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lcome Guest ( Log In | Register )

欢迎访问本站。游客仅能浏览首页新闻、版块主题、维基条目与资源信息,需登录后方可获得内容发布、话题讨论、维基编辑与资源下载等权限。若无账号请先完成注册流程。

【求知者,欢迎来到学园!】

» 学园包容一切有关奇幻之文化题材的交流。 » 这里话题广泛,神话、宗教、神秘学、历史、军事……无所不谈。 » 本版讨论不允许出现敏感言论,也请莫谈国是。


 
Reply to this topicStart new topic
> [悬案系列] [译] 博蒙特三姐弟案
Lord Ex
2020-07-30, 23:44
Post #1


位面旅者
Group Icon
 261
   31

Group: Speaker
Posts: 237
Joined: 2018-05-27
Member No.: 74340


TOP
Lord Ex
2020-07-31, 00:04
Post #2


位面旅者
Group Icon
 261
   31

Group: Speaker
Posts: 237
Joined: 2018-05-27
Member No.: 74340


 1966年1月26日,三个博蒙特家的孩子——9岁的简,7岁的阿尔娜和4岁的格兰特——消失在一个离他们阿德莱德的家只有几英里远的海滩上,再也没人看到或听说过他们。这成了澳洲史上最著名的失踪案。



第一部分:失踪

 有时,一个事件不仅会影响社会,而且还会改变它。前者会被所有人感受到——不论事件本身的大小。

 911这一改变了我身边一切的事件给我留下了深刻而又生动的记忆。那时我还只是个孩子,但对当时散布到全美的恐惧——那种觉得你我会是下一个遇难者的恐惧——记忆犹新。数百万人都有这种情绪——源于恐惧这一情感本身的情绪。

 我今天将要讲述的故事同样如此,它不仅会改变一个国家——而且还可能是整个世界——的态度,是看待自身文化的某些方面的态度。这便是博蒙特三姐弟的故事,他们的失踪以及所引发的恐惧彻底改变了全澳州父母对孩子安全的态度。



 1966年,博蒙特一家正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父亲吉姆是一位亚麻布料推销员,跑遍周边地区和客户商谈;而母亲南希则是一位全职家庭主妇,照顾着自己的三位孩子。

 这对夫妇在阿德莱德生活了段时间,于1956年9月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简,又在1958年11月迎来了阿尔娜,随后他们唯一的儿子格兰特也在1961年7月出生。

 博蒙特一家五口都住在他们那位于萨默顿郊区哈丁街109号的家中,它小但美丽。如果“萨默顿”这个名字让你很耳熟,那可能是因为那具在1948年于此地被发现的男尸——该案又被称作塔曼舒德案。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无需多说,博蒙特家生活在美好中。他们家离海滩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他们居住的郊区以安静富裕著称。一切对这个家庭来说都是如此顺利。但,他们并不知道的是,一切又将急转直下。



 这三个孩子在他们悲剧般失踪的前几周已经开始有些独立了。吉姆和南希信任他们那如今已有9岁的姐姐简——她现在能在去海滩玩时监督他们俩。而且他们随时能往返于海滩——无非是搭个公交的事。

 博蒙特夫妇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他们对所处的阿德莱德郊区非常放心——至少在孩子的安全上是如此。没什么好怕的。

 在澳洲的夏季,温度会急剧升高并直逼四十摄氏度,所以夫妇毫不犹豫地准许孩子们去海滩。这后来也成了一种常态。几周以来,三个孩子都独自往返海滩数次却没遇到一点麻烦。

 虽然孩子们都很害羞,但去海滩似乎也并不是件坏事。他们可以在学校以外的地方社交,并在夏日下保持活泼。实际上,阿尔娜就经常开简的玩笑,说她“在海滩那儿有个男朋友”。博蒙特一家并没把这种话放在心上——为什么要呢?这只不过是一个7岁小女孩的玩笑罢了。

 1月25日,吉姆决定在出小镇时顺路陪着他的孩子走一趟。他要去谈生意,并在接下来几天里都见不到他的孩子。在他将要离开前,4岁的格兰特走上前对他说了再见。

 “别担心,爸爸。我们会没事的。”



 1966年1月26日早晨,一切都… 很正常。这天是国庆日,一个非常愉快的日子。

 随着升温,南希在孩子们要求去海滩时立马同意了他们。这会让孩子忙并快乐上几个小时,并给她自己足够的时间来拜访一个朋友。为了让孩子们能在海滩上买零食,她给了他们价值八令和六便士的硬币,并要他们在经常去的那个公交车站下车。这个车站离他们家的前门只有不到一百英尺——而离哈丁和对角路的拐角处则只有一个街区那么远。

 早上大约10点10分,孩子们被几个包括公交车司机在内的目击者看到在公车上。一位目睹他们上车的妇女回忆说,当时最年长的简正抱着本《小妇人》——她那会儿最喜欢的书。她还说出了三个孩子衣服的颜色,这为她的证词增加了可信度。

 大约10点15分,公交车开动,将孩子们带往了他们要去的格雷尔海滩——这个海滩名在英文中是个回文(译注:回文是指正反着读都相同的字符组合,比如“abba”、“12321”)。

 博蒙特孩子在接下来的1小时中的动向基本是个谜。一个和他们很熟的当地邮递员回忆道,他在这段时间里见到过他们。他名叫汤姆·帕特森,能轻易识别出这三个孩子。他声称曾看到孩子们走在码头路上——那条路离他们家北边约有十个街区的距离;方向则朝着海滩。这对孩子们来说并不奇怪,所以他只是捎带记了下,时间上可能有些错误。但他之后又说可能是在下午看到的他们——可他最早的说辞是在早上看到他们正去海滩。

 一个老妇人回忆说,在当天早上大约11点,坐在霍德法斯特帆船俱乐部外海滩的她看到三个孩子正在格莱内尔格的一个喷水装置旁玩耍。这是片很大的草丛,很像一个公园,所以孩子在这儿玩很正常。

 现在孩子们终于在到达了1小时后出现在海滩了。有好几位当时在那儿的目击者都回忆说看到了他们。但阿德莱德很大,人非常多,并不能保证他们看到的就一定是三姐弟。

 上文提到的那个老妇人在这时注意到一个外表年轻、身穿蓝色泳裤的男子正看着孩子们,他那时面朝下地躺在草地上。但不到15分钟后,这个妇女就发现他其实是在和孩子们一起玩。



 根据这名老夫人和至少三名目击者的回忆,这个男子有六尺一寸高,身材苗条,脸很瘦,金发。他的确穿着蓝色泳衣,并且在和三姐弟交好前,已经盯了他们好几分钟。

 尽管从该案发生起,这个男子就是头号嫌疑人,但至今他的身份都不明。对此有许多理论。据目击者称他的年龄在30-35岁间。

 据说这个男人可能在此之前就已和孩子们交好了数天或几周,并且或许就是那个阿尔娜所说的“男朋友”。可惜,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了。但最终,孩子们被看到和这个男人一起离开了海滩。



 尽管孩子们和这个可疑的男人一同离开海滩已经足够令人警觉,但在那儿的目击者并不是最后一批看到孩子们还活着的人。

 再过约半小时,他们还会在温策尔的蛋糕店被看到。时间上大约在11点45分到12点15分之间,但具体时间各有不同。

 孩子们确实进商店买了些小点心,有一些糕点——但还有一块肉馅饼。他们是用一英镑的纸币付清的,而这引出了几个无法解答的问题。

 第一个是:孩子们是为谁买的肉馅饼?博蒙特父母回忆说孩子们都不爱吃这东西——而且还是在午餐前吃。他们会把并不多的零用钱拿来买糖果而非油腻的肉馅饼。

 第二个是… 他们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南希很确定当天只给了他们八先令和六便士的硬币,而非一英镑的纸币。在那时一英镑可是不小的一笔钱。南希回忆说给他们的零用钱足够其付车费并买些小零食,但绝不会有那么多。

 这说明他们是从别人那里拿的钱,并特意给那人买了个肉馅饼。他这时在哪儿至今未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真对三姐弟怀有恶意,那么他当然会尽可能少地和他们在一起。

 他可能在外头某处或是附近的长凳上等着,让孩子们回来找他。



 还有更多的目击者都可能看到了孩子们正和这个男子在一起,而具体的细节则令人感到害怕。

 可以确定的是他和孩子们在喷水装置那儿呆了15分钟,并在其玩耍后帮着穿衣服。即使是目击者都回忆说这非常奇怪,但那时他们只能认为这是那些孩子的亲戚——因为孩子们对他很亲切。

 这一行为对于我们所了解的三姐弟——尤其是简——来说,很反常。南希过后回忆说她那9岁的女儿一直很害羞,而且肯定会对刚认识不久并帮她穿衣的陌生人感到不适。她确实年幼,而且时不时会相当激动,但她并不单纯。

 当时还有一个坐在公园长凳上的老妇人,她在一对等着孙女的祖父母旁边。那对祖父母当时的确是被这个陌生男子搭了话,问他们是否看见有人弄乱了他的衣服——很明显,他离开自己原来的地方已有一段时间了。而且他还称自己丢了些钱。

 就在这时他便开始帮孩子们穿衣,似乎很是享受。

 不幸的是,这是博蒙特三姐弟最后一次被确认目击到。



 南希早已告诉了孩子们要搭中午那班车回来,她此时正期待着他们回家。

 她自己则在回家后就马上开始给他们准备午饭。但她吃惊地发现,公交车在距她家只有一街区远的地方停下后,却没有她孩子的身影从上面下来,随后车就开走了。

 她猜测孩子们可能错过了公车。虽然在当下,这种事完全不会发生——因为父母根本不可能给三个小孩那么多的自由,但在当时,在那个年代的淳朴小镇格雷尔,这种事并不奇怪。

 实际上,据说即使在最后那次目击后,孩子们还曾被看到过两次,但调查人员却对这些线索的真实性持质疑态度。

 第一次目击来自上文提到的邮递员汤姆,原本他说的是早上,但过了段时间后就改了说法。他说他可能是在刚下午那会儿看到了他们,而如果三姐弟真错过了公车并走路回去的话,这个说法倒是符合。然而在具体时间上他却闪烁其词,从1点45分到近3点都有,这让很多人认为他实际上还是在早上看到了他们。

 我在网上看到的猜测之一是,汤姆之所以会模糊证词,是因为国庆日在澳洲算是公共假日,而那天往往是没有邮件要送的。如今我已没法弄清1966年那会儿是个什么情况,但这种猜测一直非常流行,因为它可能解释了汤姆证词在时间轴上的混乱——如果他在工作时段里根本没真工作过,又怎么可能记得当时见过孩子们呢?

