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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赛奥法尼斯编年史》前言
francoischang
2019-10-15,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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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奥法尼斯编年史》前言

哈里·特托道夫(Harry Turtledove 美国小说家,以或然历史小说闻名,UCLA的拜占庭学PhD。)

赛奥法尼斯及其在拜占庭史学的地位

据说中国有句诅咒:“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注:"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 这句并非源自中国,汉语中含义上接近的话为“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出自元·施惠《幽闺记》。这句话可能出自约瑟夫·张伯伦,即内维尔的父亲的演讲,后被误读。)这一诅咒很适合描述晚期罗马帝国,或者今日所称的7-8世纪拜占庭帝国。602年,帝国的东部心脏地带实际与3世纪之前的领土一样: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同时,北非海岸、南西班牙、西西里和意大利大片区域在拜占庭控制下,多亏了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在位)的再征服运动。
再征服运动花费帝国大量人力财力,不太指望能从重新获得的土地上收回来。7世纪初,这些扩张过大的土地面临崩溃,之后120年中,时刻都在苦苦挣扎。伟大的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遭遇三次围城:626年是波斯和阿瓦尔人,674-678年和717-718年又被阿拉伯人包围。阿拉伯人刚在伊斯兰教下统一,已经从拜占庭手上夺取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638),埃及(641)和北非(698);西班牙于631年落于西哥特人之手,但711年阿拉伯人又夺了过来。拜占庭人在东部苦战,经常战绩不利的时候,斯拉夫人在巴尔干自立,而7世纪末,源自突厥人的保加尔人也加入争霸。相比这些苦痛,帝国东部最大的对手波斯人无疑想要交换下命运。602-628年,萨珊波斯与拜占庭交战不休,受到了更大的损失,最后于651年被阿拉伯人征服。
如果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没能坚持下来,那么世界历史的变化就会难以预测。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爱德华·吉本设想了,如果图尔战役中阿拉伯人击败了法兰克人,那么牛津的教师就该阐释《古兰经》而不是《圣经》了。拜占庭陷落的情景大概类似。君士坦丁堡没了,还有谁能阻挡阿拉伯人入侵东南欧,并将伊斯兰教一并带进来?他们的信仰,而不是基督教,将会在巴尔干斯拉夫人心中植根,并传播到北方,即后来的俄罗斯人心中,那么基督教将会被孤立,成为欧亚大陆广布的伊斯兰教的附庸。尽管中世纪的西欧并不感冒,但拜占庭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如此,阻挡了伊斯兰教的扩张。
