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lcome Guest ( Log In | Register )

欢迎访问本站。游客仅能浏览首页新闻、版块主题、维基条目与资源信息,需登录后方可获得内容发布、话题讨论、维基编辑与资源下载等权限。若无账号请先完成注册流程。

【求知者,欢迎来到学院!】

» 学院包容一切有关奇幻之文化题材的交流。 » 这里话题广泛,神话、宗教、神秘学、历史、军事……无所不谈。 » 本版讨论不允许出现敏感言论,也请莫谈国是。


 
Reply to this topicStart new topic
> [转]【翻译】曼努埃尔一世的帝国, 选自The Empire of Manuel I Komnenos
dawngazer
2020-09-19, 21:55
Post #1


特珞骑士
Group Icon
 -156
   0

Group: Planer
Posts: 346
Joined: 2019-06-10
Member No.: 81711


作者:Paul Magdalino

译者:Lisa-荣军院的守陵人

有部分地名未给出中文翻译,还请了解的前辈指正。


  约翰二世(1118-1143)

  起初,阿莱克修斯最中意的儿子与继承人看起来并不打算延续他父亲的政策。继位伊始,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拒绝续订他的父亲与威尼斯人之间的协议,然而在威尼斯人在爱琴海沿岸造成了一系列的劫掠与破坏之后,他才不得不回心转意。另一方面他在小亚细亚的东北部开展了一系列有威胁的军事行动,攻占了劳提西亚(Laodicaea)和索佐波利斯(Sozopolis),重启了阿莱克修斯一世在1099年所放弃的对安纳托利亚进行再征服的计划。在1128-1129年,他与匈牙利开战,武力强迫塞尔维亚与拉什卡臣服,完成了他的父亲在1094年时匆匆撤军留下的未竟事业。1130-1135年以及1139-1142年,他两度与安纳托利亚北部的突厥酋长国达尼什曼德(Danishmendids)开战,暂时性地占领了卡斯塔莫努(Kastamon),甘格拉(Gangra)以及其他要塞,并且还对收复新塞瑟里亚(Neokaisareia)地区进行了一次并不成功的尝试。直到12世纪30年代中期他才开始着手考虑安条克,以及与西方的关系问题。

  通过仔细的分析,事实上约翰的统治并没有对科穆宁王朝的政策带来重大的转变。他试图终结威尼斯人的贸易特权很可能是与威尼斯占领了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数座城镇有关。事实上1111年达尔马提亚与比萨的贸易证明,阿莱克修斯很早便预见帝国在未来会与威尼斯人在这一地区产生冲突。阿莱克修斯被1082年与威尼斯人签订的协约所束缚,但约翰却并没有这样的负担。后者选择介入匈牙利的内政——他的婚姻赋予了他合理的借口——很可能也是意在达尔马提亚。不过他究竟为什么在在对匈牙利以及塞尔维亚的作战中表现得那样疏忽大意与莽撞,仍然是个未解之谜。匈牙利人与拉什卡大公(Zupans of Rascia)之间的同盟也给曼努埃尔带来了许多麻烦。但如果他想介入这一地区的事务,他就无可避免地要使用一些和他的父亲在十一世纪90年代早期的复杂局面下所采取的行动相比,更为激进的方式。而他对于小亚细亚所采取的政策也是如此。看起来他并没有对自己在内陆地区的征战有个系统的规划。他之所以对安纳托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一方面是来源于突厥人对黑海沿岸以及河谷地区的压力,但导火索却是由于达尼什曼德的酋长加齐二世(Gazi Gümüshtigin,也作Ghazi ii,1104-1134在位)与当地的拜占庭大商人相互勾结。提奥多尔·普罗德罗莫斯(Theodore Prodromos)当时为他写过一篇称颂他的文章,金纳莫斯(Kinnamos)与卓尼亚铁斯(Choniates)记载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文章里表明突厥人的攻势已经被击退。然而约翰的胜利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也不过是俘获了一些战俘与牲畜。他在收复领地上的建树也仅限于索佐波利斯和劳提西亚。也许它们可以被当做未来进攻科尼亚(Konya)的跳板,但当下它们最显著的用处是把守通向安塔利亚(Attaleia)蜿蜒的山谷,而安塔利亚又是帝国连接塞浦路斯与奇里乞亚的重要港口。

  大体上来看,尽管安纳托利亚的中部与东部地区在情感上仍然支持拜占庭帝国的军事贵族统治,但约翰在小亚细亚地区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不是突厥酋长国占据了这些曾经的帝国领土。而科尼亚的塞尔柱家族苏丹有着向东方旧的穆斯林世界的权力中心扩张的野心。他们名义上倒并不反对承认拜占廷皇帝在小亚细亚地区对他们的宗主权。但在这一地区,影响帝国的地位的因素往往是不受苏丹掌控的:游牧的突厥人前往拜占庭帝国的低地地区劫掠以收集过冬的物资,而与他们相伴的是为了信仰而战的战士们(Ghazi)。所以这样看来帝国是很难与小亚细亚地区的另一股突厥势力——以这些圣战士为基础建立的达尼什曼德酋长国和平共处了。不过尽管如此,达尼什曼德依然可以被用来牵制塞尔柱突厥的势力。比起消灭其中的任何一个势力,保持这两者在这一地区的平衡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以上就是约翰在巴尔干以及小亚细亚地区的战略部署,和之前的阿莱克修斯一样,他们的本质一种牵制与报复的手段。而对于东方,他与他的父亲一样对迪沃尔条约(Treaty of Devol)态度十分坚决。起初他尝试着想要延续阿莱克修斯的外交策略。博希蒙德二世去世后安条克公国陷入继承危机(1130),这给了他为自己的小儿子曼努埃尔与年轻的女继承人康丝坦斯安排一桩婚事的机会。这幢婚约的具体条件没有被记录在案,但很有可能包含了帝国使团曾经在1118年提出的建议,还有在此之后约翰打算确立曼努埃尔作为安条克,奇里乞亚,塞浦路斯以及安塔利亚地区的独立行政长官,很可能也与之相关。这一计划得到了康丝坦斯的母亲艾丽斯的同意,但其他安条克地区的拉丁人贵族说服了耶路撒冷国王富尔克将康丝坦斯许配给了普瓦图的雷蒙德,后者是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的小儿子。

  此后约翰只好诉诸武力。1137-1142年期间他两次远征奇里乞亚与叙利亚,浩大的规模表明他除了希望收复被突厥人占据的小亚细亚地区之外,还意欲染指安条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其实有关名誉问题:被拒绝婚约的侮辱使得帝国长期以来对迪沃尔条约的不满情绪愈演愈烈。除此之外,这份条约给了拜占庭帝国对于安条克之外,整个叙利亚与奇里乞亚的西北部地区,从幼发拉底河谷到托罗斯山脉合法的统治权。某种程度来说,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对于帝国在东方的重建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越了小亚细亚的内陆地区。河谷与沿海的低地地区,特别是辽阔的奇里乞亚平原,是非常好的耕地。由于十世纪拜占庭对那里的再征服,大量叙利亚以及亚美尼亚人移民涌入,所以那里依然是基督徒占主导地位。面对突厥入侵的时候,在那一地区帝国政府十分倚仗当地亚美尼亚人领主的力量。尽管帝国政府由于强制亚美尼亚与叙利亚的基督一性论派信徒去接受卡尔西顿会议后确立的正统东正教(Chalecedonian orthodoxy)而不得人心,但当地的群众依然对之后十字军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且还始终与君士坦丁堡保持着联系。有许多亚美尼亚人与叙利亚人皈依了东正教信仰,并且都是一些地方上为帝国效力的世家望族们。并且,亚美尼亚人的贵族之间还展开了争斗,尤其是在两个控制了通往奇里乞亚平原的山区腹地的两个大家族之间。赫图姆(Hetoumids)家族占据了塔尔索斯(Tarsos)的西部,他们的中心在兰普伦(Lamprun)。鲁本(Rupenids)家族则依托瓦恰(Vakha)的城堡占据了南部。当鲁本家族试图在拉丁人与希腊人都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趁机侵占整个奇里乞亚地区时,赫托姆家族却安于现状地驻守在他们世袭的封地里,做帝国忠实的臣子。

  到了1137年,帝国已经无法忽视奇里乞亚地区的情况。位于西部边境的塞琉西亚(Seleucia)是帝国仅存的直属领地。其他的低地地区被野心勃勃的鲁本家的利奥以及安条克公国所瓜分,后者还控制了平原上的其他三座重镇——塔尔索斯,摩普绥提亚(Mopsuestia),还有坦克雷德(Tancred)在1109年从阿莱克修斯手中夺取的阿达纳(Adana)。约翰的密探毫不犹豫地告知他,当地的居民“对于法兰克人所制造的麻烦感到愤怒”。所以是时候消除十字军带来的影响,恢复常态了。

