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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翻译】12世纪阿帕德王朝与科穆宁王朝的政治关系, 译者@Lisa_Corvinus
dawngazer
2020-09-19, 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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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金纳莫斯的说法,拜占庭方面知道塞尔维亚大公乌罗什对拜占庭的进攻是源自韦尔夫家族、匈牙利人还有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协议,此时曼努埃尔正着手在意大利发动对诺曼人的进攻。不过无论是金纳莫斯还是尼基塔斯·科尼亚特都没有提到匈牙利人也在此时对拜占庭宣战了,尽管他们详细地描述了1149年秋拜占庭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冲突。由于拜占庭的历史学家对这一块语焉不详,大多数学者也都认同匈牙利人其实没有直接参与1149年发生的一系列军事冲突。现代史学家的著作中经常按时这样的观点,他们和他们的希腊人前辈一样,只字不提这一事件中匈牙利人在塞尔维亚的任何活动。然而,也有一种稍微小众一些的观点认为,匈牙利和拜占庭在1149年就已经开战了,这种观点依据来源于俄罗斯的年鉴。这些详实的文件表明,在1149年8月23日,伊泽亚斯拉夫被尤里·多尔戈鲁基击败,接着基辅落入多尔戈鲁基的控制之中。伊泽亚斯拉夫退至沃里尼亚的弗拉基米尔地区,于1149年秋向匈牙利、波兰和波西米亚的统治者求援,但“国王(盖萨二世)借口说,他正在与皇帝(曼努埃尔一世)交战,便推辞了。”那些否认匈牙利人直接参与了1149年秋塞尔维亚-拜占庭冲突的人,将盖萨二世的这些话解释为,当时匈牙利国王因为自己承诺加入法兰西-诺曼-塞尔维亚联盟,所以将拜占庭视作敌人。不过,如果俄罗斯年鉴中的资料是真是的,那么便可以推测为这段话是指匈牙利与拜占庭之间产生了真实的军事交锋。一份当代的拜占庭史料与俄罗斯年鉴的口吻一致,明确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149年,匈牙利国王就帮助拉什卡地区的塞尔维亚人进行了反对拜占庭的军事行动,匈牙利人积极并且直接参与了这些事件。

从科尼亚特的作品中可以得知,1149年底曼努埃尔在首都举行了一次气势恢宏的胜利游行。当代拜占庭诗人塞奥多尔·普罗德莫斯(Theodore Prodromus)在为这一场合写的一首赞歌中描述道,曼努埃尔通过这次胜利游行,庆祝了他在海上、岛屿和陆地上对敌人的胜利。海上的胜利是在1149年上半年取得的,当时帝国舰队两次小胜诺曼人;岛屿上的胜利指夺回科孚岛,而陆地上的胜利则是惩戒了叛乱的塞尔维亚大公。这首诗中最有趣的部分节译如下:

“盘踞在西西里的恶龙暗中劝诱并用礼物收买野蛮的塞尔维亚大头领——这个山里的野猪,生在野蛮部落的奴隶——与他的匈牙利盟友一起反对我们,他们达成了协议,以此阻止皇帝进攻西西里。于是他们劫掠了我们的土地,之后又退回了他们的巢穴。但是我们足智多谋的皇帝知道了这些,他知道我们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是由谁煽动而起的,因此,为了平息这些战乱,证明这些野蛮人的阴谋毫无意义,我们在陆地上和海上同时对塞尔维亚和西西里发动战争。为了惩罚所有支持他们的人,皇帝开始组织他的舰队,首先他组建了运送马匹的船队……”在目送大部分军队都成功登船,并妥善安排优秀的指挥官知乎,曼努埃尔命令舰队向西西里岛进发。这首诗继续写道:

“皇帝自己带领了精锐士兵去追击那些反对帝国的首恶,希望快速将他们捉拿归案,防止他们四处逃窜。”诗中接着说,塞尔维亚大公得知拜占庭皇帝进军时,命令部下们撤退,躲藏在山间,而他自己则躲藏在一个城堡里。皇帝的追捕紧随其后,虽然他在山里搜索,并抓了几个塞尔维亚人俘虏,但在这个过程中,他没能抓住塞尔维亚大公。因此,曼努埃尔只得继续追捕大公,但后者再次设法逃脱。与此同时,拜占庭人再次抓了许多塞尔维亚人俘虏,他们把其押送至君士坦丁堡。

塞奥多尔·普罗德莫斯为曼努埃尔写的这首诗普遍被认为是为了几年1149年圣诞节的凯旋式。这个时间可以从以下事实推论得出,因为普罗德莫斯在诗中赞美曼努埃尔的同时,甚至没有提到1150年晚些时候在塔拉附近的大胜,也没有提到乌罗什二世在战后宣布臣服于曼努埃尔,使塞尔维亚再次成为拜占庭的附庸国。很显然,如果这篇诗歌写于1150年,那么塞奥多尔·普罗德莫斯在赞颂皇帝的时候一定不会漏掉这些重大事件的。普罗德莫斯所描绘的1149年曼努埃尔对塞尔维亚战役,除了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之外,与其他拜占庭历史学家对t这一事件的描述完全一致。然而普罗德莫斯与他们的描述也的确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这也为我们得出一些相关结论提供了帮助。

关于匈牙利-塞尔维亚-拜占庭三方的关系,人们注意到塞尔维亚人在1129年首次起兵反叛拜占庭,并在1149年再次起兵,试图恢复独立。他们不仅得到了匈牙利王国在外交和政治上的支持,并且在1149年秋之前便结成了匈牙利-塞尔维亚的军事同盟。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匈牙利所提供的军事援助其实相当有限。在1149年秋的战斗中,对抗拜占庭的主力依然是乌罗什二世以及他所率领的塞尔维亚人。似乎正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拜占庭历史学家对匈牙利究竟有没有参与而表示不置可否。

普罗德莫斯的这首诗为我们研究塞尔维亚人-诺曼人,以及甚至匈牙利人-诺曼人联盟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细节。 在此之前我们只能通过上文提到的金纳莫斯的一段叙述间接了解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还有西西里的诺曼人之间反对拜占庭的合作关系, 而现在从拜占庭式人的作品里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1149年诺曼人与塞尔维亚人签订了一个针对拜占庭的盟约,也许他们还和匈牙利人签订了相同的协议。对于诺曼人而言,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让塞尔维亚人在匈牙利人的帮助和支持下突袭拜占庭的领土,从而迫使曼努埃尔放弃进攻诺曼人的计划。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罗杰二世的计划非常成功,因为考虑到巴尔干地区的局势,拜占庭皇帝不得不和塞尔维亚人交战,这样他就无法进攻西西里和意大利地区了。

因此,普罗德莫斯的这首诗也证明了俄罗斯的年鉴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提醒人们需要注意盖萨二世统治时期匈牙利-拜占庭对峙中有关军事、政治和外交事件的时间顺序问题。12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有关匈牙利-拜占庭关系事件的时间顺序并不十分确定。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几乎找不出两份相同的时间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还是他们所采用的原始资料各不相同。根据不同类型的资料来源(拜占庭、俄罗斯、西欧和穆斯林),这些事件有很多种不同的论点,而且讨论的程度也不同。然而,这些资料所记录的时间线甚至相互矛盾,很少给出确切的年份,甚至在给出确切的日期时,也会证明是有问题的。学者们为了试图将新的资料来源或者新的论点纳入研究中,不得不经常修改早期编年史中的矛盾之处。在目前试图建立有关匈牙利-拜占庭对峙关系的时间线时,我们必须要补充一点,正是由于上述提出的问题,所以本书中所提出的时间线也有几处内容被认为是在某些假设性前提下推导而来的。要想建立一个完全可靠的时间线,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曼努埃尔可能认为他在1149年摧枯拉朽的进攻不仅报复了乌罗什二世对拜占庭的袭击,而且还成功地平定了塞尔维亚的领土,所以他在1150年春又开始准备再次进攻诺曼人。此外,看起来他的盟友康拉德三世似乎也很快就能腾出手来准备意大利战役,因为在1150年2月,叛乱的王公韦尔夫六世被重创。然而在1150年,日耳曼君主感觉到了法国-诺曼十字军东征计划的威胁,不愿在同年冒着风险对罗杰二世出兵。他甚至还叮嘱曼努埃尔要小心行事。所以这导致意大利战役的计划又被推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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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拜占庭皇帝得知塞尔维亚王公对拜占庭依然怀有敌意,这表明与匈牙利结盟的塞尔维亚人虽然在前一年的战役中受挫,但依然没有放弃他们反拜占庭的立场。于是1150年秋,曼努埃尔再次出兵攻打塞尔维亚。这一次塞尔维亚人改变了战术,选择与拜占庭正面交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匈牙利的盖萨国王根据塞尔维亚-匈牙利的盟约派遣了一支比去年更强大的军队来援助塞尔维亚人。这支匈牙利的援军由不同种族的军队构成,包括匈牙利人、佩切涅格人和加利西亚人【这个是指基辅-加里奇那边罗斯人的一支,别和西班牙那个弄混了】。匈牙利-塞尔维亚联盟是因为匈牙利加入了法兰西-诺曼联盟而建立的,原因为了加强匈牙利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匈牙利与塞尔维亚两国王室有着密切亲属关系,国王的舅舅贝罗斯男爵正是一个塞尔维亚王公。这一联盟被拜占庭认为是盖萨试图征服拜占庭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人。也就是,君士坦丁堡认为匈牙利与塞尔维亚的合作对拜占庭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极为危险,一场成功的塞尔维亚独立战争无疑将对拜占庭造成重创。