阿拉伯人与717-718年的征战失败之后,显然拜占庭帝国不会独善其身。不管如何,8世纪帝国远非平静。因为教堂崇拜的圣像圣像问题,引发了重大的破坏圣像运动(iconoclastic controversy),这一运动不止在神学上,在社会和政治上也有重大影响。破坏圣像运动者的狂热,可以从拜占庭领土上圣像数量稀缺这一事实来衡量。只有像西奈山上的圣凯瑟琳修道院(St.Catherine Monastery)(8世纪处于穆斯林的领地,因此破坏圣像者未能破坏之)中保存了破坏运动之前的圣像。
修道士编年史家赛奥法尼斯(Theophanes)生于圣像纠纷运动期间之中,大约生于752-760年。他的父母伊萨克和狄奥多特(Isaac and Theodote)地位尊贵,家境富裕。后来他们家族与马其顿家族有联系,即后世统治近200年(867-1056),成就灿烂的马其顿家族。伊萨克和狄奥多特同样虔诚,他们支持在拜占庭教堂中使用圣像。赛奥法尼斯的父亲对外部隐瞒了他对圣像的支持,头号反对者皇帝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 741-775)也信任他。赛奥法尼斯年纪尚轻的时候,失去了父母,皇帝帮助教育并抚养他。
在君士坦丁五世的儿子兼继承人里奥四世(Leo IV,775-780)治下,赛奥法尼斯获得了御林军长官(Spatharios)的荣誉头衔。青年时他与贵族之女梅加洛(Megalo)订婚。他们短暂结婚,但此举更像是对破坏运动政府对修道主义压制的一种妥协:僧侣是对圣像最为坚定的支持者。里奥四世去世之后,破坏圣像主义者和反修道主义者失去了动力,两支虔诚的信徒分开,继续过修道主义的生活。赛奥法尼斯在马尔马拉海( Sea of Marmora )亚洲海岸边上的西格里阿涅(Sigriane)建起了修道院,在那里定居,但身体一直不好,一直住到815-816年。当时,在亚美尼亚人里奥五世(813-820)治下,破坏圣像运动复苏。赛奥法尼斯和多数僧侣一样,拒绝毁坏圣像;因其反抗,他被囚禁在君士坦丁堡,之后被流放萨莫色雷斯岛,于818年去世。时至今日,希腊教会仍将他视作忏悔者,尽管未能像殉教者一般,依然在困境下坚持信仰。
如果赛奥法尼斯没有留下一部编年史,他不过是拜占庭历史的一个脚注。拜占庭帝国漫长的历史上,有两种历史学家,一种是历史学家(即非编年史家),另一种是编年史家。这两者区别在学识和语言上。从查士丁尼一世时代的普罗柯比(普洛科皮乌斯,拉丁语Procopius,希腊语拉丁化转写为 Prokopios, Προκόπιος)(如果忽略五世纪诸多散佚的历史学家作品)一直到克利托布鲁斯(Critobulus,Kritoboulos, Κριτόβουλος)(他记录了穆罕默德二世的功绩,即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苏丹)为止。拜占庭史学家一般书写具体的时间段,一般长达50年,写作时细节详尽。
依拜占庭惯例,一般是由一位历史学家记录一段历史事件,一位位将工作传承下去。偶尔有些特例。6世纪末,“守护者”米南德(Menander Protector),拜占庭的赛奥法尼斯(Theophanes of Byzantium ,并非本书作者)和埃皮芬尼斯的约翰(John of Epiphania)各自独立地继续阿加西亚斯(Agathias)的工作。三人的作品均未能完整传世。另一例外是在多灾多难的11世纪中叶,米海尔·普赛鲁斯(Michael Psellos)和米海尔·阿塔利特斯(Michael Attaleiates)各自以不同的方法和政治理念记录了历史。
与中世纪西欧的情况不同,拜占庭人并不认为经典失落了,也没有将经典只保存在教堂中。拜占庭史学家是博学之士。他们熟悉很多希腊作家的作品,从经典作品中汲取概念、词汇,甚至偶尔会在自己作品中写下过时已久的词汇。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是他们的榜样,后者尤为如此。这点值得钦佩:拜占庭史学家因此能在分析写作上独立思考,使作品更加精巧繁复,在同期西欧或者伊斯兰世界可找不到这种特色。