  约翰实现了他父亲对坦克雷德的进攻计划,并且他的外交举动与阿莱克修斯在1111-1112年间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他重启了与比萨的同盟,并且与日耳曼国王洛泰尔二世结盟,来共同对付西西里的罗杰二世。

  在洛泰尔之后,约翰继续确立了与他的继任者康拉德三世的盟约。科穆宁家族之所以致力于与日耳曼寻求同盟,普遍的看法是为了行使对拜占庭曾经的省份阿普利亚与卡拉布里亚的宣称权,而罗杰二世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绊脚石。罗杰在整个地区确立了诺曼人的统治并且从教皇手中接过了王冠,他始终致力于让诺曼人的统治变得稳定,合法,并且无可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西西里暴君”的敌人,都将是拜占庭皇帝的朋友。

  但是在请求洛泰尔和康拉德,或者教皇英诺森二世帮助对付罗杰后,他们并不见得就会同意将这一地区置于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因为无论是西方的帝国还是教皇本人都对这一地区的主权十分感兴趣,而且拜占庭也同样不希望看见诺曼人在意大利北部的统治被日耳曼人取代,这样一来他们的军事力量将膨胀得令人难以对付。利利【译者查了一下,应该是指这位:Ralph-Johannes_Lilie】提出了一个假设,认为与日耳曼的同盟是为了将罗杰牵制在意大利,与此同时约翰向东进军。考虑到罗杰的家族出身以及他对安条克潜在的野心,这样的推测是十分有道理的。不过洛泰尔在协商后不愿提供婚姻同盟,而与康拉德的同盟也不过是建立在约翰的第四个儿子与日耳曼国王的内姐妹——苏尔茨巴赫的贝莎这一非常脆弱的婚约上。从这些都可以看出,日耳曼方面对这一联盟并没有表示十分的关切。

  但利利的论点的漏洞在于他无法合理地解释在未来该如何处置北意大利的问题。他认为约翰搁置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后来又急切地想要解决它,这听起来并不让人信服。即便我们假设灭亡诺曼王国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对于两个帝国的联盟及其影响的探讨依然是无法避免的。所以说与洛泰尔和康拉德的联盟肯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拜占庭在北意大利问题上的安全与尊严。至少约翰会为了颜面而采取一些折中的手段,例如,从康拉德与约翰在1142年2月的信件中他写到:“诺曼人是在反叛我们两个帝国,”——意在暗示罗杰二世其实是损害了东方和西方两个帝国的权益。如果想要东方的皇帝分享这些权利,那么他必须要得到一些好处作为回报。鉴于他现在一门心思盯着安条克,所以推测他决定利用他在迪沃尔条约——一份文件中的权利来得体地回避北意大利的事务,并且承认亚得里亚海为帝国的西部边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样的妥协还可以从康拉德在1142年的另一封信中所反映,他宣称:“我们两个帝国的事务应当一视同仁,无论在陆地还是海上都应当结交相同的伙伴与仇敌。谁对其中一国不敬,无论来犯者是诺曼还是安条克,必会招致其盟友的怒火。”当然,对于十字军国家而言,拥护教皇和日耳曼皇帝是一样重要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英诺森二世对于约翰对安条克的第一次攻击反应十分激烈。但在1142年他的态度有所软化,名义上同意了拜占庭与日耳曼的联盟。这样态度的转变要追溯到1141年,约翰向教皇寄出了一封和解的信件,信中提及了关于教会统一的事情,以及追溯西方对于精神以及世俗权力的概念。康拉德也暗示新罗马对老罗马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之后还有另一个事件在暗示约翰与康拉德之间的协约让他在安条克的事务上感到十分满意。这是约翰1142年出征叙利亚时的事情,“他打算把奇里乞亚,安条克,还有安塔利亚与塞浦路斯作为遗产留给曼努埃尔。”将这些领地授予一个之前打算与安条克的女继承人订婚,以及事实上的确与日耳曼国王的内姐妹订婚的王子,难道仅仅是个巧合吗?而且这些领地某种程度上还成了未来这对夫妻的嫁妆——塞浦路斯,安塔利亚和奇里乞亚来自新郎,而由于安由于从属于西方和教皇,某种程度上来自西方帝国的新娘也带来了统治与征服它的权利。总之,这些关于世袭领地的想法和拜占庭的传统大相径庭,也可以被解读为帝国为了安抚拉丁人接受帝国在安条克的主权而做出的一些让步。

  约翰希望拉丁人承认他作为基督教在东方的保护者这一角色,还有其他诸多的权利。当然,西方的主流观点认为,通过支持而不是接纳(absorbing),他能够更好的为东方正教会服务。十字军国家认为:“这不仅仅是对您信念的回报,同样也是对您的帝国一种保护。他们会在东方阻击敌人的入侵,就如同您在北方做的那样。”但是“虔诚的基督教皇帝”不会接受安条克与耶路撒冷的古教堂里希腊人的牧师被拉丁人所取代。此外,约翰有了合理的理由来说明,那些十字军国家趁着帝国元气大伤的时候建立,而当现在帝国恢复了实力,他们的存在便显得毫无价值,实际上只是基督教分裂的象征。在安条克的问题上,从他的角度来看,这座城市也就仅仅是他许诺给曼努埃尔的一大片领地中一个基督徒的要塞罢了。如果他们在行政上各自为战,那么安塔利亚,塞浦路斯,奇里乞亚与安条克不仅在军事上效率低下,甚至还在消耗彼此的资源。但在帝国体制下,他们依附于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这片区域将形成一个对于十字军国家而言十分急需又诱惑力十足的基督教联盟。帝国将在穆斯林与小亚细亚以及叙利亚之间打下一个楔子,使得此地区的基督徒们互利共赢。

  在他对叙利亚的第一次远征的末尾,他对于安条克问题的最后清算找到了动机:他个人对普瓦图的雷蒙德的不满与阿莱克修斯对博希蒙德的不满并无二致。帝国最初在1137年对这座城市的投入换来了基于迪沃尔条约上的共识,雷蒙德向约翰宣誓效忠,并保障了皇帝对于安条克的自由通行权以及保证将之后从穆斯林手中夺取的阿勒颇,Shaizar,Homs和Hama一同交还于帝国。之后的征服证明情况比约翰预想得要更加复杂,对叙利亚的远征失败一部分要归咎于雷蒙德和埃德萨的约瑟林二世他们十分不情愿作为他的封臣,在战争中没有尽全力。当返回安条克后,约翰坚持要求控制这座城市,那两位公爵组织了一场暴动,迫使皇帝很没面子地匆匆离去。尽管他接受了他们的道歉,尽管他们的行为不过是莽撞的虚张声势,但毫无疑问他带着强烈的复仇意愿在1138年离去,并在1142年卷土重来。

This post has been edited by dawngazer: 2020-09-19, 21:57
TOP
dawngazer
2020-09-19, 21:58
Post #2


特珞骑士
Group Icon
 -156
   0

Group: Planer
Posts: 346
Joined: 2019-06-10
Member No.: 81711


译者:@El_Rita

  The Comnenian-Seljuk Treaty of 1161?

  1161年科穆宁与塞尔柱的合约?

  多年之后,回顾往事,曼努埃尔将要对他没有摧毁努尔丁的那个1159年的遥远下午深感庆幸。这不仅让耶路撒冷倍感威胁因而不得不依赖帝国,还让他察觉到罗姆苏丹基利耶·亚尔斯兰二世的野心——1155年,亚尔斯兰在科尼亚承袭了父亲梅苏德的汗位。1145-46的战役后,曼努埃尔就和梅苏德维持了良好的关系。他审时度势,捱过了第二次十字军和其恶果,而不使安纳托利亚沦于毁灭;他甚至召唤苏丹的援军帮助他对付托罗斯(Toros)。谁是苏丹其实对局势没有显著的影响,尽管亚尔斯兰初登王位时显露了一丝扩张的意图,却很快被1157或1158的外交协商扭转了局面。事实上,1159年战争的导火索是曼努埃尔,他至少要承担部分责任。那时他从奇里乞亚急忙赶回君堡,途径苏丹的领地,尽管亚尔斯兰言辞抗议他不要这么做。接踵而来的外交事件不仅让两国重归和平,还象征着科穆宁-塞尔柱和约的至高点。1161年,亚尔斯兰只身来到君堡觐见,请求皇帝协助他对付他的突厥敌人。如同他在两年前接待信奉基督教的东方王公时一样,曼努埃尔可不会错过这场展示君主权威和宽宏大量的政治秀。他极尽奢华的招待苏丹,陪同他玩乐了整整80天,亚尔斯兰辞别他时,车马满载皇帝赏赐的珠宝。这还只是小小的序曲,此后多年,曼努埃尔一直向他赠礼。作为回报,亚尔斯兰承诺了诸多条款:皇帝之友便是他的朋友,反之亦然;退还他占领的任何重要城镇;不得擅自缔结任何和约,除非获得皇帝首肯;皇帝需要时,须竭尽所能提供兵力;协助皇帝惩戒任何胆敢劫掠帝国的突厥人。