皇帝得知消息,一支规模可观的匈牙利部队将前来支援塞尔维亚人,此时曼努埃尔的军队已经在尼什扎营。皇帝向萨瓦河进军,试图先打击巴基翁(Bágyon/Bacchinus)率领的匈牙利军队,以此来组织匈牙利军与塞尔维亚军汇合。虽然拜占庭的计划失败了,但经过几次小规模的交战,曼努埃尔在塔拉河边取得了对匈牙利-塞尔维亚联军的大胜。战役结束后,乌罗什二世前往拜占庭的营地向皇帝宣誓效忠,于是,经过两年的战斗,塞尔维亚再次成为了拜占庭的附庸。

正是在1149-1150年这段时期,匈牙利和拜占庭发生了一场军事冲突,这也是自1129年布兰尼切夫合约以来的第一次冲突。对于匈牙利而言,支持塞尔维亚人在拉什卡地区的独立战争便意味着要和拜占庭公开对抗。众所周知,这一切都是在匈牙利与罗斯诸公国开战的同时发生的。盖萨二世的王国能够在两条战线上持续进行数年的战争,表明了这个国家的实力十分强大,这主要归功于奥尔莫什后裔的国王统治下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巩固所带来的内部繁荣。

拜占庭要想不受干扰地实现其在意大利南部扩张的主要目标,就必须确保巴尔干半岛以及多瑙河-萨瓦河一线的安全。要知道,拜占庭的外交政策是受现实情况之约的。在12世纪帝国已经没有能力同时在多条战线上发动战争,所以曼努埃尔在击败塞尔维亚人之后,直接对匈牙利发动了下一场战争。

拜占庭作者们描述的时间线里没有给出这次进攻的具体时间。金纳莫斯说,在塔拉河附近大胜并迫使塞尔维亚大公臣服后,拜占庭皇帝和他的军队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后便开始对匈牙利开战。根据另一位拜占庭历史学家尼基塔斯·科尼亚特的说法,皇帝在战胜塞尔维亚-匈牙利联军后,“虽然他连战场上的尘土都没有擦拭干净,脸上还沾满了汗水,但他还是出发继续征讨匈牙利人。”也就是说,在科尼亚特的陛下,对匈牙利人的进攻是在击败乌罗什二世后直接开始的。科尼亚特还说,在曼努埃尔进攻的时候,“匈牙利国王并不在国内,因为他正在和相邻的罗斯诸公国交战。”事实上这一点似乎也可以从金纳莫斯的说法中得到验证,根据他的说法,在突袭匈牙利之后,曼努埃尔得知盖萨二世已经成功击败了拜占庭的盟友——加里奇大公沃洛迪梅尔科,正在赶来迎击自己,于是便决定撤退。这些信息同样在德意志的编年史作者亨利·米格尔恩(Henry Mügeln)那里得到了证实,后者的作品完全独立于拜占庭的史学家。他说:“盖萨国王在罗斯地区的时候,希腊人皇帝曼努埃尔来到了匈牙利。”从俄罗斯的年鉴可以得知,匈牙利国王曾两次亲征罗斯地区,而且都是征讨加里奇大公。第一次是在1150年秋,然后是在1152年,盖萨二世对加里奇的沃洛迪梅尔科,试图为自己的盟友伊泽亚斯拉夫攫取更多的利益。问题是,这两次加里奇战争究竟哪一次是前文金纳莫斯、科尼亚特还有米格尔恩所提及的?换句话说,曼努埃尔究竟是在何时进攻匈牙利的?

关于这一事件的具体时间,相关文献提供了几种意见。有一种观点认为,拜占庭皇帝于1151年春天进军至匈牙利的锡尔米乌姆。然而这种说法不能与那三个资料相吻合——即曼努埃尔进攻的时候,盖萨国王正在罗斯地区作战,因为1151年春盖萨国王并不在罗斯地区。主流观点认为拜占庭皇帝率军攻打匈牙利的时候是在1151年秋天,根据这种观点,那么俄罗斯年鉴中所描写的加里奇战争实际上是发生在1151年秋。不过俄罗斯年鉴既然已经明确说了是在1152年,那么也没有理由将1152年发生的事情挪到151年。而且根据苏联最新出版的关于俄罗斯年鉴的专著,作者也提到盖萨二世对加里奇的第二次战争是发生在1152年。因此综合考虑,可以认定曼努埃尔进攻匈牙利的年份不可能是在1151年。所以持第三种意见的专家认为拜占庭就是在1152年进攻匈牙利的。

但与这个论点相矛盾的一个资料是源于一个修辞学家君士坦丁堡的米海尔的一段演说。他在1155年圣诞节发表的演说中赞美了曼努埃尔皇帝对匈牙利的进攻:“盖萨二世的掠夺让潘诺尼亚(即匈牙利)陷入了几乎空无一人荒凉,他征召了数以万计的军队,花了四年的时间来准备这场战役。”这意味着盖萨二世用了四年时间来进行战争准备,根据从金纳莫斯、科尼亚特还有修辞学家米海尔的说法,这次进攻发生在1154年秋。因此算上这四年的时间,曼努埃尔进攻匈牙利以及后续的停战协定是在1150年底至1151年初。如果采用这样的时间线那么一方面符合科尼亚特的说法,即皇帝在1150年秋击败乌罗什二世后直接率军进攻匈牙利,另一方面,它与金纳莫斯、科尼亚特还有米格尔恩关于曼努埃尔进攻时盖萨二世正在罗斯地区作战的说法相吻合。第三,他从时间上解释了金纳莫斯的说法,即当拜占庭军队开始从锡尔米乌姆撤退的时候,盖萨二世从罗斯地区赶回。这个时间线在俄罗斯年鉴里同样也是成立的,他们记载,匈牙利国王在1150年底左右从加里奇赶回后对伊泽亚斯拉夫写道:“希腊皇帝正领兵攻打我,所以在这个冬天以及来年的春天我无法援助你。”