拜占庭人对经典的模仿也有问题: 帝国的历史学家尽可能地模仿辉煌的前辈,不仅模仿方法,也模仿其风格,因此栽了跟头。从雅典的“黄金时代”到拜占庭帝国这段期间,希腊语变化巨大,因此比如10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人再用修昔底德那阿提卡希腊语写作会很不自然,就像现代历史学家试图用托马斯·诺斯在16世纪翻译普鲁塔克的那种语言写作一样,毕竟那都是莎士比亚时代的语言了。更麻烦的是,修辞学对希腊文学影响深远,因此产生一种独特而复杂的文体。拜占庭史学家努力模仿一种并非自己语境的修辞,因此作品尽管内容丰富,但读起来并不容易而枯燥乏味。
因为希腊语的变迁,所以帝国历史学家的作品对其多数民众和当今的非专业人士而言都很复杂。为了满足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大多数民众,编年史家出现了。现存最早的是约翰·马拉拉斯的编年史,他是比普罗柯比年轻的一位作者。编年史家的作品与教育程度更高的同行作品 相比有如下区别:多数编年史家处理的时间段是从创世开始,一直写到今日。为了书写远早于他们世代的历史,需要从《圣经》、教会作家和其他编年史家的作品中大量取材,而一般历史学家很少如此,除非需要从编年史中摘抄内容。赛奥法尼斯是个例外,因为他精明地直接从普罗柯比和塞奥菲拉克特·西蒙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他的历史记载到摩里士皇帝的统治期,582-602年)等人作品中摘取、简化相关内容。后期拜占庭编年史家,就连11世纪的乔治·塞德里努斯(George Cedrenus)和12世纪约翰·佐纳拉斯(John Zonaras) 这样杰出的人,似乎将赛奥法尼斯当做引导,而不是原始素材。需要指出,今日看做抄袭的行为,在古代和中世纪并不如此。当时人认为大篇幅使用他人作品以填补自己作品,并不写清来源,是完全可以的。
赛奥法尼斯的编年史特殊在不从创世纪开始,而是书写284-813年的历史:从戴克里先一直写到里奥五世。原因是赛奥法尼斯的《编年史》是“同事”乔治·辛克洛斯(George the Synkellos, Synkellos含义是“one who lives in the same cell”,为拜占庭一种宗教职务)作品的延续。乔治是他的同事,从亚当诞生一直写到公元284年末,直到他约在810或者811年去世。近期一篇观点新鲜的文章提出赛奥法尼斯不过是最后的编辑和收集者,而编年史全篇是由乔治完成,文章推测乔治比先前所说的活得更久,一直写到了那时候。因为编年史将里奥五世皇帝称为“虔诚的”,“合法的罗马皇帝”,因此结束时间不能晚于814年(第二次破坏圣像运动的时间),因此若赛奥法尼斯在乔治去世之后才开始写作,很难这么快完成。
然而,也有人质疑《编年史》是否是814年末完成的。在书写对第一圣像破坏者君士坦丁五世的质疑时,作者评论他会列出这位皇帝一系列的僭越行为:“因此也许对后人有所参考,对在最高破坏法律者那邪道上越走越深的人,也就是那些凄惨而傲慢的矮子也是如此。”这只能是指里奥五世及其支持者发起的第二次圣像破坏运动,也就表明编年史作者至少写到了815年,也就远远超过乔治可能的去世的年份。里奥五世被描述为“虔诚的”,“合法的罗马皇帝”,表明缺乏修订,这点还从多处可见;的确,发起圣像破坏运动的里奥三世也形容为“虔诚的”。
关于乔治并非作者还有一条证据。无论作者是谁,他对尼基弗鲁斯的《简史》(Historia Syntomos,Brief History)中提到的希拉克略、君士坦丁三世和赫拉克洛纳斯时代的大多材料视而不见,即602-769年部分;那本书对这部分比《编年史》写得更好,观点更有所偏颇,但年代上太模糊,特别是641年之后的,更模糊。《简史》似乎作于775-797年之间,大概写作787年之前。乔治在与主教塔拉西奥斯(784-806)做助手时,以清醒闻名。尼基弗鲁斯也是塔拉西奥斯的学徒,实际接过了主教的班,806年上任,815年遭里奥五世驱逐。他和乔治交往一定不浅。如果乔治是赛奥法尼斯冠名的那部《编年史》的作者,他为什么不直接利用尼基弗鲁斯已经写好的《编年史》呢?赛奥法尼斯在西格里阿涅独居,也就更可能是编年史作者。
