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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企鹅版《拜占庭十四君主:普赛鲁斯著编年史》 前言
francoischang
2019-08-13, 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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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十四君主:普赛鲁斯著编年史 前言
E.R.A.苏特
50年前,若是哪位英国学童对拜占庭相关事务颇为赞赏,几乎肯定会被训斥。雅典的黄金时代,基督诞生前的5个世纪,是该学科(即希腊学)最有前途的方向,而罗马历史至哈德良(Hadrian)治下的时代,已足够体面;哈德良之后,(是否是吉本所言?)就是衰亡的时代。可悲的拜占庭人是颓废的希腊人苍白的倒影:他们的艺术墨守陈规,缺乏灵气,显得僵硬刻板;他们的政府死板,毫无效率;他们的文学水平不高。这是拜占庭的,这是不可读的(Byzantinus est, non legitur,戏仿自Graecum est, non legitur)这句格言广为人接受。学童的导师大概不愿费工夫解释“拜占庭”这个词——这个词常有种贬义(Byzantine 英语里指错综复杂的,官僚主义的)——但在我上学的时候(大概时段)我们只是隐约知道拜占庭古城(Byzantium)大概于公元前650年,由希腊拜占庭人建立,这座城市则属于提洛同盟(Delian Confederacy);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在公元(基督纪年)330年将之确立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教师不鼓励我们问罗马发生了什么;实际上,回首多年前的罗马史课程,大概我们的老师也不知道,也不在乎(罗马发生了什么)。一次,老师顺便提了一句罗马第一个统治者(奥古斯都)和最后一个统治者(罗穆路斯·奥古斯都,贡布里希称之为“建城者和第一人皇帝的名字”)叫一个名字(轻蔑的称呼是“奥古斯塔路斯”(Augustulus,即“小奥古斯都”)),如果进一步问这段历史后续故事,老师会打发点,斥之为无关内容。明显,自君士坦丁建立新首都后的两百年后,西方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但时光流逝,多年后我的同辈人才正经看待旧罗马帝国剩余的那部分。甚至当地居民的正确称呼应该是“东罗马人”还是“拜占庭人”,都存在争议,尽管多数人认为自查士丁尼时代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征服这段九百多年的历史内,帝国的确名为“拜占庭”。不管我们有多无知,总有人也会问一个尴尬的问题:如果他们地位低下,那么这些悲惨的拜占庭人是怎么在西方沦陷之后,又苟延残喘这么长时间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怎么建起来的?一千年的衰亡持续期是不是太长了?
今日对拜占庭的态度有了大转变,多亏众多学者写下了那些优美的著作(贝恩斯,赫塞、塔尔伯特·莱斯、格瓦斯·马修、贝克维斯、摩斯、还有历史学家瓦西列夫和奥斯特洛格斯基,仅列举部分英文版出版的)。拜占庭艺术家并非刻板而守旧,他们的活力和灵光一现备受称赞。他们在马赛克和微型画上的手艺精湛;象牙艺术上则有拉文纳的王座;银器上则有科尼亚的盘子;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存有大理石棺;他们还有丝制品;还有概念、设计均杰出的绘画;伟大的建筑奇观则包含了光影与和谐。今日,学者普遍认为拜占庭宪政值得仔细研究——若不是因为其保存久远,从法律外表来看或多或少从未改变,尽管其经常遭受邻近国家的入侵。另一方面,对拜占庭文学的偏见也不容易扭转。无疑,一个原因是英语世界古典学研究的重要一点是不计一切代价保留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行文结构。希罗多德和《新约》的诸位作者用的语言,不是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用的那种纯正的阿提卡希腊语;阅读希罗多德和圣马太(《马太福音》)的原文会腐蚀青年人的行文;因此不鼓励学生阅读他们。拜占庭作者数量繁多,在各学科上均颇有建树,使用的也是他们自己的希腊语,因此也被降格成了不可阅读的文字。现在古典研究的整个目的和内容都受猛烈抨击,也许内核也要改变。的确,有些地方的确认为,学习希腊语毕竟是为了阅读希腊作家。
