陶芬家族直属的领地之外,他在德意志地区还是得依靠他的诸侯们来维持秩序和法律,正如1152年的和平法令(the peace ordinance of 1152)所示的那样。不过这样只对他个人负责的行政系统显得很行之有效。与他的前辈还有同时代英国、法国以及西西里的君主不同,巴巴罗萨在德意志从来没有遇到反对他权威的叛乱。在1180-1181年他的堂弟狮子亨利正在和其他诸侯们开战,而巴巴罗萨则高枕无忧。

巴巴罗萨在德意志地区的巡游集中在莱茵河、美因河和多瑙河之间。事实上,弗赖辛的奥托把莱茵河沿岸从巴塞尔到美因茨这段地区描述为“王国的主要力量”。在其他记录中,他称莱茵河谷“盛产谷物和葡萄酒,并提供丰富的猎物和鱼,”是欧洲“最著名的”三个地区之一,而且“当君主停留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可以维持很长时间的供应。”巴巴罗萨已知的在美因河以南的核心地区会见那些都主教们的次数是:沃尔姆斯(18次),乌尔兹堡(17次),雷根斯堡(16次),奥格斯堡(10次),施派尔(10次),斯特拉斯堡(10次),康斯坦茨(8次),班贝格(7次),巴塞尔(5次)和美因茨(5次)。然而,在这一地区里他并没有造访过艾希施泰特(Eichstätt)和弗赖辛,这两个地方对他来说比较微不足道。总的来说,巴巴罗萨在德意志地区巡游的行程里,有三分之一的落脚点是在主教区。国王在其中一些城市有自己的行宫,而在其他地方则借住在主教的行宫或是办公住所。(当时对于宫殿(palatium)的确切含义已经无法界定,只能说它是用于行政事务的重要建筑,体现了领主的权利,而现代人不应该将其想成中世纪版的白金汉宫)【这个作者的吐槽真是笑死我】。另外两个巴巴罗萨经常造访的地区是萨克森南部/图林根(阿尔滕堡16次,埃尔福特11次,戈斯拉尔11次,梅泽堡6次)以及莱茵河下游(亚琛7次,科隆8次);但他在1174年后就再也没去过莱茵河下游,1180年后他也很少前往美因河与摩泽尔河(Moselle)以北地区。

有时一些特定的政治形势会迫使巴巴罗萨出访外地。例如他于1152年前往乌得勒支,惩罚该郊区在一年前有争议的主教选举中藐视康拉德三世权威的行为;1170年他前往卡林西亚的弗里萨赫(Friesach)以及施蒂利亚的莱布尼茨(Leibnitz)帮助他的表兄阿达尔贝特二世(Archbishop Adalbert II)竞选萨尔茨堡大主教,后者是教宗亚历山大三世的支持者;1181年他前往吕贝克——这也是他唯一一次造访波罗的海海岸,迫使狮子亨利向其屈服。一些个人因素有时也需要被考虑,例如巴巴罗萨可能在1152年是在特里尔过的圣诞节,因为他唯一的姐妹贝莎/朱迪丝是上洛林公爵夫人(他只有另外两次去过特里尔);1171年埃伯哈德二世主教去世后,他便再也没有去过班贝格。与之相反的是,他却三次造访附近的埃格尔(1167年他在其堂兄罗滕堡的腓特烈去世后便夺取了此地)还有纽伦堡(他造访纽伦堡的12次中,有6次是在1170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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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随着巴巴罗萨在位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多地光顾位于埃格尔和纽伦堡等地的行宫,其中有许多行宫发展成皇城,成为他继任者首选的驻地。拉赫温记载,巴巴罗萨在荷兰的奈梅亨(Nijmegen)和美因茨以西的英格尔海姆(Ingelheim)修复了加洛林时期的宫殿,并在凯泽斯劳滕(Kaiserslautern)修建了一座宫殿。巴巴罗萨曾4次前往奈梅亨(1174年之后他再也没去过),然后只在1163年去过英格尔海姆一次,但他去过凯泽斯劳滕7次 (其中有5次是在1170年之后),去过阿格诺9次(其中有6次是在1174/78年皇宫建成后)。此外,巴巴罗萨更倾向于自己新造宫殿,而并非是在加洛林时期宫殿的遗址上翻新,它曾10次住在法兰克福的加洛林宫殿,但1174年后就再也没去过;他委派建造了法兰克福以东维特劳地区的的盖尔恩豪森(Gelnhausen),他在1170年后曾7次造访那里。在腓特烈出访的时间里,有超过四分之一是住在这样的宫殿群中。 我们不知道他在他的城堡里花了多少时间,或者在那里办公了多久。他曾三次去往普法尔茨南部凯泽斯劳腾的特里斐斯城堡(Trifels),但只有一次是在蒂莱达-凯夫豪泽(Tilleda-Kyffhäuser,1174年)的宫殿群和斯陶芬堡(1181年)。他很少强迫诸侯和贵族们款待他,尽管奥托也曾提过,他于1156年在巴伐利亚行宫伯爵,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五世(count-palatine of Bavaria,Otto V of Wittelsbach)的城堡里庆祝了圣灵节。如果他真的去拜访过诸侯们,那么也不会留下什么记载,因为法庭是不会在这种场合举行任何裁定纠纷的集会的。

当巴巴罗萨在旅途中无法找到合适的城堡、修道院、宫殿或者主教庄园作为住处时,他就睡在帐篷里。1157年英格兰的亨利二世送了一顶帐篷给巴巴罗萨,拉赫温称这顶帐篷“很宽敞,质量非常好。如果要问起它确切有多大,那么要想将它搭建起来必须要使用机械和一种特殊的工具,至于它的质量,我想无论是在材料上还是工艺上,都没有任何一种设备可以超过它。”拉赫温记载,当巴巴罗萨在1159年6月于洛迪扎营时,他在天亮时离开帐篷去祈祷,有个疯子还想行刺他。

巴巴罗萨出行时有他最信赖的顾问们、几位皇家牧师和公证人,还有一支规模不小的武装队伍以及大量的仆从陪同。我们无法确切考据10世纪至13世纪之间德意志国王出巡时行营的规模,但据说规模要超过一千人。自法兰克时期便有四位宫廷官员——侍卫官、统筹者【这里steward应该指的就是负责饮食后勤的人】、管家和内侍来负责国王的生活起居。莱茵行宫伯爵、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侯爵和波西米亚国王至少在1220年——也可能是在1184年美因茨的圣灵法庭担任了具有礼仪性的世袭职务,分别是大管家、大元帅、财政大臣和大内侍【arch-chamberlain……你这让我怎么翻译嘛】;但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帝国官员们也开始世袭官职,他们在1177年后得到了国王的青睐,并接手负责一些实际性的工作。内侍原本是负责管理王室的寝宫以及存放在那里的珍宝,但最终这一职务接管了王室的基本运作。统筹者负责王室食物的供应,而管家则负责酒类的供应。【为啥神罗当时餐-饮还分开的,真是绝了】而最重要的是原本是照顾马匹的侍卫官(字面意思就是马夫)负责安排君主出巡时的住宿。例如,巴巴罗萨在1164年对阿格诺的特许宪章中表示,帝国首席侍卫官卡尔登-帕彭海姆(Kalden-Pappenheim)的亨利负责对他出巡期间的住宿做出必要的安排。到了巴巴罗萨之子亨利六世在位时期,首席侍卫官还要负责带兵打仗,也就成为了真正的元帅【这个词本来就是Marshal,但我寻思你不能把之前负责饮食起居之类的活翻译成元帅吧】,因为亨利六世和他的父亲不一样,他并不是一个战士。



集会 Assemblies

有时我们很难区分巴巴罗萨为了处理地方事务而短暂停留召开的临时法庭,以及他为了做出重大决定而召开的集会,后者跨区域的影响力在当时的资料里可能也用“一般(general)”、“普遍(universal)”或“著名(renowned)”等形容词表示。学者们试图根据参与者的数量与身份、法庭所处理的事务性质。以及集会与法庭召开的地点与日期来具体区分这两类集会;但这些标准往往也是主观的。

不过在巴巴罗萨统治期间,德意志地区大约举行了156个这样的大型集会,勃艮第地区有7个,意大利地区有17个。在他统治的前8年,位于德意志地区召开的集会最多,有41次;然后12世纪60年代36次,70年代40次,80年代39次,平均大概每年4次。他比较偏爱的集会事件时圣诞节、复活节、圣灵节、圣母升天节(8月18日)、 以及圣母降临节(9月8日),或者还有一些知名的圣徒纪念日,比如圣彼得和圣保罗(6月29日)和图尔的圣马丁(11月11日)。晚春或夏季是集会的首选,因为那时旅行比较便利——因此5月底或6月初的圣灵节很受欢迎。艾克·冯·雷普戈夫在1220年左右编纂的萨克森法典(Sachsenspiegel)规定,这种机会可以在萨克森的五个地区举行:格罗内(Grone)、韦尔拉(Werla)、瓦尔豪森(Wallhausen)、阿尔施泰特 (Allstedt)和梅泽堡的皇宫。(艾克还说,位于韦尔拉的那个皇宫已经搬迁至了戈斯拉尔)巴巴罗萨在戈斯拉尔举行了7次这样的集会,在梅泽堡举行了4次,在沃尔豪森和韦尔拉各举行了一次,而没有在阿尔施泰特和格罗内举行。在他执政期间,帝国在德意志地区举行这样重大集会的首选地点是:沃尔姆斯(13次)、雷根斯堡(12次)、维尔茨堡(12次)、纽伦堡(10次)、乌尔姆(9次);班贝格、康斯坦茨和法兰克福各7次。巴巴罗萨三分之一以上的集会都是在德意志的中心地带——班贝格、法兰克福、盖尔恩豪森、美因茨、纽伦堡、施派尔、沃尔姆斯和维尔茨堡举行的。在12世纪50年代,集会相当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德意志地区,虽然并没有涉及王国的最北部。但到了12世纪80年代,大多数集会都是在法兰克尼亚与施瓦本公国举行,而且越来越多地在皇室行宫而并非主教区举行。

由皇帝和大诸侯们组成的世俗统治阶级在这种帝国会议上的话语权愈发增加。根据艾克·冯·雷普戈夫在巴巴罗萨死后大约30年的记载,一位国王通过法令召集了这样一个集会,并“在举行前六个星期颁布印有他印玺的宪章向诸侯们宣布。”凡是国王在德意志地区召集的会议,诸侯们都要参加。诸侯缺席的罚款大约是100镑【原文就是这个£,我寻思应该是后世换算的吧】,其他人士则是10镑。弗赖辛的奥托也提供了同样的罚款条例,不过背景不同。雷根斯堡主教哈特维格二世在1155年被选为主教,不过当时巴巴罗萨还在意大利,所以他便在被受职之前就自行履职管理自己下属的封臣们了。哈特维格辩解道,他并不知道自己违反了条例,但他和他手下所有被他受职的人都被处以罚款。奥托还说,任何惹恼君主的诸侯都要被罚款100镑,其他人士例如贵族、自由民或官员则要罚款10镑。虽然任何不服从皇家法庭传召的人大概都会招致国王的愤怒,不过这一的法律似乎并不经常被执行。这样的书面传票现存有几份。例如,巴巴罗萨命令维巴尔德于1152年10月13日出席维尔茨堡的curia generalis【这词儿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哭了】,1153年11月1日万圣节出席科隆的curia generalis,1157年复活节后的第三个星期日(4月21日)出席奈梅亨的curia generalis;他还命令泰根塞的鲁伯特院长(Abbot Rupert of Tegernsee)于1157年10月13日出席雷根斯堡的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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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集会最著名的描述出自蒙斯的吉尔伯特(Gilbert of Mons)对1184年于美因茨举行的圣灵节集会的描述,在那里巴巴罗萨皇帝最年长的两个儿子国王亨利六世和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六世被封为骑士。据称有7万人参加,还不包括书记员和一些更低等级的人。到场的诸侯们都带有规模庞大的骑士随从:例如波西米亚公爵带了两千名骑士,美因茨大主教和巴巴罗萨的弟弟各带了一千人,奥地利公爵也带了500名骑士。尽管吉尔伯特记载的数字无疑是夸大了不少,但这次在美因茨的集会从各种意义上来看都是一次特殊的集会。不过我们还是要假设,也许诸侯们出于展现个人威望的需要,携带了规模不小的随从,并以相当盛大的姿态抵达。根据特里尔大主教阿尔贝罗(Archbishop Albero of Trier)的传记作者巴尔德里希(Balderich)的记载,1149年阿尔贝罗用自己的船载了两位公爵、八位伯爵和两位著名学者陪同阿尔贝罗从特里尔来到法兰克福参加康拉德三世的集会,“数量如此众多的教士和骑士使得每个见到他们的人都深感钦佩。”除了“迅捷的战船、货船和负责制作食物的船只(cooking galleys)”以外,还需要40搜运输船,才能将这么庞大的队伍运送到法兰克福。

诸侯们的来访很可能还表达了对集会主角的尊敬。1159年11月,美因茨大主教阿诺德在巴巴罗萨围攻克雷马期间对他主教团的官员以及一些贵族们实施了禁令,当他走近巴巴罗萨的营地时,诸侯们走出一英里迎接他、亲吻他,并护送他去觐见坐在王座上的皇帝。一名传令兵通报了阿诺德的到来,巴巴罗萨起身向大主教表示敬意,然后允许他坐在自己身边,而其他诸侯们则站着。皇帝一方面要表现自己的卓越地位,一方面又挑选出一位大诸侯给予其特殊的荣誉。在阿诺德因美因茨的人民抵制他向他们征税以资助巴巴罗萨的第二次意大利战争而训诫他们之后,诸侯们更是对他大加赞赏。阿诺德选择和巴巴罗萨的兄弟康拉德坐在一起,因为“他离宫廷更近,而且和他本人更熟悉。”

这种宫廷会议上的座次安排是王室与教会地位的重要表现。1184年,科隆大主教菲利普故意在美因茨的圣灵节集会上挑衅富尔达的修道院长康拉德。大主教希望证明皇帝对贫困修道院的优先权主张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无法向皇帝提供与科隆对等的物质和军事资源。菲利普带到美因茨的骑士有1700名,远远超过了富尔达的500名——而吕贝克的阿诺德(Arnold of Lübeck)的记载更为夸张,他甚至说大主教的随从有4064人。当巴巴罗萨来到大教堂参加圣灵节的弥撒时,修道院长康拉德抱怨科隆大主教菲利普剥夺了他多年来由君主赐予的古老权利——即在美因茨举行的集会上坐在皇帝的左侧。皇帝于是要求菲利普不要在这样庄严的场合扫大家的兴,并允许修道院长按照先前的传统落座。大主教表示他愿意答应巴巴罗萨的请求,但要允许他在此之后就离席。当他准备离开时,巴巴罗萨的兄弟行宫伯爵(count-palatine)表示,作为大主教的臣子,他有义务跟随他的领主。【所以说巴巴罗萨把自己的兄弟封给了大主教当封臣?真是有够好笑的呢】布拉班特公爵(Duke of Brabant)、拿骚伯爵(Count of Nassau)还有其他许多领主也是这么觉得的。而图林根的领主路易三世表示,作为富尔达的附庸他将支持修道院长。为了防止进一步的冲突,巴巴罗萨的儿子,年轻的国王亨利六世站了出来拥抱了菲利普大主教,恳求他不要将庆祝自己正式受封为骑士的集会与典礼弄得这样让人难堪。巴巴罗萨也和儿子一起恳求他留下。大主教提醒皇帝不要忘了自己曾为他做的一切事情,包括在伦巴第的征战以及从狮子亨利手中夺取布伦瑞克,以及尽管他倍感良心不安,他还是选择在教会分裂期间支持巴巴罗萨。菲利普指责道,如果不是因为皇帝给康拉德撑腰,他是绝不敢对自己不敬的,并且只有让他坐在皇帝左侧,他才会留下来。巴巴罗萨要用誓言洗刷菲利普对自己的怀疑,不过大主教表示只要皇帝有这个心意就足够了。争吵结束后,在巴巴罗萨的命令下,修道院长康拉德不得不坐到了一个偏僻一些的地方。【绝了,这什么三流宫斗现场】

君主会在重大节庆日的集会上戴上皇冠,以显示自己的尊贵。例如在1152年的圣灵节,他在萨克森的梅泽堡第一次召开集会,当时他们正在讨论丹麦的王位继承争议问题,巴巴罗萨支持他在做骑士扈从时的老朋友作为丹麦国王斯温三世,并亲自为他加冕。据弗莱辛的奥托说,斯温“戴着王冠”,并“佩着国王赐予他的剑在自己的领地上游行”。仪式表明了斯温“对巴巴罗萨的忠诚和敬意……”

学者们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来研究见证那些宪章的见证人名单,以确定哪些人是君主的亲信,以及在巴巴罗萨统治期间议会的组成是如何变化的,因为他们充分认识到这些关于宫廷结构的资料也是十分不完整的。我们不知道这些见证者是是否是按等级选择的,以及他们的名次顺序是否有确切的标准,尽管有些不那么重要的公证人比一些大诸侯更可能与他们所见证的特定事项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样,1157年7月4日和5日,不同的人以不同的顺序见证了由同一个公证员起草的两份宪章。 在任何情况下,出席集会的人数都要远超担任见证者的人数。有时一个人并没有在这个宪章中被提及,但我们之所以会知道他是因为他在另外的资料来源里被提及。比如,我们知道福姆巴赫-皮滕伯爵埃克伯特三世(Count Ekbert III of Formbach-Pitten)跟随巴巴罗萨参加了他的第二次意大利战役,因为拉赫温记载了埃克伯特1158年在米兰城外英勇但无谓的死亡。同样,法尔肯施泰因伯爵西吉博托四世(Count Sigiboto IV of Falkenstein)可能也委托他的家族为巴巴罗萨的第四次意大利战役做准备,但没有任何宪章能够证明他真的参与了那次战役。最后,要评估某个人与国王之间的关系,不仅要考虑他担当见证者的次数,还要考虑他陪同君主巡游离自己的封地有多远——离自己的领地越远,他便越有可能是国王信赖的随从,而且是自愿前往的,就像1149年陪同特里尔大主教阿尔贝罗去往法兰克福的两位公爵和八位伯爵一样,他们心甘情愿认为自己是另一位诸侯的随从。相反,像维巴尔德或者美因茨大主教克里斯蒂安这样的领主经常因为要处理皇室事务而不在自己的宫廷里。腓特烈统治时期他所有宪章的见证人数大约有2000多人。

大多数诸侯只有在涉及个人重大事务时才会冒险离开自己的领地,而对于巴巴罗萨而言也差不多。帝国西部边境的诸侯们很少越过莱茵河,而美因河则是德意志北部和南部诸侯们的非正式边界。主教们比其他世俗领主更有可能途径更远的路程去觐见国王,在12世纪50年代,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主教出现在国王的宫廷。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和富尔达的马克瓦特(Markwart of Fulda)是同一时期唯二直辖于王室的修道院院长,他们每年至少要觐见国王一次。后来没有一位修道院长能够与他们的纪录相比肩,也没有证据表明帝国修道院中三分之一的院长曾在巴巴罗萨统治时期去过宫廷。正如巴巴罗萨加冕后立即将贫困的尼德拉尔泰希 (Niederalteich)修道院赠送给班贝格表现得那样,传统的本笃会修道院在精神上已经落伍,而且也不再有为国王提供军事人力以及接待的能力。巴巴罗萨造访这些地区主要是出于宗教目的——例如他八次造访最负盛名的富尔达,有三次是为了庆祝德意志人的圣徒圣·卜尼法斯的节日——他很少致力于去改善修道院的经济困境。事实上维巴尔德是最后一位在帝国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本笃会修道士。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44

个人因素也是决定了一位大诸侯是否会定期前往宫廷觐见皇帝的原因。 虽然大多数施瓦本地区的伯爵通常是在施瓦本境内见证了4到8次宪章,但曾陪同巴巴罗萨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普富伦多夫-林道伯爵鲁道夫(Count Rudolf of Pfullendorf-Lindau)却见证了41次,其中有27次是在施瓦本公国之外。鲁道夫是巴巴罗萨信任的13名核心成员之一,阿塞伯·莫雷纳曾在他的编年史中专门为其单独画像——其他成员包括巴巴罗萨的妻子贝阿特丽丝皇后、罗滕堡的腓特烈、狮子亨利和达塞尔的雷纳德(Rainald of Dassel)。在1167年之前上洛林公爵马蒂亚斯见证了他妻弟16%的位于德意志地区的宪章;他的儿子即巴巴罗萨的外甥西蒙二世在1176年至1190年间只造访过一次他舅舅的宫廷。巴登侯爵赫尔曼三世担任过28次见证者,但他的儿子赫尔曼四世在1160至1190年期间只担任过3次。费尔登主教赫尔曼(Bishop Hermann of Verden)参加了巴巴罗萨的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意大利战役,据阿塞伯·莫雷纳说,他是皇帝的另一个亲信。但赫尔曼的继任者并没有便显出对帝国的事务有类似的参与度。

在12世纪60年代后期之前,每季度一次左右的诸侯大会基本上是一个大型的家庭聚会,其中巴巴罗萨作为与所有诸侯都有亲戚关系的关键人物来主持裁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他在斯陶芬家族的亲属有: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康拉德——他在1156年继承了巴巴罗萨的姑妈格特鲁德的丈夫作为莱茵行宫伯爵;他的堂弟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四世;以及他的姐夫们上洛林公爵马蒂亚斯和图林根领主路易二世。他在巴本堡家族的亲戚们是:奥地利侯爵亨利(Henry Jasomirgott);弗赖辛主教奥托和帕绍主教康拉德;还有他们的姐妹阿格妮丝、格特鲁德与尤塔的丈夫们,即波兰公爵流亡者瓦迪斯瓦夫二世(Wladyslaw the Exile of Poland)、波西米亚公爵/国王弗拉迪斯拉夫二世以及蒙费拉托侯爵威廉五世。而他在韦尔夫家族相关的亲戚则是狮子亨利、韦尔夫六世、巴巴罗萨的表弟施蒂利亚侯爵奥托卡三世(Margrave Ottokar III of Styria),还有巴巴罗萨母亲朱迪丝的表弟——勃兰登堡侯爵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the Bear)。在他们之中,巴巴罗萨的亲属是德意志王国大部分地区的领主:阿尔萨斯、奥地利、巴伐利亚、波西米亚、勃兰登堡、法兰克尼亚东部、普法尔茨、萨克森、施蒂利亚、施瓦本、图林根和上洛林。

正如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那样,在1167年巴巴罗萨在意大利的战役失利,以及他的儿子们出生后,诸侯们对帝国政治的参与度将明显下降。例如,在巴巴罗萨统治的最后十年里,每年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德意志地区主教曾前往巴巴罗萨的宫廷觐见他。而12世纪80年代所有已知的拜访巴巴罗萨的诸侯里,大约有一般是他的近亲:他的儿子们、同父异母的兄弟、表兄弟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多五世还有外甥图林根领主路易三世。他宫廷结构的变化反应了巴巴罗萨在意大利战役失败后势力退回了美因河以南。



The Tafelgüterverzeichnis 罗马人之王的庄园名录
【你们可以自行去wiki一下这个词条,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用中文给你们解释……】

诸侯们像特里尔大主教阿尔贝罗那样带着他的“货船和补给船”携带大量的行李前往宫廷。维巴尔德在1150年向大法官抱怨过, 在1149年8月他于法兰克福宫廷支出了一笔不菲的费用,20马克用于在外交上访问一个流亡的意大利南部伯爵,40马克用于在1149年康拉德三世于班贝格召集的圣诞集会上陪伴他将近20周的时间。

从巴巴罗萨的角度来看,他在宴会上招待诸侯和大贵族们,大概是为了展现皇室的慷慨以及像那些诸侯们那样负责款待自己的随从们。所谓的“Tafelgüterverzeichnis”,即“与罗马人国王的餐桌有关的庄园名册”以及它们为王室提供的补给品,被成为“德国经济史上最有争议的资料”,是相当有道理的。这份国王在萨克森、莱茵-法兰克尼亚(包括洛林、巴伐利亚和伦巴第)的庄园收入禽蛋,在1165年至1174年被录入位于亚琛的加冕教堂圣玛丽教堂的抄本中。这份清单似乎是对先前一个询问的总结性陈词,很可能是巴巴罗萨在登基之后立刻做出的一个答复,也许是由大法官塞伦霍芬的阿诺德提出的关于国王可支配资源的名录的相关问题,后者也是圣玛丽大教堂的教务长。【这段我又有异议,我非常怀疑作者又写错了。原文为:perhaps by the chancellor, Arnold of Selenhofen, who was the provost of St. Mary’s,但塞伦霍芬的阿诺德在1153年就任美因茨大主教,在此之前他是美因茨圣马丁大教堂(Mainz Cathedral or St. Martin's Cathedral)的教务长,和亚琛的圣玛丽大教堂应该没啥关系吧……】1152-1153年的这份表格可以证明这时的君主还是罗马人国王而并非皇帝,施瓦本的情况没有被登记在册(巴巴罗萨大概是对自己治下公国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在不知名的作者去伦巴第考察之前,伦巴第的王室领地收入也不确定——也许这位足总和是公证人合理波特,他在1159年成为亚琛大教堂的教务长,1163年成为贝桑松大主教。因此,“国王的列表(the king’s table)”这个词是借用了教会区分主教或修道院长的个人收入与社团收入的习俗,但我们不知道这是原来巴巴罗萨给予的答复的一部分,还是后来抄写员在录入抄本时所另起的标题。

纪录册上列出了萨克森的20个庄园,其中只有15个可以完全确认;莱茵-法兰克尼亚和洛林有21个,其中20个都是完全正确的(说明编纂者对这一地区最为熟悉);巴伐利亚有12个,其中只有5个可以有把握地确认。在全部53座庄园中,只有15座同时也位于王室行宫的所在地——例如亚琛、戈斯拉尔、法兰克福和纽伦堡,因此这些庄园也很有可能是国王出巡时潜在的停留地。我们也不知道11至12世纪的其他君主君主是否在其他20个庄园停留过。编纂者还列出了国王在每个公国负责采购物资的仆人数量。在萨克森公国,每个庄园负责招待皇室的规格大概是30头成年猪、3头牛、5头乳猪、50只鸡、50个鸡蛋、90块奶酪、10只鹅、5fuder的啤酒(1fuder约为800至1000升,视当地的情况而定)、5磅胡椒、10磅蜡(大概是用来照明的),以及来自萨克森公国其他任何有酒窖的地方数量不详的其他酒类。梅泽堡是皇家行程中最喜欢的目的地之一,派遣了40个仆人去采购。总而言之,整个萨克森地区的庄园提供的仆人数量“与一年中的天数一样多,再多加40个”,即405个仆人。对于这种相当奇怪的核算方法,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编纂者大约只是在口头上夸夸其谈地表示,萨克森公国可以为王室提供一年多的供给,且这个数字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这不就是口嗨么……】法兰克尼亚-洛林-巴伐利亚的招待规格要比萨克森地区更高:40头成年猪而并非30头,7头乳猪而不是5头,5头牛而不是3头,500个鸡蛋而不是50个鸡蛋(那萨克森地区的情况是文字上的记载错误吗?)【草,这个作者也和我一样会吐槽吗】,4fuder的葡萄酒而不是啤酒【那我问一句,这些地区真的产那么多葡萄酒吗……】总的来说,法兰克尼亚-洛林地区的庄园需要85个仆从,而算是巴伐利亚地区则再添上26个(也有说是32个,如果要把其他地区再核算上)。【那我还是搞不懂,明明这个地方提供的物资比萨克森多为什么出的仆人反而变少了……】(西吉博托伯爵的庄园名录中对此记载的数字也不一致,这可能是德意志地区对罗马数字的使用有勘误造成了这种计算上的问题。)国王总共从这些德意志地区的庄园中得到了至少516个仆人和总计1770头牛、16590头成年猪、2802头乳猪、5160只鹅、28500只鸡、75750个鸡蛋、46440块奶酪、5160磅蜡、2580磅胡椒、2025fuder啤酒和至少444fuder葡萄酒。​​​​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44

那么是否还有上文里Tafelgüterverzeichnis没有提及的关于巴巴罗萨行营的物资供给呢?最显而易见的遗漏是粮食或面包,蔬菜——比如说卷心菜,还有喂养马匹的饲料,还有斋戒日必不可少的鱼,盐以及作为中世纪时候常用的甜味剂蜂蜜。西吉博托伯爵从他的庄园里得到的粮食也相对较少,对此可能的猜测是其他物资的酬劳都是固定的数额,而在分田制下,粮食的数额是按总收成的一定比例来支付的。那么这些粮食是否需要从国王没有去的庄园运送到他当前停驻的地方呢?而当国王远离本土——比如说在意大利,并不需要这些粮食的时候,又该如何处理这些它们?最后,统计出来的总数量看似很夸张——但实际并不然,假设这些数字真的代表了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王室庄园的年收入,且需要供养1000名成年男子一年,那么平均下来每个人5天才能分到一个鸡蛋。此外,列表里莱茵河中游和巴伐利亚提供的粮食比萨克森要少得多,但国王待在那里的时间却要多得多,换而言之,王室庄园充其量只能提供宫廷所需的一小部分粮食。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12世纪中叶德意志地区的经济显得那么原始,所以由此可见欧洲当时最发达的意大利北部充满活力的商业社会对于巴巴罗萨以及他的诸侯们显得多么陌生。我们对于12世纪王室如何管理自己的领地一无所知,但法尔肯斯泰因伯爵西吉博托于1165-1166年开始记录的庄园名册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伯爵将他的土地分为了四个部分进行管辖,并把他的部分自留地租让出去以此来获得租金。尤其是维也纳郊外下奥地利地区的黑恩斯泰因(Hernstein),因为那里和他在巴伐利亚的领地相距甚远。出租土地的年收入有很多种说法, £12 220d, £13 30d, 和 £16 6s【我连这量词是啥都看不懂,饶了我吧】到1190年,西吉博托从该领地的63座葡萄园中获得了£33½ 12d。有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西吉博托还在意大利出售他在巴伐利亚产出的皮毛,并用所得收入购买橄榄油,在大斋期(Lent)期间橄榄油是黄油的替代品。因此很难相信大量的食品被长途运输只是为了供养巴巴罗萨的行营,也很难想象当巴巴罗萨并不需要的时候,那些多于的食品没有被出售。至少巴巴罗萨的执达吏们(Bailiffs)可以毫不费劲地在遍布王国各地的市场上买到2580磅胡椒。德意志不像意大利那样发达,但它的经济在12世纪下半叶也不再是那么专制而古板的了。

供养宫廷的主要负担其实落在帝国的各个主教区上,尤其是巴巴罗萨经常途径的那些。帝国境内一些经济拮据的修道院逐渐被解除了这一职责以及对王室的其他义务,亦或者他们因为自己囊中羞涩而伪造了章程逃避这些义务。1137年斯塔沃洛每年为国王的宫廷提供的服务义务被洛塔尔三世降格为:如果国王来到亚琛,则提供价值20马克的现金或实物;如果国王访问斯塔沃洛本地或其他某个庄园,则为30马克。康拉德三世在1143年免除了贝内迪克特博伊埃尔恩(Benediktbeuern)对王室的所有服务义务,并在1147年要求洛尔施(Lorsch)用三个庄园替代每年对王室提供的100镑年费。而贫困的尼德拉尔泰希 (Niederalteich)修道院无法再履行其义务,于1152年失去了其作为帝国修道院的地位。

1155年,巴巴罗萨自登基以来第三次造访康斯坦茨时,给予他忠实的支持者康斯坦茨主教赫尔曼以特别豁免权,即巴巴罗萨和他的任何继任者都不得再造访这座城市,也不得要求该城市进行招待,除非主教传唤或者出于祈祷以及旅途的需要,然而这是一个明显的漏洞。1155年之后王室对康斯坦茨的访问的确减少,尤其是与沃尔姆斯或维尔茨堡相比;但巴巴罗萨在1162年、1179年、1181年、1183年和1187年都途径过此地。美因茨大主教康拉德宣称,从他的前任大主教克里斯蒂安于1183年8月23日去世至1184年新的税款被收上来之前,他在郊区的所有收入都被用于为王室服务——除了有45先令(shillings)花在了美因茨,还有7磅花在了图林根。毫无疑问,这些钱中一大部分是用在了1184年盛大的圣灵节集会上。主教区对王室这种财政上要求的地址,可能促进了自12世纪80年代后王室出巡的行程逐渐从主教区转移到了各个行宫以及周围城市。

The Governance of the Realm 王国的治理

多亏了奥托和维巴尔德我们才能得知,诸侯们在巴巴罗萨加冕后的第二天早上即1152年3月10日便说服巴巴罗萨不急着赶赴意大利,直到教宗正式邀请他;但关于王国政府在看似态度一致的外表下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我们还是有许多疑惑。正如1152年的土地和平令(Landfrieden)所表明的那样,在诸侯们自己的领土上,有权负责逮捕、惩罚最烦以及裁决财产与其他纠纷的是他们自己而并非国王。例如,法尔肯施泰因伯爵西吉博托在1168年获得了巴伐利亚行宫伯爵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五世的裁决,即证明他的相关血统问题。【这段我实在看不懂,而且wiki上也没找到这位西吉博托伯爵的生平和家族问题,我姑且贴上原文你们自己品一品……the Hantgemal, or allod of liberty, which proved that his lineage was of free ancestry and which he shared with two other seemingly unrelated dynasties, belonged to the senior member of his own lineage. 】(一些学者认为魏布林根是萨利安家族和斯陶芬家族的Hantgemal【这个我查了一下似乎是什么共同治理城堡的意思,但第一我不懂德语,第二我也没找到专门的wiki词条来解释这到底是啥意思……】)1182-1183年,在巴伐利亚公爵奥托一世的宫廷里,西吉博托、他的妻子默德林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Mödling)还有他们的儿子提出了对默德林城堡以及其附属村庄的宣称,这些地产曾属于希尔德加德的父母。西吉博托和当时的英国男爵们(baron)不同,他没有直接向王室提出任何诉求。

巴巴罗萨统治的晚期,即1187年12月,在接到埃诺伯爵鲍德温五世(Count Baldwin V of Hainaut)的询问后,他再次重申了对于涉及扣押和非法占有财产的案件管辖权属于地方诸侯。“皇亲国戚和其他忠诚于国王的人”认为在君主接到诉讼状之后,他需要挑选临近的人成为陪审员,并正式宣誓要查明真相。如果财产被侵占,则应将其归还给合法所有者,并向其支付一笔赔偿金;违者还应向自己的“领主”支付10磅的罚款。在英格兰,原告还将从国外那里获得正式的文书来剥夺非法占有者所侵占的领地。

和他的英格兰同僚们不同,西吉博托伯爵直到巴巴罗萨统治的最后一年才提起了对封建义务的诉讼。在1166年西吉博托是3个公爵、2个行宫伯爵、2个侯爵、7个伯爵、一位大主教、4个主教以及一个修道士的封臣,但不是皇帝的封臣。只有到巴巴罗萨在1188年10月28日因为苏尔茨巴赫的格哈德二世去世后,从班贝格教区获得了格哈德以前的封地,西吉博托才成为皇帝的封臣。1189年1月,西吉博托前往苏尔茨巴赫并参与班贝格领地的重新分配,不过他并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这方面的委任状。西吉博托只是在他自己的记录里记载了巴巴罗萨在一间曾属于格哈德的屋子里,当着“主教和诸侯们还有一些朋友”的面,从已故的伯爵那里继承了封地,其中有几位被点名成为见证者。西吉博托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出发前不久加入军队也是他与巴巴罗萨仅有的两次见面记录之一,他其实是当时许多伯爵的典型代表,尤其是在巴伐利亚,那些伯爵们的主要效忠对象是他们的领主巴伐利亚公爵而并非皇帝。​​​​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45

然而对诸侯们的判决不满有时是可以向皇帝上诉的。1188年,博兰(Beaurain)的骑士罗伯特曾向埃诺伯爵鲍德温五世指控,伯爵的封臣及堂表兄弟,圣奥伯特的热拉尔(Gérard of Saint- Aubert)曾谎称罗伯特是他的农奴。伯爵的法庭做出了对罗伯特不利的判决并将他交给了热拉尔,热拉尔还给他戴上了镣铐,在罗伯特“以奴仆的身份”向他的主人宣誓效忠后才将其释放。在此之后罗伯特便去了皇帝的宫廷寻求主持正义。由于没人能够反驳他给出的证据,他从代替父亲建立国政的亨利六世那里得到了撤销判决的许可状。根据亨利六世授予他的授权,尽管热拉尔没有被传唤也并不在场,但先前的判决依然在蒙斯的帝国法庭被推翻。在没有任何正式行政记录的情况下,我们不清楚这种上诉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

与教廷以及英格兰的亨利二世一样,帝国法庭也可以通过委托代理人进行审讯,并以书面形式向法庭报告审讯结果,从而确定案件的具体事宜。在他加冕后的第二天,巴巴罗萨根据拜访亚琛的兰斯圣雷米修道院院长雨果(Abbot Hugh of Saint- Rémi in Reims)的要求,确认了其修道院在帝国境内的所有合法财产——特别是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东北部的梅尔森(Meerssen)庄园有关的财产。这个庄园是布拉邦特-鲁汶公爵戈弗雷三世(Duke Godfrey III of Brabant- Louvain)在康拉德三世告诫其之后才归还给修道院的。随后巴巴罗萨派亚琛的修道院长、执达吏还有他的卫队长去调查修道院长的申诉,即关于修道院的保护人海因斯贝格的戈斯温二世(Goswin II of Heinsberg)是否侵犯了圣雷米修道院在梅尔森的权利。他们根据庄园里的人的证词撰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内容包括庄园所欠的税款以及国王、保护人以及修道院院长之间每年三次关于庄园收入的分配。该报告被纳入巴巴罗萨的宪章之中。

巴巴罗萨也下放了一些维护和平、解决争端的责任给诸侯们。1152年7月维巴尔德曾向巴巴罗萨抱怨道,他的封臣施瓦伦贝格的佛卡温和维杜金德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私自袭击了属于科维的赫克斯特(Höxter)。他们劫掠了三天,摧毁了赫克斯特的防御工事,造成了大约900镑的损失,并从俘虏那里勒索了253镑。巴巴罗萨以书面形式向维巴尔德以及其他教士和乡绅们保证他会弥补他们遭受的损失;让他还命令狮子亨利去确保正义得以伸张。在1155年巴巴罗萨前往罗马加冕的途中,曾要求他的姐夫图林根领主路易二世关照随巴巴罗萨一同前往意大利的阿尔滕堡伯爵亨利的利益,并保护亨利在他缺席时所应得的作为王室内侍的利益。1157年春,皇帝指示明斯特主教腓特烈去查证一个叫马里努斯的人是否真如维巴尔德所说的那样是科维的官员。在1159年2月25日大斋首日 (Ash Wednesday,即圣灰星期三)至4月12日复活节期间,巴巴罗萨在第二次远征意大利时暂时离开了自己的军队,留下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二世“听取那些前来上访的人的意见,并在仔细调查后决定如何处理”。我们很想知道有多少原先并不属于王室管辖的案件最后上诉到了国王的法庭,特别是在德意志地区,以及巴巴罗萨通常是将这些事情分配给像埃伯哈德这样值得信任的主教进行解决,还是更愿意亲自听审。

一个具体案件的解决可能造成普适法律的颁布。科隆大主教腓特烈一世(Archbishop Frederick I of Cologne, r. 1100-1131)让渡了许多原本属于他的教区的财产,以至于康拉德三世的宫相维德的阿诺德(Arnold of Wied)曾经一度不愿出任科隆大主教。康拉德于是对此出台了一项法律,禁止任何大主教将自己名下的财产可以通过封土公示让渡(enfeoffed)或其他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而巴巴罗萨在1152年4月在多特蒙德再次为大主教阿诺德二世确认了这一判决。在1153年6月4日沃尔姆斯的集会上,阿恩斯堡伯爵戈弗雷(Godfrey of Arnsburg)与格伦巴赫的马克瓦特二世(Markwart II of Grumbach)当着巴巴罗萨和其他诸侯的Ian证明康拉德曾做主这样的裁决——这样看来康拉德之前的裁决并没有任何书面记录。时任巴伐利亚公爵的亨利(Henry Jasomirgott)以在场的所有诸侯们的名义宣布了法庭的判决,并将其承认为一般普适性的原则,即主教不能私自让渡这种财产,如果他执意要这么做,那么他的继任者也没有义务继续兑现前任给予的馈赠或财产抵押。巴巴罗萨确认了这一法律并以自己的名义签发了宪章。

1184年9月22日,在米兰举行的一次同时有德意志和意大利诸侯们参加的集会上所做出的裁决基本上也坚持了同样的法律原则。康布雷主教罗杰(Bishop Roger of Cambrai)抱怨道,他因其前任主教阿拉德(Bishop Alard)所欠下的债务而受到高利贷商人的骚扰。美因茨大主教康拉德在所有的诸侯同意下宣布,除非皇帝和总教区认可了这笔贷款,否则任何教会诸侯都不用对其前任的债务负责,而且教会的财产只有在皇帝允许的情况下才能被出售或抵押。由于阿拉德没有得到皇帝的这种授权,所以巴巴罗萨裁定罗杰不用承担任何相关责任。

巴巴罗萨对这两起案件的兴趣在与他需要维护主教区的财政收入能力,以便他们能够为皇室提供接待和军事服务。由于之前的判决记录没有被系统地保存,所以法院不得不重新开始审理每一个案件。

大多数裁决都参用了这种由王室法庭判决的形式,虽然诉讼程序本身是口头上的。诸侯们和其他有知识、有威望的人在法庭上解答一个法律问题,并将他们的发现应用于具体案件上。正如康拉德三世所说关于主教的世俗领主属性不可剥夺一样,不一定非要付诸笔端。大法官或者为胜诉的原告所工作的书记员只有在胜诉方向国王请求颁布确认其权利的文书或者命令被告方停止先前的行动时,才需要制作书面记录。鉴于没有规定记录此类判决的格式,书记员在案件陈述事实方面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法院的判决是Weistümer【我查了一下就是那种约定俗成的口头法律的集合】,即对现行的法律及习俗的声明,而并非颁布了新的法律。

尽管康拉德三世和巴巴罗萨为维埃纳(Vienne)和阿尔勒(Arles)大主教颁布的三分特许状中提及了“我们帝国的档案中”所包含的信息,但流动的王室法庭以及大法官办公室并没有保留任何可以在做决定时用于参考的档案。这三个例子中所提到的档案其实是维埃纳和阿尔勒教堂留存的档案,因为这两个大主教区直接受帝国管辖所以也勉强可以被说成是帝国的档案。鉴于大法官能够参考的只是有关方面所提供的文件,所以想要弄虚作假实在是太方便了。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信件收藏可以查阅——比如维巴尔德的记录,或者其他家族档案——比如西吉博托伯爵的记录,或者说如果宫廷保留了一个记事簿,我们可能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皇帝是如何参与王室法庭的诉讼以及审讯,以及用书面形式命令诸侯去执行特定的任务;或者说他是否频繁地颁布一个广泛传播的通告——就像他在大法官在贝桑松与教廷使节对抗之后,或1167年8月帝国军队惨遭失利后所作的那样。虽然巴巴罗萨和他的顾问们可能熟悉审讯这样的“现代”行政技术,并且也会采用书面形式来下达自己的命令,但事实上皇帝和诸侯们之间的交流依然是口头上的,集会就是他们平时交流的平台和场所。许多交流——例如加冕礼上与大臣们的寒暄都是象征性的;国王和诸侯们只是阐述普适性的习惯法,而不是通过具体执行的法律。与安茹王朝治下的英格兰不同的是,帝国没有王室法官来惩罚恶人,也没有郡县的法院来审理一般的民事诉讼。事实上,虽然巴巴罗萨在意大利有派遣代表回到德意志地区,但他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长期行程中,并没有对德意志地区的治理作出具体规定。皇室政府最终还是听命于他个人。正如卡尔·雷瑟(Karl Leyser,德裔英国中世纪历史学家)所言,巴巴罗萨“习惯于展现自己个人的权威。但他并没有试图将这种权威制度化,至少在德意志地区没有,他认为这就足够了。”​​​​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46

The Chancery 大法官法庭
大法官法庭里的人员与皇家教堂的人员基本一致,是皇室的唯一常设行政机构。在洛塔尔三世以及他的大法官美因茨大主教阿达尔贝特一世时期已经对萨利安时期的大法官法庭及其人员有了一个改革,但康拉德治下的大法官法庭又恢复到了亨利五世时期的常态。三大王国(即德意志、意大利和勃艮第)的大法官归一个最高大法官管辖,但每个王国又保留了自己的大法官:在德意志地区是美因茨大主教,而意大利地区是科隆大主教。1157年巴巴罗萨依据古老但已经失效的传统承认维埃纳大主教(Archbishop of Vienne)为勃艮第王国的大法官。最高大法官是荣誉职务,负责章程中所谓的确认条款并以第一人称书写;他将核实在其所管辖的王国中颁布的章程与法令是否与统治者的意愿相一致;但时常是由下属的大法官甚至是首席公证人(proto-notary)来代表缺席的最高大法官进行书面的条款确认。
巴巴罗萨延续了他叔叔统治时的大法官法庭人事构成,包括康拉德任命的最后一位大法官——塞伦霍芬的阿诺德。虽然大法官可以参与宪章和特许状的指定,但我们通常并不会将其看做是政府办公室的负责人。与之相反的是,他也是帝国境内的一名诸侯,是君主手下经验丰富且受过高等教育的政治顾问。大法官可能会被派去执行重要的任务,并负责翻译和解释重要的信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达塞尔的雷纳德在贝桑松所做的事件。当阿诺德于1153年刚刚就任美因茨大主教的时候,这个职位的人选尚且悬而未定。经过半年的空缺,施派尔大教堂的教务长泽佐尔夫(Zeizolf)曾短暂地担任过这一职务,但这一职务后来再次空缺了近两年直到1156年5月10日,巴巴罗萨最著名——或者说最臭名昭著的大法官达塞尔的雷纳德首次被任命为大法官。巴巴罗萨一共任命过9位大法官:阿诺德、泽佐尔夫、雷纳德、杜尔门茨的乌尔里希(Ulrich of Dürrmenz)、布赫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of Buch)、海因斯贝格的菲利普(Philip of Heinsberg)、亨利、斯皮岑贝格-赫尔芬斯泰因的戈弗雷(Godfrey of Spitzenberg- Helfenstein)还有约翰。他们之中有几个是贵族出身,甚至像雷纳德还出身显贵,不过阿诺德就是平民官员出身。和托马斯·贝克特【1118-1170.12.29,英格兰亨利二世的大法官,后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但最终与举荐他的亨利二世反目成仇转而支持教会,被亨利二世的支持者杀死于坎特伯雷大教堂,教宗亚历山大三世还追封他为圣人,殉道者】一样,担任大法官一职是通往教会中高级职位的铺路石。有5为大法官后来成为了大主教(阿诺德、雷纳德、克里斯蒂安、菲利普和约翰),两位成为了主教(乌尔里希和戈弗雷),而泽佐尔夫和亨利可能去世得比较早,所以并没有被擢升为主教。
在大法官缺席或此职位空缺期间,由首席公证人承担其职责。首席公证人都是因为其拥有相当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而被授予大师的称号,以表彰他们的学识。他们不关心大法官的日常事务,但很可能会被委派起草重要的信件。例如,维巴尔德便与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还有一位公证人——维尔茨堡大教堂的教士亨利协商后一同起草了向教宗尤金三世通报巴巴罗萨当选为国王的信件。公证人经常会被委派执行外交任务,或者作为更高级别的使节的随从。这个职务起源于第二次十字军期间,康拉德的大法官维德的阿诺德陪同国王一同前往了圣地,于是亨利【一位公证人】便成为了年轻的国王小亨利的顾问,并负责处理他的信件。维巴尔德在1150年的一个案例中首先将这位公证人亨利称为“protonotarius”【即首席公证人】,1157年之后,“首席公证人(proto-notary)”便成为了皇家秘书处实际负责人的标准头衔。维尔茨堡的亨利是拉赫温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拉赫温请求亨利帮忙纠正他的Deeds一书中的错误,因为他对宫廷内部的运作非常熟悉。亨利一直为巴巴罗萨服务到12世纪60年代末,他的继任者沃特温大师(Master Wortwin, 1172-80)曾为维尔茨堡的主教工作,是与教宗亚历山大三实就教会分裂问题进行谈判时帝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第三位首席公证人鲁道夫牧师(1182-87)担任了巴巴罗萨的儿子亨利六世的顾问,并因其努力而获得了费尔登主教一职。皇帝的最后一位首席公证人亨利大师于1189年首次被确认为首席公证人,并最终成为沃尔姆斯主教,他服务于年轻的国王亨利六世。
大多数宪章都是由皇家教堂的成员起草的,这些成员主要是德意志人,还有一些意大利人和勃艮第人,他们在各大教区的教堂以及法庭中供职,但和他们的先辈在奥托王朝以及萨利安王朝后期不一样,他们很少能够晋升到主教职位。他们之中的领袖是亚琛圣玛丽大教堂的教务长,然而并非所有的牧师都兼任公证人。这些书记员们几乎没有接受过关于法律实践方面的专业训练,因此公证人在起草章程和信件方面有很多的漏洞可以利用。现代学者以及能够确认至少有24人在巴巴罗萨统治期间曾为大法官服务,其依据不仅是他们在原始文件上的签名,甚至还包括他们对词汇、正字法、命名法以及法律专业知识来源的引用。然而,尽管公证人在起草宪章时有自己的方式,但这些文件,特别是一些解释性的诏书要传达统治者所期望塑造的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大法官法庭在任何时候雇佣的公证人人数都不尽相同。似乎是在1163年第三次意大利战役期间达到顶峰,当时有5名公证人一同起草文件;而其他时候只有一人起草文件。在多数情况下,负责起草的公证人向大法官提交一份已经完成的稿件,以便批阅和盖章。在巴巴罗萨颁布的454分宪章中,有314分是大法官法庭下属的人员起草的,而140份是另外的人写的。在巴巴罗萨统治时期,大法官法庭还是一个比较临时性的机构。
巴巴罗萨的公证人中最出名的要数维泰博的历史学家戈弗雷(1125-1191年后),他被认为是公证人阿诺德二世【Arnold II. C.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个意思】。(外交官员通过他们最初服务的大法官来识别他们手下的公证人——他服务于塞伦霍芬的阿诺德)关于戈弗雷提供的资料的可靠性,以及他本人与巴巴罗萨以及亨利六世的关系有多密切,存在相当大的争议。戈弗雷可能有德意志血统,他大约于1125年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维泰博,后来被洛塔尔送到班贝格的教会学校。在罗马教廷任职之后,他成为了康拉德三世的宫廷牧师之一,并在巴巴罗萨即位六周后,即1152年4月20日为他起草了第一份宪章。戈弗雷对他在王室服务的四十年作了如下描述:

QUOTE
作为一名牧师我每天昼夜不停地忙于弥撒、忙于谈判、忙于起草信件、忙于每天安排新的住处以及照顾我自己和人民的生活,还忙于执行非常重要的任务:我曾两次去往西西里,三次去普罗旺斯,一次到西班牙,还有几次去法兰西,更不用提四十多次往返于罗马与德意志之间。

戈弗雷因其在卢卡和比萨大教堂的服务而受到奖赏,他也可能曾供职于施派尔、美因茨和法兰克福的圣巴托洛缪大教堂,他曾任那里的教务长。根据一份维泰博的戈弗雷起草的关于他自己的宪章,1169年巴巴罗萨于多瑙沃特(Donauwörth)奖赏了他信任的臣子“维泰博的戈弗雷大师,宫廷牧师”和他的兄弟以及侄子——考虑到他们长期以来的服务和奉献,以腓特烈【巴巴罗萨】的荣誉,赐予他们在维泰博的地产。皇帝许诺帮助偿还他们的债务,将他们从维泰博的执政官以及其他教会和世俗当局的管辖中解放出来。他和他们的继承人将只归皇帝管辖。巴巴罗萨在维泰博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行宫的使用权。而诸侯们在意大利作为帝国使节执行任务时也有权暂住于那里。不过关于戈弗雷为皇室服务的牧师和公证人生涯是否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我们也不得而知。
同样我们也不知道巴巴罗萨本人在大法官的日常活动中参与了多少。是否每一份以他名义发布的宪章或者特许状他都被告知了内容,还是只有重要的信件——例如写给教宗的信才会告知他?鉴于加洛林时期统治者本人所做的事情只有在宪章和特许状上签名,但巴巴罗萨似乎连签名都懒得签。【那你是真的老懒狗了嗷】由于巴巴罗萨与教宗阿德里安四世的关系恶化,1159年,他命令公证人将自己的名字放在教宗之前,并用单数称呼教宗。【因为通常情况下教宗都是用复数自称的】拉赫温解释道:“这种书写习惯其实在古代普遍使用,但到了现代【就是巴巴罗萨他们那个时代】出于对被称呼者的某种敬畏和尊重也才进行改变。因为皇帝说,要么教宗遵守他的前辈们给帝国其他人士写信的习俗,要么皇帝自己在信中遵循旧时皇帝们的习惯。”【醒醒吧老舔狗拉赫温你就别再洗了,他就是想对教宗示威】如果皇帝亲自发布了这样的指令,证明他对大法官的书写格式以及工作内容相当熟悉——但是他真的这么做了吗?
维泰博的戈弗雷被认为是国王的宫廷牧师,虽然他只见证了两份文件,但这两份文件是巴巴罗萨统治时期最关键的之一:一份是1153年的康斯坦茨条约,该条约规定了巴巴罗萨加冕的条件并成为他和教宗阿德里安四世之间争论的主要来源;巴巴罗萨于1155年1月重又向教宗确认了条约。只有在选举中支持了巴巴罗萨的诸侯们才有资格陪同他一同前往罗马,因此他还需要意大利地区盟友的支持,最主要的是蒙费拉托和帕维亚侯爵威廉五世,他们将他卷入了各城邦的内部斗争以及他们对自治权以及霸权的争夺。巴巴罗萨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个人统治体系在罗马——这个自1137年以来便不曾再有皇帝造访的陌生城市里并没有什么用处。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49

Chapter six:The Romzug 通向罗马之路

The Roman Commune 罗马公社

诸侯们在1152年3月10日巴巴罗萨加冕后的第二天上午便决定,除非教宗尤金三世邀请巴巴罗萨前往,不然他们不会主动继续康拉德原计划的意大利远行,向罗马进军以加冕为罗马皇帝。而且教宗还没有像他在1152年5月17日承认巴巴罗萨当选的信中承诺的那样,派遣一名特使前往德意志。在10月13日维尔茨堡举行的集会上,弗赖辛的奥托记载,诸侯们在听闻阿普利亚流亡者悲惨的哀求后还是决定在未来两年内前往意大利。他们可能还从同在维尔茨堡的比亚恩德拉泰伯爵吉多(Count Guido of Biandrate)那里了解到了更多帝国在意大利面临的情况,特别是罗马公社很可能进一步激进化的危险情况。

受伦巴第同盟的启发,1143年罗马人民夺取了教宗在罗马的行政机构,并建立了一个人民议会,他们用了一个古老的称号自称——“元老院”。罗马城的乡绅们在1144年用自己推选的行政长官取代了教宗之前委任的执政官,他们称他为“大元老(patrician)【我寻思这个词原本是贵族的意思,但在这里我到底咋翻译啊……】”,他成为城市的实际统治者。根据奥托的说法,“罗马人强迫所有伟大和高贵的公民服从于这位大元老,并且摧毁了很多塔楼与建筑,还洗劫了枢机主教和神职人员的住宅,掠夺了大量的战利品。”1145年2月15日尤金三世当选为教宗,但他无法实现对罗马城的有效控制,他统治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罗马城之外度过。1145年底或1146年初,布雷西亚的福音派改革家阿诺德来到了这座城市。根据奥托的说法,他提倡:“无论是拥有财产的教士,还是拥有诸侯行政权力的主教,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得到救赎。那些东西【指财产和权利】应归属世俗诸侯,应由他们授予,而教会仅仅是拥有使用权。”阿诺德的这番言论为罗马人发动世俗上的战争提供了一个宗教理由。

作为对抗拜占庭和康拉德联盟的重要环节,1149年,西西里的罗杰曾向尤金三世提供军队协助他与罗马人民作战。几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在文献里又出现了这一古老的称呼——“元老院和罗马人民(senate and Roman people)”,大约是在初夏,他们给康拉德写了一封信,用恭敬的语言抗议康拉德无视他们以前的诉求。作为国王的忠实臣民,他们恢复了元老院制度,“以复兴罗马帝国” ,与斯陶芬家族对帝国复兴的期望相吻合,“使它恢复到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时代的状态,那时他们以元老院的形式联合罗马人民的力量将整个世界掌握在他们手中……”出于对康拉德的忠诚,他们已经惩罚了那些挑战他权威的人:罗马贵族、“西西里人”以及教宗。他们还提醒康拉德罗马教廷给他的前任们造成了“巨大的弊端”。罗马人正在忍受国王敌人的攻击,敌人们试图“阻止他们为皇帝戴上冠冕。”他们邀请康拉德尽快前往罗马并在此永久定都。“罗马是万城之首,如果能够消除神职人员所造成的一切长在,在这里统治整个意大利和德意志王国将比你所有的前任都更加自由。”毫无疑问,康拉德以及后来的巴巴罗萨都拒绝接受这种人民主权的主张,拒绝接受任何皇帝的权威来自罗马人民的观念;但奥托和维巴尔德都认为这封信很重要——或者说很怪异,所以才将其保留下来。最后,尤金三世一直都不愿意与西西里的罗杰结盟来一同反对康拉德。教宗于1149年11月回到罗马,并和罗马人民重新签订了他们之间的条约。罗马人民重新承认教宗的权威以及向他交税,反之他也承认了元老院的存在。

到了1149年末,“元老院的某位成员,国王最忠实的仆人”曾写信给康拉德,称他为“世界上最显赫最辉煌的领主。”作者自称曾在元老院和其他地方为了提升康拉德的境界东奔西走劳苦功高,因此他希望国王立即到罗马来,在教宗和元老院之间进行调停,并来保护罗马人民公社。自格里高利一世至格里高利七世,只有得到康拉德【即所有罗马人的国王/皇帝】的承认教宗才能正式就职。这封信的作者在最后说道:“世界上的任何战争与谋杀都不应由神职人员们发起,因为他们不能既拿刀剑又持圣杯,他们只应该去传教,去用善行来践行他们的道义,而决不允许他们在世上挑起混乱与争斗。因此,这位“匿名的元老院成员”即便不是想要发起改革的本人,也应该是布雷西亚的阿诺德的信徒。

康拉德并没有完全忽视这些来自罗马人民团体的示好。诸侯们在1151年9月17日于维尔茨堡同意国王远赴罗马后,它曾派遣科隆大主教阿诺德、维巴尔德和维尔茨堡的帝国公证人亨利去面见这些罗马人民的领袖以及教宗尤金三世,以进行一些必要的安排。康拉德曾感谢罗马人民在他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归来后寄给他的信,在心中这些罗马人既表达了对他个人的忠诚,也表达了对帝国改革的热忱。不过康拉德的信中并没有提到公民们在皇帝选举时可以发挥任何作用,甚至也没有提到作为帝国首都的罗马,以及元老院在其中究竟扮演怎样的作用;但他说“所有的罗马公民,无论尊贵或卑贱”,以及城市的总督、执政官等都可以看做罗马的贵族阶级。康拉德承认罗马乡绅阶级的权利,并愿意将他与教宗在罗马的权利与他们分享。使节们似乎与尤金三世就他和罗马人皇帝在永恒之城各自的权利达成了口头上的和解,因为教宗在1152年1月27日召见德意志诸侯们 参加远征时曾称罗马为“皇都”;5月17日,他曾向巴巴罗萨表示希望他能够遵守其叔叔对教宗以及罗马教廷的承诺。与康斯坦茨条约不同的是,在14个月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康拉德同意教廷镇压罗马人民公社,也没有放弃自己单独与罗马人民谈判。

尤金三世在罗马至停留到1150年春。他后来再次与罗杰发生了矛盾,因为罗杰在1151年复活节将其子威廉加冕为西西里国王,而没有去征得他在封建名义上的领主——教宗的同意。因此,尤金三世在1152年与罗马人民公社和西西里的罗杰打交道时,需要巴巴罗萨的协助。

巴巴罗萨在1152年春当选的消息和康拉德之前一样,也告知了罗马城以及教宗,这引起了一位名叫维泽尔——生活在罗马的阿诺德的德意志人追随者的反对。他的回应与先前恭敬的语气有着明显的不同,说明在这期间,罗马公社的运动或者部分罗马人的态度变得激进了起来。维泽尔深思熟虑地对巴巴罗萨进行了暗讽,他对巴巴罗萨的称呼不是国王或皇帝,而是“clarissimus”即“最著名的”,一个古典晚期对参议院的称呼。但这一举动非常的不明智,因为罗马人的生计之前依靠教廷,而他们又缺乏意大利北部城邦的财力,很难承受疏远国王的代价。维泽尔只是祝贺巴巴罗萨被自己的人民选为国王,但没有提罗马人的国王,更不用说皇帝。然后他斥责巴巴罗萨听从教士阶级的建议,把神权和皇权混为一谈,而且还通知教宗他的当选。国王没有征求罗马的意见,“这座神圣的城市,世界之花,所有皇帝的创造者和母亲”,也没有“像一个儿子一样那么尊敬自己的母亲”去征求城市里的贵族们的意见去确认他的当选。他应该将罗马城【即罗马人民】而不是教会当做自己真正的母亲。直到现在,巴巴罗萨的前任们还被“异端和叛教的教士以及虚伪的僧侣”传唤至罗马,这些人使教会和使节陷入混乱。在一系列对圣经的引用中,维泽尔指出,教宗应该是圣彼得那样的圣人,以此来警告那些曾经使世界陷入混乱并且肆意挥霍财富的教宗。然后他直接开始攻击君士坦丁的捐赠(Donation of Constantine),这是根据帝国宪章授予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的一种赎买圣职(simoniacal)的特权。这种捐赠在罗马被视为谎言和异端邪说,即便是最低贱的工人和几女也能反驳最有学问的人关于其有效性的论点。​​​​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50

在这其中最出格的侮辱是,维泽尔教训【草,这段原文用的是command,这也太猛了】巴巴罗萨道:“你要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一个皇帝需要学习法律。”【巴巴罗萨:别学了,再学成德国张三了】。维泽尔引用了在选举公告中使用的查士丁尼所著《法学阶梯》(Justinian’s Institutes)的一段话,“帝国的威严不仅要用武力来炫耀,而且要用法律来捍卫。” 他之后还引用了王室法典(lex regia),根据王室法典,罗马人民的所有权利和权力都是由罗马皇帝掌握的,他反问道:“有什么样的法律和原因禁止由元老院和人民来选举皇帝?”(尽管罗马公社甚至有共和制的呼声,但维泽尔还是无法想象一个不存在君主的政体)。他建议巴巴罗萨尽快派遣普伦多夫伯爵鲁道夫(Count Rudolf of Pfullendorf)、伦茨堡伯爵乌尔里希四世(Count Ulrich IV of Lenzburg)和其他合适的人,例如博德曼的埃伯哈德(Eberhard of Bodman),还有其他有法律知识的人组成使团前往罗马。【不是,你谁啊怎么就使唤上巴巴罗萨了……】维泽尔带有些许不详意味地警告巴巴罗萨:“你要小心,那里【大概是指罗马】随时可能会发生针对你的新举措。”看起来维泽尔的信似乎是在1152年夏或秋初送达巴巴罗萨手中的,所以这封信很可能促成了诸侯们在10月13日于维尔茨堡决定前往罗马。无论如何,这封信表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巴巴罗萨在第二次十字军中的同伴鲁道夫伯爵和乌尔里希伯爵是他的至交好友。

诸侯们在维尔茨堡可能得知了教宗于9月20日给维巴尔德的回信中令人震惊的内容。教宗写道,在布雷西亚的阿诺德领导下,一个由大约两千人组成的“暴徒团体”聚集在一起,并决定要在11月1日选举一百名参议员和两名执政官,“其中一人甚至扬言要称帝”。这个激进的计划,即要罗马人民希望选择一个服务于他们的皇帝将巴巴罗萨取而代之,可能便是先前提到的维泽尔告诫巴巴罗萨“注意那里可能发生任何针对你的新举措”的实质。尤金三世通过在罗马人民中分发金钱以及施以恩惠来阻止这场选举,罗马人民随后在1152年12月9日“以最崇高的敬意”欢迎他的归来,并及时接待了维尔茨堡会议后帝国派往罗马的使节。

The Treaty of Constance 康斯坦茨条约

帝国派往罗马使团的规模和人员构成证明了巴巴罗萨和诸侯们对1152年12月及1153年1月与教宗会谈的重视。帝国的代表是:哈弗尔贝格主教安塞姆(Bishop Anselm of Havelberg)与康斯坦茨主教赫尔曼(Bishop Hermann of Constance);伦茨堡伯爵乌尔里希四世;意大利的Guido Guerra III伯爵以及比亚恩德拉泰伯爵吉多(Count Guido of Biandrate)。安塞姆主教先前在为洛塔尔三世执行任务时,曾前往君士坦丁堡参加过神学辩论,并为教宗尤金三世撰写了一篇关于这次辩论的记录,他也是帝国在拜占庭方面的专家。赫尔曼主教参加了巴巴罗萨在亚琛的加冕仪式,1150年秋他还曾代表康拉德三世前往比萨会见教宗,这大概是为康拉德计划中的加冕仪式以及入侵诺曼人的西西里王国做准备。选择乌尔里希四世伯爵大概是对维泽尔的信件的一种令人耐人琢磨的回应。没有资料显示那位Guido Guerra和比亚恩德拉泰伯爵吉多一样于1152年10月出现在维尔茨堡,但由于巴巴罗萨在1155年曾派他去与阿普利亚叛军谈判,所以他之前也可能和阿普利亚流亡者们一起到过维尔茨堡。七位枢机主教和一位熙笃会修道士——基亚拉瓦莱的布鲁诺(Bruno of Chiaravalle)代表教宗尤金三世参加了谈判。这些枢机主教中包括了未来的教宗亚历山大三世、他的继任者卢西乌斯三世、未来的对立教宗维克多四世和帕斯卡尔三世,以及1153年3月在康斯坦茨与巴巴罗萨会面的两位使节。因此,在随后的几年里,与会的主要人物都将非常熟悉《康斯坦茨条约》中的规定。

尤金三世与这些枢机主教们一起,在罗马以其作为圣彼得使徒的荣誉当着国王派来使节的面,承诺将遵守协议的条款。作为回应,一位御前大臣要以国王的灵魂的名义发誓巴巴罗萨也会遵守,而国王本人也要亲自与使节握手来确保自己的信用。(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宣誓时的条件是“国王在位时【即in anima regis】”,但该协议在君主死后仍然有效)。双方都有义务遵守其条款,没有欺诈或者不轨的意图,只有在双方自愿和相互同意的情况下才能改变。在这样交换誓言后,这份条约才算正式生效。条约本身只是对已达成并宣誓的口头协议的书面摘要。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双方的领袖其实都清楚,文案中许多看似模糊的细节其实是由参与谈判的人员制定的。

使节们从罗马带回的条约初稿仅存于维巴尔德的书信集中。后来在康斯坦茨,大约是在修道院长的建议下,对于条约又做了两处重大的修改,最后的版本附在了巴巴罗萨与1153年3月23日发给尤金三世的信函中。巴巴罗萨的头衔将由国王变为皇帝,已表明只有西方帝国的统治者才是凯撒的继承者——而拜占庭君主被降格为“希腊人国王”【精罗……算了,已经怒不动了】,教宗承诺“维护并扩大帝国的荣誉(honor imperii)”而不是王国(regum),以表明他援助巴巴罗萨的义务将在他加冕后维持不变。除此之外,其他关于国王和王国的称呼都没有做改动。

巴巴罗萨3月23日对尤金三世的回信充满了奇怪的混合。他向教宗自称是“庄严的罗马皇帝(august emperor of the Romans)”,并在皇室签名那栏又自称是“罗马人最所向披靡的皇帝(most invincible emperor of the Romans)”【大概就是超级无敌贼他妈牛逼的罗马皇帝,草】与众不同的是,在致辞中,教宗和皇帝都被说成是受上帝的恩惠统治的(dei gratia)。言下之意便是,两人都将自己的地位归功于上帝,并且巴巴罗萨已经将自己当做皇帝了。按照惯例,巴巴罗萨在回信中表达了他对王权与祭祀之间永久和平的渴望,他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信的结尾具有皇室特权的格式,包括见证人名单和确认条款,宫相需要确认文本符合国王的意愿。见证者不出意料的包括安塞姆主教、赫尔曼主教以及伦茨堡伯爵乌尔里希,还包括了维巴尔德、韦尔夫六世、巴登伯爵赫尔曼三世、巴巴罗萨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的另一位同伴伦茨堡-巴登的维尔纳伯爵以及宫廷牧师维泰博的戈弗雷,他在加入皇家法庭之前曾在教廷任职,很可能是他负责起草了条约的文本。最后一位证人是帝国官员以及内侍安塞姆,他大概代表国王进行了必要的宣誓。

在条约的第一版里,巴巴罗萨承诺“在没有得到罗马教廷以及教宗尤金三世以及其继任者的同意的情况下,不会与罗马人民,也不会与西西里的罗杰(在这里巴巴罗萨没有给他任何头衔)休战或媾和,如果教廷希望继续坚持遵守与腓特烈国王签订的上述协议的宗旨的话”,也就是说未来只有教宗而不是巴巴罗萨可以终止协议。对于教宗与罗马公社以及诺曼人和解的自由权利则没有类似的明确限制。此外,巴巴罗萨还同意“以其王国的力量努力使罗马人民臣服于教宗和罗马教会。一百年不动摇【草,这句原文是拉丁语icut (melius) unquam fuerunt a centum annis retro,我基本上是瞎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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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份条约究竟是有利于巴巴罗萨还是有利于教宗一直以来都有着学术上的分歧,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晦涩的拉丁语条款的翻译。彼得·拉素(PeterRassow,1889-1961,德国中世纪历史学家)在1940年认为该条约并不像当时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巴巴罗萨的外交失败,他将该条约翻译为“像他们(罗马人)一百年前一样”【我重申一遍上次结尾那里是我口胡的,问了真的会拉丁语的大佬表示就是和以前一百年一样】——也就是说,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皇帝一直作为教宗的保护人,并且连着四任教宗的选举都和他有关。在这种文本解读中,条约确立了以皇帝为主导的,教宗与帝国共同治理城市。不过在彼得·拉素之后,尤尔根·彼得森(JürgenPetersohn,1935-2017,德国中世纪历史学家)坚持认为这个时间期限是指查士丁尼给予罗马教会放弃其曾经从皇权手中获得的特惠权的一百年时效。于是,关于巴巴罗萨这一条约的正确翻译,特别是1155年巴巴罗萨与阿德里安四世确认的版本中还插入了“melius”一词,并以更确切的“城市”取代了模糊的代词之后,正式版本为:“维持这个城市在之前的一百年里的运行状态就是最好的。”也就是说,是在教宗行使最大权力的时候。

维泽尔对《君士坦丁献土》的恼怒表明,教宗以那份伪造的文书为基础,宣称君士坦丁大帝曾在该文书中的第17条授予教宗西尔维斯特“罗马城和意大利或西部地区的所有行省、地区和城市的领主权。”在西西里王国的问题上,教宗可能也援引了捐赠书的内容,因为1148年至1152年间在教廷待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表示,尤金三世之所以反对罗杰在1151年为他的儿子威廉加冕,是因为“众所周知,整个西西里岛都属于教宗的领地”。巴巴罗萨同意在未经教宗许可的情况下不予罗马人民或西西里的罗杰议和,与他的叔叔保留了自己单独与罗马人民谈判的权利不同,他相当于默许了教宗在罗马——永恒之城的唯一统治权以及教宗对诺曼王国的宗主地位宣称。