编年史家没有历史学家那般讲究。历史学家学习着古典时代的先辈,努力描写世界背后的原因,编年史家只是简单解释下就已经满足了。因此,赛奥法尼斯将阿拉伯人爆炸一般的扩张,和保加尔人对拜占庭的节节胜利,简单归咎于其罪恶;君士坦斯二世抛弃君士坦丁堡,逃亡意大利和西西里,简单怪罪在民众的敌意上,完全忽略彼时战事之紧迫。
理由都是这部作品的目标观众是教育程度略低的大众,而且作者也不如历史学家那般博学。拜占庭编年史没有采用伪古典作品的行文风格和过时的词汇,而历史学家却乐此不疲。赛奥法尼斯的作品很典型;的确,如果以古典的标准评判,他行文好多语法都有问题。(注:这段谈论他的希腊语文法问题,实在看不懂古希腊语语法,故省略)。
赛奥法尼斯用得词汇一点都不古典,使用当时的编年史体例更是如此了。在作品前段,他从4、5世纪的作者那里借用了部分,其中部分词汇在利德尔&斯科特编著《希-英词典》中找不到,写到7、8世纪的部分中更多的找不到了。很多,特别是写政府和军事的部分,是从拉丁语中借用的词汇;当然,拜占庭人自认是罗马人,也这么自称。教会及其机构从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中借用词汇,而赛奥法尼斯写作之时,也从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和斯拉夫语中借用了词汇。
编年史家的风格并不惊人。多数文章应该说是有效率的散文,偶尔涉及紫室(即皇室),特别是涉及神学的部分风格更为明显(比如,他对君士坦丁五世谴责很恶毒)。多数句子由基本词汇搭配分词短语或者独立属格而成。这种不复杂的结构无疑是故意的,也让编年史更好理解。赛奥法尼斯偶尔也不这么写,如果想写复杂点的结构的话。他将普罗柯比和西蒙卡塔的作品简化,因此表明他也不太会用高级的拜占庭写作风格,写作时有意避开这点。
进一步而言,要求赛奥法尼斯用一种千年前的语言标准写作,实在是难为他了。语言若不死去,那就会改变。赛奥法尼斯的作品与古典作品无甚相似之处,也表明古希腊语在书面语上之坚挺,口语就不一样了——现代希腊语也有着问题。赛奥法尼斯时代的口语离现代希腊语更接近,而不是古代希腊语,然而这位僧侣的流行作品也没多表现这一转变。
接上,难免又有一个问题:如果赛奥法尼斯的作品读起来没劲,从前人作品中摘取很多内容,那么为什么要费事看呢?对这部作品涵盖的前三百余年(如284-602),编年史本身没什么独立的价值,因为我们还保有作者摘取作品的原文。有些片段找不到来源,但整体而言,不过是对同期作品的次要补充材料。
602-813年的话,正相反。赛奥法尼斯的原材料几乎都丢失了,因此对这段拜占庭转变的关键时期而言,赛奥法尼斯的作品是不可或缺的资料。7、8世纪流传下来的历史文学如此匮乏(或者说,所有文学都匮乏),因此称之为“拜占庭的黑暗时代”很有道理。原材料匮乏的原因不难理解。如我们所知,7世纪的拜占庭疲于征战。尽管功绩颇多,但没有闲暇记录之。而破坏圣像运动对文学作品破坏很大。圣像破坏者当权(726-780)的时期,他们尽可能地毁灭了对手的作品,而当圣像支持者掌权后,他们又将敌方的作品付之一炬。
西蒙卡塔写到602年摩里士被推翻并被杀害为止,关于之后200多年的事情,没有历史学家的作品流传,因此拜占庭的史学传统断流了,因此赛奥法尼斯不得不用能接触到的素材。他以皮西迪亚的乔治关于希拉克略守卫帝国,抗击波斯人的史诗为素材,讲述皇帝的统治 关于一神论那长长的附录,出自忏悔者圣马克西姆斯的自传。7世纪末和8世纪初这一时间段而言,赛奥法尼斯也许取材自“爱国者”图拉真(Trajan the Patrician ,作品见拜占庭人的“永乐大典”《文通》目录)的编年史(已佚),以及另一部散佚的匿名僧侣作品(作于君士坦丁五世去世之后),两者也是尼基弗鲁斯主教的素材。新晋出版的一部关于君士坦丁四世(780-797)统治的专著表明,皇帝的传记以及单独的一部编年史也是赛奥法尼斯的素材,可惜并未详谈。