也许作者此时应当原谅一些个人见解。与成千上万执行军事任务的人一样,六年来我没什么时间和兴趣阅读,除了读报纸还有军事手册没看过什么。就连基本希腊语和拉丁语我很快都忘了。复员后,是一段紧张而快乐的学习时光;复习了老学科,也了解了新领域。1946年底,我凑巧买了普赛鲁斯作品。我对普赛鲁斯一无所知;也不熟悉他的名字。但我准备阅读希腊语材料,这位拜占庭历史学家的作品似乎有点意思;普罗科皮乌斯(普罗柯比,500-565)、阿加西亚斯(Agathias,530-582/594)、“守护者”米南德(Menander Protector,6世纪中旬) 里奥执事(Leo Diaconos, Leo the Deacon, 约生于950)的作品都饶有兴味。普赛鲁斯超越了他们所有人,而我收获了意外之喜:就像科尔特斯在达里恩的山顶,注视他们尚未探索的太平洋。我们与这位5世纪的雅典人有很多类似的情感:相信民主,优良的运动精神,业余运动员,诸如此类的。某些方面,这位拜占庭人与我们更相似,比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人相似多了。首先,普赛鲁斯写作时,征服者威廉在筹备舰队,准备入侵英格兰;诺曼人的礼拜堂和大教堂即将在英格兰建立,而诺曼人已经在无数战争中,向拜占庭勇士证明自己的实力。英格兰和诺曼士兵已在君士坦丁堡的瓦兰吉卫队服役。除此之外,普赛鲁斯是基督徒,在基督教社会中写作。阅读与我们很相似的希腊作家的作品的确新奇,而他又那么熟悉古希腊的古典世界(普赛鲁斯当然如此)。打住,稍后再谈。介绍一下背景故事,会更容易理解这部作品。
1025年圣诞节,“保加利亚屠夫”巴西尔二世(Basil II,Bulgaroctonus,the Bulgar Slayer)去世。近五十年来,他独享皇位。他为自己和人民赢得无数荣誉。对君士坦丁堡居民而言,当时的拜占庭帝国如日中天。巴西尔投身统治;他终生未婚,在前线度过多数岁月,开发出一种效率恐怖的战争机器;他觊觎独裁,但轻视其外在。他镇压起义,制服封建地主,征服帝国的敌国,最著名的是征服多瑙河诸省以及东方。四方人都敬畏罗马军队。宝库积聚着巴西尔掠夺的战利品。尽管这位皇帝漠不关心,学术的灯火也依然燃烧,尽管有些暗淡。君士坦丁堡普通人大概会很舒服。多数人生活快乐,多姿多彩,就算城防某些地方失修,也不必担心入侵。
两代人之后,一切都变了。巴西尔的继任者不是不肖,就是低效。他们继承的财富被虚掷挥霍,标准金币,即诺米斯玛币(nomisma,希腊语νόμισμα,货币)或bezant,已经贬值;巴西尔时代24克拉的金子,在莫诺马科斯(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IX Monomachos)时代只值18克拉,在米海尔八世的时代只值12到13克拉。态度轻蔑的仇敌在帝国边境寻衅滋事,行省被抛弃,武装部队被忽视,出色的将军因受嫉妒而被降职。西方有诺曼人的威胁;北方有乌寨斯人(Uzes), 库曼人(Cumans)和佩切涅格人(Patzinak,或Pechenegs); 东方有塞尔柱突厥人,他们在曼济科特大获全胜,甚至俘获了罗马皇帝(罗曼努斯四世)。军队一团混乱,而首都的官僚却繁荣发展,逐渐扩大影响力。政府逐渐被改变。少有人意识到这种变化,也少有人知道十一世纪是拜占庭漫长的历史上一大重要转折点。有人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帝国财富的腐败,这个人就是君士坦丁·普赛鲁斯。
他出身名门(他父亲一支的祖上有执政官(Consuls)还有贵族),但1018年,即他出生那年,父母家境不过将将称得上殷实。我们从资料得知,他有一位早逝的姐姐;她的嫁妆所剩无几,他的学业不得不中断,一度在安纳托利亚担任法官的书记员。他称赞自己的母亲,因为她为他争取到质量最好的导师。他接受了日后担任尤查伊塔(Euchaita)大主教约翰·马洛普斯的教导。约翰是私人教师,显然是文化学者,对学生教导很认真。如果从他们日后的生涯推测,大概能得出他也是出色的老师。有三位身份尊贵的人成为了普赛鲁斯一生的好友: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Constantine X Doukas)当上了皇帝;君士坦丁·里彻德斯(Constantine Lichudes)首席部长(leading minister),元老院议长,最后担任全基督教的大主教;特拉布宗的约翰·西菲利纳斯(John Xiphilinus)成为新君士坦丁大学的首任护法者(nomophylax,“guardian of the laws”)(1045), 之后担任大主教。