1150年秋,在皇帝的指挥下,拜占庭军队在政府塞尔维亚迫使乌罗什二世臣服后对匈牙利进军。当时盖萨二世正率领王室军队在加里奇作战。显然,匈牙利国王和他的部队缺席这对皇帝的入侵计划是十分有利的,曼努埃尔也确实尽可能地利用了这一优势。拜占庭方面的资料列举了他们对匈牙利开战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根据金纳莫斯、科尼亚特还有修辞学家米海尔的说法——是因为匈牙利人是塞尔维亚人的军事同盟,他们曾向塞尔维亚人提供军事援助,帮助他们对抗拜占庭。同时金纳莫斯还指责匈牙利人攻击拜占庭的盟约——加里奇大公沃洛迪梅尔科,这同样清楚地证明在拜占庭看来盖萨二世在加里奇地区的军事行动是针对拜占庭的。最后,拜占庭方面认为对匈牙利开战的第三个原因是“匈牙利国王与‘海上暴君(罗杰二世)’之间的军事同盟”。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证明,匈牙利王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爆发的战争具有非常广泛的国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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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来自拜占庭的资料表明,曼努埃尔进攻匈牙利也带有复仇的性质。皇帝想教训和惩罚匈牙利人,因为他们在几个重要方面的行为违背了他的帝国利益。所以有些观点认为拜占庭进攻匈牙利开启了希腊对欧洲地区的干涉时代是非常不合理的。这段时期拜占庭在地缘政治上的政策开始在军事领域与匈牙利敌对。曼努埃尔的目的是要政府匈牙利王国,使其成为帝国的附庸。不过至少在现在,拜占庭的首要作战目标还是意大利而不是匈牙利,曼努埃尔在后续的军事行动也支持了这一说法。 拜占庭军队越过萨瓦河,占领了富饶的锡尔米乌姆省,在那里他们开始围攻塞姆林——匈牙利为了对抗拜占庭在贝尔格莱德地区部署的军事要塞。在围攻塞姆林的时候,曼努埃尔带着他的大军在整个锡尔米乌姆省大肆破坏,无情地洗劫了挡在他们面前的一切事物。在匈牙利军队投降之后,拜占庭人对这一地区进行了野蛮的掠夺,掳走了大量的居民,后来这些人在拜占庭的领地上定居。由于塞姆林的守军没有得到任何的救援,在重重围困之下他们只能投降并交出了堡垒,拜占庭士兵彻底洗劫了这个城镇。 在劫掠锡尔米乌姆之后,曼努埃尔放弃了塞姆林并开始撤退,这一事实明确表明了皇帝此时对领土扩张并没有下定决心。拜占庭人没有无限期地占领塞姆林的打算。当盖萨二世从加里奇回来想要迎击拜占庭军队时,他们已经撤走了。不过率军赶来的也只有贝罗斯男爵,他也没能与曼努埃尔交战,因为后者很快便撤退到了布兰尼切夫。此后鲍里斯王子在曼努埃尔的授意下继续劫掠匈牙利,率领一支拜占庭部队在蒂米什河(river Timiș/Temes)沿线劫掠和破坏,甚至还击退了一小支匈牙利军队。但是当盖萨二世率军赶来时,鲍里斯便又撤回了曼努埃尔的营地。皇帝在加固了多瑙河沿岸拜占庭城镇的防御工事后,派出使节与匈牙利国王达成了休战协议,然后班师返回君士坦丁堡,以一场恢弘的凯旋仪式来庆祝自己最近的胜利。这次休战协议很可能是在1151年初达成的。

在匈牙利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一个王位宣称者率领拜占庭军队去攻击匈牙利。然而与其观点相反的是,此时的拜占庭似乎并没有把实现鲍里斯的目标视为自己的任务。没有证据表明曼努埃尔是为了帮助鲍里斯上台而对匈牙利诉诸武力。 拜占庭之所以在这次战役里利用鲍里斯,是想警告盖萨二世他应该转变对拜占庭的敌对立场。鲍里斯的参战以及曼努埃尔的报复袭击的确影响了国王对内和对外的政策。内部影响是:盖萨二世在1152年底之前将自己的长子伊斯特万立为共治国王,并且同时承认自己的兄弟拉兹洛和伊斯特万拥有优先的继承权。他打算通过这些措施来确保统治阶级在继承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从而断绝鲍里斯能够夺取他王位的可能性。

1150-1151年拜占庭对匈牙利的进攻,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盖萨二世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不再对拜占庭采取军事敌对行动,使得反拜占庭联盟中巴尔干-多瑙河阵线陷入瘫痪,这也正是曼努埃尔最希望达成的目标。联盟中的其他成员,例如基辅大公伊泽亚斯拉夫还有罗杰二世等人都很清楚这一点。修辞学家米海尔说,当匈牙利惨败于拜占庭的消息传到罗斯和西西里岛后,伊泽亚斯拉夫大公“沮丧地低下了头,岛国人(罗杰二世)的手也放下了,他不再出海了。”无论如何,在拜占庭对匈牙利的战役之后,匈牙利人与诺曼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只有一位名叫阿尔达贝都斯(Adalbertus)作为使者在1152年前往西西里岛,标志着他们的关系恢复。可以推测,1150年曼努埃尔对匈牙利的战争也影响了盖萨二世1152年在加里奇的行动。他没有再听伊泽亚斯拉夫的意见,不再试图沃洛迪梅尔科的统治权。如果他继续像先前那样试图将加里奇纳入基辅大公的囊中,那么这不光会改变罗斯地区的现状,而且这显然对拜占庭相当不利,会激怒拜占庭皇帝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

在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战役后,曼努埃尔重新评估了局势,认为自己已经成功地摆平了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从而恢复了帝国在多瑙河-萨瓦河边疆的安全。所以很显然曼努埃尔认为他接下来的意大利战役将一帆风顺。于是,1151年3月,皇帝给他的日耳曼盟友发去消息,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对诺曼人的入侵。鉴于1151年春天,教宗尤金三世(Eugene III)已经与罗杰二世完全决裂,前者于1151年6月占到了日耳曼国王一边。所以康拉德三世和日耳曼王公们也决定开始意大利战役,并在1151年9月的维尔茨堡会议上宣布他们将于1152年秋进攻。然而1152年2月康拉德三世意外去世,3月腓特烈一世即巴巴罗萨被选举为国王。巴巴罗萨的上台意味着日耳曼-拜占庭关系发生了转折,使得意大利战役进一步被推迟了。

巴巴罗萨的当选使日耳曼帝国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加强了他们的全方位扩张主义。巴巴罗萨在1152年5月以仲裁者的身份干涉了的继承战争之后,在6月的雷根斯堡会议上提出了进攻匈牙利并附庸的计划。但据弗赖辛的奥托(Otto of Freising)说,“出于一些不可告人的原因”,国王的提议被许多日耳曼地区的王公们拒绝了。这些王公们很可能是因为韦尔夫家族的原因而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当时霍亨斯陶芬和韦尔夫家族之间的关系还很紧张。另一个原因肯定是此时的盖萨二世与一些重要的日耳曼领主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在1151年左右,匈牙利国王设法与奥地利侯爵亨利(Henry Jasomirgott)建交,这位奥地利侯爵兼巴伐利亚公爵同样也有意与匈牙利结交,因为随着康拉德三世去世,他在帝国内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他从韦尔夫家族与霍亨斯陶家族在王位争夺中所获得的好处也到头了。最后,还得考虑到在韦尔夫与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斗争趋于尾声的时候,巴巴罗萨得想方设法安抚前者,所以必然牺牲了一部分亨利的利益——毕竟他与盖萨二世自1146年便关系十分密切。所以,许多日耳曼王公们对巴巴罗萨想要进攻匈牙利并不感兴趣。事实证明,日耳曼帝国和匈牙利王国直接并没有发生冲突,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并不算友好。