 第二次目击完全来自于另一个人,一个来自布罗肯希尔——这个要往内陆走几小时方能达到的北部小镇——的游客。他那时的确在孩子们最后一次被目击到的海滩上,并看到了三个孩子和男人,其细节都和其他目击者的相符。然而这个目击者称那个可能的绑架者有着浅褐而非金色的头发。这个细节让包括警察在内的很多人认为他这个目击并不可信。这可能只是一个父亲和他的三个孩子——只不过外貌上和那个男人及博蒙特姐弟相似。

 不论这些说法。南希当时就在家中等着她的孩子回来。2点的车来了又走,但同样没看到三人。



 吉姆·博蒙特在3点后不久就下班了,他当时在另一个小镇上和一个商业伙伴洽谈生意,那儿距离斯诺敦北部有两小时路程。

 他在几小时后回到家,却发现他们不在那儿;南希也在家里等着,希望有人看到她的孩子。

 两人出发,试图沿着三人的路线找到他们。夫妇俩一路到了海滩,来回走了几小时,希望起码能找到些许线索或目击证明。不幸的是这次搜寻颗粒无收。

 他们没在家和海滩间找到孩子或任何属于其的物品——毛巾,衣服,甚至简的那本《小妇人》。

 夫妇在当晚约7点30分,即三姐弟离家近10小时后,决定报警。吉姆整晚都在找他们,而南希则在家中等着,以备孩子们出现在家门前。

 第二天早上某个时候,三姐弟被警方正式宣布为失踪人口,他们随后开始了调查。



 调查开始重新追溯孩子们去过的地方以及其可能的去向。在这时,调查人员也得到了在或接近海滩的目击者们的线索,并开始建立孩子们的时间线,显示他们在何时干了些什么。

 他们立马排除孩子们被潮水冲走的可能——因为没在海滩上找到私人物品。而如果真是这种情况,最起码会发现一个,可能是书,毛巾或任何类似的东西。

 此案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澳洲人都注意着博蒙特夫妇,他们在案发五天后的1月31日上了电视和广播,并呼吁大家关注自己的孩子。

 公众向警察提供了数百条线索,而他们将所有这些都调查了一遍。可想而知,这些“线索”都是无效的。任何看见孩子单独出行或是一个男子陪着一群孩子的人都抱着能安全解救他们的心态将其报告给了警方。然而这给调查带来的只有阻碍。警察顺着提供的线索日夜搜索,希望能安全解救他们,但最终两手空空。

 任何和博蒙特家有关系的人都被调查——从邻居到朋友再到吉姆的同事和商业伙伴。阿德莱德地区灯火通明,试图找到孩子们的一切踪迹和任何晚出不归的少年。那个金发的年轻男子被立马列为头号嫌疑人,并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了像。你可以在网上找到这些模拟画像。



 在孩子们失踪约2周后,一家当地的报纸接到了一个电话,由一位为报纸工作的接线员接起。她描述说这个在电话另一头的男子有“外国口音”。

 据这名当时试图尽快将此电话转到报社社长的接线员所说,这个在电话另一头的男人声称自己手里有三姐弟。

 “我想为他们讨些奖金。”他用那带口音的英语说道。“而且这会是一大笔奖金。”

 可惜,正当接线员试图将此电话转到社长时,拨号人就挂断了。警察没有立马将此当成个骗局。但至于他们是否对此有过进一步的调查,这就没公开过了。该案遇到这种恶作剧和欺骗行为也不是第一次了,但很不幸,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整个调查从一开始就没顺利过。调查人员找遍了海滩附近的任何可能的角落和缝隙,以及孩子们可能会误入的洞穴或被冲上岸的小海湾。但颗粒无收,没找到哪怕是一丁点财物。

 线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都被查光了。但警察最终还是在一位女士提供了些许信息后有了点眉目。那时距孩子们失踪已有约半年了,但她却说自己在1月的当天晚上看见了些奇怪的事。她隔壁有间被遗弃的房子,她自己也认为那确实是空的。但当晚她目击到一名拖着一个小男孩的男子和两个小女孩进了那间屋子。

 据这位女士所说,那个男孩在几小时后离开了屋子并开始走在街上,但最后还是被那个领着他们的男人追上并拖进了屋里。

 这位女士出于某些原因,在案发后数月都没向调查人员报告这一线索——而具体是哪些缘故,我们现在只能猜测了。

 首先,我个人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一个女人报告说她在一起重大事件的当晚目睹了一些可疑的事情,然后决定继续回去睡觉——而且就这么沉默了半年多。如果她所说为真,那这绝对是所能想象到的最他妈可恶的事之一——请原谅我不当的措辞。

 但无需多说,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没有获取到半点有用的信息。人们在至少失踪1年后都继续报告着各种嫌疑人和目击,甚至在那之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年后都依旧如此。



 杰拉德·克罗伊塞特是名57岁的荷兰灵媒——之所以说他是灵媒,是因为这是能形容他的最恰当的词了。他宣称自己专精于超心理和心理测验学。这两个学科不是以科学而是以灵性和超自然信仰为基础。

 他在二战后就开始协助荷兰的调查人员侦破案件,并已有数年经验。他曾成功帮助当地警察抓住了一个杀害一名年轻妇女的杀手。这使他不仅在荷兰本地,而且在周围的欧洲国家也享有盛誉。

 1966年11月,一位对此案感兴趣的富商,康·波利斯,邀请杰拉德到澳洲。该灵媒的到来本身就已经是个大新闻,并又一次吸引了许多媒体的注意——但这可能不是个好方式。

 博蒙特父母不想让他介入太多,他们将这位灵媒视作骗子。当然和往常一样,不论其父母的态度,公众倒都想知道他会做些什么。这让孩子们的失踪成了场闹剧,灵媒侦探也成了全球媒体的热点话题。

 出于和博蒙特父母一样的原因,警察也不想和他共事。他们相信他就是个老古董,但公众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希望杰拉德能找出隐藏的线索。

 在孩子们失踪的海滩上面对着迎接他的大批群众的杰拉德大胆宣称,他认为孩子根本没被绑架,而只不过是被困在了新建成仓库的地下。他还放卫星说要在两天内找到孩子。

 “我能看到孩子们从那儿来。然后我会去那儿,景象就会立即呈现在我面前。”他说道,“我百分之九十确定我会找到尸体所在之处。”

 警察本来就对他非常怀疑,现在他们也不打算单凭一个所谓灵媒的鬼话来挖一栋私人建筑的地。但公众此时却团结一致,并凑齐了四万镑支付给仓库主人来让他挖掘。

 没有发现孩子们的任何踪迹——甚至是能让侦探相信他们曾去过那儿的蛛丝马迹都没有。杰拉德最终在他短暂而又失败的旅行后离开了澳洲。1996年,当此仓库要被拆除时,那个30年前邀请灵媒的富商,波利斯本人又主持挖掘了一次,同样无果。杰拉德的说法是如此的苍白无力。



 现在距三姐弟失踪已有约2年。但当一条令父母觉得能找到真相的线索出现时,这么长时间的等待突然不算什么了。

 1968年,一封信被寄到了邮局。邮戳显示它来自墨尔本郊区一个名为丹德农的城市。这封信可能是由如今已有11岁的简写的。这是封由简亲笔的信。警察是在将其和简的作业笔迹对比后确定是她写的——至少对当时的他们来说,看上去的确如此;所以也索性将其当成真的来对待了。

 第一封来自简的信宣称他们三人生活得都很好,在“那个人”的照料下健康成长着。这个“那个人”在整封信里都没公开身份,据信所说,他是通过良好的照料和饮食来保证了孩子们的健康。

 另一封亲笔信则在不久后寄给了博蒙特父母,这是封由“那个人”他自己写的。这个人宣称自己已经成了孩子的监护人,但还是愿意把三人还给他们——当然要他选定时间和地点。

 简的信中的一段也有类似的意思:

 “爸爸,你必须要穿着黑色大衣和白色短裤来让那个男人知道你。男人让我告诉你,千万别让警察知道这事。他说如果你告诉了他们,他也就不回来了。所以请拜托。如果您不知道的话,那么丹德农郊区邮局是在维多利亚州。我们希望能在下周一与您重聚。再说一遍,请千万别告诉警察。那个男人不会伤害我们的。我们依旧爱你。”

 “爱你的简,阿尔娜和格兰特。”


 很明显夫妇俩不会把这封信扔进废纸堆里。只要有哪怕一丁点儿的机会能找回孩子,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抓住。