在第二条中,巴巴罗萨承诺自己将“作为神圣的罗马教会的忠实代言人,尽其所能维护和捍卫教宗的荣誉(honorpapatus)和圣彼得王冠的权威,对抗他们所有的敌人。”此外,他还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教廷夺回失去的权利——也就是在罗马地区的财产权和治理权并加以维护。(1155年续签条约时省略了这一义务。)这段话通常被认为是对1133年洛塔尔加冕的宣誓词几乎逐字逐句的重复,但“作为神圣的罗马教会忠实的代言人,尽其所能反对一切敌人”这句话并没有出现在当时的誓言里。事实上,《康斯坦茨条约》是教廷第一次把皇帝说成是拥戴者(advocate)而不是罗马教会的守护者(patron)与捍卫者(defender)。和德意志地区不同,在德意志,成为教会的拥戴者是建立封建领主制度的重要手段,而教宗则把皇帝设想成了根据教宗的指令行事的一种职务。因此,巴巴罗萨的承诺可以被解释为作为一个臣子辅助其封建领主的义务。教廷方的谈判者可能以这种方式悄悄地在《康斯坦茨条约》中插入了对帝国加冕的封建解释,从而为教宗在贝桑松宣称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是教宗的封地准备了法律的依据。【巴巴罗萨:草,老子这算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吗?】

但是,巴巴罗萨有义务帮助教廷保护和收回其在罗马和附属国的哪些具体的管理权和财务?这些权利是教宗从帝国那里得到的财物吗?这一点也没有详细阐明。此外他们反复提到的honorpapatus(教廷的荣誉)又指代了什么?拉素用狭义的法律和法学术语来定义荣誉,他承认教宗可以用康斯坦茨条约的第二条来证明他对诺曼王国的封建宗主地位的宣称——所以荣誉可以看做领地(fief)的同义词。但也许谈判双方还有别的想法?巴巴罗萨和尤金三世都同意,否定了康拉德在塞萨洛尼卡条约中的领土让步,不把意大利的任何土地让给“希腊人的国王”。【精……算了,连罗都快罗不动了】如果曼努埃尔一世真的入侵亚平宁半岛,那么无论是教宗还是巴巴罗萨都将以圣彼得的名义驱逐他。鉴于康拉德之前试图让自己的儿子娶一个拜占庭公主,甚至自己娶一个拜占庭公主以此来收回之前送出的自己的养女伊琳娜意大利地区领地的嫁妆,巴巴罗萨看来也是延续了康拉德的早期政策,因为他也试图规避或干脆违背塞萨洛尼卡条约。尤金三世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同意巴巴罗萨与阿德拉离婚,这样他便可以去找一个拜占庭公主以此来收回先前的嫁妆。教廷使节和赫尔曼主教在康斯坦茨宣布他们之间的婚姻无效。

巴巴罗萨随后于1153年9月派遣帝国代表之一的哈维尔贝格的安塞姆以及阿普利亚的流亡伯爵,格拉维纳伯爵亚历山大(CountAlexanderofGravina)前往君士坦丁堡。他们的任务是安排国王与拜占庭公主的婚事,并计划联合进攻西西里的罗杰。他们携带了巴巴罗萨与维巴尔德的信件,宣布巴巴罗萨当选为了新任国王,并将继续致力于他叔叔与曼努埃尔的同盟关系。双方君主都表现出了积极地态度,拜占庭特使于1154年1月陪同安塞姆返回德意志,而安塞姆也于当年晚些时候回到君士坦丁堡继续谈判。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如果巴巴罗萨不能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和阿普利亚地区向曼努埃尔让出一些领土,那么曼努埃尔就不愿继续维持这个反诺曼联盟。

而尤金三世则在条约中许诺“将把巴巴罗萨尊为圣彼得最亲爱的儿子,并将在国王前来加冕时亲自为他戴上皇冠,根据教廷的职责帮助他维持、并扩大其王国的荣誉。”(初稿为regnum,终稿改为了imperium)。教宗这番话实际上是他对巴巴罗萨当选的回应,并更加明确地重申,只有接受了皇冠,他才能算是真正的皇帝。这种表述并没有解释罗马人国王在加冕前能否行使其作为罗马皇帝的权利——毕竟巴巴罗萨已经在条约中称自己为“罗马人的皇帝了”——以及教宗能否拒绝为他加冕的问题。然而,巴巴罗萨被指定为圣彼得“最亲爱的儿子”,也就意味着他成了教宗的附庸,也使得他是在当选之日就能还是在加冕之后才能行使皇权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巴巴罗萨:草,你怎么要当我爹?】

真正的难题在与谈判者们对帝国荣誉(honorimperii)的礼节,帝国的荣誉——这句话在巴巴罗萨的宪章中出现了无数次,并且已经成为他统治的核心以及其象征。拉素试图证明巴巴罗萨并没有向教宗做出单方面的让步,他认为荣誉在这里值得是帝国在政治和司法上对主权的主张:具体来说,就是帝国对意大利南部和玛蒂尔达遗产领地的统治权,以及对伦巴第和普罗旺斯的宗主权,教宗其实是在条约中默许了这些权力。虽然起草帝国宪章的公证人们用honorimperii来代指个人的尊严和帝国的权利,但honor在拉丁文和英文中有着广泛的含义,包括封地、职务、荣誉、名声、尊严等。作为一个中世纪贵族,荣誉对于巴巴罗萨来说首先意味着一个人的公共地位,要惩罚一切轻视其地位的行为。对于一个君主来说荣誉的私人和“公共”层面是不可分割的。而不公正行为如果不得到惩罚则会同时损失君主的私人与公共荣誉。毕竟康拉德委托制作的王冠上的铭文宣称“国王的荣誉偏爱公正的判决。”除此之外,中世纪的荣誉概念里还与Shekinah的荣誉相关联,是上帝在西奈半岛的降临现世。简而言之,皇帝和教宗在条约中承诺尊重对方地位的神圣尊严以及具体权利。

最后,“如果有人胆敢妄自践踏王国(regnum)的管辖权和荣誉”,教宗出于对王室尊严的维护,会采取教会方面的手段来惩罚他们,甚至开除教籍。我们只能大概猜测这条规定大概针对以下人群中的一类:违反巴巴罗萨一年前夏天在乌尔姆宣布和平法令的人;西西里的罗杰;篡夺主教行政权的意大利北部公社与城邦,亦或者是针对他们所有人。由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曾被米兰大主教加冕为对立国王的康拉德与伦巴第人不和,因此他们应该不太可能成为这一规定的具体对象,很可能这项规定只是一个泛指的条例。

3个月之后,1153年6月7日在沃尔姆斯,在巴巴罗萨的要求下,教廷的使节宣布罢免了四位主教:美因茨大主教亨利——据弗赖辛的奥托表示,他“经常因剥削自己的教区而备受指责,但从未悔改”,他可能反对过巴巴罗萨当选为国王;艾希施泰特主教伯查德(BishopBurchardofEichstätt)——奥托说他“年老体衰,不堪担此重任”,但他也恰好与美因茨大主教亨利来往密切;希尔德斯海姆主教伯纳德(BishopBernardofHildesheim)——据说他无法履行牧师的职责;以及明登主教盲人亨利一世(BishopHenryIofMindentheblind)。这次对德意志主教团的清洗使得巴巴罗萨能够用更合他心意的人取代这些被废黜的主教,而这很可能也是在罗马协商好的内容。因此教廷在德意志地区对巴巴罗萨一次性做了重大让步,这些让步部分地平衡了巴巴罗萨在意大利地区的长期让步,但这些让步并没有列入康斯坦茨条约的书面文本。

尽管拉素试图证明巴巴罗萨和尤金三世缔结了平等的双边协议,但这份条约无疑还是帝国外交失败的证据,毕竟巴巴罗萨和弗赖辛的奥托在1157年的国王成就里都对该条约避而不谈。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巴巴罗萨这样经验丰富的谈判者会同意这样明显不利的条约?答案很可能是因为巴巴罗萨在德意志地区的地位并不像弗赖辛的奥托所记载的那样稳固——在他远征意大利不在德意志的时候,在萨克森反对狮子亨利的人与巴本堡家族时常有解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巴巴罗萨希望尽快得到教宗的承认,以使自己的皇位合法化。阿普利亚流亡者在维尔茨堡请求援助的呼吁很可能只是为他提供了一个借口,以尽早前往罗马加冕。​​​​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51

Lodi’s Appeal at Constance 洛迪在康斯坦茨的诉讼

据曾被洛塔尔三世任命为大法官的奥托·莫雷纳(Otto Morena)所言,弗赖辛的奥托忽略了发生在康斯坦茨的另一件事情。莫雷纳记载巴巴罗萨的事迹是从1153年3月两个与他同乡的人从洛迪来到康斯坦茨开始的。 阿尔贝尔纳多斯·阿拉曼努斯(Albernardus Alamanus)和霍莫博努斯大师(Master Homobonus)——一个商人和一个也许是法学家的人士——曾应赫尔曼主教的要求前来为他提供服务。他们不知道巴巴罗萨曾在那里召开集会——奥托·莫雷纳坚持说阿尔贝尔纳多斯曾亲口这么保证过。当他们看到许多人——无论贫富都通过国王或是诸侯得到了正义的伸张,于是他们觉得也把洛迪的案子提交给国王审理。洛迪的旧城位于米兰东南的兰布罗河(Lambro)边,后者是波河(Po river)从科莫湖连接西边皮亚琴察(Piacenza)和东边克雷莫纳(Cremona)之间的支流。这样一来这座城市就成为了米兰,甚至是热那亚通向波河的必经之路。阿尔贝尔纳多斯和霍莫博努斯来到一座教堂,拿了两个巨大的十字架扛在肩上,怀着极大的悲痛之意将其扔在了巴巴罗萨的脚下。在场的诸侯们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都表示十分惊讶。通常来说,社会地位较低的人需要一个有影响力的中间人才能接触到国王,并提前将事情安排好,因为如果国王不能对请愿者给予有利的答复,那么国王的荣誉会受到损害。扛着十字架是意大利人为了呼吁正义或怜悯的惯用做法。

阿尔贝尔纳多斯会说德语——事实上阿拉曼努斯(Alamanus)就是意大利语中德语的意思——讲述了米兰人对洛迪的暴行。1111年米兰人摧毁这座城市之后,他们强迫流亡者们发誓永远离开这座城市。洛迪人在附近的一个定居点建立了新的集市,但米兰强迫他们将集市搬到一个无人居住的空地上。阿尔贝尔纳多斯和霍莫博努斯恳求国王和诸侯们命令米兰允许洛迪人在传统的地点重新建立集市——建立集市的权利也是国王赋予的权利之一。巴巴罗萨在征得在场所有诸侯的同意后,指示他的宫相塞伦霍芬的阿诺德向米兰写下这样的指令,之后又派遣了一位名叫西谢尔(Sicher)的特使前去传令。如果巴巴罗萨没有给予米兰回应这些指控的机会就采取行动,就违反了法律程序的惯例,让别人怀疑他自己在裁决伦巴第人之间纠纷时的公正性。

当阿尔贝尔纳多斯和霍莫博努斯回到家乡,把她们的所作所为告诉执政官和洛迪的议会时,公社的领导人可对米兰可能做出的反应感到恐惧。他们斥责了这两个人,并以死亡威胁他们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几天后,西谢尔到达洛迪。执政官们恳求他不要把巴巴罗萨的信送出去,西谢尔虽然同情他们的处境,但还是执行了他的任务。米兰执政官们把皇家诏书扔在地上,把它和印章踩得粉碎。他们的这种行为在今天相当于焚烧国旗,是对巴巴罗萨的严重侮辱,因为印章是国王权威的象征。不仅如此,米兰人还对巴巴罗萨进行了又一次侮辱,他们袭击了西谢尔,使其被迫逃亡,躲藏起来,直到晚间才得以逃脱。当洛迪人从西谢尔那里得知发生什么事了之后,他们因为害怕米兰的报复而四散逃亡。西谢尔急忙返回了巴巴罗萨身边,匍匐在他的脚下要求复仇。奥托·莫雷纳说,国王和诸侯们气急败坏,决定立即率领大军入侵伦巴第。

在这期间,洛迪人通过蒙费拉托侯爵威廉五世秘密地给巴巴罗萨送来了一碗成色很好的金子。巴巴罗萨欣然接受了洛迪人的赠礼,并答应保护他们。克雷莫纳和帕维亚也向巴巴罗萨赠送了礼物并控诉了米兰以及他们对洛迪的暴行。因此,据奥托·莫雷纳说,巴巴罗萨成为了米兰的敌人。米兰人则向国王送去了一个装满钱币的金碗,以试图挽回国王的心意,但当众侮辱国王是无法用金钱来平息的,国王拒绝了他们的礼物。

洛迪的诉讼是漫长的意大利战争的开始,根据奥托·莫雷纳的说法,在这场战争中,巴巴罗萨“夺取并摧毁了一些城市”,并“通过他神圣的善意和虔诚恢复了其他城市的原状,提升了帝国的荣誉……”但事件的真相是否完全如奥托·莫雷纳所叙述那样,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Lombardy 伦巴第

巴巴罗萨在1154年10月初离开奥格斯堡,和大多数前任皇帝一样,他通过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高4494英尺)穿过阿尔卑斯山。在山口以南的布雷萨诺内(Bressanone,德语Brixen)和特伦托(Trent)短暂停留后,他于10月22日在维罗纳境内的加尔达湖(Lake Garda)附近扎营。据弗莱辛的奥托说,国王在那里征求诸侯们的意见,因为他担心他的军队会触怒上帝。由于在贫瘠的山区找不到足够的补给,饥饿的士兵们“侵犯了某些神圣区域”。国王要求“从军队中征集”,并赠与布雷萨诺内和特伦托的主教们相当多的财务,以补偿沿途因士兵掠夺而遭受损失的修道院和教堂。巴巴罗萨在另外的五次意大利战役中至少有三次是走的布伦纳山口。(他在1174年的第五次远征中选择了位于萨伏伊和伦巴第西部之间的塞尼斯山口(Mount Cenis Pass,高6831英尺),而在1184年他可能是通过瑞士东部的卢克马尼尔山口(Lukmanier,高6283英尺)、施普吕根山口(Splügen,高6946英尺)和塞普蒂米尔山口(Septimer,高7579英尺)直接从施瓦本前往米兰。)他在1155年又经由布伦纳山口返回德意志。

布拉格的文森特(Vincent of Prague)记载道,1158年巴巴罗萨第二次越过布伦纳山口的波西米亚先遣队也遇到了类似的后勤补给问题。波西米亚人在前往布伦纳之前,在雷根斯堡采购了大量的牛和其他物资——这一举措相当的有远见,因为牛在阿尔卑斯山上十分稀少。这些人饱受饥渴之苦,因为山地附近的住民在听闻大军即将到来时便逃亡了——毫无疑问,他们的农场在1154年与一些神圣处所一起遭遇了掠夺。当波西米亚人终于到达布伦纳山口以南、埃伊萨克河(Eisack)和阿迪杰河(Adige rivers)交汇处的博尔扎诺(Bolzano)一带时,他们获得了大量的葡萄酒,使得精神焕发重新振作起来。弗拉季斯拉夫国王派他的代理人提前到布雷萨诺内和特伦托监督波西米亚军队的军纪,并安排建立市场以供应必要的物资。

造成这些后勤问题的原因是,在12世纪奥格斯堡与布雷萨诺内之间大约155英里的距离里没有城市,甚至没有集市与乡镇。布伦纳山口以北的因斯布鲁克在1180年后才开始发展,即便是拥有很多葡萄园的博尔扎诺,也无法容纳几千名饥饿的士兵。所以士兵们必须带着他们的补给品翻山越岭,但由牛拉的两轮车每天只能行进9英里左右,进一步延缓了军队的行动。所以,大部分货物都是用驮兽驮过阿尔卑斯山的。在山路上不可能运送速购的饲料来喂养几千匹驮马,于是马匹不得不沿途放牧。除了第二次意大利战役是在6月出发之外,巴巴罗萨的其他战役都选择9月或者10月从德意志地区出发,这绝非偶然,而是因为此时的牧草最为丰富。尽管有这些后勤补给上的困难,德意志统治者们还是偏爱选择从布伦纳山口翻越阿尔卑斯山,因为它是阿尔卑斯山群中最低的山口,从这里走的话一次只需要穿过一个山口。即便是在夏季或者初秋的最佳条件下,率领一支大军穿越阿尔卑斯山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巴巴罗萨告知他的叔叔弗赖辛的奥托,他只带了1800名骑士前往意大利。据估计,10至13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意大利战役里,通常会带大约6000至8000名骑士。据称,巴巴罗萨本人在1158年围攻米兰时指挥了将近1.5万名骑士【你确定带这么多骑兵攻城吗……】,不过这个数字包括了意大利人,以及其他难以计数的步兵和仆从军。如果把后者算在内,那么巴巴罗萨向罗马进军时的军队人数可能在5400到7200人之间。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计算出巴巴罗萨出征时军队的相对规模。从见证者名单和其他资料中得知,共有20为教会诸侯、公爵、侯爵、行宫伯爵以及12为伯爵和小领主,其中许多都是他的忠实支持者,他们都曾跟随巴巴罗萨前往罗马加冕。相反,1158年的帝国军队包括了49位诸侯,20多位伯爵以及下级领主。这表明巴巴罗萨在1154-1155年的军队规模很小,这就更让人吃惊了,因为仅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四世就答应要为他提供500名骑士和50名弓箭手。不过贝特霍尔德很可能认为自己不再需要履行这一承诺,因为巴巴罗萨没有为他发动勃艮第战役。由于自己没有足够的兵力,巴巴罗萨在进军罗马以及随后的意大利战役中都不得不依靠意大利贵族和一些城邦公社盟友的军事支持,比如蒙费拉托的威廉以及帕维亚,但这意味着他将不可避免地卷入他们之间的争端,无法成为伦巴第人之间争端的公正仲裁者。巴巴罗萨在1154年的兵力不足,要么是因为他严重低估了在意大利地区作战所需要的人数,要么是因为此时他在德意志地区获得的支持还不够稳固。事实上,弗赖辛的奥托承认,尽管诸侯们对于他对待其叔父奥地利的亨利(Henry Jasomirgott)的态度“没有一点异议”【其实就是颇有微词的反讽……】,巴巴罗萨还是于1154年10月从奥格斯堡出发前往意大利了。​​​​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52

巴巴罗萨之前的皇帝们很少踏足意大利。从951年奥托大帝获得意大利王位到1002年奥托三世去世之间,奥托家族在亚平宁半岛上总共也就统治了大约17年;在巴巴罗萨于1152年加冕之前的150年里,德意志君主在半岛上的存在感已经降低了很多。萨利安家族的亨利二世、洛塔尔三世还有从来没有以国王身份前往意大利的康拉德三世总计在意大利也就待了22年。【这里我觉得非常的奇怪,原文是Henry II, the Salians, Lothar III, and Conrad III, who never went to Italy as king, had been in Italy for only a combined total of twenty- two years.但是这三位其实都有意大利国王的头衔,而且其实也都去过意大利,不知道这个never went to Italy as king该怎么说,所以揣测一下大概是说康拉德三世之前去意大利的时候并不是以国王的身份。】奥托观察到,伦巴第人的势力之所以会崛起,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一直都留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巴巴罗萨最终在意大利度过了他38年执政生涯中的13年,他打破了这种统治者缺席而只是进行代理行政的传统。

巴巴罗萨在意大利的六次远征中,大部分时间都停驻在伦巴第。在他已知的291个停留地中,有168个在伦巴第,21个在威尼斯,54个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24个在托斯卡纳,20个在斯波莱托公国和意大利东-中部,只有4个在罗马或者拉丁主教区。他最喜欢的驻地还是主教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的大多数城市和德意志地区不一样,他们都是归主教管辖的。与公社联盟变幻不定的关系决定了他居住地的变化。巴巴罗萨最常拜访的是他主要的城邦盟友帕维亚和洛迪,分别有30次和17次。他至少也去了7次都灵,6次在拉文纳,5次在博洛尼亚、克雷莫纳、米兰和帕尔马,而4次在皮亚琴察。他总共在45个不同的主教区停留了139次。他还在140个意大利的城堡、村镇和庄园里待过,例如在克雷马(Crema)、马伦哥(Marengo)、蒙扎(Monza)、苏萨(Susa)和维泰博(Viterbo)各两次。和在德意志地区一样,他很少参观修道院。这其中的例外是修道院-宫殿建筑群,比如维罗纳的圣芝诺教堂(St. Zeno),它就位于主教区的城墙外。

奥托没有跟随他的侄子一起去意大利,但在12世纪40年代他至少去过两次,他可能在巴巴罗萨出发前分享了一段他在《Deeds》一书中对意大利的著名描述。 奥托解释道,伦巴第人在治理城市方面遵循了他们罗马祖先的传统,由执政官统治,而执政官每年从大贵族、其下集附庸以及平民中选出。这些城市使周围大部分的村镇、农村(意大利语contado)以及居住在那里的贵族都受制于其权威。然而,伦巴第人却保留了“他们野蛮而不完美的痕迹,因为他们在标榜自己依法生活时却并不遵守法律。他们几乎不尊重他们原本应该自愿臣服于的君主,也不愿意履行他们曾宣誓应履行的法律义务,除非君主率领大军让他们感受到他的权威。”【换而言之如果不打一顿就不会听话,贱啊真是】

奥托说,自从罗马帝国在西欧的统治集团从希腊人转移到法兰克人后,国王们习惯先派有经验的家族成员到意大利地区,从城市和村镇中收取他们应向皇室国库缴纳的特别款项,当地居民们称之为fodrum。在奥托和萨利安王朝时期,fodrum在功能上等同于德意志地区的servitium regis,即向流动的王室宫廷提供补给品的义务,有别于为国王提供住宿的义务和对军队的供给。到了12世纪,它的支付形式已经从物资的运输转变为金钱。与奥托所说的以及在德意志地区的做法相反,在帝国的意大利地区以及相关的附庸国,所有由国王直接统治的个人或实体——主教、帝国修道院、贵族以及城市公社——都必须缴纳fodrum。教宗阿德里安四世和各城邦公社随后试图限制意大利地区对皇帝到罗马加冕(Romzug)后的义务,但巴巴罗萨则试图将fodrum变成他只要在意大利地区逗留期间其封臣都应缴纳的税款,而且在那些直接受帝国控制的地区,这种税款与乡村居民对其主教、公社或贵族领主每年应缴纳的fodrum被混为一谈。奥托补充道,许多城市、城镇或承包拒绝支付全部或者部分的fodrum,所以当巴巴罗萨到达这些地方时,他将它们全都夷为平地,以示警告。【……真就暴君巴巴罗萨???】

此外,奥托认为国王在意大利的权利是基于法兰克人对意大利半岛的征服,这远远超过了他在德意志地区的特权。奥托断言:当诸侯们进入意大利时,所有的裁判权都要归于他,一切都必须经过他的同意,之后再根据法律法令以及精通法律的人的判断来进行管理。”国王的权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奥托根据意大利法官的报告这样写道:“只要君主需要,就可以征用一切土地上生产的作物来补给他的军队,除了耕种所必须要用的牛以及专门用于耕种土壤的种子。”难以想象,任何一位德意志地区的诸侯,包括曾任施瓦本公爵的巴巴罗萨或者弗赖辛的奥托本人会允许国王对他们进行这样的剥削与侵犯,但似乎巴巴罗萨和他的顾问们便是带着这样的特权观念来到了意大利,并且正是这种主张使得他在穿越伦巴第时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1157年巴巴罗萨亲自为他的叔叔提供了一份回顾性的总结,介绍了他在加冕后前往意大利地区接受伦巴第臣民的宣誓效忠并解决他们之间争端时发生的事情:“这片土地(指伦巴第)因为皇帝长期缺席而发起了叛乱,这很是让人失望,不仅是我们的骑士,而且下级市民们也对此表现出了正义的愤怒,进而摧毁了它几乎所有的据点。”巴巴罗萨这番话承认了他大军所到之处留下了一片狼藉,毕竟他并不是无时无刻都能约束自己部队的军纪。

巴巴罗萨并没有按照《康斯坦茨条约》要求的那样,越过布伦纳山口后直接前往罗马镇压公社运动,加冕为帝,然后进攻诺曼人。相反他向西走穿越了意大利北部平原,从维罗纳出发,途径布雷西亚、贝加莫、克雷莫纳,最后到达洛迪。当1154年11月28日巴巴罗萨抵达洛迪的时候,洛迪人给予他的待遇与先前奥托·莫雷纳关于巴巴罗萨与洛迪已经默契结盟的描述截然相反。根据莫雷纳的说法,聚集在皮亚琴蒂诺(Piacentino)——也就是洛迪人在康斯坦茨诉讼中提到的集市所在地的市民顽强地抵抗德意志人想要攻占其定居点的企图。由于害怕德意志人,他们一些人带着妻儿和财产逃到了另一个定居点,还有一些人去了米兰,但大多数人则匆匆逃往克雷莫纳或皮亚琴察。之后他们回到了洛迪旧城,因为巴巴罗萨在皮亚琴蒂诺扎营了。他派遣了一个牧师去找这些逃亡者,要求他们宣誓效忠于他。洛迪人说没有米兰的允许他们不能这样做。而米兰的执政官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也许是担心米兰人的报复,洛迪人才同意效忠于巴巴罗萨。洛迪并没有认为巴巴罗萨是他们的解放者。【我要是巴巴罗萨我估计想把洛迪给扬了,不是他们来哭天抢地说被米兰人压迫的吗?这率军来解放他们了,怎么又……?真把神罗皇帝当傻逼逗呢?】

在11月30日至12月6日期间,巴巴罗萨在皮亚琴察附近靠近波河河谷的隆卡利亚平原上举行了一次机会,“几乎所有城市的贵族、执政官和长老都参加了这次集会。”弗赖辛的奥托说,在向罗马进军加冕的途中,“法兰克人的国王(他们也被称为日耳曼人国王)”习惯在那里集结军队。他们将一面盾牌悬挂在木梁上,一名传令官传唤国王的封臣“在接下来的夜晚为陛下守夜”。诸侯们则召集手下,没收任何未经许可留在家中未来参加集会的人的财产。巴巴罗萨强制执行了这一习俗,不仅没收了“一些世俗的财产,而且还没收了某些主教,即不莱梅主教哈特维格和哈尔伯施塔特主教乌尔里希的官邸。”奥托还补充道,这一处罚是针对哈特维格和乌尔里希两位主教个人,但并不影响他们所辖的教区,因为他们的教区以及被永久授予王权。鉴于已知只有两位德意志地区的大主教和7位主教曾陪同巴巴罗萨前往意大利,所以对缺席会议的惩罚是有选择性地执行。这也证明巴巴罗萨之所以针对哈特维格和乌尔里希两位主教,是为了维护其表兄弟狮子亨利,因为这两人是他最坚定的反对者,所以他借此机会削减了他们的物质基础。​​​​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53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德意志地区的主教们在王室的军事行动中十分活跃,尤其是在巴巴罗萨统治期间;在12世纪,德意志主教以他们好战的倾向而闻名。1177年在威尼斯和1184年在美因茨,其他世俗诸侯和教会诸侯率领的军队人数比值大约是1:4.5和1:2.5——假设这些人都是身体健全的骑士。除了巴巴罗萨在1172年第二次入侵波兰的战争之外,他每次出征时,随行的教会诸侯都要多于世俗诸侯。不过这些数字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在德意志地区有44位主教是王室的直属封臣,而在1180年之前只有18位世俗诸侯是王室的直属封臣。如果考虑到了这一数量上的差距,那么主教们的财产占诸侯们总数的70%,占参与了巴巴罗萨战争的诸侯们的67%。与世俗诸侯们的情况一样,一些主教——尤其是美因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沃尔姆斯主教和维尔茨堡主教比其他主教更多地参与了军事方面的事务。除了达塞尔的雷纳德(Rainald of Dassel)和布赫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of Buch)是明显的例外,大多数主教都不会亲自领兵作战。

1154年12月5日,当巴巴罗萨还在隆卡利亚的时候,他应意大利地区的主教们还有诸侯们的需求,续订了洛塔尔三世在1136年颁布的宪法,该宪法禁止贵族在没有其领主的许可下出售或抵押自己的封地,无论是部分还是全部。与他的前任不同,巴巴罗萨赋予了这一禁令追溯效力。为了阻止领地的卖方通过一些欺诈手段来隐瞒这种交易,法院裁定,一经发现,涉及交易的领地将转给卖方的上级领主,而起草买卖相关法律文书的公证人将被免职并剁去一只手【草,这就有点狠了】。此外,德意志和意大利地区的诸侯如果不听从其领主的召唤参加巴巴罗萨前往罗马加冕的行动,将被剥夺领地。鉴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1154年之前,德意志地区的诸侯作为国王的封臣在法律上有为国王提供这种兵役的义务【指跟随巴巴罗萨前往罗马巡游并加冕】,因此,将意大利地区的这种法律管理推广到德意志地区就像《沃尔姆斯条约》一样,是以封建关系规定君主与诸侯关系的又一重要举措。

仅仅是依靠习惯法是无法阻止领土的买卖与商业化,四年后巴巴罗萨在隆卡利亚召开的另一次集会裁定,凡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被非法转让的封地的买房,可以起诉卖方并要求退款。不过这条规定并没有说,如果卖方无法退钱的话,买房可以理所当然地保留这块土地。此外,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诸侯现在被要求有义务参加国王召唤他们进行的任何战役,而不仅仅是陪同巴巴罗萨前往罗马巡游并加冕。他们可以派一个合适的代理人,或者缴纳其封地年收入的一般来替代这种义务,可以看作是英国人所说的scutage或者shield money,而不遵守规定的惩罚则是被剥夺封地。巴巴罗萨是想确保此后的军事行动都能有充足兵力。不过鉴于诸侯们拒绝参加巴巴罗萨之后的战役,以及1220年左右写成的《The Saxon Mirror》中也提到,诸侯们跟随国王前往意大利的官方义务仍然仅限于去罗马巡游并加冕。归根结底,陪同国王去罗马加冕或者参加任何战役不仅仅只是一种法律义务,在这样一个充满骑士精神的社会中,这直接关系到诸侯们的地位和荣誉,也是赢得名声和获得皇帝青睐的一种方式。为国王服务既能获得物质上的回报,也能得到精神和地位上这种抽象的回报。为了拉拢更多的人忠于自己,巴巴罗萨不得不同时迎合他们这两方面的需求。

毫无疑问,此时热那亚的使节急于确保巴巴罗萨与他们支架年的友好关系,在1154年的隆卡利亚集会上他们向他赠送了狮子、鸵鸟、鹦鹉和其他他们在第二次十字军期间夺取阿尔梅里亚(Almeria)和里斯本(此处应为托尔托萨而不是里斯本)时获得的战利品。阿斯蒂主教(Bishop of Asti)和蒙费拉托侯爵威廉五世——据他的内兄弟弗赖辛的奥托所言,“可以说是意大利唯一一个能够不受制于城邦权威的封建贵族”,抱怨了阿斯蒂和基耶里(Chieri)市民的无礼。几周后,这两座城市被巴巴罗萨以及蒙费拉托侯爵威廉摧毁。威廉有可能以及于1152年10月通过他的姐夫——比安德拉特伯爵吉多(Count Guido of Biandrate)向国王表达了他的抗议,当时这位伯爵正好要将洛迪的金碗呈送给巴巴罗萨。

奥托对1153年3月在康斯坦茨发生的事情只字未提【指洛迪对巴巴罗萨提交关于米兰的诉讼】,他接着开始讲述巴巴罗萨在隆卡利亚地区与米兰的对抗。他说,科莫(Como)和洛迪的执政官当着米兰的两位执政官翁贝托·德·奥尔托(Oberto de Orto)和格拉尔多·内格里(Gerardo Negri)的面,“对米兰人民的傲慢态度表示遗憾与悲哀”。奥托没有说明他的侄子巴巴罗萨将对此做出怎样的回应。相反,她说巴巴罗萨此时正计划造访波河河谷上游,他要求两位执政官引导他通过米兰人的领地,并为他安排适当的扎营地点。翁贝托是第一部伦巴第封建法律汇编《Libri feudorum》的作者,有人声称他是1154年巴巴罗萨在隆卡利亚的首席法律顾问,他可能参与起草了巴巴罗萨第一部关于封地(fiefs)的法律。我们很难认为翁贝托为巴巴罗萨提供服务与巴巴罗萨和米兰之间的敌对关系这两件事情不矛盾,毕竟一年前米兰人当众销毁了他的印章。

奥托·莫雷纳承认,在隆卡利亚其实米兰以及与巴巴罗萨结盟,但法官补充道米兰人其实并非出于真心,他们还向国王开出了4000马克——即唱过900公斤银子的空头支票。而巴巴罗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157年给他的叔叔奥托的信件中写道:“骄傲而狡猾的米兰人发了虚假的誓言,”并向他“许诺了很多钱,希望通过我们的赠予,让他们可以成为科莫和洛迪的上级领主。”巴巴罗萨坚持认为,无论是恳求还是金钱都不可能打动他,他大概是对先前的事情太耿耿于怀了。看起来国王在隆卡利亚似乎一直致力于推行解决伦巴第地区冲突的政策,这样他就可以毫无负担地前往罗马,而不必担心后方会爆发冲突。一位来自米兰的无名氏在1177年后不久撰写了巴巴罗萨压迫伦巴第的历史,他记载道,巴巴罗萨在隆卡利亚命令米兰人和帕维亚人停止双方之间的争斗,并把他们在去年夏天交战中抓获的俘虏都交给他,作为保证他们今后和平的人质。事后看来,这位无名氏指责巴巴罗萨从一开始就只是想让伦巴第人臣服于他的权威,并且非常狡猾地希望通过支持较弱的帕维亚来对抗较强的米兰来达成这一目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1154年的巴巴罗萨会有这种动机。

事实上巴巴罗萨与米兰的关系是在1157年两位执政官为他的军队带错路之后才恶化的,他坚持认为米兰人是故意的,而米兰人也拒绝了他希望重建科莫和洛迪的想法。巴巴罗萨最初有可能是想从米兰东南的隆卡利亚前往米兰东北10英里处的蒙扎加冕为意大利国王,就像康拉德在1128年所做的那样,当然这一愿望也和歌颂他事迹的作者所描述的想法一致。当然,如果他在这趟旅程里没有访问伦巴第最重要的城市米兰就会显得很突兀。帝国派和米兰派的编年史学家对于米兰的议会究竟是如何接待了巴巴罗萨以及他的军队持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却一致表示国王对于米兰对他的冒犯行为暴跳如雷。弗赖辛的奥托记载,米兰的执政官带领巴巴罗萨穿越了一片“荒地”,使得军队无法获得补给,而且途中巴巴罗萨还遭遇了一场暴雨,让他非常生气。接着米兰拒绝重建科莫和洛迪两座城市以及还试图贿赂他使得他更加恼火,于是将两位执政官解雇。奥托·莫雷纳表示,军队因为缺乏马匹的饲料不得不前往洛迪以西的兰德里亚诺(Landriano),并在那里修整了三天(1154年12月7日至9日)。而来自米兰的无名氏则讲述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故事。他说巴巴罗萨在兰德里亚诺释放了他在隆卡利亚接受的帕维亚人质,但却把米兰人俘虏绑在马尾上在泥地里拖行。有些人设法逃跑,而有些人则通过贿赂得到了自由。负责为军队提供补给的面包师以及其他供应商被洗劫一空之后赶走。事实上米兰人没理由刻意与帝国军队交恶,他们更可能希望并催促德意志人赶紧开拔。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米兰的确试图努力为帝国军队提供补给,却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很可能是因为米兰与帕维亚之间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附近的乡村。然而巴巴罗萨却将此视为米兰人对自己的一种背叛,并对此予以报复。​​​​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53

不管是亲帝国还是反帝国的资料都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持认可态度。米兰人在米兰西南10英里的罗萨泰(Rosate)的城镇和城堡里驻扎了500名骑士。巴巴罗萨要求守军——包括妇女和儿童离开,然后他们照做了。帝国军队在罗萨泰劫掠了物资之后将其焚毁。国王的一些骑士进攻到米兰城前,打伤或俘虏了许多米兰人。尽管国王做出了这些挑衅举动,米兰人还是表现出了非凡的忍耐力,试图避免与国王彻底决裂。据弗赖辛的奥托的记载,为了平息巴巴罗萨的怒火,米兰人下令摧毁了执政官格拉尔多·内格里的宅邸——因为他被指控误导了帝国军队;但这一赎罪式的行为显然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巴巴罗萨既没有亲自参与判决对这位执政官的惩罚,也没有亲自参与执行这一惩罚。尽管米兰人悲愤交加,但敌对阵营的奥托·莫雷纳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公众场合表现得异常冷静承受了这一损失。几天之后,当巴巴罗萨驻扎在比亚恩德拉泰的时候,米兰人提出要履行之前的承诺付给他4000马克。但国王怒斥他们是一群邪恶、狡诈的骗子,并将他们逐出宫廷,在冲突升级时他还要求米兰无条件满足他关于恢复科莫和洛迪的要求。

弗赖辛的奥托毫不掩饰地表示,巴巴罗萨接下来采取的措施是对帕维亚、诺瓦拉(Novara)以及比亚恩德拉泰伯爵吉多有利的。1154年12月15日,巴巴罗萨的军队越过米兰以西的波河支流提契诺河(Ticino),摧毁了米兰为了进攻承认吉多伯爵宗主地位的诺瓦拉和帕维亚而修建的两座木桥。在这两座城市的军队的协助下,国王在圣诞节前摧毁了位于诺瓦拉东北部的莫莫(Momo)、加利亚泰(Galliate)以及特雷卡泰(Trecate)的城堡,据奥托说,这些城堡是米兰为了控制诺瓦拉的人民而修建的。巴巴罗萨在1157年告诉他的叔叔,他在这些米兰人的建筑被摧毁后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圣诞节。他还可能在1154年底对米兰的非法行为做出了初步的判决。也许在巴巴罗萨看来,让他最感到被羞辱的地方在于,他其实缺乏对米兰采取更多实质性惩罚的力量。

巴巴罗萨继续向西,途径韦尔切利(Vercelli)来到都灵。在那里他越过波河到达都灵南部的基耶里。威廉侯爵在隆卡利亚集会上坚持要惩罚基耶里的市民,于是他们在巴巴罗萨接近时便逃离了;巴巴罗萨在那里停驻了几天,搜刮了那里丰富的补给物资,之后摧毁了这座城市的防御工事并将其焚毁。阿斯蒂在威廉侯爵的手中遭遇了类似的命令。在离开阿斯蒂之前,巴巴罗萨颁布了一项法令以约束他手下的行为。他要求每个人,无论级别高低都要发誓不得再营地的范围内佩剑。违反者将被剁去一只手,甚至直接斩首。【你们中世纪德意志时真的野蛮啊,动不动就砍头砍手,然后到哪儿都劫掠一空再夷为平地,你这是神罗皇帝还是阿勒曼尼大酋长啊?】奥托带着些许虔诚的语气评论道:“在这一必要且明智的命令下达后,年轻人不经过大脑思考的暴力行径便得到了平息。”巴巴罗萨大概是在前往罗马加冕的路上意识到,他需要为自己的军队准备足够的补给,并努力维持他们的军纪。【我没觉得你意识到了好吗,不是你动不动就把别人城市洗劫一空再烧个精光吗……】

The Siege and Destruction of Tortona 对托尔托纳的围攻及破坏

激起伦巴第地区对巴巴罗萨反抗情绪的高潮事件,是他对托尔托纳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围攻和破坏(1155年2月13日至4月20日),托尔托纳位于帕维亚西南边,处在连接米兰和热那亚的道路上。再一次地,有与帝国一方消息来源——即弗赖辛的奥托与奥托·莫雷纳截然相反的消息来源,即托尔托纳的一位修士,他作为目击者描述了他的城市是如何被摧毁的,而米兰的那位无名氏很可能是以这位修士的叙述作为其消息来源。他们共同表达的潜台词都是巴巴罗萨的兵力不足,这使得他很难攻下任何一座小城市,更不用提那些公认的及其坚固的城市,所以他不得不依赖他在意大利的盟友帕维亚以及蒙费拉托的威廉。资料来源差异最大的地方是关于托尔托纳的投降以及被摧毁的情况。

托尔托纳的教士坚持认为,托尔托纳主教奥伯特和执政官在巴巴罗萨到达意大利之前就已经欢迎并接待过巴巴罗萨的使节,还向国王宣誓效忠并支付了fodrum。他们勉强答应了巴巴罗萨在隆卡利亚提出的要求,交出了被他们俘虏的帕维亚人,但他们拒绝再向巴巴罗萨支付一笔巨款,因为这笔钱会毁了他们。根据奥托·莫雷纳的说法,托尔托纳人之所以无视巴巴罗萨的传唤,也对帕维亚在巴巴罗萨面前对他们的指控置若罔闻,是因为他们认为国王对他们抱有偏见,更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是米兰那一派的。弗赖辛的奥托表示,帕维亚认为托尔托纳是比米兰更危险的敌人,因为托尔托纳对帕维亚在波河以南的领地构成威胁,而巴巴罗萨之所以围攻托尔托纳,也是因为它是米兰的盟友。

巴巴罗萨从阿斯蒂来到托尔托纳西南部的博斯科(Bosco),2月7日,他提前派他年仅十几岁的弟弟康拉德、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四世公爵还有他的副官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五世前去侦查。托尔托纳的修士表示,他们还对托尔托纳发动了一次突袭,但被击退。2月13日,他开始对托尔托纳的围攻。

托尔托纳位于亚平宁山脉脚下。城堡在山顶俯瞰着波河河谷平原,两侧几乎都是陡峭的山体,由巨大的城墙和塔楼防御,其中一座名叫Rubea或者Red的塔楼,据说是由罗马王政时代的最后一位君主骄傲者塔奎尼乌斯(Tarquin the Proud,即卢基乌斯·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 建造的。要塞只有一侧可以攀登。帕维亚的民兵和威廉侯爵增援了围攻托尔托纳的帝国军队。米兰军队大约100名骑士和200名弓箭手在他们的执政官指挥下盘踞在城堡里,和他们一起的还有担任预备队总指挥的奥比佐·马拉斯皮纳侯爵(Margrave Obizzo Malaspina)及其部下。(奥比佐出现在托尔托纳,证明意大利的大贵族们也并非从根本上反对城邦公社,他们的立场就和这些城市一样,随着自己的利益而随时可以变化。到了1157年6月,奥比佐又与蒙费拉托的威廉以及帕维亚并肩作战来对抗米兰了。)

狮子亨利和帕维亚人于2月17日发动猛攻并焚毁了卫城,而居民们则在谒见撤退到主城堡。巴巴罗萨在1157年给他的叔叔奥托写信表示,夜幕降临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使得帝国军队无法在当天一鼓作气占领城堡。巴巴罗萨制造了攻城用的工具【我猜是投石车之类的……】并对要塞进行轰击。试图破坏Rubea城堡的行动被守军挫败。一个马夫迎着守军掷出的长矛与石块爬上了塔前的垛墙,用他的个人勇气为军队树立了榜样。巴巴罗萨希望通过册封他为骑士来表彰他,但这位马夫并不想接受这种过于僭越的封赏,所以国王给予了他更多物质上的奖励。守军英勇地抵抗着,而巴巴罗萨下令将俘虏全都绞死。之后他对守军唯一的水源发动了一次突袭,命令用人和野兽的尸体将泉水的源头填住,之后还向里面投放燃烧的硫磺和沥青,使得泉水无法饮用。最后迫使托尔托纳不得不因为缺水而投降。

巴巴罗萨批准托尔托纳可以从星期四休战到复活节星期一(即3月24日至28日)。受难节当天,托尔托纳的神职人员没有身着忏悔服,而是穿着教会的法衣,拿着十字架和其他仪式器皿向着国王的营帐走来。巴巴罗萨拒绝接待这些他认为背叛了自己的人,而是派主教和一些其他受过教育的人去确认这些人来访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弗赖辛的奥托当时并不在场,但他却在后来的长篇论述中记载了这件事。我们不能认为是奥托编造了那些教士们的讲话,因为那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托尔托纳教士很可能也是代表团中的一员,他的报告里也提到,神职人员们试图与国王交谈,但是被拒绝了。最主要的区别是,在奥托的版本中,这些神职人员只是为他们自己而辩护,他们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旁观者,不幸被困在叛乱的城市之中。而相比之下,托尔托纳教士在事件发生之后表示,这些教士更有可能是应市民们的要求前去帮他们向国王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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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的叙述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那就是他以一个人格化形象的托尔托纳在对帕维亚以及巴巴罗萨说话。国王因米兰破坏科莫而对其进行惩罚,但帕维亚却犯了更加严重的罪行。托尔托纳之所以会与米兰结盟,是因为帕维亚通过诡计夺取了位于托尔托纳和帕维亚之间的皇家城镇洛梅洛(Lomello),这让托尔托纳感到十分恐惧。帕维亚强迫“意大利贵族中最著名的”洛梅洛侯爵(margrave of Lomello)成为自己的附庸——即一个侯爵向帕维亚进贡,而不是帕维亚向他纳税。这样看来,侯爵作为巴巴罗萨直属封臣却向帕维亚纳贡,实际上是羞辱了巴巴罗萨和帝国的地位。托尔托纳不禁问道,巴巴罗萨怎么能够容忍帕维亚人这样恶劣的行为,还打着他们的旗号去惩罚意大利其他城市的不轨行为?如果巴巴罗萨真的要坚守正义的话,那理应先去追究帕维亚人的责任。奥托借托尔托纳之口记载的这番控告可以说是一种隐晦的警告,即巴巴罗萨如果不能够公正处事的话,伦巴第城邦内的党同伐异很可能会使得他希望在意大利地区推行的和平与正义变成一场暴乱。但就算国王的翻译人员为他尽心尽力地转达了这些内容,巴巴罗萨又有多少可能性能够理解奥托的用意呢?奥托为了粉饰巴巴罗萨过于严酷的形象,只好勉强辩解为,巴巴罗萨原本倾向于对这些教士们手下留情,但如果就这样赦免了他们又会被人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于是还是下令让他们回到城堡里去。

奥托可能是出于对托尔托纳投降时的情景感到尴尬而记述了这些事情。据他说,这座城市是被缺水而被逼投降的。他对巴巴罗萨的温和与仁慈大加赞赏,因为他允许无辜的居民们安全离开,然后再烧毁这座城市,这是对其叛乱应有的惩罚。奥托·莫雷纳还提到,巴巴罗萨只允许男女老少们带走他们能够个人携带的东西。之后,国王和狮子亨利的部队还有帕维亚人一起入城,在彻底的掠夺之后将其焚毁,并连外墙都摧毁。巴巴罗萨离开后,帕维亚人又在托尔托纳停留了8天进行后续的拆除工作。

米兰的无名氏指出,托尔托纳在基亚拉瓦莱的修道院院长布鲁诺的调解下于4月18日投降。(布鲁诺曾是康斯坦茨条约签订时罗马教廷代表团一方的成员,因此巴巴罗萨宫廷里的一些人是认识他的。)巴巴罗萨曾许诺让这座城市免于被摧毁。一些居民带着他们所能携带的东西离开了,但其他人则留在了大教堂里。尽管如此,巴巴罗萨在进城后还是彻底摧毁了这座城市,因为帕维亚人重金贿赂了他。布鲁诺院长对此深感痛苦与悲伤,据说三天后就悲愤交加而死。

托尔托纳教士还将布鲁诺院长描述成了双方之间的一个调停者。当巴巴罗萨意识到很难用武力夺取托尔托纳时,他决定采用诡计。他假装准备进行谈判,但讨论了很久都没有结果,直到布鲁诺和其他宫廷成员对该城归降的条件达成一致。调停人以国王的名义承诺,如果将城市移交给过往管理,那么乡绅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都将得到保护,教堂和其他神圣处所也将不受侵犯,城市的防御工事也会完好地保留下来以便将来能够进行自我防卫。然而“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荣誉”需要一个正式的投降仪式。因此4月18日星期一下午3点,奥比佐·马拉斯皮纳侯爵、米兰的执政官以及托尔托纳的乡绅们大概是按照这种场合的要求赤脚穿上了忏悔服,出现在国王面前,匍匐在他的脚下。巴巴罗萨以友好的态度迎接他们,并赐予他们恩典,但在傍晚6点钟时,他下令将这些人分散安置在诸侯们之间,并让警卫看管他们。第二天早晨,德意志人和其他人【大概指帕维亚人】冲进城内摧毁了一切。帕维亚人在托尔托纳一直待到下个星期五才完成对整座城市彻底的摧毁,甚至连教堂里的坟墓都没有放过。

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在军事行动中,欺诈可能是一种取巧的手段,但作为国王违背誓言实在是不那么光彩,从长远来看,还会起到适得其反的后果。弗赖辛的奥托是否知道真相?他会不会用一种平行的手法描写了在洛梅洛发生的事情——即帕维亚人在邀请洛梅洛的市民们假意进行和平谈判后将其抓获,以此来暗示在托尔托纳发生的事情?亦或者这一整个令人遗憾的事情暴露了巴巴罗萨的弱点。既然他缺乏足够的人力和攻城器械,连托尔托纳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无足轻重的城市都无法独自攻下,那么即便他保证会饶恕托尔托纳,他盟友的行动是不是也不在他的掌控之下呢?讽刺的是,被驱逐的托尔托纳市民在米兰的帮助下于5月1日重新夺回了此城,并迅速地完成了重建工作。米兰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正如奥托所暗示的那样,托尔托纳之围造成的唯一后果就是进一步推迟了巴巴罗萨向罗马进军的时间;事实上,在托尔托纳陷落后,教宗的使节就催促他尽快前往罗马。如果巴巴罗萨真的打算要进攻诺曼人的西西里王国,那么托尔托纳的事件证明他对这次入侵准备得有多么不充分,更不用提在炎热的夏季远征意大利南部是多么愚蠢的选择。巴巴罗萨本人在前往罗马的途中写信给他的姐夫图林根领主路易二世,说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在伦巴第的所有任务。【你到底完成了个啥啊我草】

帕维亚人邀请巴巴罗萨到他们的城市去庆祝他对托尔托纳的胜利,并与1155年4月24日在帕维亚的圣米迦勒教堂加冕为意大利国王。冈瑟在《Ligurinus》一书中对巴巴罗萨进入帕维亚一事进行了诗意的描述,诚然,这也与基督在棕枝主日(Palm Sunday)于耶路撒冷受到的接待相呼应。迎接他的是身着礼仪法衣的主教与神职人员,还有骑着装扮华丽的骏马的骑士们。穿着节日盛装的人们在挂着挂毯、铺着彩色地毯的街道上排成一排,并将自己的衣服仍在行进的马蹄之前。冈瑟的描述不可能是完全虚构的,因为还有其他简明扼要的叙述记载了巴巴罗萨或他的妻子贝阿特丽丝在其他城市受到的欢迎。

The Authentica Habita 学院特权【又称Privilegium Scholasticum】

巴巴罗萨从帕维亚出发,经由皮亚琴察向博洛尼亚进发,并在那里度过了圣灵节(5月15日)。他越过亚平宁山脉进入托斯卡纳,并指示比萨人准备船只,以备与西西里的国王罗杰之子威廉一世作战。至少在巴巴罗萨现在还没有在官方上正式宣布放弃进攻诺曼王国的承诺。5月底,他给哈维尔贝格的安塞姆授予了新的职位,安塞姆没能为巴巴罗萨娶到一位希腊人公主作为妻子,在从君士坦丁堡回来后他便被拉文纳的神职人员和人民推选为他们的大主教。根据奥托·莫雷纳的说法,伦巴第、罗马涅和托斯卡纳的许多看似十分顽固的城邦和诸侯在巴巴罗萨南下时都曾向他臣服。但伦巴第的编年史学家们对伦巴第之外地方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兴趣。

巴巴罗萨从帕维亚到罗马的旅程并非这样平淡无奇。一位匿名的亲帝国的伦巴第诗人在12世纪60年代写了一本《巴巴罗萨事迹》的诗歌版,他写道,巴巴罗萨在博洛尼亚郊外的雷诺河(Reno river)扎营修整了几天,以便他的部下能够得到一些休息。人们从城中涌出,为国王献上礼物,为他的部下带去丰富的补给。我们要是能够辨析这种场景究竟仅仅是出于文学诗意上的修饰,还是国王真的从一个帝国派的城邦能够受到的接待就好了。法学教师和他的学生们也前来觐见了巴巴罗萨,后者询问了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博洛尼亚生活,城里市民对他们的态度又是如何。其中一位法学博士回答道,博洛尼亚是个非常惬意的地方,他们的待遇非常好,除了按照规定个别学生和老师需要负责偿还他们同乡的债务。巴巴罗萨与诸侯们商量之后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学生和教授们在学习地点和往返该地的旅途中将受到帝国的保护,并免除了他们对同乡人所应尽的任何义务。这些条令几乎是巴巴罗萨授予博洛尼亚师生们的一项特权,也就是著名的Authentica Habita。国王指示要在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中,将自己的法律放在免除儿子对父亲债务的责任的标题之后,也就是说,学生对他人债务的责任也就被排列在大概的次序。

这次与博洛尼亚法学教授们的会面使得巴巴罗萨与四位法学博士——布尔加鲁斯(Bulgarus)、马丁(Martin)、詹姆斯(James)和休格(Hugh)一同起草了这项特权,随后他们也协助制定了巴巴罗萨在1158年隆卡利亚颁布的法律。君主与罗马法专家之间的这种解除并不新奇。举个例子,巴巴罗萨的曾外祖父巴亨利五世就在第二次意大利战争期间咨询了博洛尼亚法律学院的创始人伊内里奥(Irnerius)以及这位博士自己的老师。巴巴罗萨颁布的这项特权的奇特名称是因为它被收录进了查士丁尼法典。法典的最后一部分由《Novels》组成,这些法律是在法典出版后又续订的。正本是《Novels》或者后来帝国法令的摘录,比如巴巴罗萨这次颁布的这条特权便被插入了法典之中。Habita是《法典》中巴巴罗萨特权部分的第一个词,因此新特权的标题便被成为Authentica Habita。在《法典》中,巴巴罗萨颁布的条令脱离了博洛尼亚当地的法律,成为中世纪大学发展学术自由的通用法律基础,因为它赋予所有学生以特别管辖权。

更有趣的事情发生在1155年5月,也就是巴巴罗萨前往罗马加冕为帝前的一个月,他说“神圣和律法”的知识照亮了世界,教会臣民“服从上帝和我——上帝的仆人”。 更重要的是,巴巴罗萨作为查士丁尼尚未加冕的皇位继承人,毫不犹豫地便要下令在法典中增加自己所创的条目。起草Habita的教授们含蓄地表示,换而言之就是说当选的皇帝是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权力,从当选之日就可以开始行使皇权,而不是从教宗为其加冕之日开始。维巴尔德在选举公告中也已经表明了相同的意识形态立场。巴巴罗萨不需要他未来的宫相达塞尔的雷纳德来知道他皇权的起源和性质。不过问题在于我们不清楚巴巴罗萨对那些以他名义起草的信件和宪章的内容是否真的心中有数。【意思是巴巴罗萨老文盲了,都是找枪手的,草】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57

Frederick’s Meeting with Pope Adrian IV at Sutri 巴巴罗萨与教宗阿德里安四世在苏特里(Sutri)的会面

巴巴罗萨和弗赖辛的奥托在国王成就的记录中无视了康斯坦茨条约,接着他们还故意歪曲了巴巴罗萨于1155年6月8日或9日在罗马城外的苏特里会见教宗阿德里安四世时发生的事情——不同的资料来源对确切的日期有分歧。巴巴罗萨在他自己的成就列表中写道:“随后我们直接穿过伦巴第、罗马涅和托斯卡纳到达苏特里。在那里,教宗大人带着整个罗马教会的成员很高兴地与我们会面,他们向我们献上神圣的祝福,并抱怨了他在罗马市民手中受到的伤害。”奥托则对巴巴罗萨的这番话进行了一些润色。“现在,国王在前往罗马城的路上,在维泰博附近扎营(苏特里位于维泰博西南)。罗马教宗阿德里安带着他的枢机主教们来到那里并受到了符合规格的接待。国王耐心地聆听了他对他人民痛苦的抱怨。”从他们的话语中我们永远也无法猜到,在苏特里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执与对抗。

罗马教廷的内侍,枢机主教博索在他的《教宗阿德里安生平》一书中对这一事件给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说辞。在巴巴罗萨摧毁托尔托纳之后,教宗对他向罗马的快速推进感到震惊,于是派出枢机主教代表团去见“日耳曼人的国王”。巴巴罗萨在锡耶纳(Siena)南部的圣奎里科(San Quirico)接待了他们。他同意了教宗的要求,将布雷西亚的阿诺德交给了使节团。因为他为反教宗的罗马公社运动提供了宗教上的号召与灵感,之前巴巴罗萨逮捕了他。不过巴巴罗萨并不是很想在他先前派去和教宗商讨加冕事宜的使者回来之前对教宗的其他要求做出回应。帝国特使科隆大主教阿诺德二世和哈维尔贝格的安塞姆,还有拉文纳的新任大主教和前任大主教都曾向教宗阿德里安保证国王的善意,但教宗还是怀疑巴巴罗萨的目的,拒绝在枢机主教们完成任务从国王身边返回之前给予他们任何答复。【那两边都不想先开口不就成了死循环吗】双方的使者在路上相遇,他们决定一起去见巴巴罗萨,当时他已经在维泰博了。于是当着整个宫廷的面,一位不知名的贵族骑士以他和国王的灵魂起誓,国王将尊重教宗和枢机主教们的荣誉,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并将遵守康斯坦茨条约的内容。教宗同意为国王加冕,并为他们双方的第一次会面选择了一个让双方都干到满意的日期和地点。

巴巴罗萨在苏特里以东三公里处的格拉萨诺(Grassano)扎营,6月8日他派出了一个诸侯代表团,带着一大群教士和世俗领主,他们兴致很高地护送教宗阿德里安来到国王的营帐里。然而,当国王拒绝按照惯例履行侍从的义务——即下马为教宗执缰牵马时,枢机主教们吓坏了,急忙返回了奇维塔卡斯泰拉纳(Civita Castellana)。对此感到困惑不解的教宗独自一人下马坐在了一张折叠凳上。巴巴罗萨匍匐在阿德里安的脚下亲吻他,但教宗却拒绝用和平之吻回应巴巴罗萨,除非他履行他的前辈们出于对圣彼得和圣保罗使徒而对教宗表现出的应有的义务和尊重。然而国王对此表示,他不觉得有必要这样做。【您真的是很猛,这当面骑脸还行。】

第二天也就是6月9日一整天大家都在紧锣密鼓地讨论着。年长的诸侯们,特别是1131年洛塔尔三世在列日会见教宗英诺森二世时曾在场的哪些人政委,国王在这种场合下作为侍从为教宗服务确实是惯例。罗马教廷引用了一些“旧文件”作为证据。有人指出这些是《君士坦丁献土》中的节选,刊载于一本教规集录,据此他们声称第一位基督教皇帝曾为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牵马,但这事儿谁也说不清。诸侯们在经过一致讨论之后要求国王出于对圣徒的尊敬,为教宗阿德里安履行其作为侍从的义务。巴巴罗萨将他的营地转移到了蒙泰罗西(Monterosi)湖边上的内皮(Nepi),这里离罗马更近。根据诸侯们的一致决定,6月10日,国王骑马走出帐篷,没走多远便下马,又步行了一块石头可以掷出的那么远距离,向另一边的教宗走去。在看见自己的军队时候,巴巴罗萨看起来挺高兴地牵住了教宗的马,在教宗下马的时候用力握住了马镫——这也是他的侍卫长(marshal)平时应该为他做的服务。最后教宗将和平之吻赐予了国王。

严格意义上来说,弗赖辛的奥托记载巴巴罗萨“以其地位应有的荣誉”接见了教宗阿德里安,这与枢机主教博索对他们第二次见面的描述并不矛盾,只不过从奥托的叙述中,人们很难直观地了解到究竟发生了什么。鉴于奥托一定是在巴巴罗萨回到德意志地区之后才知道当时的真相,那么他一定是可以省略了这些细节,因为这不符合他一直想要宣扬的“王权与神权和谐共处”的思想。

但博索的记载是否就完全可靠呢?1155年的时候博索很可能当时就在苏特里,但这段记载是他在十年后写的,当时正值教会分裂的高潮时期,他很可能是根据现已失传的教宗阿德里安任职记录(papal register for Adrian’s pontificate)中所记载的事件描述模糊了他当时真实的记忆。博索坚决反对了罗马人的国王从当选国王起就可以行使皇权的主张,称巴巴罗萨为“日耳曼人的国王”,并且他在这里就开始指责另一位枢机主教奥克塔维安,认为“他带着煽动分裂教会的不轨意图”,据说他要破坏在维泰博的谈判,当然这位奥克塔维安就是未来的对立教宗维克多四世。【您这也太马后炮了吧】枢机主教阿尔比努斯(Albinus)在12世纪90年代写了一本关于教宗加冕仪式的手册,而教宗的内侍琴乔·萨维利(Cencius Savelli)在1192年提交给教廷的一份财产统计册中,在描述苏特里事件时也参考并使用了阿德里安丢失的登记册。他们的记载与博索相似,唯有一个关键地方不同,那就是巴巴罗萨其实并没有拒绝为教宗牵马。但在阿德里安和其他枢机主教们看来,仪式进行得并不是很正确。由于博索的写作时间比阿尔比努斯和琴桥早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并且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所以学者们还是普遍倾向于采纳博索对这一事件的描述。

然而,阿尔比努斯和琴桥并不是唯一的作者,他们表示问题不在于6月8日巴巴罗萨是否真的履行了仪式,而是在于他是怎么履行的。博绍的赫尔墨德从1155年位于现场的奥尔登堡主教杰洛德(Bishop Gerold of Oldenburg)那里得知,巴巴罗萨在到达营地后便急忙去见教宗,在阿德里安下马时扶住马镫,然后手拉手护送教宗进入他的帐篷。

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二世随后以国王和诸侯们的名义正式欢迎了教宗。主教指出,巴巴罗萨为阿德里安做了传统所要求的一切事宜,表明了他对罗马教会有着应有的敬畏,并且帮教宗扶住马镫也表现了他个人的谦逊品质,他适合成为帝国的皇帝。教宗对此表示巴巴罗萨实际上是蔑视了圣彼得,因为他扶住的是左边而不是右边的马镫。当教宗的话被翻译过来时,国王谦逊地回道,他只是出于无知而并非恶意,因为这也是他第一次去扶别人的马镫。【巴巴罗萨:我文盲我自豪,你有本事你打我啊?】阿德里安反驳道,如果巴巴罗萨以无知为借口就可以忽略一些正确的事情,那怎么能指望他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做出正确的抉择呢?国王对此感到颇为恼火,质问道自己究竟是出于礼节还是法律义务而被要求为教宗提供这样的服务。如果只是礼节性的,那么教宗根本没有理由抱怨,毕竟巴巴罗萨的行为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只要心意到了就行。而如果是法律上的,那么只要国王已经在教宗的脚下臣服,那么左边和右边又有什么区别?之后他们爆发了长时间的争论,并且没有交换和平之吻就不欢而散了。其他诸侯们担心这场争执会妨碍他接下来的加冕,便苦口婆心地劝巴巴罗萨将教宗重新请回营地。这回巴巴罗萨以正确的仪式欢迎了阿德里安,这样就皆大欢喜了,但紧接着教宗要求帝国军队先从西西里的威廉一世手中夺回阿普利亚,之后他才愿意给巴巴罗萨加冕。【巴巴罗萨:草你是没完了吧?真就坐地起价呗?】诸侯们表示,他们暂时还不具备足够的力量达成这一目标。最后大家劝说教宗就此罢手,勉强维持了这样一派和气的场面。赫尔墨德的独立记载将这一事件描述为阿德里安蓄意找茬引起的一番争斗,证实了教宗和皇帝之间的会面不得不重新安排,因为他们对候选皇帝该如何接见教宗存在一定的分歧。​​​​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58

如果苏特里的事情并不是像巴巴罗萨和奥托所说的那样顺利,那么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那么大的差错呢?一个君主为教宗牵马执缰并不值得那么大惊小怪。不说加洛林王朝有那么多先例,就说洛塔尔三世也曾于1131年在列日为英诺森二世提供服务。也许为教宗扶住马镫是一个新的创举,但巴巴罗萨外祖母的兄弟,即对立国王康拉德三世【就是亨利四世的儿子意大利国王康拉德】曾经在1095年于克雷莫纳也这样为乌尔班二世服务过,而且据悉洛塔尔三世在列日也这么做过。巴巴罗萨之后于1160年在帕维亚为他拥立的对立教宗维克多四世,还有1177年在威尼斯为亚历山大三世也给予了这种服务。根据博索的说法,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毫不犹豫地就去跪地俯身亲吻教宗阿德里安的脚了,这其实是一个牵马缰绳或是扶马镫一样有失身份的举动。所以,巴巴罗萨为什么会冒着几天之后的加冕礼可能被取消的风险,去突然反对一个传统仪式?