  约翰·金纳莫斯(John Kinnamos,1143-1185年)记载的这些条款很难不让人回忆起,多年前皇帝也是如此和他的封臣们,诸如塞尔维亚大公和安条克公爵缔结和约的。一首据此写成的赞美诗绘声绘色的描述了苏丹是如何对皇帝宣誓效忠,皇帝又是如何将他收为养子,并赐予他皇室称号。此事并非无前例可循,达尼什曼德王朝的锡瓦斯埃米尔亚基巴桑(Melik Yaghibasan,1142-1164年在位)的印玺(1143-1146铸造)就是正面印着基督的半身像,背面印着一句将自己描述成皇帝的忠仆的希腊语铭文。然而从金纳莫斯的叙述来看,1161年的和约更似一纸盟约,与其说苏丹就像是突厥人的安条克公爵,倒不如说他是耶路撒冷国王的翻版。两处细节与此猜测吻合:首先,他的座次毗邻皇帝,其次,他扮演了皇帝和其他突厥领主中间人的角色。那些埃米尔们听闻苏丹和皇帝缔结和约,纷纷遣使来到君堡。

  “他(曼努埃尔)心满意足的聆听了他们的诉求,却将此全然交付给苏丹裁夺,并将他们引荐到了苏丹的住处。他们刚一张口,便迫不及待的要他打消对他们的敌意,恳求他替他们在皇帝面前多加美言。皇帝听到了他的求情,便也把这些突厥领主们看作朋友,此后,罗马享有了稳固的和平。”

  罗姆苏丹国和耶路撒冷王国可谓是同一运作模式,因此解读二者的相似性极为必要。无论是突厥人的小亚细亚,还是法兰克人的十字军王国,曼努埃尔皆是竭力固化当地最有权势的统治者,借巨擘的权威从而维护他的皇家威仪。换而言之,他采用了诸如西欧君主的封建制度。此法有利有弊。在英格兰和法兰西,它奠定了王国统一的基础;恰恰与之相反,在日耳曼和拜占庭,正如腓特烈·巴巴罗萨和曼努埃尔·科穆宁大约于1170年代中期意识到的那样,它削弱了帝国复兴的势头。恰如腓特烈一世悔不当初,放任巴伐利亚公爵猛狮亨利(Henry the Lion,1156-1180年在位)大肆席卷北日耳曼,同样,曼努埃尔曾对亚尔斯兰百般信任,最终却也难掩悔恨。他曾寄希望于从达尼什曼德王朝的埃米尔们那儿收回凯撒利亚和锡瓦斯,然而,他却给了苏丹一切机会和手段,让他为他自己赢得它们。想必当他晚年回想往事,他会后悔,倘若他当年对达尼什曼德和亚尔斯兰的兄弟沙恒沙(Shahinshah)伸出援手,倚仗他们来削弱苏丹,他一定能做的更好——但在遥远的1160年代,这么做却显得如此的无关紧要。天平的另一端是努尔丁,他幕后操纵着达尼什曼德,这就足够牵制罗姆了。况且,帝国也需要罗姆这样的强援来维系权力的平衡,让十字军诸王得以片刻喘息,免遭灭顶之灾。曼努埃尔的绥靖政策不仅为帝国的小亚细亚省份带来了和平,在叙利亚和耶路撒冷,受皇帝的影响,它同样根深蒂固。只有当努尔丁逝世后,这不幸的政策才慢慢显露出它的恶果来。

  虽说不幸,但也并非无可转圜。4世纪以来,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皇权和影响一落千丈,是曼努埃尔扭转了这一局势。一方的胜利有助于增大别处获胜的概率,因为皇帝对其施加的义务可被用来攻讦另一方。正如1158-1159年,曼努埃尔刚刚平定了东方,他便得以召集奇里乞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援军,用以攻打亚尔斯兰。接着,当他进攻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时,苏丹也须向他提供突厥军队。作为胜者,1176年,当曼努埃尔率军亲征科尼亚时,他同样要求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给予援助。尽管这场远征最终沦落成了可怕的灾祸,它丝毫不损害皇帝15年坚持此政策的智慧。

  匈牙利和塞尔维亚,1161-1172

  1150年代早期,曼努埃尔便对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不稳定忧虑重重。他的顾虑并没有随着在1155年与匈牙利国王盖泽二世缔结和约而消失殆尽,相反的是,这般顾虑毫无疑问正是诸多促使他在1161-1172年间征伐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因素之一。拉什卡大公乌罗什二世(Pervoslav Uro?,1145-1161年在位)显然是个极不讲信誉的封臣,皇帝忍无可忍,在1161年废黜了他,将他的兄弟德萨扶上皇位,此人正是被他在1155年下令废黜。谁知德萨同样是个无赖,于是曼努埃尔不得不三次出兵(1162,1168,和1172年)讨伐他,穷途末路的大公只得寻求皇帝的谅解,这是一场公开羞辱,和数年前安条克的雷纳德经历的情景如出一辙。在1162年到1172年间,不仅是在塞尔维亚,帝国在匈牙利也是困难重重,金纳莫斯的记载揭露了这两国的事态密切相关,这还是尚属首次。倘若事情果真如此,那也只能怪曼努埃尔自己,毕竟是他先对匈牙利流露敌意。尽管此前,匈牙利就已经在侵扰帝国边境,有损皇帝的权益,但和匈牙利的皇位继承事宜比起来就显得很无足轻重了。1161年恰逢盖泽二世殡天,皇位该由谁继承悬而未决,最初曼努埃尔倾向于盖泽的兄弟拉斯洛和伊斯特万,彼时盖泽二世尚在,两位王子纷纷来到皇帝的宫廷避难。匈牙利贵族们倒是乐见拉斯洛继位 [1],很不幸的是他1162年就英年早逝了,皇帝便派遣伊斯特万去就藩。贵族们对他却很不满,大抵是出于伊斯特万的王后是皇帝的侄女玛丽亚(皇帝原本指望将她嫁给腓特烈·巴巴罗萨),觉得他必定是皇帝的亲信。没多久事态就很明显了,伊斯特万四世保不住他的皇位[2],曼努埃尔只得承认盖泽二世的长子伊斯特万三世复辟,转而将希望寄于他的兄弟,盖泽的次子贝拉。他不仅是匈牙利的皇储,盖泽二世还曾将达尔马提亚赏赐他做封地,他因此有着此地宣称。皇帝承诺不再支持伊斯特万四世,作为回报,他得以从中斡旋,确保贝拉从他兄弟那儿得到了达尔马提亚和希尔米乌姆。接着,他派遣乔治·帕列奥略去匈牙利游说,贝拉应当迎娶他的女儿玛丽亚。一切尘埃落定,贝拉被带回了君堡,“皇帝命人筹备婚礼,他赐予男孩新的名字,阿莱克修斯,宣布他是despotes。”

  很显然,皇帝通过一纸协约所得甚多。11世纪,达尔马提亚和希尔米乌姆曾经都是帝国的疆域,如今却被匈牙利人占领。现在,皇帝不仅重获了对上述领土的宗主权,也许在遥远的未来,整个匈牙利都会镶嵌进帝国的皇冠。但伊斯特万三世却满盘皆输,除了他知道或许有那么一天,阿帕德的皇帝们会是君士坦丁的宝座的新主人,这大约是他唯一的慰藉了。于是很自然的,接下来的数年里,伊斯特万都想方设法从波西米亚,日耳曼,甚至罗斯的哈利奇王公(Prince of Halych)那儿获得军事援助,试图收回贝拉的封邑,更何况曼努埃尔一直对伊斯特万四世分外纵容,明里暗里支持他对匈牙利王位的宣称。1164年,当曼努埃尔率军穿越多瑙河时,伊斯特万三世撤退 [3]了。拜占庭重新占据了希尔米乌姆和弗鲁什卡山,没多久,达尔马提亚就对约翰·杜卡斯投降了。皇帝允许伊斯特万四世退居希尔米乌姆,然而,皇帝撤军不久,匈牙利人围攻了塞姆林要塞,他们贿赂了伊斯特万四世的一个仆人,唆使他用慢性毒药毒死了他的主子。就这样,塞姆林和整个希尔米乌姆又重新落入匈牙利人手里。得知此事,曼努埃尔先是乘间投隙了匈牙利的罗斯盟友,之后,他又集结了来自塞尔维亚,奥地利和罗姆的军队,亲自回击匈牙利人。他原本指望,他的御驾亲征会让匈牙利人吓破了胆,立即献城投降,但事实与此相反,他不得不强攻塞姆林。然而这还不是结局,1166年,匈牙利再次入侵。这次他们不仅大败米海尔·加布拉斯(Michael Gabras)和米海尔·布拉纳(Michael Branas)率领的守军,攻陷希尔米乌姆;还由此攻打达尔马提亚,尽管此地守军对皇帝忠心耿耿,皇家指挥官尼基弗鲁斯·查鲁弗斯(Nikephoros Chalouphes)却不幸被俘。