 所以吉姆到达了七百多公里外的丹德农的维多利亚郊区。并在邮局外等了整整3天。

 博蒙特夫妇在此时还联系了警察,警探们也对现场进行了调查。媒体也对此表现出了兴趣,并一度报道说吉姆可能要领回他的孩子了。丹德农邮局外变得熙熙攘攘。

 可想而知,没人和三姐弟一起出现。吉姆默默返回了萨默顿。

 在这次失败的丹德农之行不久后,他们又收到了第三封信。它的笔迹和第一封信的一样,而且声称也是由简所写。在信中,简称“那个人”其实在吉姆到来时也在丹德农,但他发现了一名便衣警察,并很快离开了该地区,没再回来过。这封信说“那个人”已经被博蒙特夫妇出卖了,并将会留着孩子。



 大约25年后,法医测试已经很普及,侦探们可以检测出信件上的DNA。他们发现这封信实际上是由一个41岁的老人写的,而当年他还是个少年,他把这些写的信当成恶作剧。

 遗憾的是诉讼时效已过,但这个男人还是对他少年时的行径感到内疚,并后悔涉及此事。但这种内疚与博蒙特那几年所受的折磨,乃至几十年来在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那些疑问来说,根本是九牛一毛。



 1973年8月25日,如今博蒙特三姐弟已经失踪7年多了。当过去近10年后,他们的故事就会成为都市传说一样的存在。是一件陈年往事,一个悬案。



第二部分:理论

 这天是周六。在下午,一场足球比赛正在阿德莱德椭圆形体育馆举行,这是个大体育场,在阿德莱德北部,要往内陆方向行驶二十分钟才能到。

 在比赛和五万人的混乱中,有两家人挨着坐一起。他们买的都是季票,即使不是每隔几年,也是几个月就见一次,都很熟,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是朋友了。

 他们中有两个小女孩:和其父母一同来看比赛的11岁的乔安妮·拉特克利夫;刚大到只能勉强理解比赛并和祖母一同前来的4岁的科斯蒂·戈登。

 当比赛还在进行中时,乔安妮对父母说她要上厕所。父母同意了,但这时科斯蒂的祖母问道她是否能带着孙女一起。几分钟后两人平安回来了。比赛继续,两家人周围数千人的呼喊淹没了陌生人的担忧。

 在第一次上厕所后约半小时,科斯蒂问祖母她能否再去次厕所。乔安妮,这个关怀备至的母亲般的女孩,自愿带着她去。两人在下午约3点45分时朝着厕所的方向去了。

 好几分钟过去了,两个女孩还是没回到家人那儿。他们的担忧最终变成了恐慌。尽管比赛还在继续,乔安妮的父母却开始在沿着厕所搜寻,试图找到两个女孩。科斯蒂的祖母则坐在座位上,以备她们回到那儿。

 在女孩失踪约20分钟后,乔安妮的母亲找到了秘书办公室,询问他们能否通过广播系统发布寻人公告。不幸的是她被拒绝了。他们解释说由于人群太吵,公告是不会被听见的。但乔安妮的母亲随后认为,那只是因为工人不想打断比赛而已。

 下午5点12分,两个女孩被当地警局宣布为失踪,他们立即在该地区展开了搜查。



 警察在她们失踪几小时后搜集到的信息相当令人不安——不,说实话,是令人毛骨悚然。

 好几个目击者都说看到她们和一个男子在一起。但更让人惊悚的是细节。总的来说,这个男人的特征和7年前与博蒙特三姐弟在一起的那个非常相似。他高瘦,其面部特征(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像。

 有三个目击者看到一个男人带着女孩中较小的那个,较大的则很抗拒他。这让警方确信这个嫌疑犯找准机会带走了科斯蒂,但乔安妮并不喜欢他,她被胁迫跟着他,并尽可能地击打和向他大叫。

 有一次,那个带着科斯蒂的男人转向了乔安妮并告诉她“走开”,但乔安妮紧跟着她并恳求他让她们都回到家人身边。

 至少有四个目击者看到了这两个女孩。其中一个目击者离体育馆有四英里远。最后一次目击发生在她们失踪90分钟后,这和警察开始找她们的时间相吻合。

 可惜女孩们此后就再也没被看到过。她们就像博蒙特三姐弟一样,似乎是凭空消失了,给她们的家人留下了无数问题。



 时光飞逝,博蒙特三姐弟失踪案和阿德莱德体育馆绑架案毫无进展。据我们所知,案发十多年后都没有发现可靠的证人或有价值的证据,调查停滞不前。

 如今,博蒙特三姐弟应当已经长达成人。如果他们还活着,并有孩童时的记忆,他们肯定会回家,最起码也会和仍担心他们的父母取得联系。

 因为博蒙特夫妇觉得孩子可能还活着,而且会返回曾经快乐玩耍的家中,所以他们仍住在哈丁街的家里。实际上,南希在几年后还记得滑动玻璃门上她儿子留下的一个泥掌印,那是他最后的印记,她在多年后依旧拒绝将其洗掉。

 但,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婚,离开了那个家,从公众的视线里消失了。

 拉特克利夫和戈登家也不得不适应没有女儿的生活。当流逝的时间由月变为年时,他们孩子被平安解救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两起案件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或至少到悲剧开始增多的1979年——都毫无进展。阿德莱德的惨剧远未结束… 相反,它才刚刚开始。



 1979年,一个17岁少年的尸体在阿德莱德东北部的南帕拉水库被发现。这将会翻开阿德莱德历史上的黑暗一页——一个以“家族谋杀案”之名而闻名的案件(译注:这个普遍采用的译名并不恰当,“Family Murders”的“Family”应该是团体而非家族之意,本人才疏学浅,希望有大家能提供更合适的译名,感激不尽)。

 总结家族谋杀案的故事对受害者并不公,但我仍会竭尽所能:从1979年开始,约在1983年结束,其间至少发现了5名受害者的遗体,他们都是少年或年轻男子。所有人都被发现遭到了严重的酷刑和肢解,而且还在死前受到了非常粗暴的性虐待。

 如我所说,家族谋杀案无疑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案件。这五个男子被谋杀让许多人相信有一个有组织绑架,折磨,肢解并杀害他们的团体。我会尽量避免在该播客中介绍太多细节。我只能说,针对这些可怜男人们的犯罪甚至让我这个犯罪迷都觉得相当反胃和恶心。

 当死者开始增多,已知的受害者开始被公众所熟知后,犯罪开始增长。当在第五个于1983年被杀的受害者遗体内发现了药物后,警方找到了一个嫌疑人:一个名叫贝凡·斯宾塞·冯·埃纳姆(以下简称贝凡)的男子。



 叫他“恶魔”甚至是对“恶魔”一词的亵渎。

 他是个约40岁的会计师,被指控对理查德·凯尔文,一个15岁男孩,犯有绑架,折磨,性侵和谋杀罪。在审讯中,贝凡的故事变了几次,变得越来越不可信。他声称在理查德失踪的当晚有不在场证明——他那时正感冒在家。但当他衣服的纤维和后来证明是他的头发被发现在理查德的衣服上时,他又说自己在他消失的当晚的确在场,但和此无关。

 无需多说,贝凡因数个指控而被定罪,检察官的证据稳如泰山。他被判处无期徒刑,24年内不得假释,后来延长到36年,这创下了当时澳洲的记录。当局没有证据表明他犯下了几个月以及几年间的前四桩案子,但他人生已毁,而且永远都不会认罪——即使现在有压倒性的证据,他也不会。

 家族谋杀案,这个在其事发后才采取此称呼的案子,慢慢淡出了公众视野。警察开始相信,案件背后可能有组织支持,而贝凡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他在被定罪后伏法,但此前发生的更多的失踪案很可能都与他有关。

 他被定罪后的几年,许多人开始认为他还要对博蒙特三姐弟一案负责。一个公众只知道被叫做“B先生”的目击者的证词让这个理论变得可能,他是贝凡的故友,和阿德莱德的男同性恋社会有很深交集。他宣称贝凡涉嫌谋杀三姐弟和体育馆的两女孩,而当贝凡介入了后来以“家族谋杀案”所知的一系列案件后,他和其的友情破裂了一段时间。

 据B先生的证词所述,贝凡亲自宣称他把三个孩子“连了起来”。这让许多人想到了最近的电影《人体蜈蚣》,和其惊悚的图像。证词说有一个孩子在相连的过程中死去,所有三个孩子都以一或多种方式被处置。

 我觉得对你说这件事有些多此一举,因为它根本没证据支撑,完全是一面之词。B先生曾经是个瘾君子,有着诈骗和犯罪的过往,他可能试图通过提供这些耸人听闻的证词来达成认罪协议。所以请让我们对这个理论持保留意见。

 贝凡把三姐弟连起来终究只能是个猜想。在那天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个男人的岁数通常也被认为在35岁左右,而贝凡那会儿只有20岁。他当时的照片显示他比那个人大,但他的头发是棕褐色的,这和目击者所说的金发相悖。

 至今贝凡都在服刑,而且不太可能重获自由了。2007年,南澳洲总理迈克·兰恩宣布要通过新立法来确保他不会活着出去。

 由于家族谋杀案,他成了全澳州最讨厌的人之一。但他的罪行并未随着被定罪而结束。2009年,他因在狱中写含有儿童色情的作品而认罪。自被监禁以来他还遭到了很多类似的指控。毫无疑问他会在监狱中待到死为止,但我们的故事并未随着他而结束。



 1998年,“犯罪终结者”播放了一段有关1970年发生于昆士兰州东北沿海小镇汤斯维尔的两女孩谋杀案。1970年8月26日早晨,两名女孩,5岁的苏珊·麦凯和7岁的朱迪丝·麦凯,正在其校车站等车。