传统的解释认为,巴巴罗萨认为扶住教宗的马镫与牵着教宗坐骑的缰绳不同,是臣子才会做的行为,但当代没有任何记载将这个仪式解释为封建臣服的姿态。既然危及到巴巴罗萨的加冕典礼,那么其实这是违背了巴巴罗萨本人的利益,谜底的关键可能在于赫尔墨德叙述中巴巴罗萨提出的问题:扶着马镫是自愿的还是强制的?换而言之,皇帝如何能在不损害自己荣誉的前提下,对作为圣彼得继承人的阿德里安表示适当的尊重。如果这种姿态是一个自愿的行为,那么教宗就不能主动开口要求其履行,必须自然地接受他的礼遇,并以适当的谦让作为回应,以维护他们两人之间的平等地位。问题在于巴巴罗萨是在接待仪式出了岔子之后才提出这个问题的。因此,罗曼·杜丁格(Roman Deutinger,现代德国中世纪研究历史学家)提出,人们普遍对于基督教世界的这两个最高掌权者之间的会晤的正确礼节存在误解,而6月10日的再次会晤揭露了第一次会晤时发生的一些问题。巴巴罗萨没有出去迎接教宗,二世在帐篷里等他。他应该只用走很近的距离,而不是骑马出去迎接,而且他应该在举行仪式时表现出更多的热情与爱意。即便是赫尔墨德关于扶住左边还是右边马镫的看似莫名其妙的说法其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很可能巴巴罗萨是想当然地认为教宗下马时要从左侧下,所以他要扶住左侧的马镫,但实际上他应该扶住右边马镫的带子来平衡教宗的重量。【巴巴罗萨:草,那老子的确没伺候过人,你和我说这个有啥用。】杜丁格还认为,在苏特里的会晤应该是仓促间安排的,很可能所有的细节都还没有商量清楚;之所以阿德里安和枢机主教们对巴巴罗萨一点微小的失礼反应如此过激,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确被他在伦巴第,尤其是托尔托纳的行为给吓坏了,就像博索所说的那样;当然还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想起了1111年亨利五世会见教宗帕斯卡尔二世时发生的事情,所以杜丁格认为历史学家们肯定对此有所误解。随着巴巴罗萨加冕后与阿德里安的关系逐步恶化,在苏特里发生的争执显然被教宗看作是教会分裂的一个重要导火索。但看起来巴巴罗萨和弗赖辛的奥托在1157年还并没有意识到苏特里事件会带来多么大的麻烦。

The Imperial Coronation 帝国加冕仪式

“两位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在苏特里汇合之后”,奥托写道,“他们一同上路共处了几天,像精神上的父子一般进行了愉快的交谈。他们讨论了教会和世俗事务,仿佛一个国家就将从这两个宫廷中诞生一般。”新协约的第一个受害者是布雷西亚的阿诺德。巴巴罗萨的使节已经同意将他移交给教宗,之后教廷的官员对他进行审判并绞死了他。他的尸体被挫骨扬灰扔进了台伯河。“以免他的尸体被疯狂的民众瞻仰。”奥托解释道。没有资料说明这一切发生在哪里——不过基本可以肯定是在罗马城外,而且对于巴巴罗萨和教宗达成共识是发生在6月18日他加冕前还是加冕后也有不少争议。按照《康斯坦茨条约》的规定,处决阿诺德是对罗马教宗专属管辖权的明确承认。

当巴巴罗萨和阿德里安到达罗马郊外时,罗马人民派了一个使团代表来觐见国王,并且根据巴巴罗萨自己的说法,“他们要求用一大笔钱来换取他们的忠诚与服从,还要求和他们签订三份誓约。”宣誓缓解毫无疑问是当选的皇帝从马里奥山的营地走到圣彼得教堂时,对城市特权传统的确认;而付款则是君主给前来观礼的罗马市民的礼物赏赐。然而,如果巴巴罗萨接受这样的条件,那就相当于他承认了罗马公社的存在,这就和《康斯坦茨条约》相违背了,所以巴巴罗萨还是拒绝了罗马人民的要求。

奥托略微润色了一下他侄子转述的罗马人对他的说法:“这座城市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主人——在上帝的帮助下,你很快就会成为皇帝和他的主人。”并且还附上了巴巴罗萨愤愤不平的回复。这两篇演讲都是缺席了加冕仪式的奥托发明的——毕竟以巴巴罗萨的学识是不可能引用西塞罗反对喀提林的第一篇演讲的【草草草,奥托你的确不是他亲叔叔】,不过罗马人的话倒是与当日维泽尔在得知巴巴罗萨当选后给他的回信遥相呼应了。在巴巴罗萨自己总结的对罗马人给他提的要求里,没有提到他们曾在1155年6月声称罗马人民有权将帝国皇冠授予皇帝。这些演讲更多地表达了奥托自己对于帝国还有罗马在世界历史地位上的看法,而并不是巴巴罗萨本人的想法,尽管奥托可能将这些想法转达给了自己的侄子。在1157-1158年康斯坦茨条约已经不再被承认的时候,当奥托向拉赫温口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不得不为他的侄子拒绝同意罗马人要求的特权提供另一种解释。巴巴罗萨在给罗马人民的答复中坚持称自己是罗马的征服者,这很难与1155年6月的政治形势相吻合,毕竟当时他急于要加冕,所以不会想和教宗作对。但1156年阿德里安在贝内文托与西西里的威廉一世媾和之后,强调“德意志”对罗马的领主权就显得十分意义重大了,因为虽然这违反了康斯坦茨条约的条款,但巴巴罗萨此时自己已经不用再遵守自己与罗马人单独议和的承诺。【巴巴罗萨:草,你教宗都能和西西里人谈,我为毛不能和罗马人谈】

罗马人欣喜地得知国王带着和平的意愿来了,正如他们一直期望他的那样,来接见这些一直对他翘首以盼的人民,用布雷西亚的阿诺德或者维泽尔的话说,“摆脱了神职人员不体面的枷锁。”巴巴罗萨寻求对世界的权威,而罗马人民欣然授予他皇权。通过“元老院的智慧以及罗马骑士团(equestrian order)的英勇,罗马将他的帝国扩张到天涯海角。”由于罗马的罪行,他们失去了元老院这个“古典时期的崇高象征”;但现在元老院和骑士团都已恢复,“这样,通过一个人的法令和武器,罗马古代的辉煌可以重新回到罗马帝国和你的身上。”但巴巴罗萨对于罗马城来说是一个“陌生人”,是一个“阿尔卑斯山以北来的外来者”,而现在罗马城让他成为公民和统治者,并给予他应得的东西。作为回报,罗马人民希望他能够按照惯例承认并遵守其前任“良好的习俗和古老的法律”,并向在议会上宣布巴巴罗萨当选为皇帝的官员支付5000镑,还有让他宣誓能够捍卫共和国【Republic可还行,你们怕不是都活在梦里啊……】,甚至不惜流血牺牲。他需要立法和亲自起誓来保证这些承诺。在奥托想象中的这种皇权概念中,教宗在皇帝的选拔以及加冕中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5:59

巴巴罗萨被罗马人的无礼所激怒,打断了奥托所描述的一个典型的意大利式冗长而辞藻华丽的演说(当然这也是奥托认为的),“以谦逊的态度和演说的美丽……没有打腹稿却又并非毫无准备地回应了。”国王承认,古罗马曾以其美德闻名于世,但她“经历了时间的沧桑”。她的力量首先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奥托借他侄子之口表达了帝国重心转移的理论,然后又转移到了法兰克人和日耳曼人那里,在这里主教交替地使用了这两个称呼(即Franks和Germans)。查理曼大帝和奥托大帝从希腊人和伦巴第人手中夺取了城邦还有整个意大利王国并将其纳入法兰克帝国。巴巴罗萨把他今天能够得到的帝国尊严归功于他们,而并非归功于罗马——换而言之就和教宗也没什么关系了。(巴巴罗萨此时所谓声明他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得到封地[beneficio],实际上可能是对教宗1157年在贝桑松发表的声明的否认,即教宗认为他已经将帝国皇冠恩赐予巴巴罗萨)。现在日耳曼人拥有罗马的古老荣耀——元老院、骑士团、执政官、整个帝国,还有她从前的美德。(巴巴罗萨,或者更直接来说是奥托的意思不认为这种说法是字面上的真实,尽管奥托可能会将元老院与诸侯们、骑士团与骑士划等号。相反最能体现日耳曼人“罗马性”的本质是现在的德意志继承了罗马的美德,最明显的是她平衡的宪法,在奥托的政治理论中,这是意大利地区无政府状态与匈牙利极端的王室专制主义之间的平衡态。)【我就奇了怪了匈牙利这么一个一盘散沙的贵族联盟制也能被你们拿来cue吗……】至于罗马要求巴巴罗萨发誓其会遵守法律并且保卫共和国,这其中其实有漏洞,他不需要立誓去做绝对正义的事情,而且任何誓言也不能强迫他去做不正义的事情。而在丹麦方面,从1152年他扶植斯温成为国王便明显地表达了他想要践行之前对于恢复帝国疆域的承诺。巴巴罗萨拒绝了斯温想要向自己献上5000镑的好意,认为这是不光彩的,因为一个皇帝应该无偿地将自己的恩惠赐给那些甘愿为他服务的人。

由于巴巴罗萨拒绝付出代价来“购买”帝国皇冠,并且也早已预料到了罗马民众的背叛,他现在和阿德里安四世还有枢机主教们商量接下来的事情该如何进行。根据奥托的记载,教宗告诉巴巴罗萨,对付罗马这群乌合之众的背叛行为,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他先前惯用的策略。巴巴罗萨听从了教宗的建议,在6月17日至18日(星期六)的晚上,在罗马一个强大的贵族家族成员——未来的对立教宗维克多四世,现在还是枢机主教的奥克塔维安的指导下,巴巴罗萨派出了自己军队的大部分精锐,数千名骑士占领了利奥城墙(Leonine City),即台伯河右岸靠近圣彼得大教堂附近的罗马城区。他们通过圣彼得教堂附近的一个小门进入,并在黎明时分占领了大教堂。不久之后,教宗在枢机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的陪同下先于巴巴罗萨来到了教堂,在台阶上等候他。巴巴罗萨全副武装离开了位于城北两英里处台伯河上的蒙特马里奥营地,从金门(Golden Gate)进入利奥城墙。他的一些部下留在城墙外,守卫着横跨台伯河的桥,那座桥连接着圣安杰罗城堡和对岸的城市中心,所以罗马市民无法破坏仪式。

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阶梯上,巴巴罗萨脱下盔甲,穿上加冕用的礼服,进入位于大教堂阶梯之上的图里圣玛丽亚教堂(S. Maria in Turri),阿德里安已经在祭坛前等着他了。巴巴罗萨屈膝并公开宣读了加冕誓词,这段誓词已经被记载进他当选的公告以及康斯坦茨条约里了,同时也是他在苏特里与阿德里安第一次见面之前,那位无名骑士代表国王宣誓的誓词。教宗在国王及其随行人员的陪同下之后前往圣彼得大教堂的主祭坛。在银门(the silver gate)处,阿尔巴诺枢机主教(cardinal bishop of Albano)作了第一次祈祷,为君主祈求神灵的照耀。在教堂中央,波尔图枢机主教(cardinal bishop of Porto)祈求神灵保护巴巴罗萨和他的军队,还有他的统治。最后,巴巴罗萨一边聆听着祷告一边在使徒墓(tomb of the Princes of the Apostles)前匍匐前进。奥斯蒂亚枢机主教(cardinal bishop of Ostia)在巴巴罗萨的右臂和脖子上涂抹圣油,并祈求上帝让皇帝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公正地履行他的职务。因为当天是星期六,在为圣母举行弥撒后,教宗将剑与权杖授予巴巴罗萨,并将皇冠戴在他的头上。在最后的祝祷词中,阿德里安祈求巴巴罗萨余生热爱正义,这样才能获得永恒的冠冕。奥托最后表示,“所有在场的人都非常高兴地赞美了皇帝,并为如此荣耀的场景而赞美上帝。”

巴巴罗萨戴着皇冠离开了圣彼得教堂,披着斗篷骑着一匹马从进入利奥城墙的那个门,来到了与城墙相邻的田野上的营地,那也是尼禄花园的旧址。其他人都走了。阿德里安留在了大教堂旁边的宫殿里。与此同时罗马人民和元老院聚集在一起,了解到了加冕典礼的情况,得知在没有经过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已经完成了,而且为了欺骗他们不惜违背习俗,选择了星期六而不是星期天举行仪式。他们对这样的欺骗感到愤怒无比,冲过圣安杰洛的桥到达了圣彼得大教堂。在那里他们至少杀死了巴巴罗萨的两名侍从,还抢劫了一些枢机主教。

帝国军队“因过度疲劳和炎热的天气而精疲力竭”,巴巴罗萨后来写信给他的叔叔提到,当他们遭受攻击时正在吃喝修整。由于担心罗马人袭击教宗和枢机主教们,皇帝命令他的部下重新武装起来。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地点从圣安杰洛城堡延伸到梵蒂冈下游的特拉斯弗列(Trastevere)的海鲜市场——一些罗马人很可能在那里越过了台伯河。大约有上千名罗马人在河中被杀或溺死,约有600多人被俘虏。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果我们相信奥托的话,那么巴巴罗萨的手下就只有一个人被杀,另一个人被俘虏。【这什么1:1000的战损比也太胡说八道了吧哈哈哈哈哈哈】主教还说,对于德意志人而言,季度炎热的天气其实比他们的敌人威胁更大。除了巴巴罗萨和奥托之外的消息来源将胜利归功于狮子亨利;枢机主教博索表示,阿德里安与罗马俘虏们的代表进行了洽谈,促使他们获释,并将他们交给他的执政官彼得。奥托忍不住在结尾处大放厥词,这段话也使得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备受鼓舞。当他们在屠杀罗马人的时候,日耳曼人似乎在说:“罗马啊,现在拿日耳曼的铁来代替阿拉伯的金子吧,这是你的王子想要戴上皇冠的代价。法兰克人就是这样购买帝国的。这些是我们的王子给你的礼物,是向你宣誓的誓言。”

得胜归来但疲惫不堪的帝国军队在利奥城墙外的营地过了一夜。由于无法从敌对的罗马人民那里获得补给,巴巴罗萨和阿德里安在枢机主教们的陪同下于第二天也就是6月19日率领饥饿的部下们到了更高处。

也许没有比这次遭遇战更能说明巴巴罗萨第一次远征意大利时部队准备不充分和计划的拙劣了。他的军队不得不通过隐蔽的方式潜入利奥城墙,而且为了挫败罗马人民想要阻止加冕仪式,他们还得把仪式偷偷摸摸地从星期天改到星期六,在血腥镇压罗马市民的暴乱后,巴巴罗萨和阿德里安不得不在第二条就迅速撤离罗马,因为没有足够的补给来养活他的军队;而且公社并没有被彻底地镇压。这就是巴巴罗萨的胜利啊!【够讽刺了233333】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00

巴巴罗萨在1157年告诉他的叔叔奥托,他把罗马附近的所有坚固据点纳入他的控制之下后,到达了台伯河以南的坎帕尼亚(Campania)的阿尔巴诺(这也是他在意大利到过的最南端)。事实上我们可以更详细地了解一下这位新皇帝在6月19日离开罗马后所作的事情。他最初并没有南下,而是逆流而上去了台伯河西岸,罗马城以北约28公里的蒙特索拉特山(Monte Soratte)。他在那里渡河,造访了法尔法(Farfa)的修道院,后者在祈祷会中接待了他。这里在奥托-萨利安时期曾是一座隶属于帝国的修道院,但到了12世纪20年代,它归属于了教宗。阿德里安在早些时候写给巴巴罗萨的信中再次强调,它归教廷所有。 通过将法尔法置于帝国的管辖之下,皇帝重新在这里建立了皇室权威。他从法尔法南下,来到罗马北部台伯河东岸支流阿涅内河郁郁葱葱的河谷,在那里他让他的军队得到了休整。

罗马东北部附近,位于亚平宁山脉阿涅内河下游的蒂沃利(Tivoli)的居民向巴巴罗萨递交了城市的钥匙,并宣誓效忠,臣服于他的领主地位。然而,阿德里安表示蒂沃利先前已经向他宣誓效忠,所以他要求将这里恢复为教廷领地。因此巴巴罗萨在6月29日通知公民,他已经将蒂沃利归还给了教宗,但他依然保留了皇权,他解除了他们先前对自己宣誓效忠的义务,但保留了对皇权的义务。【这段好绕啊,对crown和对他自己的义务有啥本质区别吗……】同一天是纪念圣彼得和圣保罗的节日,阿德里安举行了弥撒,而巴巴罗萨则戴上了皇冠,象征着教宗与帝国的和解。在弥撒过程中,教宗根据圣奥古斯丁的正义战争理论(the Augustinian theory of a just war),赦免了所有在与罗马人民交战时留过学的人,奥托对此解释道,任何一个为自己领主而战的士兵,在这种情况下也可看作是为教会而战的战士,所以“他们不是杀人犯,而是复仇者。”在这种帝国与教廷这种表面上的和谐之下,正如在法尔法和蒂沃利所显示的那样,皇帝和教宗在关于圣彼得遗产中各自权利的分配问题其实尚未得到解决。

巴巴罗萨之后继续围攻罗马。7月1日他出现在台伯河盘的蒙特索拉特山附近,7月7日他又去了蒂沃利西南,距离罗马东南12英里的图斯库鲁姆(Tusculum)。奥托说,军队在罗马和图斯库鲁姆之间停驻了下来,如巴巴罗萨所言大约是在阿尔巴诺。奥托坚持认为帝国军队本可以从那里出发,恢复教宗-帝国在罗马捏地区的联合统治,但由于夏日的天气太过炎热,从沼泽地里升起的有害气体让人恶心——这里可能指疟疾或者污浊的空气,巴巴罗萨只得在山里扎营,以便军队能够得到休整。(奥托在1157-1158年很显然不认为他的侄子一定需要恢复教宗在罗马地区的权威。)阿德里安和巴巴罗萨在蒂沃利分手,奥托说他的侄子把俘虏的那些罗马人交给了教宗。他的大军在亚平宁半岛沿着台伯河的支流内拉河休整了几天,之后便开始挥师北上。

The March Northward 向北进军

巴巴罗萨在内拉河一带扎营期间,要求附近的城市为他支付军费。意大利中部位于佩鲁贾东南30英里处的斯波莱托的居民按照义务来说要支付800镑,但他们通过对部分款项的欺诈,以及掺杂假币的行为激怒了皇帝。更过分的是,他们把奥托口中“托斯卡纳所有贵族中最富有的”吉多-盖拉伯爵(Count Guido Guerra)关进了监狱,他曾代表巴巴罗萨参加在罗马的会谈,并且签订了康斯坦茨条约。巴巴罗萨曾派吉多与卡普阿亲王罗伯特(Prince Robert of Capua)、鲁佩卡尼纳伯爵安德鲁(Count Andrew of Rupecanina)还有其他阿普利亚流亡者一起到坎帕尼亚和阿普利亚去收复他们被诺曼人夺走的城市、城堡还有其他财产,并煽动他们对新国王威廉一世进行叛乱。在吉多完成任务返回时,他在斯波莱托被抓,而斯波莱托市民无视了巴巴罗萨要求他们释放吉多的命令。奥托表示,斯波莱托无视他的命令,而且在支付fodrum时的欺诈行为都让巴巴罗萨怒火中烧。

7月27日巴巴罗萨攻入城中,市民们没有依靠有着近百座塔楼环绕的坚固城墙,而是选择在开阔地进行反击。据综拓所说,他的侄子表示:“这看起来简直像小孩子过家家,而并非男人间真正的较量。”在6个多小时的战斗中,皇帝冒着巨大的风险身先士卒英勇作战。斯波莱托的市民被迫撤退,而帝国军队追入城中,将这座城市洗劫一空。但在战利品还未被收缴完毕的时候,就有人纵火将整座城市焚毁。幸存者们什么也没来及带走,只能空手仓皇逃命——奥托·莫雷纳说,他们在付给巴巴罗萨很多钱之后才保住了性命。帝国军队在城里过了一夜,但烧焦的尸体发出的恶臭迫使巴巴罗萨在第二天便不得不将营地转移到了离斯波莱托不远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待了两天,直到军队将被摧毁的城市中的战利品都打扫清理完毕。

巴巴罗萨继续从斯波莱托向东北前进道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安科纳。在那里,他想要坐观诺曼人和拜占庭冲突的政策明显遭受了挫折。困扰他的问题便是如何在对付诺曼人的问题是得到曼努埃尔一世的支持,以及顺便娶一个希腊人妻子,但是他又不想对希腊人做出任何关于意大利南部领土上的让步。在安科纳,巴巴罗萨见到了希腊人的使者米海尔·帕列奥略(Michael Palaiologos)和约翰·杜卡斯(John Doukas),他们很可能曾陪同哈维尔贝格的安塞姆返回意大利,现在他们为皇帝带来了许多珍贵的礼物。与此同时,和吉多·盖拉伯爵一同前往意大利南部的诺曼流亡者报告说,他们已经收复了失地,坎帕尼亚和阿普利亚的领主正等待着巴巴罗萨前去和他们一同对付威廉国王。巴巴罗萨写信告诉奥托,希腊人使者给他提供了一笔“巨额的金钱,以诱惑我们进入阿普利亚,并希望借我们之手来消灭两个帝国共同的敌人威廉。”

巴巴罗萨其实很想接受这个建议,但他无法说服手下的诸侯们,他们以“炎热的天气和不健康的空气带来的不良影响”还有伤亡人数过多为由拒绝他。然而圣·布拉辛的奥托(Otto of St. Blasien)在13世纪初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科隆大主教阿诺德二世和康斯坦茨主教赫尔曼曾经赞同过这样的军事行动。因此,教会诸侯和世俗诸侯之间很可能也存在着分歧,正式这种分歧曾拖延了康拉德三世原计划在1152年前往罗马加冕的行动。巴巴罗萨最终还是接受了诸侯们的建议,据他的叔叔说,他“并不是很情愿”;但奥托的说法是否只是为了替巴巴罗萨没有履行对教宗的承诺而找的借口呢?难道他还真想在炎热的8月带着一支疲惫不堪兵力也不足的部队,在后方还有一个敌对的米兰和一个叛乱的罗马公社的情况下,入侵诺曼王国?巴巴罗萨按照诸侯们的建议,派遣维巴尔德作为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求与曼努埃尔的侄女订婚。在这样一个轻松的时刻,巴巴罗萨与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在安科纳的亚得里亚海边游泳放松心情。【你别看现在游泳很开心,再过30年……】

帝国的军队随后在安科纳就地解散。【就地解散可还行……真就ck2玩家一键解散?】阿奎莱亚都主教皮尔格里姆(Patriarch Pilgrim of Aquileia),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安德希斯伯爵贝特霍尔德三世(Count Berthold III of Andechs),卡林西亚公爵亨利(Duke Henry of Carithia)还有施蒂利亚侯爵奥托卡三世(Margrave Ottokar III of Styria)选择沿亚得里亚海航行至威尼斯,之后大约是通过卡林西亚的瓦尔卡莱纳(Val Canale)返回德意志。而其他人则是通过大圣伯纳德山口(Great St. Bernhard)或者塞尼斯山口(Mont Cenis Pass)穿越阿尔比斯山。巴巴罗萨和他自己剩余的部队途径拉文纳向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前进。​​​​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01

至于帕列奥略和杜卡斯,根据奥托的说法,在离开安科纳之前他们曾“偷偷地拿到了”盖有巴巴罗萨印玺的信件,这些信件“谎称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已经被巴巴罗萨授予他们”。两位使者通过展示所谓的授权书以及分发了一大笔财富,成功地控制了整个阿普利亚地区。帕列奥略甚至成功地占领了巴里及其周边城堡。诺曼流亡贵族们帮助拜占庭人;还有许多长期受西西里的罗杰和其子威廉一世压迫的意大利南部居民也加入了起义。1155年秋,威廉在巴勒莫病重,甚至有传言他已经病重垂危。直到1156年春末,威廉的健康状况才有所好转,并镇压了叛乱,他于5月28日在布林迪西取得了对希腊人还有叛军的决定性胜利。

巴巴罗萨的那封信件在政治和外交上都让他陷入尴尬的境地。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公然违背了康斯坦茨条约,将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南部沿岸的城市拱手让给希腊人,或者至少怂恿当地居民去支持希腊人来反对威廉。 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那么这也与他和君士坦丁堡方面关于婚姻问题的谈判在1155至1156年还在操作一事相吻合。当他的伎俩被揭穿之后,奥托又是不是为了帮他粉饰,才散布了信件被盗取的这种说法?亦或者说,是拜占庭的使节通过贿赂等非正规手段,从某个大法官或是公证人手中获取了一张密封的羊皮纸,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具体真相我们无从得知,但巴巴罗萨既没有镇压罗马公社,也没有去进攻诺曼王国,再加上他明里暗里将阿普利亚卖给了拜占庭人,或许这些行为都让教宗阿德里安还有枢机主教罗兰确信,他的确是违反了康斯坦茨条约。他们对此的回应是与获胜的威廉结盟,并于1156年6月签订了贝内文托条约,诺曼国王将承认自己作为教宗附庸的地位,看起来和他打交道要比在对待教宗和伦巴第人时表现得自尊心过头且态度强硬的皇帝要让教宗感到舒服得多。

The Outlawing of Milan 对米兰的惩戒

1155年8月初,巴巴罗萨在维罗纳附近宣布他将米兰的铸币厂转移给了克雷莫纳。他在宪章中解释道,帝国要公正且严厉地惩处犯下过错的人,并善意地奖励谦逊且忠于帝国的人。米兰之所以被剥夺恩典,是因为它先前犯下的罪行,摧毁了科莫和洛迪两个城市,并且还阻止它们的重建。鉴于米兰人一再蔑视他的传唤,对他的指控置若罔闻,巴巴罗萨宣布以帝国诸侯们的名义对米兰进行惩戒,其实他大约在1154年12月左右就已经这样做了,不过他名义上还是表示可以对米兰人宽大处理,只要他们能够反省自己的过错,但他们却丝毫没有悔过的意思,将他的耐心逐渐消磨殆尽。

据此,皇帝从意大利和德意志两边的诸侯们还有整个议会那里争取到了一个判决,剥夺了米兰的铸币厂、收取通行费的权利以及所有的司法权,世俗行政权以及帝国诸侯的地位。他将米兰的铸币厂转移给了克雷莫纳,因为再意大利的城邦中,克雷莫纳的忠诚度以及能够对它提供的军事服务都是出类拔萃的——当然这种说法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与此同时,巴巴罗萨还将这些决议通知了曼图亚、布雷西亚和贝加莫的执政官及居民们,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禁止使用米兰的货币,并将米兰造币厂发行的货币视为假币。他还命令他们不许为米兰人在他们的领地里提供援助,甚至不许米兰人通过他们的领地,以免损害米兰的对手帕维亚、克雷莫纳以及诺瓦拉的利益。然而奇怪的是,没有任何编年史学家详细记载了对米兰采取这些法律措施的事件和地点,但诸侯们达成的决议几乎等同于就是向米兰宣战。

将米兰的铸币厂转移给克雷莫纳其实是继承了康拉德三世想要在意大利建立新的铸币厂的政策。在康拉德统治之处,像帕维亚、维罗纳、卢卡还有威尼斯这样对于地区影响力极大的铸币厂主导了整个意大利半岛的经济格局。举个例子,帕维亚的旧帝国铸币厂发行的货币,在意大利北部甚至中部,包括热那亚的流通范围比其他任何货币都要广,尽管帕维亚货币的银含量只有上个世纪的五分之一,对热那亚的经济情况并不利。因此,1138年12月康拉德第一次授予热那亚自己铸币的权利,大约到了1150年国王赋予了比萨同样的权利。而在从安科纳前往维罗纳的途中,巴巴罗萨也再次确认比萨有权铸造自己的货币,钱币的重量和样式由比萨自己决定。他批准比萨的货币在整个意大利地区流通。特许状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表彰比萨的成就,因为他们为帝国征服了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并且英勇地反抗西西里的暴君罗杰。因此,在克雷莫纳设立新的铸币厂其实也是延续康拉德的政策,通过多设立铸币厂来分散一种货币过于占据主导的地位,以更好地满足意大利地区不断增长的商业经济的需要,并顺便嘉奖亲帝国的城邦。

Conflict with Verona 与维罗纳的矛盾

巴巴罗萨在前往布伦纳山口的途中经过维罗纳的领地,作为其第一次意大利战役的结局。弗赖辛的奥托和奥托·莫雷纳对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有着不同的看法,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后者似乎将两个独立的事件混为一谈了,即:巴巴罗萨在维罗纳以北渡过过阿迪杰河的战斗,以及随后帝国军队在阿迪杰峡谷遭遇的伏击。

弗赖辛的奥托记载,当皇帝们经过布伦纳山口前往或是离开意大利的时候,按照惯例要通过维罗纳以北的阿迪杰河,这样军队就不会对该城进行掠夺。他还提到维罗纳人建造了一座由舢板组成的脆弱的浮桥,“与其说是桥,不如说是捕鼠夹。”【草这是什么神秘比喻】他们还在上游堆积了大量的木材,这些木材将漂流到下游,用以应对帝国军队在过河后把桥摧毁的情况。这样维罗纳人就能够将被分隔开的帝国军队逐个击破。不过这个计划实际操作的时候似乎出了点问题,因为巴巴罗萨所有的部队都“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阿迪杰河。反而是那些追击帝国军队过河的维罗纳军队,因为桥梁被毁而孤立无援,很快就被剿灭。当晚,大军在城郊扎营。

根据奥托·莫雷纳的说法,全副武装的维罗纳人出城阻挡皇帝行军,但帝国军队随后进行了反击。巴巴罗萨追击那些逃亡的市民,俘虏了大约1000人。他下令割掉200多名维罗纳俘虏的鼻子和嘴唇,并将另外200多人绞死。其余的囚犯被带到他的营地并戴上镣铐。留在城里的乡绅们非常害怕,他们与皇帝达成协议,愿意支付给他一大笔赎金让他释放其余幸存的俘虏。

弗赖辛的奥托没有解释维罗纳人为什么会计划突然袭击他的侄子,阻止他返回德意志,但奥托·莫雷纳提供了一个万能的解释,即米兰人收买了维罗纳,试图阻止巴巴罗萨的行军。【米兰:草,真就一切锅都往我身上扔???】 然而,就在巴巴罗萨经过维罗纳之前不久,他还要求维罗纳的神职人员尊重他们自己主教的权利,并宣布将维罗纳置于帝国的保护之下。具体来说,就是皇帝禁止维罗纳的执政官在未经主教许可的情况下,将居住在主教领地的人传召到宫廷、向他们征税或是征召他们参加战役;也就是说,巴巴罗萨是想将主教们的领地从维罗纳城邦独立出来,这种损害城邦利益的做法很可能是维罗纳人敌视他的真正原因。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01

弗赖辛的奥托完善充实了巴巴罗萨讲述自己军队穿过维罗纳北部阿迪杰河峡谷的细节:“现在,维罗纳人在山上妄图设陷阱伏击我们,结果却被我们反杀,其中还绞死了12人,你们都知道了。”

在峡谷南部的入口处,阿迪杰河紧贴着山腰奔腾,只有通过河东侧的一条狭窄的小路才能进入峡谷。在帝国军队的主力进入峡谷之后,“一伙强盗”在“维罗纳的贵族骑士阿尔贝里克(Alberic)”的率领下控制了峡谷,并在峡谷北部出口用一块大石头封路,将帝国军队困在其中。巴巴罗萨派了自己阵中两位同样来自维罗纳的骑士加扎巴努斯(Garzabanus)和伊萨克(Isaac)前去劝说他们的同胞们放弃,这两位骑士在他前往罗马的路上一直追随他。看起来这伙强盗可不只是装装样子而已,他们不仅没有听从两位骑士和使节的话,还用石头将他们砸跑,并告诉巴巴罗萨要想通过得留下一大笔买路财。巴巴罗萨明确表示自己作为皇帝怎么可能向你进贡。但他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强盗们摧毁了峡谷上的一座桥,使得他们无法渡河,而维罗纳人则在后面阻止他返回维罗纳。为了转移强盗们的注意力,巴巴罗萨下令就地在峡谷中扎营过夜,同时他找到了攀登上强盗驻地的方法。

皇帝命令所有人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与加扎巴努斯和伊萨克开始商量策略。他们的目标是位于山口和巨石之间的一个峭壁。帝国的掌旗官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五世率领大约200人的精锐部队偷偷潜行到了悬崖边。为了能够登上山顶,他们互相利用彼此的背和肩膀攀登,然后用长矛做梯子。到了山顶,奥托展开自己的旗帜,这时帝国军队的主力收到信号便可以发起攻击,而他的部队则从上路夹击强盗。这只大约500多人的强盗大部分人都被剿灭,有个人躲在峭壁的夹缝中逃走了,剩下的12个幸存者(其中大部分是骑士)被抓获并处以绞刑。其中有个人向巴巴罗萨求情,他表示自己是法国人而不是伦巴第人,他是一个贫困的自由骑士,受骗加入了这支强盗队伍,希望能够重新修缮自己的庄园。巴巴罗萨赦免了他,条件是他要亲手将绞索套在周围同伴们的脖子上。弗赖辛的奥托的描述无疑在他侄子的叙述基础上加以润色,强调了巴巴罗萨在军事行动上的战术技巧,以及以这个法国骑士为例子显示巴巴罗萨的仁慈。

巴巴罗萨的部队当晚在特伦托境内扎营,9月7日他在那里为列日教会颁发了特许状,以表彰列日主教亨利二世在这次意大利战役中的杰出功绩。从特伦托启程后巴巴罗萨回到了奥格斯堡,一年前他正是从这里出发的。

奥托接着写道,1155年10月中旬维罗纳人派遣使团前来雷根斯堡参加帝国会议,这足以证明他侄子的行为在意大利人中引起了多大的震动。维罗纳的使团由主教西奥巴尔德(Theobald)和骑士加扎巴努斯与艾萨克组成,他们曾帮助巴巴罗萨从悬崖袭击那伙强盗。西奥巴尔德坚称他原本是不愿承担这项使命的,直到他确信维罗纳人心中真的有所坚持,因为很难想象羊群会要求他们的牧羊人替他们撒谎。维罗纳人把巴巴罗萨视为他们的领主和皇帝并忠诚于他。他以自己的方式惩罚那群强盗固然无可厚非,但他们并不是维罗纳市民,如果巴巴罗萨借此怀疑他们是那伙强盗的同谋,他们便深感悲伤。凡是散布这种谣言的人都是诽谤者。不过维罗纳人还是表示,如果巴巴罗萨不相信西奥巴尔德的话,他们也愿意接受诸侯们的审判。在与后者协商过后,皇帝决定谅解维罗纳,并且维罗纳也向他支付了一大笔钱,还发誓将在未来对米兰的战役中向他提供尽可能多的援助。维罗纳的屈服表明其实巴巴罗萨和世俗诸侯们并不相信这些城邦都是清白无辜的。

因此,在巴巴罗萨第一次远征意大利之前,或是在他返回德意志后不久,就已经做出了要与米兰开战的决定,毕竟他已经公开宣布剥夺米兰的政治权利。在巴巴罗萨于1156年6月的某个时候得知西西里的威廉将希腊人赶出阿普利亚之后,他依然选择将米兰而不是诺曼王国作为第二次意大利战役(1158年)的首要目标。尽管巴巴罗萨在给其叔父的信中称第一次意大利战役是“辉煌的胜利”,奥托本人也说“这段艰苦的旅程”以及圆满结束。但事实上这既不是胜利也不是成功。巴巴罗萨既没能惩戒米兰人,也没能镇压罗马人民公社,更不用说进攻诺曼人以及阻止拜占庭人占领阿普利亚。难怪奥托在叙述其侄子的事迹时没有提及康斯坦茨条约。正如奥托所承认的那样,巴巴罗萨的事迹“在意大利人中只留下了恐怖记忆”;对基耶里、阿斯蒂、托尔托纳和斯波莱托的破坏;他加冕当天在罗马发生的流血事件;维罗纳城外的战斗和可怕的报复,还有通过阿迪杰峡谷时遭遇的危险。如果我们相信巴巴罗萨所称的人数的话,那么对于一支只有1800名骑士的军队来说,倒也不是不能称作是一场“辉煌的胜利”;只是他为什么要以这样完全不足的兵力来前往罗马加冕呢?是他那些针对意大利问题的顾问们完全误判了形势,还是他在德意志地区得到的支持远远不像奥托所说的那样坚固?毕竟在此之前,诸侯们拒绝了康拉德想要前往罗马加冕的计划,也阻止了对匈牙利的战争,更是从未同意在勃艮第地区扩张皇权。和巴巴罗萨一起去罗马的那些诸侯也只是那些他在加冕时的支持者们。皇帝从第一次远征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他为第二次战役集结了一支规模大得多的军队,并且严肃了军纪,采取必要的措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补给。然而,在他于1158年6月再次出发之前,为了在意大利地区一劳永逸地建立直接由他控制的政权以弥补他向其堂弟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四世交出的直辖领地,以及夺取意大利诱人的财富,他首先要做的是恢复德意志地区的秩序,以及结婚。​​​​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02

Chapter seven: New Arrangements 新的安排

Carrying Dogs

1155年9月回到德意志地区之后,巴巴罗萨发现王国内部一片混乱。“事实上,”弗赖辛的奥托承认,“皇帝在意大利的时候,整个帝国都感受到了领导人的缺席,充满了各种叛乱、起义,被火与剑还有各种战争淹没在混乱之中。” 如果巴巴罗萨要惩戒米兰,甚至想要直接控制伦巴第,还要入侵诺曼王国,那么他就需要一支比1154年他所率领的1800名骑士规模大得多的军队。为了获得必要的人力,巴巴罗萨首先需要恢复德意志地区的秩序,并且缓和与他的叔叔奥地利的亨利还有波西米亚的弗拉迪斯拉夫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他离开德意志的时候,后者曾与他的表兄狮子亨利在萨克森的敌人们有所接触。皇帝还需要安排他的弟弟以及他的堂弟施瓦本的腓特烈四世,他们已经成年了,是潜在的王位继承人,所以他们需要结婚以确保斯陶芬家族分支的延续。这些新的安排将一直持续到1167年他的远征彻底失利,当然这给了他更多的机会去亲自参与德意志地区事务的治理。

在离开奥格斯堡后,巴巴罗萨于1155年10月初向巴伐利亚公爵的首府雷根斯堡进发。他在城外会见了他的叔叔奥地利的亨利并试图说服他接受将巴伐利亚授予狮子亨利一事,但并没有什么结果。弗拉迪斯拉夫、萨克森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the Bear),莱茵行宫伯爵斯塔莱克的赫尔曼(Hermann of Stahleck)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大贵族”就在波西米亚边境附近的一个地方举行的谈判中充当了两个亨利的中间人。奥托本人作为巴伐利亚地区的主教、巴巴罗萨的叔叔以及奥地利的亨利的弟弟起到了特殊的调停作用,但敌对的两个亨利之间敌意实在难以弥合,以至于他们最后还是不辞而别。奥托对这些谈判的实质内容只字未提,但他评价了这次非官方的诸侯聚会,认为巴巴罗萨在意大利的“辉煌事迹”在“留守者们”中引发了“巨大的恐惧”,以至于他们都自愿前来参加会议,“每个人都努力通过服从来确保巴巴罗萨对自己的青睐。”【胡子王你真的这么有牌面吗,我不信】也许我们对奥托的话有些过度解读,但能推理出来的结论是,巴巴罗萨对罗马的进军,甚至是他当年当选为国王时候的支持率都比奥托所暗示的要低,而且这位死忠派主教还觉得从意大利回来之后这些诸侯们需要争相讨好巴巴罗萨。【这是种反讽,意思就是其实德意志地区的领主并没有奥托所描述的那样忠于巴巴罗萨。】所以难怪巴巴罗萨去意大利的时候只带了1800名骑士。

在随后于10月13日在雷根斯堡举行的集会上,巴巴罗萨将“其父辈的土地和头衔”授予其表兄。巴伐利亚的领主们也向狮子亨利致敬并宣誓效忠,而雷根斯堡的市民们不仅宣了誓,还向亨利提供了不知姓名的担保人——大概是人质,以确他们“没有机会动摇”他们的忠诚。”然而,巴巴罗萨在其叔父放弃对巴伐利亚的宣称之前不能正式将公国封给他的表兄。由于他不希望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随便剥夺一位诸侯的封地,从而导致他与其他诸侯对立,所以他别无选择只能安抚他的叔父,而奥地利的亨利由此也想坐地起价。

在同一场集会上,美因茨大主教阿诺德和斯塔莱克的赫尔曼互相指责对方扰乱和平。根据奥托的说法,“这两位诸侯由于势力最大,所以造成的破坏也十分惊人,他们之间互相烧杀抢掠,鲜血几乎流满了整个莱茵兰地区,特别是美因茨附近的一些名城。”他们之间产生冲突的原因是阿诺德试图重新获得其前任美因茨大主教所让渡的一些领地和权利。这些努力引起了莱茵行宫伯爵的反对,因为阿诺德的诉求威胁到了他在莱茵河中游一带的领土利益。赫尔曼在他的继兄弟卡岑埃尔恩博根伯爵亨利(Count Henry of Katzenelnbogen)还有其他几个莱茵地区的伯爵以及阿诺德自己的一些官员的支持下,入侵了大主教的领地。根据阿诺德在1155年春写给维巴尔德的信来看,赫尔曼摧毁了大主教的城堡,破坏了他的庄园,甚至掠夺了墓地、教堂和修道院,将遗物掠走,还绑架了居民。大主教曾要求与巴巴罗萨一同前往意大利的维巴尔德代表他去与国王交涉,因为赫尔曼曾谎称自己是奉巴巴罗萨的命令行事。阿诺德祖上类似官员和仆役的身份可能加剧了贵族们对他的不满(他是德意志地区第一个奴仆出生的大主教)。除此之外,阿诺德的严酷统治使得美因茨地区的民众和他离心离德,据说他曾认为这些市民都是刁民,并断言他们需要像罗波安(Rehoboam)在其父所罗门死后所说的那样,需要一个暴君用鞭子和写字来惩戒他们。

巴巴罗萨将裁决推迟到1155年圣诞在沃尔姆斯举办的集会。王室法庭判定两人及其同伙都饭友“掠夺和焚烧土地”的恐怖行为。【如果这就算恐怖行为,那胡子王你才是恐怖组织头目啊】奥托在他的编年史中用很长一段费解的话解释道,在法兰克人和施瓦本人中有一种习惯法,即一个贵族、官员或农民被处死之前,他必须被“按照他的财产来选择是带着狗、马鞍还是犁耙从一个郡行走到另一个郡,以示他的耻辱”【唉这不就是游街示众吗】。巴巴罗萨出于对阿诺德上了年纪以及他主教地位的尊重赦免了这项羞辱——教士们通常带着一本书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然而奥托指出,“帝国的大诸侯”莱茵行宫伯爵赫尔曼以及10个曾是他同伙的人不得不带着一群狗行走一德里(a German mile)。这个奇怪的场景和巴巴罗萨在亚琛的加冕典礼上上演的剧目几乎如出一辙,所要传达的信息也无非是皇帝秉公执法。在这种情况下,也起到了对他叔父的告诫作用,虽然他们之间并没有多少血缘关系。整个王国也从中吸取了教训。奥托最后表示:“当这一严厉的判决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公布时,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恐惧,以至于每个人都希望能够保持和平,而不再助长战争所带来的混乱。”

阿诺德的文书传记作者省略了任何关于大主教被判处与赫尔曼类似刑法的暗示,并将对伯爵的羞辱归为一种忏悔行为,以求得大主教的赦免。被开除教籍的赫尔曼光着脚穿着麻布衣服,在“冬天最寒冷的时候”,将拴着狗的绳子系在自己的脖子上,穿过聚集的人群。他的同党们——贵族、官员或者农民都跟在他的身后,每个人都带着象征着他身份和耻辱的标志。之后,大主教和他从前的敌人交换了和平之吻。

奥托和传记作者的说法是互相矛盾的。要么是伯爵和大主教都因扰乱治安而被判处在世俗的仪式上被公开羞辱,要么是赫尔曼进行了忏悔行为以求得阿诺德的原谅。奥托对事件的描述其实更值得信赖;附近迪西波登堡(Disibodenberg)的本笃会修道院的年鉴不仅提到了与赫尔曼一同被惩罚的十位伯爵中的五位,还提到了两位被赦免的伯爵,而赦免他们是出于对大主教尊严的尊重,被免去了代替阿诺德去做同样的事情。然而,在奥托对仪式的表述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仪式结束之后皇帝就要处决人了。例如,最烦并没有要求在脖子上挂一把为出鞘的剑,以表示他们的生命全在皇帝的一念之间。

不过,从那位阿诺德的传记作者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他所说的这种奇异的仪式,在方言中叫做harnescharre(Harmschar),即苦难或者痛苦,不仅是一种惩罚,也可能是赎罪和解仪式的一部分。其他关于仪式的记载也强调了要携带一只不听话的疯狗,这当然是很羞辱人的,不过狗也与贵族联系在一起,因为它是狩猎的伙伴,而且更重要的是,狗代表了忠诚的属性。不管是阿诺德还是赫尔曼都被认为是不忠的,因为他们之间的争斗在巴巴罗萨缺席王国境内时扰乱了和平,此外伯爵还违背了他曾对大主教忠诚的誓言,更糟糕的是,根据阿诺德写给维巴尔德的信来看,赫尔曼甚至还试图胡乱诬陷皇帝。这俩人不仅彼此之间需要和解,也需要与巴巴罗萨和解,尤其是赫尔曼,他必须要补偿自己的谎言给巴巴罗萨荣誉造成的伤害。牵狗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方式,以表明不法分子对皇帝的服从以及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悔恨。两位诸侯很快便获得了皇帝的原谅。不到6个月后,赫尔曼在巴巴罗萨与勃艮第的贝阿特丽丝结婚时便再次成为帝国宪章的见证人;1156年9月20日赫尔曼去世的前三天,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对于宪章的见证人名单中。1157年4月6日,阿诺德和他以前的一些反对者们一起见证了巴巴罗萨的另一个宪章。

皇帝对级别较低的不法分子通常没有这么轻易原谅。奥托记载道,巴巴罗萨在沃尔姆斯与阿诺德和赫尔曼交涉后,长途跋涉精力充沛地摧毁了好几个“强盗”的城堡、防御工事和藏身之所。他处决了其中一些人,而其他人则在十字架上受尽折磨。城堡的主人也就是普通的小贵族。这样看来,莱茵兰地区混乱的罪魁祸首其实是那些参加过阿诺德与赫尔曼之间争斗的小贵族或者官员,其中有些人趁乱做了很多不法行为。与巴巴罗萨的亲属不同,这种人并不值得皇帝单独为他们开庭审理。最让奥托感到遗憾的是,两个亨利【即狮子亨利于奥地利的亨利】之间的持续分支阻碍了巴伐利亚也获得类似的和平。​​​​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03

The Privilegium minus 小特权

1156年6月3日,巴巴罗萨在雷根斯堡上游的一座城堡(可能是凯尔海姆(Kelheim),属于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五世)庆祝了圣灵节。皇帝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宴会日没有按照惯例在主教区逗留而是选择与巴伐利亚伯爵在一起,是这两个曾一同游泳的同伴关系亲密的又一个标志。【原来巴巴罗萨游泳还有朋友陪的啊,酸了】他们很可能讨论了巴伐利亚公国问题的僵局。两天后的6月5日,巴巴罗萨在雷根斯堡附近会见了奥地利的亨利,并劝说他解决与狮子亨利之间的分歧。该协议的条款是保密的。弗赖辛的奥托评论道:“巴巴罗萨对这一协议的珍视程度超过了其他所有事业的成功:在不流血的情况下,他能够使那些与他关系密切且实力强大的诸侯们建立友好关系。”之后的一周巴巴罗萨在维尔茨堡与贝阿特丽丝结婚,9月8日他召集诸侯们在雷根斯堡集合。在这一特殊的日子里,为了表示对侯爵【指奥地利的亨利】的尊重,诸侯们陪同皇帝来到他叔叔在雷根斯堡外大约两英里处的营地。这一姿态使得奥地利的亨利免于在集会上难堪,因为他答应将要公开宣布放弃对巴伐利亚的宣称。

奥托作为目击者假装不知道这项协议的确切条款,而这项协议对于他作为巴伐利亚地区的主教以及巴本堡家族的成员是切身利益相关的。也许他只是谨慎行事,因为他写信的时候还没有《小特权(Privilegium minus)》的副本,但有些混淆视听的做法很可能是故意的。在奥托的记载中,他的兄弟奥地利的亨利曾向他的侄子交出七面旗帜并辞去了巴伐利亚公爵的职务——那些旗帜是一个诸侯和他封地的象征(自《沃尔姆斯协约》以来,君主还给每一位教会诸侯配备了一根权杖)。巴巴罗萨将这些旗帜交给了狮子亨利,而狮子亨利则将其中的两面换给了他。这两面旗帜代表着东马克【marchia orientalis,指奥地利藩侯国的一部分】和其中的三个郡,奥托认为可能和旧时的委任状中的领地范围有关。这个特权既含糊又具体地指利奥波德侯爵——无论是指奥地利的亨利的父亲利奥波德三世还是他的兄弟利奥波德四世——从巴伐利亚公国持有的委任状和封地。奥托和起草关于解决这一争端特权的公证人可能也感到比较迷惑,因为没人知道巴伐利亚公爵的权力向东延伸到现代的上奥地利省到底有多远,也没人知道巴本堡家族在976年时获得的委任状上到底增加了哪些领土。根据诸侯们的意见,巴巴罗萨将合并后的领地提升为公国,并将两面旗帜还给了他的叔叔和他的妻子塞奥多拉。巴巴罗萨规定,他的任何继任者都不得改变该协议的条款。他沿袭了1098年的先例,当时斯陶芬家族被授予施瓦本公国的时候也是这样,为扎林根家族建立了一个新的公国,由扎林根自己的领地还有苏黎世组成。巴本堡家族获得的新公国就其作为公爵的实际权力而言,是与巴伐利亚平起平坐的,而奥地利与巴伐利亚的分离也大大降低了狮子亨利同时持有两个公国【即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的威胁。【胡子王你CK2玩的还不错】

大多数德意志南部地区的诸侯和巴伐利亚的贵族们见证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有关巴伐利亚公国归属问题的争端结束。康拉德三世已经失势的大舅子苏尔茨巴赫伯爵格哈德二世还有巴巴罗萨第一任妻子阿德拉的侄子福堡侯爵迪博尔德五世当时也在雷根斯堡,大概也参与了这次和解。之后巴巴罗萨在巴伐利亚以上帝的名义颁布了长达一年的休战命令,正式确保了和平。

阐明了和解条件的“小特权(The Privilegium minus)”颁布于9月17日,由于其宪法意义以及文本本身带来的外交问题,一直是历代学者争论的热点。 它之所以会被称为小特权,是为了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公爵鲁道夫四世(Duke of Austria, Rudolf IV, r.1358-1365)公然伪造的特许状(Privilegium maius)相区别。在那份文件中,巴巴罗萨对其叔父奥地利的亨利的让步被纳入了大特权(Greater Privilege),他的金玺诏书被从小特权中删除,附加在了鲁道夫炮制的那分钟,而1156年的原始文件早已被销毁。后者的全文仅存于13世纪的一份潦草的副本中。学者们甚至也怀疑它是否也是伪造的,尤其是一些附加条款,即选择自由(libertas affectandi),该条款授权公爵夫妇在没有子女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他们希望的任何人作为继承人,而这些条款很明显是后来植入的。如今学界的共识是,巴巴罗萨的特权文本在13世纪并没有被篡改,他向其叔父做出的让步解决了奥地利的亨利和其妻子塞奥多拉在1156年对领地继承问题的密切关注,也是巴巴罗萨为促使其叔父放弃巴伐利亚公国而付出的代价。

巴巴罗萨把在小特权中的解决方法解释为两个亨利之间的财产交换,他认为这不需要书面记录,因为其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尽管如此,他还是以他的皇权进行了干预,以消除任何疑虑。他宣布,在雷根斯堡举行的庆祝圣母诞辰的集会已经解决了“他最敬爱的叔父和他最亲爱的表兄之间”漫长的争端,“和平从天堂传达到了人间”,“在诸多敬畏上帝和信仰正义的诸侯们”的帮助下他解决了这一争端。奥地利公爵向巴巴罗萨交出了巴伐利亚公国,之后他将其立即授予了萨克森公爵,而萨克森公爵又交出了曾经占有的奥地利藩侯国的所有权利和领地。巴巴罗萨没有提及交换旗帜的事情,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奥托将其家族祖先的领地成为marchia orientalis的时候,这个称呼其实也可以代指萨克森地区统治者先祖曾获得的委任状中的领地,但公证人却选择使用了奥地利一方;这个名称在1147年康拉德三世为克洛斯特新堡(Klosterneuburg)颁布的可能是伪造的特许状中才首次使用,而克洛斯特新堡是巴本堡家族的领地,巴巴罗萨的祖母阿格妮丝就葬在那里。使用新术语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给巴本堡家族的公国创建一个形容词形式,就如同德意志其他诸侯地区,例如巴伐利亚的(Bavaria)和萨克森(Saxonia),也可能是另一种显示新公国与巴伐利亚平等的方式。最终奥地利(Austria)成为了Österreich在拉丁语中的标准形式,最终也成为了英语中的标准形式。

然而,为了确保“在这一行为中,他最敬爱的叔叔的荣誉和声望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损害”,波西米亚公爵弗拉迪斯拉夫在所有诸侯的建议以及批准下曾裁定奥地利的规格应该提升为公国,并授予奥地利的亨利和他“显赫的妻子”曼努埃尔一世的侄女塞奥多拉一些封地。除了这种史无前例的夫妻联合封地之外,根据一项永久有效的法律,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无论男女都将根据帝国的世袭权继续拥有公国,而如果亨利和塞奥多拉没有孩子,他们将有权把公国赠与他们希望的任何人。

像巴巴罗萨的祖母阿格妮丝这样的女性在习惯法中也能够继承一些领地,但一整个帝国公国就是另一回事了。奥地利的亨利的第一任妻子格特鲁德也是从她的父亲洛塔尔皇帝那里继承了萨克森,但从技术上来说是她的丈夫骄傲者亨利,之后是她的儿子狮子亨利继承了公国。因此,正式承认女性的继承权是公国转变为世袭王朝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小特权承认了塞奥多拉的尊贵地位,这无疑是她能够获得继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到1156年9月神圣罗马帝国和拜占庭的联盟已经宣告破裂,这也是她将面临的困境。当时这对夫妇唯一的孩子是他们五岁的女儿阿格妮丝。如果塞奥多拉未来成为寡妇,毫无疑问她将继承整个公国作为自己丰厚的嫁妆,但她很快便会发现自己身处异乡,没有任何强大的亲属能够保护她和她的孩子。为了保障他们的利益,奥地利的亨利坚持要求联合封地,承认阿格妮丝的继承权以及夫妻俩自由选择继承人的权利,特别是当未来有朝一日塞奥多拉成为寡妇的话。巴巴罗萨大概是在6月5日同意了这些条件。​​​​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04

而公爵所需要的对帝国提供的唯一服务则是,当被传唤时,他需要出席皇帝在巴伐利亚举行的集会,以及参加与奥地利接壤的省份领地的军事行动。因此,新公国要保留马克作为抗击匈牙利人堡垒的传统作用。尽管有这些规定,奥地利的亨利还是在1158年陪同他的侄子巴巴罗萨参加了第二次意大利远征,而他的儿子利奥波德五世也参加了1177年在威尼斯的和谈以及1184年在美因茨的大集会。参与这种事业是一种昂贵的负担,但尽管如此,能够受邀参加其实维持诸侯威望的手段,也是保持其在君主前地位的一种方式。

只有一个条款涉及公国的内政问题。巴巴罗萨规定,“任何人,无论地位高低,未经公爵的同意和许可,不得在其公国领地内擅自行使任何管辖权。” 实际上,巴巴罗萨是在确认他的叔父在奥地利已经拥有的权利,作为一个侯爵,奥地利的亨利最初是一个受威胁的边境地区的指挥官,而没有像巴巴罗萨在授予意大利城邦王权时那样,或者说像他在1168 年授予维尔茨堡主教赫尔罗德(Bishop Herold of Würzburg)所谓的“黄金自由(Goldene Freiheit)”中部分和法兰克尼亚公国的权利的那样,具体说明该权利的组成部分。在之后的那个场合,巴巴罗萨将维尔茨堡的助教们从查理曼及其继承者那里得到的“司法特权(Omnis jurisdictio)”定义为“在维尔茨堡主教区和公国全境位于该主教区内的郡县内,对其附庸若有抢劫、纵火以及侵占领地之类的行为进行裁决的全部权利,甚至可以判处死刑。” 维尔茨堡特权将领主对其封臣的封建管辖权与维持治安秩序的责任结合了起来。在小特权(Privilegium minus)中,巴巴罗萨授予其叔父对于公国的刑事管辖权,并暗中规定,在奥地利地区的伯爵以及在公国内拥有财产的修道院都需要得到公爵的批准才能建立自己的法庭。这是奥地利的亨利和他继任者的任务,和狮子亨利在易北河以北的任务一样,从实践上实现皇帝对其的授权,例如,有计划地获得公国内所有修道院及教会诸侯的拥护,以及获得公国内非奥地利地区主教和修道院所占有的土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巴巴罗萨在1158年1月于雷根斯堡举行的集会上被迫与他巴本堡家的叔父们和解,此时弗赖辛的奥托却还正在抵制他的兄弟亨利想要夺取公国中属于弗赖辛教区的土地。

实际上巴巴罗萨在小特权中首次以书面形式界定了王室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将德意志变成了一个由公国组成的联盟,其统治者、诸侯中的领袖还有其他诸侯、帝国修道院的主教们都从国王那里获得了他们的领地。而且公国领地在小特权中才第一次被称为“封地(beneficia)”。教宗阿德里安于1157年在贝桑松用同样的词语称呼帝国皇室的时候很可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皇帝和其他世俗诸侯们此时都在用封建术语来重新构造他们之间的关系。解决两个亨利之间的冲突是巴巴罗萨在外交上的最大胜利,弗赖辛的奥托欢呼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带来了和平新时代的曙光。

The Founding of Munich 慕尼黑的建立

1158年6月14日在奥格斯堡,就在巴巴罗萨第二次出征意大利之前,他被迫解决了另一场争端。这一次参与双方是他“最尊贵的亲属”狮子亨利和另一个巴本堡家族的人——他“最亲爱的叔父”弗赖辛的奥托,关于他们双方在慕尼黑的利益冲突,这也是慕尼黑第一次在历史记载中被提及。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巴巴罗萨在裁决这场争端时更加偏向亨利,因为他更需要他表弟的士兵而不是他叔叔的鹅毛笔。然而巴巴罗萨的一局很可能是早些时候关于诸侯之间摄政权篡夺的裁定标准。

1155年10月,维尔茨堡的乡绅和商人曾向巴巴罗萨抱怨,连接班贝格和美因茨的美因河将被征收新的通行费。斯塔莱克的赫尔曼以诸侯的名义召集了所有的收费员出席了沃尔姆斯的圣诞集会,让他们出示许可他们征收这些费用的帝国诏令。在得知他们无法出示后,巴巴罗萨废除了所有的收费,只保留了其中三个。随后他于1158年在隆卡利亚要求意大利地区的贵族和公社也提供书面证据,以证明他们行使的摄政权利是合法的。他在意大利实行的收回王室让渡于下级诸侯的权利颇具争议,并且在其后于德意志地区推广。

在慕尼黑的这件事中,狮子亨利和弗赖辛的奥托很可能都是未经授权的行为。应奥托的要求,在1140年康拉德三世曾经禁止除了主教之外的任何人在弗赖辛教区铸造货币或建立新的集市,并允许他的弟弟奥托在那里举行年度集市。到了1158年奥托已经拥有了一个铸币厂、一个集市和一座横跨多瑙河支流伊萨尔河的桥,位于今天慕尼黑市内的弗林(Föhring)。狮子亨利也在伊萨尔河上加了一座桥,就在离弗林上游三英里的地方,并且在现在慕尼黑老城区的中心建立了一个市场,这块土地属于与慕尼黑同名但身份不详的一位教士,慕尼黑(München)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两人【指狮子亨利和弗赖辛的奥托】都想在从伊萨尔河的渡口利润丰厚的盐业贸易中获利,而盐业贸易是从位于萨尔茨堡西南的巴特赖兴哈尔(Bad Reichenhall)的盐场向西运输的。 在1180年巴巴罗萨授予奥托的继任者弗赖辛主教阿尔伯特一世的特许状中暗示了,在某个未知的日期,亨利曾摧毁了弗林的桥梁和市场。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学者们都认为是因为亨利的这一暴力行为而引发了1158年他与弗赖辛的奥托之间的争端,但如果真的是这样,巴巴罗萨就不可能还偏向他的表弟,毕竟这样的行为严重地破坏了和平。因此弗莱明·舒尔茨(Freimut Scholz,现代中世纪历史学者)提出,亨利的不正当行为明显发生在后来,而且谁让他明显地侵犯了弗赖辛教区的权利,但奥托很可能也在弗林地区行使了未经许可的权利。

奥格斯堡会议裁定,奥托必须放弃弗林的集市、铸币厂和税收。而作为补偿,亨利需要将慕尼黑铸币厂的收入、盐以及其他所有商品收入的三分之一交给奥托。然后奥托又将弗赖辛铸币厂收入的三分之一转让给亨利,前提是亨利必须将这部分收入分配给主教指定的人。巴巴罗萨就这样把慕尼黑新城将近三分之二的利润判给了狮子亨利,但奥托在奥格斯堡会议上也并非空手而归。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巴巴罗萨可能还答应免除奥托陪同他一起参加第二次意大利战役的任务。舒尔茨推测,亨利之所以在后来又摧毁了弗林的桥梁和市场,很可能是在12世纪70年代继任的主教阿尔伯特一世没有履行他们1158年在奥格斯堡达成的协议。

慕尼黑城建立的故事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其城市的布局,包括集市的形状和位置都与赫克斯特尔(Höxter)镇的平面图相似,该镇隶属于科维皇家修道院(the abbey of Corvey),坐落在赫尔维格大道(Hellweg road,中世纪时德意志地区的一条主干道)与威悉河(Weser)相交的地方。在慕尼黑的五座城门上,建造人员采用了与科维修道院相同的规格,即33.3厘米的间距。而巧合的是狮子亨利恰好是科维修道院的赞助者;而巴巴罗萨曾在1152年应科维修道院院长的维巴尔德要求,让狮子亨利为赫克斯特尔提供保护。由于维巴尔德具有一定的建筑专业知识,所以亨利在规划建造新城的时候很可能征求过这位修道院院长的意见,甚至巴巴罗萨本人也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不管怎么说,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巴巴罗萨成功地平衡了他亲属之间的利益矛盾,没有让任何一方感到不满,而且还强调了不能擅自行使摄政权利的原则,就算是他的近亲也不行。​​​​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05

Polish Succession Disputes 波兰王位继承争议

巴巴罗萨与奥地利的亨利的和解,重新将康拉德三世之前想要拥立流亡的波兰大公瓦迪斯瓦夫二世(Wladyslaw II of Poland)成为波兰国王的事情提上议程。(瓦迪斯瓦夫二世的妻子阿格妮丝是奥地利的亨利的妹妹,也是巴巴罗萨同母异父的姑姑)。巧合的是,双方达成了协议,事成之后波兰要为即将到来的第二次意大利战役提供援助。在1138年波列斯瓦夫三世公爵(Duke Boleslaw III of Poland)去世后,波兰被他的长子瓦迪斯瓦夫,还有波列斯瓦夫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们瓜分,瓦迪斯瓦夫获得了克拉科夫附近的省份,还有西里西亚作为他的世袭公国,并且以波兰大公爵(grand duke of Poland)的身份获得了对波美拉尼亚的宗主权。康拉德于1146年4月14日册封瓦迪斯瓦夫成为波兰国王。但此后不久,瓦迪斯瓦夫的兄弟们便击败了他,他只能逃回康拉德的宫廷。国王在1146年夏对波兰又发动了一次远征,但瓦迪斯瓦夫的兄弟们得到了马格德堡大主教腓特烈(Archbishop Frederick of Magdeburg)、大熊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the Bear)还有迈森侯爵康拉德(Margrave Conrad of Meissen)的支持,他们答应向康拉德效忠,于是国王就只是声势浩大地在奥德河附近转了一圈。

1157年巴巴罗萨在萨克森东南部萨勒河(Saale river)畔的哈雷(Halle)集结了一支帝国军队。他拒绝了波兰使节团以波列斯瓦夫四世的名义提出的条件,后者在1146年取代了其同父异母的兄长瓦迪斯瓦夫成为波兰大公;巴巴罗萨于8月4日发动了对波兰的战役。进攻波兰的官方理由是波列斯瓦夫四世和他的兄弟卡奇米日一再拒绝恢复瓦迪斯瓦夫先前的地位。然而拉赫温根据巴巴罗萨在给修道院院长维巴尔德的信中的描述,还提到了一个次要原因,即新的波兰大公没有向巴巴罗萨宣誓效忠,以及支付500马克的年贡。后者很可能才是这次入侵的真正动机,因为巴巴罗萨告诉维巴尔德,上帝已经授予罗马帝国“如此辉煌的荣耀”,而波兰“则处在我们统治的枷锁之下。”【换句话说巴巴罗萨其实对谁当波兰大公没啥本质兴趣,他只需要新的波兰大公愿意给他当狗就行……】

巴巴罗萨在写给维巴尔德的信中表示,大自然的巧夺天工以及人工修建的要塞使得奥德河以西的波兰领土几乎不可逾越,波兰人试图在狭窄的地方用大堆的木材堵塞道路,以阻止帝国军队行进。尽管如此,大军还是抵达了奥德河畔弗罗茨瓦夫(Wrocław,德语布雷斯劳(Breslau)) 北部的格沃古夫(Głogów)。波西米亚公爵弗拉迪斯拉夫二世在那里与皇帝会和,他曾与巴巴罗萨另一位巴本堡家族的姑姑结婚;波西米亚人于8月22日率先度过奥德河。尽管波列斯瓦夫成功集结了一支包括罗斯人、普鲁士人、波美拉尼亚人甚至可能还有匈牙利人的规模相当的军队,但惊慌失措的波兰人还是撤退了。他们将自己的土地夷为平地并烧毁了主要的防御工事,包括格沃古夫和格沃古夫下游的比托姆(Bytom),使得德意志-波西米亚联军难以获得补给。追击的帝国军队用烈火与长剑席卷了波兰西部的弗罗茨瓦夫和波兹南地区。

波列斯瓦夫通过一些诸侯——尤其是波西米亚公爵弗拉迪斯拉夫,甚至亲自与巴巴罗萨展开了谈判,他向皇帝保证自己将坚定效忠于帝国,但皇帝坚持认为,公爵必须为他的冒犯行为赎罪。9月,波列斯瓦夫在波兹南附近的克日什科沃(Krzyszkowo,这也是巴巴罗萨在东北欧地区所到过最远的地方)以忏悔者的身份出现在巴巴罗萨的面前,举行了表示屈服与和解的传统仪式。公爵赤着脚,举着一把未出鞘的剑站在巴巴罗萨的面前,以表示皇帝对自己的惩罚。他匍匐在巴巴罗萨的脚下,而其他诸侯们也为他求情。最终波列斯瓦夫凭借以下条件获得了皇帝的赦免:他发誓他流放瓦迪斯瓦夫并非是因为蔑视帝国的权威,并且承诺上贡皇帝2000金马克、给诸侯们1000金马克、给皇后20金马克【贝阿特丽丝:我也太没牌面了吧,草】,给其他宫廷成员200银马克,以补偿他先前没有听从巴巴罗萨的征兆,也没有宣誓向他效忠的过错。波列斯瓦夫还保证他将率领300人参加巴巴罗萨的第二次意大利战役。最后,他同意参加在马格德堡举行的圣诞集会,并在那里根据波兰人和波西米亚人的裁决,对他流亡的兄弟瓦迪斯瓦夫的指控做出回应。在波列斯瓦夫向皇帝宣誓效忠,并将他的弟弟卡奇米日和其他贵族作为其信守条约的人质交给巴巴罗萨之后,后者凯旋而归。但波列斯瓦夫没有前往马格德堡,也没有派出代表自己的使节,他也没有履行参加意大利战役的承诺。简而言之,巴巴罗萨被骗得从波兰撤了军,也没能成功地恢复他姑父作为波兰大公的地位。【胡子王:草,你居然算计我!这个波列斯瓦夫牛逼嗷,还正好可以把自己看不顺眼的弟弟给处理掉,我原以为有人质在巴巴罗萨手上他会老实一点,没想到还打了一石二鸟的算盘,强啊】

1163年8月在纽伦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波列斯瓦夫与巴巴罗萨议和,同意将西里西亚归还给其已故兄长瓦迪斯瓦夫的儿子们,即高个波列斯瓦夫(Boleslaw the Tall)和梅什科三世(Mieszko III)。在兄弟俩与作为波兰大公爵的波列斯瓦夫四世就某些西里西亚地区的某些城堡地产产生纠纷后,巴巴罗萨在波西米亚国王弗拉迪斯拉夫以及他的外甥图林根领主路易三世的协助下,与1172年8月和9月发动了第二次波兰战役,大军由巴伐利亚、施瓦本、法兰克尼亚和萨克森公国的军队组成。波列斯瓦夫四世在边界会见了皇帝,同意将他所侵占的西里西亚地区归还给瓦迪斯瓦夫的儿子们,重新建立波兰与帝国的友好关系,并支付自1146年以来一直拖欠的8000马克年贡。巴巴罗萨的波兰表情们随后瓜分了西里西亚地区,直到18世纪皮雅斯特家族的西里西亚分支还统治着该公国的部分地区。虽然历史学术研究领域的奠基人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称赞了巴巴罗萨在1157年对波兰发动的战役是他最重要和影响深远的成就,因为它为西里西亚的德意志化铺平了道路,但这两次波兰战役同样是波西米亚人与波兰人的对抗,也是德意志人与波兰人的对抗;并且其动机是王朝继承争议而并非民族主义争端。巴巴罗萨的首要目标是恢复其巴本堡家族的姑母阿格妮丝的丈夫瓦迪斯瓦夫的地位,并且还为她的儿子们争夺遗产,而阿格妮丝的丈夫同样也是波西米亚的弗拉迪斯拉夫的妹夫。​​​​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07

Vladislav II of Bohemia 波西米亚的弗拉迪斯拉夫二世

最初,弗拉迪斯拉夫二世与巴巴罗萨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虽然他在1152年5月受邀到梅泽堡出席集会,但据捷克地区的编年史作者布拉格的文森特(Vincent of Prague)记载,这位波西米亚公爵“拒绝服从这样一位新的国王”,这句话暗示了巴本堡家族的阵营中对巴巴罗萨的反对十分激烈。然而弗拉迪斯拉夫还是派遣了布拉格主教丹尼尔(Bishop Daniel of Prague)代表他前往梅泽堡。弗拉迪斯拉夫的前任索别斯拉夫一世(Soběslav I)流亡在外的儿子奥尔德日赫(Oldřich)也来到了梅泽堡,并向巴巴罗萨提供了一大笔金钱以求获得波西米亚公爵的任命。巴巴罗萨同意了——金钱对于他的诱惑力让很多人感到震惊【胡子王贪财人所皆知】——但丹尼尔劝说奥尔德日赫放弃对波西米亚公国的宣称,转而接受赫拉德茨-克拉洛韦(Hradec Králové)及其周边的城堡作为领地。然而,1152后,奥尔德日赫作为波西米亚公爵的潜在宣称者继续出现在宫廷,这给弗拉迪斯拉夫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迫使他与巴巴罗萨达成协议。

1155年10月,他们在试图调和奥地利的亨利和狮子亨利的矛盾是,在波西米亚的边境附近相遇。随后,弗拉季斯拉夫接受了皇帝的要求,并于1156年6月在维尔茨堡参加了他与勃艮第的贝阿特丽丝的婚礼。文森特表示,皇帝这次与丹尼尔主教和弗拉迪斯拉夫的宫相,教务长高堡的格瓦修斯(Gervasius of Vyšehrad)一起制定了一个计划。如果公爵答应亲自协助巴巴罗萨,最好是率领自己的军队来按计划围攻米兰,皇帝就会为他戴上王冠,为了提高公爵的荣耀感,巴巴罗萨还答应将位于今天捷克和德国边境北部的包岑(Bautzen)封给公爵。弗拉迪斯拉夫接受了这一建议,文森特补充道,丹尼尔和格瓦修斯是唯一知道这一秘密协约的波西米亚人。弗拉迪斯拉夫与巴巴罗萨的和解还体现在了他正式于1156年9月宣布巴本堡-韦尔夫关于巴伐利亚公国的争端结束,而一年后皇帝的第一次波兰战役也宣告结束。

1158年1月1日,在雷根斯堡的宫廷里,正如文森特所说的那样,“他们之间的密约被公布了”;巴巴罗萨当着所有诸侯的面为弗拉迪斯拉夫戴上了王冠,将他晋升为波西米亚国王作为对他功劳的奖赏。拉赫温借鉴了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的部分内容,他把弗拉迪斯拉夫描述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以体魄和勇气而著称,在谋略和行动上都很伟大”,最近在波兰的远征中表现出“非凡的英勇”,备受大家爱戴。因此,皇帝和诸侯们将弗拉迪斯拉夫提升为国王;“在他获得了使用王冠和其他皇家徽章的特权之后”,他高兴地返回了波西米亚,并准备“和皇帝一起,身着高贵华丽的服饰”,以国王的身份前往意大利。文森特表示,弗拉迪斯拉夫回到波西米亚之后受到的待遇并不是那么友好,波西米亚贵族们对于他让他们参加意大利战役感到十分愤怒,当他同意全权承担费用时才稍微平复了些许。他们对弗拉迪斯拉夫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就修改了波西米亚的宪法感到更加愤怒。贵族们的不满解释了为什么之后弗拉迪斯拉夫的继承人没有一直使用巴巴罗萨赐予波西米亚统治者的国王与摄政头衔。

1月18日,在弗拉季斯拉夫被提升为国王之后的几天,如拉赫温所言,巴巴罗萨授予他“关于使用王冠和其他王室徽章的特权”。虽然原始文件尚存,但它带来了一些街市上的问题:例如,宪章中唯一提到的徽章是弗拉迪斯拉夫的头饰(circulus)。巴巴罗萨为了表彰公爵对其的贡献以及所有波西米亚臣民,将佩戴“通过帝国的仁慈”赐予公爵的祖父弗拉迪斯拉夫和弗拉迪斯拉夫的其他祖先王冠的权利永久授予弗拉迪斯拉夫及其以后的继承人,仪表室他们在帝国公爵诸侯中的卓越地位。(有趣的是,公证人使用了同一个词“beneficium”,该次的翻译在不到三个月前的贝桑松引起了骚动,当时教宗阿德里安在提到巴巴罗萨的皇冠时使用了这个词,似乎暗示帝国是教宗的领地,那么帝国的大法官在这里是不是也玩了关于这个词的双关语?)事实上,在此之前,弗拉迪斯拉夫一世是唯一一个以这种方式获得荣誉的波西米亚国王——亨利四世曾在1085年授予他王冠,而且与巴巴罗萨的操作方式和拉赫温的描述相反,那份特许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皇帝于其他诸侯们进行了协商。 弗拉迪斯拉夫二世和巴巴罗萨似乎都没有从他们身后的贵族那里得到这样的同意,这也支持了文森特的论点,即两位统治者于1156年在维尔茨堡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

巴巴罗萨规定,在他自己佩戴“他的冠冕和头饰”的场合,公爵也可以佩戴他的王冠:像圣诞节、复活节、圣灵节以及纪念波西米亚的主保圣人瓦茨拉夫(Wenceslaus)和布拉格的阿达尔贝特的节日。文森特、拉赫温和公证人在选词上显然是想区分巴巴罗萨的皇冠(corona)和下属诸侯佩戴的头饰(diadema和circulus)。巴巴罗萨规定,只有布拉格主教达尼尔和奥洛穆茨主教约翰三世还有他们的继任者才有权威波西米亚的君主加冕。如果其中一个主教职位空缺,那么其他教区都有权自行其是。

然而,最奇怪的地方在与,巴巴罗萨在整个特许状中都还是称弗拉迪斯拉夫为公爵而不是国王。有人认为,他或者公证人制作一这样做,是因为弗拉迪斯拉夫还没有被主教正式加冕,但巴巴罗萨自己在教宗为他加冕之前,就在康斯坦茨条约中毫不犹豫地自称为皇帝了。此外,没有证据表明有波西米亚主教曾给弗拉迪斯拉夫加冕,但帝国的大法官早在1158年7月10日就称他为国王。公证人在1158年1月还保留了弗拉迪斯拉夫的公爵头衔,最好的解释是,大法官希望表明波西米亚与帝国的关系没有因为弗拉迪斯拉夫获得的新头衔而改变。王冠是对弗拉迪斯拉夫过去和未来服务的奖励,而并非是一个独立王国的象征。在帝国宪法的框架内,波西米亚的统治者仍然只是公爵,尽管是公爵中地位最高的。与先前奥地利公国的小特权不同的是,在波西米亚的特许状中,没有任何条款明确界定了波西米亚与帝国之间的关系,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弗拉迪斯拉夫遵守了他应该遵守的约定。波西米亚人在1158年与巴巴罗萨一同越过了阿尔卑斯山。​​​​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08

Conrad, the Count- Palatine of the Rhine 莱茵行宫伯爵康拉德

1156年9月20日,巴巴罗萨的姑父斯塔莱克的赫尔曼去世【他娶了巴巴罗萨的姑姑施瓦本的格特鲁德】,这使得巴巴罗萨有机会将他的遗产安置给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康拉德以符合他高贵的出身。在1155年12月18日的一份特许状中,康拉德以及被确定为莱茵行宫伯爵;但这份文件还提出了许多外交上的问题,包括康拉德的头衔,虽然在无子嗣的赫尔曼生前他已经被指定为其继承人。1156年10月,康拉德第一次以伯爵的身份出现在宪章的见证者名单中。