这些好友成功劝说莫诺马科斯资助哲学和法律。学习之风复兴,因为彼时大学教育免费开放,接受一切能力足够的学生。普赛鲁斯是领导人物。他获选为修辞学教授,“哲学家的执政官”。学术风气宣传很快,而里彻德斯对他深有提携之恩,因为里彻德斯介绍他进入米海尔五世的宫廷,而之后的成功还是归功于他的野心和出色的口才。“长者”米海尔“听他言如饮蜜糖”,君士坦丁十世认为他的语言如同“花蜜”,尤多西亚(Eudocia,应为时任大主教米海尔一世的侄女)“视他为神”。于是他成为了国家秘书,宫廷大臣,首相;他带领代表团将皇冠献给伊萨克·科穆宁——需要高阶人员执行的外交活动;他撰写了对傲慢的塞路拉留斯(米海尔一世,Michael I Cerularius)的控诉,此人担任大主教时断然拒绝了教皇的使节,导致希腊东正教和拉丁教会间多年的分裂;他执行了对罗曼努斯·第欧根尼斯(Romanos IV Diogenes)的罢黜,确保“贬值者”米海尔七世·杜卡斯(Michael VII Doukas,绰号Parapinaces,"minus a quarter",源自他任上货币贬值)登上王座。之后,他突然被忘恩负义的米海尔降职,此事至今难以解释。他的老友里彻德斯、杜卡斯、西菲利纳斯、尼斯塔斯相继离世;他痛失爱女斯黛莲(Styliane);新皇帝尼基弗鲁斯·波坦尼特斯(Nikephoros III Botaneiates)只是无视了他。1078,他在失望之中,孤苦伶仃地离世。
以拜占庭君主的绝对权力而言,在脾气不同的君主治下深受信任,身居高位多年,这样的人一定十分出色。米海尔·普赛鲁斯(他任僧侣时改名米海尔)政治上非凡的成绩,与他学术的成就比就相形见绌了。《编年史》中,他讲述了自己的研究:自然,有“诗人”荷马;赫西俄德和希腊抒情诗人;历史学家,特别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德摩斯梯尼、莱西阿斯、泰奥弗拉斯、普鲁塔克和斯多葛学者;基督教的辩护者,特别是纳西昂的格列高利;波尔菲里、艾姆布利科斯、普罗科鲁斯、亚里士多德,除这些人之外,他最喜爱柏拉图。
这不是他阅读的全部书籍。他研究医学论文(也从事医学实践);他对军事战术和军事设备研究透彻,尽管知识是从书本收集而来,但至少有一次成功实践案例;他很熟悉占星术,但是并不相信;他写过一些诗歌,现在流传了五百余个单词,包含七篇挽歌(一个是向母亲狄奥多特致意。表达了他的深深爱意和感激);同时还有很多哲学作品以及理论作品。尽管他不乐意,但是为了取悦老友(大概是里彻德斯),《编年史》第一部分一直写到伊萨克·科穆宁去世。这部分大概于1063年完成;其余部分尽管并不是偏袒,但明显是向杜卡斯致意,这部分大概是在米海尔七世治下完成。作品并未写完。
拜占庭学者普遍认为,《编年史》在中世纪史学中地位很高。除了其内在价值,即出自饱学之士之手,内容大体可信的时代回忆录,作品同时也如艺术品一般。普赛鲁斯行文叙述之生动,鲜有人可与他比拟。他对性格的研究精湛,对心理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对于拜占庭生活,特别是宫廷生活的描绘,少有能超越这部作品的。另一方面,《编年史》也有严肃的缺陷(以现代眼光看来)。普赛鲁斯经常省略重要人物的姓名,更显得吊胃口而多余。他倾向于选择性记述,客观说来他也没自称讲述了所有事实。他对外国事务毫无兴趣:比如他几乎没提巴西尔二世在保加利亚的征战。他的地理学知识很模糊。他没有记录下一些瘟疫、饥荒、地震和大火,也就是其他拜占庭人认为很重要的事,这种一般会在编年史上记录详细的事。他的叙事过于聚焦在宫廷内了。
普赛鲁斯本人表示,这本书本意是作为梗概,而非一部复杂的大作。
(他写给里彻德斯的信中所言)为满足您需求,我在这部作品中忽略了一些值得记述的事迹;年份没有按照奥林匹斯众神编号,也没有按季节分类(并未如修昔底德一般),我只是聚焦在最重要的事件上,还有写作时可以回忆起来的事情。如我所言,我此时不打算尝试调查每件事件的情况。我的目标是写下中间的过程,即一段连接古罗马帝国,一边连接我国现代的编年史家的著作。我不想传播前者的事迹,也不想模仿后者那种事无巨细。
与切得雷努斯、斯盖利特斯、佐纳拉斯相比,也许他显得有些模糊,而《编年史》前后也有不统一的现象,十分恼人,但普赛鲁斯为作品注入了色彩和多样性,其他作家中少有这种色彩。而他的语言活泼,有时会用口语。