在这一时期,匈牙利与威尼斯之间的关系也因达尔马提亚问题而变得紧张。共和国的达尔马提亚政策在一段时间内一直独立于拜占庭之外,与共和国12世纪40年代制定的关于亚得里亚海的政策密切相关,其本质是威尼斯将安科纳-扎拉以及安科纳-拉古萨以北的亚得里亚海地区视为自己的利益范围。拜占庭为了获得安科纳的控制权而与威尼斯在这一地区产生了冲突,从本质上损害了共和国在亚得里亚海的利益。这成为12世纪50年代威尼斯与拜占庭矛盾的焦点。同时罗马的教宗也支持大总督多梅尼科·莫罗西尼(Domenico Morosini)的政策。阿纳斯塔修斯四世(Anastasius IV)宣布匈牙利在达尔马提亚的统治是非法篡夺便证实了这一态度。教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态度,主要是由于当时罗马教廷与匈牙利王室之间的关系异常恶化。在教廷与匈牙利的矛盾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盖萨二世不允许教宗的传教士入境。在尤金三世的授意下,教廷特使们希望前往“蛮荒的匈牙利”以加强“教会的信仰与纪律”。因此,阿纳斯塔修斯四世站在威尼斯总督一边,试图加强威尼斯对其领土上教会的势力是可以理解的。因此,1155年2月,教宗将1154年秋建立的扎拉大主教区划归给了格拉多(威尼斯)大主教。自此,威尼斯治下的亚得里亚海地区在教会问题上得到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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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萨二世在位期间,1153-1155年是拜占庭与匈牙利对峙的下一个阶段,也是最后的阶段。匈牙利国王决定主动出击。金纳莫斯记载,他被先前的事件激怒了,直接陈兵多瑙河岸。历史学家还提到盖萨二世计划突袭多瑙河沿岸的拜占庭城镇。很显然,匈牙利国王希望对1150年曼努埃尔的突袭和劫掠进行报复。然而皇帝及时得知了盖萨的计划,在后者突袭拜占庭的领土之前,皇帝的军队也出现在多瑙河畔,最终在匈牙利国王的倡议下,他们决定议和。 根据和约,盖萨二世要为一万名匈牙利战俘支付赎金,其余的俘虏不用支付赎金便可以返回。据金纳莫斯称,这些时间发生在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死后(1154年2月26日),当时曼努埃尔和西西里的新任国王威廉一世之间并没能达成和解。

一些学者根据金纳莫斯的描述,将盖萨二世与曼努埃尔这次交战并签署和约的时间定在了1154年。其他一些学者认为这些事件发生在1152年,根据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商人阿布·哈米德(Abu Hamid)的记载可以排除1154年。1150-1153这三年期间,阿布·哈米德活动在匈牙利。这位穆斯林旅行者写道,拜占庭皇帝和匈牙利国王缔结了一项和约,许多匈牙利战俘从拜占庭的囚禁中获释。阿布·哈米德甚至还亲自采访了他们,希望能够了解他们在拜占庭的经历。 在拜占庭方面的所有资料中,只有金纳莫斯提及了拜占庭-匈牙利战争期间签署了一次和约,使得大量的匈牙利战俘获释。他记载这是发生在1154年初。然而,由于阿布·哈米德在1153年就离开了匈牙利,1153-1154年的冬天他是在罗斯地区度过的,所以和约显然只能出现在1154年之前。虽然金纳莫斯和阿布·哈米德的论点在1152年重合,但1152年似乎也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时匈牙利国王并不具备条件准备对拜占庭发动大规模进攻。1152年的上半年,盖萨二世还率军在加里奇作战。同时匈牙利国王也清楚滴意识到,腓特烈·巴巴罗萨在1152年夏意图威胁匈牙利。盖萨二世只可能在摆平罗斯地区的问题,并且来自日耳曼皇帝的威胁不再迫在眉睫之后,才会考虑进攻拜占庭。 因此可以推断,正是在1153年,当阿布·哈米德还在匈牙利的时候,匈牙利军队和拜占庭军队遭遇,然后两国君主签订了和约。盖萨二世在1152年左右派遣阿达尔贝都斯出使罗杰二世,这很可能是他准备进攻拜占庭之前所做的外交准备,当然也可能是为了接下来行动的打算。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1153年双方的和约正式宣告自1150年以来武装冲突告一段落。拜占庭历史学家记载,盖萨二世在和约中承诺,在他的余生里将不再和拜占庭的利益作对。这一点是用拜占庭式的外交语言记载的,它更多地反映了曼努埃尔的期待,而并非盖萨二世的实际意愿。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曼努埃尔相信腓特烈一世会支持他,于是放弃了和威廉一世的使节进行和谈。他派出了由君士坦丁·安杰洛斯指挥的舰队,对诺曼人发起进攻。然而这支舰队在1154年初春被诺曼人打得惨败。据金纳莫斯记载,此时皇帝得知“潘诺尼亚人的国王”(匈牙利国王)再次计划进攻拜占庭。这次盖萨二世选择主动出击,并且他还拉上了塞尔维亚大公与之结盟。曼努埃尔采取了对应的军事反击,准备向多瑙河进军,但最终在索菲亚与盖萨二世的使节达成了和解,再次避免了战争。鉴于此事,拜占庭皇帝转而进攻塞尔维亚大公乌罗什二世,要求他放弃与匈牙利结盟。根据拜占庭舰队被诺曼人击败的日期,他们和匈牙利在索菲亚又一次议和应该发生在1154年春。

到了1154年底,所有相关国家的外交和军事动员都已经达到巅峰,他们争夺的焦点还是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这两个地区对拜占庭来说都意义重大。1154年秋,神圣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展开了对意大利半岛霸权的争夺。这背后主要原因在于,腓特烈一世从加冕的那一刻起就重新规划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外交政策,他把日耳曼王公们的扩张野心和自己不切实际的想要成为世界霸主的计划结合在了一起。这位日耳曼国王和曼努埃尔一样,把自己视为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他把恢复查士丁尼、查理曼大帝还有奥托大帝的帝国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的外交政策比他的前任更加激进,他在外交上的这种趋势被称作“神圣帝国”,显然也体现在他与拜占庭的关系上。巴巴罗萨从根本上抛弃了他的前任康拉德三世与拜占庭的合作关系,拒绝承认拜占庭在意大利地区的领地。另一方面,这也公然违背了先前他们达成的塞萨洛尼卡条约。关于意大利地区的领土所有权问题将成为腓特烈一世与曼努埃尔之间矛盾的焦点。

腓特烈·巴巴罗萨对于国际形势的新诉求在1153年3月的康斯坦茨大公会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与教宗尤金三世达成了共识签订协议,该协议针对当时占据罗马的布雷西亚的阿诺德(Arnold of Brescia)、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还有拜占庭人。腓特烈一世和教宗在这份协议里达成共识,不会将任何意大利地区的领地让给拜占庭。如果曼努埃尔执意要进行再征服运动,他们将联合起来对抗他。与此同时,腓特烈一世在没有回报曼努埃尔任何领土的情况下依然接受了他对于诺曼人作战的援助。拜占庭皇帝坚持要以意大利南部的领土作为报答以开展他们的军事合作。因此,曼努埃尔在意大利地区的扩张主义和腓特烈一世从一开始便相互冲突,这也是为什么两位君主无法就他们原定计划的想要共同对付诺曼人一事达成共识的原因。1154年9月,巴巴罗萨独自展开了他的意大利战役,本着复兴罗马帝国的精神,他的最终目标除了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便是要消灭诺曼人王国,确立腓特烈在整个意大利地区的权威。然而这些目标在这场一直持续到1155年夏的战役中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如此,但腓特烈一世独自入侵意大利彻底打乱了曼努埃尔想要在意大利南部扩展拜占庭帝国势力的计划,这让他非常不安。所以他从1154年秋开始就加倍关注意大利地区的事态发展,同时开始为拜占庭进攻诺曼人做准备。

在准备意大利战役的时候,曼努埃尔却在1154年底被盖萨二世的进攻打了个措手不及,其原因是因为曼努埃尔的堂弟安德洛尼卡与匈牙利国王达成了协议。 安德洛尼卡的母亲是加里奇大公沃洛迪梅尔科的姐妹,父亲是约翰二世的弟弟Sebastocrator伊萨克·科穆宁,他在1152年于奇里乞亚被亚美尼亚大公托罗斯一世打败。此外,在曼努埃尔看来,他始终与外国统治者保持着可疑的联系。因此,皇帝认为应该将他的堂弟从奇里乞亚调离,并在1153年的某个时候任命他为尼什总督。然而作为统治贝尔格莱德、布兰尼切夫和尼什三镇的总督 ,安德洛尼卡却开始与匈牙利国王秘密解除,甚至还与腓特烈·巴巴罗萨暗通款曲。盖萨二世与安德洛尼卡达成协议,即安德洛尼卡将贝尔格莱德、布兰尼切夫和尼什交给匈牙利,作为报答,匈牙利国王将帮助他夺取拜占庭的皇位。协议中的另一部分可能还包含在匈牙利国王进攻的时候,安德洛尼卡将伺机刺杀皇帝。然而她的两次尝试都失败了,安德洛尼卡被波西米亚人、萨克森人还有其他民族的雇佣兵俘虏并囚禁——他们与波斯尼亚男爵波利克(Borić)的军队一起度过多瑙河,围攻布兰尼切夫,并劫掠附近的拜占庭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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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gazer
2020-09-19, 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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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努埃尔此时正在培拉贡尼亚(Pelagonia)着手处理西西里方面的事务,在1153年与匈牙利人于索菲亚签订合约之后,他们的再次进攻让他大吃一惊。但此时他无法大规模地调动军队,因此他派出迎击盖萨二世的军队相当少,而国王则率领王室亲兵——还有外国雇佣军和盟友增援——对拜占庭进行进攻。然而匈牙利国王明白,他与安德洛尼卡之间达成的协议已经不可能实现了,于是便放弃了对布兰尼切夫的围攻,开始撤退。在回程中他重创了袭击他们的拜占庭军队。在这场战役中有一位名叫伊斯特万的阿帕德家族王子率领着一小支匈牙利部队为拜占庭而战。贝尔格莱德的市民们听说拜占庭战败了之后,也想加入匈牙利人的军队,但却被另一支拜占庭军队给赶走了。之后盖萨二世便从贝尔格莱德撤回了匈牙利。因此对于匈牙利国王而言,无论是企图占领拜占庭的土地,还是希望插手拜占庭的继承争议,最后都没能得到任何好处。