  作为反击,曼努埃尔由南面,东面,以及东南面三路夹击匈牙利,接着,1167年,皇帝委派安德罗尼卡·昆托斯蒂法诺(Andronikos Kontostephanos)为指挥官远征匈牙利,由他麾下的将军狄奥尼修斯坐镇,双方展开了一场鏖战,此役也是曼努埃尔执政时帝国取得的最辉煌的一次战果。此后,皇帝对达尔马提亚和希尔米乌姆的占有再不容置喙,即便1169年,曼努埃尔的子嗣阿莱克修斯(Alexios II,1180-1182年在位)出生后,皇帝撕毁了长女和贝拉(阿莱克修斯)的一纸婚约,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匈牙利也不敢有丝毫质疑。他得到了他想要的,而匈牙利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伊斯特万三世没再惹祸,1172年当他去世后,皇帝反应迅捷,派出了一支由帝国高官组成的代表团,陪同贝拉返回匈牙利继位。此时曼努埃尔身边那些阿谀奉承之人都说贝拉不过是帝国的总督,至少某一资料证实了这一点,早在1165年曼努埃尔就这么想了。1166年1月6日前不久,“安海罗斯人(Anchialos)”米海尔接见了匈牙利人,他们愿意割地求和,他因此要求除了希尔米乌姆和达尔马提亚,他们还需割让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根据此人述职时的致辞:“您涂油受膏,恩泽四海,匈牙利子民们也将对您称臣纳贡,永享您的福祉。”此处,匈牙利臣服的程度或许夸大其词,但毫无疑问,该国的确是皇帝的附庸国,正如耶路撒冷一般。贝拉迎娶了曼努埃尔的小姨子,安条克的阿格尼丝,接着他和医院骑士团达成协议,他先支付他们1万拜占庭金币,换取当他和王后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时,他可以从附近4个骑士团的城镇取得税收。很难想象,倘若不是事先得到了曼努埃尔的赐福,1170年代的贝拉会有朝圣的计划。

  毫无疑问,出于和腓特烈·巴巴罗萨的嫌隙,1160年代的曼努埃尔不得不把重心放在帝国西部的边疆上来,彼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早已取代西西里国王,成了科穆宁王朝的心腹大患。曼努埃尔把确保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不再和腓特烈有什么瓜葛当作最紧要之事,就像之前他们和西西里的罗杰二世暗中往来一样。至少某次,塞尔维亚大公德萨就因和腓特烈暗通款曲,招致了皇帝的不悦。匈牙利因其地理位置毗邻多瑙河,比塞尔维亚更易受到腓特烈的影响。1164-1165年,伊斯特万三世的波西米亚援军便来自神罗皇帝的封臣。根据金纳莫斯的描述,显然,皇帝的外交手段和他所认为来自霍芬斯陶芬的威胁不无关系。在他看来,皇帝1160-1161年之所以干预匈牙利皇位的继承,是因为皇帝得知了神罗打算入侵的传闻。他认为,皇帝“想要最大限度的操控匈牙利,以免其落入西欧人的圈套。”第二次十字军时,大军从匈牙利过境,此路一侧是君堡,一侧是神罗,事关重大,皇帝显然不能承受匈牙利受到敌国蛊惑的损失。

  然而,匈牙利在两位皇帝的敌对中扮演何等角色,我们也不必夸大其词,因为争取对她的影响也算不上达成某种契约的绊脚石。之前的一位皇位宣称者鲍里斯(Boris),就曾在霍亨斯陶芬和科穆宁的宫廷间来回游说,争取支援,却收效甚微。1158年,盖泽二世的兄弟伊斯特万(即伊斯特万四世)试图拉拢腓特烈,却失败了,他只得投奔曼努埃尔。彼时,腓特烈看上去既对匈牙利的皇室内斗漠不关心,也不想阻止曼努埃尔这么做。在这一阶段,可以说两位君主还算放下成见,搁置争端。每当他们试图冰释前嫌,一方就会向对方提议入侵匈牙利:一次是1156年,曼努埃尔派遣大使商谈此事;一次是9年之后,腓特烈向曼努埃尔提议共同对付伊斯特万三世。神罗境内和匈牙利利益往来密切相关的是奥地利公爵,绰号“向天起誓”(Jasomirgott,意为Yes, so help me God.)的亨利·巴奔堡(Henry Babenberg,1140-1156年在位)。亨利不仅是腓特烈的近亲和忠实的支持者,他的夫人还是个科穆宁的公主,公爵夫妇一起打理封地的事务。值得注意的是,就算匈牙利人反对科穆宁的皇帝们干涉该国内政,他们倒也不一定就会对霍芬斯陶芬另眼相看。首当其冲的便是艾斯泰尔戈姆大主教卢卡斯,此人格外青睐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但腓特烈却拒绝承认教皇的权威。至于那些匈牙利极不情愿割让给曼努埃尔的领土,譬如引发数次争端的弗鲁什卡山,对于腓特烈来说,却远不如达尔马提亚重要。直到曼努埃尔侵占此地,拜占庭在巴尔干的势力才开始真正威胁到他的野心和夙愿:意大利半岛。

  [1]1161年5月,艾斯泰尔戈姆大主教卢卡斯为盖泽二世15岁的长子伊斯特万三世加冕,6个月后伊斯特万三世被曼努埃尔废黜,他的叔父拉斯洛二世继位。

  [2]1163年1月,伊斯特万三世举兵反叛他的叔父伊斯特万四世,6月,叛军攻进塞克什白堡,伊斯特万四世被俘,之后退位。

  [3]根据金纳莫斯的记载,此时伊斯特万四世已经篡夺了贝拉的在达尔马提亚的部分封地。
TOP
dawngazer
2020-09-19, 21:59
Post #3


特珞骑士
Group Icon
 -156
   0

Group: Planer
Posts: 346
Joined: 2019-06-10
Member No.: 81711


  The End of The German Alliance

  与日耳曼同盟的终结

  关于科穆宁与霍亨斯陶芬之间“冷战”的起源,双方的资料可信度都并不高,而且往往也将这一时期认定得太早。据我们所知,腓特烈的忧虑并不是由拜占庭在入侵阿普利亚时一开始所取得的胜利而引发的。在1156年的5月至6月,在他决定接受这一事实之前,他已经让拜占庭的使团等了好几个星期。对希腊人的“背叛行为”的愤怒肯定不是他拖延的唯一原因:腓特烈需要拖延时间来等待他自己的大使——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原文为Wibald of Stablo,不过stablo更多时候作stavelot,此人是一个修道院的院长),等待布林迪西(Brindisi)战役的结果,庆祝他与勃艮第的贝阿特丽斯(Beatrice of Burgundy)的婚礼,然后再决定该如何告知曼努埃尔这一消息,毕竟曼努埃尔还始终幻想着腓特烈能娶他的侄女玛丽娅。当拜占庭的使节前来撮合这桩婚事的时候[1],出席婚礼变成了一件十分尴尬的事情。腓特烈需要使他们相信自己并非有意侮辱他们的皇帝,迎娶贝阿特丽斯只是为了能够使她所继承的领地——勃艮第公国并入西方帝国的版图。这场婚礼事实上是腓特烈为了强化他的封建皇权的一系列举动中的一部分,当然也不能忽视它在国内外政局中起到的联系作用。当科穆宁正在苦恼这事的时候,婚礼前的一个星期发生了一件大事。“狮子”亨利与绰号“向天起誓”(Jasomirgott)的亨利·巴本堡(Henry Babenberg)就巴伐利亚公国的归属的争端宣告结束,后者终于同意放弃对巴伐利亚公国的宣称,而作为补偿他得到了从巴伐利亚东部新划分出来的奥地利公国。这个被称为“Privilegium Minus”的授职仪式不仅将亨利·巴本堡封建义务几乎降到了最低,而且还把奥地利公国赠送给了他和他的妻子,并且公国如何继承将由他们以后的继承人自己决定。亨利·巴本堡的妻子不是别人,正是曼努埃尔的侄女,他们的婚姻使得两个帝国在1148年结成了更加牢固的同盟。“Privilegium”是(霍亨斯陶芬)对科穆宁以及巴本堡家族的一种让步,也暗示了至少在1156年的夏天,两个王朝间的关系依然是互相敬重的。1157年阿克苏赫进驻安科纳很可能激化了矛盾,特别是在他开始在罗马涅——这些腓特烈坚决不愿与拜占庭分享权力的地区收买人心的时候。然而,在同年的9月,另一名拜占庭的使节很可能是途径安科纳来到腓特烈的宫廷。姑且不考虑这其中的敌意,既然腓特烈派遣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作为大使返回君士坦丁堡,这显然也造成了许多影响。尽管1158年的时候,腓特烈的两位顾问:达瑟尔的雷纳德和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为腓特烈的扩张计划探路,他们在安科纳与阿克苏赫进行了紧张的对峙,但最终还是和平解决了争端,而且根据哈赫温(Rahewin,一位在当时活跃于巴伐利亚地区的史官)的记述,在道义上拜占庭一方应该受到谴责。哈赫温以及一篇拜占庭的颂词里也都提及了一个事件,暗示腓特烈收到了许多来自阿克苏赫的赠礼。根据卓尼亚蒂斯(Choniates)所言,阿克苏赫始终把与西西里的和平协议秘而不宣,因为他担心腓特烈在北意大利的支持者会采取报复行动。这也表明,比起在1158年与两个帝国共同的敌人(指西西里)签署合约,曼努埃尔对西西里的战争对双方的同盟造成的伤害反而要更小一些。不过无论是这份合约,还是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在返回君士坦丁堡的途中去世(1158年6月),其实都没有直接导致两个帝国在外交上的破裂,尽管后者在当时是日耳曼一方最主要的斡旋者。腓特烈在1159年初又一次接见了拜占庭的公使。一年之后,继帕维亚的市政议会(1160年2月)之后,他又一次派遣世界前往君士坦丁堡,督促曼努埃尔“留心五城地区(Pentapolis),以及阿普利亚的沿海地区的局势,以及就如何对付西西里的罗杰的继承者威廉,双方还可以继续一些的秘密的磋商。”显而易见地,如果腓特烈允许他进驻安科纳以及阿普利亚的沿海城镇,曼努埃尔随时准备撕毁与威廉的合约,然后直接参与,或是对神圣罗马帝国对诺曼王国的入侵提供资金援助。他对于在意大利地区扩张领土的野心也许自1155年之后有了些许转变,但他仍然寄希望于通过与另一个帝国的通力合作来迫使他们屈服。