赛奥法尼斯写作时,除了使用了现存的、佚失的一击假设存在的希腊语文献,特别之处还在于将8世纪末叙利亚语的编年史提供了希腊语翻译。赛奥法尼斯能详细了解穆斯林占有区资料,还得归功于此。与之相似的还有后来的“叙利亚人”米海尔和“希伯来人”(格里高利)巴尔,而原文并没流传下来。很有可能,813年,为躲避穆斯林迫害,僧侣从圣地经由塞浦路斯逃亡君士坦丁堡,并将这些编年史带到了希腊。曼戈在认为《编年史》作者应为乔治的论文中,谈到乔治一度定居巴勒斯坦,将编年史带到了君士坦丁堡,也许自己翻译了,也许请人翻译了。
尼基弗鲁斯在《简史》中的年表列得随意的地方,而赛奥法尼斯的则很详尽,在拜占庭编年史中也是佼佼者。他模仿了乔治精细的年表,列出了7、8世纪的各种大事。他的作品是年表形式,单独列出每年的事件。他的作品延续了乔治的作品,也采用相同的纪年法,即亚历山大纪年(Alexandrian Era ),将宇宙起源定为公元前5493年9月1日。多数早期作家将创世的日期定位春分,而拜占庭人则用9月1日,赛奥法尼斯则将其定为一年的第一天(少数人,如韦南斯·格吕梅尔(法国历史学家)认为有时塞奥法尼斯将一年起点定为3月25日,但这一假设没有什么证据。)
塞氏编年史每年的事件都以“创世纪年”(Annus Mundi)开头,自创世以来的某一年。如果换算为公元纪年,如果是1月1日至8月31日,那么要减去5492年,如果是9月1日至12月31日就要减去5493年。赛奥法尼斯经常提供自己的公元纪年,这在拜占庭史家中并不常见;他的换算法和我们的不一样,不要惊讶。他的年份,和其他拜占庭人一样,从9月1日开始,与创世纪年正好差5500年。本译本中赛奥法尼斯的年份转换为公元纪年,括号中注明原文,而塞氏标记的公元纪年也保留,如:
创世纪年6095(602年9月1日-603年8月31日)(现代推算)公元595年(塞氏不对的推算)
赛奥法尼斯除了使用创世纪年之外,也列出拜占庭皇帝统治纪年、东部邻国统治者(萨珊波斯国王到阿拉伯的哈里发)和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的纪年。这三个日期几乎总是准确的,当然,第一个和第三个尤其准确。他也尽可能记录了其他四个主教的任期:罗马的(即教皇)、亚历山大里亚的、安条克的和耶路撒冷的。一直到6世纪末,他记录的都比较详细,但斯拉夫人进军巴尔干,阿拉伯人征服近东之后,不太好继续记录了。7、8世纪那些不在拜占庭控制下地区主教的情况写得就显得零星而不准确了。不过,还能看出他尽力完善年代的骨架,以将皮肉依附上去。
《编年史》中还有一种记录时间的方法:征税法令。原本是十五年一个周期的收税法。尽管早已过时,但是15年的周期却成了拜占庭人一种记录时间的方法:比如可以说某事件发生在某周期的第六年,简称就是“法令6年”。
将创世纪年和法令纪年统一非常麻烦。的确,认为赛奥法尼斯用两套时间作为一年之初,也许能搞清作品中年代上的问题。然而,尽管僧侣一向对年代比较清楚,但是两种纪年法无法解释编年史中的矛盾之处。
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提供一种不错的解答。这位俄罗斯的拜占庭学家刻苦地比对塞氏和其他来源中记载的7、8世纪拜占庭皇帝的继位和去世时间。他也参考了穆斯林历史,比对了阿拉伯哈里发们的继位时间。乔治的结论是赛奥法尼斯对法令时间的记载多数正确,但7、8世纪创世纪元的事件总是滞后一年。(下文为论述时间错误,冗长,略)必须说奥斯特洛格尔斯基的推算未必完美。(错误举例,略)整体而言,奥氏的推算在处理塞氏纪年问题上是最好的,译本中的现代公元纪年是根据奥氏的推算。