 在女孩们失踪2天后,她们的尸体在一条干涸的河床上被发现。校服在尸体旁,被整齐地折叠起来。她们被强奸,刺伤并勒死。

 近30年来,该案都未被解决。麦凯一家遭受了数十年的痛苦——直到1998年的“犯罪终结者”节目播出。

 在其播出后,该节目的热线接到了一则电话,他宣称自己曾看到了特征相似的嫌犯。电话另一端的人在那时看到了对嫌犯的描述,并意识到这和她表妹的丈夫很相符;她也曾是这名男子的受害者,并已对其违法行为感到习惯。

 亚瑟·斯坦利·布朗那年86岁,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住在汤斯维尔。当侦探把他作为嫌疑人并开始调查他时,他们所发现的不仅是一个装满骷髅的壁橱,还有一整个坟场。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澳洲侦探对布朗提出了超过四十五项指控,包括猥亵,性侵,恋童,当然还有谋杀麦凯两姐妹。她们的案件有作为亲眼目击者和受害者的许多布朗家庭成员的证词作支撑——这也包括了他妻子的家庭,当中的许多女性都曾在年幼时被布朗猥亵或性侵过;其中一些还被带到了发现两姐妹的那个河床上。

 侦探发现布朗在麦凯谋杀案时大约60岁,在两姐妹的学校做木工。在谋杀案的几周乃至几月后,布朗很明显对谋杀女孩着了迷,并做了很多奇怪的事。其中最古怪的就是把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一扇他车上褪了色的门,取下并埋在后院。

 对,你没听错,他取了个车门然后把它给埋了。当时他的解释是自己不想被任何人骚扰——因为他的车恰好和目击者指出的那个绑架女孩的罪犯的相似。他随后又挖出来,丢到了垃圾场里。但实际上他当时的其它行为也很古怪。他甚至怪到邀请妻子的两个表姐妹——都是年轻女子——去犯罪现场闲逛。

 在谋杀那会儿这些并不是唯一的古怪行为。据说他从青年到老年时期共加害过数十人。他的第一任妻子海斯特也有问题,她于1978年神秘死去。其死亡证明却是由一个从未检查过尸体的家庭医生签的。她的遗体在不久后就被火化了。

 在他妻子死后,她的妹妹夏洛特及其五个孩子就立马搬过来和布朗一起住。仅仅几个月后两人就结婚了——好像他妻子那毁灭性的死亡从未发生过一样。

 1982年,海斯特的另一个妹妹站出来说布朗骚扰了她,这导致她的很多家庭成员也说出了类似的故事。但不论这些控诉,司法建议依旧可以被概括为:“将他告上法庭可能会对受害者不利,最好别那么做。”在1998年那个节目出来前,整件事都被尘封,成为了家族秘密。

 亚瑟的秘密曝光了,但是是沉重的秘密。



 1999年,在对他的秘密进行了充分挖掘后,亚瑟被带到了法庭。如今他已有80多岁,他曾将人生中的大好时光都用来逃避审判,如今他似乎准备再做最后一次。

 尽管有一堆证据和证词以及他曾坦白过的两个人的作证,亚瑟还是凭借心脏问题逃脱了审判。

 2000年,由于间接证据并不适合审判等原因,对亚瑟的审判推迟了… 但令人吃惊的是,报纸报道的是审判由于“一些不能公开发表的法律原因”而无法推进。

 1年后答案便被揭晓:由于他痴呆症恶化和与阿尔茨海默氏症的不断斗争,他不再适合审判甚至为自己辩护。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亚瑟就这么逃脱了惩罚,但他却以另一种方式被审判了。2002年4月,他的妻子夏洛特去世,布朗就此被他的家庭彻底抛弃。他的葬礼则没有报道,也未被公开,只有一位继女被告知了这一消息。

 在他下葬几周后,他的继子之一说道:“我无法相信这么个无足轻重的小臭虫居然对如此之多的人的生活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

 如果这不是对他的影响的公正评价,那我不知还有什么是。

 麦凯家族的幸存成员一致认为就是布朗奸杀了两姐妹。实际上在他死后,警察就彻底结案了,并认为他是唯一的罪犯。

 自他死后的几年中,许多人开始怀疑他是否对博蒙特和体育馆的失踪案负有责任。他确实居住在昆士兰州,并在离阿德莱德有一整个大陆远的公共工程部门工作。但当调查人员前去发掘他的度假记录时,他们没找到任何东西。这些档案究竟是在1974年的布里斯班洪水期间被毁,还是由当时因是部门人员而有查阅档案权限的亚瑟所毁,并不清楚。

 他确实有试图隐藏罪行证据的历史。介于他会埋车门,所以一切皆有可能。他一桩案子的一位目击者公开说,亚瑟曾说过要在阿德莱德节日中心建设时前去参观它,这暗示1973年6月时他也在阿德莱德。而乔安妮和科斯蒂的绑架案发生在8月,就几个月的间隔,不久后那个中心就建完了。

 他的外貌特征也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件事。布朗的外貌特征和博蒙特、体育馆案件中提供给警方的非常相似。然而,虽然贝凡因为案发时年龄过小而无法和画像相匹配,但亚瑟在案发时的年龄也过大了些——都是50多岁,这令他看起来不太像一个身材好、35岁的男子。

 另一个有趣的细节,就是体育馆案的目击者之一曾说到,那个绑架者戴着有角钢的眼镜,这在他逃跑时掉了下来。而布朗也经常戴着这种眼睛,其频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它成为了布朗着装的一部分。

 亚瑟可能要对博蒙特三姐弟的失踪负责,但很不幸的是不会再有证实的机会了。他已在2002年去世,把所有秘密带进了坟墓。



 在随后几年里,有更多的人被认定为嫌犯。詹姆斯·瑞安·奥尼尔和里克·厄内斯特·珀西等知名罪犯被认为参与了博蒙特一案——尽管他们和此案的联系都相当少。近年来,还有一个在1999年已经去世的名叫亚瑟·斯坦利·哈特的人。在从他的秘密地下室中发现了一些其曾持有的物品后,他的家人被怀疑参与了体育馆一案。警察承认他是此案的头号嫌疑人,但还没发现和博蒙特案的关联。

 2013年,一本名叫《缎带男》的书出版了,它声称一个名叫哈里·菲普斯的阿德莱德富商对博蒙特一案负有责任。这是基于他那惹是生非的儿子的证据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证词所提出的,但发表声明时警方却说他并非可能的嫌疑人,他们也未因博蒙特案而调查他。

 今年1月就是博蒙特三姐弟失踪案的50周年纪念日。这意味着他们如果还活着,那么都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他们的父母都还活着并年近九十(译者注:南希·博蒙特已于2019年以92岁高龄去世)。他们都安静地生活着,但毫无疑问都想弄清自己孩子的命运。

 50周年纪念日的1周前,即1月19日,警察通过电话得到了一条线索,这使得此案有了一点进展。警察还是希望该案能破,他们也保持着百万澳元的悬赏。但他们也意识到,如果那个嫌犯要被锁定,那么必须是现在,不能拖。因为任何嫌犯如今都已有70到100岁高龄了,这意味着任何新证据都只可能来自临终前的自白或家庭成员。

 如果你知道些东西,那么请立马联系阿德莱德当局。

 三姐弟——以及乔安妮和科斯蒂——的命运,依旧未知。


出处和拓展阅读:
维基百科:博蒙特三姐弟失踪案

维基百科:乔安妮·拉特克利夫与科斯蒂·戈登失踪案

维基百科:杰拉德·克罗伊塞特

械中幽灵——“未解之谜:博蒙特三姐弟的奇怪失踪”

阵容——“博蒙特三姐弟的神秘失踪”

广告人——“悬案:1973年阿德莱德体育馆绑架案的新线索通过一个地下掩体将关键嫌犯联系到被遗弃的普洛斯佩克特家”

每日电讯报——“通灵大师杰拉德·克罗伊塞特没能破解博蒙特一案,但他使灵媒侦探冉冉升起”

时代报——“我失去了孩子:卡勒”

雅虎新闻——“亲属不相信博蒙特一案的结果”

ABC——“博蒙特三姐弟案:这一阿德莱德未解之谜的50周年纪念日”

每日邮报——“两个小女孩从拥挤的人群中被绑走后就被囚禁在头号嫌犯的秘密地下掩体了吗?侦探在家下头找到了秘密地下室”

This post has been edited by Lord Ex: 2020-08-04, 21:06
TOP
Lord Ex
2020-07-31, 00:14
Post #3


位面旅者
Group Icon
 261
   31

Group: Speaker
Posts: 237
Joined: 2018-05-27
Member No.: 74340


原文:
QUOTE
 On January 26th, 1966, the three Beaumont children - 9-year old Jane, 7-year old Arnna, and 4-year old Grant - disappeared from a beach just miles away from their home in Adelaide. No one has ever seen them or heard from them again, making it one of Australia's most renown missing persons cases.



Part One: Disappeared

 Every now and then, an event happens that not only impacts society, but finds a way to change it. Whether these be small events or large events, the impact is felt by all.

 I have strong and vivid memories of September 11th, 2001, an event that changed the landscape around me. I was just a child then, but I remember the fear circulating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time, the fear that I - or we - could be next. That was a sentiment shared by millions, and one that was born out of an emotion itself: fear.

 Similarly, the story that I'm looking at today not only morphed how one country viewed some aspects of their culture, but possibly the entire world. This is the story of the Beaumont Children, their disappearance, and the fear that shifted how parents everywhere view the safety of their children.



 In 1966, the Beaumonts lived a very idyllic lifestyle. Jim, the father, was a linen goods salesman that traveled the surrounding area to meet with clients, and Nancy, the mother, was a stay-at-home housewife that cared for the couple's three kids.