巴巴罗萨与他唯一的兄弟的个人关系有些微妙。由于他们的父亲腓特烈二世公爵在1147年将自己的小儿子托付给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巴巴罗萨照顾,而且年轻的康拉德也在他兄长的陪同下于1152年1月,大约只有14岁的时候见证了巴巴罗萨的第一份宪章,他大约比巴巴罗萨小15岁,而且在康拉德童年时期兄弟俩很少在一起。康拉德参加了巴巴罗萨的第一次意大利战役,弗赖辛的奥托认为,值得一提的是巴巴罗萨曾派遣他和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四世、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五世一起去侦查托尔托纳。直到1156年康拉德在见证者名单中都被简单地认定为巴巴罗萨的兄弟,有时候也会被尊称一句公爵,但没有冠以任何民族或者地域的前缀。之所以会尊称他一句公爵,只是因为他是公爵的儿子,而且在康拉德被授予莱茵行宫伯爵之后便再也没有人这么说了。阿塞伯·莫雷纳对他的描述是:“身材结实,中等身高,金发,可靠的,谦虚且不善言谈。”也许康拉德只是被他哥哥的光芒所掩盖,但他的确也可能是个能力有限的人。

康拉德陪同他的兄长在1158年6月一同越过了布伦纳山口,奥托·莫雷纳记载了康拉德在1159年7月至1160年1月围攻克雷马期间的英雄事迹。在巴巴罗萨于1160年2月底解散大部分军队后,他仍然还留在意大利。然而康拉德也没有在这里呆很久,他只是在1160年2月15日和1161年6月3日之间没有见证他兄长的任何一个日期明确的宪章,而之后他在1161年春和其他德意志诸侯一起又去了意大利。

康拉德很少关注莱茵-普法尔茨地区,但在德意志度过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继承了他前任莱茵行宫伯爵对于领土上的野心,并且他也知道,他的兄长不会容忍任何威胁皇权以及他缺席时帝国境内和平的行为。事实上,莱茵行宫伯爵在与敌对诸侯的冲突中可能一直处于劣势,因为巴巴罗萨不希望她弟弟的行为被理解为有他在背后授意。

巴巴罗萨在1161年为美因茨安排了一个新的大主教使得康拉德安分了不少。美因茨的官员和市民在1160年6月24日谋杀了他们憎恨的大主教阿诺德。由于美因茨大主教去在莱茵河谷的领地将美因茨以北的普法尔茨与康拉德在南部继承的萨利安家族的遗产分隔开了,于是他对于他母亲那一方萨尔布吕肯家族的领地,即他的舅舅阿达尔贝特一世和阿达尔贝特二世的领地十分感兴趣。康拉德和他的姐夫——美因茨在黑森和图灵根地区的对手图林根领主路易二世在1160年10月20日提名梅泽堡大教堂的教务长布赫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of Buch)成为新的大主教。然而美因茨的教士们已经推举了贝特霍尔德四世公爵的兄弟扎林根的鲁道夫(Rudolf of Zähringen)。巴巴罗萨于1161年6月在洛迪召开的会议上拒绝了这两位候选人,在他的指使下,在场的美因茨教士们选择了维特尔斯巴赫的康拉德(Conrad of Wittelsbach)。原则上皇帝对克里斯蒂安其实并不反感,他很快就在1165年任命他为宫相,以及继任了美因茨大主教;但选择维特尔斯巴赫的康拉德使得巴巴罗萨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敌对诸侯推出的候选人,同时借此机会他也算奖赏了维特尔斯巴赫的康拉德的兄弟,巴伐利亚行宫伯爵奥托五世。【换而言之就是他既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偏向兄弟,又的确不想接受扎林根家族推的候选人,就干脆选一个中立第三方,这样大家都不会有意见】更重要的是,这一选择也是巴巴罗萨向自己的兄弟发出的一个警告,即他在莱茵兰地区并不是帝国的副摄政者,选举大主教需要在王室承认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早在1157年美因茨的神职人员和官员们就在巴巴罗萨的坚持下重申了这一条例。

在1160-1161年短暂停留于德意志期间,康拉德作为特里尔教会的保护者支持了特里尔大主教希林的反对者,尽管希林自当选以来就一直是巴巴罗萨的支持者。莱茵行宫伯爵联合了他的舅舅萨尔布吕肯伯爵、特里尔的市民还有官员们试图将希林赶下大主教的位置以争取自治。这场冲突席卷了整个特里尔大主教区,尤其是摩泽尔河谷地区。

希林向巴巴罗萨抱怨,而巴巴罗萨也认为在德意志地区建立意大利式的公社是不能容忍的;他于1161年9月1日在洛迪附近的兰德里亚诺解决了这一争端,此前两位涉事诸侯都回到了意大利。这场冲突迫使巴巴罗萨在两个“和他关系最亲密”的诸侯间做出决定,正如他在宣布裁决的宪章时所说的那样,“他与他们有着非常亲近的关系”。“和平与和谐公约”是另一个外交杰作。巴巴罗萨避免讨论导致冲突的原因,特别是在皇帝明令禁止特里尔城争取自治之后,他的兄弟还在持续煽动阴谋。康拉德被迫要求以书面形式谴责那些乡民们停止行动,不得声称他们是以他的名义行事,但他也被允许假装并没有参与到其中。【胡子王到底还是个体面人啊,知道给自己兄弟一点面子】巴巴罗萨没有直接惩罚他的兄弟,而是承认了大主教和莱茵行宫伯爵在特里尔有权行使习惯法中的管辖权。这份仔细斟酌的协议维护了两位诸侯的荣誉,但带来的长期影响是莱茵行宫伯爵被迫从摩泽尔河谷撤出。因此康拉德并不能依靠他和巴巴罗萨的兄弟关系来实现自己扩张领地的野心。

关于康拉德的婚姻日期并不明确,他娶了亨讷贝格伯爵贝特霍尔德(Count Berthold of Henneberg)的女儿伊姆嘉德(Irmgard),这在莱茵兰地区的政治背景下对他很有意义——康拉德通过他的妻子获得了对洛尔希帝国修道院的保护权;但是作为皇帝的兄弟,他可能一直期待着迎娶一位德意志地区大诸侯的女儿,甚至是像1168年狮子亨利所做那样,娶一位外国公主。对于康拉德娶了这样一位身份低于自己的妻子,一个很可能的解释是巴巴罗萨不希望自己的兄弟被视为潜在的继承人,在帝国内外获得强大的姻亲支持。即便是在1164年巴巴罗萨的第一个儿子(施瓦本公爵腓特烈五世)出生后,一个相对年长的叔叔对于孩子的健康成为了一个潜在的威胁——正如英国国王约翰对布列塔尼的亚瑟或是理查三世对爱德华五世所做的那样,这两位王子都被神秘谋杀了。

有一条线所表明巴巴罗萨很可能的确是这么想的。布鲁塞尔西北部阿夫利赫姆(Affligem)修道院的一位本笃会修士曾记载,在1160年围攻米兰期间,巴巴罗萨曾发誓要留在那里,直到攻下那座城市。此外,他表示如果他死在米兰了,他的堂兄罗滕堡的腓特烈将有权继承他的王位,如果后者也去世了,那就轮到他的表兄狮子亨利。【来跟我把惨字写在巴巴罗萨的弟弟腿上(?】这位修士虽然是在此之后很长时间才写的,但一般来说,他肯定有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只是没有其他证据表明巴巴罗萨就王位继承问题曾给出这样的建议。因此,有人曾质疑该记载是否属实——毕竟这样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具有法律约束力——或者说,该教士记载的impetator本义是“指挥官”而并非“皇帝”。如果教士的意思是“将军”,那么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巴巴罗萨没有提议缺席的康拉德在米兰接管指挥,;但为什么巴巴罗萨宁愿选择年轻且缺乏经验的罗滕堡的腓特烈而不是狮子亨利作为帝国军队指挥官的第一候选人呢?如果说这个时候还没有子嗣的巴巴罗萨是在试图安排关于王位继承的顺序,那么将康拉德排除在外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兄弟之间关系并不好,并且巴巴罗萨可能考虑过康拉德的能力并不胜任。不过,巴巴罗萨在斯陶芬家族的堂弟【即罗滕堡的腓特烈】始终是一个比康拉德更大的威胁。

由于在科布伦茨(Koblenz)以北的莱茵河谷,莱茵行宫伯爵领和科隆大主教区的领土冲突,以及康拉德对于达塞尔的雷纳德在巴巴罗萨的顾问中占主导地位感到不满,这兄弟俩在12世纪60年代的关系日趋紧张。有人指出,是因为雷纳德作为科隆大主教在1161年8月7日与康拉德曾有过冲突,当时他有意无意地阻挠了米兰和巴巴罗萨之间的和平谈判,这次谈判是由康拉德、波西米亚公爵迪博尔德(Děpolt,英语里也叫他Theobald)还有图林根领主路易二世安排的;不过康拉德和愤怒的迪博尔德还有路已不同,他参与了随后的战斗并与巴巴罗萨一同留在意大利直到1162年8月第二次意大利战役结书,也许对于1161年8月7日的事件我们最好不要给康拉德加太多的戏。 然而康拉德并没有参加巴巴罗萨原定但没能实现的在1162年9月初与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在索恩河上的会面,而他直到1163年4月18日才再次出现在宫廷。他看起来似乎一直待在宫廷直到1163年8月3日,他见证了巴巴罗萨关于明斯特德利森(Münsterdreisen)的普利孟特瑞会修道院的特许状,这座修道院是由他们的父亲建立的,所以他不可能缺席这样的场合。康拉德下一次确认出现在共同是近两年后1165年维尔茨堡的圣灵节会议上。作为皇帝的兄弟,他只要在场便几乎肯定会被要求成为宪章的见证者。

在他缺席宫廷的期间,康拉德于1163年陷入了与雷纳德关于莱茵埃克(Rheineck)城堡的争端,此处位于莱茵河左岸的安德纳赫(Andernach)与科布伦茨的下游。科隆皇家编年史是关于这段恩怨的主要参考资料,它隐晦地记载道,巴巴罗萨在1164年11月18日于班贝格举行的会议上与雷纳德就康拉德的问题进行了简短但严厉的交谈,但这位大主教设法平息了皇帝的怒火。康拉德大概曾向其兄长抱怨过雷纳德,而巴巴罗萨可能对两人试图扰乱和平的行为感到愤怒。根据14世纪末科隆方面的记载,图灵根领主路易和罗滕堡的腓特烈可能也参与到了进攻科隆的行列中。因此巴巴罗萨的兄弟、姐夫和堂弟都可能觉得,雷纳德在皇帝的顾问中占据了原本属于他们这些近亲属的位置。然而在1165年5月的圣灵节会议上,康拉德和路易作为四位世俗诸侯中的两位代表,非常坚定地赞同了雷纳德提出的永不承认亚历山大三世为合法教宗的政策。这样看来他们的立场也不总是与巴巴罗萨扶持对立教宗政策的总设计师雷纳德相冲突。无论如何,关于莱茵埃克城堡的争斗以莱茵行宫伯爵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巴巴罗萨于1167年8月1日在圣彼得(现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小镇)将位于安德纳赫的帝国庄园及其所有附属设施,包括铸币厂、收费站和司法权全部授予雷纳德,从而确认了科隆的胜利。

不过还是有证据表明,康拉德与其兄长的关系在12世纪60年代中期有些问题。荷兰本笃会埃格蒙德修道院年鉴的作者在1215年之后关于这次莱茵埃克之争的记载中写道,康拉德冒昧而又愚蠢地侮辱了皇帝、皇后还有他们的儿子,令人发指。在1164年时巴巴罗萨和贝阿特丽丝还只有一个幼子,但巴巴罗萨却十分打压他的兄弟,以至于他在权力上甚至还不如一些帝国官员。弗赖辛的奥托的继任者在《Deeds》中补充道,116年康拉德前往意大利,“想重新获得他兄长的青睐,以弥补他前段时间因为愚蠢而犯下的过程,但却无功而返”。埃格蒙德年鉴关于这段的核心观念是,巴巴罗萨儿子们的出生终结了康拉德作为其继承人的可能性,导致了他们兄弟俩在12世纪60年代中期的疏远。尽管如此,在1167年后康拉德还是见证了巴巴罗萨大约百分之十的位于德意志地区的特许状,比起他在1156至1167年间见证了百分之二十八有所下降,但大多数诸侯在1167年之后也并不经常造访宫廷。巴巴罗萨与他“亲爱的兄弟”之间的关系还算正常,但并不亲近。​​​​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08

The Tübingen Feud 蒂宾根之争

巴巴罗萨与他斯陶芬家族的堂弟罗滕堡的腓特烈之间的关系更是复杂,巴巴罗萨曾在1157年9月维尔茨堡的集会上,迫于其表堂弟的小姨和“妹妹”【之前提到过康拉德三世认自己小姨子当养女,太可怕了】,拜占庭皇后伊琳娜的压力,将罗滕堡的腓特烈册封为骑士,宣布其已经成年,允许他亲自统治施瓦本公国。在他被封为骑士之后的几年里,这位年轻人在宪章的见证人名单中被称为施瓦本公爵或康拉德国王之子,施瓦本的腓特烈公爵。如果阿夫利赫姆年鉴中对巴巴罗萨在1160年时对自己没有子嗣去世时的继承安排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罗滕堡的腓特烈作为前任国王康拉德的儿子,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继承人。

这位年轻的公爵是1158年6月陪同巴巴罗萨翻过布伦纳山口的特遣队成员之一。巴巴罗萨在1158年8月第一次围攻米兰时,让他的兄弟和堂弟负责指挥施瓦本公国的军队,米兰人决定攻击他们,拉赫温记载道,“也许是因为他们的人数比其他部队少,而且他们的指挥官年轻且缺乏经验,而且还可能因为他们与大部队分隔开了孤立无援。”年轻的王子们在睡觉的时候被围困了,弗拉迪斯拉夫和波西米亚人不得不前来援救他们。由于公爵在战场上实在是缺乏经验,所以皇帝不可能在两年后的1160年提议罗滕堡的腓特烈在第二次围攻米兰期间接替他成为帝国军队的总指挥,但反复提到他是已故国王康拉德的儿子表明他很可能被视为王位的潜在继承人,直到1164年皇帝有了自己的儿子。

和拉赫温相比,阿塞伯·莫雷纳对“罗滕堡的腓特烈公爵,皇帝的叔父康拉德国王之子”做了非常正面的描述。他“身材高大,强壮,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肤色苍白,英俊且开朗、讨人喜欢,有着一头浓密的浅金色头发。”模内拉家族编年史的匿名作者——很可能就是奥托·莫雷纳本人是这样描述这位已故国王的儿子的,“在他二十一二岁的时候,是个英俊的人,而且非常聪慧,活力四射。”简而言之,罗滕堡的腓特烈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如果他活的更久,很可能会成为皇帝反对派的核心。残酷的是,公证人在公爵生前其擦的宪章中,从来没有像对待皇帝的其他亲属那样,采用任何亲近的,类似“亲爱的(beloved)”之类的称呼用于这位巴巴罗萨的堂弟。

巴巴罗萨与罗滕堡的腓特烈之间关系的微妙还体现在蒂宾根之争中。12世纪60年代初,施瓦本的行宫伯爵蒂宾根的雨果二世(于1182年去世)从韦尔夫六世公爵手中夺取的一个郡县里绞死了几位官员,并且摧毁了他们的城堡。资料的主要来源韦尔夫的编年史,很难说它真的十分公正,但它记载道,一些未透露姓名的人认为,对那些官员判刑是十分不工作的。圣·布拉辛的奥托(Otto of St. Blasien)在13世纪初的作品中,对处决这些官员这一行为受到批评的原因作了可能的解释。雨果抓获了三名“强盗”,并以维护秩序的正当行为为由处决了其中一个人,这个人是韦尔夫的侍卫,但却放过了另外两名自己的手下。韦尔夫六世向雨果提出抗议,雨果为了避免争斗,没有给予公爵适当的补偿,就顺便把那两人也处死了。韦尔夫没有进攻他,但也没有放弃申诉。由于他打算到意大利去维护韦尔夫家族在那里的领土诉求,便召集在意大利的儿子韦尔夫七世回来接替他负责这件事。韦尔夫七世重申了他父亲的指控,并一再催促雨果进行赔偿。而雨果相信罗滕堡的腓特烈会给他撑腰,而且后者还嫉妒韦尔夫六世的威望,劝说雨果不要屈服,拒绝韦尔夫七世的要求。结果,整个施瓦本公国陷入了编年史学家所描写的那种“可悲的不幸和灾难的混乱”。

有人怀疑造成这种争斗的原因是否是因为一个或多个官员被处死,卡尔·施密德【Karl Schmid,应该是个德国历史学家,wiki上重名且没有具体页面的人太多了,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指出,参与者其实是为了争夺布雷根茨伯爵鲁道夫(Count Rudolf of Bregenz,大约去世于1150年)的遗产。(布雷根茨位于今日奥地利康斯坦茨湖的东部)。鲁道夫的继承人是他的女儿——雨果的妻子伊丽莎白;还有他妹妹的儿子,普伦多夫伯爵鲁道夫(巴巴罗萨在第二次十字军时的同伴),他是韦尔夫一派的人。伊丽莎白的母亲也就是布雷根茨伯爵鲁道夫的妻子乌尔夫希尔德是韦尔夫六世的另一个妹妹,也是巴巴罗萨的姨妈;因此双方的冲突很可能是关于乌尔夫希尔德的嫁妆归属问题。然而,资料中没有只言片语提到布雷根茨的继承权问题;但很明显,这场争斗使得韦尔夫六世与韦尔夫七世和他们侄女/堂妹的丈夫立场相对立。对与巴巴罗萨来说,他不仅卷入了他母系亲属之间的冲突,而且还是他斯陶芬家族的亲戚和韦尔夫家族的亲戚之间的冲突。由于皇帝支持韦尔夫家族,因此这场争斗不能被定性为所谓斯陶芬家族和韦尔夫家族之间的又一轮争斗;但罗滕堡的腓特烈似乎延续了他父亲腓特烈二世公爵与韦尔夫六世之间的敌意,据说他十分嫉妒韦尔夫六世。

韦尔夫七世呼吁他的“朋友、亲戚和追随者”提供援助。响应者包括奥格斯堡、施派尔和沃尔姆斯的主教,扎林根公爵贝特霍尔德四世,福堡侯爵贝特霍尔德二世以及巴登侯爵赫尔曼四世。总计大约2200名士兵在1164年9月5日星期六晚上于蒂宾根城堡附近扎营,少数韦尔夫家族的部队没有考虑到潜在的威胁,于周日上午离开营地,在城堡附近与敌人遭遇。争斗很快便成为了混战,完全失去组织的韦尔夫部队遭遇了不光彩的失败。不过编年史学家表示只死了一个人,因为他们的装备很好,所以俘虏比杀死他们更容易,雨果伯爵俘虏了大约900名俘虏和许多战利品。韦尔夫七世只带着三个随从成功逃脱。这时巴巴罗萨和韦尔夫六世都从意大利回来了,1164年11月在乌尔姆举行的御前会议上,韦尔夫六世促成了俘虏的释放和长达一年的休战。

在休战期到了后,1165-1166年的冬天,韦尔夫的军队入侵了雨果伯爵的领地,摧毁了他的两座城堡并俘虏了40名士兵。雨果心灰意冷,向他的保护人罗滕堡的腓特烈求助,并且他还求助于斯陶芬家族的堂亲,波西米亚的腓特烈公爵,后者是弗拉迪斯拉夫二世的儿子。波西米亚人“是一个可怕的民族,对上帝和人类都充满仇恨“,从1166年1月6日的主显节(Epiphany)到2月2日的圣烛节(Candlemas)期间,他们劫掠并烧毁了从波西米亚到日内瓦湖之间的整个德意志区域。最终巴巴罗萨于3月13日或15日在乌尔姆举行的以此集会上要求雨果偃旗息鼓。据圣·布拉辛的奥托说,皇帝命令雨果无条件服从,否则将被驱逐出帝国。在巴巴罗萨、狮子亨利、罗滕堡的腓特烈和韦尔夫六世面前,雨果在韦尔夫七世的脚下跪拜了三次。这位行宫伯爵被带上枷锁后囚禁于韦尔夫七世的一座城堡中,直到后者于1167年9月12日去世。对雨果的羞辱是有些过分的——通常情况下,战败且悔过自新的封建领主会立刻恢复名誉,而巴巴罗萨代表韦尔夫家族进行干预,也许是出于他在第四次意大利战役中需要韦尔夫家族对他在军事力量上的支持,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在背后怂恿雨果的罗滕堡的腓特烈就只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曾经的盟友受辱而无罪脱逃?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莫雷纳等意大利地区的虚实资料常规地将罗滕堡的腓特烈称为罗滕堡公爵而不是施瓦本公爵,前一个头衔是表明他是前国王儿子的另一种方式。相比之下,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皇家编年史管在1164年之前使用了这个称呼。然而在1164年11月1日,在雨果同意释放韦尔夫家族的900名俘虏的乌尔姆会议上的原始宪章中,腓特烈被成为斯陶芬公爵(the duke of Stauf)。此后,大法官称他为斯陶芬公爵、罗滕堡公爵,或者干脆称他为康拉德国王之子腓特烈公爵。他再也没有被称为施瓦本公爵。这样看来,巴巴罗萨很可能剥夺了他堂弟的施瓦本公国,并让他和扎林根一样,成为由斯陶芬和罗滕堡周围的斯陶芬家族领地组成的挂名公国的公爵。11月1日的宪章还首次在文献中提到了巴巴罗萨的长子,也就是未来英年早逝的施瓦本公爵腓特烈五世,他于1164年7月出生在帕维亚。没有编年史学家提到罗滕堡的腓特烈失去了施瓦本公国,但看起来巴巴罗萨在图宾根之争的第一阶段,利用其堂弟与施瓦本地区贵族的嫌隙,为自己的后裔夺取了公国。巴巴罗萨对待他斯陶芬家族堂弟的态度,是皇帝在有了子嗣之后与诸侯们的关系如何变化的第一个标志。

问题在于,蒂宾根之争与1164年春巴巴罗萨的弟弟康拉德对达塞尔的雷纳德的攻击是否有联系?根据后来的资料显示,罗滕堡的腓特烈也参与了这场冲突。这是两场不相干的偶然事件,还是这两位斯陶芬家族的诸侯都不满他们的兄弟/堂兄比起他们更青睐科隆大主教和韦尔夫家族?韦尔夫家族编年史提到罗滕堡的腓特烈对韦尔夫六世的嫉妒是他行动的动机,而皇后怀孕是否增加了他们对于被皇帝进一步边缘化的不安与恐惧?当然,巴巴罗萨与他两个斯陶芬家族的亲戚关系在12世纪60年代中期达到了冰点。与康拉德不同的是,罗滕堡的腓特烈也许是出于对被剥夺公国的愤怒,他公然蔑视皇帝,拒绝在1165年5月在维尔茨堡发誓不承认亚历山大三世为教宗。1166年,罗滕堡的腓特烈娶了格特鲁德,在当时格特鲁德还是狮子亨利的独生女。这很容易让人怀疑,巴巴罗萨安排这场婚姻是为了使他的堂弟与韦尔夫家族和解。尽管没有任何涉及蒂宾根之争的资料提及了这场婚姻,但巴巴罗萨也许是为了补偿他堂弟失去施瓦本公国,希望获取他岳父家的一个或两个公国。这些我们都无从得知了,因为罗滕堡的腓特烈看上去似乎和他的堂兄和好了,但于1167年8月19日,他在巴巴罗萨的第四次意大利战役中去世了。

莫雷纳编年史的匿名续作者评论道,在得知罗滕堡的腓特烈去世的消息后,“几乎整个意大利都弥漫着无法估量的悲痛和哀伤,因为他一直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是个具有崇高美德与魅力的人。”在他死后,巴巴罗萨将他生前拒绝给予他的尊称授予了他的堂弟。他现在又是皇帝的“亲信”了,甚至是他“最心爱的堂弟”——罗滕堡公爵。萨尔茨堡大主教区的编年史作家对此有一个更加客观的评价,康拉德三世之子罗滕堡的腓特烈因为他的权力和不俗的能力,曾对皇帝构成了威胁。​​​​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09

Beatrice of Burgundy 勃艮第的贝阿特丽丝

1153年2月,巴巴罗萨大约是在贝桑松逗留期间遇见了贝阿特丽丝。她是已故的勃艮第公爵雷纳德三世(1148年去世)和上洛林公爵西蒙一世的女儿——现任上洛林公爵马蒂亚斯的妹妹阿嘉特唯一的孩子。由于贝阿特丽丝的叔叔兼监护人马孔伯爵威廉四世(Count William IV of Mâcon)实际占有着她的领地,而且也不清楚他和他的儿子们是否会自愿交出勃艮第,巴巴罗萨大约在1153年并没有考虑过与勃艮第联姻;他还在同年9月派遣了一个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希望得到一个希腊人公主作为自己的新娘并延续康拉德三世与拜占庭的同盟。哈维尔贝格的安塞姆在1154年第二次去君士坦丁堡谈判,但在1155年春他回来的时候并没有带回任何一个拜占庭的公主;不过巴巴罗萨在1155年8月又从安科纳派遣维巴尔德去执行同样的任务。1155年9月,马孔伯爵威廉的死改变了局势,马蒂亚斯估计也提醒自己的妻弟【这人娶了巴巴罗萨的姐姐】他的侄女可能会派上用场——1156年1月,马蒂亚斯在斯特拉斯堡会见了巴巴罗萨。1156年6月9日,特里尔大主教希林在沃尔姆斯为贝阿特丽丝加冕为王后。巴巴罗萨在6月10日至17日间于维尔茨堡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和她举行了婚礼,据弗莱辛的奥托记载,许多诸侯都参加了这次集会。那时她才大约12岁,而巴巴罗萨则已经33岁。他们年龄上的巨大差距以及她在1164至1179年多次怀孕,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贝阿特丽丝不像洛塔尔三世的皇后丽琴莎或者她的同辈人阿基坦的埃莉诺那样在政治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她很少参与政治。
贝阿特丽丝在1156年时的部分影响力可能是战略或者军事上的。奥托在记载巴巴罗萨与贝阿特丽丝的婚姻的时候,还提供了一小部分关于勃艮第的简史,从贝阿特丽丝的父亲和扎林根的康拉德如何从1127年到现在为统治勃艮第而战开始。奥托只字未提巴巴罗萨与贝特霍尔德四世于1152年签订的未执行的协议,但他表示,皇帝授予了贝特霍尔德三座位于汝拉山和今天瑞士圣伯纳德大山口(Great St. Bernard Pass)之间的城市,即洛桑、日内瓦和锡永(Sion)。 勃艮第的其他地区则都留给了皇后。奥托记载道,她的领地从巴塞尔以西,贝桑松东北的蒙贝利亚尔(Montbéliard)城堡开始,一直向南延伸到罗讷河(Rhône)的支流伊泽尔河(Isère river)。奥托还记载勃艮第与普罗旺斯相连的地方从伊泽尔河一直延伸到罗讷河口。最后他总结道,在他结婚后,巴巴罗萨“开始以他妻子的名义亲自持有……不仅是勃艮第,而且还有脱离他帝国很久的普罗旺斯。”事实上,贝阿特丽丝并没有奥托这番记载中对上勃艮第地区的全部继承权,更不可能有普罗旺斯的继承权;但奥托的记载可能只是反映了神圣罗马帝国宫廷对勃艮第地区实际情况的无知。
然而,从巴巴罗萨在阿尔萨斯地区的领地出发,穿过贝尔福峡口(Belfort Gap),很容易就能够到达勃艮第,这为他提供了一个取代布伦纳山口的选择,毕竟维罗纳人在1155年将其封锁了,如果从这里走,甚至可以同时从东西两面夹击米兰。从德意志到意大利穿过勃艮第的路线经由流经贝桑松的杜河(Doubs),然后穿过索恩河和罗讷河谷,再经伊泽尔河前往都灵以西的塞尼斯山口和上波河谷。巴巴罗萨于1162年穿过塞尼斯山口离开意大利,1168年也是从这里离开的,他在1174年秋的第五次战役中又从这里进入意大利。 此外,乌尔斯贝格的伯查德(Burchard of Ursberg)在1230年左右记载道,贝阿特丽丝不仅继承了她父亲所有的领地,据说还有5000名骑士作为她的嫁妆。【这也太夸张了吧我寻思】这个数字无疑是严重夸大了,但贝阿特丽丝在1159年巴巴罗萨围攻克雷马期间的确为她的丈夫带来了急需的援兵。在巴巴罗萨于1155年9月从意大利返回时,她所掌握的部队很可能成为了她对巴巴罗萨的主要吸引力。
我们没有关于巴巴罗萨分配给贝阿特丽丝什么土地或收入的信息;但之后帝国的封臣向巴巴罗萨献礼时都被要求再给贝阿特丽丝一份。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波兰的波列斯瓦夫四世在1157年9月与巴巴罗萨的第一次西里西亚战役结束时,曾答应给他2000金马克,给贝阿特丽丝20。而在1158年米兰向巴巴罗萨投降后,米兰支付给巴巴罗萨的9000马克中她也分到了数量不详的一部分。在1162年米兰第二次投降后,其盟友皮亚琴察同意向皇帝、皇后和廷臣们上贡6000银马克,但却没有说明这笔钱是如何分配的。同年晚些时候,巴巴罗萨将普罗旺斯、福卡尔基耶(Forcalquier)和阿尔勒(Arles)都风给了拉蒙·贝伦加尔三世伯爵(Count Ramón Berengar III)。他欠皇帝12000马克,欠皇后2000马克,欠其他宫廷成员1000马克。最后,巴巴罗萨还与埃诺侯爵鲍德温五世在1184年5月达成协议,将那慕尔(Namur)升格为一个侯爵国。在这些协议达成后,鲍德温必须向巴巴罗萨、他的儿子亨利还有宫廷成员支付80银马克,向皇后支付5金马克。这种上贡的情况有多普遍我们无从得知。
在巴巴罗萨与贝阿特丽丝结婚后,巴巴罗萨需要补偿贝阿特丽丝的堂兄弟——马孔伯爵威廉四世的儿子们对勃艮第省的领土权利。长子斯蒂芬二世参加了贝阿特丽丝的婚礼,得到了位于索恩河东部的欧索讷郡(Auxonne)。他的弟弟杰拉德从斯蒂芬手中夺取了法国索恩河西岸的马孔郡(Mâcon)郡,还有神圣罗马帝国在罗讷河东岸的维埃纳郡(Vienne)郡。这两人都是巴巴罗萨的忠实支持者。斯蒂芬与上洛林公爵马蒂亚斯的女儿洛林的朱迪丝(这个名字和巴巴罗萨的母亲相同)结婚,她既是巴巴罗萨的外甥女,又是贝阿特丽丝的表妹,这加强了这三个家族之间的关系。洛林家族在另一个王室联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大约在1172年,为了解决波兰-西里西亚继承权争端,朱迪丝的兄弟腓特烈娶了梅什科三世(Mieszko III)的女儿柳德米拉,梅什科三世是波列斯瓦夫四世的弟弟,也是波兰大公爵之位的继承人。
另一个家族关系则更为重要:贝阿特丽丝的外祖父洛林公爵西蒙一世的继兄弟是弗兰德斯伯爵,阿尔萨斯的蒂埃里(Thierrry of Alsace, r. 1128-1168)。他的儿子,弗兰德斯的菲利普伯爵(Count Philip of Flanders, r. 1168-1191)是法国国王的附庸,但积极参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从血缘上来看她是贝阿特丽丝母亲的表弟。正如巴巴罗萨通过巴本堡家族与帝国东部边境的许多大诸侯有亲戚关系一样,他也通过他的妹妹——上洛林公爵夫人贝莎还有贝阿特丽丝与法国边境几位有权有势的诸侯有关系。
阿塞伯·莫雷纳在1162年描述了贝阿特丽丝,她当时大约20岁左右:

QUOTE
她中等身高,有一头金灿灿的头发,长相秀美,有洁白而整齐的牙齿;她的姿势端庄,嘴巴很小,容貌娴静,眼睛闪闪发亮;当有人对奉承她时她会感到害羞。她有一双纤纤玉手和苗条的身材;她对丈夫完全顺从,既将他当做自己的主人一样敬畏,又像对待丈夫那样爱他;她有文化,虔信上帝;正如她的名字叫贝阿特丽丝那样,她是个幸福的人(Beata)。

在伦巴第歌颂巴巴罗萨事迹的无名诗人赞美她“比维纳斯更美,比密涅瓦(Minerva)更聪慧,在权势上又更胜过朱诺(Juno)。除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之外,再也没有比贝阿特丽丝皇后更杰出的女性。”【这夸得也太肉麻了】这些话中有多少是真心的,有多少只是对宫廷的恭维,我们无从考证。
在1178年9月8日贝阿特丽丝在维埃纳加冕为勃艮第王后的同时,盎格鲁-诺曼人的编年史学家拉尔夫·迪切托(Ralph of Diceto)记载道:“虽然巴巴罗萨不耽于享乐,但很多人认为他是个十分贪婪的人,他在很多事情上都在寻求如何取悦他的妻子。”我们可以从现代婚姻的角度把拉尔夫的这段话理解为巴巴罗萨在恭维他的妻子;但肯定不可能是这个意思。我们不知道拉尔夫是在毫无根据地八卦帝后的私生活,还是巴巴罗萨真的在公开场合也对贝阿特丽丝宠爱有加。亦或者,可以想象,在拉尔夫看来,巴巴罗萨和贝阿特丽丝进行夫妻间亲密活动太过频繁【草,我只能委婉表达一下,你们懂得,毕竟生了那么多个】,这也是拉丁语“uxorius”一词的另一种可能内涵。无论如何,的确没有证据表明巴巴罗萨有任何不忠于他们婚姻的行为。也许他们之间的婚姻真的是这么幸福。​​​​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10

12世纪60年代末,诗人戈迪埃·德·阿拉斯(Gautier d’Arras)将他的史诗爱情小说《伊莱与盖伦(Ille et Galeron)》献给了贝阿特丽丝,但她不像她的丈夫那样能够阅读拉丁文。这次献礼引发了一个问题,即贝阿特丽丝是否参与了将法国宫廷文化和文学向神圣罗马帝国的传播。然而,戈迪埃也许是因为缺乏支持而感到心灰意冷,在1184年贝阿特丽丝去世后将这篇作品又献给了布洛瓦伯爵蒂博五世(Count Thibaut V of Blois)。因此并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贝阿特丽丝进行了文学创作上的赞助;如果认为一个十几岁就被丈夫带去德语文化圈的女孩婚前会在自己故乡接触到很多流行的法语诗歌,或者说会在其丈夫的宫廷中了解到很多法国文化支持,那是相当不现实的。

贝阿特丽丝的身体应该十分健壮,毕竟她曾8次骑马穿越阿尔卑斯山,而且为巴巴罗萨生养了11个孩子。这对夫妇有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英年早逝。腓特烈五世公爵1164年出生于帕维亚,然后是雷纳德和威廉,他们的名字是以皇后的父亲和舅舅的名字命名的,因为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很有可能会继承勃艮第公国。(或者,威廉也有可能是以巴巴罗萨的亲戚,皇帝在意大利最主要的盟友蒙费拉托的威廉命名的)。这对夫妇有5个孩子活到了成年。亨利六世皇帝(卒于1197年);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六世(卒于1191年),原名康拉德,在腓特烈五世死后改名;勃艮第伯爵奥托(卒于1200年);施瓦本-罗滕堡公爵康拉德(卒于1196年);施瓦本国王菲利普(卒于1208年)。最后一个名字菲利普先前在斯陶芬家族的家谱中从未出现,他可能是以贝阿特丽丝的亲戚,弗兰德斯伯爵菲利普命名的;也可能是以颇有影响力的科隆大主教菲利普的名字命名的,作为这对夫妇的幼子,这个男孩未来很有可能会投身教会事业。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个使徒的名字都很适合未来的大主教。

正如弗赖辛的奥托所指出的那样,巴巴罗萨代理他年轻的妻子管理着勃艮第公国。在他们的婚礼上,巴巴罗萨就已经确认了她父亲雷纳德三世向勃艮第各个修道院提供的特权和捐赠,而并没有表示是以贝阿特丽丝的名义。1157年,大约是在他亲爱的妻子同意和要求下,他将一块草地赐给了熙笃会修道院(Cistercian monastery);1178年,在夫妻俩达成共识后,他将勃艮第贵族的一些特权授予了一个加尔都西会修道院(Carthusian)。1166年,作为勃艮第的共同统治着,为了表彰贝阿特丽丝的亲戚,第戎子爵尚普利特的奥多一世(Odo I of Champlitte, viscount of Dijon)的忠诚,他们将贝阿特丽丝的父亲雷纳德曾经统治的一些地区授予了他,此人是特鲁瓦伯爵雨果(Count Hugh of Troyes)与贝阿特丽丝的姑妈之子。但奥多的继承人对这些地产并没有继承权,在他死后,这些财产将归还给帝后及其继承人。

贝阿特丽丝偶尔也会为非勃艮第地区的教会争取一些赞助:例如,艾希施泰特主教康拉德一世在他位于雷波多夫(Rebdorf)的教区建立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还有埃诺郡的本笃会圣吉斯兰修道院。(对后者的赞助可能有家族原因,因为埃诺伯爵鲍德温五世娶了贝阿特丽丝的表妹,即弗兰德斯的菲利普的妹妹。)1174年,在妻子和孩子的调解下,巴巴罗萨解决了他的亲戚,亚琛圣玛丽大教堂教务长安德希斯的奥托(后成为班贝格主教)与教士之间关于选择两个庄园的执法官的纠纷。在他们的婚姻期间,这对夫妻共同确认了一个30多年前在戈斯拉尔建立的慈善联合会的成立,该组织的目的是为贫病交加的城镇居民提供服务,并为他们的葬礼以及宗教活动提供服务。据推测,该组织的成员应该是帝国宫廷牧师。

贝阿特丽丝有时也会不经意地介入意大利的事务。1162年3月6日,米兰人在投降仪式之后没有得到觐见皇后的资格,他们将随身携带的十字架从窗棂扔进皇后的房间,请求皇后的宽恕。一位热那亚公证人记载,她和诸侯们后来劝说巴巴罗萨饶恕米兰人的生命。然而,与她的前辈们公开恳求自己的丈夫或儿子对悔过自新的反叛者们手下留情不同——例如1135年丽琴莎皇后为了巴巴罗萨的父亲腓特烈公爵向洛塔尔三世求情,贝阿特丽丝甚至没有出席当天早些时候米兰的正式投降仪式。1164年10月5日,就在这对夫妇结束第三次意大利战役并离开之前,巴巴罗萨在贝阿特丽丝的请求下将大量财产和权利赐予了蒙费拉托的威廉及其继承人。但巴巴罗萨不需要他的妻子去提醒他如何奖赏他在意大利地区最重要的支持者,尤其是这对夫妇刚刚将自己新生的孩子腓特烈五世托付给了侯爵和侯爵夫人(也是巴巴罗萨的姑姑)照顾,腓特烈五世还太小,无法穿越阿尔卑斯山返回。1176年3月,在贝阿特丽丝的恳求下,巴巴罗萨与托尔托纳就得到巴巴罗萨的赦免达成了初步的秘密协议。谈判的主动权似乎在对方,因为托尔托纳受到了伦巴第在附近新建的城市亚历山德里亚(Alessandria)的威胁。而巴巴罗萨则急于争取托尔托纳,不能让他倒向伦巴第同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次谈判的提议是因为贝阿特丽丝的恳求,则是为巴巴罗萨挽回面子的一种说辞,毕竟巴巴罗萨曾在1155年坚决而残忍地摧毁了该城。值得注意的是,在1177年初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中,并没有提及贝阿特丽丝在谈判中发挥的任何作用。最后是1178年一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交易,巴巴罗萨和其子亨利六世以2580镑的高价从韦尔切利主教盖拉(Bishop Guala of Vercelli)手中买下了流经韦尔切利与切沃(Cervo)的波河支流塞西亚河(Sesia)沿岸的港口与收费站。他们将这件事安在了贝阿特丽丝身上,表示是贝阿特丽丝为了圣母玛利亚的荣誉,为了救赎她自己以及巴巴罗萨还有他们祖先的灵魂而放弃了向那些使用港口或桥梁过河的人收取任何费用。有人认为,巴巴罗萨是想加强他对伦巴第联盟成员韦尔切利的影响力;但很难解释巴巴罗萨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名义去做这些事情。

贝阿特丽丝唯一一次实质性参与政治事务,是在她母亲的叔叔蒂埃里伯爵和弗兰德斯的菲利普伯爵的要求下。他们想要控制康布雷主教区,而康布雷主教区是帝国最西部的主教区,也是法国兰斯大主教的副主教。亨利五世曾承认了弗兰德斯领主对康布雷的统治地位,但康拉德三世在1145年又恢复了康布雷的特权和自由。蒂埃里曾于1152年参加了巴巴罗萨在特里尔的第一次圣诞集会,并以独特的地位在圣诞节的游行队伍中为国王执剑。12月26日,巴巴罗萨和其他诸侯同意撤销康拉德曾为康布雷主教区颁布的特权,伯爵按照条令宣誓并接管了康布雷。当时必要的章程还没有完全起草好,但蒂埃里在吃完饭后急着赶回家【你家失火啦?】,所以委托其侄子洛林公爵马蒂亚斯来确保文件的安全。抄写员在大主教的官邸抄写时,康布雷主教尼古拉斯二世听说了蒂埃里曾经造访宫廷的消息,他怀疑伯爵的意图,便赶去质问抄写员,得知了这份章程对自己不利的内容。在离开自己的驻地后,尼古拉斯召集了其他几位主教,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当马蒂亚斯将完成的宪章交给巴巴罗萨盖章的时候,尼古拉斯提出了抗议。教士们都支持他们的同僚,而以马蒂亚斯为首的世俗诸侯们则在激烈的对抗中要求巴巴罗萨批准蒂埃里的请求,因为他不应该反悔——这又是一个宫廷内部斗争。巴巴罗萨把蒂埃里召回,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他,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撤销先前的决定。国王平息了接下来的骚乱,并且费了很大功夫才说服双方的休战持续到五旬节(Pentecost),因为尼古拉斯担心蒂埃里会报复他。愤怒的蒂埃里离开了宫廷,而巴巴罗萨于1152年12月29日重新确认了康拉德三世之前颁布的关于康布雷的特许状。​​​​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10

尼古拉斯死于1167年7月1日,这给蒂埃里和菲利普提供了另一个可以控制康布雷的机会。康布雷的神职人员中比较聪明的一部分选择推举蒂埃里的小儿子彼得成为新任康布雷大主教,据说他得到了教区贵族和城市乡绅的支持。 毫无疑问,他的父亲肯定对这一选择有着一定的影响。在亲弗兰德斯一派的编年史学家滑铁卢的兰伯特(Lambert of Waterlos)的记载中,他还将彼得称为“青年(youth)”或“青少年(adolescent)”,还没有达到可以有资格担任主教的年纪,而还有少部分人选择支持会吏长(archdeacon)阿拉德(Alard)。 后者的使节首先在帕维亚与巴巴罗萨取得了联系,巴巴罗萨自8月匆匆离开罗马后,整个9月都因为军队中流行痢疾而待在帕维亚。会吏长的追随者最初成功了,他们向宫廷成员赠送了厚礼,并伪造了信件(至少兰伯特是这么描述的),为阿拉德赢得了候选资格。蒂埃里和彼得的兄弟菲利普,还有布洛涅伯爵马修也派出了自己的使团,在阿拉德的使团到达后三天也抵达帕维亚。他们还带来了伯爵写给贝阿特丽丝的信,贝阿特丽丝曾于1165年在亚琛的圣诞集会上与菲利普结下了“深厚的友谊(indissoluble friendship)”,她当时承诺未来会帮助菲利普。她在宫廷中表示支持彼得当选,于是其他诸侯宣布阿拉德的候选人地位无效。

巴巴罗萨在哀悼了尼古拉斯的逝世后,安慰了康布雷的教士和诸侯,并对他们未能达成一致而感到遗憾。他向他们派遣了使者,表示将在其抵达六周后举行新任康布雷主教的选举。如果不能选出一个“忠于上帝和帝国”的主教,皇帝表示他有权根据沃尔姆斯条约中的有关条文,与诸侯们协商,直接任命一个新的主教。与此同时他致信蒂埃里伯爵和菲利普表示,出于对他们还有自己妻子的爱,他对于他们要求承认彼得为主教一事持赞成态度;但他也不能明目张胆地侵犯康布雷的选举权,所以已经派了特使到这里主持选举。【意思是虽然内定了但是过场还是要走的(。】皇帝还告知康布雷大教堂的教士还有当地的执政官(castellan),彼得是“皇后的亲戚”,而且他如果当选会“给帝国带来巨大的荣誉”,也会给康布雷的教会带来好处。【这是明目张胆开始打招呼安排了吗……】皇帝还派遣了亚琛的教务长阿诺德去康布雷确保彼得能够当选。后来据兰伯特记载,不出所料,康布雷的神职人员和民众一致通过了彼得的当选。

1168年,应彼得的要求,在美因茨大主教克里斯蒂安和狮子亨利的支持下,贝阿特丽丝阻止了菲利普大主教试图将康布雷主教区从兰斯转移到科隆治下的意图。彼得从来没有被正式授予圣职(ordained),在菲利普伯爵的建议下他于1174年辞去了主教的职务,因为菲利普没有继承人,希望他能够生养一个男性继承人。但彼得于1176年去世,只留下一个女儿。康布雷主教选举的争议是贝阿特丽丝唯一一次实质性介入政治纠纷,但即便她不说什么,巴巴罗萨也不可能在教派分裂期间主动去得罪弗兰德斯地区的领主,尤其是他还刚刚吃了败仗。

在1164年7月他们的长子(腓特烈五世)出生后,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可以说他们真正结合成了一个整体。此后,巴巴罗萨在一些关于修道院财产和权利的确认书中明确指出,他的行为是为了自己和妻子、孩子的灵魂得到救赎。例如,在1164年11月1日,皇帝在位施瓦本的普利孟特瑞会魏泽瑙修道院(Swabian Premonstrarensian abbey of Weissenau)指定的特许状中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我自己和我最亲爱的妻子贝阿特丽丝皇后,以及我们最亲爱的儿子小腓特烈的繁荣(prosperitas)以及灵魂得到救赎”。选择“繁荣(prosperitas)”一词,不仅意味着好运,也意味着健康,这大概表明,皇帝十分关切他体弱多病的长子腓特烈五世的健康问题,然而他还是在几年后就去世了,最多只有六岁。在此之前,巴巴罗萨并没有在祈祷的时候也特意提及贝阿特丽丝,至少在诸多特许状和宪章中是这样。

另一个表明贝阿特丽丝在为巴巴罗萨生养子女后地位提高的证据是,法兰克福的皇家铸币厂在12世纪60年代初开始铸造钱币,发型了同时印有巴巴罗萨和贝阿特丽丝头像的bracteates(一种硬币),这也是帝后夫妇首次同时出现在斯陶芬家族发型的钱币上。在盖尔恩豪森(Gelnhausen)的铸币厂甚至铸造了一个单独印有皇后头像的银币。也许这些都是巴巴罗萨为了庆祝自己的王朝得以延续的表现。【有继承人就是了不起啊,啧】

耐人寻味的是,1176年阿纳尼和约(Peace of Anagni)的初稿和1177年在威尼斯最终签订的和约中贝阿特丽丝都被称为“巴巴罗萨幸运的妻子(felix eius uxor)”。Felix的本意是“肥沃多产的(fertile)”,引申义为“高兴”“幸福”,“幸运的”。因此,Felix一词其实有异教徒的色彩——是统治者的好运(felicitas)使得庄稼得以丰收,而这个词先前只用于赞美圣人或去世的人,他们被描述为曾拥有幸福的记忆。巴巴罗萨本人从来没有在宪章中被称为幸运的(felix)。而贝阿特丽丝在生前就被冠以这样的形容词,大概是表达她为巴巴罗萨生养了众多子女,这是长期缺乏继承人的帝国和皇帝的幸运。​​​​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11

Strained Relations with Berthold IV of Zähringen 与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四世的紧张关系

在1156年与贝阿特丽丝成婚后,巴巴罗萨授予贝特霍尔德四世自己在1152年时所保留的对洛桑、日内瓦和锡永主教的宗主权,以换取他交出勃艮第西部,还有汝拉山脉南部地区,扎林根曾就这些领地与勃艮第公爵有过纠纷。这种安排类似先前巴巴罗萨将易北河下游东北地区的主教区授予狮子亨利的行为,为自己在刚刚继承的领地巩固了权利。贝特霍尔德在伯尔尼西南建立了弗里堡(Fribourg/Freiburg im Üchtland)和伯尔尼城,并保留了对日内瓦湖北岸的洛桑的控制权;但他未能将萨伏伊地区的伯爵们从罗讷河上游、日内瓦湖东南的锡永、还有圣伯纳德大山口以北驱逐。不仅如此,日内瓦主教阿尔杜修斯(Bishop Arducius of Geneva)也在抵制他,这位主教是巴巴罗萨在1154年以该城市教会的名义册封的。因此贝特霍尔德的领主地位被限制在洛桑和巴塞尔之间,即现代法国-瑞士边界以东的地区,基本上也就包括阿雷河及其支流的山谷——伯尔尼在阿雷河畔,而弗里堡在萨恩河畔。

1156年后,贝特霍尔德又一次在巴巴罗萨手中吃了亏。狮子亨利急于扩大他在萨克森地区的地产,于是便劝说巴巴罗萨与他做领地上的交换。亨利同意将其妻子克莱曼丝(她是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的姐妹)在施瓦本地区的领地都交给巴巴罗萨:包括巴登南部的巴登韦勒(Badenweiler)城堡、100名教士还有500张生皮。作为交换,巴巴罗萨将萨克森南部的黑尔茨贝格(Herzberg)城堡还有哈茨山脉中的波尔德(Pöhlde)庄园授予狮子亨利。除了没有获得在这一地区狩猎的权利,亨利几乎获得了皇帝在这一地区的所有权利。也许正如巴巴罗萨在宪章中解释的那样,皇帝的职责始终是扩张帝国的领土,而绝不能减少,所以他在1158年1月1日促使诸侯们通过了一项条例,即他需要补偿帝国因他对狮子亨利授予领地而造成的损失;换而言之,诸侯们再次像1125年所作的那样,严格区分了皇帝直辖的帝国领地与斯陶芬家族的私产之间的区别。因此,巴巴罗萨需要将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或是他以私人名义购置的其他财产转让一部分进入皇室领地。从狮子亨利手中收购莱茵河右岸的巴登韦勒,与斯陶芬家族在阿尔萨斯地区的领地正好接壤,加强了巴巴罗萨在莱茵河上游的势力,也加强了勃艮第与斯陶芬家族在莱茵河下游法兰克尼亚地区的领地之间的联系。毫无疑问,贝特霍尔德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希望狮子亨利能够留住巴登韦勒(毕竟狮子亨利的领地主要集中在萨克森)。现在施瓦本地区斯陶芬家族与扎林根家族的领土争夺纠纷又开始了。

1161年6月后的某天,巴巴罗萨选择了维特尔斯巴赫的康拉德而不是贝特霍尔德的兄弟鲁道夫成为美因茨大主教,1162年秋,贝特霍尔德在给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的信中表示,他愿意在一切事务中为法国国王效劳,效忠于他。【你这浓眉大眼的,这就当德奸啦?】如果皇帝作为“教会和法律的破坏者”对路易有任何威胁,那么贝特霍尔德及其所有的朋友和下属,还有一些德意志地区的重要诸侯——要么是因为他们是公爵的同党,要么是因为他们与贝特霍尔德一样憎恨皇帝——都会联合起来为路易提供帮助,效忠于他。【巴巴罗萨你这皇帝当得不行啊……】正如贝特霍尔德对路易控诉的那样,他的兄弟鲁道夫实际上已经当选,但巴巴罗萨出于对扎林根家族的敌视而撤销了他作为候选人的资格。贝特霍尔德正要安排他的弟弟去找路易,请求国王向教宗亚历山大三世求情,让教宗出面恢复鲁道夫的合法地位——这显然表示贝特霍尔德已经考虑放弃支持巴巴罗萨所立的对立教宗维克多四世了。

巴巴罗萨对贝特霍尔德潜在的叛国行为反应十分迅速。1162年9月7日,在圣让德洛讷(Saint-Jean-de-Losne)的集会上,诸侯们确认了阿尔杜修斯主教作为帝国诸侯的地位,并撤销了贝特霍尔德对日内瓦教区的宗主权。如果我们采用两位13世纪的编年史学家的记载,那么巴巴罗萨在当时甚至建议狮子亨利与他的妻子克莱曼丝(贝特霍尔德的姐妹)离婚,并充当了证人,导致他们的婚姻于1162年12月23日以血缘关系为由解除。根据蒙斯的吉尔伯特的说法,巴巴罗萨之所以劝说狮子亨利与妻子离婚,是因为他害怕扎林根家族和韦尔夫家族联合起来对付他;但吉尔伯特的记载写于12世纪90年代中期,可能受到了亨利在1180年被剥夺公国一事的影响。亨利在1147年与克莱曼丝结婚后就一直没有儿子,他可能并不需要巴巴罗萨给他过多的暗示便动了想要离婚再娶的心思。

贝特霍尔德和巴巴罗萨的嫌隙并没有持续多久。公爵在1166-1167年还是加入了巴巴罗萨的第四次意大利战役,并且还是幸运的生还者之一。 而巴巴罗萨则支持贝特霍尔德在低地地区扩张的野心,以求将贝特霍尔德的注意力从施瓦本地区转移。贝特霍尔德的母亲克莱曼丝是那穆尔和卢森堡伯爵亨利的三个姐妹之一,而亨利又没有子嗣,于是他也是潜在的继承人之一。1167年亨利和巴巴罗萨达成共识,选举扎林根的鲁道夫成为列日主教。在巴巴罗萨的明确要求下,经那穆尔的亨利同意,特里尔大主教阿诺德于1171年同意,在恒利伯爵去世后,将亨利在特里尔主教区持有的封地转让给贝特霍尔德和其子贝特霍尔德五世。当扎林根家族接收这些领地时,他们需要向大主教或其继任者支付350镑。鲁道夫主教将在其父早逝的情况下担任贝特霍尔德五世的监护人,而巴巴罗萨则以财产作担保来履行协议。因此,巴巴罗萨不仅成功地让斯陶芬家族也站稳了脚跟,也没有过分得罪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四世。​​​​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12

The End of the Byzantine Alliance and the Rapprochement with Hungary 神圣罗马帝国-拜占庭同盟的终结和与匈牙利的和解

巴巴罗萨与贝阿特丽丝于1156年结婚,这终结了神罗与拜占庭之间的同盟,虽然直到1155年8月他还在派遣维巴尔德前往君士坦丁堡希望维系这一同盟。一般认为,巴巴罗萨在得知拜占庭利用据说在安科纳从帝国大法官那里秘密获得的信件占领阿普利亚之后,就已经决定要和贝阿特丽丝结婚,但很可能直到1155年9月他决定对米兰进行报复时,才认识到勃艮第在军事同盟上的价值。 皇帝于1156年6月中旬在维尔茨堡举行婚礼时,德意志人还不知道西西里的威廉已经于5月28日在布林迪西击败了拜占庭和阿普利亚叛军。奥托解释道,虽然他的侄子讨厌威廉,“巴巴罗萨显然不想他的帝国边境盘踞着残暴的罗杰,但要是把他们换成希腊人,他也不愿意”,他要求参加他婚礼的诸侯在维尔茨堡宣誓反击拜占庭在阿普利亚的军事行动。当威廉取胜的消息传回德意志后不久,巴巴罗萨就又反悔了。【胡子王:两个我都讨厌,谁赢了我打谁】他解除了诸侯们先前的誓言,他们于1157年3月24日的棕枝主日(Palm Sunday)在富尔达达成协议,转而开始着手准备对米兰的战役,并于1158年6月7日的五旬节(pentecost)前夜在乌尔姆集结。皇帝将这一决定转告了之前没有在富尔达参加集会的奥托和维巴尔德,召集他们也一同参加。关于这个计划的改变,最有趣的地方其实是揭示了巴巴罗萨比起诺曼人其实更加反感希腊人,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之后还能在12世纪80年代决定与威廉二世结盟。

1156年7月,皇帝终于在纽伦堡接见了6月陪同维巴尔德一同从君士坦丁堡归来的希腊人使节,他们在维尔茨堡婚礼时就一直在萨尔茨堡等候。 巴巴罗萨的婚姻使得他们希望促成的联姻破产,但使节还是希望能够说服神圣罗马帝国与他们联合进攻匈牙利,以报复匈牙利军队最近对拜占庭的劫掠,而且曼努埃尔一世的盟友,匈牙利的王位宣称者鲍里斯也在这场战斗中被杀。 巴巴罗萨告知拜占庭使节,在1156年9月这个时候他没空对匈牙利发动院长,但他还是派了自己的宫廷牧师斯蒂芬去了解曼努埃尔的详细意愿。派遣这样一个并不出名的牧师,而不是像哈维尔贝格的安塞姆或是维巴尔德那样的使节,这也表明了两个帝国之间关系趋于冷淡。

曼努埃尔与匈牙利国王盖萨二世于1156年9月议和,1157年7月,巴巴罗萨派遣布拉格主教丹尼尔去觐见匈牙利国王。盖萨同意向巴巴罗萨提供500名“萨拉森人(Saracens)”【我寻思这是匈牙利从拜占庭手上缴获的穆斯林战俘吗?匈牙利不产这个吧……】加入对米兰的作战——根据拉赫温的说法,在1158年有600名匈牙利的弓箭手跟随巴巴罗萨的大军一同翻越了阿尔卑斯山,但他们大概都是基督徒。皇帝派遣丹尼尔去匈牙利可能也是为国王的弟弟伊斯特万四世求情。据拉赫温所说,盖萨怀疑伊斯特万对他的王位图谋不轨,于是逮捕了他的一些家庭成员,但伊斯特万很有可能是被诬陷的。伊斯特万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便逃到了巴巴罗萨的宫廷,声称自己是无辜的。 巴巴罗萨相信他,于是派遣了一位主教(大概就是布拉格主教丹尼尔)去匈牙利请求恢复伊斯特万的名誉与地位。1158年1月,盖萨的使节抵达了雷根斯堡参加集会,在这场集会上,巴巴罗萨不仅驳回了对伊斯特万的所有指控,同时还册封了波西米亚的弗拉迪斯拉夫二世成为国王。拉赫温记载,uan各地意识到,要想解决这场争端,必须要么将匈牙利分而治之,要么倾力支持对立双方中的一位。于是巴巴罗萨决定推迟裁决,这实际上是站到了盖萨一边。匈牙利使节为巴巴罗萨带来了价值近千镑的礼物,然后又带着巴巴罗萨对和平的许诺以及价值相当的礼物回到了他们的国王那里。与此同时,巴巴罗萨也答应了伊斯特万的请求,允许他经威尼斯前往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迎娶了一位希腊人妻子。巴巴罗萨之所以寻求与盖萨和解,是因为他需要匈牙利作为缓冲区来抵御拜占庭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

当丹尼尔主教正在与盖萨谈判时,1157年8月4日,巴巴罗萨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波兰战役。他命令维巴尔德去沃尔姆斯与希腊人使节会面并谈判,后者奉命在沃尔姆斯等待皇帝从波兰回来。9月初,巴巴罗萨将波兰远征的胜利结果通知了维巴尔德,并指示他在9月28日大天使圣米迦勒节(eve of the feast St. Michael the Archangel)的前夜来到维尔茨堡,与希腊人的使节进行谈判。

谈判最初进行得很不顺利。拉赫温认为,希腊人的态度过于傲慢,导致巴巴罗萨感觉到自己被冒犯了,如果不是他强忍着自己的真情实感,宫廷中在场的一些成员可能会忍不住给希腊人使节一些过于直白,不太外交辞令的回应。【可能是忍不住想动手打人了吧】希腊人使节最终“通过他们多次的恳求和眼泪”成功地安抚了皇帝的情绪;他们保证,今后“在向他致意时,一定会表达对罗马人之王和世界统治者【the ruler over the City and the world,胡子王你还真是中二啊】相称的敬意。”每当这两个帝国关系变得紧张时,矛盾的焦点始终都是两位皇帝对罗马帝国头衔的争夺。而拜占庭使团明面上的目的是伊琳娜皇后在其丈夫曼努埃尔的支持下,要求她的外甥罗滕堡的腓特烈在外交官的见证下被赐剑正式册封为骑士。鉴于拜占庭对匈牙利王位宣称者鲍里斯的支持,她的这一干预其实别有深意。这个仪式其实是暗示年轻的腓特烈,他能够从希腊人亲戚那里得到“许多华丽的礼物”,却被巴巴罗萨剥夺了继承其父亲王位的权利。难怪巴巴罗萨会大发雷霆。【胡子王:你们要死啊,手都伸到我家后院来了?】

这次皇帝没有派一个不知名的牧师,而是派了他经验最丰富的外交官维巴尔德。1158年春,这位修道士还是无法让两大帝国之间达成和平协议,而且与此同时,在教宗阿德里安四世的调停下,曼努埃尔倒是与西西里的威廉一世达成了和平协议,并且很有可能共同对付巴巴罗萨。1158年7月19日,维巴尔德在返回的路上于比托拉(Bitolj,今位于马其顿共和国境内)去世;根据巴巴罗萨的命令,后来他的遗体被挖出来运回斯塔沃洛重新安葬。此时两大帝国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糟糕了,以至于1159年1月或2月到达意大利的希腊人使节甚至担心自己会因为维巴尔德的死而受到指责,所以不得不小心行事。 不过,拉赫温在总结巴巴罗萨的事迹时,对帝国与拜占庭的关系还是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为了寻求君士坦丁堡的曼努埃尔皇帝的友谊,称自己不是罗马的皇帝,而是新罗马的皇帝——就像他的许多先辈们一样,称自己是罗马人民的皇帝。”

1157年9月底10月初,巴巴罗萨在维尔茨堡会见希腊人使节后,便启程前往贝桑松,接受勃艮第地区臣民的致意,并加入了他的新任宫相达塞尔的雷纳德与教宗的宫相,枢机主教罗兰之间戏剧性的对抗。巴巴罗萨认为枢机主教罗兰在贝桑松侮辱了他,以至于在之后的18年里,他始终不愿承认罗兰成为新任教宗亚历山大三世。​​​​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12

Chapter eight: The Holy Empire 神圣的帝国

Rainald of Dassel 达塞尔的雷纳德
在宫相的职位空缺了近两年后,巴巴罗萨选择了达塞尔的雷纳德——他在1156年5月10日,也就是巴巴罗萨自罗马加冕归来的8个月后,第一次被正式确立为宫相。任命雷纳德成为宫相通常被描述为巴巴罗萨统治时期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从1157年雷纳德就任后,大法官便采用sacrum imperium,即神圣帝国来称呼帝国。虽然在1156年后,巴巴罗萨便不再愿意承认康斯坦茨条约中教宗在罗马的宗主权,并决心将伦巴第变为自己的直辖领地,以补偿自己先前失去施瓦本公国的损失。但事实上,在雷纳德成为宫相之后,帝国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法官在康拉德三世便使用了帝国的称号,甚至尊康拉德三世为皇帝,尽管他从未正式加冕为皇帝,巴巴罗萨也曾写信通知教宗尤金三世他当选的相关事宜,这些都表明帝国共同认为君主的皇权来源是基于被诸侯选举,而并非在罗马的加冕仪式。雷纳德只是比较直白地将这个论点抛出了,最著名的便是贝桑松事件的后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巴巴罗萨的加冕使得他先前的政变行为变得合法化了,也使得他能够团结巴本堡一派,巩固了他在德意志地区的地位。总而言之,雷纳德只是巴巴罗萨的传声筒,一个仆人。
雷纳德大约出生于1120年,是达塞尔伯爵的幼子,达塞尔伯爵是众多萨克森贵族的一员,利用叙任权之争的动荡,将一个由诸侯封地、代理人和其他势力所组成的集合体整合成了一个郡。而这位未来的大主教在其家乡附近的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教区接受了教育,之后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曾前往法国游学——可能是在巴黎,不过具体情况不详。弗赖辛的奥托曾向雷纳德致信,在信中他请求宫相为他的侄子【即巴巴罗萨】“注解”The Two Cities【这个待查是哪本书,我寻思应该是个古希腊著作,但我没查到,总不能是狄更斯那本双城记吧(。】 ,作为一名哲学家,他肯定非常熟悉波爱修斯(Boethius)和亚里士多德式的修辞。1149年,雷纳德时任希尔德斯海姆大教堂的教务长,与维巴尔德交换了不少书籍,而且维巴尔德还提出如果雷纳德意图当选科隆大主教的话,他可以助他一臂之力。雷纳德甚至很可能是维巴尔德的学生。据我们所知,巴巴罗萨第一次见到雷纳德是1149年他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归来至1150年6月10日之间的某个时间点。1152年5月9日,雷纳德在戈斯拉尔第一次出席了新国王举行的集会。
拉赫温对雷纳德,还有巴巴罗萨的首席掌旗官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五世有过一段描述,后者一时的冲动行为几乎在贝桑松造成流血事件:

QUOTE
……这些杰出的人拥有威严的外表,高贵的家世,聪明才智和从容不迫的精神;事实上对于他们而言,没有什么任务是完不成的,也没有什么岗位会让他们觉得危险,面对任何敌人都不会害怕。他们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不轨行为,也不允许情绪得不到克制;他们渴望他人的赞美,慷慨地赠与别人金钱;他们希望得到巨大的荣耀和尊贵的地位。他们都还很年轻,口才也很好,处事方式也十分相似,只是一个人有着与他教士身份相称的温柔与怜悯,而另一人则是严厉的执剑者。(雷纳德)为弱者提供庇护,而(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则负责惩戒邪恶之人。

阿塞伯·莫雷纳对雷纳德的描述如下:
QUOTE
……中等身高,体格健壮,面色红润,四肢匀称,有着一头浓密的金发;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演说家,并且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擅长辩论,而且谨慎,十分精明,以增加皇帝的荣耀为己任——事实上,比起其他人,皇帝最为信任雷纳德;他慷慨,和蔼,亲切,愿意为帝国风险,并且通过他的精明和努力,帝国的辉煌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对于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这位洛迪地区的大法官是这样评价的:
QUOTE
……他身材高大,神情严肃,老谋深算,在战场上最为勇敢;他有着一头近乎黑色的长发,一双大眼睛和红色的脸颊;他对皇帝和帝国极其忠诚,深受皇帝的信赖,几乎将他视为自己的亲属。

拉赫温笔下雷纳德更像是一个大法官而并非教会人士,即使他强行将一些教士的美德归在了雷纳德头上,也显得不是很有说服力,这一点其实非常有启示意义。先前的诸多历史学家都把雷纳德描述成巴巴罗萨最精明,最忠诚的顾问,一个放弃了维巴尔德和康拉德三世主导的亲教廷政策的坚定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这有点太超越时代了我寻思……】,或者是邪恶皇帝的傀儡,他“说着北德意志容克贵族的方言”,【我知道了,这个先前的历史学家大概是特指普鲁士到德二那个时期的……】劝说一个目不识丁的君主走上反动的,灾难性 的道路。雷纳德与巴巴罗萨其他顾问的不同点不是体现在他对于皇权的观念上,而是体现在他的思想、行为和个人气质上。出身地位的维巴尔德寻求的是他人对他重要性的认可,弗赖辛的奥托醉心于历史神学著作,哈维尔贝格的安塞姆则执着于和希腊神学家辩经。而雷纳德,这个自负的贵族出生的教士,他可以领兵打仗,也可以赞助在酒馆里讨生活的吟游诗人。巴巴罗萨逐渐让他取代了那些虔诚的学者教士,因为那些人很可能会试图左右巴巴罗萨的思想和决定,就像在巴巴罗萨摧毁托尔托纳后,奥托就曾劝谏他要谨慎行事,而像雷纳德和布赫的克里斯蒂安这样的世俗化教士就很少会去约束他们的主人。简单来说,巴巴罗萨觉得这两位大主教对自己的忠诚更加纯粹,更听话。因此他对雷纳德政策的灾难性后果负有最后决定性的责任,他在这位宫相于1167年去世后近10年才极不情愿地放弃了那些政策。指责雷纳德就相当于在指责巴巴罗萨自己。​​​​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14

Sacrum Imperium 神圣的帝国

在大法官的文书中第一次明确出现“Sacrum Imperium”一词是1157年3月巴巴罗萨的信件里,此时距离雷纳德成为宫相已经过去9个月,巴巴罗萨命令奥托【这个奥托我猜是维特尔斯巴赫家的奥托】为第二次意大利战役集结军队。Sacrum作为形容词意思是“神圣的”或是“圣洁的”,在古典晚期时曾被用于修饰各种皇室机构,例如皇帝的宫殿,但并没有被用于形容帝国本身或是统治者本人。这个短语的第一次出现是在修士奥托洛(Otloh)的一封信中,他在11世纪伪造了一封以卡林西亚的阿努尔夫皇帝(Arnulf of Carinthia, r. 887-899)的名义写给雷根斯堡的本笃会圣埃梅拉姆修道院(Saint Emmeram's Abbey)的书信。这封伪造的信被收录在《乌尔达里奇法典》中,这是一部班贝格大教堂教务长乌尔里希在1125年献给维尔茨堡主教格哈德一世的一份合集,而巴巴罗萨的书记员便采用了这部法典。神圣帝国这一称呼(Sacrum imperium)显然是为了回应将教会成为sancta ecclesia,也就是说,它的目的在于强调基督教世界两个最高权威之间的平等性。(尽管我们在英语中将sanctus和sacer都译为“神圣的(holy)”,但这两个词并不是完全的同义词。Sactus的意思是神圣的,“被赋予神圣”或者不可侵犯,而sacer则意味着该物质从一开始便被封为圣洁的。)【不好意思,我还真的没有看出来这个区别在哪里,可能是后者的先天属性更高一点……】

然而有一些证据则表明,大法官采用sacrum imperium一词的时间可能要早于雷纳德被任命为宫相,使用这一词可能反应了维巴尔德对此的影响力。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的图书、档案管理员执事彼得(Peter the Deacon)曾杜撰了一封以维巴尔德的名义写给洛塔尔的信,其中维巴尔德将皇帝的帝国称为“最神圣的帝国(sacratissimum vestrum imperium)”。(维巴尔德曾于1137年短暂地担任过卡西诺山修道院的院长)。尽管这封信几乎可以肯定从未被寄出,也许只是日常写作练习的一部分,但维巴尔德的确可能从彼得那里学到了对这种拜占庭式写作手法的了解。无论如何,维巴尔德在1153年写给曼努埃尔一世的信中便使用了“sacratissimo imperio vestro”和“sanctissimi imperii vestri”这两个词。将同样的话术用于描述西方帝国便显得顺理成章了。此外,一位托尔托纳的匿名修士在巴巴罗萨摧毁托尔托纳不久后,一篇叙述这一事件的故事里似乎也从巴巴罗萨的一份宪章中借用了sacrum imperium一词,其中的表述是“为了国王的荣誉以及帝国的神圣”,该宪章很可能是在1155年巴巴罗萨加冕为皇帝之前颁布的。所以雷纳德大概与这一形容词组的广泛推广并没有什么关系,这一词汇早就在意大利地区就已被应用,流传开来的时间大概是他任帝国大法官和意大利大法官之时。雷纳德于1167年8月去世后,大法官几乎完全放弃了使用sacrum imperium一词,直到12世纪80年代才重又被提起,而且主要是在意大利地区使用。总的来说,sacrum或者sacratissimum imperium在巴巴罗萨的信件和宪章中出现了32次,但并没有完全取代imperium Romanum,后者出现了74次。术语的选择几乎可以肯定是个别书记员的主观选择,而并非大法官的授意,更不用说巴巴罗萨本人了。【言下之意,胡子王懂个屁的拉丁语啊(战术后仰)】