  1159年教宗哈德良四世(Hadrian IV)去世后,腓特烈又一次召开了帕维亚的市政议会,来商议下一任教宗的人选问题,这次会议上大家不出意料地都支持了皇帝所青睐的红衣主教屋大维【这人真叫Octavian啊……】,此人之后改名为维克托四世。这件事导致了教会间的对立,直到1177年才宣告终结。腓特烈派去觐见曼努埃尔的使节告知了这一消息,宣布了议会的决定以及转达了腓特烈本人的意愿,希望曼努埃尔能够依照之前的约定承认维克托四世的合法地位。我们可以预见,曼努埃尔给出了谨慎却又积极的答复。在之后的一年内他与曾经的敌人重修旧好,而正统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则在帕维亚议会召开后将腓特烈开除教籍。亚历山大很快成为了教会以及其他大多数天主教领主们青睐的候选人,对于曼努埃尔还有十字军国家以及匈牙利而言,他的地位也至关重要。曼努埃尔盘算着亚历山大和他的意大利同盟——西西里国王还有意大利的城邦们由于担忧日耳曼在伦巴第地区的王权逐渐加强,很可能会更加倾向于与拜占庭妥协,而不是自负又强硬的日耳曼皇帝。根据一个日耳曼方面的资料,亚历山大在1161年写信给曼努埃尔请求援助,“无论是他提出的还是没提出的要求,他都决定应允。”此外,腓特烈在意大利扩张的野心不会轻易止步。1160-1161年间的两份材料证实了这一点。一是金纳莫斯(Kinnamos)所言,曼努埃尔被一个谣言所误导——“腓特烈正在动员全国军队打算进军罗马涅地区。”而一个日耳曼宫廷公证员(imperial notary)伯查德(Burchard)则说,曼努埃尔“致信突厥人,巴比伦,波斯还有库曼人的国王,告诉他们一旦他夺取了米兰,腓特烈就将入侵自己还有他们的领地。”很难说拜占庭这样杞人忧天的想法究竟是源自腓特烈的何种举动与言论,就像金纳莫斯技术的那样,这样的担忧最终被证明是多余的。但伯查德对曼努埃尔的蓄意诋毁看起来十分像腓特烈想要传达的一种意愿,他希望能够征服伦巴第,然后重新组织一次浩大的东方十字军行动,说服君士坦丁堡加入他们的行动,从而彻底摧毁穆斯林的势力。腓特烈抱有,甚至想要实施这一想法绝对不是无稽之谈,此前日耳曼的十字军行动就持有这样的想法,而且也可以为他在处理教会事务上的专断提供合理的依据。他对皇权至高无上的概念基于他对伦巴第的征服与干预教会分裂,还有一部分源自罗马法以及“神圣的帝国”应当肩负起保卫基督教世界免遭内忧外患的神圣使命。一部戏剧“the play of Antichrist”集中体现了霍亨斯陶芬的皇权,以及他们试图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里确立霸权的意愿,然后肃清一切十字军势力,终结教会的统治。尽管我们不知道这部戏剧的具体年份以及剧作者是谁,但可以推测它完成于1160年左右。它也与东方谣传所的,日耳曼即将发起一次十字军东征相一致。

  看上去的确是腓特烈先挑起了两个帝国间的敌对关系,但我们不知道曼努埃尔具体是什么时候承认亚历山大三世是正统教宗的,所以没法考据这是否也是引起了腓特烈的敌意的导火索之一。但无法否认的是,至少在曼努埃尔与他的日耳曼妻子,贝莎-伊莲娜仍然成婚的时候,腓特烈其实没有威胁到拜占庭,并且也没有外交上的公然破盟。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金纳莫斯记载,在1160年伊莲娜去世之后,日耳曼开始了令人不安的扩张。她本人,以及曼努埃尔通过她始终试图与霍亨斯陶芬家族交好。在1158-1159年,她还参与平息了一场针对曼努埃尔的首席大臣狄奥多罗斯·斯蒂佩特斯(Theodore Styppeiotes)的阴谋,后者被指控勾结西西里国王图谋不轨。她的去世使得帝国与日耳曼的同盟失去了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以及维系此同盟的纽带。曼努埃尔对她的离世感到十分悲伤,但她却也没有为他生育一个儿子。他不得不再婚,而他的第二任妻子则是来自安条克的公主,他在1135年错过的那位公主的女儿。

  [1] 他们甚至还计划能够结成同盟一起对抗匈牙利。
TOP
dawngazer
2020-09-19, 22:00
Post #4


特珞骑士
Group Icon
 -156
   0

Group: Planer
Posts: 346
Joined: 2019-06-10
Member No.: 81711


  The Last years,1176-1180

  最后的岁月,1176-1180

  对科尼亚苏丹的作战可以说是12世纪里一个独立的基督教领主所做过得最野心勃勃的事情。但令人羞愧的是,从科尼亚出发一天之后,就在一片狼藉的密列奥赛法隆不远处的基比利兹河谷,(帝国)又一次遭遇失利。突厥人几乎在一边倒地屠杀,斩获无数,甚至差一点生擒皇帝本人。皇帝不得不接受苏丹的和平协议,放弃了多利莱恩(Dorylaion)和索布莱恩(Soublaion)地区。据卓尼亚蒂斯(Chouniates)所言,无论是在作战时还是战后,曼努埃尔都显得有些情绪失控,徘徊在极度自欺和自责间,将自己的失利类比于罗曼努斯四世在1071年所遭遇的惨败;泰尔的威廉说他再也无法回到从前的状态了。这一切的灾难都可以说是过去他的肆意妄为结下的苦果。他的再征服计划彻底泡汤,而这样的结果使得他也无法再对腓特烈与教皇间的争端施加任何影响。教皇亚历山大对腓特烈矢口否认自己与曼努埃尔在安科纳的代理人有任何关系,日耳曼皇帝随即迅速向罗马涅(Romangna)以及安科纳进军,并控制了这一地区,他甚至与基利杰·亚尔斯兰二世进行了外交上的接触,并以傲慢嘲讽的口吻无视了曼努埃尔提出的抗议。他(亚历山大)逼迫曼努埃尔不得不诚心向罗马教会屈服,并且还调停了曼努埃尔与“圣索菲亚大牧首”之间的争端。最后他警告曼努埃尔,他试图腐化腓特烈的封臣的卑劣行为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但最后一点,曼努埃尔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完全因为密列奥赛法隆战役而破产。不管他在失利的当时说了些什么,这场战役还不至于像曼奇克特战役那样不可收拾。由于金纳莫斯的记述仅限于开战之前,我们必须在卓尼亚蒂斯带有偏见的记载,以及皇室歌功颂德色彩的记述中谨慎辨析。不过即便是他也承认帝国在小亚细亚的国境线并没有崩溃,曼努埃尔将索布莱恩而不是多利莱恩夷为平地。苏丹派遣了大批部队进行劫掠,但在曼德尔河谷渡河时遭遇伏击,受到重创。曼努埃尔本人成功地至少两次重返战场,当行军到克劳迪奥波利斯(Klaodiopolis)附近时,他展现了旧时敏锐的反应力和身体上的耐久力;他的突然现身足以让敌人溃不成军。对于这场持续于1177-1180年间的战役,没有任何记载以及评价可以作为盖棺定论来参考。毫无疑问,无论是对他自己的封臣还是对外国领主,曼努埃尔在官方宣传里都夸大了自己所取得的战果。在1179年他致信腓特烈·巴巴罗萨一封金诏书,“苏丹臣服于我的帝国,派遣使节求得我的宽恕,他向帝国效忠,立誓将他的军队任由我差遣,与帝国同进同退。”日耳曼的史官接着写道,腓特烈前不久才收到亚尔斯兰的使节带来的文书,内容却恰恰相反。托里尼(Torigny)的罗伯特很可能给出了拜占庭对于这场战役的官方描述:“曼努埃尔……在1179年报复了苏丹……他击溃了他(亚尔斯兰),俘虏了许多士兵,苏丹本人从伊科尼安(科尼亚)仓皇出逃。”但是我们也不能就认为罗姆方面的记述就一定是准确无误的。事实上他派遣使者去面见巴巴罗萨证明他当时的处境也很艰难:根据另一位史官的记述,他甚至打算让他的臣民和自己一起皈依基督教,以此换来与巴巴罗萨的姻亲同盟。于是我们可以推测,他与曼努埃尔之间在1179签署的和平协议并不是单方面对他有利的,卓尼亚蒂斯对曼努埃尔不客观的诋毁也忽略了这一纸协约的存在。