 The couple had lived in Adelaide for some time, giving birth to their first child, Jane, in September of 1956. They would then go on to welcome Arnna in November of 1958, and their only son, Grant, in July of 1961.

 The five Beaumonts lived together in their small, idyllic-looking home of 109 Harding Street, in the suburbs of Somerton. If the name "Somerton" sounds familiar to you, it might be because it's the location where an unknown, unidentified man was found in 1948, also known as the Tamam Shud. But that's a mystery for another time.

 Needless to say, the Beaumonts were living the dream. Just minutes away from the beach, they lived in a suburb known for its quiet grandeur, and by all known accounts, things were going well for the family of five. But, unknown to any of them, things were about to take a serious turn for the worse.



 In the weeks preceding their tragic disappearance, the three children had become slightly independent. Both Jim and Nancy trusted in their oldest daughter, Jane, now nine years old, to supervise the other two on trips to the beach. Whenever they wanted to head to the beach, they would simply take a short bus ride there and back.

 What did the Beaumonts have to be worried about? Their small slice of the Adelaide suburbs left no doubts in their mind, at least when it came to the safety of their children. There was nothing to fear.

 During the Australian summer months, when temperatures were continuously rising and heading upwards of 40 degrees Celsius (100 degrees Fahrenheit for us ignorant Americans), the couple didn't think twice when it came to letting their children escape to the beach. So this was becoming a common thing, and for weeks, the three children had traveled to the beach and back numerous times, encountering no trouble at all.

 Despite their rather shy nature, it also seemed to be good for the children. It allowed them to socialize outside of a school setting, and kept them active in the summer sun. In fact, Arnna, the family's seven-year old daughter, often joked about Jane "having a boyfriend down the beach." At the time, the family thought nothing of Arnna's comment, but why would they? It was just a joke from a seven-year old.

 On January 25th, Jim Beaumont decided to accompany his children on one of these visits to the beach, on his way out of town. He was headed out on business, and wouldn't see his children for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Right before he left, four-year old Grant came over to say goodbye to his father.

 "Don't worry, Daddy. We'll be fine."



 On the morning of January 26th, 1966, things were... normal. It was Australia Day, which for all of us overseas with little knowledge of Australian traditions, is very similar to the Fourth of July, or Canada Day. It's a day to celebrate Australian pride and history, and is a rather joyous occasion.

 With the temperature rising, Nancy didn't give it a second thought when the children asked to go to the beach. It would keep the children busy and happy for a few hours, and would give her more than enough time to visit with a friend of hers. She gave the children eight shillings and sixpence in coins, to buy snacks down by the beach, and let them set off for the bus-stop they usually frequented. This bus-stop was less than a few hundred feet from the front door of their house, just a block away at the corner of Harding and Diagonal Road.

 At roughly 10:10 in the morning, the children were spotted boarding the bus by several witnesses, including the bus driver. A woman that witnessed them climbing aboard recalled that Jane, the oldest, was holding a copy of "Little Women," a book that had become one of her favorites. This woman could also recall the distinct coloring of the three children's clothing, which gave credence to her testimony.

 At approximately 10:15, the bus headed off for its route, which would lead the children to the beach they constantly went to, named Glenelg. Which, I learned in the related-"Thinking Sideways" podcast about this story, is a palindrome.

 The next hour or so, regarding the Beaumont children, is largely a mystery. Their local postman, who knew the children well, recalled seeing them during this time frame. Tom Patterson, who could easily identify the children, claimed that he saw the three children walking towards the beach on Jetty Road, ten or so blocks north of where they lived. This wasn't unusual for the three, so he kept a small mental note of it, perhaps messing up the timeline in a small way. He would later go on to say it was possible that he had seen the children in the afternoon, but his earliest accounts recall seeing the children in the morning, on their way down to the Glenelg beach.

 At around 11:00 in the morning, an elderly woman who was sitting on a beach outside of the Holdfast Sailing Club recalled seeing the three children playing in a sprinkler at the Colley Reserve. This is a large patch of grass, largely resembling a park, so it wasn't out of the ordinary for the kids to be frolicking in this area.

 Now, the kids were finally at the beach, nearly an hour after their arrival. There were witnesses around that remember seeing them, but unfortunately, the size of the Adelaide area helped ensure that there were many tourists and unrecognizable visiting.

 The same elderly woman that spotted the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sprinklers also noticed a younger-looking man in blue swim trunks watching the children. He was lying face-down in the grass at the time, but would later be spotted by this woman actually playing with the children, less than fifteen minutes later.



 According to this elderly woman, and at least three other eyewitnesses, this man stood about six-foot-one, and was lean with blond hair and a thin-looking face. He was apparently wearing a blue bathing suit, and had been watching the three Beaumont children for a few minutes before befriending them.

 It is unknown who this man was, although in the years since, he has become a prime candidate for suspicion. Many theories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who this man was, who appeared to be in his early-to-mid-thirties to those that saw him.

 Rumors have lingered that this man, who had perhaps been befriending the children for a matter of days or weeks, was the "boyfriend" that Arnna spoke of at the family home. Unfortunately, the truth of that matter would never be solved, but the children were seen leaving the beach in the company of this unknown man.



 While the children leaving the beach with this suspicious man was alarming, the witnesses at the beach weren't the last people to see the Beaumont children alive.

 They would be seen, over the next half an hour or so, at Wenzel's cake shop. This was somewhere between 11:45 in the morning and 12:15 in the afternoon, but accounts seem to differ on the exact time.

 Apparently, the children came in to purchase some small treats - which meant a couple of pastries - but also bought a meat pie. They paid for all of this with a one pound note, which leads to a couple of unanswered questions.

 First of which is: who were the children buying the meat pie for? The Beaumonts recall that none of their children would have been interested in eating this kind of thing, especially before lunch, and would have spent their meager allowance on sweets of some kind, not a savory meat pie.

 Secondly... where did they get the money for their sweets from? Nancy Beamont distinctly recalls giving her children eight shillings and sixpence, but never a one pound note. This would be like a kid paying for a candy bar with a twenty dollar bill, after specifically being given pocket change by their parents. Nancy recalled giving them just enough to cover the bus fare and for them to buy a couple of small treats, but nothing of that size.

 This means that the children likely got the money from someone else, probably the strange man from the beach, and they bought the meat pie for him specifically. Where he was,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is unknown, but it stands to reason that if he had bad intentions for the three innocent Beaumont children, then he would want to be spotted with them as little as possible.

 Maybe he was waiting outside, or on a bench nearby, waiting for the children to return to him.



 There were more witnesses that may have seen the Beaumont children with this man, and what they saw is very concerning.

 He apparently spent fifteen minutes with the children, helping them get their clothes on after they had been playing in the sprinklers at the Colley Reserve. Even the witnesses recall this as being very odd, but they just had to assume, at the time, that the man was a relative of the children, since they seemed to be regarding him personally.

 This stands at-odds with what we know of the children, especially Jane. Nancy Beaumont would later recall that her nine-year-old daughter was very shy, and wouldn't have been comfortable with a stranger she just met to help her get dressed. She was young, and she could get overly excited at times, but she wasn't completely naive.

 There was an older lady sitting on a park bench, right next to a pair of grandparents who were waiting with their granddaughter. Apparently they were approached by this strange man, who asked them if they had seen anyone messing with his clothing. He had apparently walked away from it for some time, and claimed to be missing money.

 Right after this was when he began dressing the children, taking his time to do so, as if he were enjoying it.

 Sadly, this is the last time that the Beaumonts would ever be seen by a confirmed eyewitness.



 Nancy Beaumont was expecting the children home shortly after this, as they had been told to take the noon bus back home.

 She had arrived shortly before then to prepare lunch for the kids, and was surprised to see the bus make its stop, just a block away from their house, and then leave again without her children departing.

 Immediately, she began to assume that the children had missed the bus, and were either going to walk home or simply take the next bus in an hour or two. They had apparently done both in the past, so this wasn't an emergency to her.

 Now, we can see the major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this day and age, such an event would not happen because three young children would very rarely be given so much leeway and personal freedom. But in this situation, in cozy, small-town Glenelg, this wasn't too odd. 。

 There were potentially two more sightings of the children in the hours after their last confirmed appearance, but nothing that investigators have ever ruled to be fact.

 The first of which is the potential sighting by Tom Patterson, the local postman, who had originally claimed to see the children in the morning, but over time, changed his statement. He claims that it was possible he saw them in the early afternoon, which would fit with the narrative if they missed their noon bus and began walking home. However, the time of his route in which he would have encountered the children ranges from 1:45 to nearly three o'clock, leading many to think that he likely saw them in the morning.

 One of the sentiments I see being thrown about online is that Tom Patterson's shaky testimony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Australia Day is a public holiday in Australia, and usually there is no mail being delivered on this day. I haven't been able to find whether or not this was the case back in 1966, but it's a popular online sentiment that seems to get thrown around, perhaps explaining Tom Patterson's confusion about the timeline: how could he remember seeing the children during his work route if he wasn't even working?

 The second sighting was by another person entirely, a tourist visiting from Broken Hill, a northern town that lay hours inland. He was apparently on the Glenelg beach that the children had last been spotted near, and he saw three children matching their descriptions leaving with another man, who roughly matched the description of the man given by other eyewitnesses. However, this witness claimed that the potential Beaumont abductor had light brown-ish hair, not blond. This detail led many, including the police, to consider this sighting as less-than-factual. It might have just been a father with his three children, sharing a common description of the Beamonts and their possible abductor.