对帝国的这两种称呼有一次被大法官合二为一了,即在1184年11月3日巴巴罗萨在维罗纳会见教宗卢西乌斯三世留下的宪章中,写作了sacrum imperium Romanum。从12世纪80年代开始,在罗马的帝国书记员开始采用这种写法,即sacrum Romanum imperium,这种话术结构与将教会描述为sancta Romana ecclesia相称,即神圣的罗马教会。第二种结构sacrum Romanum imperium在12世纪80年代后被用于写给意大利地区领主的文书中,并在1254年后成为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的标准称谓。因此,这一用法似乎是为了强调帝国神圣性的来源。

1156年,教宗阿德里安四世在贝内文托与西西里的威廉一世议和之后,不再依赖巴巴罗萨的军事力量,他在贝桑松让红衣主教罗兰交给巴巴罗萨的信中似乎暗示神圣帝国的统治者是教宗的附庸,这导致巴巴罗萨不得不约束愤怒的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不让他当庭就对教宗的使者动起手来。​​​​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18

The Confrontation at Besançon 贝桑松对峙

1157年10月,巴巴罗萨在“圆满”结束他的第一次波兰战役后,从维尔茨堡前往贝桑松,在那里,“罗马人、阿普利亚人、托斯卡纳人、威尼斯人、法兰克人、英格兰和西班牙人都在等待着皇帝的到来。”据拉赫温记载,巴巴罗萨“受到了热烈欢迎。”“那些人以最崇高的规格和最庄严的赞美迎接他,因为整个世界都承认他是最有权势也最仁慈的统治者,并承诺以全新的尊重与敬畏向他致意并赞颂。”巴巴罗萨此行的目的是为了“重整帝国在勃艮第王国的事务”,因为勃艮第王国在125年前其王室绝嗣后,“变得对帝国无礼且不服管教”。拉赫温认为皇帝在平定勃艮第的事务方面非常成功,以至于他可以一路“几乎不需要护卫”便畅通无阻地到达其首府阿尔勒。拉赫温还暗示,巴巴罗萨在与教宗使节会面后便着手处理勃艮第的事务。由于巴巴罗萨于10月24日和27日在贝桑松颁布过宪章,所以对此我们猜测,他与红衣主教罗兰长达两天的对峙发生在10月24日前不久。

据拉赫温记载,勃艮第地区“几乎所有的领主”都集结在了贝桑松。已经没人记得上一次像维埃纳大主教、里昂大主教、瓦朗斯(Valence)主教和阿维尼翁主教或是“伟大而强大的克莱里厄(Clérieux)领主”这样的人来到宫廷,向皇帝宣誓效忠是什么时候了,他们对皇帝表示敬意,并接受了皇帝对他们的册封。(拉赫温用了beneficia一词表示皇帝赐予他们封地。)事实上早在1153年6月,维埃纳的雨果和克莱里厄的西尔维奥等勃艮第地区领主就已经在沃尔姆斯参加了国王的集会,但巴巴罗萨决定在1157年重新强调这种关系。例如,皇帝将维埃纳城的共同领主权同时授予了雨果的继任者斯蒂芬大主教和大教堂教务长威廉,确认他们都拥有诸侯的权利,并任命斯蒂芬为“神圣的勃艮第王国大法官。”类似的还有,他授予了里昂大主教赫拉克琉斯(高卢地区的都主教)里昂城和大主教辖区内的所有诸侯权力,并任命他为“神圣的勃艮第宫廷最光荣的行政长官与议会的首席议长。”授予别人这种看似自命不凡的头衔在政治上往往是明智的举动。

但现实情况却并不那么令人乐观。拉赫温解释道“阿尔勒大主教和其他所有大主教、主教以及贵族,如果不是因为皇帝造访停留的事件太过短暂,一定也会前来觐见的。”他们给巴巴罗萨致信,承诺将“完全臣服于罗马帝国,并对罗马帝国保持应有的忠诚”。巴巴罗萨确实应该感谢阿尔勒大主教西尔维奥,因为至少他北上到了里昂想要见他。所谓巴巴罗萨造访的时间短暂,只是为了解释这些领主缺席的一个借口,毕竟11月25日他还在贝桑松,而且远在英格兰和阿普利亚的使节都设法赶过来了。尽管弗赖辛的奥托声称他的侄子与贝阿特丽丝的婚姻使得他能够统治普罗旺斯和勃艮第,但普罗旺斯伯爵和大多数其他普罗旺斯地区的领主显然并不这么认为。他们缺席贝桑松集会暴露了巴巴罗萨在罗讷河谷地区并没有多少实际上的权威。

重点是,我们需要记住奥托和拉赫温——他还是记述这段对峙的主要资料来源——并没有亲自到过贝桑松,拉赫温依靠他人的叙述和他插入Deeds一书中的信件来构建他的叙述。他让读者“自由选择愿意支持哪一方。”

根据拉赫温的说法,巴巴罗萨从集会退场后,在“某座演说厅的隐蔽角落……光荣而友好地接待了教宗的宫相枢机主教罗兰和枢机主教伯纳德,洗耳恭听他们所带来的好消息。”教宗阿德里安在之后的抗议信中也承认,巴巴罗萨“在他们(即枢机主教罗兰和伯纳德)第一次到来时,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只是在第二天宣读教宗的信件时才表现出了不满。然而,即便把beneficia翻译成“善事”而不是“财产”,也很难看出使节们怎么会觉得教宗寄出的抗议信对于巴巴罗萨而言会是个好消息;按照惯例,他们应该私下里向皇帝转达教宗的意见,以免他当着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人面前感到难堪。宫廷认为,两位枢机主教违反礼节的行为,以及枢机主教罗兰还曾作为教宗阿德里安的代表,曾在贝内文托与诺曼人议和,这种行为是蓄意的挑衅。使节们的问候已经让人感到不安,但并没有立刻引起什么轰动。“我们最尊贵的圣父阿德里安教宗向您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枢机主教团致敬,以父亲的名义,问候那些兄弟们。”巴巴罗萨作为世俗领主是教宗的儿子,但将两位枢机主教描述为皇帝的兄弟,就意味着巴巴罗萨和他们一样,接受教宗的任命。如果巴巴罗萨和雷纳德直到第二天才听到教宗的来信,那就意味着宫相并没有时间将阿德里安的信件恰当地翻译,或是选用合适的措辞。

雷纳德在第二天的集会上宣读并翻译了教宗1157年9月20日时的信件。教宗首先提醒巴巴罗萨,他以前曾经在一封已经遗失的信件中和巴巴罗萨提起过意见“可怕的,受诅咒的事情”。隆德大主教艾斯基尔(Archbishop Eskil of Lund)在从罗马教廷返回自己教区的路上,“在德意志的某个地方……被某些无信者和名声败坏的人绑架”,这些人抢劫了他和他的同伴,而且还将其囚禁。这个暴行已经臭名远扬,但巴巴罗萨不但没有惩罚恶人,而且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援救艾斯基尔。事实上艾斯基尔在帝国境内是个很不受欢迎的人。1104年教宗帕斯卡尔二世将瑞典最南端的隆德主教区(当时还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升格为大主教区,并将汉堡-不莱梅大主教区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权利全都转让给了隆德。不莱梅在1123年重新取得了对瑞典和挪威的管辖权,但在1152年,教宗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特使尼古拉斯·布雷斯佩尔——Nicholas Breakspear)也就是未来的教宗阿德里安四世建立了挪威的特隆赫姆(Trondheim)教区。1157年1月14日,阿德里安在艾斯基尔造访罗马期间,承认隆德大主教为瑞典和丹麦的都主教。不莱梅因此被剥夺了以前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的都主教地位,但由于教宗坚持每个王国都应有自己的都主教区的原则,这一措施便挑战了帝国对波罗的海地区国家的宗主权。此外,艾斯基尔还曾经与丹麦的斯温三世作对,后者在1152年与巴巴罗萨结盟。因此,艾斯基尔在从罗马返回的路上被人劫持,即便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也会让人认为是巴巴罗萨在蓄意报复。这对教宗本人来说也是一种侮辱,因为教宗在斯堪的纳维亚做主教的时候就和艾斯基尔有些私交。

教宗阿德里安完全有理由怀疑巴巴罗萨在幕后指使人劫持艾斯基尔,并且他对于解救这位主教表现的态度一点都不上心,但他也没有以书面的形式明确说明他的怀疑。然而到了1160年,前任枢机主教罗兰——即当时的亚历山大三世教宗在给萨尔茨堡大主教埃伯哈德一世及其继任者的通告中,明确指控了巴巴罗萨劫持从罗马返程的大主教一行人。艾斯基尔是最著名的,很可能也是唯一的受害人。他本人在被关押期间曾写信给丹麦人民,辩解皇帝对他伤害帝国和皇室的指责是不公正的,他一心只是想维护丹麦王国的荣誉和提高丹麦教会的地位。所以艾斯基尔被抓一事很可能巴巴罗萨的确事先知道,甚至直接是他指使的。在贝桑松,皇帝似乎没有明确为监禁大主教一事发表任何辩解声明;而随后巴巴罗萨和阿德里安在试图“引导公众舆论”的阶段,也都没有提到这一事件。1158年3月16日,皇帝为大主教哈特维格确认了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在九世纪为汉堡颁布的特权。这份特权授予汉堡-不莱梅教区对北方地区所有基督徒行使都主教区的权利。巴巴罗萨这样做使得不莱梅在未来的斗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而那位倒霉的丹麦主教在4月18日之前就已经被释放了。​​​​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19

教宗阿德里安对帝国皇室对教宗与诺曼人签订贝内文托条约的愤怒态度试图装傻,他在信中表示,他对于巴巴罗萨对大主教艾斯基尔这般刻薄感到不解,因为他不知道其究竟如何冒犯了皇帝。而且教宗表示自己一直关爱巴巴罗萨,认为他是“我们最亲爱,最特别的儿子,也是基督教世界最虔诚的王公,我们毫不怀疑,他因上帝的恩典而立足于使徒们忏悔的磐石之上。”但实际上教宗的确有理由去质疑巴巴罗萨的虔诚。阿德里安提醒皇帝,两年前自己在罗马使那样热情迎接了巴巴罗萨,而教廷也满足了他当时的所有愿望,并为他加冕。之后教宗终于图穷匕见,表示如果自己能够授予巴巴罗萨“maiora beneficia”的话,那就更好了。
Beneficium在12世纪时有三种不同的含义:首先是“善行(good deed)”,正如阿德里安在1158年6月的调解信中所指出的那样;还有一种是指“教会生活(an ecclesiastical living)”,即现代英语中的“benefice”,最后一种含义则是指封地。到了12世纪中叶,feudum已经取代了法国、勃艮第和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beneficium,成为了封地的通用称谓,而在阿德里安的故乡英格兰,这个词还很少被用来表示封建封地关系。然而,beneficium在德意志地区仍然是表达封建关系的首选词汇,包括枢机主教罗兰在内的教廷人士在写给德意志地区收信人的信件和特许状中都经常使用benefium一词,意为封地。例如,在1155年,教宗禁止任何人在未经教会人士的同意下,以封地形式(in beneficium concedere)转让斯塔沃洛、马尔默迪(Malmedy)以及科维修道院的任何地产。所以雷纳德作为一个德意志人,很显然会下意识地将benefium翻译成“封地”,特别是这大概是他第一次阅读教宗阿德里安的信件,如果他不是蓄意想要制造事端或是曲解教宗的意思,他这样做是十分合理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贝桑松的时候没有人试图通过将这词翻译成“good deed(善行)”来平息随后的骚动,除了唯一见证了巴巴罗萨在勃艮第地区颁布的13个宪章的“德意志主教”特伦托主教阿达尔贝特二世。班贝格的埃伯哈德可能也在那里,但是看起来他并没有反对这一翻译。拉赫温大概是重复了弗赖辛的奥托的观点,表示这是一个“足够忠实的翻译”。学者们长期以来的争论焦点主要在阿德里安的意思究竟是“封地”还是“善行”,但鉴于康斯坦茨条约中提及的代言人条款(advocatorial clause),还有维泽尔先前对元老院引用关于谴责君士坦丁捐赠的内容,还有教廷使节在致意中将巴巴罗萨称为他们的兄弟,这种种迹象都表明,教宗的意思更可能是“封地”,但这样的话术也为巴巴罗萨质疑他的时候留下了一点回旋余地。然而,这种事情是很难说得清楚的。
由于巴巴罗萨对于已经犯下的滔天罪行视而不见【这里还是指先前那个丹麦大主教的事情】,教宗继续表示,他担心巴巴罗萨“在一个恶人的蛊惑下”误入歧途。【雷纳德:你再骂?】阿德里安在1157年1月19日,也就是艾斯基尔被囚禁之前,就已经致信维巴尔德,认为他应该反驳那些试图让巴巴罗萨与罗马教廷对立的人。根据后来的时间,一般认为教宗在这里指的就是雷纳德。虽然这种假设很大可能是正确的,但问责统治者的顾问而不是统治者本人也是一种友好的政治话术,这样统治者便可以在不丢面子的情况下改变路线。阿德里安据此派遣枢机主教罗兰和伯纳德前去觐见巴巴罗萨,以处理大主教艾斯基尔被囚禁一事和其他未说明的是想。德意志主教们随后给教廷的信件中表明,这些特使还被授权讨论了贝内文托条约以及教宗在意大利地区签订的其他条约。阿德里安写道:“皇帝毫不犹豫地接收了那些使节们的意见,就好像是他自己本人的想法一样。”
雷纳德对阿德里安信件的阅读和翻译极大地激怒了在场的诸侯们,他们对教宗的刻薄语气以及信中所包含的傲慢感到愤怒。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接受阿德里安暗示巴巴罗萨的皇室尊严和皇冠是由自己授予的这种说法。拉赫温解释道,诸侯们其实可以“接受这些话的字面意思,即[maiora beneficia],更大的封地”,因为“一些罗马人”曾断言,“我们的国王通过教宗的恩赐,拥有了对意大利的城邦和整个意大利王国的统治权……那些人’不仅在口头上,而且还有书面记录做出了这样的声明。’”
拉赫温指出,在拉特兰宫保存有一幅洛塔尔皇帝的画像,上面提有如下内容:

QUOTE
“来到我们的城门前,国王发誓要保护这座城市,然后,成为教宗的侍从(homo fit pape),并被授予皇冠。”

忠于帝国的人早先在巴巴罗萨于罗马郊外逗留的时候,就曾告诉过他有这么一幅画存在。皇帝恼羞成怒,“在友好地提醒后”【我怎么觉得没那么友好】,皇帝得到了阿德里安的保证,大概是做为苏特里谈判的一部分,即“把违规的画作和题词撤走,以免因为这样的小事给两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提供争论的借口。”根据科隆皇家编年史记载,这幅画是英诺森二世委托人绘制的,画中的洛塔尔弯腰向前,双手合十,从教宗手中接过了皇冠。
事实上直到16世纪中叶,当古董商奥诺弗利奥·潘温尼奥(Onofrio Panvinio)受委托绘制壁画草图时,这幅画在拉特兰宫的圣尼古拉教堂依然可见。它展现了加冕仪式中的三个场景。在第一个场景中,洛塔尔在拉特兰大教堂的门前对福音书宣誓,根据拉赫温的注解,内容应该是承诺尊重罗马城的权利。在第二个场景中,尚未穿上加冕礼服且未戴任何冠冕的君主向前倾身,与戴着单冠头饰坐在位子上的教宗交换和平之吻。而在第三个场景中,站在或坐在祭坛后面的教宗也除下了冠冕,他将一顶皇冠举过站立的皇帝的头顶,后者现在身着加冕的礼服,双手合十。因此,这组壁画按时间顺序展示了帝王加冕典礼的三个主要场景,重点是描绘教宗作为世界上的最高权力者来接见未来的皇帝。虽然王权被表现为从属于神权,但只有这段题词将第二幕变成了授权行为,而第三场则变成了封建体系中对封臣的册封行为。
这段铭文很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在1158年1月雷纳德代表巴巴罗萨所起草的致德意志地区主教们的信中,与教宗的冲突的开始便被追溯到这组壁画之上:
QUOTE
它[冲突]始于一幅图画,图画上注解的铭文试图成为一种权威性的言论。我们不应忍受、屈服于此;在我们让帝王的荣誉蒙羞之前,我们应先放下关于王冠的政治。这样的图画应该被销毁、这些铭文也应该被撤销,一面它们作为帝国和教廷之间敌意的象征而流传万世。

这上面的铭文的确被删除了,但这组壁画因其详细地记载了加冕仪式的过程而被保存了好几个世纪。​​​​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23

由于在1155年参与过巴巴罗萨在罗马加冕事件的人还没有机会进入拉特兰宫,所以在贝桑松的大多数人都不可能亲眼见过这幅画,更不用说在宣读阿德里安的信时联想到这幅画了。雷纳德大概是在1158年1月为巴巴罗萨起草信件时提出了这个问题,以证明他可能自发地将beneficum翻译成了“fief”,然后拉赫温在叙述中才会把发生在贝桑松的事件和壁画联系起来。

其中一位教廷的使节——大概是枢机主教罗兰,在教宗“无礼的致信”所引起骚乱后,又追加了一个问题——拉赫温在描述时使用的措辞表明他也不确定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总之这人问道:“如果不是教宗授予,那么皇帝的帝国是从哪里得到的呢?”从字面上看,这个问题其实很正常,因为也没人否认教宗有为皇帝加冕的权利,但言下之意是,皇帝的权威来自于教宗。愤怒的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随即拔剑威胁使节——不过拉赫温在记载时也表达了对此事件真实性的怀疑,不过巴巴罗萨还是进行了干预,因为他之前已经许诺保障使节的人身安全。阿德里安随后根据使节团给自己的报告,通告德意志地区的主教们:“皇帝被愤怒冲昏了头,如果要我再复述一遍他是如何对教廷还有使节使用侮辱性的言辞,那也太过分了。”【意思就是实在说不出口】巴巴罗萨派人护送两名枢机主教返回自己的驻地并要求其第二天清晨就离开。他们不被允许在其他主教或是修道院的领地上逗留,必须直接返回罗马。

在两位枢机主教离开贝桑松之前,巴巴罗萨还命令手下搜查他们的住处。在此后他发出的通告中,记载道他们发现了许多阿德里安与他们往来信件的副本和“盖有印章的空白羊皮纸,并且这些羊皮纸可以被随意书写——就像迄今为止他们的所作所为一样,他们正努力将他们的邪恶散布在日耳曼王国的各个教堂中,腐化神职人员,使教会变质……”巴巴罗萨故意迎合地方主教们对教廷勒索的不满。作为对阿德里安腐化主教们的回应,巴巴罗萨禁止任何德意志人访问罗马,据说他还在王国边界派驻了卫兵,拘留任何想要去罗马的人。教宗权利的集中化和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与亨利二世的斗争一样,成为冲突的另一个原因。

在巴巴罗萨离开贝桑松之前,他给他的臣民们发表了一份通告,他在通告里宣布了他神圣的权利的来源。上帝委托主的受膏者巴巴罗萨管理王国和帝国,并“规定教会的和平”需要“由帝国的武力来维持。”然而教会的首领以及成为分裂和邪恶的根源,并威胁到教会的团结。通告接下来总结了在贝桑松发生的事情:皇帝在第一天对使节们亲切友好的接待;枢机主教们怀着“傲慢的蔑视”;阿德里安的声明,即他并不后悔赐予巴巴罗萨“maiora beneficia”而不是皇帝的皇冠;皇帝和诸侯们的愤怒——如果不是巴巴罗萨的制止,“两个邪恶的祭祀很可能就会被当场杀死”;并且在枢机主教的行李中发现了作为罪证的信件和空白羊皮纸。巴巴罗萨于是宣称,他“只是从上帝那里,通过诸侯们的选举”获得了王国和帝国。就像尚未加冕的皇帝就会自称皇帝一样,这份宣言也是明确表示了,德意志国王从当选之日其就有资格行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权。凡是说他是“从教宗冕下那里得到皇冠的人,都违背了神圣的条例‘世人都要受双剑的支配(that the world is subject to dominion by the two swords)’以及圣彼得的教义[敬畏上帝,尊敬国王(Fear God, honor the king)],而且犯了谎言之罪。”

鉴于巴巴罗萨曾“努力从埃及人【为毛是Egyptians啊,我没太懂,是说他第二次十字军时候的事情吗?但那打的明明是罗姆,和埃及法蒂玛有啥关系……】手中夺取教会的荣誉和自由,教会长期以来一直都受到不应有的压迫”,这大概是指教宗先前对德意志教会事务的干涉,他呼吁德意志地区的主教们的忠诚,不要“允许帝国从城市和基督教的建立一直到你时代的光辉荣誉,被如此低劣的事物所贬谪……”换而言之,皇帝的皇权其实是要早于基督教和教廷的创立。看起来应该是温和的班贝格的埃伯哈德而不是极端分子达塞尔的雷纳德起草了这篇维护帝国自主权的文章。埃伯哈德在通告中没有讨论beneficium究竟该如何翻译。这个词现在到底是“善行”还是“封地”已经完全不重要了,因为皇帝的权利是直接来源于上帝的。

在贝桑松等待巴巴罗萨到来的法国使节很可能是负责安排路易七世和巴巴罗萨之间的会谈。此时,法国国王已经到达了法国边境,贝桑松西部的第戎,等待与德意志君主会面。然而据拉赫温记载,这次会面并没能成行,因为巴巴罗萨已经打道回府了。作为替代,雷纳德和伦茨堡伯爵乌尔里希四世(他作为巴巴罗萨的侍从官曾在第二次十字军中与路易见过)代表皇帝,而路易的宫相则作为国王的使者。表面上这些使节是代表了王室,但拉赫温不屑地表示,他们会面的真正目的,不过是“王室权威的展示”。拉赫温记载道,据特鲁瓦主教亨利(Bishop Henry of Troyes)所说,路易被巴巴罗萨在勃艮第展现的皇权吓坏了,他担心巴巴罗萨“不是来会面的……而是来打仗的。”法国国王随即集结重兵,派遣了九位主教和他们的军队当夜就驻扎在第戎西北部的特鲁瓦。事实上两位君主没能会面的真正原因大概是,路易不想在基督教世界两位最高权威之间的争斗中偏袒任何一方,或者说被别人认为他想要偏袒哪一方。

与此同时枢机主教罗兰和伯纳德已经返回了罗马,据拉赫温记载,他们讲述了在贝桑松发生的事情,进一步地激怒了阿德里安。拉赫温记载,罗马教廷的神职人员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有“赞成皇帝并指责是使者犯了无心之过”的人,也有坚定地站在教宗一边的。【emmmm这都能有内鬼的啊?】拉赫温再次重申,他对教宗和皇帝同样尊重,“不能对其中的任何一方草率地做出判断”,所以让他的读者从1157年底教宗发给德意志地区主教的通告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阿德里安以“最深切的悲痛”记录下了这一事件,即巴巴罗萨对教宗使节的接待态度和后续处理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在第一封信中只是暗示了皇帝的冠冕是他赐予的一种恩惠,但他在后来引用的时候,明确地将其称之为恩惠。“我已将皇冠的恩惠赐予你。(insigne videlicet corone beneficium)”教宗现在觉得可以称得上安慰的是,巴巴罗萨的行动并没有得到多少主教和诸侯们的支持——这也是另一条证据,表明其实没几个德意志地区的主教出现在了贝桑松的会场,因此他相信这些人的意见能够平息他们君主的愤怒。正如巴巴罗萨在通告中提醒主教们要提防罗马教廷的勒索和对德意志地区教会事务的干涉一样,阿德里安也强调,主教们的利益和自由已经受到了巴巴罗萨的威胁。他们不仅有责任将皇帝引回“正道”,而且点名要求雷纳德和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伯爵为他们令人发指的言论公开道歉,因为他们曾对“使节团和罗马教廷进行了极大的侮辱”。值得注意的是,阿德里安既没有对教宗和皇帝之间的关系作出详细解释,也没有否认雷纳德的翻译。所以其他主教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教宗是真的认为帝国就是教宗的领地,皇帝是他的附庸。​​​​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31

1158年1月,主教们在雷根斯堡的集会上对教宗的信件做出了回应,就在这次集会上,巴巴罗萨将波西米亚的弗拉迪斯拉夫加冕为国王,这或许是有意在展示在基督教世界中的至尊地位,回应大主教艾斯基尔对他权威的质疑。尽管主教们非常自信不可能有任何风暴能够动摇罗马教廷,但两位枢机主教在贝桑松发表的信件却让帝国陷入了混乱,并且很有可能成为教宗和皇帝之间开战的“万恶之源”。主教们不能“支持或者同意这些……含糊不清的话,”这一表述为阿德里安指明了他随后在外交上应该采取的措施。他们【指主教们】按照教宗的吩咐,向皇帝提出了建议,并从他那里“收到了一些值得尊敬的基督教诸侯们的答复”,他们将其也录入了寄送给教宗的信里。

阿德里安很难对巴巴罗萨的回应感到满意,雷纳德——可能是在班贝格的埃伯哈德的协助下起草的回复,也被当做主教们自己声明的一部分。皇室的观点在通告中显得锋芒毕露。皇帝表示,帝国遵循两个原则:“皇帝的神圣法律(即查士丁尼法典)和我们祖辈们的习惯法。”巴巴罗萨很乐意给予教宗应有的尊敬,但皇帝拒绝愉悦他的前任们在法律和风俗上对教会的限制。雷纳德坚决否认了任何关于帝国王冠是封地甚至是“善事(a good deed)”的说法,因为这些都可以按照给予者的意愿授予或是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巴巴罗萨将“帝国面馆完全归功于神的恩惠。”“这是上帝的恩典,而不是教宗的。”随后,大法官概述了国王/皇帝的选举流程,明确地将教宗的地位将为礼仪性的祭司:“在选举中,我们首先承认美因茨大主教的选票,然后按照级别排列其他诸侯们的选票;我们承认科隆大主教拥有为国王加冕的特权,最后为皇帝加冕是教宗的特权。‘凡是超越了这些的权利,都是邪恶的。’”正如德意志国王的王权并不是科隆大主教授予的一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权也不应该是教宗授予的。因此,雷纳德明确了德意志国王在正式前往罗马加冕前便使用帝国称呼和头衔是十分合理的。

巴巴罗萨继续说,当他命令枢机主教们离开时,心中并没有对他“最敬爱的圣父和修士”不敬,但他们不能允许他们“用不管是已经成文的还是空白的信件来”侮辱帝国。与阿德里安在信中所说的恰恰相反,巴巴罗萨并没有个人在得到主教的许可后前往罗马,无论是以朝圣者的身份还是因公务都可以前往罗马拜访圣座。不过皇帝仍然在呼吁主教们对教宗权利集中化的不满,“要抵制那些滥用权力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会使我们王国内所有的教区都承受负担,几乎所有的修道院都苦不堪言。”最后他对《君士坦丁献礼》中所规定的王权与祭祀的关系进行了颠覆性的解释。上帝曾“借助帝国的力量”创立了罗马教会;而现在的罗马教会,从拉特兰宫那些亵渎的图画及铭文开始,“正在蔑视上帝的力量”并寻求毁灭帝国。

随后主教们还在自己的总结意见中表示,他们从皇帝那里得知了其他许多事情,最主要的是关于《贝内文托条约》。他们没法联系上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因为奥托已经前往意大利为巴巴罗萨的第二次意大利战役做准备了,但他们从贝桑松事件在场的人那里听说,雷纳德“性格温顺平和”,“除了他在为了保护两位枢机主教不受人身安全威胁时表现的有些激动。”难怪拉赫温在大法官翻译了那封信后,对集会上发生的事情不能轻易下结论。主教们建议教宗“像一个好的牧羊人一样”,“用一封比先前那封态度更诚恳的信件来安抚你儿子的激动情绪。【巴巴罗萨:草,我怎么就是他儿子了】”主教们的信把引发争吵的责任从巴巴罗萨和雷纳德身上转移到了阿德里安和罗兰身上。

由于阿德里安无法获得德意志地区主教们的支持,而且现在巴巴罗萨已经派遣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和雷纳德去意大利准备他的第二次意大利战役,压力到了教宗这一边,他听从了主教们的建议,也听从了狮子亨利的建议,派遣了圣聂勒、圣亚基略的枢机主教亨利(Cardinal Henry of Sts. Nerues and Achilles)和枢机主教海辛斯(Cardinal Hyacinth),即未来的教宗塞莱斯廷三世(Pope Celestine III,r. 1191-1198)前往德意志地区。拉赫温在表达宫廷对枢机主教罗兰和伯纳德的敌意时,认为新的特使是“在世俗事务上持谨慎态度的人,比先前排来的人更有资格处理这样的事情。”新的枢机主教们表现出了教廷成员所“罕见的谦逊”,之后他们前往摩德纳去与奥托还有雷纳德会面,因为他们不能指望巴巴罗萨的使节会主动来找他们。奥托和雷纳德允许使节们继续他们的旅程,因为他们是为了“和平的事业以及帝国的荣誉”而来。当两位枢机主教北上时,他们便早就得知了这一消息。由于众所周知,皇帝“对罗马来的人怀有敌意”,当地的领主们出于想要表达对巴巴罗萨忠诚的目的,试图勒索使节的钱财。为了保护两位枢机主教,特伦托主教阿达尔贝特二世——唯一一位在贝桑松见证过特许状的“德意志主教”——陪同他们一起穿越阿迪杰河谷。 阿皮亚诺苏拉斯特拉达德尔维诺【原文只给了个Eppan,但德语全称是Eppan an der Weinstraße,意大利语Appiano sulla Strada del Vino】的腓特烈和亨利伯爵,他们的城堡位于特伦托和博尔扎诺之间,他们拦截并抢劫了两位枢机主教还有随行的主教,并用铁链铐住他们,直到枢机主教海辛斯的兄弟自愿作为人质,使节团才被放行。拉赫温记载,主教被上帝眷顾着。此后不久,狮子亨利“出于对神圣的罗马教会的爱以及帝国的荣誉”释放了人质,并强迫两位伯爵做出赔偿。我们可以推测,拉赫温这里的记载其实是一个与先前大主教艾斯基尔被俘事件类似的事件,只是巴巴罗萨并没有像他的表兄狮子亨利那样,在促成俘虏获释的过程中起到什么积极作用。

1158年6月,两位新的枢机主教抵达奥格斯堡,这时帝国军队正在那里集结,准备第二次远征意大利。巴巴罗萨亲切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回道:“我们怀着应有的敬意和谦卑的眼神……作为神圣的罗马教会的主教,谨代表阁下在教廷里最爱你的父亲,以圣彼得的精神继承人的身份向那些我们尊敬的兄弟们——即你们的神职人员,还有作为城市和世界主宰的皇帝陛下您致敬。” 他们这番仔细斟酌的话语是对先前在贝桑松引起怀疑的问候的修正。枢机主教们只是巴巴罗萨手下的主教们的兄弟,而并非他的兄弟,也就是说,枢机主教们只是巴巴罗萨的下属,而和他不是平等关系,因此巴巴罗萨和教宗之间的关系和他们无关。他们说,教宗的回信将表明,教宗是多么看重帝国的“尊严和荣誉”,以及教会将“宽容地谅解你们的愤怒。”

在雷纳德缺席时,弗赖辛的奥托宣读并翻译了这封信。拉赫温记载,他的导师【就是弗赖辛的奥托】“对皇权和神权之间的争论感到特别悲痛”,这也使得奥托对于巴巴罗萨是否有希望恢复他们俩在加冕之前的和谐关系产生了怀疑。因此,他对于教宗的信件给予了“有利于教会的解释”,并试图安抚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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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写道,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在一切事情上力求表达对您的尊敬,使您对我们的爱和对使徒的崇敬得到尊重。”当教宗听说“某些人”试图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教宗没有指名道姓的说是雷纳德,他派出了“我们最优秀,最杰出的两个兄弟”枢机主教罗兰和伯纳德来觐见巴巴罗萨,而且巴巴罗萨的确给予了他们应得的待遇。教宗表示自己已经知道皇帝生气的更远是因为beneficium这个词,阿德里安对巴巴罗萨这样激烈的反应只是轻描淡写地暗讽道:“这是连地位低下的人都不会计较的小事,更何况是您这样如此伟大的人。”【教宗大人您的嘴也是真的毒,难怪被苍蝇噎死了】然后,教宗利用主教们对beneficium含义模糊的评论,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善行(bonum factum)而不是“封地”,因为大家都承认把皇冠戴在巴巴罗萨的头上是一种善行。【你看这不还是认怂了】不应该对他所说的话做过多封建意义上的解读:“我们已经授予你帝国的皇冠。(contulimus tibi insigni imperialis corone)” 阿德里安的意思只是说,他把王冠戴在了巴巴罗萨的头上【原文英语动词是place,拉丁语是imposuimus】。如果记载属实的话,那么这就是教宗在外交上的以此反击,他想要让巴巴罗萨意识到,自己把枢机主教罗兰和伯纳德遣返罗马是“多么不体面的行为”,他理应通过他的使节和信件来传达他的不满。如果枢机主教们是等到贝桑松的公开集会时才将教宗的信的内容告诉皇帝的话,那么阿德里安的这些抱怨就都是子虚乌有。阿德里安希望巴巴罗萨能够派遣狮子亨利作为使团的领袖出使,来打消所有的不和谐因素。

亨利的调节和奥托对于教宗信件解释的偏向是成功的,这缓和了巴巴罗萨的态度。使节团做出了有利的回应,并承诺教宗“不会做任何有损皇室尊严的事情,但会永远维护帝国的荣誉和正义的诉求不受侵犯。”从巴巴罗萨在1159年的控诉来看,之前还有些事情没有提到:第一,教宗违反了康斯坦茨条约;第二,枢机主教在没有得到皇帝许可的情况下的出使(legatine),给德意志地区教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最后教宗听说了一些“不公正的上诉”。巴巴罗萨则向教宗和罗马教廷保证自己的“和平与友谊”,并以和平之吻确认了这份协约。枢机主教们“满载着皇室的礼物而归”,返回了罗马。巴巴罗萨和阿德里安都希望在帝国军队即将开始第二次意大利战役的时候维持和平。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巴巴罗萨在同一次集会上解决慕尼黑争端时所说的那样,为解决这次与教会冲突出力最多的两个人是他“最敬爱的叔父”弗赖辛的奥托,和他“最尊贵的亲属”狮子亨利。最终是皇帝的亲属们,尽管互相之间政见不同,但还是承担了传统的调停者的角色。因此,巴巴罗萨就不可能在裁定奥托和亨利各自在慕尼黑地区的权利时,反过头来对他的叔叔不公。

新当选的丹麦国王瓦尔德马一世(Valdemar I,他击败并夺取了斯温三世的王位)的特使也出席了在奥格斯堡举行的集会,并请求巴巴罗萨将王国授予瓦尔德马。使节许诺他们的国王将在皇帝从意大利归来后的40天内到朝廷接受册封。鉴于大主教艾斯基尔先前反对斯温,此时巴巴罗萨承认了瓦尔德马的王位,也算变相解决了导致丹麦大主教被抓捕和监禁的那一事件。

The Trier Stylistic Exercises 特里尔风格行文的练习

拉赫温的叙述以及他在叙述中引用的信件与通函是我们今天关于研究贝桑松对峙的主要资料来源,但在1157年和1165年之间的某个时间——最有可能是1162-1164年,帝国法庭的一位成员撰写了所谓的特里尔风格行文的联系,即一个虚构的巴巴罗萨、特里尔大主教希林和教宗阿德里安之间的书信往来。这份赝品在12世纪广泛流传——最古老的版本甚至在1165年就已经面世,这表明它们是教会分裂时期帝国方面制造的宣传资料。巴巴罗萨和阿德里安写给大主教希林的所谓新建,是对圣经的引用和互相诋毁的拼凑,以最极端的形式陈述了皇帝和教宗在贝桑松对峙事件后的争论,并标明双方之间的关系已经岌岌可危。希林给教宗的信件虽然明确地阐明了帝国的立场,但在思想和行动上也有所节制。【原文是拉丁语 via media】

皇室的信件利用巴巴罗萨先前发布的通告,一开始就宣称,皇室的尊严、教会的和平、国王的荣誉以及对上帝的敬畏这些是一致的。因此,教宗宣称皇帝是从教宗那里得到皇冠,是谎言,其本人更是个试图搅扰和平的人。而巴巴罗萨作为天选之人,他的地位来源于诸侯们对他的选择;教宗只能在荣誉上抬高他。“我的王国不是从他那里得来的,而是上帝赐予的。”巴巴罗萨这样宣称。教宗还夺取了原本属于皇室领地的维泰博(Viterbo)并将其作为他的居所以取代罗马,而罗马早已被他变成了“贼窝,以及魔鬼聚集的地方。”由于特里尔大主教是德意志地区的都主教,而且这座拥有圣彼得权杖的城市可以被看作第二个罗马,希林将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取代教宗的地位。可以想象,帝国法院的一些成员其实正在提议将特里尔大主教设定为中间审理人,以受理对主教们的诉讼。

那封所谓阿德里安致希林还有其他几个莱茵兰地区大主教的信件包含了教廷那套罗马帝国正统从希腊人转移到法兰克人的理论的第一次表述,教宗英诺森三世于1202年在Venerabilem法令中进行引用,以证明他在1198年对帝国选举那次有争议的干预。这份习作文稿的作者可能还借助了一封散佚的教宗信件作为范本,这封信件是对立教宗维克多四世居住在特里尔时,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即之前的枢机主教罗兰)在1162-1163年考虑授予曼努埃尔一世皇位时写的。这封伪作中的阿德里安宣称,德意志国王一直是所有国王中最低位最底下的,直到教宗匝加利亚(Pope Zacharias)让查理曼做了皇帝。(但这位伪作者将匝加利亚在751年加冕最后一个墨洛温家族的皇帝与利奥三世在800年加冕查理曼给弄混了。)同样的道理,教宗也可以将皇帝的地位还给希腊人。教宗重复并回答了枢机主教罗兰在贝桑松提出的疑问。“因此,如果不是教宗赐予,他的帝国从何而来?他的诸侯们,即日耳曼人的选举只能让他成为国王,但从我们的命令里,他才能成为皇帝、奥古斯都和凯撒。因此,他通过我们进行统治(imperat)”教宗的信是对先前大法官认为未曾加冕的德意志国王也有权使用帝王称号的反驳。

希林致信告诉阿德里安,他关于皇帝是从教宗那里得到帝国封地的这一说法,极大地触怒了巴巴罗萨,以及随之而来的纷争将威胁“整个世界和帝国的和平。”和1158年1月其他德意志地区主教们一样,希林没有将冲突归咎于巴巴罗萨,而是建议教宗先让步议和。作者通过希林传达了自己的观点,对德意志教会的利益和帝国权利的转移都没有提及。相反,希林重新复述了格拉修二元论(Gelasian dualism),借以提醒阿德里安如果说教宗是巴巴罗萨在精神事务上的“圣父和主宰”,那么皇帝就不是教宗的臣属,因为上帝以及任命他为凡间的“圣父和主宰”。教会的和谐取决于他们二人的共同努力,“因为,如果你是灵魂的领袖,他就是肉体的领袖”。自巴巴罗萨当选以来,大主教希林在帝国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这种观点安在希林身上,可能证明希林与弗赖辛的奥托还有狮子亨利一样,在贝桑松对峙之后曾充当了调停者。在任何情况下,帝国和教宗在信件中爆发的激烈争吵其实都开始于1159年9月枢机主教罗兰当选为教宗之后的时期,而不是贝桑松对峙之后便立刻发生,巴巴罗萨和阿德里安至少表面上还是竭力在寻求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不过,巴巴罗萨已经在通告中将枢机主教罗兰说成是“受不义的玛门(Mammon)的启发,傲慢、轻蔑而卑鄙,”所以当1159年,他在第二次远征意大利时拒绝接受曾在众人面前公开羞辱他的人当选为教宗亚历山大三世时,也就不足为奇了。​​​​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33

Chapter nine: The Second Italian Campaign 第二次意大利战役

Preliminary Preparations 前期准备工作
巴巴罗萨第二次远征意大利的目的是为了惩戒米兰屡次三番的反叛——毁坏他的徽章;不给他提供足够的补给;攻打科莫和洛迪,还有支持托尔托纳。皇帝还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阻止米兰在伦巴第地区的霸权,重新确立神圣罗马帝国在意大利地区的皇权,并且他在把斯陶芬家族大部分在德意志地区的领地交给他的兄弟康拉德还有堂弟罗滕堡的腓特烈后,也需要建立一个直属于自己的公国领。1155年9月至1158年6月他返回德意志期间,米兰加强并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重新占领并部分重建了托尔托纳。米兰的盟友布雷西亚(Brescia)也在1156年3月对其宿敌——亲帝国的贝加莫(Bergamo)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比亚恩德拉泰伯爵吉多(Count Guido of Biandrate)的指挥下,米兰在1157年5月击败了其竞争对手帕维亚,并随后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城堡(podestà)。帕维亚曾发动过叛乱,但米兰随后摧毁了许多帕维亚人的城堡,并在1157年9月击退了帕维亚和克雷莫纳的进攻。1158年4月,米兰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摧毁了洛迪旧城。据一位米兰的匿名者记载,米兰总共花费了50多万马克在提契诺河(Ticino)和阿达河(Adda)上修筑防御工事和桥梁,以进攻帕维亚、诺瓦拉和克雷莫纳。1158年是意大利地区的其他大部分城邦都站在巴巴罗萨一边,因为米兰威胁到了他们的自由。
巴巴罗萨从去罗马加冕的经历中吸取教训,认为自己需要更多的军队、充足的补给和维持必要的军事纪律。为了达到第一个目标,他要求奥地利、波西米亚和匈牙利也派出军队参战。在1158年1月雷根斯堡集会后不久,他的宫相达塞尔的雷纳德便前往意大利与巴巴罗萨的掌旗官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一起,为第二次意大利战役做准备。他们占领了里沃利(Rivoli)城堡,该城堡控制着通往维罗纳北部阿迪杰河上隘口的通道,1155年帝国军队回程时曾在那里遭遇过伏击。主教和维罗纳的市民都很尊敬地接待了他们,并和曼图亚、克雷莫纳还有帕维亚的市民都向皇帝宣誓效忠。

QUOTE
我发誓,从现在开始,我将忠于我的君主——罗马帝国的皇帝巴巴罗萨,为他对抗所有敌人,这是我对我的领主和皇帝的职责,我将帮助他捍卫帝国的皇冠及其在意大利的所有特权,特别是N市【原文就是city of N.我也不知道这里代指的是哪里,难道是诺瓦拉嘛】,以及他在其中有权管辖的任何地区,包括N市的主教区。我不能在这里或者其他地方剥夺他的王权(regalia sua),如果他的王权遭到威胁,我将真诚地帮助他恢复并维持这些权利。我不会参与到任何会危及他声明,造成肢体残缺,损害他荣誉或者使他被囚禁的阴谋或行为中。他的每一项命令,无论是当面亲自传达给我的还是以书面形式转达我的,或是通过他的代表转达的,我都要忠实地遵守,我绝不以邪恶的手段逃避。上述这一切我都要真心诚意地遵守,绝无隐瞒,以上帝和四部福音书的名义发誓。

这段誓言宣告了巴巴罗萨意图在意大利地区建立有效的统治。
特使们从维罗纳出发,经曼图亚前往克雷莫纳,在那里他们举行了一次集会,出席的有拉文纳大主教、米兰大主教,还有15名副主教以及许多意大利的贵族和城邦公社代表。然后他们经由罗马涅和艾米利亚前往拉文纳。在那里他们得知,尽管希腊人于1156年在布林迪西战败,但拜占庭的使节此时又来到了安科纳,表面上是为了雇佣军队与西西里的威廉作战,但实际上是为了控制亚得里亚海西岸的城市。在拉文纳城外,雷纳德和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遇到了一些曾于拜占庭人打过交道的当地名流;于是刚愎自用的奥托逮捕了一个拉文纳乡绅的头领并将其囚禁,直到他的怒火得到平息。巴巴罗萨的特使们在安科纳城外集结了相当多的军事力量,之后他们召见了曼努埃尔一世的特使,指控他们从事叛国活动。【你拜特使:我叛的是哪国,我是你国公民吗,这真的合理吗.jpg】希腊人对此表示抗议,认为自己是清白的,由于找不到他们犯罪的证据,他们在给雷纳德和奥托赠送了“丰厚的礼物”之后就被允许回家了。【敢情只是来敲诈勒索的】之后巴巴罗萨的使节们回到摩德纳,在那里接见了正要赶赴德意志的教廷使节,以平息皇帝在贝桑松与枢机主教罗兰和伯纳德发生冲突之后的愤怒。
雷纳德和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在1158年6月与米兰昔日的盟友——其在波河上的港口城市皮亚琴察达成了协议,这表明他们俩为巴巴罗萨争取更多的人力和物资采取了很多措施。皮亚琴察同意:在围攻米兰期间向皇帝提供100名骑士和100名弓箭手,并将再提供额外的400名弓箭手进行为期一月的服务;准许它们之前的敌人——即加入帝国阵营的帕维亚人和克雷莫纳人自由通过皮亚琴察人的营地;建立贸易市场,让巴巴罗萨的军队可以采购补给品,并建立可以进行货币兑换的场所。皮亚琴察将于6月15日终止与米兰的同盟,禁止米兰人进入其领土,在皇帝抵达意大利之后便即刻展开敌对行动,并向皇帝纳贡600马克,向其他宫廷成员支付60马克,并且只要巴巴罗萨还在意大利一天,就绝不与米兰议和。作为回报,帝国使节向皮亚琴察人保证凡是加入帝国军队的人,都会受到皇帝的恩典,只要他们愿意痛改前非,皇帝就会原谅所有公民先前所犯下的罪行。
我们不得不假设,雷纳德和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很可能与包括罗马在内的其他57个城市都达成了类似的协议,然后一同围攻米兰。【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jpg】由此看来,巴巴罗萨能够如同米兰匿名者所记载的那样,召集至少1.5万名德意志和意大利骑士,以及难以计数的步兵还有其他人员进行围攻,似乎是可信的。帝国军队的人数大大超过了米兰的公社民兵——包含约3000名骑士和9400名步兵,但在攻城战中,防守方是占据有利地位的。米兰的民兵分为六个单位,由骑兵和步兵混编而成,并以城内的六大城门(portae)命名。米兰军队和其他城邦公社民兵的核心都是carroccio,即战车。米兰的战车有一根桅杆,上面有一面旗帜,印有其守护圣人安布罗修(Ambrose)的形象。安布罗修因反抗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 r. 379-395)而成为反抗暴君的象征。战车在战场上具有一定的战术意义,因为步兵可以用它作为战斗的参照物,但它的主要意义还是象征性的。
在1158年6月前往奥格斯堡集结帝国军队之前,巴巴罗萨于5月在其位于凯泽斯劳腾的行宫中度过了一些日子。他解决了一些没有明确描述的家庭事务,并与“教会和圣人”进行了磋商,其中最著名的是布里克森主教哈特曼(Bishop Hartmann of Brixen)。 皇帝“将自己的私事”提交给了教务长进行审查和判断,哈特曼和其他教士向巴巴罗萨保证,“发动战争的理由”是“正义的”。教宗阿德里安在巴巴罗萨于加冕礼上与罗马人叛军战斗之后,就已经裁定,“士兵必须为自己的领主而战,要无条件服从”“这不是杀人犯而是复仇者。”巴巴罗萨真的那么关心他所想发动的战争是否符合圣奥古斯丁正义战争(St. Augustine’s just war)的标准吗?亦或者说,这些段落只是弗赖辛的奥托与拉赫文用自己的学识与虔诚进行了润色,以求让读者还有他们自己去相信皇帝的事业是正义的?这个问题我们无从得知。​​​​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35

The First Siege of Milan 第一次围攻米兰

1158年6月,部分帝国军队在奥格斯堡集结,因为带着一整支大军穿越阿尔卑斯山会面临严重的后勤问题。巴巴罗萨与诸侯们协商后,决定分成四条不同的路线翻越阿尔卑斯山。奥地利、卡林西亚(Carinthian)和匈牙利的部队通过瓦尔卡莱纳(Val Canale),即现代奥地利与意大利在卡林西亚交界处的南部。法兰克尼亚、莱茵兰和施瓦本的部队从位于莱茵河上游河谷、基亚文纳(Chiavenna)和米兰北部科莫湖之间的塞普蒂米尔山口(Septimer Pass)通过。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四世还有洛林的部队从大圣伯纳德山口(Great St. Bernard Pass)通过。巴巴罗萨与波西米亚人还有他的兄弟康拉德、他的表弟罗滕堡的腓特烈以及三位莱茵地区的大主教一起,通过布伦纳山口进入意大利。分兵的决定十分具有战略意义。巴巴罗萨本部从北面逼近维罗纳,因为维罗纳的忠诚度十分可以,而奥地利的特遣队从东面向该城施压,随后与皇帝会合。巴巴罗萨本部从东面进攻米兰,莱茵兰和施瓦本的部队从北面进攻,勃艮第和洛林的部队在贝特霍尔德的指挥下从西面进攻。巴巴罗萨在意大利的城邦盟友们将控制从南方进入米兰的道路。这样看来他们将从四面八方包围米兰。
巴巴罗萨在1157年得知波西米亚在波兰战役中的表现十分出色之后,便派他们作为先头部队。他们通过皇帝先前命令维罗纳建造的浮桥度过阿迪杰河,并在加尔达湖(Lake Garda)以南的橄榄树林中扎营,砍伐橄榄树做引火材料。 根据布拉格的文森特(Vincent of Prague)记载,维罗纳人建议波西米亚人与其劫掠他们的领地,不如向西进攻与米兰结盟的布雷西亚。贝加莫人与波西米亚人一起,在7月的两个星期之内摧毁了他们的宿敌布雷西亚的领地。巴巴罗萨在此期间已经推进到了奥利奥河(Oglio),此处是波河位于布雷西亚和贝加莫之间的支流,他也参与了持续的掠夺,直到布雷西亚人主动求和。乌尔斯贝格的伯查德记载道,帝国军队对布雷西亚造成了价值约6万马克的损失。布雷西亚人向巴巴罗萨交出了60名人质,向皇帝和波西米亚赔付了大量金钱,并宣誓加入对米兰的围攻。布雷西亚战役是巴巴罗萨对他即将在1160年至1162年间对米兰采取的更大规模战术的一次实验。
在布雷西亚投降之后,巴巴罗萨颁布了一些规章制度,目的是维持军营内的几率,保护意大利方面的非战斗人员以及维持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在军队中的和平。遇到营地内有人争斗,旁观者要使用棍棒而不是武器来制止;禁止妇女进入男人的住处;对放火焚烧村庄或房屋、抢劫教堂或集市的人,还有侮辱其他骑士的骑士以及在营地内以高于城市价格出售商品的德意志商人,都要进行严厉的惩罚;只有会讲德语的意大利人才被允许进入营地。
根据拉赫温的记载,巴巴罗萨随后对全军发表讲话,包括从阿尔卑斯山两侧招募的人,以及学过法律的人。据说,所有的人都对这次战役的最终目标其实一无所知。巴巴罗萨说,他“出兵的正当理由”是米兰因为“反对合法权威”而发起的叛乱。士兵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母语”热情地回应着;但法学家们告诉巴巴罗萨,尽管米兰人的行为很恶劣,但是按照惯例还是要对他们发出三次传唤,或者至少下一次“最后通牒”,以免事后他们会抱怨自己被非法裁决而没有机会响应。(这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如果在进军罗马期间就已经取缔了米兰作为神圣罗马帝国诸侯的身份,而且其他诸侯们也已经同意对该城发动战争,为什么还需要这样的法律程序。)米兰人向帝国派出了特使,徒劳地希望有其他诸侯能为他们求情,并且还赔付了一大笔钱才试图安抚巴巴罗萨;但皇帝心意已决,只有该城完全屈服才能让他感到满意。于是米兰被正式宣判有罪。
米兰的防守取决于他们能否守住阿达河(Adda),这条河从科莫湖流入皮亚琴察和克雷莫纳之间的波河,它构成了米兰西部与克雷莫纳东部之间的边界。大约有1000名米兰骑士在阿达河西岸巡逻。巴巴罗萨于1158年7月23日抵达东岸——位于北边的桥和南边的桥之间。北边的桥是从米兰到贝加莫的罗马古道穿过阿达河的地方,而南边的桥则位于米兰到布雷西亚路上的卡萨诺(Cassano)附近。阿尔卑斯山融化的积雪使阿达河变得汹涌,两座桥都被直接摧毁或严重损坏。第三座位于米兰-贝加莫公路交叉口以北的特雷佐(Trezzo)的桥倒是完好无损,但在西边的桥头上有防御工事。
巴巴罗萨和诸侯们在攻克米兰人的防御体系方面表现出了相当的战略素养。卡林西亚公爵亨利五世(Duke Henry V of Carinthia)被派去驻守特雷佐桥的东面通道,从而防止米兰人越过阿达河从北面进攻帝国军队。皇帝派遣1157年成功渡过奥德河的波西米亚国王弗拉迪斯拉夫和达尔马提亚公爵康拉德(Duke Conrad of Dalmatia,即1146年巴巴罗萨俘虏并宽大释放的达豪伯爵康拉德)南下,另寻其他渡河的通道。他们在卡诺萨以南找到了一个看上去很浅的浅滩,然后试图渡河。大约有60人溺死在汹涌的河水中。然而主力部队还是成功渡河了,他们沿阿达河西岸北上,并守住了卡萨诺桥,赶跑了米兰人。1158年7月24日,弗拉迪斯拉夫又再次击退了米兰人组织的反击。到了7月26日,帝国主力部队通过了匆匆修缮的桥,然而桥在人员的重压下还是倒塌了,造成了更多人员伤亡。特雷佐城堡在经过短暂的围攻后被攻克,并安插了一支德意志军队驻守。米兰东线的外围防御已经被攻克。
帝国军队并没有直接从卡萨诺向西进攻米兰,而是南下到兰布罗河(Lambro river),在洛迪旧城的废墟中扎营。8月2日,据布拉格的文森特记载,无家可归的洛迪人组织了一个包括主教、其他神职人员、寡妇和穷人的代表团,背着十字架跪在皇帝面前,要求伸张正义,并请求皇帝赐予他们一块新的家园,让他们可以留在那里,“为他和帝国的荣誉效力”。第二天是个星期天,据奥托·莫雷纳记载,“最神圣的腓特烈和诸侯们参观了蒙特盖佐内(Monteghezzone),即他计划赐予洛迪人的新家园”,那是阿达河西岸的一座小山丘,周围是沼泽地;巴巴罗萨立即让洛迪执政官进驻他们的新家园,并划定了它的边界。巴巴罗萨的行动速度表明,整个交易其实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后来到了12月3日,皇帝正式宣布将重建的新洛迪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作为自己的直辖领地,并授予它一些特权,包括在阿达河上建造唯一港口的权利。巴巴罗萨为新洛迪的防御工事、宫殿和大教堂的修建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洛迪新城的位置为巴巴罗萨提供了一个可以安全度过阿达河的通道,并控制了连接米兰、皮亚琴察和克雷莫纳的道路。
8月4日至5日,当帝国军队从洛迪旧城向西进攻米兰时,米兰的使节出现了,他们提出了最后的建议,希望能够重新获得皇帝的宽恕。文森特记载道,许多诸侯急于回家,提议皇帝干脆接受米兰的承诺,就此宽恕该城邦。毫无疑问,诸侯们发现在炎炎夏日里的战斗令人疲惫不堪,并对将要长期围城的前景感到震惊。然而,拉文纳大主教哈维尔贝格的安塞姆(Anselm of Havelberg,archbishop of Ravenna)警告巴巴罗萨不要被使节们的谦逊之词所欺骗,并敦促他为所有被米兰毁坏过的教堂和城市向米兰讨回公道。【瞬间出戏到,官家断不可和金人议和啊,国仇家恨不能忘啊.jpg】皇帝听从了安塞姆的劝告,不打算对米兰手下留情,这位主教高明的建议看起来与雷纳德一样好战。之后巴巴罗萨按照古代帝王所谓的习惯,扔下手套,公然宣布驱逐了米兰。文森特补充道,当安塞姆与8月12日突然去世的时候,军中传出了流言,说是上帝因为他建议巴巴罗萨围城而将他击倒。【草,这什么怪力乱神的说法】这种议论表明,巴巴罗萨是多么依赖诸侯们对他的支持,即便是在他权利达到巅峰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反对他对米兰的苛待。巴巴罗萨在意大利难以维持足够兵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诸侯们其实并不愿意打仗。
几位编年史家相互独立地记录了8月4日发生的一件事情,揭示了巴巴罗萨是多么强势而独立的君主,正如拉赫温所说的那样,贵族们争相做出一些英勇壮举以“追求他人赞美和成就自己的杰出”,而皇帝也决心要压制他们。 文森特评论道,德意志人有些嫉妒波西米亚人的骄人战绩。巴巴罗萨派将领带着50名骑士去侦查米兰周围的防御工事和潜在的扎营地点。而福姆巴赫-皮滕伯爵埃克伯特三世(Count Ekbert II of Formbach-Pitten)率领了大约500多名骑士未经巴巴罗萨的授权便加入了他们之中。大多数斥候们这时已经回营,这时,一支大约2000人的米兰精兵冲出城外,袭击了城外剩余的帝国军队。埃克伯特下马帮助一名被摔下马的战士,之后他几乎是独自一人徒步作战。他牵制了米兰人很长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被长枪刺中,之后被剥去盔甲并斩首——拉赫温提到,他听说埃克伯特被俘虏后在米兰城内被公开处斩。其他一些骑士被杀或被俘虏。拉赫温几乎逐字逐句从历史学家约瑟夫斯(historian Josephus)那里摘录了愤怒的皇帝对返回部队的指责,但最终他还是赦免了士兵们的过失,并警告他们要更加谨慎行事。拉赫温记载,埃克伯特的死加剧了巴巴罗萨向对手复仇的决心。而皇帝能够从形式上压制住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其实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成就。
第二天,1158年8月6日,巴巴罗萨兵临米兰城下。据当时随军的文森特说,军队在行军过程中被分成了7个部分。第一军由巴巴罗萨的弟弟莱茵行宫伯爵康拉德指挥,包含帕维亚人和克雷莫纳人。第二军由罗滕堡公爵腓特烈和蒙费拉托侯爵威廉指挥,包含维罗纳人、布雷西亚人和曼图亚人。第三军由波西米亚国王弗拉迪斯拉夫指挥,文森特自豪地记载,这支部队规模庞大,不需要额外的伦巴第地区城邦协助。奥地利的亨利(Henry Jasomirgott)指挥第四军。之后是巴巴罗萨亲自指挥的主力军团,其规模最为庞大。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和他的兄弟们率领由巴伐利亚人和德意志其他地区的人组成的第六军。其余没有提及的德意志、伦巴第诸侯在后方待命作为预备队。大军抵达后,巴巴罗萨将自己的部队布置在罗马门(Porta Romana)前,其他部队则围绕城市的东侧呈弧形建立了自己的营地。在巴巴罗萨的右翼是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的营地,距离皇帝最远,然后依次是罗滕堡的腓特烈与莱茵行宫伯爵康拉德、波西米亚国王弗拉迪斯拉夫、以及奥地利的亨利的营地。左翼则由帕维亚人以及意大利地区的大法官——科隆大主教腓特烈二世(Archbishop Frederick II of Cologne)的营地组成。实际上巴巴罗萨还是缺乏能够合围整个城市的人力。
米兰的城墙可以追溯到四世纪,而且年久失修。拉赫温说,城墙从平坦的平原上拔地而起,并不是特别高,但周长超过100个体育场(他这里一个体育场大约为607英尺),也就是超过12英里,这相当夸张了。有六个罗马式的双门,侧面有塔楼,还有至少三个小门是在后来几个世纪加建的。为了准备与巴巴罗萨的战争,1156年至1158年间,米兰在工程师吉恩特莱莫(Guintelemo)的指导下,在城市周围修建了护城河。挖掘出来的泥土被用来修建城墙,城墙上建有一个木质平台,护城河上有城门和桥梁,公社民兵便在城墙上驻守。 拉赫温还补充道,米兰人更多的是依靠自己与盟友士兵的数量和勇气,而不是依赖他们的防御工事。他报告道,诸侯们还得出结论,用箭塔或是投石机也很难攻下这座城市。如果米兰对自己的人数感到自信,就会从城墙后面发动反冲锋,那么帝国军队将不得不在长期的围攻中精疲力竭,或者干脆直接在战斗中被击溃。科隆皇家编年史的作者认为,帝国军队只是为了名声与荣誉(gloria)而战,而米兰人是为了解放(salus)而战。
要复原巴巴罗萨8月6日兵临米兰城下到9月1日米兰正式投降之间发生的具体细节或者确切的时间线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编年史学家提供的确切日期很少,而拉赫温、奥托·莫雷纳以及文森特分别侧重于涉及到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波西米亚人的小规模冲突。举例来说,8月6日帝国军队正在部署中,而营地的防御还没有完全布置完毕,这时米兰人袭击了罗滕堡的腓特烈以及莱茵行宫伯爵康拉德指挥的分遣队,拉赫温推测,也许是因为他们部队的规模比其他人药效,而且指挥官年轻且缺乏经验,所以自然而然成为了首选目标。(此时康拉德大约20岁,而腓特烈只有13岁)。【让13岁孩子上战场,巴巴罗萨你真的是人啊】文森特随后即在,波西米亚的援军解救了他们。而意大利方面的资料则认为,米兰人想要攻击的首选目标并不是霍亨斯陶芬家族的两位王子,而是波西米亚人,奥托·莫雷纳记载此事发生在8月6日之后。
在另一起事件里,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与他的兄弟腓特烈还有小奥托观察到,新门(Porta Nuova)是米兰人防守的薄弱点。于是维特尔斯巴赫兄弟在夜间发动攻击,点燃了护城河上的城墙和桥梁——如果处置不当的话,大火很可能会蔓延到整个城市,然后他们夺取了城门。双方都有不晓得伤亡。(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是弗赖辛教区的赞助人,那么拉赫温关于这一事件的资料来源是他吗?)根据米兰匿名者的说法,不明身份的敌军士兵在护城河和新门前杀死了一些守军;但市民们随后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并扑灭了火焰。我们无法确定在新门的混战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类似的小规模冲突还有提及奥地利的亨利、蒂罗尔伯爵阿尔伯特二世,而托萨门(Porta Tosa)前也有类似的战斗,德意志人、克雷莫纳人还有洛迪人的联军对米兰发起了进攻。
巴巴罗萨每天亲自率领规模不定的监察队,在城内迂回巡视以求发现防御工事的薄弱环节并发动攻击,摧毁米兰的粮食储备,并封锁从西面进入城内的通道——毕竟帝国军队并没有在那里扎营。他派遣其他人去破坏米兰的农田(contado)。袭击者在田地里进行大肆破坏,将葡萄树和橄榄树连根拔起,并毁坏磨坊、烧毁房屋。许多农民都躲进了城市里。科隆皇家编年史作者指出,由于农民们无法在外面放牧牲畜,这些牲畜在城内造成了可怕的恶臭。而根据文森特的说法,帕维亚人、克雷莫纳人和洛迪人摧毁了蒙扎(Monza)以及其他很多米兰盟友的城堡,但他也承认,波西米亚人也参与了烧毁城堡和农庄,并劫掠了很多年轻漂亮的女性,带回了波西米亚军队的军营——这是中世纪时关于战争现实十分罕见的承认。布拉格主教丹尼尔通过他的恳求,再加上付出了一些金钱补偿,促使波西米亚军队释放了这些妇女,将他们送回米兰。拉赫温也强调了克雷莫纳人和帕维亚人的勇气以及他们对米兰人无与伦比的憎恨,因为这两只特遣队都无法单独击败米兰的精锐部队。在城邦之间的斗争中,双方对俘虏都不留情面,残忍地杀害了对方的俘虏。
在围城期间,几乎所有编年史家都提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事件,便是巴巴罗萨夺取了罗马之门(Arcus Romanus)。他自己的营地就驻扎在位于罗马门前大约600米处。这座晚期的仿古石结构建筑建于380年后不久,是一座四面的罗马式凯旋门,是从米兰通往罗马的道路的起点。现代挖掘结果表明,它款10.85米,长18米。在顶层有一个被拱门的柱子所支撑着的一个房间,拉赫温记载,米兰人在这里驻扎了大约40人,携带武器和一些辎重。拱门作为一个观察哨阻挡了通往罗马门的通道,毕竟无论谁占领了这里都可以对整座城市或是周围的营地一览无余。
关于巴巴罗萨是如何夺取拱门的,众说纷纭。根据拉赫温的说法,它太坚固了以至于无法用攻城车直接摧毁,所以皇帝用三队弓箭手包围了它,他们向任何敢于冒险登上城头的人射击。如果我们相信关于巴巴罗萨事迹比较具有传奇性的描述,那么便是皇帝一反所有骑士的传统,亲自开弓放箭。之后被压制的守军便投降了,巴巴罗萨甚至还大度地允许他们安全离开。拉赫温补充道,拱门随后便被帝国军队占领。奥托·莫雷纳则记载,德意志人围攻了该拱门8天,并试图用锤子和斧头拆毁支撑柱。他们削弱了拱门的结构,以至于守军开始担心拱门会倒塌,于是选择投降并撤离。随后巴巴罗萨换上自己的部队驻守在了拱门之上,并部署了一个向大门投掷大石块的投石车。(显然拱门的安全情况要比守军所担心的那样好。)出于报复,米兰人又修建了一些小拱门。米兰匿名者指出,巴巴罗萨的手下被迫放弃拱门,因为拱门上的门梁断裂了。米兰骑士随后冲出城外缴获了许多帝国军队的马匹,数量之多以至于一匹马在当时的米兰只值4先令。
尽管经历了这一明显的挫折,拉赫温、文森特还有乌尔斯贝格的伯查德还是将夺取拱门,以及对米兰城防的破坏说成是围城期间的决定性转折点。由于奥托·莫雷纳记载,帝国军队用了8天围攻拱门,假设巴巴罗萨从一开始便立即意识到了拱门的战略意义,那么夺取拱门的最早日期也不会早于8月14日。拉赫温则记载,米兰城里现在挤满了来自乡下的难民,饱受饥饿和疾病之苦——虽然我们很难相信米兰的执政官没有在围城之前就进行物资储备。
这时城里有更多谨慎的人开始主张议和,据拉赫温记载,“土生土长的米兰公民”、“值得信赖的调停者”—— 比亚恩德拉泰伯爵吉多(Count Guido of Biandrate)向他的同胞们发表了大意如此的演讲。虽然几乎可以肯定并没有这回事,但吉多的确是代表米兰进行调节的理想人选,毕竟吉多是代表巴巴罗萨参加康斯坦茨条约谈判的使节之一,也是米兰在1157年击败帕维亚人的指挥官。他在围城期间出现在米兰,使得人们意识到大贵族并不都是公社的支持者,城内其实也有帝国派。事实上,在9月8日米兰投降后不久,巴巴罗萨就因伯爵和他继承人的伟大功绩,将都灵主教查理(Bishop CHarles of Turin)转让给吉多的城堡还有皇室在基耶里(Chieri)的庄园都赏赐给了他们。公社接受了吉多的建议,通过中间调停者与巴巴罗萨展开谈判。而在帝国军队里,8月12日对米兰态度最激进的哈维尔贝格的安塞姆忽然去世,而其他许多诸侯都十分希望有机会能够尽快结束在8月酷暑中进行的漫长围攻。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46

Milan’s First Capitulation 米兰的第一次投降

米兰人在追求和平的过程中,最初选择接触阿奎莱亚都主教皮尔格里姆(Patriarch Pilgrim of Aquileia)、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和布拉格主教丹尼尔,也许还有科隆大主教腓特烈。雷纳德和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代表巴巴罗萨参加谈判。而皇帝的亲戚,即他的叔叔奥地利的亨利,还有波西米亚的弗拉迪斯拉夫作为最主要的中间人。弗拉迪斯拉夫向布拉格的文森特口述了协议的条款。拉赫温将落款日期为1158年9月1日的正式文本收录惊了《Deeds》中。看来在攻占罗马门之后的几天内双方才敲定了协议的细节,惩戒了先前米兰对巴巴罗萨荣誉一再的侮辱行为,但同时也保留了该城的部分自治权。

米兰将承认洛迪和科莫的独立,这也是巴巴罗萨在1154年就已经提出的要求,并且米兰将不得阻碍这两个城市的重建,也不能对他们先前的市民施加任何新的义务。巴巴罗萨做出的一个关键让步是,允许米兰保留其他的公社联盟。但所有年龄在14至70岁之间的米兰人,无论级别高低,都必须向皇帝宣誓效忠。米兰承诺为皇帝建立一座宫殿,并维持其修缮工作,然后分三次向皇帝、皇后还有其他宫廷成员支付金钱共9000马克。米兰交出了300名人质以示遵守承诺,文森特记载道,这些人包含150名贵族和150名平民,而米兰匿名者补充道,这些人的年龄在12至20岁之间。弗拉迪斯拉夫和其他诸侯们认为,如果皇帝愿意的话可以带50名人质返回德意志,然后所有人质都将在1159年圣诞节前被释放。

目前在职的执政官将保留其职位直至1159年2月1日,并且要向皇帝宣誓效忠。之后人民将选举继任者,但必须由巴巴罗萨承认。只要皇帝还在伦巴第,一半以上的新执政官就都要列席在皇帝身边。如果巴巴罗萨去了其他地方,那么他们中只要派两个人去参加他的集会,并代表自己和他们的同僚向皇帝宣誓效忠。其他不在场的执政官则要当着同胞们的面宣誓;如果皇帝派遣使节到了意大利,也要遵循同样的程序。访问米兰的使者被授权住在巴巴罗萨的宫殿里,并在那里“以帝国荣誉的名义”处理公务。1159年1月,因为巴巴罗萨没有遵守选举新执政官的程序,导致米兰人虐待他的使节,冲突便再次爆发了。

米兰在之前城邦战争中所俘获的所有俘虏,都要在帝国军队出发之前移交给波西米亚国王弗拉迪斯拉夫。当巴巴罗萨代表“克雷莫纳、帕维亚、诺瓦拉、科莫、洛迪还有韦尔切利(Vercelli)的人民”与米兰及其盟友——托尔托纳、克雷马还有科莫湖中的伊索拉-科玛西纳(Isola Comacina)正式达成和平协议之后,国王再将这些俘虏移交给皇帝。如果皇帝没能和米兰达成协议,这些人也会被还给米兰;而且他不会追究米兰及其盟友谈判不成功的责任。米兰被要求向皇帝交出“铸币权,以及收取市场费、过路费等费用”的帝国诸侯册封权利。如有人主张对王权的合法诉求,但拒绝在皇帝或其他代表面前正式提交他的要求,米兰人将对他的人身和财产进行惩罚,并将皇权归还给皇帝。这一规定实现了雷纳德和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在年初颁布的要求各公社宣誓效忠时所阐述的收回先前被让渡的王权的目标。米兰人有义务真心诚意地遵守和平协议中的条款,除非他们因为某些合法的原因而无法达成,或是巴巴罗萨以及他的代表,或是继承人同意修改上述条件。

作为回报,在克雷马支付了120马克之后,皇帝同意恢复米兰和克雷马的规模;并在一次大集会上公开宣布撤销对米兰及其盟友的禁令;将他过去或者最近抓获的所有俘虏交给弗拉迪斯拉夫;在米兰交出人质和俘虏的两三天后便终止围攻;之后不计前嫌地对待米兰及其盟友。米兰人可以继续向他们的盟友征收税款,但科莫、洛迪和米兰西北郊外的赛普里奥(Seprio)的居民除外,他们最近已经向皇帝宣誓效忠。除此之外,对米兰人先前错误行为的惩戒并没有什么多于的附加条款了。雷纳德作为帝国大法官代表意大利大法官——科隆大主教腓特烈正式签订了和约。

米兰在9月8日的圣母诞辰上举行了投降仪式,使得巴巴罗萨赦免了他们。文森特对此提供了最为详细的描述,他表示,这次仪式的细节安排经过了大量的商议,因为这是米兰向皇帝屈服的最直观体现。巴巴罗萨在罗马门外的拱门附近搭建起了他那华丽的帐篷——那是他从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那里得到的礼物,文森特详尽地记载了这一细节,并且将它与建造了罗马门的帝国前任皇帝们联系在了一起。米兰人艰难地穿越了在场的许多帝国士兵,从大门走到帐篷。米兰大主教奥伯特(Archbishop Obert of Milan)在作为调停者的班额比个主教埃伯哈德还有布拉格主教丹尼尔的护送下,领衔游行队伍。神职人员戴着十字架和一些宗教仪式器物亮亮相随。在他们之后是按照等级排列的身着法衣的教士与修士。巴巴罗萨坐在王座之上用和平之吻接见了奥伯特;奥伯特在得到皇帝会仁慈地处理“最古老的皇城”的保证后,回到了其他大主教们的序列中。

米兰的12位执政官被要求进行集体忏悔和羞辱性的仪式,他们“衣衫不整,赤着双脚,脖子上挂着出鞘的剑”,走到皇帝面前。出鞘的剑寓意着他们有罪,理应被处决。文森特记载,他们曾向皇帝贿赂过一大笔钱,希望能够穿着鞋进行这个仪式,但这个要求被拒绝了。然而,执政官们并不需要匍匐在巴巴罗萨的脚下,这也是经过修改的仪式流程。其中一位执政官翁贝托-ab-奥托(Obertus ab Orto)被作为见证者的文森特记载为一名精通伦巴第和拉丁语、学识渊博的人,对皇帝说:“我们犯了罪,做了不公正的错事,向您乞求宽恕。我们的脖子即是所有米兰人的脖子,我们屈服于您的统治和利剑,在您的剑之前,我们的一切武力都要服从您的皇权。”选择翁贝托作为米兰方面的代表可以说并不是随意而为。他曾与1154年在隆卡利亚担任巴巴罗萨的法律顾问。然后在引导帝国军队在米兰乡村所遭遇的致命旅途中,他似乎为自己开脱了责任。据推测,翁贝托和吉多伯爵一样,都是城中亲帝国派的成员。巴巴罗萨抽回了每一位执政官脖子前悬挂的剑并交给仆人,然后宣布将赦免他们。

奥伯特大主教随后以圣母降生的弥撒结束了帐篷里的庄严仪式。它采用了安布罗西亚的礼制(Ambrosian liturgy),这也是米兰最引以为豪的教区自治和城邦遗产的象征。巴巴罗萨和弗拉迪斯拉夫在弥撒中都戴上了他们的网关。文森特补充道,米兰人释放俘虏时放出了超过1000名帕维亚人和其他城邦的公民,其中一些人已经被囚禁了十多年。作为皇帝胜利的标志,帝国的旗帜被悬挂在大教堂的尖顶上——米兰匿名者忍不住在这里自豪地补充描述道,这时伦巴第地区最高的建筑。米兰的投降对于巴巴罗萨来说是个伟大的胜利,但对米兰来说并不是完全的失败。它被迫承认皇帝的宗主地位,承认科莫和洛迪的独立并交出相关的行政权力;但它的城墙依旧完好无损,它的一些盟友仍然忠于它;并且它还保留了选举自己执政官的权利,尽管需要经过皇帝的确认。执政官们在走向皇帝时没有穿鞋,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没有义务匍匐在皇帝的脚下。这种区别是很重要的。

9月下旬,皇帝从米兰向东北进驻蒙扎,“他的意大利王国首府所在地”,尽管这里在最近的战斗中被帕维亚人付之一炬;“按照以前的皇帝的惯例”,他在那里戴上了皇冠。(事实上,已知的唯一一位在蒙扎加冕的国王,是巴巴罗萨的叔叔康拉德三世,而且他只是在1128年以对立国王的身份加冕。)巴巴罗萨下令由自己出资将教堂重建。之后他解散了大部分军队。波西米亚国王弗拉迪斯拉夫、奥地利的亨利、匈牙利人、美因茨大主教阿诺德和扎林根公爵贝特霍尔德四世就都回国了。文森特解释道,弗拉迪斯拉夫生病了,但人们不禁感到好奇,这些诸侯们是不是在八月初就已经寄希望于议和,而并不想围城了呢?无论如何,巴巴罗萨对弗拉迪斯拉夫的参与表示感谢,并向他赠送了礼物和从米兰那里得到的1000马克。弗拉迪斯拉夫勉强同意让布拉格主教丹尼尔留下,他对巴巴罗萨来说很有用,因为他能说流利的意大利语。巴巴罗萨派遣丹尼尔造访意大利的几个城邦,甚至包括皇帝最忠诚的盟友克雷莫纳和帕维亚,以确保他们宣誓效忠并要求他们提供人质。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也曾到费拉拉(Ferrara)执行类似的任务,他突然到达那里并劫持了40名人质。拉赫温对此评论道,巴巴罗萨在意大利强加的秩序造成了“巨大的恐怖与恐惧”,虽然没有人敢反抗,“但暗地里很多人心中都怀着恶意。”

巴巴罗萨于10月出发去维罗纳与图里森德斯(Turisendus)打交道,拉赫温记载这人是个维罗纳公民,但他也是已故的维罗纳主教西奥巴尔德(Theobald)的侄子。他的叔叔很可能将维罗纳西北的加尔达湖上的加尔达城堡授予了图里森德斯,巴巴罗萨称其为皇家城堡。巴巴罗萨曾命令维罗纳人将加尔达湖还给帝国作为直辖领地,但他们拒绝了,于是他宣布维罗纳人是帝国的敌人。为了让维罗纳人感到恐惧,巴巴罗萨的手下摧毁了城市周围的地区。然后他一路南下,越过波河去管理玛蒂尔达遗产的领地。这一行为很可能与教廷发生冲突。他还驱逐了大量一路跟随他军队的妓女和行商。最重要的是,他于1158年11月11日在召集意大利贵族、各城邦的执政官以及他曾在1155年于博洛尼亚会见过的四位罗马法专家,在隆卡利亚举行了一次大集会。拉赫温记载,他的目的在于“宣布和平法则”,“在专家们必要的合作下,讨论一些帝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他们(意大利人)遗忘和忽视的权利,并把这些长期以来的遗留问题给解释清楚。”​​​​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46

The Roncaglia Assembly of 1158 1158年的隆卡利亚集会

摄政权或者皇权的概念起源于叙任权之争期间,因为公知【草,原文真的是publicists】和教规主义者【canonists】抓住了教会的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之间的区别。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主教从国王那里授权获得的世俗权力,和教师节及从其他渠道获得的在规章制度以内的世俗权力与教会财产。教宗帕斯卡尔二世曾在1111年2月许可德意志地区的主教们将自查理曼、虔诚者路易和亨利一世等国王们以来属于王国的王权归还给亨利五世。教宗对王室权利的定义是:“城市、公国、货币、郡县、铸币厂、收费站、集市、代理人以及明显属于王国的庄园及其附属设施、附庸和皇家城堡。”在12世纪的德意志,regalia仍然特指教会诸侯通过封建制度从国王那里得到的土地和行政权力。

在巴巴罗萨掌权之前,公证人很少在意大利地区使用regalia这个词,但当他们使用时,他们便将这个词的范围扩大到了包括贵族和城邦公社以及教会从皇室那里获得的权利。例如,在1140年,康拉德三世将卡斯塔诺(Castano)和洛纳特(Lonate)的人持有的全部王室财产(tota regalia illa regis),即他们在提契诺河畔所建的磨坊,授予了比亚恩德拉泰伯爵吉多。在1158年之前,康拉德的大法官和巴巴罗萨的公证人偶尔也会在意大利和勃艮第地区的特许状中加入“保留我们在一切事物中的权利”的条款,以保护王室尚不明确的剩余权利。正如我们所见,一个位于德意志的诸侯法庭在1155年废除了沿美因河征收所有没有得到皇家书面授权进行收费的权力。1158年春,雷纳德和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曾要求各城邦公社宣誓协助皇帝收回和保留王室所让渡的权利(regalia sua);9月,米兰被迫交出其非法侵占的权利。1158年11月在隆卡利亚召开集会的目的,是为了明确帝国在意大利地区的利益,并在整个意大利地区实施休养生息的计划,整个程序和在美因河沿线征收通行费时是一样的。

拉赫温曾前往隆卡利亚告知巴巴罗萨他的叔叔弗赖辛的奥托的死讯,并获得他的许可来继续撰写《Deeds》一书。他记载道,皇帝将他的营地和从德意志地区带来的部队部署在皮亚琴察附近波河南岸的隆卡利亚平原上,而意大利人则驻扎在河的对岸。巴巴罗萨于11月11日抵达后的两天内,一座横跨波河的桥便已经建成,将双方连接起来。拉赫温记载,军队仍然是按照“罗马士兵的古老习惯”组织起来的,然后他引用了约瑟夫斯的《犹太战争(4.1-2)》中的话阐述了这一点。这种描述究竟是拉赫温作为迂腐文人的象征,还是说像巴巴罗萨这样的中世纪指挥官真的会在学识渊博的主教的建议下,去效仿罗马时期的做法?