读者难免会思考写作者本人的形象,因为他在书页中出场不少。也许读者会批评他虚荣,但这并不公道。在11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吹嘘个人美德并非不合时宜,就算他听到了恭维和赞誉,在他早期作品中也难以分辨出来。有时他很谦逊。对于阴谋诡计和双重交易,也很难为他辩护什么。当然,可以指出当时的腐败之风:普赛鲁斯不能独善其身,就如卢克莱修哲学家一般,不偏不倚地看着黑云压城——他必须自保,在拜占庭最好的防守就是猛烈、而加以伪装的反击。为了对抗敌人潜在的宣传,他不得不利用不讲道德的政客的微妙性,否则只是死路一条。无疑他会指出自己爱国,对罗马人诚挚的爱意;他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所以1057年,他支持伊萨克·科穆宁,因为他知道“战争狂”米海尔(Michael VI Bringas ,Stratioticus("the Military One", "the Warlike", or "the Bellicose"))会将帝国带上悬崖;几年后罗曼努斯·第欧根尼斯的好战政策对他而言,不但是毫无必要,而且注定会成为灾难; 他的确相信,对年轻的“贬值者”米海尔七世来说,对修辞学和逻辑学扎实的学习是处理问题最好的方法。有些敌人认为他错了,但彼时他已是一位自负的老人。对他来说,问题很简单:治理罗马帝国是件困难而复杂的问题;没有人在这重要的岗位上比他经验更丰富,没人比他更清楚怎么建议并影响皇帝或女皇;因此,为了国家的利益,他,普赛鲁斯,应当处于领导地位。所以,经过精心教学而成为柏拉图式“哲人王”的青年皇帝将他抛开,用一位无名文人约翰·伊塔鲁斯(John Italus,柏拉图派哲学家)取代他,一定令他恐惧不已。除了在莫诺马科斯治下短暂休假过,当时他退隐到纳索的修道院中,无疑他的生涯一直很成功。
他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人。他对叛乱的瓦塔泽斯(Vatatzes )家族充满同情;在反思显贵们残忍的命运时,他默默地抹眼泪;他笔下的伟人离世,总是有种独特的温情,也很少毫无保留地批判他人。青年学生也应当感谢他,因为他自掏腰包为他们教学,也许他回忆起青年时的困苦生活。他特别称颂对穷人、病人慷慨解囊,因此对人道的“帕夫拉戈尼亚人”米海尔四世赞美有加。他如医生一般对病患深有同情,这种同情在中世纪并不常见。他对友人忠诚,是孝子也是慈父。他的判断从不恶毒,尽管有时义愤填膺。他充满勇气,意志坚定;也许有时需要容忍一点,但没有人会质疑他面对问题时的决心。他写道:“战斗开始后,我不会退缩,我不是那种人。”
宫廷宦官尤为放荡:受贿、舞弊、不道德行为盛行其中;礼仪崩坏。若普赛鲁斯在奸邪之中还能洁身自好,那太令人惊讶了;但整体而言,他似乎是为博学、理想而善良的人。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对《圣经》的坚定信仰,尽管他不怕对基督教教义进行逻辑分析。因为时代,难免会有人质疑那是否是矫饰,但《编年史》的读者大概会否认这种指责;他对基督教的信仰是发自肺腑的。
他的观察力和记忆力非比寻常。他有艺术家的慧眼,无论是发现教堂的和谐之美,还是阿兰公主的美貌,还是自然的壮丽,他都能注意到。读者一次次为微妙的用典愉悦,除去比喻精妙,而且(希腊语)用词讲究,又为词汇带来了新的含义。没有那个拜占庭人比他更会用词,尽管有些人希腊语写得更好,因为必须承认他用的语言充满了古典希腊语的耳语,又堆砌着拜占庭的语法结构和习语,有时含糊不清,有时不只含糊而已。 他是最难翻译的作者。而这种方言很重要,毫无虚饰,与他的景仰者,即迂腐卖弄,矫揉造作的安娜·科穆宁娜公主完全不同。不知U如此,普赛鲁斯还有一点(是译者的)救命之恩,因为他有幽默感。
他最大的成就是复兴古典教学。当然他不是孤军奋战,因为还有诚挚的合作者兼好友西菲利纳斯和里彻德斯,但普赛鲁斯立了头功。他对哲学的投入毫无私情,而且终身在哲学上耕耘。文艺复兴间接受他恩惠。有这等成就,他不需要更好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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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oischang
2019-08-13, 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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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有坛友感兴趣 也转一份
望各位提点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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