1155年春,双方君主在多瑙河畔会晤。当时匈牙利国王正在和诺曼人国王威廉一世接触。除了修辞学家米海尔的记载之外,1154-1155年,盖萨国王还派遣了一位意大利人使者Tuscan Gentilis出使西西里,由此看来,匈牙利-诺曼似乎是恢复了针对拜占庭的联盟。拉什卡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可能也加入其中,因为1154年底,在匈牙利人的支持下,盖萨二世扶持德萨(Dessa)成为了塞尔维亚大公。然而1155年春,曼努埃尔又进攻匈牙利人,罢免了德萨,恢复了乌罗什二世的王位。 在与诺曼人协商的时候,盖萨意识到他在对付拜占庭一事上不能指望威廉太多,因为后者的形势现在也岌岌可危,一方面教宗阿德里安四世(Adrian IV)在1155年初抛弃他转而与腓特烈一世和解,另一方面是他自己手下的封臣们在1155年春发起了叛乱,使他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最终,盖萨二世对拜占庭的战争计划也遭到了他一部分支持者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决定放弃军事行动,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他与曼努埃尔达成了大约五年的和平。拜占庭皇帝之所以也倾向于议和,是因为他现在的首要任务是1154-1155年的意大利战役,同时他也为东方一些潜在的威胁而感到担忧。因此拜占庭皇帝和匈牙利国王在多瑙河畔缔结的和约是基于领土以及政治现状考虑的。

安德洛尼卡与盖萨二世的阴谋、后者对拜占庭的进攻,以及双方君主之间和约的缔结,至今疑点颇多。有学者推测,盖萨和安德洛尼卡于1153年结盟,而1154年上半年匈牙利人发起进攻,到了1155年双方君主在多瑙河畔缔结了合约。也有人认为,1154年匈牙利国王和拜占庭皇位的宣称者才开始合谋,之后导致了盖萨在1155年春进攻拜占庭领土,而到了1156年上半年,双方君主才开始议和。

在现有资料的帮助下,我们可以通过倒退来解决这个时间顺序问题,也就是说先确定后来发生的事件的日期。除了拜占庭的历史学家金纳莫斯和科尼亚特,塞奥多尔·普罗德莫斯、亨利·米格尔恩和修辞学家米海尔也对这一系列事件进行了论述。在建立时间顺序时,首先要记得在1156年1月26日召开的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上,除了安条克牧首Sothericus Panteugenus之外,修辞学家米海尔也因为对圣餐教义的异端解释而被谴责和逐出教会。因此,这位演说家不可能在1155年后为曼努埃尔皇帝就双方君主签订和约一世发表演说。这意味着盖萨与曼努埃尔在多瑙河畔缔结和约是在1155年而不是1156年。由于金纳莫斯提及曼努埃尔是在春天率军前往多瑙河,所以和约应该是在1155年上半年签订,而先前的所有事情都应该发生在1154年。

在确定1154年所发生事件的日期时,应该考虑如下因素。从金纳莫斯处可得知,1154年曼努埃尔与盖萨的使节在索菲亚达成了协议,而科尼亚特则说,在索菲亚会谈后,拜占庭人进攻塞尔维亚大公,试图要求其解除与匈牙利人的同盟关系。之后皇帝回到君士坦丁堡,而盖萨在上述事件之后又一次发动进攻。更准确地说,从金纳莫斯的资料中可以确定,在匈牙利人撤退之后,曼努埃尔皇帝就去韦里亚(古称Beroea,今希腊Veria)过冬了。综上所述,最可能的解释是,盖萨二世根据1154年上半年与安德洛尼卡达成的协议,于1154年秋末开始进攻拜占庭,并在1154年年底前撤回匈牙利。1155年上半年他们在多瑙河畔签署的和约标志着盖萨二世统治时期匈牙利与拜占庭的对峙局面已经宣告结束。1148至1155年是12世纪匈牙利和拜占庭关系最动荡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两国在多条战线上相互交锋。他们在罗斯地区的内部斗争中支持相互的双方,从而间接地产生了对抗。这种对立关系发展到高潮无疑是双方的直接交火。匈牙利国内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一致认为是曼努埃尔希望获得世界霸权,所以他旨在使匈牙利臣服,他的阴谋诡计才是导致这种对抗的原因。然而我们在上文详细讨论了这些事件后,发现这样的解释并不成立。是匈牙利王国主动卷入了与拜占庭的军事冲突,而且它甚至还希望插手拜占庭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侵占拜占庭的领土。 这些资料让我们似乎有必要对匈牙利与拜占庭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时期匈牙利的政治、军事力量进行重新评估。另一个问题在于,这一时期的匈牙利在欧洲政治的许多领域都扮演着如此积极和主动的角色,却只能维持很短的一段时间。匈牙利在国外的政治活动中消耗了大量精力,下一阶段必然会面临来自国内的重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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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gazer
2020-09-20,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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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V: Hungarian pretender princes in Byzantium

在大约1154-1155年之交,曼努埃尔派遣特使前往意大利来组织对诺曼人的战役。1155年春,拜占庭的军队出现在了亚平宁半岛。此时拜占庭皇帝还没有放弃恢复塞萨洛尼卡条约的想法,希望与巴巴罗萨一起向威廉一世的王国发动进攻。.

与此同时,巴巴罗萨的第一次意大利战役也接近尾声。腓特烈一世在与教宗阿德里安四世续订康斯坦茨条约后于1156年6月进军罗马,于是教宗按照他们先前的约定,于6月18日将他加冕为皇帝。作为报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镇压了罗马地区的反教宗共和运动,并将布雷西亚的阿诺德交给了教宗,后者随即被保民官(tribune)处死。这时巴巴罗萨已经离开了罗马并向北上返回德意志地区,途中他遇见了曼努埃尔派来的使者。腓特烈一世拒绝加入拜占庭对诺曼人的作战计划,于是拜占庭在没有巴巴罗萨参与的情况下对威廉一世单独开战了。然而教宗阿德里安四世却加入了这场战役,因为腓特烈一世离开后他在罗马的地位又不甚稳固,诺曼人国王开始进攻教廷领地。也许正是在这个时候,曼努埃尔向教宗传达了他关于希望东西方教会联合的想法。教宗和拜占庭皇帝之间的联盟因威廉手下一些诺曼人领主们的反叛而进一步加强了,1155年夏末,一场针对威廉一世的大规模战争爆发。盟军在1155年下半年和1156年初取得了显著的胜利,威廉的国家从安科纳到布林迪西的一大部分都被拜占庭占领了。1156年4月15日曼努埃尔开始围攻布林迪西,这也是诺曼王国在南意大利最重要的港口之一。然而威廉一世在1156年初平定了西西里贵族的叛乱,带着大军和舰队返回了布林迪西。