  卓尼亚蒂斯还忽略了曼努埃尔在他晚年外交事业上的足智多谋。在1177年,他派遣舰队前往巴勒斯坦以期远征埃及。这次行动据说被弗兰德斯的菲利普所阻挠,但最后菲利普在归乡的途中路过君堡。菲利普作为法兰西王国颇具实力的封臣,同时又与英格兰王国有着紧密联系,他在曼努埃尔寻找新的西方盟友的计划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他本人也极富骑士精神。从1176-1178年,在菲利普踏上征途的时候,曼努埃尔与英王亨利二世之间也有不少外交上的来往。1178年他派遣使者与法王路易七世商议联姻的事宜,一说弗兰德斯的菲利普也在其中充当中间人。路易应允了婚约,在1179年将他8岁的女儿阿格妮丝送到了君士坦丁堡。1180年的3月2日,她与曼努埃尔10岁的儿子阿莱克修斯订婚。订婚典礼举行前的不久,曼努埃尔那已经是个老姑娘的女儿玛丽娅刚刚嫁给蒙特费拉侯爵威廉的儿子雷尼尔。雷尼尔被授予凯撒的头衔,还有一块位于塞萨洛尼卡的荣誉封地。这两项仪式都伴有奢华的庆典。

  为什么这场婚姻的成功并不是之前那么多外交努力的成果?曼努埃尔最终是想向西方证明他决定诚心皈依天主教吗?他是否预见自己大限已近?是否由于他在外交上的孤立政策导致他最后不得不接受一份他在1176年之前并不会放在眼里的合约?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他自始至终奉行的孤立政策是为了保护他的孩子。科穆宁家族与法兰西王室卡佩家族的联姻获取了教皇以及十字军领主的信任。这是一代拜占庭皇帝所取得的最引人注目的外交成就,一扫自第二次十字军以来笼罩在拜占庭与西欧关系上的阴霾。相比较而言,蒙特费拉的雷尼尔对于一个出生于紫色寝宫的公主来说并不是非常理想的婚嫁对象,尤其是之前她已经与四个王室商议过婚事。但是如果要追溯统治蒙特费拉的阿勒哈米奇(Aleramici)家族的血缘,他们与霍亨斯陶芬与卡佩家族都有关联,和曼努埃尔本人在1161年迎娶的安条克公主可以说是同样显赫。他们的势力已经给自己曾经的领主腓特烈·巴巴罗萨造成不小的麻烦,而在1179年,雷尼尔的兄长康拉德抓获了美因茨大主教克里斯蒂安更是证明了这一点。还有其他两点理由使得曼努埃尔对他们家族青眼有加。一是他们与十字军国家间的联系:雷尼尔的另一位兄长“长剑”威廉(William Longsword)迎娶了耶路撒冷的西比拉,而他们年幼的孩子将成为鲍德温四世的继承人。另一个原因是蒙特费拉在热那亚的内陆地区算得上是显赫豪门。塞萨洛尼卡的尤斯塔修斯提及,法兰西的阿格妮丝来到君士坦丁堡时乘坐的是热那亚提供的船队。尽管帝国和威尼斯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但热那亚已然取代威尼斯成为帝国海军最主要的同盟。

  但在他的侄女尤多希娅[1]的婚事上,曼努埃尔就显得没有这么得心应手了。他原本打算将她嫁给阿拉贡国王的弟弟,但当新娘到达时,那人却又“出于对日耳曼皇帝的畏惧”而悔婚。不过他随后找到了另一个合适的人选,蒙彼利埃的威廉。与此同时,他的另一个名为尤多希娅的侄女[2]——奥多·弗兰吉帕尼(Odo Frangipane)的遗孀,改嫁给了一位颇有声望的托斯卡纳贵族。通过与蒙特费拉以及卡佩的联姻,这些姻亲关系使得曼努埃尔在霍亨斯陶芬帝国西侧的法兰西,意大利的一部分(托斯卡纳,利古里亚(Liguria)以及皮埃蒙特地区)形成了一个同盟集团,这些同样也是巴巴罗萨竭力试图控制,但当地领主对他的权势并不买账的地区。

  之后,和从前一样,腓特烈和曼努埃尔之间在1177-1179之间的“冷战”并不是他们之间关系的全部。从雨果·埃特里亚诺(Hugo Eteriano)和他的两位日耳曼朋友——霍瑙的雨果(Hugo of Honau)和维也纳的彼得之间一致的记述来看,在威尼斯协约之后,腓特烈·巴巴罗萨还是派遣了至少一名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在一封信里,彼得敦促雨果·埃特里亚诺和利奥·图司库斯(Leo Tuscus)“出席那场决定性的会议,这对两个皇帝间达成共识相当有益”。这样的证据让腓特烈与曼努埃尔之间在1179年的争斗显得更加复杂。看起来两位皇帝都在试图进行一种“二轨外交”,一方面去寻找盟友来对付彼此,而另一方面却又在大谈基督教世界的团结。这样的猜测来源于腓特烈在1177年对教皇承诺,他将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真心诚意地和解。

  曼努埃尔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关系在1177年后有所变化。教皇意识到曼努埃尔已经基本上失去了重建罗马的雄心,并且站在他的角度,他也不愿看见希腊化的基督教势力对安条克施加过多影响。但曼努埃尔本人在这件事上也有所让步。1179年,泰尔的威廉在罗马出席第三次拉特兰大公会后,返乡时途经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停留了几周,由皇帝的使节陪同取道安条克,作为皇帝的全权代表与安条克亲王博希蒙得三实还有拉丁主教谈判。而狄奥多修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安条克人,在1179年被选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在第三次拉特兰大公会上很有可能有希腊人代表出席,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应皇帝的邀请,教皇也派遣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与路易七世的联姻不可能未经教皇许可,而亚历山大三世也不会对曼努埃尔在东方积极倡导的宗教改革视而不见。1178年,曼努埃尔和大牧首与亚美尼亚教会开展了新一轮的谈判,在霍姆加拉大公会上(Synod of Hromgla,1179)他们终于决定接受希腊人的东正教。在1180年,曼努埃尔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尝试,他试图说服君士坦丁堡大公会(Synod of Constantinople)为了那些打算背弃穆斯林信仰的人对基督教教义稍作修饰,这样他们就不必发誓背弃他们的真主安拉了。这样有争议的举动使得大家开始怀疑皇帝的神智是否还清醒,但它真正的倡导者却是阿米尔·哈桑(Amir Hasan),后者是苏丹的维奇尔加布拉斯的养子。然而这会不会和基利杰·亚尔斯兰二世本人希望改宗基督教,以求让自己的儿子迎娶腓特烈·巴巴罗萨的女儿有关呢?至少教皇对此事的态度十分慎重,并且应苏丹的要求,他十分热情地宣讲了基督教的教义。曼努埃尔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想法与教会的政策其实是保持一致的,当拜占庭的宗教集会提出反对时,“他恐吓他们要组建一个更大的集会,然后由他自己去与教皇本人议事。”

  自1174年梅勒赫(Mleh)去世之后,奇里乞亚的局势便显得有些动荡不定,但塔尔苏斯还是在1180年重新回归帝国控制。罗斯的公国们还有格鲁吉亚依然紧密地团结在“拜占庭利益共同体(Bynzantine commonwealth)”中。更重要的是,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也很安分守己,没有制造更多麻烦。自第二次十字军以来,拜占庭的外交政策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而1176年战争的失利只不过是一点微小的挫折。