拉赫温说,巴巴罗萨抵达隆卡利亚之后,花了三天时间与主教们还有“极少数秘密认识到了他计划的诸侯”——大概是指雷纳德、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和布拉格的丹尼尔?——一起商议,意图设计一个“健全管理意大利事务的方案,让他们为教会的和平与安宁而欣欣向荣,并为加强帝国的皇权与荣耀尽义务。”奥托·莫雷纳注意到了4位博洛尼亚法学家也出现在隆卡利亚,他们也参加了这些讨论。第四天,巴巴罗萨通过一名翻译在大会上发言。【胡子王你是真的丢人文盲啊】这篇演讲稿中大量引用了撒路斯提乌斯(萨卢斯特,Sallust)和格拉提安(Gratian)的法典化教程,这显然是拉赫温的手法;然而,如果拉赫温作为目击者的证词在某种程度上是可靠的话,就表明巴巴罗萨并不打算仅仅凭借自己的权威去颁布法律,而是计划在意大利人的协助下恢复被遗忘的古老习俗。在拉赫温另一篇虚构的演讲词中,米兰大主教奥伯特代表大家回答道,意大利“在许多世纪之后……著名的胜利者、和平的征服者”将不再作为一个暴君来统治他们,而是将意大利人“当做亲人和兄弟”一样对待。 虽然巴巴罗萨的意愿既是法律,但根据查士丁尼法典中的说法,“提出对诸侯们有利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款时”,皇帝“会很高兴与他们协商法律、正义以及帝国荣誉相关的事务。”第四天的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

巴巴罗萨在4位博士和其他城邦的法学家的建议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从早到晚审理了许多案件。拉赫温记载,原告们按照意大利地区的习俗,携带着十字架出庭。据说,巴巴罗萨“对拉丁人的智慧感到惊奇,这些人对自己的法律知识非常引以为豪,但却时常被发现是违法者。”为了处理积压的案件,皇帝任命法官去审理各个教区的案件;但为了保证公平公正,他没有让这些人在自己的城市里任职。11月17日至26日,巴巴罗萨在隆卡利亚至少颁布了8项特许状。

拉赫温特别提到了涉及皮亚琴察和米兰的案件。当克雷莫纳人前往集会的时候,皮亚琴察人从皮亚琴察出发,向他们的宿敌发起了挑战。两座城市的人都有所伤亡和俘虏。克雷莫纳人声称,这次袭击是对皇帝的侮辱,因为再巴巴罗萨抵达意大利之前,皮亚琴察人曾在他们与帝国使节所达成的协议中发誓,效忠皇帝的克雷莫纳人可以安全通过皮亚琴察人的领地。皮亚琴察人反驳道,他们并非对皇帝无礼,而是在与自己的宿敌交战,克雷莫纳人一直在破坏他们的领地,现在又在皇帝面前装可怜。巴巴罗萨对皮亚琴察人的边界不以为然,他的判决是支持克雷莫纳的,因为皮亚琴察先前便屡次表现出了背叛行为。皮亚琴察人在支付了一笔数额客观的罚款后得到了皇帝的宽恕(不过拉赫温没有提具体数额)。之后,皮亚琴察市民同意填平他们最近修建的护城河,拆掉他们的塔楼,这样他们未来就无法反叛皇帝。拉赫温和奥托·莫雷纳并不认为皮亚琴察会遵守这一诺言。巴巴罗萨在这些城邦之间结成的反米兰同盟是非常脆弱的。皇帝亲自就米兰非法侵占蒙扎城堡一事对米兰提出指控,而法院很难公正地做出对他有利的判决。这也是米兰后来在1159年1月再次反叛的一个重要原因。​​​​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47

1158年11月23日,皇帝给4位博洛尼亚的法学家指派了任务,要求他们如实地确定他的帝国在伦巴第地区的权利,以及他本人所拥有的摄政权。他们对此回应道,如果没有伦巴第地区其他城市的法官参与,他们不建议这样做——这样说无疑是为了使他们的决策更为可信。巴巴罗萨从伦巴第的14个城市中各选出2名法官,共计28人来协助4位法学家进行工作。按照他们向他许诺的誓言,他们要对这一地区的所有权力分配情况进行调查,并公开宣布结果。我们关于这些诉讼的资料来自于奥托·莫雷纳,而他很可能便是这28位法官之一。法律专家们相互商议之后回到了皇帝身边,当着所有诸侯们的面向他递交了一份书面声明,上面列举出了意大利地区所有的摄政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通常拉赫温会在叙述中加入关键法律和信件的文本,而在这里他只是大概总结了一下隆卡利亚集会的决定,这很可能说明,巴巴罗萨从未以书面形式颁布过这些决定。他在隆卡利亚颁布的四部法律的现存文本中,关于宫殿和税收的法律的完整文本是在20世纪60年代才被发现的,实际上这部法律是后来为了处理大法官和公证人的利益纠纷而制定的摘要;他们通常从记忆中引用法律的相关部分,并根据具体情况来调整适用的法律规则。按照日耳曼的法律程序,法学家们只是“发现”了被遗忘或是被忽视的现行法律;他们并没有创造新的法律。因此,尽管巴巴罗萨十分依赖平民法学家,他也没有下令将这些条款纳入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s Code)。

第一部关于摄政王权的法律列举了以下与国王相关的摄政王权,排序不分先后:arimanni(即拥有土地的自由民);公共道路;航道及那些连接航道的河流;港口;河堤;收费站;铸币厂;无主的土地;因犯罪而被收缴的货物;在主要道路和岔路上运输货物和征用船只的权利;为帝国的远征征收特别税款;任命司法行政官来管理司法;银矿;行宫;渔业和盐业的收入;叛国者的财产;在属于皇帝或教会的地方发现的无主宝藏,皇帝有权占有一半,如果皇帝出了力则可占有所有。拉赫温对于摄政权的列举,大部分是根据他从议事录中回忆出来的内容,除了一些相同的通行费、郡县、田地、磨坊、桥梁之外,还包括每年上缴的财产税和人头税。此后不久颁布的宪章表明,在隆卡利亚集会上颁布的授予皇帝的摄政权中,还包括集会的召开权、款待权、火炉、森林,以及使用可测量的计量单位来销售葡萄酒、谷物和其他可测量的商品。总而言之,要求恢复王室对于意大利地区的摄政权,不仅是为了挽回所谓王室让渡给下级城邦的治理权,也是为了在意大利地区更好地为皇帝敛财。

第二部法律,即Omnis jurisdictio【这啥意思啊我没看懂】,主张:“所有的管辖权和所有的强制执行权都归属于皇帝,所有的法官都应从皇帝那里获得行政权力,并按照法律规定宣誓。”用princeps而并非imperator这个词来表示君主是沿用了罗马的习惯,而对帝国主权的主张来自查士丁尼的一部作品;但jurisdictio和districtus这两个词是中世纪时才有的。例如,巴巴罗萨在隆卡利亚颁布的和平条例中,明确禁止出售属于帝国的法理领地,这些地区与治理权所附带的税款(allod)将一并纳入皇帝本人的直辖领地。法官不仅指法院的主审法官,在这里也指代所有拥有公共权力的人。

在第三项法律“palacia et pretoria”中,法学家裁定:“皇帝有权在习惯城市中建造行宫和庄园。”博洛尼亚法学家从查士丁尼法典中摘录了“palacia et pretoria”这一短语,该法律原文是禁止行政总督在行宫和由总督直辖的城市中要求建造私人住宅,但他们把这一规定变成了皇帝有权建造宫殿,就像巴巴罗萨在米兰、蒙扎和洛迪所做的那样。耐人寻味的是,城邦法学家们后来又成功地限制了这条关于宫殿的法律的普适性,在法条中加入了“在习惯城市(in the customary cities)”这一定语。皇帝在意大利各城邦拥有行宫的权力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帕维亚人曾在亨利二世皇帝于1024年去世后摧毁了在帕维亚的行宫。他愤怒的继任者康拉德声称这一行为是对帝国的冒犯,因为宫殿属于帝国而非皇帝个人。

第四项法律Tributum dabatur并不是一条规定具体行为的法律,二世博洛尼亚法学家根据查士丁尼发店,辅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2:21中关于“凯撒的东西归凯撒”的话语,确定了罗马皇帝征税的具体形式,即人头税和田地税,并揭示了各种税收的征收方式和时间。这部“法律”并没有授权巴巴罗萨在真个意大利地区实行这样直接的征税制度,但它提出了一个期望,虽然在之后的日子里从未实现过。帝国官员确实每年都在帝国直接管辖的地区征收炉灶税和畜牧水。但是,这些税款是否和fodrum重合,或者说是否仅是各城邦在其附属乡村中征收的要上缴给王室的税收,是一个具有很大争议的话题。应该指出的是,拉赫温在他的法条清单中包含了“每年缴纳的税款,不仅是土地税,还有意大利人的人头税”。即便巴巴罗萨没有试图直接在整个亚平宁半岛征税,但他指定的这个收回自己摄政权的方案,其囊括范围之广还是令人叹为观止。

拉赫温记载,在法学博士和其他城邦公社的法学家们宣布了他们的计划之后,“皇帝很认真地表态了,关于王国的正义,以及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篡位者的无礼或是皇室的疏忽,帝国已经失去了在意大利地区应有的尊严。”鉴于意大利人没有拥有王权的法理依据,以米兰大主教奥伯特和米兰公社执政团为首的主教、贵族还有城邦选择将王权拱手还给皇帝。然后他慷慨地将这些徽章归还给先前的持有者,以表明他们现在是通过皇室授予得以拥有这些权利。【这不形式主义,吃了吐吗……】王室保留了剩余的被非法侵占的皇权,据拉赫温说,这些权利每年提供的收入大约为3万镑。隆卡利亚会议由此确立了意大利的一切领主权利均由帝国册封而来的原则,但由于这一决定是有利于教会和封建诸侯的,所以他们比城邦公社们更有可能从王室那里获得一些特权。

除此之外,拉赫温还记载,大会裁定皇帝有权“在征得人民同意的情况下,自行挑选议长(podestàs)、执政官和其他地方官员,他们(既忠诚又明智),将懂得如何既能维护皇帝的荣誉,又为公民和他们的祖国维护应有的正义。”这一决定侵犯了米兰人的权利,先前在9月1日达成的协议保障了米兰人选举自己执政官的权利,虽然必须得到皇帝的承认。1159年1月,巴巴罗萨的特使试图在米兰城推行这一程序,结果引发了米兰的又一次反叛。为了保证所达成的协议都被遵守,所有城邦都要发誓,并且同意如果巴巴罗萨需要的话,将提供人质以保证他们将遵守协议。米兰、克雷莫纳、帕维亚和皮亚琴察都给皇帝提供了众多人质,但奥托·莫雷纳补充道,米兰在和克雷莫纳停战不到7个月后便又出兵与其交战,并且还在更早的时候毫无道理地再次进攻了洛迪。​​​​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47

此外,巴巴罗萨还在隆卡利亚颁布了1154年封地法律的修订版本,该法律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地区都适用。乌尔斯贝格的伯查德指出,按照日耳曼诸侯的习惯,皇帝还颁布了一项Landfriede,即和平法令。与先前列出的那些在隆卡利亚集会上完成的法律不同,拉赫温将这两部法律的文本列入了《Deeds》。除了他的叙述之外,这两部法律还有意大利语版本,但在德文资料里并无处可寻,只存留于伦巴第封建法的汇编,即《Libri feudorum》之中。因此,这些法规在德意志地区有多大的实际效力其实是值得怀疑的,但需要强调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巴巴罗萨是希望将整个帝国作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来进行处理。

除了要求两个王国的臣民都参加所有的帝国战役,而不仅仅是Romzug【即之前巴巴罗萨前往罗马加冕的活动】,1158年关于封地的法律,比如禁止拆分公国还有郡县,在德意志地区已经出现。其他的一些封地可以被分割,但每个封臣都必须对领主宣誓效忠。诸侯或者分封者的儿子如果得罪了诸侯的领主且拒绝作出补偿,则不得继承或保留该封地。诸侯有权解决他封臣之间的争端;与他平级的其他诸侯有权裁决双方之间的争端。在直接向领主宣誓效忠时,他们一般都选择忽略皇帝。虽然在理论上,所有的皇帝都要向皇帝表示应有的敬意,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经典的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附庸?】

在和平法令中,巴巴罗萨命令整个帝国所有被他直辖的诸侯们永久性地保持和平。“18至70岁的公爵、侯爵、伯爵还有其他领主,以及他们下属的所有贵族,无论级别高低”,每5年便要宣誓一次,将维持和平并协助统治者维护和平,否则他们的财产就将被没收,房屋也要被摧毁。除了要求有关部门依法惩处犯罪行为之外,巴巴罗萨还禁止了非法勒索,特别是对教会的非法勒索,这也是城镇和城堡长期以来存在的弊端,他还宣布所有以武力或恐吓勒索手段签订的合同义务都无效。法官和其他所有被皇帝授职的地方官,如果不按律惩处违反和平的行为,就也要受到连带处罚。如果他们是更高级的地方官员,那么他们则还需要向国库额外缴纳10磅黄金的罚款。违反和平的罚款是很严厉的:一个位于意大利的主教区城市(civitas)需要缴纳100镑黄金的罚款,而一个普通城镇(oppidum)要缴纳20镑;公爵、侯爵和伯爵都是50镑,其他较小的领主从20镑到6镑不等,有些甚至被要求交出领地。巴巴罗萨还命令主教们对违反和平的人进行教会程序上的谴责【你想说的就是开除教籍吧……】,直到他们改悔为止。乌尔斯贝格的伯查德提供了一个稍有不同的罚款标准——据他说,一个侯爵只需要缴纳40镑,而其他情节较轻的人罚款则在3至10镑之间,他还表示,皇帝已经在意大利的各城邦安插了法官,以收取关税和执行法律。伯查德还记载,法官们实际上能收缴到的罚款是二十分之一甚至更少,之后伦巴第人很快就对皇帝的措施提出了异议,因为在他们的习惯法里,对于这样的犯罪者不是缴纳罚款就了事,而是要寻求报复。

还有一项规定也激怒了伦巴第人。巴巴罗萨明文禁止城市之间、个人之间或是城市与个人之间的一切结社(conventicula)和宣誓的兄弟关系(coniurationes),甚至是基于亲属关系的结社。他废除了所有现存这类安排,并对参与兄弟会的每个成员处以1镑黄金的罚款【你到底是有多缺钱啊胡子王,想钱想疯了吧】。在巴巴罗萨看来,这项法令取代了他在9月1日与米兰达成的协议,先前的协议允许米兰保留其公社联盟。他的这些法律进一步打击了米兰的霸权,而且对其选择执政官权力的额外限制,还有对蒙扎的不利裁决,这些都导致米兰在1159年1月的再次反叛显得不足为奇。

Renewal of the Conflict with Milan 与米兰冲突再起

巴巴罗萨在隆卡利亚会以后首次尝试对意大利各城邦公社实施领主权,其中涉及热那亚和比萨,而不是米兰。他派遣艾希施泰特主教康拉德(Bishop Conrad of Eichstätt)还有莱宁根伯爵艾米科(Count Emicho of Leiningen)去维护帝国对科西嘉岛及撒丁岛的管辖权。拉赫温推测,这两座城市都因为某些利润而拒绝为使节提供必要的武装护卫。巴巴罗萨忽视了比萨拒绝对他宣誓效忠,也许是因为比萨曾在他围攻米兰时出了力,而热那亚则选择与米兰和托尔托纳结盟。皇帝一直推进到了热那亚境内的博斯科(Bosco)。然而双方都不太希望发生武装对抗,因为巴巴罗萨在米兰投降之后解散了大部分部队,而热那亚的城墙也尚未完工。热那亚同意将帝国的摄政权归还给皇帝,并一次性支付大约1200银马克。巴巴罗萨将热那亚以西地中海沿岸的萨沃纳(Savona)和文蒂米利亚(Ventimiglia)直接置于帝国的管辖治下。这也导致了在教派分裂事件爆发之后,(热那亚)大主教和城市都站在了教宗亚历山大三世那边。

巴巴罗萨在意大利西北部度过了1158-1159年的冬天,之后他向托斯卡纳、亚得里亚海沿岸和坎帕尼亚(Campania)地区派遣了特使以收缴fodrum。他派遣了几位诸侯出使各个城邦——布拉格的文森特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克雷莫纳、帕维亚、皮亚琴察、米兰和重建之后的洛迪——来正式为每个城市公民选举出的执政官和议员授职。(令人迷惑的是,编年史家将执政官和总督(potestates)作为同义词使用,也就是说,podestà既可以是指执政官,也可以说是城市唯一的总督)。诸侯们由文职人员陪同,这些人记录了从隆卡利亚法令生效之后地方归还给王室摄政权的金额——这些人做出的账目很可能便是先前拉赫温说巴巴罗萨收回的王权每年带来3万镑额外收入的依据。帝国代理人确保了巴巴罗萨在1152年分配给韦尔夫六世关于玛蒂尔达遗产领地的收入,但他一直身处德意志,所以并没能收取。1159年9月下旬,在韦尔夫到达意大利之后,巴巴罗萨便将这笔收入转交给了他,在此期间这笔钱已经大大增值了。拉赫温还补充道,凡是在波河沿岸旅行过的人,都“知晓这些庄园的巨大规模和拥有丰富的物产的土地。”

然而,隆卡利亚法令的事实并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巴巴罗萨命令在9月的和平协议中被认定为米兰梦游的克雷马在1159年2月2日前摧毁其城墙和护城河。米兰匿名者评论道,据说是克雷莫纳支付了1.5万银马克来撺掇皇帝对克雷马发出这项指令。克雷马的居民攻击并试图杀死前来传令的帝国使节,但后者成功逃脱,并向巴巴罗萨报告了所发生的事情。他很恼火,但奥托·莫雷纳表示,他还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消息。克雷马的反抗是巴巴罗萨决定在次年1月将其彻底摧毁的原因。米兰反对在洛迪设置真正的总督(podestàs)。相比之下,皇帝对于克雷莫纳的忠诚给予了奖赏。例如,在1159年2月22日,他免除了该市在波河及其支流上的大部分贸易往来所产生的通行费和其他苛捐杂税。​​​​

Posted by: dawngazer 2020-09-20, 16:48

米兰很快重新成为反对巴巴罗萨的中流砥柱。在1159年2月1日米兰的新任执政官就任前不久,巴巴罗萨派遣他几位重要的副手到米兰来监督执政官的选举:达塞尔的雷纳德(巴巴罗萨刚刚宣布他被选为科隆大主教);布拉格主教丹尼尔;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米兰的比亚恩德拉泰伯爵吉多——他在8月发起了米兰与巴巴罗萨的谈判;还有海因斯贝格伯爵戈斯温三世(Count Goswin III of Heisberg),皇帝在9月任命他为马特萨纳(Martesana)和塞普廖(Seprio)伯爵,而这块领地之前属于米兰。(戈斯温的兄弟菲利普后来接替雷纳德成为了宫相和科隆大主教)巴巴罗萨先前已同意将在9月确认当选的执政官的权力,只要这位被米兰人选出的执政官宣誓效忠他即可,但后来在隆卡利亚皇帝坚持自己挑选执政官的权力,而且要限制民众选举的参与。根据当时在场的布拉格的文森特记载,特使们坚持选举必须在他们的监督下进行,而米兰人认为这一要求侵犯了他们的选举权。

文森特说,愤怒的人群高喊“把他们【指巴巴罗萨的使节】赶出去,杀了他们”,奥托·莫雷纳补充道,他们甚至还偷走了一些使节的马匹。使节们躲进了圣玛丽教堂,而暴徒们则从窗户向里投掷石块。执政官赶到现场安抚了群众,并向使节们保证这些民众的行为执政官先前并不知情,要求使节们不要讲事情的经过告知皇帝,并答应给他们一笔钱作为他们所受伤害的补偿。以吉多伯爵为首的贵族们希望和平,但他们无法阻止愤怒的平民们。拉赫温指出,即便是一些贵族,也发觉“纯粹的混乱和反叛才是他们的乐趣所在。”雷纳德和丹尼尔流了下来,而其他使节则趁着夜色逃离了米兰。米兰匿名者指出,第二天清晨,便有数量惊人的骑士聚集在圣安布罗吉奥花园(the garden of S.Ambrogio)里,向皇帝宣誓效忠。米兰人还说,狡猾的雷纳德对骑士们给予了欺骗性的积极回应,但他一开始便只想毁灭这座城市。使节们带着他们受到敌意对待的消息赶到蒙费拉托附近的奥奇米亚诺(Occimiano)面见巴巴罗萨。正如拉赫温指出的那样,米兰人严重地违反了连野蛮人都会遵守的尊敬使节的通用法则,从而严重侮辱了皇帝的荣誉。然而从米兰人的角度来看,是巴巴罗萨先违背了他在9月与他们达成的协议。结果便是导致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战争。

在奥奇米亚诺的圣烛节(Candlemas)集会上,巴巴罗萨向诸侯们抱怨了米兰人对他和帝国荣誉的侮辱。据在场的拉赫温记载,巴巴罗萨提醒他们,他是帝国的元首,而他们都是帝国的一份子,于是诸侯们保证会坚定支持巴巴罗萨。会议召集米兰人来到皇帝位于马伦哥(Marengo)的庄园,巴巴罗萨在1159年2月7日至22日期间住在那里。据文森特记载,米兰人准备对虐待巴巴罗萨使节的行为作出适当的赔偿;但根本问题在于,巴巴罗萨坚持要用隆卡利亚会议上的法律来取代他与米兰在9月签订的协议,这是米兰人无法接受的。在大主教奥伯特不知是真的病了还是以生病作为借口退席后,拉赫温对米兰人随口应道:“我们的确发过誓,但我们并没有承诺要遵守这个誓言!”【草,这句实在太流氓了,不得不把原文放出来给大家细品“We did, indeed, swear but we did not promise to keep our oaths!”】谈判失败了,于是巴巴罗萨命令皇后、狮子亨利还有其他没有具体提及名字的主教们和贵族们在春天带着增援部队赶赴意大利。

巴巴罗萨一边等待法律程序的执行,一边又在等待德意志地区援军的到来,以准备恢复与米兰的战时状态。大部分帝国军队在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 2月25日)在博洛尼亚附近扎营,但皇帝和他的一些部下对波河河谷的地形进行了侦查并修筑了几个防御工事——目前我们还不清楚这些工事是否位于皮埃蒙特(Piedmont)或者米兰附近的乡镇。3月初,巴巴罗萨北上科莫,位于从莱茵河上游河谷通往米兰的山口的南端。他与科莫结盟,召集了一批被米兰流放的市民,并在科莫旧城的遗址上修建了一座城堡,安置了一支德意志驻军以保护科莫不受米兰人的攻击。巴巴罗萨在科莫逗留期间,还使科莫与科莫湖上一个小岛——伊索拉-科玛西纳(Isola Comacina)的居民达成了和平,后者在9月时还曾是米兰的盟友。巴巴罗萨带着几个人航行到小岛上,并警告岛上的居民们他们要做出选择,是将他当做敌人还是朋友接待。当他登陆时,岛上的居民们称颂皇帝,宣誓效忠,并向他赠送了礼物。拉赫温记载,从那时起,岛民对帝国便“相当忠诚”。

在前往克雷莫纳的途中,巴巴罗萨得知米兰人正计划进攻洛迪,以抢先摧毁其还未完工的城墙,并杀死或俘虏其公民。在克雷莫纳、帕维亚和诺瓦拉的援军加入下,巴巴罗萨急忙回师救援洛迪,并于3月23日在那里颁布了对科莫的特许状。为了表彰科莫对帝国的忠诚以及为他所承受的危险,皇帝宣布将科莫直接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并确认公民有权自由处置他们所购买的地产,条件是购买者必须向这块地产的领主宣誓效忠。他还命令科莫城区和主教区所有15至70岁的军官以及有缠着在4月19日之前宣誓效忠于他,任何拒绝的人都将受到帝国法律的惩戒。就这样巴巴罗萨在科莫实施了1158年他在隆卡利亚颁布的封建法与和平法令,巩固了其在科莫的权力。

米兰昔日的盟友皮亚琴察的忠诚度非常令人怀疑。因为皮亚琴察并没有执行巴巴罗萨的命令,将防御工事拆毁。此外,皮亚琴察的强盗还伏击并抢劫了热那亚委托帝国代理人为他送的一笔钱(大约500镑)。皇帝在皮亚琴察庆祝了棕枝主日(Palm Sunday, 4月5日),展示了自己的权力。不过他接受了市民们的恳求,只是将赃款收回,而没有将这种偷盗行为上升到刑事案件。到了夏末,巴巴罗萨正式宣布皮亚琴察为帝国的敌人,因为其秘密向米兰提供粮食和其他必需品,并且还暗中派人援助他正在围攻的克雷马。

在巴巴罗萨沿艾米利亚大道前往博洛尼亚与大部队会合的途中,他在摩德纳度过了复活节(Easter, 4月12日);此后的周二他还观看了一些年轻贵族和骑士们的竞赛。在比赛的过程中,他得知米兰于4月11日攻打了其东别不阿达河上的特雷佐城堡,他曾与1158年7月渡河后在那里留下了一队德意志守军驻扎。德意志人在那里收缴税款(fodrum),据米兰匿名者记载,他们对阿达河沿岸的居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巴巴罗萨还没来得及派兵支援,就在洛迪被告知,米兰人已于4月13日攻占并摧毁了城堡,造成了重大伤亡。米兰人缴获了巴巴罗萨留在那里的大量钱财,释放了他们在特雷佐城堡被扣位人质的同胞,并将包括指挥官在内的80名德意志人作为俘虏带回了米兰。(而奥托·莫雷纳认为实际人数要超过200人)。4月16日,巴巴罗萨回到了博洛尼亚,这时米兰人对所受指控做出回应的第三或者第四天。皇帝咨询了博洛尼亚的法官和法学博士们,最后裁定米兰人是“叛逆者和叛徒”。意大利的其他所有城邦都接到了关于即将围攻米兰的通知,并且巴巴罗萨开始计划组建一支由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组成的联军。

5月初,巴巴罗萨在隆卡利亚召开了另一场集会,制定了皇帝目前所要奉行的军事战略,直到1162年米兰投降。在经历了1158年第一次围攻米兰后,巴巴罗萨吸取了经验,当他无法完整包围整座城市时,他决定不开始攻城,直到这座城市因饥饿被迫求和,或者因饥饿而虚弱到可以更加轻易地被攻克。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正如他先前已经在1158年8月做过的那样,他摧毁了东边阿达河、西边提契诺河和南边的波河之间的乡村,并阻断了运往米兰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有时候,例如5月18日,巴巴罗萨和他的部下也会接近城墙,希望能够发起进攻。经过40天这样的战斗,帝国军队夺取了米兰所有的城堡和坚固的要塞,只剩下两个。米兰的500名骑士则在5月31日违反了圣灵节(Whitsunday)的神圣性,偷窃了洛迪的牛,之后他们因其亵渎行为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根据拉赫温的说法,在曼图亚主教(bishop of Mantua)和安科纳侯爵维尔纳(Margrave Werner of Ancona)的指挥下,一支德意志军队将米兰人驱逐了——他们听到几声德意志人的声音就吓坏了,四散溃逃。他们杀死了大多数人,俘虏了16名有头有脸的人物。奥托·莫雷纳将这次成功以及缴获15匹马的功劳归功于他的同胞,并补充说明,洛迪后来将俘虏交给了巴巴罗萨,而巴巴罗萨公开赞扬并感谢了这座城市的英雄主义行为。

布雷西亚在1158年7月被迫向巴巴罗萨屈服,但他们在1159年6月又恢复了与米兰的同盟关系。布雷西亚人入侵并劫掠了克雷莫纳的领地,但克雷莫纳人对此早有防备,伏击了入侵者,入侵者经过短暂的战斗后便撤离。克雷莫纳人追回了被布雷西亚人缴获的战利品,并杀死或俘虏了67名布雷西亚骑士和大约300多名步兵。6月11日,米兰计划对洛迪发起一次突袭,而当时洛迪正忙于抵御克雷马对一座横跨阿达河并连接了洛迪与克雷莫纳的桥梁的攻击。洛迪人察觉到了米兰人的意图,在两线都作战得十分顽强,到了中午时分,米兰和克雷马不约而同都撤军了。米兰此举很可能是在试探洛迪的防御。6月底,巴巴罗萨遣散了在洛迪征召的意大利士兵,因为他随时都在盼望着贝阿特丽丝皇后和狮子亨利率领的德意志援军赶来。

米兰人越来越绝望,甚至试图刺杀巴巴罗萨,或者说当时陷入盲目仇恨的德意志人是这么怀疑的。根据拉赫温的记载,米兰找到了一个装疯卖傻的壮汉,成功地潜入了巴巴罗萨在洛迪城外的营地。【不是,胡子王你这安保工作……你真的需要一个军统好吧】当巴巴罗萨在天亮时醒来,离开帐篷进行晨祷时,这人抓住皇帝,想要把他拖到阿达河上方的悬崖上。两人在帐篷的绳索边扭打在一起,巴巴罗萨的卫兵被他的喊叫声惊醒,赶来救了他,并把刺客扔进了河里。【胡子王,我觉得你还缺一个007值宿宫中任劳任怨的侍卫长……(住嘴】拉赫温补充道,后来他才知道这个人真的是个疯子,所以因精神错乱而被判无罪。米兰人随后雇佣了8个人去试图纵火焚毁洛迪。其中一人在夜间试图行动时被抓住,早上被吊死在了面朝米兰方向的绞刑架上。另一个伪装成修士的间谍也得到了同样的下场。

随后,巴巴罗萨收到一封来自“神启先知(divinely inspired seer)”的信,说一个畸形丑陋的老人——大概是个西班牙人或者阿拉伯穆斯林,将带着他的20名徒弟来到意大利,打算通过杀死皇帝来获得巨大的荣耀,这或许是指伊斯兰教中被称为刺客的伊斯玛仪派成员。这人是个下毒高手,如果毒药不奏效,他还携带了一把匕首。巴巴罗萨命令手下警惕这些人的到来,之后他们逮捕了一个“魔术师(magician)”。尽管巴巴罗萨承诺,如果他说出幕后主使,就不追究他,如果他不说,就将被酷刑伺候,但刺客仍然保持沉默,最后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Posted by: Lisa_Corvinus 2020-09-20, 22:20

感谢LZ的搬运,以后我更新了也就来这里贴一份,希望大家喜欢。

Chapter Ten: The Schism 教会分裂
Deteriorating Relations with Adrian IV 与教宗阿德里安四世关系恶化


巴巴罗萨和阿德里安的代表于1158年6月在奥格斯堡平息了因为教宗在枢机主教罗兰于贝桑松公开发布的信件中使用beneficium一词而产生的冲突,但关于皇帝和教宗之间关系的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还有一些其他的争议问题:例如玛蒂尔达的遗产领地的所有权;对于这块领地税款的征收;教宗对帝国教会的管辖权;巴巴罗萨声称在意大利的所有行政权,包括在玛蒂尔达遗产领地和罗马城的权利都属于皇帝;还有阿德里安在1156年与诺曼人结盟一事。

1158年8月12日哈维尔贝格的安塞姆去世后,新任拉文纳大主教的人选问题使得巴巴罗萨与教宗之间的矛盾再次爆发。在秋末的某个时候,拉文纳的神职人员在帝国使节韦尔登主教赫尔曼(Bishop Hermann of Verden)和曾在奥格斯堡便作为教廷使节出访的枢机主教海辛斯(Cardinal Hyacinth)的见证下选举了皇帝的支持者——比亚恩德拉泰伯爵吉多的儿子吉多成为新任拉文纳大主教,他同时也是蒙费拉托侯爵威廉的外甥。鉴于阿德里安已经答应了巴巴罗萨的请求,接受小吉多成为罗马教廷的成员,并册封他为副执事,皇帝便派韦尔切利主教乌古奇奥(Bishop Uguccio of Vercelli)去面见教宗,以获得他将吉多从罗马腓派往拉文纳的许可,正如巴巴罗萨在1159年1月第二次重复这一请愿时所解释的那样:“神圣的罗马教会,作为所有教会的母亲,将她的儿子们聚集起来是最合适的……应该将聚集的人分散到其他房屋和家庭中,使得神的殿堂更加美化。”阿德里安并不想加强帝国教会的地位,巴巴罗萨在写给教宗的信中已经将其称为世界上除了罗马教会以外最伟大的教会,所以他没有对巴巴罗萨最初的要求作出任何回应。

我们很难还原巴巴罗萨第一次和第二次要求阿德里安将吉多调到拉文纳之间发生的事情。拉赫温作为1159年冬春之交教宗与帝国之间关系恶化的主要资料来源,在其列入编年史的信件中获得了许多信息,但他在构建自己的叙述时却误解了这些信件的年代和内容。根据拉赫温的说法,有人——难道是枢机主教罗兰?劝说阿德里安撕毁奥格斯堡达成的和平协议。当巴巴罗萨去往他的冬季行宫时,教宗抱怨其对教廷使节进行了不明不白的侮辱,抱怨帝国派去(大概是教区)征收fodrum的官员十分无礼,抱怨对教宗特使的虐待。阿德里安指责巴巴罗萨对他所表现出来的“恩惠(beneficia)”并不领情——从贝桑松对峙事件来看,这肯定是个很敏感的词,如果教宗真的在拉赫温总结的信息中原封不动地使用了这个词。此外,由于是阿德里安主动想挑衅巴巴罗萨,据拉赫温记载,他批评皇帝要求主教、修道院以及城市还有贵族交出他妈呢行政权的行为。拉赫温表示,虽然阿德里安的信乍一听“相当温和”,但实际上却“充满了尖锐的批评”。也许事实如此,但拉赫温从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写的一封关于次年6月教宗使节给巴巴罗萨的信中借用了这种描述。拉赫温还说,“某个无关紧要的信使——大概是个出身低微的人,将这封信呈上后,还没等读完就人间蒸发了。”

埃伯哈德主教在2月25日至3月中旬的某个时间写给圣聂勒与亚基略的枢机主教亨利(Cardinal Henry of St. Nereus and Achilles)的信中,提供了有关这位“无关紧要的使者”更多具体的信息。据埃伯哈德记载,1159年1月,阿德里安“措辞强硬地”命令巴巴罗萨不要插手布雷西亚和贝加莫之间关于几座城堡的纠纷。教宗的命令是由“某个乞丐一样的人,一个敌人和间谍”,“以一种蓄意侮辱的方式传达的”,违反了所有宫廷礼制的惯例。“这人轻蔑地把命令告知了皇帝,之后便再也没有人见过此人的踪影。”

在信使人间蒸发之后,巴巴罗萨决定以牙还牙。在写给教宗的信件中,他命令他的书记员将皇帝的名字放在教宗之前,并以非正式的单数称呼教宗,在写信的时候处于上级地位的名字将被放在前面。拉赫温对此解释道,这种性命排序其实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习惯程序,但“出于对收信人的某种敬畏和尊重”而作了改变。据称,皇帝表示:“要么教宗遵守他的前任们给帝国写信的习惯,要么他自己应该在信中沿用古代皇帝的行文风格。”

为了进一步羞辱教宗,巴巴罗萨“通过一位可敬的而不是卑微的特使”回复了教宗的冒犯。1159年1月,他派韦尔登主教赫尔曼向教廷递交了第二封寻求将吉多调往拉文纳的信件,在信中,巴巴罗萨将自己的名字放在了第一位,但对教宗的称呼却改为了正式的复数。据推测,积极推广《隆卡利亚法令》的赫尔曼还讨论了对教宗的其他申诉。巴巴罗萨和他的顾问们估计也觉得一份藐视外交礼节的请愿书不会得到太有利的回应。阿德里安以似是而非的理由拒绝了这份请愿书,他认为以吉多的家世还有性格和学识,留在罗马并最终获得“更高的地位”比担任拉文纳大主教更合适。拉赫温补充道,这种侮辱性的信件之间的交流增加了彼此之间的敌意,据说教宗还致信米兰和其他城市,敦促他们起兵反对巴巴罗萨。教宗和皇帝都违反了他们在1153年《康斯坦茨条约》中的成怒,即尊重对方个人和所属势力的荣誉。至于吉多,巴巴罗萨于次年,即1160年4月任命他为拉文纳的对立大主教。

班贝格的埃伯哈德、曾在奥格斯堡代表阿德里安的另一位使节圣聂勒与亚基略的枢机主教亨利,以及未来的对立教宗——枢机主教奥克塔维安和克雷马的吉多在1159年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试图在皇帝和教宗之间进行调节,但却徒劳无功。在2月25日之前的某个时候,亨利恳求埃伯哈德利用其作为巴巴罗萨顾问的影响力,引导他“沿着和平与正义的道路前进。”皇帝被一些诸侯们——可能是指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或是达塞尔的雷纳德?引入歧途,他们对教规法令一无所知,也不知道“那些早已被父辈们解决和裁定的事情”。巴巴罗萨听从这种错误的建议,是在危害埃伯哈德与亨利苦心经营出的和平局面。

埃伯哈德在3月中旬回信到,他一直都不知道巴巴罗萨给教宗写了一封有些侮辱性质的信,要求将吉多派往拉文纳任职,直到他收到枢机主教亨利的信。巴巴罗萨宫廷中的顾问们正在引经据典,并在其中找到了适合早期时代的书信格式——这很可能是在暗指雷纳德有这种复古的兴趣。教宗关于布雷西亚与贝加莫争端的信件送达后,重新点燃了冲突。双方都在等待对方率先服软开口议和。埃伯哈德向亨利坦言,他曾想过以个人的名义去和教廷沟通,但因为皇帝的态度太过强硬,所以只能作罢。于是主教劝告阿德里安不要指望巴巴罗萨会先开口,而应该主动派特使带着“按照惯例书写的”传达和平的信去面见巴巴罗萨。埃伯哈德最后对巴巴罗萨的性格做出了非常尖刻的个人评价。“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只爱那些敬畏他的人,而与其他人疏远,因为他还没完全学会怎样去爱他的敌人。”宽恕自己的敌人并不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高尚美德,即便皇帝的前辈们曾效仿基督,赦免了一些叛逆者。

与此同时,埃伯哈德给阿德里安送去了一封措辞恭敬的信,希望他不要把双方之间的口水战演变成公开的冲突。他建议教宗“带着父爱”给巴巴罗萨写信,并尽量避免使用任何可能造成误解的词语。这也是缓解教宗使用beneficium一词所造成的危机的一种策略。然而,现在双方都不愿意轻易妥协,因为语言或外交礼仪的问题只是表象,真正的矛盾在于意大利和罗马的行政权归属问题,这威胁了教宗曾在叙任权之争中获得的脱离皇权控制的独立性。

大约在1159年4月16日,当巴巴罗萨宣布米兰人为叛乱者时,枢机主教亨利和克雷马的吉多来到了博洛尼亚附近的帝国营地。皇帝对教廷使节的接待表明,阿德里安一定是听从了埃伯哈德的建议,以更加和解的方式给君主写信,但他们具体讨论的内容我们无从得知。

班贝格大主教为大主教总结了教宗的“严厉要求”。“在没有让教宗事先知晓的情况下,皇帝不得向罗马派遣使节;罗马城的所有行政官员都只受圣彼得的管辖;只有在皇帝加冕时,才能从教宗的领地上征收fodrum;皇帝只能要求意大利的主教们宣誓效忠,但不得要求他们致敬;帝国的使节不得住在主教府里。”作为教宗想要收**廷失去的财产和权利的计划的一部分,阿德里安还要求归还大量的地产,其清单包括蒂沃利(Tivoli)、费拉拉(Ferrara)以及罗马与位于其以北约90英里的阿夸彭登泰(Acquapendente)之间的所有土地。此外,教宗还要求获得巴巴罗萨在1152年授予韦尔夫六世的领地,包括玛蒂尔达的遗产、斯波莱托公国、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简而言之,教宗禁止皇帝在罗马行使任何世俗的管辖权,并要求获得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上岛屿的领主权。

如果我们相信拉赫温的另一篇说辞的话,那么巴巴罗萨在回答枢机主教们提出的要求时嘲笑了教宗。但这些话很可能是拉赫温的发明,因为皇帝不太可能引用格拉提安(Gratian)的《Decretum》或是查士丁尼的《Digest》。【很好,胡子王你的文盲又被cue了一遍。】然而,他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表明了皇室在隆卡利亚所阐明的立场,即包括教宗在内的领主权利都是由帝国授权的。巴巴罗萨表示,如果意大利地区的主教不愿意持有他授予的封建权利的话,他倒是可以接受放弃他们的致敬。他也同意帝国使节不再在主教府中逗留,当然前提条件是这些建筑必须真的位于主教们自己的领地上;如果这些建筑是建在帝国的土地上,那么这些宫殿就属于帝国,使节们就理应可以使用这些宫殿。教宗对罗马专属主权的主张需要“更认真,更成熟的考虑”,因为它挑战了帝国尊严的本质。据称巴巴罗萨曾说:“因为根据神的旨意,我是罗马的皇帝,而这样的称呼意味着,如果罗马城的权利从我手中被夺走,那我的统治就徒有其表,拥有一个空洞的虚衔没有任何意义。”拉赫温的话在这个例子中可能呼吁了巴巴罗萨自己作为一个务实政治家的想法。然而,反过来说,如果圣彼得的权利都是帝国的附属品,那么皇帝就有权拒绝向教廷授权,并有权干预在一个受帝国管辖的城市举行的有争议的教宗选举。双方都可以推断出对方立场中的深层含义。

班贝格的埃伯哈德告知大主教,巴巴罗萨用自己的要求来反驳限制帝国的摄政权和教宗权利——就和几年后英格兰的亨利二世在与托马斯·贝克特的争端中所做的那样。皇帝反对枢机主教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造访其他地区,住在主教宫里,在不归教廷权限管辖的案件中审理下级法院的上诉,给帝国教会造成负担,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为了版面的整洁,埃伯哈德便没有逐一列举。和在贝桑松的情况一样,巴巴罗萨试图通过指责教宗权利过于集中来煽动主教们对这一现象的不满,继而获得他们的支持。

巴巴罗萨初步提议,“不管是按照世俗法还是神权法”,将有争议的问题都提交审判和仲裁;如果这样的程序“过于严厉”,则允许“王公贵族和宗教人士出于对上帝和教会的敬爱”,设计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然而,格里高利改革派曾坚持认为教宗不应受世俗权力的约束,所以枢机主教们断然拒绝了这第一个提议。他们决定在阿德里安的批准下,让仲裁者——即六位枢机主教代表教宗,而六位“虔诚、睿智、敬畏上帝”的帝国教会主教来代表皇帝。巴巴罗萨在自己的信中要求作为德意志等级制度中最受尊敬的成员之一的大主教埃伯哈德如果被传唤,就立刻赶来,大概是希望他能够作为自己一方的六位主教仲裁人之一。仲裁与教宗的地位并不冲突,事实上,在1177年最终达成的《威尼斯条约》的谈判中就采用了仲裁;但阿德里安坚持认为《康斯坦茨条约》才是和平的唯一基础【我寻思你自己好像也没遵守】,在他的解读中,该条约了教宗在罗马占主导地位的权力,所以他拒绝了这个提议。教廷选择和帝国全面对抗。

1159年6月,当巴巴罗萨与枢机主教奥克塔维安还有威廉谈判时,一个“渴望和平”的罗马公民代表团出现在了宫廷。巴巴罗萨于1155年6月18日举行的加冕礼以一场流血事件而告终,而教宗也被迫逃离了罗马。阿德里安于1156年11月签订《贝内文托条约》之后,在诺曼人支持下又重新回到了罗马。比起德意志的巴巴罗萨,西西里的威廉一世对罗马公社独立的威胁更为直接,包括枢机主教奥克塔维安的侄子奥托在内的几位罗马元老和贵族已经在1158年5月与达塞尔的雷纳德和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进行了一些有些暧昧的谈判。在罗马教廷管辖下的一个总督彼得·迪·维科(Peter Di Vico,枢机主教的另一个侄子)的领导下,一队罗马特遣队和元老院的支持者在当时便已经参加过1158年8月巴巴罗萨对米兰的围攻。他们在米兰城外的加入表明了他们想要与皇帝和解的愿望,也表明了公社与罗马贵族们的和解,因为公社曾在12世纪40年代将贵族驱逐出城。巴巴罗萨在1159年6月友好地接待了罗马人——准确地说,拉赫温补充道,“因为他在先前的远征中对他们并不很友好”,巴巴罗萨向大主教埃伯哈德表示,这些罗马人对教宗的要求“感到惊讶和愤慨。”在他们辞别的时候,巴巴罗萨赐予了他们礼物。巴巴罗萨对罗马使节的友好接待,是对阿德里安要求皇帝遵守康斯坦茨条约的公开拒绝,该条约显然禁止这种私自的单独谈判。

在枢机主教奥克塔维安于1159年6月在宫廷逗留的这段期间,皇帝将罗马东北的特尔尼(Terni)郡赏赐给了他和他的兄弟——蒙蒂切利伯爵(Monticelli),他“最敬爱的封臣和朋友”与远亲,并包含了郡内相关的摄政权,但归属帝国的管辖权和一些荣誉头衔除外。奥克塔维安在枢机主教团中的支持比在罗马城更有价值。大约是在同一时间,巴巴罗萨将圣彼得大主教及其财产置于帝国的管辖下,并给予他们一百年的期限来收回被转让的财产和权利。一些教士后来成为了对立教宗维克多四世的热心支持者,尽管他们在法律上对选举新教宗所起的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

在阿德里安拒绝了巴巴罗萨的仲裁提议后,巴巴罗萨应枢机主教的要求,派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比亚恩德拉泰伯爵吉多和亚琛的教务长赫里伯特——他后来成为了贝桑松大主教,前往罗马与阿德里安议和,如果议和失败,他们就将转而与罗马元老院和人民达成协议。选择曾试图在贝桑松袭击枢机主教罗兰的奥托,还有无法为儿子争取到拉文纳大主教地位的吉多作为特使,很明显巴巴罗萨并不很想向教宗示好。在罗马的事务上,巴巴罗萨准备将元老院的存在合法化,以此换取罗马人民接受巴巴罗萨任命的行省总督——根据隆卡利亚达成的法律,总督将作为皇帝在罗马城的首席代表,是帝国的podestà而不是教宗的代表。大使们没有达成任何一项目的。很难相信巴巴罗萨的这三位亲信特使在9月4日参加了阿德里安的葬礼,却没有在三天后亚历山大三世与维克多四世对于教宗之位的竞争之前,去暗中与枢机主教奥克塔维安还有圣彼得大教堂的主教们接触。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教宗亚历山大的传记作者枢机主教博索并没有指责奥托和吉多与9月7日的选举事件有直接的牵连。因此,使节们一定已经将巴巴罗萨对于阿德里安继任者人选的偏好公之于众了,并且还向奥克塔维安保证,如果他能够当选,皇帝就会支持他。然而,他们也一定会将这件事情交给枢机主教团和罗马人中的亲帝国派来经手,这样皇帝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否认自己直接参与干预了此事。

当巴巴罗萨在6月与枢机主教们谈判时,教宗阿德里安还有亲西西里一方的枢机主教还有威廉一世的其他使者离开了罗马,前往阿纳尼(Anagni)。在那里,据维克多四世的支持者记载,这群枢机主教也与米兰及其盟友有联系,他们在教宗面前发誓要把皇帝开除教籍,“至死不渝地反对他的意志与荣誉”,并且阿德里安许诺在他去世后只会从他们之中推举一个人继任教宗。米兰匿名者对1159年夏季发生的事件采取了亲亚历山大三世一方的口吻描述,这更印证了对他们反对帝国阴谋的指控。他记载,巴巴罗萨在7月开始围攻克雷马后,米兰人便于布雷西亚还有皮亚琴察结盟,并向位于阿纳尼的阿德里安派出特使。他们和克雷马人一同发誓,除非阿德里安或其合法继承人许可,不然他们不会与巴巴罗萨媾和或者达成任何协议。教宗同意了,但并没有回以誓言,只是表示将在接下来的40天内将皇帝开除教籍。然而他在真正实施这一行为之前就于1159年9月1日去世了。因此,不管有没有巴巴罗萨在背后的推波助澜,枢机主教团的分裂都几乎是注定的。

Posted by: 哈里.谢顿 2020-09-21, 18:53

QUOTE(Lisa_Corvinus @ 2020-09-20, 22:20) *

感谢LZ的搬运,以后我更新了也就来这里贴一份,希望大家喜欢。

Chapter Ten: The Schism 教会分裂
Deteriorating Relations with Adrian IV 与教宗阿德里安四世关系恶化



赞美译者 biggrin.gif大佬也是微博私信邀请来的吗?

Posted by: Lisa_Corvinus 2020-09-24, 18:27

The Papal Election of 7 September 1159 1159年9月7日的教宗选举

拉赫温警告他的读者,不要“根据我们说的或写的”来确定9月7日和随后的几个月都发生了写什么,而要根据他在叙述中插入的各方当事人自己的陈述来得出理性的结论。虽然这些材料大多都来自帝国方阵营,这也是在情理之中,但拉赫温也将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即之前的枢机主教罗兰)还有最终选择追随他的23位枢机主教的信件也收录妻子——这些信件分别写于10月4日枢机主教奥克塔维安被加冕为维克多四世之前和之后不久,很可能是拉赫温在暗示自己个人对维克多四世当选的合法性的怀疑。事实上,他可能正是因为发现自己的立场与帝国的命令越来越不可调和,才停止撰写《Deeds》了。尤尔根·彼得森(Jürgen Petersohn,1935-2017,德国中世纪历史学家)对拉赫温的困惑也有同感,他把这次选举列为12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因为其过程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阐述。

9月1日,阿德里安在罗马东南部的阿纳尼去世;9月4日他的尸体被运回圣彼得大教堂安葬。在离开阿纳尼之前,根据圣彼得大主教发送给帕维亚议会的报告记载,枢机主教们已经同意,如果他们不能找到一个众人都能接受的枢机主教作为继任者,他们将从枢机主教团之外选举一位。经过两天关于选举地点的争执,枢机主教们在9月5日据记载圣彼得祭坛后开始审议。当他们无法达成一致时,“那些希望教会和平与和睦的人”提议让其他人来帮助仲裁。这些枢机主教们随后私下里对他们的同僚进行了调查,但还是无法得出一个意见一致的候选人,维克多四世一派的枢机主教们表示:“是因为对方有阴谋。”由于在中世纪的选举中,选举人中的一部分人有权去私下与被提名人接触,以避免让任何参与者在公众面前难堪,这时一个很常见的流程,所以枢机主教们寻求以这种方式来达成共识是十分可信的,即便只有维克多四世一派的资料提到了阿纳尼的协商以及这种幕后谈判。最终9月7日,经过三天的商议,亚历山大三世报告道:“除了三个人之外,在场的所有人都一致通过了我们提名的人选……”

尽管所有的资料来源都同意大多数枢机主教是将票投给了枢机主教罗兰,但作为教宗亚历山大三世,他宣称枢机主教奥克塔维安只获得了三票却是歪曲了事实。在维克多四世加冕祝圣后不久,有5位枢机主教坦白,他们是那9位没有发过“被诅咒的誓言”,即发誓只从他们中选举教宗的枢机主教之一,并且他们投了奥克塔维安;但他们也的确承认,他们其他的14个同僚更青睐罗兰。【啊这,三个和五个区别很大吗】班贝格的埃伯哈德同样于1160年2月在萨尔茨堡写给他的一位同名友人时提及,最初其实有9位枢机主教投票支持维克多四世,但他也暗示有些人“后来退出了”……无论如何,至1159年10月,至少有23位枢机主教加入了亚历山大三世的阵营。作为枢机主教的罗兰,他很可能在9月7日前后不久获得了大约三分之二的选票,因为一些最初奥克塔维安的枢机主教们改变了主意,而缺席的枢机主教们则都是罗兰一派的。这样推断的话,1179年的第三次拉特兰会议很可能是在追溯亚历山大三世当选教宗的合法性,因为按照规定教宗需要三分之二的选票,而1159年参选的枢机主教们总数不详。虽然奥克塔维安的支持者站少数,但他们声称自己是更明智的一方,并举出了教宗英诺森二世的例子;他在1130年只获得了16位枢机主教的选票,而对立教皇阿纳克莱图斯二世(Anacletus II)却获得了27票。

亚历山大和博索对9月7日发生在圣彼得教堂的事情提供了几乎完全一致的、戏剧性的描述。枢机主教执事奥多不顾罗兰在形式上提出的对程序不合标准的异议,就将象征被提名人当选的红色教宗衣钵套在了罗兰的脖子上。奥克塔维安“像个疯子一样”勃然大怒,将衣钵扯了下来。在随后的骚动中,一位元老“从疯子手中抢走了衣钵”。发狂的奥克塔维安随后示意他的牧师拿来他“精心准备的”另一件衣钵,以备不时之需。牧师、奥克塔维安的另一位教士和枢机主教本人给奥克塔维安披上了备用的衣钵,因为其他的枢机主教都不愿协助他。上帝立即揭示了奥克塔维安愿望的徒劳无功,正如博索所说,“所有人都看见了,本应落在他身体前面那部分的罩衣遮住了他的后背,于是都在嘲笑他,他越是想要纠正,就越是在自己的身边找不到罩衣,甚至把衣服的下摆扭到了脖子上。”亚历山大还补充道:“他的衣钵被穿得歪歪扭扭,以显示他被诅咒了。”这时,圣彼得教堂的大门被打开了,奥克塔维安找来的武装人员冲了进来,将他们团团围住。亚历山大三世和他的追随者们被迫在教堂内避难了9天。

然而可想而知,维克多四世的支持者要讲的就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故事了。支持他的5位枢机主教都承认,枢机主教罗兰获得了14票,而奥克塔维安获得了9票,但罗兰一派的支持者就决心要将衣钵授予他,这违反了枢机主教们早先达成的协议,即他们的选择必须是一致的。因此,总共有9个人反对罗兰接受衣钵。虽然他无视枢机主教们之前达成的协议,试图获得衣钵,但他也没有被正式册封,随后枢机主教们“为了响应罗马人民的情愿,经全体教士选举,并得到了几乎整个元老院和所有首领和贵族的同意”册封了奥克塔维安。然后他们带领他“带着应有的荣誉前往圣彼得宫,所有人都高声欢呼,神职人员高唱赞歌。”

9月20日,枢机主教罗兰在离罗马不远的宁法(Ninfa)由六位枢机主教祝圣并加冕为教宗亚历山大三世。维克多四世一派对奥克塔维安在10月4日于罗马东北的法尔法被祝圣为维克多四世的话题讳莫如深,因为图斯库鲁姆的伊玛尔(Imar of Tusculum)是唯一一个在场参加仪式的枢机主教。维克多的当选有一个月的滞后期,并且他的祝圣只有几个主教在场,这表明只有一小部分罗马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候选人在支持他,他可能得仰仗巴巴罗萨许诺的支持,还有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以及其他帝国贵族来支持他的当选。

除了对基本事实的分歧之外,罗兰和奥克塔维安的支持者对教宗选举的程序也有分歧。亚历山大一派强调,他是根据1059年的教宗选举令,在罗马教士和人民的同意下,由大多数枢机主教——即7位枢机主教中的6位,选举产生的。为了弥补维克多在枢机主教团中缺乏支持者的事实,维克多一派强调,他和其他12世纪当选的主教一样,是由他所在教区的神职人员和人民选择而来的。维克多一派的明显弱点是,教宗作为罗马都主教的大教堂应该是圣·约翰·拉特兰(St. John Lateran),而并非圣彼得;应该遵守前者而不是后者的教规来进行选举。根本的问题是,教宗究竟只是帝国最有权的一位都主教,最终受制于皇帝的权威,还是普世教会的最高教宗,不听命于世间任何人呢?​​​​

Posted by: Lisa_Corvinus 2020-09-26, 23:01

Frederick’s Professed Neutrality 巴巴罗萨自称的中立性

无论是罗兰还是奥克塔维安,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正式通知巴巴罗萨他们当选一事并请求他承认的文书都没能留存下来。然而,在1159年9月16日,也就是在这两位教宗被祝圣之前,巴巴罗萨在克雷马的营地向萨尔茨堡大主教埃伯哈德告知了教宗阿德里安的死讯、罗马的分裂,以及他已经采取的措施。巴巴罗萨希望有一位能够为教会带来和平,并给予帝国及其臣民应有荣誉和尊敬的教宗。在路易七世的要求下,巴巴罗萨曾派帕维亚主教彼得(Bishop Peter of Pavia)去与法国还有英国媾和,因为皇帝希望能够维持法国、英国还有神圣罗马帝国三国之间的和谐关系。彼得要敦促这两位西方君主选择他们三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实质上这也是1130年路易六世、亨利一世和洛塔尔在教宗选举后达成的共识,当时这三位都选择了英诺森二世而不是阿纳克莱图斯,不过他的使命其实也暗含着巴巴罗萨希望能够说服他们拒绝罗兰的当选。巴巴罗萨已经向德意志、勃艮第和阿基坦发出了类似的指令,要求当地贵族领袖们不要仓促作出决定;皇帝还敦促埃伯哈德大主教和他的继任者们同意只有在与他协商过后才会采取行动,因为巴巴罗萨只想接受一个尊重帝国荣誉并且能为教会提供安宁和团结的人成为教宗。

巴巴罗萨渴望得到埃伯哈德的认可,因为这位年长的本笃会修士如拉赫温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具有非凡的信仰和不同寻常的虔诚……善良和感情的人……”,他言传身教地践行了“完美的教义”。埃伯哈德的认可很可能是维克多四世被承认的关键,即便在德意志地区也是如此。

巴巴罗萨确定合法教宗的标准从一开始就排除了亚历山大三世,因为他是教廷亲西西里政策的主要支持者。在贝桑松之后,枢机主教罗兰就和皇帝结下了梁子。巴巴罗萨对其怨恨之深在全欧洲是众所周知的。一位匿名的英格兰人在1177年皇帝于亚历山大打在威尼斯达成和解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个不太可靠的叙述,将巴巴罗萨对教宗的仇恨归结为前教廷宫相没有在公开场合对巴巴罗萨表示应有的尊重。

1159年10月初,皇帝对亚历山大一派的枢机主教们的抱怨置若罔闻,他们说巴伐利亚行宫伯爵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为了支持奥克塔维安当选,和对立教宗衰人入侵可坎帕尼亚还有教宗领地,并且“千方百计地要使这块土地受他们的控制”。根据博索的记载,奥托和比亚恩德拉泰伯爵吉多知道皇帝和奥克塔维安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讨好奥克塔维安……”皇帝的亲信们还在继续推行他先前激怒阿德里安的,关于在教宗领地里维护帝国特权的政策,并且他们与维克多四世私下里的交往不可能没有他的首肯。所以巴巴罗萨公开名义上的中立态度就是个谎言。维克多四世在10月28日写给德意志诸侯们还有皇室成员的简讯中,大概是因为已经熟知巴巴罗萨与埃伯哈德大主教之间的交流,便强调自己一直“非常推崇……罗马帝国的荣誉”,并要求所有收到信件的人都去劝告作为教会“神圣的指定监护人和卫士”的皇帝来帮助他。

在两个竞争对手都被祝圣且互相将对方开除教籍后,巴巴罗萨在10月23日之前,即围攻克雷马期间,会见了22位德意志和意大利地区的主教,而且他告诉布里克森主教哈特曼(Bishop Hartmann of Brixen),“所有其他的诸侯和虔诚的人都忠臣于上帝和教会。”与会者们认定,“只有教会自己作出裁决,才能结束这场纠纷。”考虑到“罗马教宗的法令和教会的法规”,还有君士坦丁、狄奥多西大帝、查士丁尼、查理曼和奥托大帝等先皇的例子,巴巴罗萨是有权召开大会结束这次分裂的。因此,10月23日,他召唤他的宫廷牧师布里克森的哈特曼,以筹划1160年1月13日于帕维亚举行的“庄严的法庭(curiam sollempnem)”和所有教会成员在场的“大集会(gemeralem coventum)”。类似的传唤也发给了“那两位都自称是罗马教宗的人”,以及帝国、法兰西、英格兰、西班牙、匈牙利和丹麦的所有主教,还有英王亨利二世。

巴巴罗萨所咨询的“虔诚的人”包括勃艮第王国的塔伦塔伊瑟大主教(archbishop of Tarentaise),以及熙笃(Cîteaux)、莫里蒙德(Morimond)、克莱尔沃(Clairvaux)修道院的修道士。他在与萨尔茨堡的埃伯哈德的通信中所提及他还咨询了其他10位修道士,这些人“仿佛是上帝派来的”,出现在了克雷马,希望在他和米兰之间达成和平。10月底,他们向米兰人转达了巴巴罗萨的条件,但米兰人坚持认为,他们已经向教宗和枢机主教们发誓,未经教廷同意,他们不会与皇帝和解。当调停人指出,阿德里安的死使得米兰人已经摆脱了这一义务时,米兰人坚持认为,他们仍然受到对枢机主教的誓言的约束。巴巴罗萨还说,他的代理人“在路上截获了许多证据”,证明教宗以这种方式与米兰进行了密谋。

虽然在帕维亚的集会在传统意义上被成为“议会(council/concilium)”或者“会议(synod/synodus)”,但巴巴罗萨在他的传唤信件中并没有使用这些词,而是使用了世俗集会的标准术语“法庭(curia)”。然而,“所有教会成员的大会(conventus)”是concilium的同义词。诚然,据称巴巴罗萨在1160年2月5日于帕维亚召开的大会的开幕词中,坚称“凭借他的地位和帝国的尊严,有权召集会议(concilia)”,并将一些前任罗马和德意志皇帝作为先例。然而,皇帝讲话摘要的拉丁文版本是参考了拉赫温的,而并非他本人的。【又开始cue胡子王是文盲了】。因此,在1159年10月围攻克雷马期间,主教和修道士们可能以巴巴罗萨答应收敛其更极端的神权主张为条件,同意召开大会。与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亚召开大公会议时不同,巴巴罗萨并没有亲自主持这一次帕维亚大公会。