 Despite these potential sightings, Nancy Beaumont was at home, waiting for her children to get back. The two o'clock bus came and went, but Jane, Arnna, and Grant were nowhere to be seen.



 Jim Beaumont, the children's father, got off of work shortly after three o'clock. He had been in another town entirely, two hours north in Snowtown, selling linens with a business associate.

 He arrived home to find out that his children hadn't been seen in hours, as Nancy had been waiting for there to be any word or sight of them at the family's home.

 The two set off, trying to retrace the footsteps of their three children, making the trek to the beach. Back-and-forth they went for the next few hours, looking for their children, or at least, a clue left behind or someone that had seen them. Unfortunately, their search was completely fruitless.

 They didn't find their children between their house and the beach, nor did they find any of the kid's possessions. None of their towels, their clothes, not even Jane's copy of "Little Women."

 Jim and Nancy decided to call the police at roughly 7:30 that evening, after the children had been gone for close to ten hours. Jim would search the area for Jane, Arnna, and Grant throughout the night, with Nancy staying at home in case they appeared.

 At some point the next morning, the three Beaumont children were officially declared missing by the police, who then began the investigation to find them.



 The investigation began by re-tracing the information of where the children had been and where they had theoretically gone. This is where investigators discovered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witnesses at or near the beach, and began to make a timeline of where the children had been and when.

 It was almost immediately ruled out that the children had been swept out by the tide. None of their personal items were found on the beach, and at least one of them would have been found had this was the case. Investigators would have found a book or a towel of their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From the get-go, the case began to take on the attention span of a nation. The eyes of Australia were on Jim and Nancy Beaumont, who went on TV and radio five days later, on January 31st, to appeal for the lives of their children.

 Hundreds of tips began to fly in to the police, who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almost every single call. As you can guess, all of them were dead ends. Anybody who saw a child wandering off alone, or a group of kids in the company of a man, called into the police with a potential avenue for a safe rescue. However, this may have been detrimental to the investigation, as the police began searching day and night for any hint or clue that would lead to a safe rescue, but came up empty.

 Everyone with a tie to the Beaumonts was investigated, from neighbors to family friends to Jim Beaumont's coworkers and work associates. The area of Adelaide was alight, trying to find any trace of the three kids, and looking for any wayward son that was out of place. The blond young man was highlighted as a lead suspect right away, and sketches were drawn from what the eyewitnesses had seen. If you go online, you can try and get a good idea of what this man looked like, from the witness perspective.



 Roughly two weeks after the children's disappearance, a local newspaper received a phone call. Picked up by a telephonist that worked for the newspaper, she described the man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phone as having a (quote/unquote)"foreign accent."

 According to the telephonist, who quickly tried to transfer the call to the newspaper's chief of staff, the person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phone claimed to have Jane, Arnna, and Grant Beaumont.

 "I want reward money for them," he said in his accented voice. "It will have to be a good reward."

 Unfortunately, as the telephonist tried to transfer the conversation to her boss, the calle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hone hung up. The police didn't immediately eliminate the call as a hoax, but it is not publicly known if they chose to investigate it any further. It wasn't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case was possibly marred with ill-attempted pranksters and frauds, but it unfortunately wouldn't be the last.



 The investigation had almost no luck from the beginning, with the investigators looking into every possible nook and cranny of nearby beaches, looking for a cave or cove that the children could have wandered into or washed ashore upon. They would find nothing, not even an article of clothing or belonging of the Beaumont trio.

 The leads were empty for the next handful of months, but police were finally notified when a woman came forward with information. It had been approximately six months since the Beaumont children had disappeared, but she claimed on that night in January, she had seen something odd. Next door to her was an abandoned house she had believed to be empty, and on the same night that the Beaumonts disappeared, she had witnessed a man entering that house with two young girls and a boy in-tow.

 According to this woman, she claimed that the boy left the house hours later and started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only to be chased and snatched by the man that was leading them.

 For some reason, this woman decided not to report this to investigators for months, for some reason that can only be guessed at.

 First off, I find this to be a little too convenient, that a woman reported seeing something shady happen on the night of a major news event, and decided to sleep on it for about half a year. If this is true, which I have serious doubts about, then that might be one of the most fucking aggravating things imaginable. Pardon my language.

 But, needless to say, the next few months were rather quiet on the useful information front. People continued to report in suspects and sightings for at least a year after the disappearance, and still even months and years after that. People were not only watching out for their own children more fiercely, but the Beaumont children were well on their way towards becoming a cautionary tale, to be told for decades later.



 Gerard Croiset was a 57-year old Dutch psychic, for lack of a better term. He claims to have specialized as a parapsychologist and a psychometrist, which are two fields that are not scientifically-minded, but based upon spirituality and paranormal beliefs.

 Croiset had experience in aiding Dutch investigators with their cases for years, beginning in the years following World War 2. He had apparently helped Dutch police track down the killer of a young woman, which gave him credit in not only Holland, but in surrounding European countries.

 In November of 1966, Croiset was invited to Australia by a wealthy businessman who was interested in the case, Con Polites. Croiset arriving was a big deal in itself, and attracted a lot of media attention to the case once again, but perhaps not in a good way.

 The Beaumont parents apparently didn't want much to do with Croiset, who they viewed as a fraud. Despite that, unsurprisingly, people were eager to hear what he had to say. This began to turn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children into a public spectacle, and brought the idea of the psychic detective to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ldwide media.

 Police chose not to meet with Croiset, for the same reasons that Jim and Nancy Beaumont didn't want to. They believed him to be a crock. But the public felt the opposite, and hoped that Croiset would be able to unearth a clue that was waiting to be discovered.

 Greeting a large crowd at the Glenelg beach where the Beaumont children had disappeared from, Croiset made a daring claim by stating that he didn't believe the children had been abducted at all, but rather trapped underneath the flooring of a recently-constructed warehouse building. He was also bold enough as to proclaim that he would find the children within two days.

 “I have had a vision of where the children started from. I will walk there and a vision will come to me immediately," Croisot claimed. "I am 90 per cent sure I will pinpoint the place where the bodies will be found.”

 The police were already skeptical of Croiset, and weren't going to dig up the flooring of a private building based on a psychic's hunch. The public, however, bound together and raised over $40,000 in order to pay for the owner to dig up the flooring of the warehouse, which he did.

 No trace of the Beaumonts was found, not even a scrap of evidence leading detectives to believe they had ever been there. Croiset eventually left Australia after his short - and unsuccessful - visit. In 1996, when the warehouse was set to be demolished, it was excavated by Con Polites, the wealthy businessman that paid for Croiset's visit over thirty years beforehand, but again came up with nothing. No trace of the Beaumont children was found there, despite Croiset's claims.



 It had now been approximately two years since the disappearance of Jane, Arnna, and Grant Beaumont, with not so much as a clue bringing their parents any sense of closure.

 At around this time, in 1968, a letter arrived in the post. Postmarked from Dandenong, a suburb of Melbourne, the letter was supposedly written by Jane herself, who would have been eleven years old. This would be the first of two letters purported to be written in Jane's own hand, which police believed after matching up the letters to old school assignments written by Jane. They looked authentic enough for them, so at the time, they believed that they could have been real and treated them as such.

 The first letter from Jane claimed that the children were all right, and were healthy in the care of "the Man." This Man, who would remain unidentifiable throughout the letters, was allegedly taking good care of the children by ensuring their safety and feeding them well.

 Another letter would soon find itself delivered to Jim and Nancy Beaumont, and this one was written by "the Man" himself. The person behind the letter claimed that they had appointed themself the guardian of the three children, but would be willing to hand the three children back over at a time and place of their choosing.

 A direct quote from Jane's letter carried similar guidelines:

 "You, Dad, have to wear a dark coat and white pants so that the man will know you. The man told me to tell you that the police must not know at all. He said that if you do tell them, you may as well not come, so please do not tell them. The Dandenong post office is in Victoria in case you did not know. We are all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next Monday. Please do not tell the police. The man did not mean to harm us. We still love you both."

 "Love Jane, Arna and Grant”


 Obviously, Jim and Nancy weren't going to let this letter join the pile of others that they have been accumulating for over two years. If there was a chance at all - no matter how slim - that they could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to get their children back, they were going to take it.

 So Jim traveled over 700 kilometers to Dandenong, that suburb of Victoria, and waited outside the post office for the better part of three whole days.

 The police were contacted by the Beaumonts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and there were police officers surveying the scene. The press also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 happenings, and once the word got out that Jim Beaumont was allegedly getting his children back, the area outside the Dandenong post office was bustling with an unusual crowd.

 Unsurprisingly, nobody came forward with the Beaumont children. Jim returned home to Somerton without anything to show for his efforts.

 A short time after this unsuccessful trip to Dandenong, a third letter arrived in the mail. This was written in the same hand that Jane's original letter had been written in, and claimed to be from her. In it, Jane claimed that "the Man" had been in Dandenong during Jim Beaumont's visit, but had identified an undercover police officer and quickly left the area, never to return. This letter version of Jane claimed that "the Man" had been betrayed by the Beaumont parents, and would be keeping the children.



 Roughly twenty-five years later, when forensic testing was commonplace, detectives were able to test the DNA on the letters. What they discovered was that the letters had been written by a 41-year old man, who at the time had been a teenager and wrote the letters as a sick joke.

 Unfortunately, the time period in which they could have filed charges had long since passed, but the man had felt guilty about his vile acts as a teenager and regretted ever being involved in such a thing. But one has to imagine how his guilt compares to the years of torment inflicted upon the Beaumonts, and the decades of questions that must have been rattling through their mind.