拜占庭在意大利取得的成果对腓特烈一世来说是个非常不好的消息,他希望将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利扩展到整个意大利,正如康斯坦茨条约中表明的那样,他不会允许拜占庭征服意大利南部。曼努埃尔和腓特烈一世在意大利的利益所产生的对立性矛盾再次激化,1156年6月,腓特烈一世在维尔茨堡(Würzburg)甚至决定向曼努埃尔在意大利发起进攻,从而帮助他讨厌的诺曼人国王威廉——然而主要目的是为了阻止拜占庭重建其在亚平宁半岛上的势力。巴巴罗萨是如此的愤怒以至于甚至没有在维尔茨堡接见拜占庭皇帝的使节。然而,在得知拜占庭人在5月28日被威廉的军队在布林迪西打得大败后,腓特烈在1156年7月又愿意接见曼努埃尔的使节了,而且放弃了在意大利进攻曼努埃尔的打算。在纽伦堡会议上,拜占庭的特使来到了腓特烈一世的宫廷,商议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其一是腓特烈一世打算和拜占庭联谊,而另一个则是曼努埃尔提议双方共同进攻匈牙利。腓特烈·巴巴罗萨在这些事件中所采取的立场表明,由于他们双方的霸权主义野心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所以两位皇帝之间不可能进行实际上的合作。日耳曼君主早在1153年便提出了希望与拜占庭联姻的想法,多年以来,关于腓特烈一世与sebastocrator伊萨克·科穆宁的女儿玛丽娅·科穆宁的婚姻谈判一直拖到现在。这个联姻的目的本是为了加强拜占庭与日耳曼之间的联盟。然而,1155年的事件表明腓特烈一世和曼努埃尔在意大利的目标完全对立,于是日耳曼皇帝便拒绝与拜占庭公主联姻。1156年6月,巴巴罗萨娶了上勃艮第(Upper Burgundy)的女继承人贝阿特丽丝(Beatrice),于是原本归法兰西统治的勃艮第和普罗旺斯也并入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这当然也加剧了法兰西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矛盾。

至于曼努埃尔提出的两国应于1156年9月联合进攻匈牙利的主张,似乎并不是拜占庭君主打算“牺牲自己在意大利地区的利益来维系希腊-日耳曼对匈牙利的联盟”,毕竟一直以来两个帝国都没有真正成立反匈牙利的联盟。事实上,曼努埃尔的这个提议是在1156年春,也就是拜占庭在意大利占据优势的时候提出的,这表明1155年匈牙利和拜占庭之间达成的和约其实一文不值。他旨在转移腓特烈一世对拜占庭在意大利地区利益的关注度,侵占一部分神圣罗马帝国的权益,而曼努埃尔将于教宗和诺曼人的叛军一同继续进攻威廉一世。曼努埃尔提出这个建议其实还传达了他的一个想法,只要巴巴罗萨能够承认他在意大利地区的利益,那么曼努埃尔就会支持神圣罗马帝国在匈牙利地区扩张。巴巴罗萨拒绝了曼努埃尔的提议,因为显然他认为意大利比匈牙利要重要得多,而且他早就在1156年就决定要在1158年夏发动下一次意大利战役,这表明巴巴罗萨绝不会容忍拜占庭在意大利或匈牙利取得利益——即便是双方联合行动也不行——而且很明显,如果曼努埃尔提议对匈牙利的联合作战最终取得了成果,那双方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平分匈牙利的领地,因为先前的塞萨洛尼卡条约也协定过双方关于意大利南部诺曼王国的领地分割问题。

曼努埃尔能够主动向巴巴罗萨提出对匈牙利联合作战,这直接体现了匈牙利与日耳曼帝国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张。1146年匈牙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开始恶化,巴巴罗萨在1156年将奥地利升格为公国也证明了这一点。此举消除了自1152年以来一直困扰腓特烈一世的关于霍亨斯陶芬家族与韦尔夫家族之间的对立问题。德意志的统治者意识到如果不统一这些诸侯国们,那么他的扩张主义外交政策就不可能继续实行。因此,腓特烈一世自登基以来就一直致力于解决韦尔夫家族和霍亨斯陶芬家族之间的矛盾。1152年,在满足了韦尔夫六世的宣称之后,他又在1154年6月的戈斯拉尔会议上承认了狮子亨利对巴伐利亚的宣称。但同样对巴伐利亚有宣称权的奥地利侯爵巴本堡的亨利却对此感到不满,他甚至拒绝参加腓特烈一世的第一次意大利战役。于是作为对巴本堡的亨利失去巴伐利亚的补偿,1156年9月17日,巴巴罗萨将奥地利升格为公国。

然而这种特权在针对匈牙利作战时也是一种优势,因为奥地利公爵必然会支持皇帝对匈牙利的战争。毫无疑问,此时匈牙利王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紧张的关系随时可能引发战争。

导致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巴巴罗萨的扩张主义政策。他早在1152年就已经考虑要让匈牙利臣服。根据他在1155年提出的构思,他要竭力扩张他的宗主权,以扩大对其各邻国的影响力。1157年在波兰发生的事件表明他向东扩张的态势越来越强烈。波列斯瓦夫四世(Boleslaw IV)试图结束他对腓特烈一世的附庸地位,于是1157年夏,腓特烈一世进军波兰,迫使波兰的统治者向他效忠,每年向他上贡,并承认他对波兰的宗主权。现在盖萨二世的王国面临着十分艰难的处境,因为他既要面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进攻,又要应付其与拜占庭帝国双方潜在的联合趋势。因此盖萨二世为了缓解压力,试图主动该站匈牙利与西方(日耳曼和波西米亚)的关系。转折发生在1157年。在布拉格主教,也是巴巴罗萨最为信任的顾问之一丹尼尔出使匈牙利之后,波西米亚和匈牙利之间建立了王室联姻。波西米亚国王弗拉迪斯拉夫二世(Vladislav II,神圣罗马帝国最强大的盟友之一)之子腓特烈娶了盖萨二世的女儿伊丽莎白公主为妻。丹尼尔主教此行的另一个收获是,盖萨二世在1157年夏为巴巴罗萨的意大利战役提供了一支匈牙利军队进行援助。没过多久,到了秋天,匈牙利的使臣拜谒腓特烈一世的宫廷,并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带来了匈牙利国王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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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gazer
2020-09-20,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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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匈牙利-日耳曼和匈牙利-波西米亚关系的确立,匈牙利在外交方面的活跃阶段结束了。盖萨二世统治的之后几年里,匈牙利的外交政策与前几年相比显得更加温和与克制,并继续加强了同西方国家,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联系。 盖萨二世与巴巴罗萨的和解主要是基于战略上的考虑,但他的外交策略之所以会呈现这样的新趋势背后还有其他的原因。

在先前的阶段里,匈牙利在国际事务上在财政、军事还有政治等方面的投入为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这些年里,国家的资源无法在不产生破坏性后果的情况下满足这些需求。一些资料指出,王室主要承担了大量的战争开支。大约在1151年左右,在罗斯战争和拜占庭战争期间,国王从潘诺哈尔玛(Pannohalma)修道院院长那里借贷了40银马克用于支付他与奥地利侯爵的费用。这可能是由于匈牙利的货币流通比例不高而导致国王手中可支配的现金很少,也可以说是对罗斯地区还有对拜占庭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金钱,导致盖萨二世的现金资产减少。修辞学家米海尔的一次演讲中也有一句话提及,支付雇佣军的工资、给陌生人买礼物,还有为1154年秋的进攻做准备,都使得匈牙利国王的财富大大减少。这些经济上的困难显然警告了盖萨,在确定外交政策时不应忘记考虑国家的财政能力。

另一个起到关键作用的影响是匈牙利的内政问题。现在的执政集团自1131年夺权至12世纪50年代初都还很团结,但随之产生的内部冲突破坏了统治阶级的团结。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匈牙利的贵族们在理解某些外交政策举措的必要性上并不总能达成一致,尤其是对外战争,这很有可能是导致他们分裂的原因。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主教们的态度,他们劝阻国王不要继续进行他原定计划中的一次战役——很可能是1155年针对拜占庭的战役。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之间关于最高权利的争夺也愈演愈烈,他们开始争夺王位的继承权,由盖萨二世的兄弟之一伊斯特万王子发起。