如果巴巴罗萨希望获得其他国家对维克多四世的承认,某种程度上这种谨慎态度是一种外交上的考虑。皇帝在10月23日给布里克森的哈特曼的信中使用了和之前相同的口吻描述了教会分裂的起源、双方在克雷马的协商以及将决定推迟到帕维亚大公会议上的必要性;但在28日致英王亨利二世的信中,巴巴罗萨只谈到了维护罗马教会统一的必要性,以及其作为英格兰国王,是教会的主要成员之一,有责任尽一切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据推测,巴巴罗萨向帝国以外的其他统治者和主教们发出的传讯也同样谨慎。然而巴巴罗萨在给哈特曼写信时又表示,“在基督受难时,他将拥有两把剑……罗马教会和罗马帝国,因为整个世界在神界和人界的事务上都是有这两个机构统领的。”这让亨利二世很难满意帝国在关于基督教世界立场上的表述。

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则在1159年11月初克雷马被围攻期间向巴巴罗萨派遣了特使。起初,皇帝拒绝接受他们携带的信件,据博索记载,他甚至还威胁要绞死教宗的使者。韦尔夫六世和狮子亨利赞成对教宗采取温和的态度以求和解(狮子亨利曾帮助解决贝桑松危机),所以劝说他们的皇帝放弃这种轻率的行为。【我现在满脑子就只有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jpg】巴巴罗萨最终还是听取了诸侯们的建议,接见了教宗的使者,却并没有给教宗任何答复。这一奇怪的事件如果属实的话,则进一步证明了枢机主教罗兰在贝桑松是多么严重地冒犯了巴巴罗萨的荣誉。只有诸侯们的干预才能让这位教宗的使者勉强有接触到皇帝的可能性。

在克雷马举行的会议曾建议皇帝派遣韦尔登主教赫尔曼和布拉格的丹尼尔、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还有亚琛的教务长赫里伯特去找枢机主教罗兰和奥克塔维安,召集他们参加帕维亚大公会议。除了没有把达塞尔的雷纳德编入这一代表团,巴巴罗萨几乎是选择了所有具有鲜明派系倾向的人。这些人都参与了巴巴罗萨关于摄政权政策的指定和实施,或者两位教宗选举前后的事件。除此此外,赫里伯特还帮助起草了皇帝在10月底致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件,信中仍称他为宫相罗兰(Chancellor Roland)。由于巴巴罗萨是被上帝选为皇帝,负有保卫“我们帝国的所在地”——即他行使世俗权利的地方——罗马教会的特殊责任,他对这场纷争感到悲痛,并根据“宗教人士”的建议,召开“大会议”,认为只有教会人士自己才能解决争端。两位主教和巴巴罗萨的“亲戚”巴伐利亚伯爵将保证教廷宫相和其他枢机主教们的安全通行。如果罗兰“不愿意在如此庄严的会议上接受上帝和教会的公正裁决,愿上帝能看见它并做出判断。”

博索记载,1159年11月,使节们在阿纳尼的会议上没有向亚历山大三世表示适当的敬意,如果他们表现出敬意,那么便会得到教宗有利的青睐。相比之下,博索补充道,巴巴罗萨在他的传召中称奥克塔维安为教宗,而且使节们于11月下旬在罗马东南的塞格尼(Segni)将这封信交给了维克多四世,但这份信件并没有留存下来。这个典故便成了亚历山大的舆论宣传的一部分,例如,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便在1160年夏天重复了这个典故,但教务长赫里伯特和巴巴罗萨的其他宗教顾问们很难蠢到犯下这样的外交错误,以至于如此公开地暴露皇帝的真实立场。巴巴罗萨保持中立态度是十分重要的,但很难相信帝国使节没有对维克多四世表现出比亚历山大三世更高的尊重程度。

亚历山大在回复巴巴罗萨的邀请时,带着挖苦的口吻承认,皇帝的职位使他成为了“神圣罗马教会的保护者和特殊的监护人”,为此,教宗对他的尊敬超过了“世界上其他所有世俗领主”,既是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他应得的”。 教宗感到惊讶的是,就他而言,巴巴罗萨并没有向教宗表现出他作为彼得“卑微的继承人”应有的“真挚情感”,而是选择召开大公会议。这时教宗独有的特权,他显然是“越俎代庖”。巴巴罗萨侮辱了“他的母亲”,即教会,给她写信“好像她才是他的臣民一样”。亚历山大的结论是,“他不被教会传统或圣父的权威所允许参加这次会议,或者接受对此事的决定”。教宗是在捍卫教宗教会学的一项基本原则。所以巴巴罗萨和亚历山大对各自职位权威上概念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Posted by: Lisa_Corvinus 2020-10-04, 17:07

The Council of Pavia 帕维亚大公会议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节食和祈祷后,巴巴罗萨于1160年2月5日在帕维亚宣布大会开幕。他在讲话中重申了他作为皇帝召开这样的会议的权力,但在讲话中他也承认,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无权去裁决与上帝相关的事务。对于这种问题的裁决是神职人员的专属特权,所以他放弃了进行相关裁定。阿奎莱亚都主教皮尔格林(Patriarch Pilgrim of Aquileia)主持会议,作为在场神职人员中级别最高的成员,他与那些枢机主教们不同,并不是争端双方阵营中的一员。美因茨大主教阿诺德、马格德堡大主教维希曼、不莱梅大主教哈特维格还有科隆大主教达塞尔的雷纳德负责协助皮尔格林。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在写给与他同名的但缺席了这次会议的萨尔茨堡大主教的信件中提及,在场的50位助教中的大多数人最初都赞成推迟教宗选举,直到他们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或是能够召开“更普遍的会议”来裁定有争议的教宗选举——这也表明这次集会其实很难代表整个基督教世界。然而,亚历山大三世一派的行为——即在选举前的“反帝国阴谋”以及与帝国的敌人西西里和伦巴第同盟结盟,导致了维克多四世与英诺森二世在1130年一样,首先被授予了教宗的衣钵;尽管已经得到了关于保障人身安全的承诺,但枢机主教罗兰及其支持者依然拒绝出席或是派遣代表出席,这导致与会者没有别的办法,只得继续拖延。

代表会一直审议到2月11日,埃伯哈德和他在萨尔茨堡的同僚强调,这次代表会已经彻底调查了“教宗选举的事件和顺序”。圣彼得教堂的教士和罗马的神职人员通过他们的使节,以书面和誓言证实了在罗马所发生的事情。与会者还曾询问过罗马贵族阶层中的重要成员,包括城市的执政官。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比亚恩德拉泰的吉多、教务长赫里伯特以及作为巴巴罗萨的使节前往罗马的不知名的主教(很可能是韦尔登的赫尔曼或者布拉格的丹尼尔)报告了“他们所发现的有关枢机主教罗兰及其追随者的情况。”拉赫温将这些人的备忘录还有罗马教士与贵族的口头证词摘要都列入了《Deeds》一书中。

在帕维亚代表萨尔茨堡的埃伯哈德的贝希特斯加登教务长亨利(provost Henry of Berchtesgaden)告知大主教,巴巴罗萨的手下截获了亚历山大三世和他的枢机主教寄给伦巴第地区主教和城邦公社的绝密信件。亨利补充道,这些揭示了“某些人反对帝国的阴谋诡计”的信件已经被公开传阅。阿德里安四世与当时的宫相枢机主教罗兰与西西里国王威廉一世还有米兰交往的零碎记载很可能也被作为证据展示,该记载将教宗的宫相描绘成这些敌对阴谋的主要煽动者。不管怎么说,这次会议的最终结论是指责枢机主教罗兰与西西里还有米兰私下里串联。亨利表示,议会认为,任何拖延行为都会威胁到教会和帝国的安全。

尽管在这五天的审议中提交了很多不利于亚历山大三世的证据,但议会还是不愿意公开谴责他。2月11日,在一次公开的执政官会议上对他的一些行为又一次进行了审查;圣彼得教堂的修士和罗马的执政官们对着福音书发誓,他们所提出的关于选举过程的控诉是真实的。布拉格的文森特记载,大多数伦巴第地区的主教希望推迟对亚历山大三世的谴责,直到他按照法律流程被传唤三次。而据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描述,巴巴罗萨派往法国劝说路易七世和亨利二世不要草率行事的帕维亚主教彼得(Bishop Peter of Pavia),还有皮亚琴察主教雨果(Bishop Hugh of Piacenza)则完全拒绝承认维克多四世的合法性。然而文森特表示,德意志地区的主教们要求现在就要做出决定,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跨越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重新召集另一次会议要困难得多。阿奎莱亚的皮尔格林、美因茨的阿诺德和达塞尔的雷纳德坚持要继续进行会议,因为罗兰蔑视皇帝的传召和判决,而奥克塔维安却谦恭地服从了会议的管辖。

根据以这三位教长发的名义发布的最后通谕,议会确认了“维克多的当选,他像一只温柔无辜的羔羊,谦恭地来接受教会的裁决。”然后,在所有的主教和神职人员都批准后,“基督教世界的至高皇帝……最后——根据议会的建议和要求,接受并批准了维克多的当选。”最后,在场的所有诸侯还有百姓三次被询问他们是否同意,他们“高兴地大声回答道:‘我们很满意。’”事实上对主教会议决定的支持要比通谕中所呈现的要冷淡得多,贝希特斯加登的亨利告诉大主教埃伯哈德,皮尔格林、班贝格的埃伯哈德还有帕绍与雷根斯堡的主教们“只是出于帝国的需要才同意……而且须由天主教会日后再作出决断。”正如班贝格的埃伯哈德在写给他在萨尔茨堡的同僚的信中所言:“由于这些糟糕的开端预示着更加糟糕的结局,即帝国和教宗之间永恒的不和与分裂……我们接受了维克多,只是希望帝国和教宗之间能够达成和平与和谐。”即使是亲帝国一派的主教被前任教廷宫相枢机主教对帝国的敌意所激怒,他们对奥克塔维安当选的有效性依然不无怀疑,只是对巴巴罗萨的忠诚更占了上风罢了。

第二天,即2月12日,都主教皮尔格林和其他主教们护送一直住在城外圣萨瓦托修道院(monastery of S.Salvatore)的维克多前往帕维亚的大教堂。当教宗走近教堂的时候,巴巴罗萨抓住了教宗所起白马(palfrey)的缰绳,并在维克多下马时握住了马镫,也就是说,巴巴罗萨完成了他最初在苏特里拒绝为阿德里安提供的服务。之后巴巴罗萨和皮尔格林牵着维克多的手,皇帝居右,都主教居左,一同来到祭坛前;在教宗加冕后,每个人——包括皮尔格林、各位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诸侯还有皇帝本人都亲吻他的脚。2月13日周六,维克多四世和议会庄严地谴责了“分裂主义者枢机主教罗兰及其主要追随者。”

1160年3月24日周四濯足节,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在阿纳尼做出了回应。他把巴巴罗萨“作为神圣的教会的主要迫害者”逐出了教会,解放了他的臣民,使他们不再有对他宣誓效忠的义务,并延长了对奥克塔维安及其追随者的驱逐令。(与格里高利七世和亨利四世的对抗中不同,亚历山大三世从未威胁要废除巴巴罗萨的皇位)。在4月4日给萨尔茨堡的埃伯哈德的信件中,亚历山大三世列举了巴巴罗萨的许多不正当行为:他抓捕和监禁从罗马教廷归来的大主教和主教(除了之前提到的丹麦的埃斯基尔还有谁?);他在贝桑松虐待未来的教宗(枢机主教罗兰)和他的同僚(枢机主教伯纳德),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他在阿德里安四世还活着的时候就进攻教廷,据说早就打算扶持奥克塔维安成为教宗。巴巴罗萨和他在罗马的使节们在亚历山大“一致通过当选教宗后”,采用非法手段加冕了奥克塔维安;巴巴罗萨在帕维亚召集了一次违背圣殿的会议。引人注目的是,亚历山大三世只着重列出了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将这位皇帝的幕僚一并开除教籍,因为他怀疑此人可能是9月7日事件的同盟,但他没有单独列出达塞尔的雷纳德,尽管此人通常被认为是1157年后巴巴罗萨反教会政策的主导者,但他在1159年9月并没有到过罗马。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以阿奎莱亚都主教和德意志地区大主教们的名义发出的关于会议程序的通谕的最终版本,我们便会发现其实这对奥克塔维安加冕为教宗的支持非常有限。据巴本堡的埃伯哈德、拉赫温还有贝希特斯加登的亨利描述,大约50名大主教还有阿尔卑斯山两侧的主教参加了会议;还有47或48名教务长也将自己的名字签署在了通谕上。通谕最后写道,共有153名大主教和主教出席或已书面表示他们的赞同意见;还有数不清的修道院院长和教务长从许多王国来到帕维亚给予他们的支持;狮子亨利、韦尔夫六世、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四世、罗滕堡的腓特烈,还有莱茵、萨克森、巴伐利亚的行宫伯爵以及数量不明的伯爵出席。

该通谕夸大了主教团对维克多四世的支持程度。缺席的特里尔大主教和萨尔茨堡大主教的名字也被签了上去,因为据说他们的特使已经同意,而且大主教本人也已经书面同意。虽然后来特里尔大主教希林的确同意了这一决定,但萨尔茨堡的埃伯哈德却从未点头。据班贝格的埃伯哈德表示,阿尔勒、维埃纳、两河贝桑松大主教批准“通过信件和代理人表达自己的同意”,但最后两人的名字却没有出现在最后的签署名单里。最重要的是,即便阿奎莱亚都主教和美因茨、科隆、马格德堡还有不莱梅大主教的所有支持者们都和他们的大主教们一起同意了,签名者的人数加起来也不够153人。实际到场的主教包括三名勃艮第人、27名意大利人、17名德意志人和可能是代表丹麦国王到场的里彭主教(bishop of Ripen)。由于巴巴罗萨决定召集议会时,至少有七名德意志地区的主教已经在意大利和巴巴罗萨在一起,所以最多大概有10名德意志地区的主教听从他的命令,越过阿尔卑斯山。所以说该次会议很难代表整个基督教世界。糟糕的出席率向全欧洲表明,巴巴罗萨宣称他作为皇帝和罗马教会的捍卫者,有着在帕维亚召开大公会议的权力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幌子。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对此有一句著名的嘲讽:“是谁让普世教会受制于一个议会的审判?又是谁指定了德意志人去做各国的法官?(Who has subjected the universal Church to the judgment of one church in particular? Who has appointed the Germans to be judges of the nations?)”

Posted by: Lisa_Corvinus 2020-10-09, 20:06

Frederick’s Claim to World Dominion 巴巴罗萨想要称霸世界

巴巴罗萨想要争取国际社会承认维克多为合法教宗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与他的顾问还有其他统治者是如何看待神圣罗马帝国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地位这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一部分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12世纪60年代初一些文学作品的重视程度。其中包括《反基督剧(The Play of Antichrist)》,在这部作品中有法国国王向皇帝臣服的情节,而后还有一位著名诗人在米兰战败后于达塞尔的雷纳德的宫廷创作的《皇帝赞歌(Emperor Hymn)》:【我是真的不想翻译诗歌了,文盲看不懂,大家自行意会吧,懒】

God save the lord of the world,
Hail our Caesar!
whose yoke is light to all good men;
Whoever kicks against it,
thinking it heavy,
is hard of heart
and of a crooked neck.
Emperor Frederick,
Prince of all princes of the world,
Whose trumpet causes
all hostile castles to fall:
We bow our heads to you,
as do tigers and ants,
along with the cedars of Lebanon,
brambles and tamarisks
. . .
May the understanding of Christ
fill the Christian mind,
so that I might sing with worthy praise
about the Lord’s anointed (“christo domini”),
who powerfully bearing
an earthly burden
restores the Roman Empire to its former state


问题是,文盲巴巴罗萨很可能看不懂这些内容,而且这位大诗人称赞雷纳德才是他所取得胜利的真正主导者。【已经放弃希望开始指着鼻子骂胡子王是文盲了吗……】


同样,与斯陶芬敌对的教宗指控并宣传巴巴罗萨寻求世界霸主地位的说法也必须要用某种怀疑的态度来解读。在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质问是谁任命“德意志人成为各国的法官”的那封信中,他还宣称巴巴罗萨在1152年当选国王后给教宗尤金三世的第一封信函中,就“揭露了他那大胆又无耻的计划……希望重整世界秩序,将整个世界都置于他的管辖之下。”事实上,修道士维巴尔德在选举公告中引用了教宗尤金三世自己引用的格拉修条例(Gelasian formula),向教宗保证了巴巴罗萨希望他们之间在平等的基础上和谐相处的愿望。

御前大法官对不同的群体自有一套说辞。【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含蓄说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巴巴罗萨邀请亨利二世参加帕维亚会议是因为作为教会的主要成员国之一,他有责任维护教会的统一;但巴巴罗萨也在邀请函中告诉布里克森的哈特曼,基督创立了两个机构,即罗马帝国和罗马教会,以分别在“神和人的事务上”指导世界,而且有“一个上帝、一个教宗和一个皇帝。”巴巴罗萨与其他西方君主的关系与他和丹麦、波西米亚还有匈牙利的关系不同,后面几个有着与德意志人结盟的传统。他越是强调自己对路易七世和亨利二世处于优势地位,就越难获得他们对维克多四世的认可。

巴巴罗萨很可能在1157年5月便开始与亨利二世进行了外交接触。5月6日,巴巴罗萨——维巴尔德夸张地称其为“庄严的、伟大的、和平的、受命于天的皇帝”致信于他“最亲爱的兄弟、亲密的、特别的朋友,杰出的英格兰国王以及诺曼、阿基坦公爵”,他们之间有着“最牢固的兄弟之情和不可分割的友情。”虽然巴巴罗萨将自己的名字放在首位以显示自己较高的世俗地位,但这一问候对象依然是平等的,而且他主动致信也算得上是对亨利的一种尊重。维巴尔德断言,“帝国的尊严”使得巴巴罗萨有责任帮助教会和修道院,使他们能够代表巴巴罗萨和他的人民向上帝祈求得到祝福。位于亨利二世治下的利摩日(Limoges)教区的索利尼亚克修道院院长杰拉尔德(Abbot Gerald of Solingac),在“皇帝最忠实、最亲爱的维巴尔德”的协助下,来到亚琛,向皇帝索取信件。皇帝要求亨利按照“皇室的宽容”将杰拉尔德和索利尼亚克修道院置于他的保护下,免受恶人的攻击。

1157年9月下旬,由未来为托马斯·贝克特撰写传记的作者博萨姆的赫伯特大师(Master Herbert of Bosham)率领的英格兰使节团抵达维尔茨堡,在那里巴巴罗萨正在庆祝帝国近期对波兰大公波列斯瓦夫四世战役的胜利。亨利二世的使节与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的使节一同要求巴巴罗萨将曼努埃尔的妻子的外甥——罗滕堡的腓特烈正式加封为骑士。此外,拉赫温记载,来自丹麦、匈牙利、意大利和勃艮第的代表也争先恐后地给巴巴罗萨带来了礼物和请愿书。这种使节带着礼物蜂拥而至的场面在古典文学中预示着整个世界都承认帝国统治者的尊贵地位。赫伯特大师带来了亨利国王的信,信件是由托马斯·贝克特起草的,可能是对巴巴罗萨在5月时寄出的信的回应。亨利在信中溢美之词不绝于口,远超了巴巴罗萨的信,也是拉赫温对维尔茨堡集会描写的核心。这封信也是现代学术界争论斯陶芬家族主张神圣罗马帝国的地位要高于欧洲其他王国的观点,以及其他君主是否明显承认皇帝的优越地位时的重要参考文本。

亨利在称呼巴巴罗萨时将对方的名字放在第一位,他说巴巴罗萨是“亲爱的朋友”、“罗马人不可战胜的皇帝(invincible emperor of the Romans)”、“阁下(Your Excellency)”、“最好的统治者”、“华贵的”、“宁静的(Your Serenity)”【商业互吹警告】他感谢皇帝先行向他派遣了使节,以及赠送信件和礼物——这里是指5月的使团还是另有其人?——更重要的是感谢了皇帝希望“彼此之间签订爱与和平的条约”。国王欣喜地看到,巴巴罗萨愿意帮助亨利来将王国内部的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尽管并没有人能够明确肯定亨利在这里所指的是是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内部问题。在信中,安茹的国王向巴巴罗萨保证:“我们怀着真切而诚挚的感情,准备尽自己一切所能,实现您的荣耀。我们将我们的王国和其他任何受我们支配的地方都供您驱使,使一切事物都按照您的意愿运行,在各方面都彰显您的意志。”亨利还表示希望“在双方人民之间建立不可分割的、和平的、安全的商业交往,但即便您在地位上处于比我们优越的地位,且我们不缺乏服从的意愿,您的命令权重也有可能会下降。”

为了巴巴罗萨能够记住他的祈愿,亨利二世决定给皇帝送去“我们能找到的最贵重的东西,同时也最可能让您满意的东西。”根据英格兰的《大卷(Pipe Rolls,也称烟斗卷?)》记载,在亨利二世统治的第3年——即1156年12月19日至1157年12月18日期间,财政支出了12镑6s8d【有懂的兄弟记得替我补正一下这啥阴间单位……】,用于购买4只猎鹰送给“德意志皇帝”,另外又花了25镑3s为德意志人的使节购买礼物。拉赫温在送给皇室的礼物中特意提到了一顶用料上乘、工艺精美的搭帐篷,这顶帐篷需要特殊的机械来搭建,巴巴罗萨后来在第二次意大利战役中还使用了这顶帐篷。在对巴巴罗萨的外貌、性格和成就的总结卷中,拉赫温把亨利致巴巴罗萨的信化用成了对他的英雄气概和与其他君主之间外交关系的一个及其夸张的总结:“尽管西班牙、英格兰、法兰西、丹麦、波西米亚和匈牙利的国王们并不总是信任他的权力,但巴巴罗萨通过友谊和同盟将他们与自己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当他们与他有书信来往或是派遣使节时,都会宣称他们自愿赋予皇帝指挥自己的权利,且并不缺乏服从的意愿”——这句话出自埃因哈德(Einhard)所著《查理曼大帝传(Life of Charlemagne)》​​​​

用通俗的拉丁语来说,亨利这封看似口吻恭顺的信中,其实充满了对巴巴罗萨的旁敲侧击。在信件的细枝末节处,国王提及了外交任务的关键所在:他的使节将向皇帝对“受祝福的詹姆斯之手(regarding hand of the blessed James)”作出口头回应。巴巴罗萨的曾外祖父亨利四世皇帝曾在1072年为皇室教堂获得了这件使徒遗物,但它也是亨利二世国王的母亲玛蒂尔达女王在1125年亨利五世皇帝去世后带去英国的宝物之一。在玛蒂尔达的父亲亨利一世于1135年去世前不久,国王曾经圣遗物交付雷丁修道院,随后他自己也安葬在那里。和玛蒂尔达争夺英格兰王位的斯蒂芬的兄弟温切斯特主教亨利(Bishop Henry of Winchester)曾经占有过这只手,在亨利二世当上国王后他又将其归还雷丁修道院。对于亨利二世和巴巴罗萨而言,这只手不仅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圣遗物,也是王朝复辟的象征。正如拉赫温所言,亨利的“甜言蜜语”和其他珍贵的礼物是对皇帝要求将这件圣遗物归还给他的礼貌拒绝。皇帝个人的自命不凡与残酷的政治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1157年10月,英格兰使者也陪同巴巴罗萨从维尔茨堡来到了他在贝桑松举行的集会。他们和其他来自欧洲各地的人一起,见证了皇帝于枢机主教罗兰的对峙。拉赫温喋喋不休地讲述着他对于帝国的宏伟前景,他表示:“因为全世界都承认他(巴巴罗萨)是最强大、最仁慈的统治者,并承诺以全新的敬意与赞美来歌颂他,对他献上真诚的敬爱与畏惧。”然而这一次路易七世回绝了巴巴罗萨,拒绝按照原计划在贝桑松集会后与他会面,大概是不希望被视为站在皇帝一边,与他一起反对教宗阿德里安。

1159年1月和2月,当巴巴罗萨正在处理米兰拒绝隆卡利亚集会通过的法律的问题时,路易七世和亨利二世的使节相继出现在他的宫廷,并试图用奉承恭维还有礼物以获得皇帝对各自主君的支持。拉赫温颇为隐晦地暗示了,自从路易七世与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离婚,并且1152年亨利娶她为妻后,英法之间就一直存在着“不间断的敌意和争执”,“不管是出于各自领地的划分问题,还是一些其他不太明显的原因”。事实上,亨利把图黎族地区看作埃莉诺的部分嫁妆,而路易则在试图帮助他的内兄弟图卢兹伯爵雷蒙德五世(Count Raymond V of Toulouse)。1159年3月双方爆发了公开的敌对冲突,但亨利不得不于1159年9月解除对图卢兹的包围,因为他封建意义上的主君来到了该城。【关于老亨二和路七之间,甚至理查和小狐狸之间的封建名分关系啥的要深究又能水一批论文了,这里就不赘述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巴巴罗萨于9月16日告知萨尔茨堡大主教埃伯哈德,他已应路易的请求,派遣帕维亚主教彼得在两位国王之间斡旋调停,并敦促他们只承认一位为他们三位君主所共同接受的教宗。【你这不是屁话么,你只肯承认维克多四世,那不就是逼他俩也和你一起站队。】由于两位统治者都不希望在彼此有冲突的情况下还得罪巴巴罗萨,尽管法兰西和英格兰的主教其实都倾向于支持亚历山大三世,他们也不能立即拒绝支持维克多四世。因此,两位国王一开始都对遵守帕维亚会议的决定感到犹豫不决。

在会议结束后,巴巴罗萨派遣达塞尔的雷纳德前往法国,派韦尔登的赫尔曼前往西班牙,派布拉格的丹尼尔前往匈牙利,而且也派了一些使节出使丹麦和波西米亚。不过亚历山大三世在1160年的濯足节(Maundy)星期四将巴巴罗萨开除教籍后,同样也派遣了自己的使团进行反击。帝国的使节们并没有取得什么显著成果。

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波德(Archbishop Theobald of Canterbury)在1160年初告诫亨利二世不要过早地承认任何一位教宗候选人。然而到了5月或者6月,大主教告知国王,法兰西的教会选择了亚历山大三世,众所周知亚历山大“比他的竞争对手品德更加高尚、更谨慎、更有学问和口才”,“几乎整个罗马教廷都倾心于他。”西奥波德警告亨利不要听信巴巴罗萨对于奥克塔维安的溢美之词,因为自1080年对立教宗克莱门特三世的选举以来,在无数次困扰教会的分裂中,法兰西教会支持的教宗总是战胜了“由日耳曼式的急躁将其推上教宗宝座”的人。1160年5月,路易和亨利解决了他们在图卢兹问题上的争端,并就教会分裂问题也达成了一致。7月,英国和法国教会在博韦(Beauvais)和伦敦举行的会议上正式承认亚历山大三世为合法教宗。【胡子王:喵喵喵???!!!】

巴巴罗萨试图获得匈牙利王国对维克多四世的承认,这与他对拜占庭的外交方针也息息相关,因为马扎尔人的王国是两大帝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布拉格主教丹尼尔于1160年3月27日与埃斯泰尔戈姆大主教卢卡斯(Archbishop Lucas of Esztergom)会面无果,而且卢卡斯是教会改革派的,他很快就宣布自己承认亚历山大三世,但匈牙利国王盖萨二世仍然还没有给出官方承诺。为了向盖萨、亚历山大三世还有西西里的威廉一世施加压力,巴巴罗萨在4月派遣卡林西亚公爵亨利五世(Duke Henry V of Carinthia)、公证人维尔茨堡的亨利还有威尼斯总督的儿子去与曼努埃尔一世会面。希腊皇帝向他提供了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领土特许权,并且拉赫温表示,“他们就共同对付威廉达成了某些更秘密的协约。”为了拉拢拜占庭皇帝,巴巴罗萨甚至有些绝望地开始考虑在意大利南部恢复希腊人的特权,虽然看起来并没有人把这回事当真。1160年12月的时候,曼努埃尔也在和亚历山大三世谈判,而1161年的下半年,卢卡斯大主教劝说盖萨也去支持亚历山大。

在盖萨二世于1162年5月31日去世后,他的兄弟拉兹洛二世(Ladislas II, r. 1162-1163)和伊斯特万四世(Stephen IV, r.1163)接连作为拜占庭支持的王位宣称者试图取代他们未成年的侄子伊斯特万三世(Stephen III, r.1162-72),后者此时正由大主教卢卡斯代为摄政。两位伊斯特万国王都争相希望获得巴巴罗萨的承认。皇帝在1163或1164年写信给萨尔茨堡大主教埃伯哈德,说匈牙利的王位宣称者和许多匈牙利本土贵族“希望将自己至于帝国的保护与统治之下。”伊斯特万三世在巴巴罗萨的代理人以及亲戚:波西米亚国王弗拉迪斯拉夫,还有奥地利的亨利(他的女儿阿格妮丝后来嫁给了伊斯特万三世)与施蒂利亚的奥托卡三世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伊斯特万的弟弟,未来的贝拉三世(Béla III, r. 1172–96)作为曼努埃尔的女儿的未婚夫,抚养在拜占庭的宫廷,并作为匈牙利和希腊人共同指定的继承人,受封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作为领地。巴巴罗萨对于匈牙利的宗主地位宣称,似乎要优先于争取他们对于对立教宗维克多四世的承认,因为伊斯特万三世仍然终于亚历山大三世。1172年曼努埃尔拥立贝拉三世成为匈牙利国王,结束了匈牙利王国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地位。

直到1167年布拉格主教丹尼尔在巴巴罗萨的第四次意大利战役中去世,波西米亚一直都坚定地支持对立教宗维克多四世和继任的帕斯卡尔三世。1159年,巴巴罗萨派遣未来的美因茨大主教布赫的克里斯蒂安前往丹麦,以取得瓦尔德马一世对维克多四世的支持。里彭主教很可能代表瓦尔德马参加了帕维亚会议,皇帝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对立教宗,因为他需要得到巴巴罗萨的承认,更重要的是他还需要狮子亨利的支持,以便在波罗的海地区打击他们共同的斯拉夫敌人。瓦尔德马一世和波西米亚的弗拉迪斯拉夫于1162年9月出席或派代表出席了巴巴罗萨在圣-让-德-洛斯内(St. Jean-de-Losne)召开的试图增加奥克塔维安正统性的会议(然而最终还是失败),但到了1163年或者最迟1164年,丹麦国王也于亚历山大三世进行了接触。【胡子王:你们……】因此,其他国家对维克多四世的承认仅限于波西米亚和丹麦这两个与帝国关系最密切的国家;即便是在德意志境内,一些以萨尔茨堡大主教埃伯哈德为首的主教也坚决反对维克多四世。斯陶芬家族的霸权仅仅是一种文学上的幻想。

奇怪的是,虽然巴巴罗萨在罗马宣称帝国主权是导致帝国与教宗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但在教会分裂事件爆发后,他也并没有努力巩固自己在罗马城的地位,在他38年的统治中,他总共只在罗马城待了21天。尽管罗马象征着无上荣耀,但在巴巴罗萨的计划中,罗马总是处于边缘地位。维克多四世也是在加冕两周后就离开了这座城市,并没有占据拉特兰宫;他的行程在1160年2月后与巴巴罗萨基本保持一致。亚历山大三世居住在靠近教宗领地和诺曼王国边界的阿纳尼;但他在1161年6月6日曾短暂地返回过罗马,因为此时维克多四世的大部分支持者都在洛迪参加会议,巴巴罗萨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重新确认维克多的当选。然而,亚历山大在罗马和教宗领地的处境也并不安全,9月30日,他已经逃到了意大利西海岸。西西里的威廉派出舰队为教宗的队伍护航,使他们于1162年1月21日抵达热那亚。3月1日米兰的再度投降使得亚历山大留在意大利会变得十分危险,所以他于3月25日逃离热那亚,并咋1162年4月11日于法国南部海岸的马格洛讷(Maguelone)登陆。巴巴罗萨在意大利地区的胜利并没有解决教会分裂问题,使维克多四世成为正统。​​​​

Posted by: Lisa_Corvinus 2020-10-22, 12:08

Chapter Eleven:The defeat of Milan 米兰的失败
A War of Attrition 消耗战

虽然巴巴罗萨希望在国际上获得对维克多教宗地位的承认与他在米兰的失利有关,但他在帕维亚会议后便解散了军队。狮子亨利、沙林恩的贝特霍尔德四世还有大多数主教们都返回了。在1161年新的生力军从德意志地区抵达之前,皇帝很大程度上都在依赖他在意大利地区的贵族支持者和城邦盟友。由于他缺乏足够的兵力来围攻米兰,因此巴巴罗萨打算进行消耗战:封锁为米兰供应物资的道路,破坏米兰的乡村,以及一些出其不意的小规模交战。米兰现在四面都是与他们敌对的势力。东南面的洛迪新城阻碍了米兰通向皮亚琴察的道路。巴巴罗萨曾于1158年9月将原本属于米兰的两个郡封给了海因斯贝格伯爵戈斯温三世(Count Goswin III of Heinsberg):位于米兰城西北、提契诺河以东的塞普里奥(Seprio),还有从科莫湖以南延伸到米兰东北部阿达河上游的马特萨纳(Martesana)。巴巴罗萨的城邦盟友诺瓦拉和韦尔切利控制了米兰西部的提契诺河谷。米兰南部的帕维亚则完成了对米兰城以及其附属乡村的合围。

1160年间充满了各种试探性的交锋。3月22日,米兰人攻打洛迪,但洛迪人在城外的战斗中击退了进攻者。几天后巴巴罗萨抵达落地,对市民们在保卫帝国荣誉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表示感谢,但也警告他们今后不要轻易被引诱到城墙外作战,以免遭到伏击使得城市被攻陷。4月,日耳曼人、洛迪人和克雷莫纳人的军队攻占了位于阿达河以东的两座米兰人控制的城堡,加强了对米兰的封锁;但巴巴罗萨因为怀疑对方有埋伏而禁止军队擅自攻击出现在河对岸的米兰军队。巴巴罗萨在5月与克雷莫纳以及帕维亚的先遣军一起,摧毁了米兰西侧的附属城镇。6月2日,米兰人在200名皮亚琴察骑士的支持下,以100辆战车(wagons)作为步兵和弓箭手的移动野战工事,与帝国军队对峙。巴巴罗萨不愿冒险在一场战斗中损失过多的部队,于是撤退到了帕维亚,在那里他将意大利的雇佣骑士都解散了。皇帝保存了有生力量,但米兰也借此机会打破了对其粮食供应的封锁。

趁着巴巴罗萨退到帕维亚的时候,米兰人于6月9日进攻洛迪。大部分米兰军队都布置在离洛迪很近的地方,然后派出了40多名骑士去引诱洛迪人进入伏击圈。洛迪人没有听从巴巴罗萨先前的警告,选择追击米兰人。在随后的混战中,双方都有人被俘。第二天继续重复了这一过程,但这回洛迪人看到米兰人主力出现,急忙退回了洛迪城,双方部队在城墙外对峙。双方都不敢贸然进攻,于是米兰人先行撤退了。这次惨败后,米兰人决定于6月18日派出城内的六路军队大举进攻。米兰人成功的机会很大,因为洛迪的城墙还没有完工,其防御工事主要是依托土城墙和两条护城河。到了下午,城市基本上被包围了,但米兰人无法让足够的兵力通过沼泽地,无法正式合围洛迪。皮亚琴察的援军在傍晚时分感到,协助米兰人,但洛迪守住了阿达河上的桥梁,并派人到克雷莫纳和帕维亚请求增援。6月19日黎明时分,围攻的米兰人在阿达河的对岸发现了克雷莫纳人的援军,并且拆除了他们营地的帐篷,米兰对洛迪的围攻仅仅持续了一天半。8月3日,洛迪的新城墙开始施工,米兰摧毁洛迪新城的企图宣告失败。

7月,阿达河以东的贝加莫与布雷西亚之间的区域成为军事活动频繁的场所。巴巴罗萨从贝加莫向东推进到布雷西亚境内,迫使布雷西亚人解除了对一座城堡的围困,他还摧毁了连接米兰和布雷西亚的一条公路上的一座桥梁。7月28日,他占领了伊赛奥湖南端的伊赛奥(Iseo),即奥利奥河(Oglio)的源头,这条溪流将布雷西亚和贝加莫的领地分隔开来。连接米兰和布雷西亚的主要公路在卡诺萨穿过阿达河,8月初,洛迪和克雷莫纳的联军摧毁了那里的桥梁。然而此时布雷西亚人已经加入了米兰人在马特萨纳的战场。

7月末,米兰六路大军已有三军的骑士和步兵向北出发,开始围攻卡尔卡诺(Carcano),卡瓦卡诺位于科莫湖的两条支流之间:西边的支流是科莫湖本体,东边的支流称为莱科湖(Lake Lecco),阿达河从这里流出科莫湖。米兰人的攻势很有可能打破帝国在北方的封锁,并且切断从科莫到瑞士东部山口通往德意志地区的道路。巴巴罗萨只得终止他的布雷西亚战役,以减少帝国在卡尔卡诺地区的驻军。他希望能够困住米兰人,正如他在战役结束后不久在给阿奎莱亚都主教皮尔格林的信中所解释的那样,因为他自己的军队将楔在他们和米兰之间。巴巴罗萨在8月8日到达卡尔卡诺之前并不知道,米兰人已经得到了城内其他三路军队的增援,人数大大超过了自己的部队。他的军队包括来自科莫、诺瓦拉和韦尔切利的先遣军;还有大概是海因斯贝格伯爵戈斯温三世指挥的赛普里奥和马特萨纳的骑士;以及蒙费拉托的威廉、比亚恩德拉泰的吉多还有洛梅洛的吉多(Guido of Lomello)等大贵族。他的麾下还有一些德意志人。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四世,他因为希望巴巴罗萨支持他的兄弟鲁道夫继任美因茨大主教,便带着本部人马跟随着;弗拉迪斯拉夫被放逐的堂兄弟——波西米亚公爵奥尔德里奇(Duke Oldřich of Bohemia),还有图林根地区的巴尔豪森伯爵康拉德(Count Conrad of Ballhausen)。帝国军队是在短时间内勉强集结起来的,而且人数不多。

德意志人于8月8日在卡尔卡诺以南一公里处的阿尔塞廖湖(Lake Alserio)畔扎营。皇帝麾下的意大利军队在他驻地西南两公里处的一座山脊上扎营。8月9日的战斗分了两个阶段。巴巴罗萨的德意志军队击溃了米兰人的步兵,摧毁了米兰人的军旗战车(carroccio),还杀掉了拉战车的牛,夺取了金十字架和装饰在上面的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旗帜。然而米兰人的骑士彻底击溃了皇帝的意大利盟友。他们中有2000多人溃逃,包括蒙费拉托的威廉;还有许多人,特别是诺瓦拉人被屠杀。米兰人控制了除了湖泊之外可以俯瞰巴巴罗萨营地的高地。据米兰匿名者记载,皇帝只剩下200多名还能战斗的骑士。岩石地形和暴雨阻止了米兰对湖对岸德意志人的攻击,使得皇帝能够撤退到科莫城外的一座城堡,而且米兰也担心他只是佯装撤退。米兰人洗劫了德意志人的营地,释放了之前被巴巴罗萨抓获的俘虏。

200名克雷莫纳人和80名洛迪骑士此时还不知道在卡尔卡诺发生的事情,于8月10日带着巴巴罗萨要求运送的大量物资从洛迪出发了。沉重的符合使他们只能龟速行进,8月11日上午,米兰人发现并且在沼泽地埋伏了这一队伍。他们俘虏了10名洛迪人和14名克雷莫纳人,其他人丢下盔甲和200匹马四散而逃了。巴巴罗萨刚一得知这一消息就赶来营救他的盟友了,而米兰人也随之撤退。米兰人随后用克雷莫纳、科莫、帕维亚等亲帝国城邦的约200名骑士,换取了皇帝先前扣押的所有人质。

巴巴罗萨在写给阿奎利亚的皮尔格林的致歉信中表示,他希望纠正这位都主教可能听闻的关于卡尔卡诺发生的任何错误流言。虽然米兰人突破了他在伦巴第地区盟友的防线,他本人也遭受了一些损失,但德意志人杀死了30多名守卫军旗战车的米兰骑士,米兰人需要75辆马车,每辆马车载三四具尸体,才能把死者运回家。【胡子王您可真是数学鬼才?】帝国取得辉煌大胜的说法在德意志地区流传开来。根据弗赖辛的奥托所著《Deeds》的续编,大约有500名“敌人被杀,而我们只损失了5人。”也许编年史家认为“我们的人”只包括德意志人。实际上这场战斗充其量只是一场平局。米兰人的确在8月19日放弃了对卡尔卡诺的围攻,但皇帝并没有困住米兰军队,他们已经在塞普里奥和马特萨纳重新占据了上风。死去的米兰人可能的确比德意志人更多,但这座城市拥有巴巴罗萨所缺乏的人力储备。米兰允许皇帝撤退——也许这也是作为交换俘虏条件的一部分,到了8月24日,他回到了帕维亚,并在那里度过了1160-61年的秋与冬。诺瓦拉、韦尔切利和阿斯蒂的主教,蒙费拉托的威廉,比亚恩德拉泰的吉多还有其他意大利贵族在8月26日后不久便向他再次宣誓,将从1160年9月8日至1161年4月16日——也就是他预计德意志援军到达的两周前,向他提供骑士和弓箭手。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皇帝将完全依赖于他的意大利盟友的支持。

巴巴罗萨在信中还纠正了皮尔格林可能听到的一些其他错误传言。他向都主教保证,维克多失去支持的说法是无稽之谈,西班牙、匈牙利、丹麦和波西米亚,还有巴塞罗那伯爵拉蒙-贝伦加尔四世(Count Ramón Berenguer IV of Barcelona)、图卢兹伯爵雷蒙德五世以及普罗旺斯和勃艮第地区的所有领主都服从于他。【你哪儿来这么大面子啊……】这种说法也是夸大了事实。到了1160年底,莱昂、卡斯提尔可能还有纳瓦拉的国王其实都承认了亚历山大三世。雷蒙德还拥有伊泽尔河(Isère)和迪朗斯河(Durance)之间的普罗旺斯侯爵领的首府,他娶了路易七世的姐妹康斯坦丝,并在与英格兰的亨利二世争夺图卢兹的过程中得到了他内兄弟的援助。1162年4月,雷蒙德在亚历山大三世抵达蒙彼利埃(Montpellier)的时候亲自去迎接了他。

值得注意的例外是拉蒙·贝伦加尔,因为这位巴塞罗那伯爵兼任普罗旺斯伯爵,因而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封臣。1161年,拉蒙的侄子,普罗旺斯的拉蒙·贝伦加尔三世【我说你们换个名字会死吗】娶了巴巴罗萨的堂姐妹里希尔德(Richildis),后者是巴巴罗萨在巴本堡家族的姑姑阿格妮丝与流亡的波兰公爵弗拉迪斯拉夫的女儿,也是莱昂-卡斯迪亚国王阿方索七世(King Alfonso VII of León- Castille)的遗孀。1162年6月,巴巴罗萨同意将普罗旺斯郡和福卡尔基耶(Forcalquier)郡以及阿尔勒城堡封给这两个伯爵;而作为交换,伯爵们答应承认维克多为教宗,不允许亚历山大与他的枢机主教或是使节进入他们的领地,并尽可能地帮助搜捕教宗及其代理人。1162年8月6日巴塞罗那伯爵去世后,巴巴罗萨在前往圣·让·德·洛纳的路上,便向拉蒙三世赐予了封地。耐人寻味的是,留存下来的封建特许状并没有包括要求他承认维克多为教宗并且帮助搜捕亚历山大及其党羽的条款,这也许是因为拉蒙三世拒绝向对立教宗做出书面承诺。巴巴罗萨在给都主教的信中,要么高估了维克多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普罗旺斯地区的受支持程度,要么就是故意在夸大其词。

巴巴罗萨能够打消都主教的真正杀手锏是,1160年7月25日,在埃尔福特召开的诸侯会议上,诸人曾发誓要在次年对米兰进行远征。参与者便是1160年夏时不在意大利的诸侯们,包括:特里尔、科隆和马格德堡大主教;班贝格、蔡茨和迈森主教;狮子亨利、罗滕堡的腓特烈、皇帝的兄弟康拉德、图林根的路易二世、大熊阿尔布雷希特和迈森伯爵奥托一世。皇帝同样命令皮尔格林在1161年4月30日,也就是复活节后的两周带领一定规模的部队抵达帕维亚,因为在接下来的战役中,他要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事实上许多诸侯都曾试图逃避这一义务。萨尔茨堡大主教埃伯哈德也接到了类似的任务,但他对卡尔卡诺之战和对立教宗维克多四世却只字未提。

在巴巴罗萨等待德意志援军的同时,他两次试图破坏米兰与其在波河上的港口皮亚琴察之间的交通线,但都失败了。1160年8月24日,皇帝带着来自克雷莫纳、帕维亚和洛迪的一支军队,还有帕维亚提供的舰队从帕维亚出发,去摧毁皮亚琴察在河上的浮桥。皮亚琴察人将船只停泊在了在城边的南部坡岸,所以避免了他们的破坏。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0月19日。米兰人大获成功。大主教奥伯特曾激励米兰人在卡尔卡诺作战,在夺取塞普里奥的过程中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执政官们在克雷马的废墟中驻扎了100名骑士,以制衡洛迪和克雷莫纳;米兰人还在蓬蒂罗洛(Pontirolo)重建了在春天时被摧毁的阿达河上的桥梁。米兰还在10月28日从那里对洛迪发动了突然袭击。双方都抓获了不少俘虏,其中还有奥托·莫雷纳的儿子曼弗雷德。米兰在1160年遭受的唯一一次严重挫折是8月的一场大火,火势烧毁了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城市。由于没有充足的德意志军队,巴巴罗萨只是名义上能够指挥意大利城邦的联军。1160年对他来说在军事上是失败的一年。

1161年春,城邦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又开始了。3月12日,皮亚琴察人和洛迪人同时互相入侵了对方的领土,并且皮亚琴察人取得了胜利,因为他们在清晨洛迪人穿上盔甲之前就发动了突袭。4月4日,双方的骑士又发生了一次交锋。米兰人于3月17日开始围攻米兰西北部塞普里奥的卡斯蒂廖内奥洛纳(Castiglione Olona)城堡。由于城堡里没有水,守军很快便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他们向皇帝求援。巴巴罗萨在洛迪集结了一支意大利军队,并得到了巴塞罗那伯爵拉蒙·贝伦加尔四世带来的50名骑士的增援。在巴巴罗萨进军的压力下,米兰人在烧毁所有攻城器械后,于4月15日撤军。皇帝在塞普里奥地区重新取得了优势。米兰人匿名者在这方面指出,米兰人花费了相当大的代价来采购并维持补给。

德意志援军终于开始抵达:罗滕堡的腓特烈带来了600多名装备精良的骑士,达塞尔的雷纳德带了500多名;图林根的路易二世也带了500多名;波西米亚国王弗拉迪斯拉夫二世的兄弟西奥波德公爵还有国王之子腓特烈带了300多名。5月29日,皇帝率领德意志、意大利联军前往米兰,对米兰周围的乡村进行破坏。米兰人数次出城反击与意大利人进行小规模交战。有一次,巴巴罗萨曾下令当着其他米兰人的面绞死一个很有名望的米兰人俘虏。德意志人听从了巴巴罗萨严格的命令,未经授权不与米兰人接战。巴巴罗萨采取恐怖手段恫吓敌人,以及他在自己的部队中维持军纪的能力都十分令人震惊。在10天之内,帝国军队便摧毁了米兰的附属乡村,摧毁了城市周围10至15英里范围内的粮田、葡萄园、其他果园和住宅。为了控制城市中不断上涨的粮食价格,每个教区选出两名代表,在六个其他区域里每个区域选出三人,负责制定粮食、酒和一些日常用品的价格。米兰人匿名者就是这一委员会的18名成员之一。

6月7日左右,皇帝从米兰撤退到阿达河上。他将德意志军队留在那里,但他解散了所有的意大利军队。针对前一年法国和英国都宣布承认亚历山大三世为正统教宗的情况,维克多四世不得不在洛迪召开了一次会议。巴巴罗萨主持了这场于6月19日开幕的会议,与会人员一致确认了维克多四世的当选是合法的。丹麦、挪威、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的国王,6位大主教、20位主教,许多熙笃会修道士以及其他教团的修道士与教务长都为自己未能参加而致歉,并郑重申明了他们对维克多四世的拥护态度。教会将米兰大主教、皮亚琴察和布雷西亚的主教,还有这些城市的议会成员及顾问逐出教会。博洛尼亚主教被不可撤销地废黜,其他几位主教被暂时停职,一直到8月1日才恢复职务。会议还将杀害美因茨大主教阿诺德的凶手也一并逐出教会,然后维克多册封了巴巴罗萨选择的维特尔斯巴赫的康拉德作为阿诺德的继承人。在会议结束后,洛迪人驱赶了24名米兰骑士,并抓获了其中4人,这些人计划袭击一些返回帕维亚的主教。

6月25日,皇帝攻占、烧毁并夷平了阿达河和波河交汇处的一座堡垒。他下令砍掉守军中米兰人的手和17名其他俘虏的手。剩余的俘虏被囚禁在洛迪。海因斯贝格伯爵戈斯温于7月在塞普里奥重新发动攻势。

米兰人现在明显处于劣势,于是他们于8月7日第一次提出了和谈的提议。当帝国军队在米兰南部的兰布罗(Lambro)扎营时,米兰执政官联系了巴巴罗萨的兄弟康拉德,他的姐夫图林根的路易二世还有波西米亚的一位公爵——很可能是弗拉迪斯拉夫的兄弟西奥波德。请求级别比较高的人物——最好是君主的亲属作为中间人来与曾被冒犯了的君主进行谈判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科隆皇家编年史》指出,为了安抚皇帝,米兰提出将填平一段护城河;毁掉一部分大约长40ells的城墙,一边帝国军队可以随意进出城池;他们还将拆掉30座类似塔楼的房屋——大约和现在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维罗纳等城市还能看到的住宅类似;交出300名人质;缴纳1万马克的战争赔款以及每年他们自己所征收的税金的一部分。据科隆编年史学家说,皇帝拒绝了这些条件之后,米兰人还是希望通过一些领主还有波西米亚国王(原文如此)的影响力,来重新获得巴巴罗萨的宽恕。编年史学家还说,其他诸侯对这俩人的反对态度挫败了他们的企图。无论如何,根据奥托或者阿塞伯斯·莫雷纳(Acerbus)的说法,执政官和诸侯们都保证了彼此的使者在谈判中往来的安全;但达塞尔的雷纳德麾下的骑士据说对这些秘密协定一无所知,于是他们逮捕了执政官。米兰的骑士随后前去营救他们,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诸侯们对这种破坏和平谈判,让自己的誓言与荣誉受辱的行为感到愤怒,想要去杀死雷纳德。但后者当时还在帝国的营地里,据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急忙去向巴巴罗萨保证自己是清白的。皇帝命令诸侯们停止杀人的意图,并召集帝国掌旗官(imperial standard-bearer)罗滕堡的腓特烈以及其他诸侯准备迎战。愤怒的图灵根的路易二世以及弗拉迪斯拉夫二世的兄弟西奥波德拒绝参加。巴巴罗萨从南面进攻米兰人,他的表弟罗滕堡的腓特烈从北面进攻。米兰人向城内撤退,但留在米兰的其他执政官却禁止城市居民出城救援城外作战的同胞。巴巴罗萨亲自追击米兰人一直到护城河的桥上,他的部下俘虏了80名米兰其实和266名步兵【为什么你们西欧的战报就这么精确,还能到个位数的,我惊了】,还杀死了很多人。米兰匿名者认为俘虏人数超过300人,乌尔斯贝格的伯查德记载说,大约有1000名俘虏赤身裸体被关押在洛迪,在寒冬中用铁链锁住,十分可怜。在桥上的战斗中,皇帝的马多次被砍伤,巴巴罗萨本人也受了轻伤——这也是他亲自参与搏斗的又一个例子。几天之后,他致信维克多四世,讲述了他参加战斗的情况,并将死亡人数定为600多人。

8月7日的事件提出了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雷纳德是真的对诸侯们于米兰人的密谈一无所知,还是出于对1159年1月米兰人攻击他和其他帝国使节的个人怨恨,故意破坏谈判?其他诸侯们又是否像1158年8月第一次围攻米兰时出现的情况一样,希望议和以求尽快结束与米兰的冲突;而根据科隆编年史中的暗示,是否雷纳德的态度更符合巴巴罗萨本人希望继续战斗的决心?其他诸侯,尤其是皇帝的亲戚们是否在嫉妒雷纳德卓越的影响力?莱茵行宫伯爵以及图灵根领主因为无法保证执政官及其使节们的安全而感到耻辱,是否便是他们在1164年与雷纳德结仇的原因?不管怎么说,这件事让我们难得地看到了宫廷内部的紧张氛围。

巴巴罗萨于8月9日继续对乡村进行破坏,并加强了对城市的包围。如果有米兰人胆敢出城,比如说只是去砍柴火,他就下令砍掉此人的右手。从皮亚琴察或是其他地方来的人,如果被发现把物资偷运给米兰,也会遭受同样的刑罚;仅一天就有25人被截肢。小股骑兵部队在城墙外进行小规模的接触战,有一次包括两名队长在内的5名米兰囚徒被刺瞎双眼,第6个人被剜去了鼻子,但保留了一只眼睛,所以他可以勉强带着剩下的同胞们回去。巴巴罗萨最后得出结论,他必须彻底摧毁米兰在皮亚琴察和布雷西亚的市场,因为这些市场在继续向米兰提供补给。因此,在1161-1162年的冬天,他封锁了所有通往米兰的道路。凡是试图穿过封锁的人,被日夜在公路上巡逻的洛迪人和德意志人抓住后就会被砍掉右手。【胡子王你咋这么残暴啊……】

米兰人为了获得补给,做了最后一次尝试。12月,当巴巴罗萨停驻在克雷莫纳时,500多名米兰骑士接近了洛迪。大多数人埋伏在附近的森林里,但其中约有100人推进到了洛迪的郊区,并夺取了许多战利品。贝阿特丽丝皇后和罗滕堡的腓特烈麾下的骑士们奋勇追击,夺回了大部分战利品;但随后,埋伏在森林里的米兰骑士们进行了反击,把德意志人和洛迪人驱赶了,又重新缴获了物资。他们甚至杀死了皇后麾下最勇敢的一名骑士。

然而,米兰城内的人已经被饿得奄奄一息了。阿塞伯·莫雷纳记载,一担盐的价格已经飞涨到12个新米兰便士,米兰人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为了维持到下一个收获季节,每担粮食的售价涨到了2先令。米兰匿名者还记得,当时的粮食异常昂贵。1蒲式耳(bushel,谷物和水果的容量单位,相当于8加仑)的谷物或豆子20便士;四分之一蒲式耳的盐30先令;一磅奶酪8便士。肉类的价格也非常昂贵。他买四分之一头死牛都花了21先令。他回忆道,很多穷人无法获得食物,从早到晚都只能奄奄一息地躺在泥潭里,许多人都饿死了。父亲和儿子们;丈夫和妻子;兄弟们都在争论是否应该投降,特别是一些上流公民正在密谋逃离。最后阿塞伯·莫雷纳记载道:“米兰人决定,按照皇帝的意愿与他讲和,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赎罪,并恳求他的怜悯,无论怎样都比继续处于这种困境中要好。”

Posted by: Lisa_Corvinus 2020-10-25, 13:16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无条件投降
关于米兰的投降条件以及最终决定无条件投降的谈判持续了几个星期,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平息米兰人的所作所为对帝国和巴巴罗萨荣誉的严重侮辱,并展示帝国的权威。我们之所以能够对这些事件了解得这么清楚,得益于5个目击者的记载。巴巴罗萨自己的信件;阿塞伯·莫雷纳;米兰匿名者;布拉格的文森特记载的编年史;以及帝国公证人科隆的伯查德写给锡格堡(Siegburg)修道院院长尼古拉斯的一封信件,后者一直到12世纪70年代都在负责编纂科隆皇家编年史。
1162年2月21日,圣灰星期三,米兰人派了三位执政官到洛迪去见巴巴罗萨,并给出了两个提议:他们可以无条件臣服于他,也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来重新获得他的宽恕。在1158年的版本,以及后来在1161年被巴巴罗萨拒绝的那一个版本的和平协议里,他们都提出,“为了皇帝的荣誉”将完全填平护城河;摧毁城墙和塔楼;让皇帝挑选300名人质作为囚犯关押3年;接受皇帝青睐的任何人作为他们的行政长官,无论是德意志人还是意大利人;交出所有的贵族;向巴巴罗萨支付一笔数额不明的赔款;自费在城内或城外建造一所他希望的大型宫殿;今后绝不修建护城河或者城墙,未经皇帝许可的情况下不与其他任何城市或个人结盟或是签订宣誓协议;流放3000人;只要皇帝和他的军队有停驻的需要,就在米兰城接待他们。
巴巴罗萨征求了德意志和意大利地区的诸侯以及其城邦盟友的意见。他们的困境在于,一个基督教统治者对悔改者理应表现出仁慈,但他们又的确很想给米兰先前的不服从行为一个深刻的教训。以雷纳德为首的一些诸侯建议不要接受米兰提出的条件,这样巴巴罗萨就可以寻求报复。然而,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比亚恩德拉泰的吉多的建议,即巴巴罗萨应该进行谈判。科隆的伯查德解释道,吉多这样做的原因很狡猾,因为米兰人会觉得后一种选择会比无条件投降更容易接受,但只要巴巴罗萨继续封锁城市的补给线,饥饿的居民就根本无法履行协议。吉多认为,如果是因为米兰人不遵守誓言而惩罚他们,而不是因为他们先前的叛乱,就不会违反仁慈的道义,巴巴罗萨就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这座城市。米兰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很显然他们不可能在战斗中取胜。所以,他们在终止了与布雷西亚和皮亚琴察的联盟后,无条件地宣布屈从于巴巴罗萨的怜悯。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一次无条件的投降,因为市民们的生命已经被宽恕,在他们投降后杀死他们是一种很不光彩的行为——但与1158年托尔托纳、米兰甚至克雷马的投降不同,巴巴罗萨并没有特意对人民和城市的命运再做出其他的承诺。通常情况下,这些细节都是在正式臣服与和解之前就已经制定好的。
隆重的投降仪式有两个重要目的,一是为了扩大米兰市民群体的个人屈辱感,二来决定米兰的未来命运。1162年3月1日,20名米兰市民代表,包括至少9名执政官,前往洛迪的皇宫觐见皇帝——由于米兰与洛迪之间的敌对关系,这更加深了对米兰人的羞辱。他们在皇帝面前匍匐前进,脖颈上悬挂着未出鞘的剑,以示自己的生命任由皇帝摆布,并发誓他们和他们的同胞在未来将服从他的一切命令。3天之后,3月4日——四旬期(Lent)的第二个星期日,科隆的伯查德记载并引用了“主啊,要注意你的怜悯。”这个场景恰如其分,米兰的执政官和300名知名骑士,包括36名掌旗的标兵被遣返。他们将旗帜交给了皇帝,并亲吻了他的鞋尖。被阿塞伯·莫雷那称为“最有创造力的人”,多年来为米兰设计攻城器械以及主持防御工事修建的工程师金特尔莫(Guintelmo)交出了城市的钥匙。(之所以选择金特尔莫来进行这项仪式,可能是为了满足帕维亚的复仇意愿,因为在帕维亚于1157年向米兰投降后,米兰曾任命他作为帕维亚的行政长官)。每个人都以自己和同胞的名义发誓,今后将毫无欺瞒地服从皇帝的一切命令。巴巴罗萨命令所有在之前的三年中担任过执政官的人和一部分步兵在3月6日前来觐见他。他还保留了286名米兰骑士作为人质。
米兰的投降仪式在3月6日达到高潮。乌尔斯贝格的伯查德在70年后写道,米兰人抵达时正下着大雨;皇帝让精疲力竭的米兰人在洛迪城门外等候,一直等到他用完午餐,让他们体会一下作为失败者的耻辱。巴巴罗萨坐在宫殿前的高台上,接见了他们。1000名步兵按照寻常的战斗序列新进,举着100多面代表特定街区的旗帜,其余骑士在他面前列队接受检阅长达数小时。米兰城邦独立自治的象征——军旗战车(carroccio)是游行的焦点。(根据乌尔斯贝格的伯查德的说法,它必须被部分拆卸才能进入洛迪城内部)。他还记载道,站在站车上的两个小号手对着这座城市的骄傲奏出了响亮的哀歌。当他们演奏完毕后,就把乐器交给了皇帝。然后,米兰各个街区的行政长官们一个个向他交出了他们的官印。一根桅杆上面立着一个十字架,其正面绘有圣安布罗斯的祝祷图,矗立在战车的中央。科隆编年史学者指出,作为最后的屈服行为,桅杆被降落到皇帝面前的地面上,以至于和皇帝一起站在王座旁边的人都担心整个装置会翻倒在地。桅杆一直保持在这个位置,直到皇帝将圣安布罗斯旗帜的边缘从地上挑起,以免圣人蒙羞。我们尚不清楚这一姿态是否是事先计划好的,以示巴巴罗萨最终会对圣安布罗斯庇佑的人民手下留情;但编年史学家记载道,军旗战车现在就在巴巴罗萨的面前,是这座城市完全臣服的象征。
然后,所有的骑士和步兵都跪趴在皇帝面前,哭着恳求宽恕。科隆的伯查德记载道,当时一名执政官说话的方式引起了皇帝的怜悯。根据另一位目击者布拉格的文森特的说法,执政官承认米兰人拿起武器反对他们在天主教中的皇帝是有罪的。他们向皇帝陛下俯首称臣,并向他献上城市的钥匙。执政官恳求皇帝手下留情,“为了上帝、圣安布罗斯和在城墙内安息的圣人的怜悯,给予普通市民和平。”当执政官说完这番话,众人再次跪倒在地,将他们所背负的十字架举起,以十字架的名义再次恸哭请求宽恕。所有听见这些哀求的人都不禁落泪,但皇帝依旧面无表情。【胡子王你也要学面无表情可达鸭吗】比亚恩德拉泰的吉多代表“他以前的朋友”担任第三方中间人。他举起十字架的行为让大家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每个人都和他一起谦卑地向皇帝请求,而“皇帝的表情依然和石头一样僵硬”。(巴巴罗萨在3月6日的行为听起来与他先前在加冕典礼上的行为非常类似,当时官员们也是不顾诸侯们的劝阻,徒劳地请求他的宽恕)。雷纳德最后正式宣布,米兰人以及毫无保留地正式屈服,巴巴罗萨在之后以他自己名义发出的信件中也强调了这一点。根据公证人的说法,皇帝在仪式结束时含糊地保证并承诺了,将采取适当的措施、在适当的时候对米兰人表示宽恕。
贝阿特丽丝皇后缺席了这个盛大的仪式,这实在难以不让人在意,因为在过去,皇后们总是习惯为得罪了丈夫或儿子的敌人求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也表明她在现阶段明显缺乏影响力,而且在王权的发展阶段中,侧重点普遍都是从仁慈转向正义。然而,绝望的米兰人在离开宫廷后,依然希望她能够帮助他们。由于他们求见她的请求被拒绝了,他们就将随身携带的十字架试图从她房间的窗棂上扔进去。他们的呼吁也许并没有完全被忽视,因为距一位来自热那亚的公证人记载道,她确实为米兰人提供了辩护。
米兰人于3月7日返回。巴巴罗萨要求他们严格遵守法律,放弃对自我生命的自由处置权,不过诸侯们也有对他们保持仁慈的义务。他们不得不再次承认自己罪该万死,巴巴罗萨这才放过他们,解除了帝国对米兰的封锁禁令。距阿塞伯·莫雷纳记载,皇帝命令米兰人再派114名骑士过来,加上他已经在3月4日已经扣押的286人,也就是共计400人,他将从中挑选40人作为最终的人质。科隆的伯查德记载道,“所有的执政官、前任执政官、名流和骑士、法官及法律顾问”被流了下来,但那些罪过较轻的普通人却被允许离开。作为对该城的集体惩罚,以及对该城社区结构的进一步侮辱,巴巴罗萨命令米兰人拆除所有的城门以及与每个城门相邻的一段城墙和护城河,这样帝国军队就可以直接以战斗序列进入该城。他还排除了12人,其中6名德意志人6名意大利人来监督销毁工作,并要求米兰在星期六之前向其他城邦公民代表进行臣服宣誓(阿塞伯·莫雷纳指出,他自己作为洛迪的代表也位列那12人之中)。第二天,即3月11日星期日,114名骑士和另外26人出现在皇帝面前,发誓服从皇帝。此时关于米兰城的命运还没有任何决定,至少公开层面上没有,因为科隆的伯查德大约是在巴巴罗萨3月13日前往帕维亚之前写的信,他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米兰的最终处置意见。
3月13日,巴巴罗萨、贝阿特丽丝和诸侯们从洛迪前往帕维亚;3月19日,巴巴罗萨命令米兰人在3月26日前撤离他们的城市。有些人带着他们的财产逃到邻近的伦巴第城市去了,但大多数人仍然滞留在城墙外,希望皇帝能够允许他们回家。帝国军队于3月26日抵达米兰,巴巴罗萨与诸侯们还有米兰的仇敌们进行了协商。根据布拉格的文森特记载,伦巴第地区的其他城邦要求米兰遭受它曾给予其他城市同样的命运;弗拉迪斯拉夫的兄弟,波西米亚公爵西奥波德点燃了第一把火。米兰匿名者指责巴巴罗萨屈服于伦巴第其他城邦的贿赂。他在意大利地区的每个盟友都被分到去破坏和掠夺城市的一个区域。洛迪人对米兰与他们之间的仇怨铭记于心,他们不仅拆毁了自己分内的区域,还拆毁了另一个区域的很大一部分。乌尔斯贝格的伯查德口中这项堪比魔鬼和野兽的行径一直持续到了4月1日。阿塞伯·莫雷那表示,伦巴第人在5天内毁坏的建筑比先前两个月还要多;他估计城市可能只剩下四十分之一还维持着原貌了。根据他的说法,巴巴罗萨亲自下令摧毁了一座高大宽阔、美轮美奂的钟楼,而钟楼的倒塌也毁掉了大教堂的一大半。米兰匿名者表示,1162年有3次独立的破坏运动,几乎所有的伦巴第人都在努力填平护城河。
编年史学家可能夸大了破坏的程度。要在5天内夷平米兰这样规模的城市是不可能的。实际被拆毁的可能只有具备象征意义的建筑,比如钟楼和城门。巨大的石块砌成的城墙及近百座相连的塔楼基本保持完好。大部分破坏是由前一年8月的大火和1162年3月底的火灾造成的。这样的大火在中世纪的城市中是很常见的,因为许多石头可以随时循环利用,城市可以迅速重建。米兰也不例外,它在1167年后便迅速得到了重建。
流亡的米兰人在周围4个村庄定居,5月2日起他们开始加固这些村庄。巴巴罗萨任命列日主教亨利(Bishop Henry of Liège)作为他在米兰的随军牧师。格伦巴赫的马克沃德三世(Markward III of Grumbach)在2年后接替了亨利的职位,其父曾于1152年陪同巴巴罗萨前往亚琛加冕。当皇帝于1162年8月离开意大利时,仍有100名人质被帝国关押在帕维亚,这些人质每月轮换一次。然而曾鼓励米兰抵抗的大主教奥伯特和其他几位教士于3月18日出逃,并在热那亚加入了亚历山大三世的阵营。击败米兰并没有解决教会分裂的问题。
虽然意大利各城邦对米兰城的毁灭应该负很大责任,但卷入他们之间竞争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们军事支持的巴巴罗萨才是最终的责任人。更重要的是,从皇帝在加冕时拒绝对求饶的官员手下留情开始,他在伸张正义的过程中就表现出了报复性的倾向。毫无疑问,一个12世纪的皇帝需要表现得冷酷无情,而“文明的现代人”其实也曾犯下过更大的暴行;但有足够的文献记载,许多诸侯多次劝告巴巴罗萨在处理有关教宗和城邦公社的问题上应该寻求更加克制的方法。

Posted by: Lisa_Corvinus 2020-10-26, 23:40

The Triumphant Emperor 凯旋的皇帝
大法官向全世界昭告了巴巴罗萨的胜利。在巴巴罗萨执政之前,在帝国宪章的正式语境中的arenga只使用过一次“triumphus”一词。(arenga即正式颁发宪章的说明理由)1158和1159年起草的两份宪章都提到了是上帝保佑巴巴罗萨取得了辉煌大胜。根据第二份文件——一份内部文件记载,“万王之王和万军之主以惊人的胜利使得教会和帝国的敌人臣服于我们的领袖。”1160年1月27日一封用于通知古尔克主教罗曼一世(Bishop Roman I of Gurk)关于克雷马被占领和摧毁消息的信件中,落款是“在克雷马的凯旋式中”。
在米兰第二次投降后,公证人更是加大了这种宣传的规模。胜利的通告中写道“这是最光荣的胜利。我们坚信在巴巴罗萨之前的所有皇帝都未曾获得这样的辉煌大胜。”【真的吗,我不信.jpg】巴巴罗萨于1162年4月6日授予比萨一份特许状中落款为“在米兰被摧毁后”;在盖有印章的那一行画押中,他被认定为“最势不可挡的征服者(triumphator invictissimus)”第二天,在授予卡林西亚的古尔克教堂的特许状中,公证人将属于查理曼的头衔“由上帝加冕的,伟大而和平的罗马帝国皇帝”与属于查士丁尼的称号“声名显赫的征服者与永恒的奥古斯都”结合起来,将巴巴罗萨定义为“Romanorvm imperator á deo coronatus magnus etpacificus inclitus triumphator et semper augustus.”【缝合怪警告】同样,胜利者(victoria/victrix/victor)或者无敌的(invictus/invincible)这种词在12世纪之前很少出现在arengae中来指代军事上的成功。在巴巴罗萨统治期间,这些词汇主要是为了描述皇帝于1167年击败米兰、克雷马还有罗马人的丰功伟绩。举例而言,巴巴罗萨曾经在他于1162年3月4日左右发出的通告中记载了,他如何以“完美无暇的荣誉获得了对米兰光辉的胜利”。1167年帝国军队被歼灭后,这种夸张的修辞在大法官的作品中便几乎完全消失了。我们不知道这种术语的使用是否需要得到巴巴罗萨本人的亲自授权,但这些话显然表达了他和他的阵营对米兰及其盟友失利感到得意。