  尽管曼努埃尔的外交政策是和他面对的国际形势一样复杂又多变的,但依然可以追踪到一个清晰的发展历程。最开始,他致力于证明自己是父亲合格的继承人,然后完成约翰二世留下的未竟事业。接着他要直面第二次十字军带来的挑战,着手处理它所带来的各种短期和长期影响。从1148年至1160年,曼努埃尔以与日耳曼的同盟关系为基础,重新整顿了巴尔干地区的秩序,并且报复了西西里,试图收复意大利东北部地区。但是从1157年开始,他有了一个关于恢复拜占庭的荣耀的新计划,以封建统治阶级为基础,连接周边的王国和从属的公国们,让帝国处于核心位置。从十字军国家开始,他将这一计划扩展到科尼亚,匈牙利,还有意大利。不过,他对于意大利地区的政策还有3个其他目的:他希望意大利半岛始终处于一个分裂割据的态势,并且保证任何暂时性的统一都是对他有利的。最后他还要向腓特烈·巴巴罗萨施压,使他接受意大利成为两个帝国势力的分界线。到了1170至1172年,他几乎已经快要达成这三个目标,但他又决定放弃将意大利作为一个卫星国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在威尼斯人逐渐扩张的情况下,他希望亚德里亚海成为拜占庭的内海。这一计划的失败也导致了他逐渐对科尼亚以及耶路撒冷失去控制,使他不得不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新计划:在圣战运动逐渐扩展的情况下采取武力收复小亚细亚地区。尽管再征服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并且十字军也无法调解教皇和日耳曼皇帝间的矛盾。但曼努埃尔并没有损失多少军事力量,同时还维护了他作为基督教世界领袖的形象。这些举动还有他与比萨以及热那亚的友谊,都为他后来寻求与卡佩家族的联姻,以及在意大利西北部和法兰西南部建立同盟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通过这些政策上的转变还是可以看出他前后目标的一致性。曼努埃尔追求的是君主的权势,但对于实际领地却看得没有那么重:除去他在1176年试图收复小亚细亚之外,他的关注点落在意大利的东海岸,达尔马提亚海岸,多瑙河沿岸,奇里乞亚沿岸的平原,还有埃及的海岸。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比起外交上的周旋他更倾向于诉诸武力,当他两次出兵巴尔干和小亚细亚之后,他们臣服于他成为了帝国的盟友(1155-1156,1169)。曼努埃尔重建了大规模的陆军和海军,但广为人知的是他的陆军在1156和1176年两次遭遇了不光彩的失利,海军的表现显得无甚可书平淡无奇。曼努埃尔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最主要依靠的是盖了黄金印章的许可证,为他的贵宾提供低他一等的王座,还有难以拒绝的重金贿赂。

  他成功的秘诀和失败的原因几乎是联系在一起的。很显然除了巴尔干地区,他的其他盟友几乎都是被重金收买的。很显然腓特烈·巴巴罗萨、教皇哈德良四世、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伦巴第的城邦们、安科纳、基利杰·亚尔斯兰二世、鲍德温三世、阿马尔里克一世、博希蒙德三世、沙蒂永的雷纳德、路易七世,还有蒙特费拉的侯爵都是如此。所有那些从属的契约义务都是由来自曼努埃尔“无穷无尽的财富中”所给予的“一笔数量可观的财富”所带来的。这只能带来短期的合作关系,但并不能将其深化为基于共同目标上的牢固友谊,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有时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被授予金钱的人很可能会因为自己处于一种被雇佣的地位而感到难堪,之后他们便会积极寻找机会解除这种关系,以证明自己并没有出卖荣誉或是原则。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之所以对他和曼努埃尔所达成的协议犹豫不决,正是因为他担心自己会被指控买卖圣职罪;基利杰·亚尔斯兰二世公开承认自己并不配拥有皇帝慷慨赠予的大量赏赐。而且阿马尔里克一世与弗兰德斯的菲利普阴谋破坏1169-1177年间的远征活动很可能是由于他们怨恨自己不得不依赖于拜占庭提供的财富。由于不情愿的依存关系所导致的复杂情绪很显然加强了西欧对希腊人的刻板印象——希腊人只会付钱来雇用别人为他们而战。另一方面,曼努埃尔在外交上为外国人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也使得拜占庭人坚信他们只是一群贪得无厌,见钱眼开的野蛮人。

  所以显而易见,自阿莱克修斯和他的继任者们以来,拜占庭所推行的帝国主义很遗憾地并没有多少进展。而曼努埃尔却别具创意地在翻译官的帮助下与拉丁人亲自交谈。为了让他的帝国能够符合西方的期望,他做了比任何一位前任都更多的努力,但也没能够改变拜占庭皇室的传统观念。他没能让西方认同他才是那个真正的罗马皇帝,他的政策使他自己的臣民认识到了他们离真正的罗马帝国还有多少不足。在他统治时期,拜占庭的有识之士们开始将他们自己称为古希腊人(Hellenes)。

  基于这个事实之上,有趣的是拉丁人和希腊人的一些意识形态竟然开始趋向融合,这很有可能是曼努埃尔的泛基督教主义的深层次影响,而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料。毫无疑问,他深切地感到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宗教的层面上,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在12世纪日渐发展的地中海地区都是不合理的。至少他自己试图将法兰克人的“谦恭(courtliness)”与希腊人的“礼貌(urbanity)”相结合,然后在他自己的国家机构里尽力消除对本土希腊人和外国人的区别对待。在法兰西,热那亚,还有其他十字军国家,这三个直到他逝世时都始终忠实的同盟地区,他被作为世上最有权势的统治者而铭记于心。他提拔了很多拉丁人,他的离世是整个基督教世界巨大的损失。他的希腊人封臣们不满他对外国人的偏爱,他生活上的铺张浪费,还有他征收高额的税率,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指责他背叛“国家”,以及正教信仰。雨果·埃特里亚诺和利奥·图司库斯认为他在宗教事务上非常圆滑多变,但是安德洛尼卡·卡马特罗斯(Andronikos Kamateros)描述了一段他与教皇的使者会面的对话,在教会的事务上他与其针锋相对丝毫不退让。而他的封臣们普遍认为,他在1175-1176年间的圣战活动只是一场传统的帝国再征服战争,这也许是现在历史学家很难接受着其中含有圣战因素的原因吧。

  但我们也不能过于强调曼努埃尔就是导致拜占庭社会西方化的直接因素。西方化的深层次原因是对外来借用词的接受,比如“λíξιοζ”便是源于法语词“lige”,意为君主的附庸。在希腊语版的迪沃尔条约(1108年)中,这个词便被用来形容博希蒙德与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关系。到了1170-1172年,我们可以发现曼努埃尔博学多才的大使“赛奥里亚诺大师(Master Theorianos)”前往亚美尼亚公教会,然后他的一名希腊人封臣被描述为皇帝的“lizios” 【这个是什么词的变格待考……】。但早在曼努埃尔即位之前,提奥多尔·普罗德罗莫斯(Theodore Prodromos)就已经在文学上开始将这个词用作有趣的双关语。为了责备他的朋友利兹斯(Lizix),他“忽略他的‘lizic’多么重要,成为了一个对我不忠的朋友”。

  为了能够理解曼努埃尔对拉丁人不同寻常的偏爱,我们也要明白拉丁人并不只是他唯一偏爱的外国人,他也不是地中海地区唯一的世界主义者。一位阿拉伯客人阿尔-哈拉维(al-Harawi)就对他的友善十分印象深刻,他甚至还在大皇宫的中心地带建了一个突厥风格的亭子。他的其他家族成员也经常周游拉丁和突厥各国: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的叔叔伊萨克,他的堂弟安德洛尼卡,还有他的侄子[3]阿莱克修斯·阿克苏赫。后两者显得更加重要,因为某些情况下他们代表了曼努埃尔的对拉丁的外交政策走向。安德洛尼卡在他第二次流亡的时候,在十字军国家混得风生水起,而且还成了突厥人的座上宾。而在1158年有一半突厥血统的阿克苏赫成为了曼努埃尔在意大利行动的实施者,之后在就任奇里乞亚总督(1165年)期间,为皇帝与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沟通做了许多努力。科穆宁皇族坚持与外国人的沟通使得在安德洛尼卡一世的恐怖统治时期还出现了许多移民社群以及前来避难的邻国统治者们。在1182至1185年间:“不管他们来自何方,至少他们依然可以追溯到与皇室的血缘关系,对权利的渴望从不褪色,而无论走到哪里,在言辞上他们都还拥有说服别人的魅力。”在西方,巴勒莫以混杂了希腊,阿拉伯,诺曼-法兰克和意大利元素著称。在东方,基利杰·亚尔斯兰二世任命了希腊人作为首相,而努尔丁雇佣希腊人,叙利亚人和法兰克人医生;与努尔丁合作的亚美尼亚人王公梅勒赫还是一位叛逃的圣殿骑士团成员。而与此同时,叙利亚的雅各派牧师也可以自信地向希腊神学家就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展开辩论。更南边,在伯利恒(Bethlehem),叙利亚艺术家可以绘制曼努埃尔和耶路撒冷的阿马尔里克的马赛克镶嵌画。

  今天,看上去曼努埃尔·科穆宁的帝国始终是危机四伏的,那些潜藏的隐患最终招致了灾难。但放眼整个12世纪中期,地中海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只有这个古老的帝国还保有自己坚定却又充满包容性的态度。