继承了弗赖辛的奥托的工作的拉赫文(Rahewin)说,1152年前后盖萨二世试图解决这一矛盾,但仅仅是给伊斯特万提供了王子的待遇,并没有授予他领地和实际权力,这让他很不满意,于是他想夺取王位,开始召集他的朋友和追随者们密谋。他还说,伊斯特万的主要支持者是他的舅舅贝罗斯男爵,他对王子非常钦佩。伊斯特万和他的追随者们策划了对盖萨的刺杀活动,“由于他们不恰当的行为”,国家来到了内战的边缘。国王和他身边的人当然不会袖手旁观这一切,他们先是开始迫害伊斯特万的追随者们,接着王子本人“作为国家公敌”被流放,后来还被判处死刑。伊斯特万因为“其兄长的残酷无情”而套到了腓特烈一世皇帝的宫廷。其他的资料来源没有提及伊斯特万曾试图阴谋夺取王位。在拜占庭方面的资料中,金纳莫斯只说盖萨二世对伊斯特万恨之入骨,而科尼亚特则说伊斯特万在一个亲戚的追杀下逃离了他的国家。尽管如此,来自拜占庭历史学家的信息基本上与拉赫文所说的盖萨与伊斯特万之间关系恶化的情况相吻合。

由于几个原因,这些时间的日期在有关文献中显得相当模糊。首当其冲的原因是,拉赫文的著作是唯一详细叙述了盖萨二世和伊斯特万王子之间冲突的,但却并没有具体说明这些事件的具体日期。大多数试图确认这个时间节点的学者们都把金纳莫斯的一段话作为出发点。金纳莫斯认为这和1154年盖萨二世与安德洛尼卡合谋的进攻有关,当匈牙利人在贝尔格莱德的河边准备撤军的时候,遭遇了拜占庭将领Basil Tzintzilukes率领的军队。在这支部队中,最先逃跑的是与拜占庭人并肩作战的匈牙利人,他们“由盖萨的儿子伊斯特万率领”。

金纳莫斯著作中这段关于伊斯特万的说法在学者之间引发了很多争论。不过他们至少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金纳莫斯弄错了他们的亲属关系。因为在1154年盖萨二世也就大约24岁,他不可能有一个年龄足够能上战场的儿子,更不用说还单独指挥一支部队了。所以根据这一合理推论,学者们对在拜占庭军队在的伊斯特万的身份有两种看法。

根据最广泛的观点,也是匈牙利现代史学界持有的观点,这个伊斯特万就是盖萨二世的弟弟伊斯特万王子。因此他最迟在1154或1155年就已经到了拜占庭。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当时他对盖萨二世的阴谋就已经失败,换句话说,他的夺权企图应该是在1154-1155年之前。持这种观点的人普遍认为,在匈牙利与拜占庭停战并达成合约之后,伊斯特万王子离开拜占庭去了腓特烈一世的宫廷。

另一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金纳莫斯不仅弄错了他们的亲属关系,甚至连拜占庭军队中的匈牙利人指挥官名字都弄错了。他们认为这个人应该是科洛曼的儿子鲍里斯,而且他在这场战争中送了命。这些历史学家对伊斯特万王子的下落意见不同,有人说他在鲍里斯与匈牙利人作战时就已经在巴巴罗萨的身边了,还有人坚持认为,伊斯特万与鲍里斯一起在拜占庭作战过,在1158年左右去了腓特烈一世那里。最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伊斯特万王子在1156年末或1157年初谋杀盖萨二世未遂后,就直接从匈牙利逃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里。

然而这两种说法都不能完全被接受。作为当代历史学家的金纳莫斯似乎不可能对他所熟知的,并在当时的匈牙利和拜占庭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鲍里斯与伊斯特万王子等人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金纳莫斯对鲍里斯很熟悉,后者经常造访拜占庭而且还娶了一位拜占庭的妻子。他对伊斯特万王子——也就是后来的伊斯特万四世的生活也特别了解。他知道伊斯特万是盖萨二世的弟弟,而且伊斯特万在曼努埃尔的匈牙利政策中占据了非常特殊的地位,作为御前秘书的金纳莫斯也密切关注了与伊斯特万四世有关的事件。例如1165年夏,金纳莫斯也参加了塞姆林战役,这也是曼努埃尔为了伊斯特万四世的死而向匈牙利发起的报复性战役。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他怎么会弄错盖萨二世与伊斯特万王子之间的亲戚关系。

所以前文金纳莫斯提及的似乎是指第三个人,金纳莫斯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他的身份。她说在1164年匈牙利和拜占庭战争结束后议和的时候,1163年被废黜的伊斯特万四世有一个也叫伊斯特万的堂表兄弟,当时他在拜占庭一方。 这个伊斯特万据说和前任国王【指伊斯特万四世】十分相似,他穿着伊斯特万四世的盔甲指挥军队。即便是伊斯特万四世身边的人也会把他认成对立国王,于是他被叛徒抓住,献给了伊斯特万三世。这两位伊斯特万是如此的相似,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年龄想必也差不多,也就是说,在1154年,伊斯特万王子的堂表兄弟和他一样大约20-22岁,而这个年纪是有可能作为一支军队的指挥者的。

那么可以推断,1154年在拜占庭军队中作战的伊斯特万和1164年被提到的伊斯特万四世的堂表兄弟是同一个人。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以帮助确认这位伊斯特万四世的堂表兄弟伊斯特万的确切身份。一个大胆的猜测是,这个伊斯特万是鲍里斯的次子,出生于12世纪30年代初,大约于贝拉二世的第三个儿子——即伊斯特万四世同时出生。他们之间的共同关系可以追溯为,他们都是盖萨一世国王的曾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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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gazer
2020-09-20,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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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对1154年在拜占庭军队中与盖萨二世作战的伊斯特万的身份认定,可以推断出那时未来的伊斯特万四世并不在拜占庭。这与拉赫文的资料相吻合,他说伊斯特万王子在他的阴谋被发现后便被流放,然后逃往腓特烈一世的宫廷,让自己处于皇帝的保护之下。 拉赫文不知道伊斯特万王子在抵达神圣罗马帝国的宫廷之前在拜占庭呆了多久,但他说1158年1月之后伊斯特万王子去了拜占庭。要确定伊斯特万王子逃往神圣罗马帝国的具体时间,那么就得看拉赫文写的这段话——在盖萨二世得知他的弟弟图谋篡权,而且贝罗斯男爵还是他的主要支持者时,国王“公开指责的并不是他(伊斯特万),而是他的朋友和追随者们,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和言行认为是犯下了大逆不道的罪过”。这意味着盖萨二世首先开始寻找并迫害伊斯特万的朋友和亲信们。自然,贝罗斯亲王首当其冲要面对国王的怒火。这件事的日期可以通过匈牙利方面的文献来确定。事实上,“贝罗斯亲王”在盖萨二世统治期间的1157年3月以comes palatinus的头衔出现在正式的宪章中。这表明在此的不久之后,贝罗斯很可能就因为与伊斯特万王子的关系而失去了国王的信任,可能就是在1157年夏他不得不离开匈牙利。根据拉赫文的描述,很显然除了伊斯特万王子的主要支持者外,国王最怨恨的应该还是他的弟弟,他的弟弟曾试图谋杀他,在失败后直接逃往了腓特烈一世的宫廷。所以综上所述,伊斯特万王子很可能是在1157年夏的某个时候离开了匈牙利,因此他想要夺权的阴谋可以追溯到1156-1157年,或者更确切的说是1156-1157年之交的时候。