 August 25th, 1973 - It has now been over seven years since the three Beaumont children fell off of the known map, and nearly a decade later, the trio are little more than a cautionary tale. A thing of the past. A story with a dead end.



Part Two: Theories

 On this afternoon, a Saturday, a football match is raging at the Adelaide Oval, a large stadium located twenty minutes inland in northern Adelaide.

 Amidst the chaos of the match itself, and the fifty-thousand people sitting around them, two families are sitting next to each other. Both family, season ticket holders, have seen each other regularly for months now, if not years. They're familiar with one another, and one could say that they've even become friends.

 Among them are two young girls: Joanne Ratcliffe, an eleven-year old that attended the weekend matches with her parents; and four-year old Kirste Gordon, barely old enough to understand the game itself but who went to this match with her grandmother.

 While the match was in-progress, Joanne announced to her parents that she needed to use the restroom. The parents gave her leave to visit the restroom, but Kirste's grandmother asked if she could take the four-year old girl along with her. The two returned minutes later, seemingly unharmed, and all was well. The match continued, and the roar of the thousands around the two families drowned out any concerns of strangers.

 Roughly half an hour after their first bathroom visit, Kirste told her grandmother that she needed to use the restroom again. Joanne, being a caring and motherly-type at her young age, offered to take Kirste, and the pair walked off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the bathroom at approximately 3:45 PM.

 Minutes began to pass, with no sign of the girls returning to their families. This worry eventually turned into panic, and while the match was still ongoing, Joanne's parents began to make their way to the restrooms to try and find the two girls. Kirste's grandmother remained at the seats, in case they returned there.

 Approximately twenty minutes after the two girls departed, Joanne's mother found her way to the secretary's office, and asked if they could make an announcement over the PA system. This request was unfortunately denied, and she was given the explanation that any such announcement couldn't be heard over the noise of the crowd itself. Mrs. Ratcliffe would later remark that she believed the workers there just didn't want the match interrupted.

 Over the next hour, the Ratcliffe parents would try and search every nook and cranny of the Adelaide Oval, looking for their eleven-year-old daughter Joanne and four-year-old Kirste. Their search was fruitless, but a request for a stadium announcement was granted roughly an hour later, after Mr. Ratcliffe got in touch with the secretary of the South Australia cricket association.

 At 5:12 PM, the girls were reported missing to the local police force, who immediately began a search of the area. Their efforts were just as rewarding as the Ratcliffe's.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by the police hours after the disappearance of Joanne Ratcliffe and Kirste Gordon was disconcerting. And, frankly, it was quite alarming.

 Multiple witnesses had seen a man with the two girls, but the context is the alarming part. By and larg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man matched up with the one that had been seen seven years beforehand, at the Glenelg Beach along with the Beaumont children. He was tall, gaunt-looking, and their sketches (which you can find online) look similar to one another.

 Three of the witnesses that saw the girls after their disappearance recount seeing a man carrying the smaller of the pair, much to the older girls resistance. This led police to believe that this potential abductor had seized an opportunity to grab Kirste, but Joanne hadn't liked that one bit, and followed the man, kicking and screaming at him as much as possible.

 At one point, the man, carrying Kirste, had turned to Joanne and told her to "take off," but Joanne had continued nipping at his heels and pleading to let them return to their families. 。

 At least four sightings were made of the two girls, with one of them as much as three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Adelaide Oval. The last sighting took place roughly ninety minutes after their disappearance, which matches up to when the police had just started to look for the pair.

 Sadly, Joanne Ratcliffe and Kirste Gordon would never be seen alive again. Just like the Beaumont children, the two girls would disappear from the face of the planet, leaving their family with 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s.



 Years would begin to pass, with no word of the Beaumont case or the Adelaide Oval abduction getting any kind of conclusion. As far as we know, no credible witnesses or valuable evidence would even be discovered during the next decade or so, and things would begin to stagnate into both investigations.

 Jane, Arnna, and Grant Beaumont would now be old enough to become teenagers and adults. If they were still alive, and had any memory of their former lives as children, they would have surely returned home or at least made contact with their parents, who were still worried sick about them.

 Jim and Nancy Beaumont continued to live at their home on Harding Street, for fear that if their children were still alive, they would return to the home that they had once all happily lived in. In fact, Nancy would recall that there was a muddy palm-print left on a sliding glass door that she would refuse to wash off for years afterwards... it was one of the final pieces of her son that she had, and she would refuse to let it just get washed away.

 Jim and Nancy Beaumont would go on to divorce, eventually leaving behind their house on Harding Street and the public eye for good.

 Likewise, the Ratcliffes and the Gordons had to adjust to life without their daughters. As months began to turn into years, the likelihood of their children being returned safely began to turn into little more than a dream.

 Both cases would stagnate over the next decade, or at least until 1979, when tragedy began to compound upon tragedy. The heartache of Adelaide wasn't over yet... it was just coming to light.



 In 1979, the body of a 17-year-old young man would be found in the South Para Reservoir, located in Northeast Adelaide. This would begin a dark period of Adelaide history known to many as the Family Murders, a story as dark and mysterious as any, and deserving of its own episode.

 To try and summarize the story of the Family Murders would be to do the victims injustice, but I will try my best: starting in 1979 and supposedly ending in 1983, at least five victims, all teen-aged boys and young men, would be found. All of them would be discovered having suffered terrible torture and mutilation, each of them having been sexually abused to a drastic degree before their deaths.

 As I said, the Family Murders are without a doubt a story deserving of its own episode. But the murders of these five young men led many to believe that there was an organized effort to kidnap, torture, mutilate, and kill them. I'll try and refrain from going into too much detail on this episode of the podcast, but let's just say that reading about the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these poor men made me, a true crime fanatic, feel absolutely squeamish and sick to my stomach.

 But after the bodies began to pile up, and the known victims became known to the public, a case began to grow. When drugs were discovered in the bloodstream of the fifth victim, who was killed and his body discovered in 1983, the case found itself a suspect: a man known only as Bevan Spencer von Einem.



 To call Bevan Spencer von Einem "evil" would do the term "evil" injustice.

 He was a roughly-forty-year old accountant charged with the kidnapping, torture, sexual assault, and murder of Richard Kelvin, a fifteen-year old boy. During the questioning, von Einem's story had changed several times, becoming less likely throughout each incarnation. He had no alibi for the night Kelvin disappeared, claiming he had been sick with the flu at home, by himself. But when fibers of his clothing were found on Kelvin's body, along with hairs that later be confirmed to be his, he claimed that Kelvin had been there on the night he disappeared, for purely innocuous reasons.

 Needless to say, von Einem was convicted of the charges piled against him, the evidence overwhelmingly on the prosecutor's side. He was sentenced to life in prison, and give a no-parole period of 24 years, which was later increased to 36 years, an Australian record at the time. The state had no evidence that von Einem had committed the other four abduction-murders that had taken place in the months and years beforehand, but he was away for life and would never confess to the crimes. He still hasn't, to this day, despite the overwhelming evidence.

 The Family Murders, as they would later begin to be called, would fall off of the radar. The police began to believe that the supposed organization behind the crimes, of which von Einem was just a member of, began to lie low after his conviction, but had been responsible for many more disappearances in the Adelaide area.

 In the years following his conviction, many have begun to theorize that von Einem himself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abduction and disappearance of the three Beaumont children. This was made possible by a witness known to the public only as "Mr. B," a former friend of von Einem that had been heavily involved in the gay community of Adelaide. He would claim that von Einem had confessed to the murders of both the Beaumonts and the two girls at the Adelaide Oval years earlier, which led to a split in their friendship at a time where von Einem began to fall in with what would later be called "the Family."

 According to Mr. B's testimony, von Einem had claimed to, in his words, "connect" the three children. To many, this brings about thoughts of the recently made movie "The Human Centipede," and the disturbing mental image that comes with that. This testimony claimed that one of the children had died during the process, and all three had been disposed of in one way or another.

 I feel odd telling you about this, because this is all backed up by absolutely no evidence and should be taken at only a surface level. Mr. B, as he has been known by the public, was a drug user with a history of lying and criminal actions on his own part, who may have been trying to simply cop a plea deal by offering up these sensationalist details. So please take this theory with a grain of salt, if at all.

 The idea that von Einem can be connected to the Beaumont children is tentative at best. The suspect who had been seen with the children the day of their disappearance was aged in his mid-thirties, while von Einem would have been only twenty at the time. Photos of him at the time show that von Einem looked older than he was, but he had dark-ish brown hair, which stood in direct contrast to the blonde hair declared by the witnesses.

 To this day, Bevan Spencer von Einem is still serving his life sentence, and is unlikely to ever be a free man again. In 2007, the South Australia Premier Mike Rann vowed to enforce new legislation to make sure von Einem would never leave prison alive.

 He is one of the most hated figures in all of Australia for his connection to the vile Family Murders, but his illegal activities didn't end with his conviction. In 2009, he plead guilty to creating child pornography by writing fictitious stories in prison, and has had many similar charges filed against him since his incarceration. He will undoubtedly be in prison until he day he dies, but our story doesn't end there.



 In 1998, "Crimestoppers" aired a segment about the 1970 murder of two young girls in Townsville, a town along the northeastern coast of Queensland, Australia. The two girls, five-year-old Susan and seven-year-old Judith MacKay, had been waiting at their school bus stop on the morning of Wednesday, August 26th, 1970.

 Two days after the girls' disappearance, their bodies were found in a dry creek bed with their school uniforms folded neatly in their school bags next to them. Both sisters had been raped, stabbed, and strangled.

 For almost thirty years, their murders remained unsolved in northeastern Australia, an entire continent away from the Beaumont and Adelaide Oval disappearances. The family of the MacKay sisters was left in anguish for decades, at least until the airing of that "Crimestoppers" episode in 1998.