Posted by: Lisa_Corvinus 2020-10-26, 23:41

The Pacification of Lombardy and Emilia- Romagna 伦巴第和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的安抚工作
在米兰被掠夺和焚毁之后,巴巴罗萨于1162年4月1日在米兰郊外的圣安布罗吉奥修道院(monastery of S.Ambrogio)庆祝了棕枝主日(Palm Sunday),在那里他接过了橄榄枝,按照乌尔斯贝格的伯查德的说法,这是“胜利的象征”。皇庭随后回到帕维亚度过了复活节。许多主教、侯爵、伯爵还有其他意大利的贵族以及伦巴第地区几乎所有的主教都陪同贝阿特丽丝还有戴着皇冠的巴巴罗萨前往大教堂做弥撒。阿塞伯·莫雷纳记载道,巴巴罗萨在3年前曾发誓,在米兰被击败之前他不会戴上皇冠。之后各位贵族和执政官——这里阿塞伯·莫雷纳略带自豪地表示自己也位列其中,他们与帝后夫妇一起在主教的官邸里坐下来吃饭,帝后在整个晚宴上都戴着皇冠。他对此评论道:“由于上帝赐予皇帝好运,带来了超乎寻常的喜悦与幸福。”
4月10日,晚宴上的客人们在帕维亚城外的圣·萨尔瓦托雷修道院(monastery of S.Salvatore)的花园里重新集合,发誓要继续围攻米兰的主要盟友皮亚琴察。(阿塞伯·莫雷纳提到,他作为洛迪的执政官,和其他来自克雷莫纳、诺瓦拉、科莫、韦尔切利以及帕尔马的同僚们一起宣誓。)布雷西亚害怕巴巴罗萨的愤怒,与4月22日宣布投降,提出的条件与米兰在1162年提出但未被采纳的那份一致。布雷西亚的执政官和许多骑士们在脖子上挂着未出鞘的剑出现在皇帝面前,他们同意摧毁所有的防御工事;接受皇帝选择任何人作为他们的执政官;把米兰付给他们用以与巴巴罗萨作战的佣金全部交给皇帝,并将再付给他6000镑;最后交出布雷西亚教区的所有城堡和防御工事。此外所有的布雷西亚人都将发誓服从帝国的所有命令,无论是远征罗马、阿普利亚或是皇帝要求的任何地方,以及其他的所有事项。
据阿塞伯·莫雷纳记载,巴巴罗萨的兄弟康拉德为皮亚琴察求情,而皮亚琴察的执政官于5月11日在圣·萨尔瓦托雷投降,给出的条件与皮亚琴察类似。他还表示,皮亚琴察将所有的摄政王权都归还给了皇帝,这个细节可能是他在先前记载布雷西亚的情况时无意间遗漏了。根据现存的皮亚琴察投降的书面协议,它被罚款6000马克,是布雷西亚的6000镑的4倍。(1马克相当于4个帕维亚镑,阿塞伯·莫雷纳很显然十分了解这两个城市所交罚款的差别)巴巴罗萨挑选了500名皮亚琴察人作为人质,其中有70人要被他拘押三个月,直到皮亚琴察付清罚款、填平护城河以及拆毁城墙为止。皮亚琴察人还需要驱逐他们亲亚历山大三世的主教,但巴巴罗萨给他指了条生路,他可以去威尼斯、热那亚或者法国,换而言之,他可以选择去追随亚历山大三世流亡。
1161年,洛迪的议会因为承认亚历山大三世的合法性而废黜了博洛尼亚主教杰拉多(Bishop Gerardo of Bologna)。1162年,巴巴罗萨在他的兄弟康拉德以及叔叔奥地利的亨利的陪同下,向博洛尼亚进军。阿塞伯·莫雷纳表示,“博洛尼亚还没有完全屈服于帝国的枷锁。”帝国军队占领了里诺河(Reno)两岸所有的防御工事,博洛尼亚人“意识到他们对皇帝的态度不够忠诚”,担心重蹈米兰的覆辙,于是便投降了。他们同意听从巴巴罗萨关于护城河以及城墙的任何安排,支付一大笔罚金,并接受他任命的主教人选。伊莫拉(Imola)和法恩扎(Faenza)也这样做了。阿塞伯最后总结道:“伦巴第和整个意大利的所有城市、所有城堡和防御工事在那个夏天(1162年)都归于皇帝管辖之下。”他指出,唯一的例外便是维罗纳附近的加尔达城堡(castle of Garda)。在这里,维罗纳主教西奥巴尔德(Bishop Theobald of Verona)的侄子图里森杜斯(Turisendus)继续反抗巴巴罗萨,直到帝国特使格伦巴赫的马克沃德三世指挥一只来自贝加莫、布雷西亚、维罗纳和曼图亚的联军,经过将近一年的围攻,才于1163年夏与图里森杜斯达成协议。巴巴罗萨在意大利北部看似也取得了完胜。
1162年春,巴巴罗萨建立了一个主要由德意志人组成的行政机构来管理帝国的意大利地区:列日主教亨利在米兰;法兰克尼亚地区的贵族——格伦巴赫的马克沃德三世在布雷西亚和贝加莫这两个对立的城邦担任执政官;乌斯林根的埃格诺夫(Egenolf of Urslingen)以及多尔施塔特的阿诺德(Arnold of Dorstadt)在皮亚琴察,后者因为他的胡须上经常粘上盐和胡椒,所以也被称为阿诺德·巴巴瓦利亚(Arnold Barbavaria);洛伊希滕贝格伯爵格哈德(Count Gebhard of Leuchtenberg)在皮埃蒙特;巴尔豪森伯爵康拉德(Count Conrad of Ballhausen)在费拉拉,此人曾和巴巴罗萨在卡尔卡诺并肩作战;亚佐(Azo)在帕尔马;以及帕伽努斯大师(Master Paganus)【这人名字好生草,直接叫异端可还行】在科莫郡。阿塞伯·莫雷纳补充道,在其他许多城市和城堡里也有像他们这样的人,但巴巴罗萨允许克雷莫纳、帕维亚、洛迪和其他一些城市——以比萨和热那亚为例,由本土的执政官来治理。
巴巴罗萨于1162年6月13日于克雷莫纳达成的协议中规定了克雷莫纳自治的条件,作为对该市委帝国所做巨大贡献的奖励。只要巴巴罗萨在伦巴第地区,他的使节将根据该城有名望的智者的建议选择执政官,而君主将慷慨地将执政官的权利授予他们。如果巴巴罗萨不在伦巴第地区,那么克雷莫纳便可以自由选择执政官,只要他们忠诚于帝国就行。克雷莫纳人在征收fodrum的年份里没有拖欠过款项,这也说明他们缴纳的金额不会低于200马克。并且该城未经皇帝许可,不得与其他城邦公社结盟。最后,巴巴罗萨澄清了关于他早先于3月7日,即米兰投降前的最后一天所说的将克雷马交予克雷莫纳的说法。他禁止克雷马城重建,以及在阿达和和奥格里奥河之间修建任何防御工事。克雷马原来的领土将成为帝国直属领地的一部分。
实质上,巴巴罗萨承认克雷莫纳城和德意志诸侯或意大利的封建贵族一样,是帝国的组成部分,虽然在帝国宪法不断封建化的过程中,其自主性必然大大降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巴罗萨对克雷莫纳给予的特权相当于奥地利的特权的缩小版,或者维尔茨堡的“黄金自由(Golden Liberty)”。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区别不在于种族,也不在于城邦公社的独立性——主教区和帝国的修道院其实也拥有一定的独立性,而是在于许多城邦之间是敌对的,巴巴罗萨和他的代理人因为他的过度索取而导致他的城邦盟友与他离心离德。不过好在,1183年签订的《康斯坦茨合约(Peace of Constance)》将弥补帝国这一制度的缺陷。

Posted by: Lisa_Corvinus 2020-10-30, 17:30

The Magi 贤人
米兰匿名者在描述他的家乡被摧毁时,特意指出帝国军队犯下了亵渎祭坛和盗窃文物的罪行。他在1164年描述了一件更具体的事情:“这个月(6月)的第11天,宫相、科隆大主教雷纳德带走了神圣的烈士纳博尔和菲利克斯(Nabor and Felix)的遗体,还有神圣的忏悔者(这里可能指的是马特努斯Maternus)的遗体……据说还有另外三具遗体,它们被安置在一个位于受祝福的尤斯托修斯教堂(church of Blessed Eustorgius)的石棺里,之后被运到了科隆。”第二天雷纳德通知科隆的教会和人民,巴巴罗萨把“最受祝福的三位贤者和国王的遗体”以及菲利克斯和纳博尔的遗体交给了他,他吩咐科隆教会为他们神圣的客人准备一个符合规格的欢迎仪式。当雷纳德带着“最珍贵的礼物”于1164年7月24日返回他的大主教区时,他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根据科隆皇家编年史记载,“考虑到这些遗物的珍贵价值,他为科隆以及德意志带来了永恒的荣耀。”12世纪80年代末,海因斯贝格伯爵戈斯温三世的兄弟大主教飞利浦将遗体转移到了凡尔登的尼古拉斯(Nicholas of Verdun)所打造的华丽的金质宝石神龛上,至今仍然还矗立在大教堂的高坛上。这些圣人遗骨的存在使得科隆变成了一座圣城和重要的朝圣地,到了中世纪后期,德意志国王们已经形成了在亚琛加冕后要到科隆这座他们先辈建立的圣地祭拜的惯例。
雷纳德不仅将东方贤者们粉饰成了国王,而且整个所谓米兰出现了贤者的事件,很可能都是他或者米兰的教士们的发明,无论他们的目的虔诚与否。当代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1162年米兰城被攻陷之前,米兰就有对所谓贤人、智者的崇拜。只是到了13世纪,听闻科隆有这种崇拜传统的意大利人才将这一故事据为己有,并为贤人遗物的失窃而感到惋惜。现存最古老的由米兰匿名者写于12世纪末的编年史中并没有关于雷纳德获得遗体的记载。这段记载是在后来的手稿中另行增补的,也许可以解释为编年史作者对这些可敬的圣人遗物也持不确定的态度。雷纳德是否为了提高其在教会中的威望而蓄意编造了这个故事?但12世纪的任何一位大主教,甚至是雷纳德真的能做出如此轻佻的举动吗?亦或者米兰的教士们为了转移雷纳德对“真正的圣遗物”的注意力,而将遗骸送给了雷纳德?甚至巴巴罗萨自己也被骗了,雷纳德究竟有没有取得所谓的遗物?值得一提的是,1164年6月9日,皇帝授予他“最亲爱的诸侯”雷纳德关于提契诺河沿岸广泛的财产和权利,“因为他为帝国提供的种种重要服务”,雷纳德在信中特意提到赐予科隆大教堂的圣人遗骸是皇帝许给他最大的礼物,尽管巴巴罗萨自己在宪章中并没有提到这回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是巴巴罗萨慷慨的馈赠引发了欺诈行为?真相又一次变得难以琢磨起来。但值得深思的是,尽管对三圣王的崇拜在圣经中便有提及而且甚至广受欢迎,但罗马教廷却从未正式认可过对三圣王的崇拜。也许教宗只是不想赞扬、褒奖一个分裂分子的行径,亦或者,教廷也许知道这其中所谓的真相。

Posted by: Lisa_Corvinus 2020-11-05, 21:23

The Defiance of Archbishop Eberhard I of Salzburg 萨尔茨堡大主教埃伯哈德一世的反抗
巴巴罗萨在对待德意志境内支持亚历山大三世一派的领袖,萨尔茨堡大主教埃伯哈德一世时,比对待意大利城邦公社表现出了更大的宽容,因为这位年长的本笃会修道士因其虔诚、学识渊博和正直的品行广受尊敬,而且皇帝在意大利地区政策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德意志诸王公们的支持和阿尔卑斯山以北和平氛围的维系。这些政治现实限制了巴巴罗萨对埃伯哈德屡次违抗皇帝命令进行实质上的惩罚。
埃伯哈德曾支持巴巴罗萨将维希曼主教从瑙姆堡调任至马格德堡,也支持皇帝在贝桑松事件上的立场。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见,班贝格的埃伯哈德和巴巴罗萨本人都将这位大主教看作是可靠的仲裁者,他们在1159年一直在向大主教通报皇帝与教宗阿德里安四世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情况;巴巴罗萨也在1159年9月16日告知大主教关于两位教宗选举的情况,并要求他推迟自己的决断。
萨尔茨堡的埃伯哈德出发前往参加帕维亚会议的路上,在特雷维索(Treviso)停了下来,据称因为他病倒了。但这个说法很可能只是一个借口,因为他在1160年1月写信给他的继任者古尔克的罗曼一世时曾提到,他在途中了解到枢机主教奥克塔维安(即维克多四世)在意大利地区并不受欢迎。大主教返程时指定贝希特斯加登的教务长作为他的议事代表。教务长带了两骡车的鱼和奶酪还有30马克前往帕维亚,作为埃伯哈德送给皇帝的礼物——英格兰的亨利二世在这里采取了同样的策略,他送去了一顶华丽的帐篷,而不是皇帝想要的圣詹姆斯之手。皇帝感谢了埃伯哈德的礼物,但要求他在1160年1月26日之后的某个时候无条件接受帕维亚会议的任何决定。2月15日,在会议正式承认奥克塔维安为教宗维克多四世之后,巴巴罗萨重申了这一要求。 亚历山大三世于4月4日将自己把奥克塔维安和巴巴罗萨一起开除教籍的事情也通知了埃伯哈德及其继任者,并宣布解除主教们对皇帝的誓约。大主教罗曼和巴巴罗萨的宫廷牧师布里克森的哈特曼(Hartmann of Brixen)从一开始就是亚历山大的支持者。起初,他们在巴伐利亚地区的同僚,弗赖辛的阿尔伯特,还有巴巴罗萨的叔叔帕绍的康拉德宣布保持中立;只有卡林西亚公爵恩格尔伯特之子雷根斯堡的哈特维格二世承认了维克多四世。
在叙任权之争之争期间,萨尔茨堡大主教区和省会都曾经是格里高利改革运动的中心。像埃伯哈德自己的家族产业——位于比堡(Biburg)的这种本笃会修道院,已经接受了希尔绍改革(Hirsau reforms);许多学院派教会,包括贝希特斯加登、萨尔茨堡还有古尔克都依旧采纳严格的奥古斯丁律法。哈特曼和罗曼便是后一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因此,萨尔茨堡教区会反对巴巴罗萨的教会政策几乎是早就可以预见的。
在诸侯们于1160年7月25日在埃尔福特同意参加对米兰的战役后,巴巴罗萨按照誓约要求,在1161年4月30日命令被免除参加先前远征义务的埃伯哈德率领自己的军队前往帕维亚。巴巴罗萨以一种威胁的口吻明确表示,他将认为任何拒绝前来参加远征的人都是对他以及帝国不忠的。埃伯哈德没有按时抵达。巴巴罗萨显然对此很恼火,他在1161年6月22日左右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因为皇帝特别推崇和尊敬埃伯哈德,在教会和帝国关系问题上特别重视他的建议,但他却无视了他的宣召,也无视了他以书面形式和派遣信使传达的命令,没有出席5月在帕维亚举行的另一次集会以及6月在洛迪举行的会议。之后巴巴罗萨命令埃伯哈德以及布里克森的哈特曼于9月8日前往克雷莫纳。大主教在7月时承认自己已经接到了通知,但他声称,狮子亨利和雷根斯堡的哈特维格之间的冲突使得他不得不推迟动身日期。埃伯哈德在1161年下半年积极努力想要争取匈牙利的盖萨二世和阿奎莱亚的新任都主教乌尔里希二世对亚历山大三世的承认,所以他这般拖延大概是为了避免与被开除教籍的皇帝私下见面,使得彼此都十分尴尬。
9月8日后不久,更加愤怒的巴巴罗萨表达了他于其他诸侯们对埃伯哈德第三次缺席的惊怒。他写道:“向皇帝提供必要的建议是教会诸侯们的特殊职责。”萨尔茨堡教会尤其有义务为帝国提供服务,因为它被执掌此地的前任大主教们赋予了比其他任何一个教区都要丰富的特殊含义——这可能是巴巴罗萨给出来的一个不太友好的暗示,他很可能会因为不遵守封建义务而剥夺埃伯哈德的地位。皇帝提醒埃伯哈德,耶稣曾在《马太福音》22:21中说过,“凯撒的归凯撒。”这一次,他命令埃伯哈德和其部队于1162年4月23日抵达维罗纳郊外的战场。埃伯哈德必须在巴巴罗萨的宫廷牧师及使者——科隆的公证人伯查德的见证下宣誓遵守誓言。巴巴罗萨警告他,如果他仍然不听话,他就会于其他诸侯还有教士们协商,采取更多的措施以保障“在不削弱上帝的荣誉与信仰的前提下,为帝国提供义务内的服务。”巴巴罗萨同时还在搜集证据威胁大主教。他向古尔克的罗曼转达了他写给埃伯哈德的信件,要求这位主教要么敦促大主教尽快遵守命令,要么他就必须和其他诸侯们一样,不得不裁定埃伯哈德犯下了“蔑视和侮辱皇帝”的罪行。
1161年12月,伯查德会见了埃伯哈德,他在一封记载了关于他代表巴巴罗萨出使事件的信中,向科隆皇家编年史的编者锡格堡的尼古拉斯修士(Abbot Nicholas of Siegburg)将其描述为“一个虔诚的主教和一个疯狂的老人。”大主教毫不掩饰自己对亚历山大三世正统地位的拥护,并对履行其应尽的军事义务含糊其辞。在随后,埃伯哈德与阿奎利亚都主教乌尔里希在卡林西亚的维拉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伯查德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伯查德公开宣读了一封遗失的信件,这封信是巴巴罗萨写给萨尔茨堡教会的诸侯和官员的,皇帝在信中命令他们确保大主教将服从帝国。愤怒的埃伯哈德站在一块石头上,以手划了个十字,宣称圣灵曾降下旨意给他,并发表了有利于亚历山大三世的一些言论。这篇演说的效果实在太好,以至于伯查德发现巴巴罗萨似乎很难重新获得这些听众们对自己的效忠。然而,埃伯哈德最终还是宣布他将乐意为帝国效劳,伯查德报告道,他提出向皇帝支付一笔钱,以替代他不能亲自履行的军事义务。大主教还是在试图寻找一种能够使上帝和凯撒都满意的方法。
在与伯查德接洽过后,1161年12月埃伯哈德致信巴巴罗萨,说他满怀敬意地收到了9月8日前后不久皇帝寄来的信。虽然先前的皇帝们曾给萨尔茨堡教会带来过丰厚的捐赠,但这些财富大部分已经被转为不动产,因此教会缺乏进行军事远征的物质资源。此外,他表示自己年事已高,身体虚弱,且还有修道院事务要处理。不过由于埃伯哈德希望能够得到巴巴罗萨的宽恕,所以他需要派一名特使前往商议他该付出多少金钱来弥补他不能够提供军事服务。巴巴罗萨直到伯查德回到宫廷,并当着埃伯哈德的使节详细报告了他与大主教的会晤情况后才做出了答复。伯查德在写给尼古拉斯修士的信中表示,皇帝很生气,并且很有可能真的要撤销埃伯哈德作为萨尔茨堡大主教的职务。巴巴罗萨自己倒是在1162年1月写给埃伯哈德的心中表现得还比较克制,在致辞中,埃伯哈德依然有资格接受皇帝的恩典和祝福。皇帝否决了埃伯哈德提出的经济赔偿,因为“我们并不习惯接受任何心怀怨恨之人的金钱”;但他准备接见一次大主教,与他讨论教会和帝国的关系问题。
巴巴罗萨有足够充足的理由对埃伯哈德感到恼火:他蔑视皇帝的命令、拒绝参与无论是他在战场上的军事活动还是他在宫廷中的会议;他拒绝为巴巴罗萨提供军事服务,最重要拒绝提供他作为封臣有义务提供的建议;还有他认可亚历山大三世作为合法教宗,并帮助他进行舆论上的宣传。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最后一点在帝国的书信往来中从未明确被指出。然而埃伯哈德最最恶劣的违法行为时,他拒绝亲自会见君主,理由是他已经被开除教籍,这对皇帝的荣誉是不可容忍的侮辱。用更通俗一些的话语来解释的话,大主教就是公然在给皇帝难堪。这才是为什么巴巴罗萨执意要与大主教相见,而不允许他仅仅是付出金钱便敷衍过关。在1162年1月写给阿德蒙特的戈弗雷修士(Abbot Godfrey of Admont)的信中,大主教将巴巴罗萨的信比作惊雷。
大主教希望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还有宫相杜尔门茨的乌尔里希(Ulrich of Dürrmenz)能够为他说几句好话——与意大利城邦不同,萨尔茨堡的埃伯哈德可以轻易依靠有权有势的朋友在宫廷里代表他行事。事实上,宫相在给萨尔茨堡的埃伯哈德的信中提到了他们之间的亲近关系(familiaritas),这个词汇可能是指他们二人之间是熟人或者亲属关系。班贝格的埃伯哈德和宫相乌尔里希于1162年1月向他报告道,他们已经成功平息了巴巴罗萨的怒火,但萨尔茨堡的埃伯哈德与布里克森的哈特曼还有古尔克的罗曼必须还得亲自来走一趟。班贝格主教向大主教保证,只要他到场,巴巴罗萨就将揭过这事,而乌尔里希则警告埃伯哈德最好不要再拿身体原因作为借口。埃伯哈德不惧任何强迫,也就是说他其实不介意面对承认亚历山大三世作为正统教宗的压力,在他与皇帝进行了一番“私下交谈”之后,他便被同意可以自由离开了。随后大主教写信给杜尔门茨的戈弗雷修士,告诉他皇帝已经准许他们离开。
萨尔茨堡的埃伯哈德在哈特曼、罗曼和赖谢斯贝格修道院的教务长格霍赫(Provost Gerhoch of Reichersberg)的陪同下,在前往巴巴罗萨宫廷的路上拒绝与维克多四世在克雷莫纳会面。对立教宗随后派了自己的两名枢机主教先于埃伯哈德去面见巴巴罗萨,试图激起皇帝对这位老修士的愤怒,但并没有成功。大主教在3月米兰陷落后抵达帕维亚,受到了巴巴罗萨的欢迎。维克多四世的两位枢机主教、12位主教还有其他许多诸侯都参与了埃伯哈德与皇帝之间并不那么私密的谈话。大主教在受到尖锐质疑时仍坚持自己效忠亚历山大三世的立场,并且只是匆匆与枢机主教随便敷衍了几句话,但巴巴罗萨对此并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因为对于他而言,只要埃伯哈德愿意到场出席自己的集会,就足以弥补他被轻视的荣誉了。大主教在宫廷里待了很久,还参加了巴巴罗萨在4月8日举行的复活节庆典。而皇帝为了显示他对大主教的青睐,还为赖谢斯贝格和古尔克都颁发了特许状(古尔克在12世纪基督教的法律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在他余下的岁月里,埃伯哈德成功平衡了他的立场与忠诚之间的问题。巴巴罗萨没有邀请大主教参加位于圣让·德·洛斯内的会议,在那里他希望路易七世能够承认维克多四世的合法地位;1163年2月28日,亚历山大三世任命埃伯哈德作为教宗在德意志王国的代表,因为他是当时德意志地区6位大主教中唯一一个承认他合法地位的人。尽管他有着支持亚历山大三世的立场,但1163年3月底,巴巴罗萨还是在美因茨的宫廷里体面地接待了大主教和哈特曼,并允许两人安全离开。作为教宗的使节,大主教可能是希望教会分裂能朝着对亚历山大三世有利的方向解决。巴巴罗萨尽力忽略大主教在教会分裂中的立场,于1164年春要求埃伯哈德在哈特曼与罗曼,甚至还可能包括巴巴罗萨的堂兄施蒂利亚的奥托卡三世的协助下,尽力协调皇帝的两位巴本堡家族的叔父,奥地利的亨利与帕绍的康拉德之间的争端。早些时候,皇帝为了回应维罗纳大游行(March of Verona),曾在1164年5月31日的五旬节(Pentecost)召埃伯哈德“带尽可能多的人马”来到特雷维索(Treviso),因为皇帝既需要他提供建议,也需要帮助平定帕多瓦(Padua)和维琴察(Vicenza)这两个城市的叛乱。我们不知道巴巴罗萨为何会期望埃伯哈德同时出现在奥地利和威尼斯,也不知道这位大主教这次会如何回应皇帝对他提出的提供军事援助的要求,但1163年6月22日,他的去世使他彻底摆脱了这一切困扰他的问题。
我们只能猜测,为什么同样是有过对皇帝不敬的侮辱行为,皇帝对待萨尔茨堡的埃伯哈德便与对待其他意大利城邦的态度不同;也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埃伯哈德的继任者大主教康拉德二世和阿达尔贝特二世分别是巴巴罗萨的叔叔和堂兄。当然,他们与皇帝的亲戚关系远比埃伯哈德在宫廷中那些熟人的关系要紧密。也许巴巴罗萨的确非常尊重埃伯哈德,亚历山大三世在任命他为德意志地区的教宗代表时,也特别提到了他的“虔诚、博学和谦卑”。而且也有可能皇帝认为和一个年长的教会诸侯动武并没有什么好处,毕竟这个老人家很可能没多久自己就会先去世,而且如果他认为现在维克多四世受到普遍承认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大势所趋的话,他其实不介意对自己的反对者表现得宽宏大量一点。然而1162年9月,皇帝在圣让·德·洛斯内的外交失败使得他不得不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来对付自己的敌人,他徒劳地想要强行让德意志地区承认他所支持的对立教宗,甚至最终还烧毁了萨尔茨堡。

Posted by: Lisa_Corvinus 2020-11-05, 21:27

A Change in Plans 计划有变
布拉格的文森特记载道,米兰被摧毁后,整个意大利都在颤抖,而巴巴罗萨正计划从阿普利亚进攻西西里。1162年4月22日布雷西亚投降的条件之一便包含了,布雷西亚人将参加一场针对罗马、阿普利亚或是其他皇帝指定地方的战役。而获得比萨与热那亚在海军力量上的支持则显得尤为重要。1158年,这两座城市都阻止了巴巴罗萨对撒丁岛和科西嘉岛行驶帝国管辖权的意图,但皇帝却选择性忽视了一贯站在帝国阵营的比萨的不服从态度。
在1162年初,比萨的贵族们曾阻止了他们支持亚历山大三世的大主教想要为教宗提供庇护的意图。经过漫长的谈判,4月6日,巴巴罗萨向比萨的执政官与使节授予了比萨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从帝国处应得的财产与权力,并且还包含了今后的一些特权,比如比萨城的财产与行政权,还有其在帝国内部的地位与权力,这些财产与行政权的边界将被仔细勘定。比萨商人将免于帝国所有的征税以及债务,而更重要的是,巴巴罗萨还向他们许诺,他们的特权在西西里、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也将生效,因为看起来巴巴罗萨征服这些地方似乎已经是意料之内的事情了。【胡子王你立得一手好flag】他将罗马西北部的奇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至比萨以北的韦内雷港(Porto Venere)的整条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海岸线的领地都给了比萨,还有诺曼王国治下的巴勒莫、墨西拿(Messina)、萨莱诺(Salerno)和那不勒斯等城市一半的行政权和税收权都给了比萨。巴巴罗萨还许诺将西西里的威廉一世财宝的三分之一分给比萨人。【威廉:你是看不起我啊?还没打先把我钱分了?】作为交换,比萨人承诺将协助帝国对西西里王国开战,战争将于1162年9月1日开始,执政官们在春天接受了帝国的委托,开始建造40艘大帆船。巴巴罗萨还是承诺,凡事在为帝国服务期间伤害了比萨人的人,都要被帝国禁令处置,除非他们向比萨做出适当的补偿,否则将不会被宽恕。
与比萨不同的是,巴巴罗萨在1158年差点与热那亚开战;而该城在亚历山大三世逃离罗马后为其提供了避难所。热那亚人也意识到,他们在米兰战败后其实处于一种危险的孤立状态,于是他们在1162年4月与巴巴罗萨展开了谈判,并于6月9日达成了一项和比萨类似的协议。他将一块与赠与比萨的领地在海岸线上相邻的领地赠与了热那亚,即热那亚东南面的韦内雷港和西面摩纳哥之间的领地,但并不包括该地区的封建侯爵和伯爵的行政权,以及热那亚在意大利和海外以及活将要拥有的其他财产和行政权。巴巴罗萨承认公民有自行选择执政官的权利。他将西西里岛上的锡拉库扎(Syracuse)许诺给了热那亚人,还有除了威廉一世的珠宝之外剩下的四分之一财产【胡子王你这是啥意思啊……】,并在每个港口城市都允许热那亚人建立自己的街道、教堂、浴场和仓库。原先在诺曼王国的热那亚商人享有治外法权。该城的执政官还被授权从西西里岛、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海岸线驱逐竞争对手普罗旺斯与法兰西的商人。但巴巴罗萨对热那亚继续支持亚历山大三世的立场却只字未提。和对待萨尔茨堡大主教埃伯哈德一样,巴巴罗萨出于政治上的权宜,选择性忽视了热那亚不支持他拥立的对立教宗维克多四世这一事实。
巴巴罗萨能够在1162年春将热那亚与比萨这两个互相之间的宿敌一起捆绑到自己这边共同作战,足以证明他此刻拥有压倒性的力量。在6月9日签订协议后的几天内,由于比萨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商人进行了袭击,还有双方之间对撒丁岛以及科西嘉岛的领土归属问题产生了争议,两个城市之间随后爆发了敌对冲突。7月初,巴巴罗萨派达赛尔的雷纳德去居中调停,大主教安排8月在都灵的皇家法庭上举行听证会进行调解。热那亚人比比萨人早到了四五天,并且因为他们高超的贿赂技巧赢得了一些诸侯们的支持。由于巴巴罗萨此时正赶着去圣·让·德·洛斯内与路易七世会面,并没有空去解决热那亚与比萨之间的冲突,所以他将裁决推迟到自己返回意大利之后,并且要求双方在此期间先行停战。比萨人感到自己被皇帝出卖了,到了10月便去与西西里的威廉一世结盟了。【胡子王:???你这就把我鸽了?】
巴巴罗萨之所以在1162年夏放弃了对西西里的战役,其原因常常被认为是热那亚和比萨之间开战了。不过虽然布雷西亚在4月22日表示同意参加对阿普利亚的入侵,但皮亚琴察在5月11日投降时的条款却并没有写这回事。此外,皇帝于热那亚签订的协议其实还包括了一个限制性的条款,即帝国对西西里的战役可能会推迟到1163年5月甚至更晚的一年。在一定程度上,威廉最近一次镇压反对欧特维尔家族统治的叛乱使得入侵他的王国更加困难了,但巴巴罗萨推迟对诺曼王国进攻的真正解释是,他在5月决定不按照先前的计划在罗马召开会议,而是在帝国与法国的边境上召开会议,从而将路易七世与亚历山大三世分开。皇帝不可能做到8月29日出现在勃艮第,9月1号就飞到阿普利亚去。这样看来,巴巴罗萨的第二次意大利战役似乎取得了成功。【不错,勉强算是有点进步吧……】

Posted by: Lisa_Corvinus 2020-11-20, 16:10

Chapter 12:In pursuit of Alexander 追捕亚历山大三世
St. Jean-de-Losne 圣让-德-洛斯内


巴巴罗萨在胜利后于1162年8月下旬离开意大利,他自信自己能够在位于勃艮第的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交界处圣·让-德-洛斯内说服路易七世承认维克多四世为合法教宗。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巴巴罗萨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之间来回奔波,试图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追捕亚历山大三世,但最终徒劳无功,甚至其军队还被歼灭殆尽。

我们不知道是哪位君主先发起的谈判提议,也不知道圣·让-德-洛斯内会议之前和期间发生的事件的具体顺序。帕绍的赫尔莫德和锡格堡的尼古拉斯修士分别在斯拉夫编年史(Slavic Chronicle)和科隆皇家编年史中的记载还自相矛盾,使得我们很难复原真实发生的事情。根据赫尔莫德的说法,在征服和摧毁米兰之后,巴巴罗萨“志得意满”,召集路易七世以及丹麦、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的国王、所有的大主教、主教、他王国内部的其余神职人员,在圣·让-德-洛斯内举行集会,试图完成教会的统一。路易在得知巴巴罗萨率大军逼近时感到犹豫不决,不过他还是在约定的日期赶到了,并在上午8时至下午3时之间来到了横跨索恩河的桥上。但巴巴罗萨并没有出现,路易用河水洗了洗手,以示自己履行了诺言,然后在当天就返回了第戎。皇帝连夜赶到并派亲信前去召回国王,但路易此时正因为自己既履行了约定又躲过了与巴巴罗萨会面而感到高兴,当然拒绝返回。

而锡格堡的尼古拉斯援引自科隆的伯查德以及达塞尔的雷纳德所提供材料的记载,却呈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路易希望教会能够重新和平统一,于是派出特鲁瓦伯爵亨利(Count Henry of Troyes)等人作为特使,向皇帝提出请求,要求他再召集一次大会,并将维克多四世带上,而路易本人则发誓,将让亚历山大三世与自己同行,以便教会能够对两个教宗的宣称者都施以公正的裁决。巴巴罗萨同意了,甚至在附近修建了一座宫殿以安置路易的随从。皇帝在维克多四世以及众多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还有诸侯们的陪同下,于8月29日抵达此地;但当路易就要抵达河对岸时,西多会修士们却劝他还是返回第戎比较好【你俩就硬鸽,互相鸽】。很显然这两种说法几乎是不可调和的。而且更麻烦的是,对此事描述最为详细的作者——枢机主教博索还有普瓦图的雨果,后者是一位韦兹莱(Vézelay)地区的修士,他们都是支持亚历山大三世的,并试图为路易开脱罪责。在博索的描述里,路易是“一个虔诚的人,却像鸽子一样单纯”,他被狡猾的巴巴罗萨和奸诈的亨利伯爵欺骗了。

博索和雨果试图回避这一事件带来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路易在1160年已经承认枢机主教罗兰为教宗亚历山大三世的情况下,却又在1162年突然愿意重新讨论此事?在亚历山大三世于1162年3月25日离开热那亚后不久,巴巴罗萨曾写信给路易的宫相,苏瓦松主教雨果,说他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处得知,亚历山大三世已经出海前往法国,以争取信徒的支持并众筹还债。巴巴罗萨警告雨果不要接见这位曾经的教廷宫相,或是他麾下的任何一位对立主教及任何使节,因为他是帝国的敌人,他不希望帝国与法国之间因此产生巨大的乃至几乎无法消除的仇恨。路易可能将这一告诫理解为了巴巴罗萨威胁将联合亨利二世一同攻击他,因为科隆的伯查德同时告知锡格堡的尼古拉斯,亨利的使节已经于1161年12月在宫廷加强了他们君主之间的契约,而且预计不久后将有更为重要的英国使节来访。此外,普罗旺斯的拉蒙·贝伦加尔三世伯爵在1161年娶了巴巴罗萨的堂妹,他的叔叔巴塞罗那的拉蒙·贝伦加尔四世曾与亨利二世结盟,以对抗路易七世的姻亲,图卢兹伯爵雷蒙德五世。因此,路易担心他很可能即将被敌对联盟所包围。

法国君主派特鲁瓦伯爵亨利一世(他的妹妹阿黛勒在1160年成为了路易的妻子)去伦巴第面见巴巴罗萨。普瓦图的雨果表示,路易之所以会选择自己的大舅子来执行这个任务,是因为他是皇帝还有维克多四世的远亲,因此会受帝国欢迎一点。出于个人利益伯爵也要防止巴巴罗萨与亨利二世结成同盟,因为他自己在布洛瓦-香槟的领地被他们包围了,而且他反对金雀花王朝夺取英国王位。(曾与亨利二世交战的斯蒂芬国王是这位伯爵的叔叔。)虽然是路易主动先提出要与巴巴罗萨谈判的,但皇帝寄给法国宫相的威胁信却引发了路易接下来一系列的行动。

在收到巴巴罗萨的信后,路易听从了皇帝对苏瓦松的雨果的劝告,派遣使者去蒙彼利埃面见亚历山大三世,告诉他法国宫廷不欢迎他的枢机主教。教宗非常生气且粗暴地回应了法国使者,而事实上根据普瓦图的雨果描述,路易开始后悔了,他依然承认亚历山大三世是教宗而并非维克多四世。【你这是何苦啊.jpg】

路易授权亨利伯爵通过奥尔良主教玛纳塞斯在口头和书面的补充指示下,与巴巴罗萨正式达成了协议。由于皮亚琴察在1162年5月11日向皇帝提交的协议与布雷西亚在4月22日提交的并不一致,并不包括9月跟随参加针对西西里王国战役的具体义务,因此两位君主在夏末于阿尔卑斯山以北达成协定的计划很可能在5月中旬就已经商议完毕。5月31日,巴巴罗萨致信给他亲爱的亲戚路易七世,表示自己见过了他的特使并仔细阅读了他的信件。让他感到高兴的是,“真爱的光明”取代了“亲属以及相关王国之间”存在的“仇恨的乌云”,“友谊的条约”将使得他们被牢不可破的深情联系在一起。他已经与他“亲爱的亲戚”即路易的封臣特鲁瓦伯爵亨利达成了协议,“为保证他们之间密切关系的完整性而所需做的一切事情”;他将确保他们之间的协议能够被不折不扣地遵守。巴巴罗萨没有详细说明协议的具体内容,但大概是伯爵以及皇帝的使节向路易提供了一些细节。

该协议的条款可以从编年史学家的记载以及巴巴罗萨自己的信件中拼凑还原出来。两位君主同意于1162年8月29日在圣·让-德-洛斯内举行会议,在这场会议上解决教会分裂问题。两人都将把他们支持的教宗带到这次会议上,并将遵守由路易和巴巴罗萨共同制定的10名高阶教会人士组成的仲裁委员会的决定。如果亚历山大三世或是维克多四世中的任何一人拒绝出席,那么另一方就将被直接承认为合法教宗。亨利伯爵保证他的主君会遵守协议,并且承诺如果路易没有遵守协议,他就将允许皇帝收回他的法国地区封地。【好家伙,意思是如果路七不遵守你就当二五仔(?】普瓦图的雨果坚持表示,路易在到达第戎之前并不知道协议的所有条款,但亨利伯爵如果能将他的妹夫蒙在鼓里近三个月也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亨利真的做到了,那么路易可就不仅仅是“单纯”,而是彻头彻尾的愚蠢了。

巴巴罗萨则在5月发出的通告中通知了帝国支持维克多四世的主教们——很显然萨尔茨堡大主教埃伯哈德没有收到邀请——以及他的姐夫上洛林公爵马蒂亚斯,他亲爱的亲戚法国国王已经同意在8月29日于贝桑松教区的索恩河上举行的两国教会人士和贵族的大会上结束这场教会分裂。在会议上,路易、整个法国教会还有所有的法国贵族都会接受维克多四世成为合法教宗,这是由具有约束力的宣誓保证的【?我就想问凭啥啊?】巴巴罗萨的通告听起来几乎不像是一个在等待公正裁决的人该说的话,但由于亚历山大三世一直坚持不服从会议的裁决,所以他必然不会出现在圣·让-德-洛斯内,维克多四世自然会因为对手缺席而直接获胜。教会诸侯和其他贵族们被命令提前4天前往贝桑松集合,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需带着全副武装的骑士前来,并自备帐篷,因为在指定的集合地点可以落脚的地方十分稀缺。根据普瓦图的雨果还有科隆皇家编年史的记载,巴巴罗萨专门为自己在贝桑松下游的杜省(Doubs)的多勒(Dôle)建造了一座规模非凡的宫殿。巴巴罗萨在发给里昂大主教埃拉克利乌斯(Archbishop Eraclius of Lyons)的通告中表示,亨利伯爵在帕维亚时便宣布他支持维克多四世为合法教宗,而接下来皇帝在前往这次会议的途中将在里昂停驻几日。

由于绝大多数法国的教会认识都拥护亚历山大三世,而且必须尽可能长时间地让他被蒙在鼓里,所以路易显然是对自己的亲信们隐瞒了这一协议,直到7月份。(是不是有可能法国国王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选择在协议被人知道后散布了亨利伯爵欺骗他这种说辞?)路易的兄弟,兰斯大主教亨利(Archbishop Henry of Reims)在7月从一个不知名第三方那里得知了巴巴罗萨的通告,他将这份通告附在了他写给国王的信中,用最强烈的语气斥责路易竟然允许达成这样的安排。他的信息来源很可能是萨尔茨堡的埃伯哈德,后者在他的信件中保存了一份巴巴罗萨的通告。他曾在6月或7月向亨利大主教询问过法国和英国教会的情况,因为有传言说法国的神职人员快要抛弃亚历山大三世了。亨利则在7月或8月向他在萨尔茨堡的同僚保证,法国教会对亚历山大三世的忠贞至死不渝【草】,他的王兄曾用自己的性命宣誓绝不承认维克多四世。【真的吗,我不信.jpg】7月10日的时候亚历山大还不知道路易与巴巴罗萨的秘密协议,但到了7月23或24日,他也许是从亨利大主教那里听说了这么回事,于是请求苏瓦松主教雨果去劝阻路易。8月22或23日,教宗和国王在克莱蒙北部会面。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亚历山大三世拒绝和路易一同前往圣·让-德-洛斯内,因为作为教宗,他不能接受这种裁决。作为妥协,他同意派5名枢机主教前往以证明他当选的合法性。随后,教宗撤退至布尔日(Bourges)教区的代奥勒(Déols)修道院,因为这里在亨利二世的势力范围内。路易被夹在坚决反对枢机主教奥克塔维安(即维克多四世)的法国教会,和咄咄逼人的帝国军队之间左右为难。

由于资料来源互相矛盾且有党派之争,在圣·让-德-洛斯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学术界有很多猜测。以下给出的只是一个合理的猜想,但事件发展的真相还是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路易于1162年8月29日出现在桥上——没有带亚历山大三世,从上午8时等到下午3时,而巴巴罗萨带着维克多四世在深夜才抵达。为什么巴巴罗萨会在与路易的重要会面中迟到,这的确是个谜,但就在8月21日,皇帝还处于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都灵。理论上因为亚历山大三世缺席,路易便应当承认维克多四世为合法教宗。巴巴罗萨急于从会议中捞到些好处,而路易则设法让会议推迟了三个星期,以便他能够有机会尝试挽救他支持的教宗。作为担保人,国王提出如果他没能履行约定将亚历山大三世带到圣·让-德-洛斯内,他便将自己作为俘虏交给巴巴罗萨,此外普瓦图的雨果表示,勃艮第公爵、弗兰德斯伯爵还有讷韦尔(Nevers)伯爵将代替国王担任人质和担保人。然而路易竭尽全力也无法说服亚历山大前来,于是对国王违约的惩罚开始生效。巴巴罗萨将特鲁瓦的亨利拘禁,并将他在法国地区的领地一起没收了。路易之所以能够解除他与巴巴罗萨的密约,是因为亚历山大三世在这三周的宽限时间里得到了亨利二世的承诺,即如果巴巴罗萨进攻路易,他将出兵援助其封建意义上的领主。由于教宗娴熟的外交手段,原本巴巴罗萨与亨利二世对抗路易的潜在联盟现在转变成了亨利二世与路易一同对抗巴巴罗萨的联盟。【胡子王: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啊……】

谈判破裂背后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巴巴罗萨在德意志地区面临对其政策潜在的危险的反对。正如我们已经知晓的,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四世公爵对巴巴罗萨在1161年6月拒绝其弟弟作为美因茨大主教候选人感到愤怒,他在圣·让-德-洛斯内会议之前的某个时候就曾写信给路易。贝特霍尔德在信中写道,如果皇帝这个“教会和法律的破坏者”真的实施了对路易的威胁(这里是指巴巴罗萨在3月或者4月写给苏瓦松主教雨果的信吗?),他将和其他对此不满的德意志诸侯一起帮助路易。贝特霍尔德的提议没有造成任何后果,但很明显,巴巴罗萨在德意志地区的地位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稳固了。

皇帝一定很快便察觉到自己正在输掉这局游戏。圣·让-德-洛斯内没有城防,也无法提供一大群诸侯们持续几个星期的聚会。据博索记载,一块普通大小的面包都要花上1个银马克。因此,当务之急是要解散这场集会。在9月7日会议开幕,也就是在巴巴罗萨给予路易的三周宽限期满之前,皇帝派雷纳德去见法国国王。据博索和普瓦图的雨果记载,雷纳德向路易宣布,决定有争议的教宗选举的权利是皇帝作为教会及其支持主教的捍卫者的专属特权。博索说,法国国王嘲讽地反问道:“既然基督将他的羔羊托付给了彼得及其继任者,我们法国的主教们难道便不是其中一员了吗?”无论路易是否真的提出了这个范围,雷纳德的论点中都有个核心谬误:教宗不是帝国的主教,而是普世教会的首脑,而皇帝与奥托以及萨利安家族的诸多前辈不同,在叙任权之争之后的时代他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威望来主宰教宗的命运。雨果补充道,路易宣称亨利伯爵好不容易斡旋来的和议是因为皇帝的缺席而被破坏的,接着法国国王就骑马离开了。

被路易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拒绝的情况下,巴巴罗萨和雷纳德还在试图尽可能地挽救局势。一位匿名者和亲亚历山大三世一派的丹麦编年史学家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Saxo Grammaticus,约于1220年去世)的记载是1162年9月7日发生事件的主要资料来源,他们指出维克多四世在会议开幕时便宣布,之所以他才是合法的教宗,是因为他的选举程序是正当的,而且与亚历山大三世不同,他愿意将此事提交给议会裁决。之后巴巴罗萨在一个简短的讲话中宣布,他已经邀请“各个省份的国王(provinciarum reges)”来参加会议,以免被认为完全忽视了他们的意见。然而裁决有争议的教宗选举是皇帝的专属特权,因为罗马位于帝国境内,而其他国王对其辖区外的主教缺乏管辖权。巴巴罗萨的论点在于,教宗和帝国其他主教一样,是从皇帝那里被授予权利的。但这样一来,如果他真的提出了这个论点,他反而是有些微妙地削弱了先前他提出的帝国对整个世界都有着主宰权的主张。如果教宗只是罗马的主教,那么他的管辖范围就会仅仅限于意大利的行省,而并非普世的教宗,于是巴巴罗萨作为罗马教会的保护者的权威也同样被削弱了,皇帝的地位就降到了和欧洲其他君主一样,只是自己帝国的统治者。

根据丹麦历史学家的说法,雷纳德在会议的总结性发言中表示,“各行省的国王”如果质疑皇帝的公正性便是一种冒犯,如果他们认为皇帝干预位于他们内的主教选举争议是对他们自己权益的冒犯,那么他们现在来干涉罗马教宗的选举其实也是不正当的。为了确保所有与会者都能够听懂他的话,雷纳德先是用拉丁语,然后再用了法语与德语发表演讲。不出所料,维克多四世再次被裁定为合法教宗,而亚历山大三世被开除教籍。巴巴罗萨又恢复了自己原先的政策,用自己的权威强行将自己支持的教宗扶上台。

人们很容易把“行省国王(provincial kings)”这种对欧洲其他君主的蔑称当做是与帝国敌对的丹麦编年史学家大约在1200年左右的发明创造,但帝国公证人,科隆的伯查德在1161-1162年之交与锡格堡的尼古拉斯院长的信中写道,“所有的国王(reguli)之所以不敢承认‘枢机主教罗兰’作为教宗,更多是出于对皇帝威势的恐惧,而并非站在正义一方。”这种使帝国具有优越性的话术在科隆大主教周围人的圈子里十分盛行。和米兰战败后歌颂巴巴罗萨为“世界之主”的“皇帝赞歌”一样,对欧洲其他君主的蔑称也经常被引用为霍亨斯陶芬家族在巴巴罗萨统治时期处于力量的巅峰,宣称自己拥有整个世界的统治权的证据。鉴于皇帝最终还是未能说服路易也承认维克多四世,所以这段话听起来只不过是一种苍白无力的虚张声势,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因为自己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而在胡乱发脾气。

几年后,帕绍的赫尔莫德在记载自己对圣·让-德-洛斯内会议最终破产的简要描述时是这样写的:“……精明的法国人以其聪明才智获得了军事力量无法实现的利益。自此之后,教宗亚历山大三世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这也是对巴巴罗萨与雷纳德外交失败的严厉控诉。

即便是巴巴罗萨在圣·让-德-洛斯内看似获得的一个成功也最终被证明是短暂的。丹麦国王瓦尔德马一世时唯一出席会议的其他国家君主,他在9月7日代表丹麦王国向巴巴罗萨致敬,正如他的使节在1158年6月于奥格斯堡所承诺的那样。然而到了1182年,巴巴罗萨的权威因1177年在威尼斯与亚历山大三世拖鞋,以及在1180年无力保护狮子亨利不受其敌人侵害而严重受损,瓦尔德马之子,丹麦王国的继承人克努特六世(Knut VI, r. 1182-1202)拒绝臣服于巴巴罗萨成为其封建封臣。据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记载(其编年史便是为了庆祝丹麦脱离帝国宗主国身份所作),隆德大主教阿布萨隆(Archbishop Absalon of Lund)告知巴巴罗萨的使节,克努特同样有权利来管理自己的王国,就像皇帝在统治罗马帝国一样。巴巴罗萨和雷纳德在圣·让-德-洛斯内的言论已经完全被推翻了,国王现在与皇帝一样,都是平等的统治者了。

1162年后,亚历山大三世多次向巴巴罗萨示好。9月18日,教宗邀请萨尔茨堡的埃伯哈德或者其代表前去会见自己,并授权大主教如果可以的话去拜访一下皇帝,设法帮助他恢复教会的统一;埃伯哈德和布里克森的哈特曼主教很可能为此参加了1163年4月在美因茨举行的帝国集会。1163年5月19日的图尔会议上,亚历山大三世重申了对维克多四世以及其支持者们开除教籍的意见,但却并没有明确将巴巴罗萨纳入被谴责的范畴。1163年8月,教宗的使节在纽伦堡访问了帝国共同,向他保证教宗没有任何反对帝国的阴谋,但巴巴罗萨依然拒绝接见亚历山大三世的枢机主教,他只接待了其它使节。他们同意挑选两名教会中的中立人士,再次组成一个7人的仲裁委员会来解决教会分裂问题。这个计划之后再无下文。巴巴罗萨必须承认的是,他1160年在帕维亚、1161年在洛迪和1162年在圣·让-德-洛斯内所奠定的基调是完全错误的,他没法不追求潜在的与亚历山大三世和解的机会,而这对帝国和其个人的威望都是巨大的打击。

Posted by: Lisa_Corvinus 2020-11-20, 16:12

The Punishment of Mainz 对美因茨的惩戒

巴巴罗萨自1162年10月回到德意志地区短暂停驻一年后返回意大利。在这期间他的主要活动是调查并处置美因茨大主教阿诺德于1160年6月24日被谋杀的事件。1153年巴巴罗萨将大主教亨利罢黜后,曾将美因茨的官员塞伦霍芬的阿诺德提拔为圣博尼法斯大主教,后者还曾是他的第一任宫相。阿诺德收回其被教廷剥夺的土地的政策,以及他卑微的出身和暴躁易怒的性格,引起了莱茵兰地区贵族们的反对。巴巴罗萨曾在1155年的圣诞机会上判处斯塔莱克的赫尔曼与阿诺德扰乱和平的罪行,并除以他们牵着狗游行的惩罚。

1155年后再起冲突的原因是阿诺德对美因茨地区没有参加巴巴罗萨的第二次意大利战争的官员还有乡绅们征收额外的赋税,而他们拒绝缴纳。1158年第一次围攻米兰时,诸侯们针对阿诺德提起的诉讼给出的裁定是没收那些不遵守规定的诸侯们的土地。在阿诺德缺席的时候,大主教在塞伦霍芬城里的对手梅因戈特(Meingote)家族领导了一场反对大主教的起义,大主教在回国时不得不使用武力强行攻陷美因茨。他流放了几名起义者,而这些人试图到意大利为自己申辩。巴巴罗萨命令阿诺德在他们进行适当赔偿后便赦免他们。而当阿诺德拒绝接受他们愿意给出的赔偿时,一群暴徒入侵了大教堂并劫掠了大主教的官邸。1159年11月1日,大主教被起义的领袖宣布开除教籍,并且逐出美因茨教区。他回到了意大利,而此时巴巴罗萨需要阿诺德支持他在教会分裂事件中的立场,在克雷马城外的帝国营地以最高规格接待了他。美因茨的贵族们受到了谴责,巴巴罗萨命令他们对其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阿诺德在帝国特使的护送下于1160年4月1日左右抵达美因茨城外,并等待着市民们的归顺。有些人屈服了,但还有些被流放的反对者又回到了城市再度掀起叛逆乱。阿诺德向其他诸侯们求援,并从自己的大主教领调集军队。之后美因茨城中告知阿诺德他们准备投降,6月23日,大主教屏退大部分随从,住进了从山上俯瞰该城的圣詹姆斯修道院,等待美因茨进行投降仪式。第二天谈判破裂了,但戈弗雷修士向阿诺德保障了其生命安全,于是他仍然留在修道院。6月24日,市民们在梅因戈特的带领下闯进院子了,纵火焚烧了修道院。一名骑士发现了躲藏起来的阿诺德,用剑柄击打他的太阳*将其杀死。他的尸体被砍得粉碎。

作为皇帝,巴巴罗萨有义务惩戒这种相当恶劣的破坏和平的行为。他大约从1163年3月31日至4月18日都一直待在美因茨处理这事。起义的领导人和杀害阿诺德的凶手都逃走了。4月7日的法庭上,有罪的人被永久流放,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房屋被拆毁,但仅有一名乡绅被当场处决。修道院长戈弗雷被剥夺了职务后放逐,圣詹姆斯修道院的编制被解散。美因茨的城墙和塔楼被夷为平地,护城河被填平,而城市的特权也被取消,美因茨自此被剥夺了法律上的特权地位。这是一个相当严厉的惩罚,但比起托尔托纳、斯波莱托以及米兰还是要轻上一些。奇怪的是,与阿诺德敌对的许多教士、官员们很快便被皇帝赦免。巴巴罗萨可能认为,尽管他有义务为大主教被谋杀一事报仇,但总是惹出麻烦的阿诺德并不是一个好的人选;大主教的世俗权威被削弱使得巴巴罗萨能够以美因茨为代价,反而扩张了帝国的领地。

Posted by: Lisa_Corvinus 2020-12-15, 21:50

The Third Italian Campaign 第三次意大利战役

在1162年9月圣·让-德-洛斯内会议结束时,巴巴罗萨曾派雷纳德回到意大利,在他缺席时代为处置亚平宁半岛的事务。雷纳德作为科隆大主教,同时也是意大利的大法官造访了伦巴第地区的一些标志性城市,例如安科纳、托斯卡纳以及罗马涅。据阿塞伯·莫雷纳记载,雷纳德通过他非凡的努力,使托斯卡纳地区的所有城市都爱戴与服从皇帝了;以及为了彰显教宗维克多四世的尊严,他更换了所有支持亚历山大三世的主教。这年年底,韦尔登主教赫尔曼前来与雷纳德汇合。巴巴罗萨委托赫尔曼代替他审理并仲裁所有法律案件,包括原始诉讼和进一步的上诉。皇帝从教宗借鉴了这种使节的使用方法,雷纳德的继任者布赫的克里斯蒂安是第一个这样以“意大利地区全权代表”自居的人。

巴巴罗萨和贝阿特丽丝于1163年10月汇合。表面上看,第三次意大利战役的目的是对诺曼王国发起一次迟来的进攻,但很难相信这真的是个严肃的目标,因为皇帝只从德意志地区带来了很少的部队。皇帝夫妇在10月28日进入洛迪。据说,陪同他们的有许多诸侯,但阿塞伯·莫雷纳提到的与巴巴罗萨一同翻阅阿尔卑斯山的人只有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三兄弟,还有他的堂兄韦尔夫七世。阿塞伯提到的其他德意志人都已经在意大利地区担任各种行政职务。维克多四世于11月2日在洛迪与巴巴罗萨会和,11月4日,对立教宗、皇帝还有阿奎莱亚都主教乌尔里希、克吕尼修士雨果还有其他姓名未知的大主教、主教们将圣·巴西亚乌斯(St. Bassianus)的遗物从洛迪旧城扛到了新城。巴巴罗萨出了30镑,皇后出了5镑用于在洛迪修建新的大教堂。诸侯们对巴巴罗萨政策的反对程度可能并不像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在给路易七世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激烈,但大多数德意志人很显然对于在意大利地区进一步作战并不感兴趣。

对西西里的入侵依赖于热那亚和比萨提供的传旨。在击败米兰后,巴巴罗萨成功地取得了这两座城市的支持,并承诺在王国(Regno)中给予他们贸易特权。其实在他于1162年8月离开意大利之前,这个既定计划就已经因为热那亚和比萨对撒丁岛的争夺而搁置了。即便是按照中世纪的标准,撒丁岛的法理划分也是一团糟。在古典晚期,该岛被分成了四个省,其中的阿尔博雷亚省已经演变为由法官统治的自治附属王国(sub-kingdoms)。教宗在名义上是撒丁岛的宗主,但比萨主导了三个“法官职位(judgeships)”,而热那亚啧控制了阿尔博雷亚。1133年,英诺森二世宣布由将撒丁岛划归比萨大主教的辖区,而科西嘉岛的三个教区则归热那亚管辖。更为复杂的是,巴巴罗萨在1152年将撒丁尼亚公国授予了其舅父韦尔夫六世,但他并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来维护帝国的统治权。

1164年2月下旬,热那亚执政官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法诺(Fano)会见了巴巴罗萨,询问他是否打算进攻西西里的威廉;1162年,根据《热那亚年鉴》的记载,在皇帝宣布发起这场战役后的一年内,热那亚人有义务违背自己的意愿加入这场战役。难以置信的是,巴巴罗萨表示他无法给出确定的答复,因为德意志和伦巴第的诸侯们现在都不在场,他需要他们的建议。很难想象巴巴罗萨竟然如此依赖诸侯们的意见。也许这是避免回答这种令人感到尴尬的问题的一种话术。他叫热那亚人在3月13日至4月17日参加他在帕尔马举行的会议,但在那里他也没能给出什么明确的决定。对西西里的远征在这里就已经宣告终结了。

与此同时,另一位热那亚使节和一个代表大法官阿尔博雷亚的巴雷索(Bareso of Arborea)的撒丁岛主教抵达了帕尔马 。大法官要求巴巴罗萨将整个撒丁岛都作为封地赐予他,为此他将奉上4000马克银币。巴巴罗萨同意了。1164年8月3日,巴巴罗萨戴着自己的皇冠,在帕维亚的圣西罗(S.Siro)教堂【米兰球迷震怒?】为巴雷索加冕为撒丁岛国王,并戴上了在热那亚定制的冠冕。列日主教亨利为巴雷索祝圣,而巴雷索向皇帝宣誓效忠。当时在场的比萨人反对这一程序,因为他们声称巴雷索应当是他们的附庸,撒丁岛属于比萨。热那亚人反驳道,比萨人实际上其实是巴雷索的封臣,撒丁岛应该属于热那亚。最后,巴巴罗萨宣布撒丁岛是帝国的一部分,而根据他的法庭判决,他有权将该岛赐予巴雷索。愤怒的比萨人离开了。应巴雷索的请求,巴巴罗萨命令公证人准备一份关于撒丁岛国王以及封地的特许状——该特许状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但巴雷索无力支付他口头答应巴巴罗萨的4000马克。最后还是热那亚人借钱给他,他才得以履行义务。但他随后便被作为无力偿还的债务人扣留在热那亚。

然而在为巴雷索加冕8个月后,1165年4月17日,在法兰克福,当着热那亚使节的面,巴巴罗萨代表他的团体与撤销了对撒丁岛的封授,包括与其相关的一切权利,除此之外他还撤销了对另一个城市以及曾对韦尔夫六世公爵关于撒丁岛的一切授予。巴巴罗萨的宫相布赫的克里斯蒂安已经将撒丁岛许诺给了比萨人,以换取13000镑的巨款。关于巴巴罗萨为何突然改变对撒丁岛以及比萨、热那亚这两个海上城邦的政策,有以下几种可能的解释:首先,巴雷索不可靠,他不仅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而且还显然是热那亚的傀儡;其次,比萨的出价比热那亚更高;最后,亲比萨一方的克里斯蒂安与雷纳德现在是巴巴罗萨的主要顾问,他们取代了先前亲热那亚的美因茨的康拉德,后者在巴雷索加冕后便离开了宫廷。

如果巴巴罗萨确实曾经真的计划要在1164年入侵西西里,那么帝国内政的混乱引发的标志性事件——维罗纳叛乱使得他根本无法这样去做。米兰匿名者作为一个公认的反对派资料来源,描绘了一幅在帝国内部充满压迫和腐败的画面。米兰投降后,米兰的居民被重新安置在由列日主教亨利管辖的四个独立社区(borghi)内。1162年8月,亨利与巴巴罗萨一起离开意大利时,安排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库米诺的彼得(Peter of Cumino)来掌管这些社区,此人想方设法压榨居民并中饱私囊。例如,彼得将每一个没有儿子的死者财产都据为己有。大约在1163年9月1日,亨利主教听说了他的不当行为,将其撤职,并让腓特烈修士接替了这一职位,腓特烈修士的绰号是“教师(Schoolmaster)”,事实证明他比彼得还要贪婪,还要不择手段——至少米兰匿名者是这么说的。

1163年12月3日,当巴巴罗萨路过米兰时,来自该社区的一男一女在泥泞与大雨中匍匐在他面前诉冤。他继续上路,但委托了雷纳德来受理米兰人的申诉。雷纳德同意释放剩余的人质,并从四个社区中各召集了12名代表来见他。当他询问米兰人愿意给皇帝缴纳多少赎金时,米兰人哭诉自己的贫穷。他用威胁性的话语命令他们在1164年1月26日之前用新的帝国货币支付880镑,他们只得照做。(在1162年米兰铸币厂被废除后,巴巴罗萨推出了一种新型的帝国货币,其含银量要比地方发行的银币更高。在本世纪剩余的时间里,它都成为了意大利北部地区的首选货币,一般用于支付给王室的税款或赔款。)

在1155年维罗纳试图阻碍巴巴罗萨返回德意志地区后,他便在那里重新建立了一个亲帝国的政权。1163年10月第三次意大利战役开始后,巴巴罗萨在经过维罗纳的领地时,将维罗纳附近的加尔达城堡赐给了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据阿塞伯·莫雷纳记载,奥托在维罗纳横征暴敛大肆收取各种苛捐杂税是维罗纳叛乱的主要原因。博索也记载道,叛乱者们发誓不会向皇帝缴纳比先前的领主们更多的税款。米兰匿名者认为反对帝国统治的阴谋始于1163-1164年的冬天。起义最初可能仅仅局限在帕多瓦和皮亚琴察——巴巴罗萨在1164年初命令萨尔茨堡大主教埃伯哈德带兵来意大利时只提到了这两个城市,但5月24日皇帝授予费拉拉的特许状里将威尼斯和维罗纳也划归到了叛党阵营。

威尼斯的叛乱资金来自君士坦丁堡的资助。威尼斯的一个记载显示,威尼斯总督维塔莱二世(Doge Vitale II Michiel)为拜占庭的曼努埃尔一世还有西西里的威廉一世共同的朋友,向各叛乱城市分发了大约12000马克。此外,威尼斯还庇护了枢机主教希尔德布兰·克拉苏(Hildebrand Crassus),他是12世纪60年代教宗在意大利北部的唯一代表,还有伦巴第地区被驱逐的亲亚历山大三世的教士们。因此,1164年4月成立的维罗内联盟(Vronese League)是一个更加庞大的反对巴巴罗萨的同盟。

为了镇压叛乱,皇帝在5月24日和27日分别授予费拉拉和曼图亚广泛的特权,这两个地方分别控制着从维罗纳到伦巴第以及罗马涅的通道。他还允许费拉拉自由选举执政官。巴巴罗萨授予曼图亚行政权,并免去了所有的年度税收;还免除曼图亚参加对西西里战争以及对维罗内联盟战争的义务;以及同意在帝国与维罗纳及其盟友交战时,未经城邦允许不得在曼图亚城或主教区逗留;承诺保护曼图亚及其周围郊区不受破坏;还承诺如果曼图亚城卷入战事,帝国将负责协助该城的防御。作为回报,曼图亚发誓在战争期间不得与维罗内联盟成员签订任何协议,并且每年的执政官选举中这段誓言都必须被重新温故。为了挽留位于叛乱城市群东北部的特雷维索(Treviso)的忠诚,巴巴罗萨在5月先是对自己手下的官员向该城居民擅自征收额外税款致歉;之后确认特雷维索有权选举自己的执政官并免除该城参与西西里战役的费用,以及该年的fodrum费用;此外他还免除了特雷维索的商人按照先前的誓言需要向帝国缴纳的商业税款。巴巴罗萨再一次依靠意大利城邦之间的矛盾,通过授予其中一些城邦特许状来分化他们,包围自己的敌人,从而维持帝国在意大利北部的控制权。

1164年5月,巴巴罗萨还从他先前一贯的城邦盟友们——克雷莫纳、帕维亚、诺瓦拉、洛迪和科莫那里分别派出特使至维罗纳进行谈判,并向叛乱的城市保证,他决心弥补他们在帝国官员们手中收到的任何不公正待遇。经过一番讨论,叛军同意在帕维亚与皇帝会面,但谈判最终还是破裂了,因为领导叛乱的城市门拒绝服从帝国派遣的执政官的管辖。下月,巴巴罗萨带着一支伦巴第骑兵和他麾下为数不多的德意志军队入侵了维罗内联盟控制的地区,他摧毁了维罗纳周围许多城堡和定居点。尽管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但根据敌对的枢机主教博索还有阿塞伯·莫雷纳的说法,由于巴巴罗萨的军队不足,而且他所谓的伦巴第城邦盟友们还或多或少地同情叛军,他很快便十分不甘于屈辱地撤军了。由于维罗纳封锁了布伦纳山口,于是皇帝和皇后只得在10月途径瑞士东部的山口离开意大利。巴巴罗萨对这次远征的结果感到十分失望,决定回到德意志地区集结一只大军。阿塞伯·莫雷纳表示,这是一次失败的战役,一个不光彩的结局。

巴巴罗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没有足够的军力,这也表明他在德意志地区失去了支持,并且帝国在意大利地区的统治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不满,甚至他从前固有的城邦盟友们也是这么认为。然而皇帝决定再6月撤离维罗纳以及10月彻底离开意大利也有些个人健康原因在里面,3月底他便因病未能按计划访问比萨,而6月和7月他又患上了因疟疾引起的间歇性发烧。(巴巴罗萨很可能是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便感染了疟疾,因为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在不久之后的1154年写道,国王因为‘高烧(quartan fever)’而丧失了行动能力)。贝阿特丽丝在1164年7月16日于比萨生下了这对夫妇已知的第一个孩子,病弱的腓特烈五世,然而他实在太虚弱了甚至无法在10月与父母一同回到德意志地区。我们不知道中世纪时的丈夫,尤其是巴巴罗萨对妻子临产分娩有多大的关心度,但如果是贝阿特丽丝在生产时不太顺利,并且巴巴罗萨今年已经41岁了还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他应该也会倾向终止与维罗内联盟的战役,这样他可以更好地陪伴自己的妻子。

Posted by: Lisa_Corvinus 2021-01-05, 21:24

Tyrannical Rule in Italy 在意大利的残酷统治

尽管巴巴罗萨曾对维罗内联盟成员以及特雷维索弹劾帝国官员在意大利地区索求无度而表示过歉意,但在1164-1166年他离开意大利的时候,帝国在意大利的行政管理变得更加残酷和腐败。博索表示在维罗内联盟成立后,巴巴罗萨变得非常不信任意大利人,以至于他只愿意任命德意志人担任帝国的行政长官。他还夸张地表示,在米兰,一个克雷莫纳人或者帕维亚人甚至会比一个德意志人更遭人痛恨,但如阿塞伯·莫雷纳提名的大多数人——数量多到无法逐一列举——都是德意志人。
1164年9月4日列日主教亨利去世至巴巴罗萨返回德意志前,皇帝安排格伦巴赫的马克瓦特三世(Markwart III of Grumbach)负责米兰的事务。博尔吉(Borghi)的居民向他赠送了价值14帝国镑的银质器皿,希望能够博得他的同情——然而这也没用。他禁止米兰市民和部分农民使用猎犬、网子、陷阱或者挖坑来打猎。【草,那你这是要让人徒手抓吗?】马克瓦特还将每年征收土地税的工作委派给了5个意大利人下属。对于耕种不到20年的土地,马克瓦特指使他们对刈割的草地和砍伐的木材征税。为了征收这种税款,官员们甚至专门编纂了一份地籍,列出了所有牛的皮毛、炉灶和车轮,米兰匿名者表示后来这本书被称为“苦难与悲伤之书”。这次征税可能是米兰在其领地内向农村人口征税的延续,而并非帝国在意大利地区征收的一般税款。马克瓦特的意大利人属下要求农民上缴500头猪,每头猪价值6先令,还有1000车木材和干草以及数量不详的鸡和鸡蛋。当砍伐的木材用完后,他们命令农民从每一轭(yoke)土地上都要搜刮出一车木材,否则便要支付6个帝国便士。农民们还需要运送建造房屋的梁木、木板;建造栅栏的柱子还有木桶的铁箍,并从米兰的废墟中运送梁木和石头到帕维亚进行建造。1165年7月,马克瓦特要求居民们在18天之内再上缴400镑。如果无法在规定日期上缴,他们要么需要在之后支付双倍的金额,要么直接被没收财产。1166年,来自莱茵地区的迪茨伯爵亨利二世(Count Henry II of Diez)成为了马克瓦特的继任者,他向博尔吉的居民征收了1500镑的税款(fodrum)。博索甚至还指控巴巴罗萨的代理人允许其部下强奸伦巴第人的妻女,而没有得到任何惩罚——“即便是异教徒也不会允许这种罪行毫无代价地发生。”
人们通常认为米兰匿名者还有博索的记载是有偏向性的,然而即便是《莫雷纳编年史》的匿名续编者——很可能是奥托·莫雷纳本人的记述,在洛迪加入伦巴第联盟之后,同样也是持批评态度的。编年史学家们坚持认为,如果帝国官员们只是在合法范围内替皇帝征收税款,那么不应该有人会表示反对或者因此受到伤害。但恰恰相反,巴巴罗萨委任的官员们对每一个人——主教、贵族、执政官乃至几乎所有伦巴第人,无论身份地位,无论他们是出于发自内心的爱戴还是恐惧,都敲诈勒索了几乎超过合法金额7倍的税款。米兰人不得不从他们的土地收成中支付如此多的苛捐杂税,以至于“只有三分之一的盈余”,他们受到的打击特别大。贵族、农民和乡绅每年每户还要缴纳3个先令。通航河道旁的每个磨坊主被征收24便士,非通航河道附近的磨坊主被征收3先令。渔民必须交出三分之一的渔获。如果猎人在未经官员许可的情况下杀死动物和鸟类,他必须交出猎物,并受到财产——有时甚至是人身上的处罚。皇帝不承认城堡拥有者的领主权利,即便他们的祖先已经行使这样的权利三百多年了。编年史家表示,伦巴第人还不得不忍受了其他许多类似的压迫,他们早就习惯过自有的好日子了,因此认为这是无法容忍的。编年史学家还强调,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自己或他人的财产,因为他们还在期待皇帝回来后能够拨乱反正。但巴巴罗萨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与抱怨,这导致了帝国的统治在意大利地区崩溃。
格特鲁德·戴贝尔(Gertrud Deibel,大概是个德国历史学家,没查到……)试图在20世纪30年代初通过汇编所有关于巴巴罗萨在意大利地区筹集资金的参考资料来证明,虽然他的意大利远征转移了他对于在德意志地区加强皇室权威的注意力——这种看法是标准的小德意志思想(Kleindeutsch)对霍亨斯陶芬政策的批判——但至少应该是有利可图的。拉赫温大概是根据其从大法官那里得到的消息表示,巴巴罗萨每年从其在隆卡利亚会议中收回的摄政权里获益超过3万镑。1185年皇帝指控克雷莫纳由于在1176年阻止伦巴第联盟,导致帝国损失了近30万马克,即55万5千帝国镑。诺曼编年史学家托里尼的罗伯特(Robert of Torigny)是圣米歇尔山修道院的院长,他记载道,1164年巴巴罗萨从伦巴第地区获得的总收入为5万马克,即8.4万镑。如果罗伯特的报告是可靠的话,那么巴巴罗萨在伦巴第地区的收入在12世纪60年代将仅次于亨利二世从英格兰以及诺曼底地区获得的收入。然而我们对巴巴罗萨的开支几乎一无所知。大部分的钱肯定是用于支付他军事行动的费用——其中最主要的是给诸侯们的礼物和补助金,还有雇佣兵的工资以及补给物资。没有证据表明他在德意志地区有多大的盈余。所以,虽然巴巴罗萨可能在伦巴第地区的税款很可能为他的意大利战役提供了资金,但很难说这些战役在经济上有什么积极意义,更不用说政治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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