之前说了,塞氏编年史对后世拜占庭编年史家影响深远。他们不止将《编年史》当做参考资料,而且也当做范本;很遗憾他们并没有模仿僧侣谨慎的年代安排。塞氏的编年史对西方中世纪史学书写也很有贡献。9世纪下半叶,教皇国图书馆僧侣阿纳斯塔修斯将塞氏编年史从希腊语翻译成了拉丁语,这大概是原作者去世50年后的事了。阿氏译本在当时广泛传播、阅读,对今日学者而言依然有意义。阿氏翻译的底本手稿比现存的其他本都要早,因此对构建编年史原本也有作用。
赛奥法尼斯的作品从未翻译为英语,片段也没有。717-813年这部分有个德语译本,标题是《圣像破坏运动和阿拉伯崛起》(Bilderstreit und Arabersturm),见六卷本《拜占庭史家》(Byzantinische Geschichtsschreiber,1957)。此译本时间段从602-813年(也就是显示赛奥法尼斯本身史学能力的部分),底本是标准版,由C.德·波尔(莱比锡,2卷,1883,1885)编辑并注释。本译本左边的数字表示德波尔译本第一卷的位置;第二卷包含阿纳斯塔修斯译本,也包含珍贵而完整的注释。
将希腊语译为英语有这很大的误人子弟风险。如果过于直译,会失去文字的精髓;而过于意译则会曲解含义。我的目标是尽可能清晰地反应赛奥法尼斯的文字风格。文章分段多为我自己做的。我重新安排了塞氏的从句,不让希腊书面语的结构限制其表达。偶尔一两次,塞氏会荡开一笔,再回归之前的题目,我将偏题内容拉开,不至于影响行文之完整。我将他那没完没了的词组和独立属格用各种方式处理,各自有所属,尽管有时主动被动不一致。文中有很多前述、所谓、相同和他本身,希腊语表达好,但英语表达乏味,因此扫到一边;很多最高级的形容词和副词,比如“最可怕的”都转化为对应的常规的英语。名词和代词也根据英语来,而不是希腊语。
最后,对译者而言,一大问题是如何使用合适的人名地名。英语名更为知名的时候(如约翰、耶路撒冷),我就用英语名。其他多数名字都是从希腊语翻译,而不是转由拉丁语翻译(Herakleios或Heraclius )。例外是那些源自拉丁语的名字(比如Valentinus, cubicularius),这些采用拉丁语拼写。其他例外是阿拉伯语名字,也是写作本来的写法,而不是希腊化的写法并挂上后缀,此处不采用塞氏的做法。
翻译的一大乐趣是了解到自己缺失的知识。我第一次了解拜占庭的存在是从学者、小说家L. 斯普拉格 德尚(L. Sprague de Camp)的作品中。第一次认识赛奥法尼斯是在1972年小斯佩罗斯·维昂尼斯(Speros Vryonis Jr.)的研讨会上。维昂尼斯教授给我提供了无价的帮助,帮助弄清一些模糊的部分。1973年,这篇翻译的初稿在米尔顿·V·阿纳斯托斯的拜占庭希腊人研讨会上亮相。阿纳斯托斯教授也给了我很大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约翰·兰登、斯蒂夫·雷内尔和我的妻子劳拉,他们一直鼓励我继续,我才能断断续续地翻译,最终能够完成。没有他们的友情和帮助支持着我,这篇翻译会更为寒酸;当然,还有什么不足都是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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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ar
2019-10-17, 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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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常败战,但大家的热情并没有停啊 (IMG:style_emoticons/default/dev.gif)

虽然我认为不靠多铆蒸刚就复兴拜占庭,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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