 After watching that episode, the "Crimestoppers" phone line received a phone call tip from someone who claimed to be loosely related to an alleged suspect. The person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phone had see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uspect at the time, and realized that it matched that of her cousin's husband; she had also been a former molestation victim of said man, and was well-accustomed to his illegal and illicit activities.

 Arthur Stanley Brown was now-86, and had been living in Townsville for most of his life. As detectives began to dig into him as a suspect, they found a not only a closet full of skeletons, they found a graveyard.

 Over the next few months, Australian detectives amassed over 45 charges against Brown, which included molestation, sexual assault, pedophilia, and, of course, the murders of the MacKay girls. Their case was aided by eyewitness and victim testimony given to them by many of Brown's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his wife's family, which consisted of many women who had been molested or sexually assaulted by Brown when they were younger; some of them having been taken to the same creek bed where the MacKay girls had been found.

 Detectives uncovered the knowledge that Brown, who had been roughly sixty at the time of the MacKay murders, had worked as a carpenter at the girls' school. Apparently, in the weeks and months following the murder, he had become personally obsessed with the girls murder, making many weird choices: the oddest of which was the off-colored door from his car, a very-identifiable mark, which he removed and then buried in his yard.

 Yes, you heard me right. He removed a car door and buried it. His explanation for it, at the time: he didn't want to be harassed about it by anyone, because his car happened to match the exact model used to abduct the girls by passing eyewitnesses. He would later dig up the car door and take it to junkyard, essentially, but his behavior at the time was odd in other ways. He even went as far as inviting two of his wife's cousins, both of them young women, to the crime scene to look around.

 And it wasn't just odd behavior around the time of the murder, either. Brown allegedly had dozens of victims, ranging from when he was a younger man to his elderly years. Also, there is a matter concerning his first wife, Hester, who died mysterious a few years later, in 1978. Her death certificate was written by the family doctor, who wrote it without even examining the body, which was cremated shortly thereafter.

 Immediately following his wife Hester's death, her younger sister Charlotte moved in with Brown, along with her five children. Brown and Charlotte would marry just months later, as if a devastating death hadn't occured at all.

 In 1982, another one of Hester's younger sisters came forward with claims that Brown had molested her, which led to a large number of her family members coming forward with similar stories. Despite this, however, legal advice was given which can basically be surmised as: "taking him to court might be traumatic for the victims, so best not to." The entire matter was swept under the rug and became a family secret, at least until that 1998 episode of "Crimestoppers."

 The secrets about Arthur Stanley Brown came to light, and they weren't pretty.



 In 1999, after the years of his exploits being kept in the shadows, Arthur Stanley Brown was taken to court. He was now in his 80s, having spent the better part of his life escaping from justice, and seemed to be poised to do it one last time.

 Despite the evidence and testimony stacked against him, including that of two people who he had supposedly confessed to decades prior, Arthur Stanley Brown was able to escape justice via his own mental health.

 In 2000, the trial had to concede for reasons of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being unfit for trial, which then led to a delay... but then, surprisingly, newspapers were reporting that the trial could not proceed "for legal reasons which cannot be published."

 This would be revealed, a year later, to be due to Brown's worsening dementia and struggle with Alzheimers, which left him unfit to stand trial or even plead in the case.

 One would think that Brown had simply escaped justice, but he might have found justice of another sort. In April of 2002, his wife Charlotte would pass away, and Brown was abandoned and ostracized by his entire family. His funeral was kept under-wraps and un-publicized, with only one stepdaughter being given the notice of his passing.

 Weeks after he had been buried, one of his stepsons would remark: "I can't believe such an insignificant little arsehole had such a profound effect on so many people's lives."

 If that's not a glowing review of Brown's impact upon the world, I don't know what is.

 The surviving members of the MacKay family have come to terms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Brown committed the rape and murder of Judith and Susan. In fact, immediately after his death, police would close the case file completely, believing him to be the lone suspect.

 In the years since his death, many have begun to question whether or not Brown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isappearances of the Beaumonts and the Adelaide Oval abduction. He did live in Queensland and worked for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 there, an entire continent away from Adelaide, but when investigators went digging for records of his holidays and vacations, they could find nothing. Whether or not these records were destroyed during the 1974 Brisbane Flood or discarded by Brown himself, who had open access to the government offices because of his position with Public Works, is an open mystery.

 He did have a history of trying to hide evidence of his misdeeds, courtesy of the buried car door, so anything is possible. One of the witnesses from his trial would confess that Brown had remarked about visiting the Adelaide Festival Centre during its construction, which would place him in Adelaide after June of 1973. The abduction of Joanne Ratcliffe and Kirste Gordon took place in August, just a few months later and shortly before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finished.

 There is also the matter of his physical description, which is the most disconcerting part of the story. Brown bears a strong resemblance to both of the sketches provided to police after the Beaumont disappearance and the Adelaide Oval abduction. However, while Bevan Spencer von Einem was too young to matc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uspect, Arthur Stanley Brown would have been over fifty years old for both abductions, making it very unlikely that he would look like a fit, thirty-five year old man.

 Another interesting note, is that one of the witnesses during the Adelaide Oval abduction, remarked that the man who grabbed four-year-old Kirste Gordon was wearing horn-rimmed glasses, which fell off during his getaway. Arthur Stanley Brown would wear those type of glasses constantly, so much so that during his youth they remained a part of his wardrobe.

 It's possible that Arthur Stanley Brown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Beaumont children, but unfortunately, there would be no way to know for sure. His death in 2002 undoubtedly meant that the rest of the secrets left in his decrepit, failing mind would die with him.



 In the ensuing years, more possible suspects have continued to be thrown onto the proverbial pile. Known criminals such as James Ryan O'Neill and Derek Earnest Percy have been implicated in the Beaumont case in one way or another, although their connections to the case are normally rather tenuous. In recent years, a deceased man known as Arthur Stanley Hart, who passed away in 1999, has been implicated by members of his own family in the Adelaide Oval abduction after a secret basement was discovered on property he once owned. Police have admitted that he was a key suspect throughout that investigation, but no links to the Beaumont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2013, a book was published, titled "The Satin Man," which claimed that wealthy Adelaide businessman Harry Phipps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Beaumont children's abduction. This was based off of evidence from Phipp's troubled son and testimony from other family members, but when pressed for a statement, police revealed that Phipps was not a serious suspect and they were not investigating him for the Beaumont disappearance.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Beaumont children's disappearance came and went this past January, meaning that each of the children would be approaching their sixties if they were still alive. Their parents, Jim and Nancy, are still alive and are now both approximately nineties years old. Both live in privacy, but no doubt hold out hope that they will be given some kind answer as to their children's fate.

 A week before the case's fiftieth anniversary, on January 19th, the police received a tip via a phone call, which has led to a recent renewal in the interest of the case. The police hold out hope that the case can be solved, and the million dollar reward for the case still stands to this day, but they have co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if a suspect is to be named - it needs to be now. Any possible suspects would now be between 70 and 100 years of age, meaning that any new evidence is likely to come from a deathbed confession or family insiders.

 If you happen to know anything, please contact the Adelaide authorities.

 For the time being, the fates of Jane, Arnna, and Grant Beaumont - along with those of Joanne Ratcliffe and Kirste Gordon - remain unresolved.


Sources and further reading:
Wikipedia: Beaumont children disappearance

Wikipedia: Disappearance of Joanne Ratcliffe and Kirste Gordon

Wikipedia: Gerard Croiset

The Ghost In My Machine - "Unsolved: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the Beaumont Children"

The Lineup - "The Mysterious Disappearance of the Beaumont Children"

The Advertiser - "Cold case: Fresh leads in 1973 Adelaide Oval abduction links key suspect to abandoned Prospect home with an underground bunker"

The Daily Telegraph - "Clairvoyant Gerard Croiset failed to crack the Beaumont case but gave rise to the 'psychic detective'"

The Age - "I have missing children: Caller"

Yahoo 7 News - "Relative doesn't believe Beaumont children claims"

ABC - "Beaumont children: Mark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Adelaide's enduring unsolved mystery"

Daily Mail - "Were two little girls who were abducted from a crowded stadium kept in a secret bunker under the home of the prime suspect all along? Detectives find hidden basement under paedeophile's home"

This post has been edited by Lord Ex: 2020-08-01, 02:03
TOP
li90919
2020-08-01, 12:53
Post #4


主物质者
Group Icon
 -2
   0

Group: Primer
Posts: 12
Joined: 2010-03-21
Member No.: 37107


加油,翻译的蛮好的。

顺便,对于“The Dandenong post office is in Victoria in case you did not know”, 这里的Victoria 不是维多利亚区。而是Victoria State, 应当翻译为维多利亚州。维多利亚州与南澳South Australia (首府为Adelaide)相邻。
Dandenong 虽然是City, 不过这里应当是指作为suburb的Dandenong。
TOP
Lord Ex
2020-08-01, 18:55
Post #5


位面旅者
Group Icon
 261
   31

Group: Speaker
Posts: 237
Joined: 2018-05-27
Member No.: 74340


QUOTE(li90919 @ 2020-08-01, 12:53) *

顺便,对于“The Dandenong post office is in Victoria in case you did not know”, 这里的Victoria 不是维多利亚区。而是Victoria State, 应当翻译为维多利亚州。维多利亚州与南澳South Australia (首府为Adelaide)相邻。
Dandenong 虽然是City, 不过这里应当是指作为suburb的Dandenong。
多谢,已改。
TOP
Fast ReplyReply to this topicStart new topic
 


Time is now: 2020-08-10, 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