  [1]译者注:此处根据合理推断应该是侄孙女,这位尤多希娅的父亲应为曼努埃尔的侄子阿莱克修斯,尽管wiki上认为她也有可能是曼努埃尔的兄长伊萨克的女儿,但她出生于1160年前后,而伊萨克死于1154年。

  [2]译者注:这位事实上并不是曼努埃尔一世的侄女,也不是侄孙女。因为曼努埃尔的另一个叫尤多希娅的侄女是其兄伊萨克的女儿,但是她第一任丈夫不详,第二任丈夫为米海尔·加布拉斯(Michael Gabras),一位希腊人贵族,并非后文所说的托斯卡纳贵族。据推测应该是一个远亲,然而因为也姓科穆宁,所以那位奥多·弗兰吉帕尼的wiki里说她是一位拜占庭公主。

  [3] 译者注:这位是侄女婿。其妻为曼努埃尔一世的侄女玛丽娅·科穆宁娜。

This post has been edited by dawngazer: 2020-09-19, 22:04
TOP
dawngazer
2020-09-19, 22:03
Post #5


特珞骑士
Group Icon
 -156
   0

Group: Planer
Posts: 346
Joined: 2019-06-10
Member No.: 81711


  The Byzantine Crusade of 1175-1176

  1175-1176年间拜占庭的圣战

  1174年,努尔丁和阿马尔里克的去世让突厥人内部的局势变得动荡起来,自第二次十字军以来,西欧与十字军国家同曼努埃尔的外交政策从未向现在这样紧密团结在一起。努尔丁的死使得达尼什曼德埃米尔失去了最强有力的保护者,这让基利杰·亚尔斯兰二世得以趁机占领“塞巴斯蒂亚(Sebasteia),新凯撒利亚(Neokaisareia),科马纳(Comana)还有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一些城镇与要塞”。埃米尔(达尼什曼德埃米尔)前去投靠曼努埃尔,而后者察觉到自己被苏丹(亚尔斯兰)欺骗了,他原本允诺将这些城镇都归还帝国。并且曼努埃尔还发现,自己无意中促成了那些在小亚细亚地区分散的突厥人势力正在一步步屈从于一个强大的君主制国家。与亚尔斯兰的同盟并非毫无益处:它使得拉丁人可以在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或是巴勒斯坦之间自由通行,这有助于曼努埃尔巩固以及扩展他与西方朋友们之间的势力网。但如今,特别是考虑到在南部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样的同盟显得有些弊大于利了。

  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努尔丁的死让十字军国家们可以得到些许喘息的机会。他在埃及的代理人萨拉丁趁机夺取了大马士革,并且将势力扩展到整个叙利亚地区。伊斯兰世界始终在酝酿对十字军的反击,而现在耶路撒冷王国将直面这一威胁。阿马尔里克的儿子暨继承人鲍德温四世是个年仅13岁的麻风病患者,的黎波里的雷蒙德掌握了摄政大全。而雷蒙德的妹妹正是1160年被曼努埃尔抛弃的那位姑娘,他也并不打算去寻求君士坦丁堡的庇护。作为替代,他将目光转向了蒙特费拉的威廉五世,后者是参加过第二次十字军的老兵,并且是腓特烈·巴巴罗萨忠实的附庸。按照计划,威廉的儿子“长剑”威廉(William Longsword)将迎娶鲍德温的姐姐以及继承人西比拉。到了1175年,曼努埃尔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腓特烈·巴巴罗萨很可能将成为十字军国家最可靠的保护者,而此时日耳曼皇帝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巩固他在意大利的权势,还打算与萨拉丁,甚至是亚尔斯兰进行外交上的接触。

  作为回应,曼努埃尔决定发动一次圣战。在小亚细亚地区,他试图说服亚尔斯兰继续遵循他们之前的协议,并且打算武力收复阿马西亚和新凯撒利亚,然而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他重建了多利莱恩(Dorylaion)和索布莱恩(Soublaion)的城镇。戏剧性的是,这和他之前侧重防御的政策有所背离,原本他更倾向于在小亚细亚的低地地区建立堡垒以及避难所,但多利莱恩和索布莱恩地处高原,而且把守贯穿整个半岛的交通要道。显而易见的是,曼努埃尔重建这两处城镇的动机来源于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对圣克里索格诺(StCrisogono)的红衣大主教彼得的回复,内容有关1176年1月11日曼努埃尔的致信:

  他(曼努埃尔)在伊科尼安的苏丹的国土中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人口众多的城市,用以让拉丁人和希腊人定居,从而抵御突厥人。这座城市同样让他得以控制大片突厥人的区域,所以他能够为所有基督徒们——无论希腊人还是拉丁人,开辟一条通向圣墓的坦途。

  皇帝向教皇请求西欧对他的圣战进行援助,教皇随即要求大主教们将这一请求告知法兰西的国王以及贵族们。

  当时拜占庭的记载对多利莱恩以及索布莱恩的重建大肆庆祝了一番,这表明曼努埃尔将这一举动视为他再征服圣战的开端,为了这项神圣的事业他不惜倾注自己的生命。在1176年的9月,他对科尼亚(指当时的罗姆苏丹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远征,几个月的精心筹划造就了如此庞大的规模。协同参战的还包括塞尔维亚,匈牙利以及十字军国家的分遣队。曼努埃尔后来还告诉英格兰的亨利二世,这支庞大的军队完全展开甚至超过了10英里。很显然他打算一劳永逸地征服科尼亚,而不是再一次与苏丹达成某些新的协议。曼努埃尔拒绝对方的合约并非出于傲慢自负,而是因为他的既定计划就是解放整个小亚细亚地区。在当时他铸造了许多珍贵的圣十字架,在其上刻下了一些诗句:“他无法忍受那些生来自由的女人的孩子成为女奴夏甲 [1]的奴隶。所以他集结了一支空前强大的联合部队,决意向主的敌人宣战。”

  利里认为1176年的作战可以说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圣战,并且让拉丁人侧目而视,伯纳德·汉密尔顿(Bernard Hamilton)认为这与当时的紧急情况以及在耶路撒冷,由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人物——沙蒂永的雷纳德所领导的亲拜占庭的派系形成了巧合。但事实上,小亚细亚的事务以及拉丁人在东方的行为之间的关联比这两位学者的任何一位猜想的还要密切。在他未完成的叙事中,金纳莫斯用一句总结性的话语陈述道:“在他(曼努埃尔)出发之前,他还派遣了一支150多艘船的大舰队远征埃及。但当他决定集中力量对付亚尔斯兰的时候,埃及的远征军就缺乏援助了……”一个合理的猜想,金纳莫斯的这句话想说的是埃及的远征并没有达成预定目标。泰尔的威廉说,帝国的军队包括70艘单层甲板大帆船(galleys)以及其他一些船只,在1177年于阿卡(Acre)集合,准备进攻埃及,“鲍德温四世为了配合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的行动也准备了相当久的时间。”在计划中,这场1177年由法兰克-拜占庭联合作战原本是打算与对科尼亚的圣战相呼应的,只可惜它无疾而终。换句话说,整个计划原本是基督教世界针对萨拉丁以及基利杰·亚尔斯兰采取的一次双管齐下的军事行动。但金纳莫斯给人的印象仿佛海军方面的行动是时候才想起来的,这与汉密尔顿想法不谋而合。他认为这是沙蒂永的雷纳德被穆斯林释放后前往君堡协商的结果,不可能早于1176年的春天或者夏初。但是从外交上来看,雷纳德昂贵的赎金也只有曼努埃尔付得起,这肯定也是几个月前就商议好的事情。曼努埃尔在重建多利莱恩和索布莱恩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在考虑这件事(与法兰西的联合作战)了。他在进军小亚细亚的同时也在外交上主动提议将帮助耶路撒冷对付萨拉丁,以此来恢复拜占庭在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地区的影响力。围绕这一提议,皇帝的内兄弟,雷纳德的继子,安条克的鲍德温三世成了重中之重。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在1175-1178年间得到了加强,而在第一任妻子去世之后,博希蒙德迎娶了皇帝的侄女狄奥多拉 [2]。

  [1] 译者注:这里有一个关于圣经的典故,夏甲(阿拉伯语 هاجر; Hagar;希伯来语 הָגָר,Hagar,意为陌生人)是《圣经·创世纪》中记载的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一名埃及使女。神应许阿布拉罕,夏甲也为一国之母;她的后裔及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而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被广泛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先祖。

  [2] 译者注:这位狄奥多拉不是曼努埃尔的侄女,wiki上只说她有可能是曼努埃尔的二哥安德洛尼卡的长子约翰·科穆宁与玛丽娅·塔朗尼蒂莎(Maria Taronitissa)的女儿,但仍不确定她的身世,而这位玛丽娅·塔朗尼蒂莎同样是曼努埃尔本人的情妇之一。
TOP
Fast ReplyReply to this topicStart new topic
 


Time is now: 2021-06-21, 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