这位王子和之前的王位宣称者鲍里斯一样,寻求神圣罗马皇帝的保护,希望他帮助自己反对盖萨二世。腓特烈一世“以其作为罗马皇帝的尊严和权威”要求对匈牙利王位之争进行仲裁,并派遣使者到盖萨国王那里。匈牙利国王也接受了腓特烈作为仲裁者,他派遣主教格瓦修斯(Gervasius)和海德里希(Heidrich)男爵作为自己的使者代表他们的国王出庭。在1158年1月的雷根斯堡会议上,伊斯特万王子和匈牙利国王的使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皇帝却推迟了对匈牙利问题的裁定。这意味着至少这段时间内,巴巴罗萨采取了有利于盖萨二世的立场。有资料说皇帝甚至考虑过让盖萨和伊斯特万王子分割匈牙利的领地——就像他在1152年的丹麦所做的那样——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神圣罗马皇帝显然不希望在他计划于1158年夏发起第二次意大利战争之前,在无关紧要的外交问题上纠缠不清。当然,他的态度很显然也是受到了盖萨二世近期对帝国态度友好转变的影响。因此,匈牙利国王的举措是十分机智的,他精明的政策不仅避免了日耳曼人对他国家的扩张活动,还使得他的王位不至于被伊斯特万和他的党羽们夺取。盖萨二世对神圣罗马帝国态度的转变几乎与他和伊斯特万王子冲突的爆发是同时的,这说明内部的权力斗争对他改变外交策略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腓特烈一世决定“推迟对(盖萨二世与伊斯特万之间的争斗)的裁决,直到更合适的时机”,这为他自己确保了今后对匈牙利国王继续在政治上施加压力的可能性。

现有的资料并不足以准确推断伊斯特万试图夺权的冒险尝试背后究竟有多少力量支持着他。拉赫文在谈到这个阴谋时提到伊斯特万有许多朋友和辛勤,但其中只有贝罗斯的名字被明确列出。匈牙利和外国的大量资料正, 作为盖萨二世的舅舅,贝罗斯在大约15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匈牙利在国内外政治活动中的杰出领袖人物,直到1157年。众所周知,1144年他在罗斯地区征战,1146年他与国王一起击败了奥地利公爵亨利,1149年他也在促成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结盟对付拜占庭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150年底他与曼努埃尔作战,并且他大约在同一时间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基辅大公伊泽亚斯拉夫的兄弟,以巩固匈牙利-沃里尼亚和基辅的联盟。在王室的宪章中他被冠以comes palatinus 的头衔(在1152和1157年),还有作为男爵(ban)的头衔(1150,1151,1152和1156,1157),是王国内部最重要头衔的持有者。他的家族与阿帕德王朝之间关系密切,除了之前提及的资料之外,他也受封过公爵(dux)。此外,贝罗斯很可能作为领导者与伊斯特万王子联手发起了另一个针对盖萨二世的阴谋。他参与这一阴谋表明了在伊斯特万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拥有相当力量的政治集团在支持他;换而言之,在统治阶级中有着不容小觑的一群人在反对盖萨二世的统治。

盖萨和他兄弟之间对王位的争夺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在匈牙利历史上已经发生过数次。当国王在物质资源和政治权利远超过贵族们时,贵族中的不满分子便会试图通过煽动王室内部不和的方式,为增加自己的经济、政治权利创造更有力的条件。伊斯特万王子的个人野心与那些对现有政治条件不满的贵族们试图做出改变显得不谋而合。统治阶级中的不同群体——包括教士和世俗阶层——的代表很可能会团结在他身边。可以推测,在这场争端中关于外交政策问题一定也是他们矛盾的一个焦点。伊斯特万和贝罗斯很可能与他们身后的一些大贵族们在拜占庭和塞尔维亚问题上与盖萨二世持有不同意见,他们或许希望继续与拜占庭对抗。也许这就是这位王位宣称者首先去找了腓特烈一世的原因,不过最后他还是可能在1158年经由威尼斯去了拜占庭,希望拜占庭皇帝能够保护他。这也表明伊斯特万王子夺取王位大概更多的只是单纯想夺权,而并非他与盖萨二世在外交政策上的政见有多么不和。

1158年的意大利战争以拜占庭的失败而告终。仅仅依靠拜占庭帝国的力量是无法战胜诺曼人的,而且曼努埃尔的盟友们也逐渐放弃了对威廉一世的战争。布林迪西战役之后,教宗阿德里安四世与诺曼人签订了和约,折让曼努埃尔很受打击。在1156年6月的贝内文托条约中,诺曼人国王向教宗宣誓效忠,而作为回报,教宗则正式承认威廉为国王,将意大利南部授予他作为藩属领地。 威廉一世于1156年征服了热那亚,而先前反叛的诺曼人贵族也相继被他击败或臣服于他。而拜占庭皇帝在1157年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宣告失败,于是1158年,在教宗的调停下,曼努埃尔与威廉一世达成了长达30年的和平协议。于是曼努埃尔、教宗阿德里安四世还有威廉一世现在聚在了同一阵营,以期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腓特烈一世。

尼基塔斯·科尼亚特提到,伊斯特万王子在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受到了曼努埃尔皇帝的热烈欢迎而且授予了很多尊贵的荣誉。其中一个重要事实便是曼努埃尔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让他娶了他的侄女——sebastocrator伊萨克的女儿玛丽娅·科穆宁,皇帝先前曾希望她嫁给腓特烈·巴巴罗萨,现在将她嫁给了伊斯特万。 尽管伊斯特万受到了盛情款待,但曼努埃尔并没有立即为他和他的党羽在匈牙利的计划提供任何帮助。毕竟在这些年里匈牙利的事务并不在曼努埃尔的计划之内。1158年曼努埃尔开始将目光转向东方,直到1161年他都在忙于处理罗姆苏丹国、摩苏尔酋长国还有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公国,这些都是帝国在东部的扩张要面临的潜在威胁。而且他还在关注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使1158年曼努埃尔不得不离开意大利,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在意大利南部恢复拜占庭统治地位的想法,因此,即便在他向东扩张的这几年里,他也依然牵挂着意大利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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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8年夏,腓特烈一世发动了他的第二次意大利战役,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162年夏。这次意大利战争与他的霸权主义愿望有关,他希望称霸整个中世纪的世界。他认为神圣罗马帝国继承了罗马帝国,因此把自己看作是罗马皇帝的继承者。因此,他在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恢复帝国的权威,而他的反对者主要是北意大利的城邦们,这些城邦希望捍卫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他们之所以如此激烈地反对,是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希望废除这些城邦的政治特权,并以其发达的自治制度在经济上征服这些城邦。这些城邦的财富使得他们成为了当代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对于腓特烈一世而言,如果能够获得这些城邦的财富,那么就能够为他进一步的政治扩张行动提供物质基础。以米兰为首的伦巴第城邦们对皇帝进行了抵抗,然而腓特烈一世在几个星期内就制服了他们,1158年9月初,米兰也不得不投降了。盖萨二世按照他在1157年给出的承诺,派遣了大约500名弓箭手加入腓特烈一世的阵营,和匈牙利部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奥地利公爵亨利以及波西米亚的军队,他们一同参加了米兰附近的战斗。

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之后,腓特烈一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在意大利实行基于皇帝无限权力的新政治制度。于是1158年11月的隆卡利亚(Roncaglia)会议上在博洛尼亚律师们的帮助下,以罗马古代法律和查士丁尼的法律为基础,确定了帝国的权威,旨在使意大利各城邦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臣服于他。 根据隆卡利亚会议达成的内容,统治城邦的执政官(podestàs)将由皇帝亲自任命并听命于他;新的税收制度意味着对城邦的经济进行严重的剥削,但它将为国库带来大量的收入;为了确保皇帝对意大利地区的控制,城邦中还将安置驻军。米兰和克雷马(Crema)拒绝接受隆卡利亚会议的内容,并在1159年1月发动了叛乱,这使得腓特烈一世不得不在1159年夏前去平定他们。教宗阿德里安四世也支持这些城邦,因为他无法接受腓特烈的观点,即主教应是皇帝的附庸,对皇帝拥有不同的封建义务。威廉一世对这些城邦的态度与教宗类似。与此同时,盖萨二世——根据资料描述——“一听到米兰人胆大妄为的行径后,便派特使前往腓特烈一世的宫廷,主动向皇帝承诺将提供比之前更丰厚的援助”。这毫无疑问证明了匈牙利国王自1157年决定站在腓特烈一世一方之后,一直到1159年也依然态度坚定。

到了1160年1月,经过七个月的战斗,腓特烈一世终于平定了克雷马的叛乱,但是他不能继续对米兰动武了,因为这时他疲于应付1159年秋罗马教会的分裂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这一分裂后来也成为了影响整个欧洲的重要政治事件。教宗阿德里安四世自1154年(布林迪西条约缔结之时)便反对腓特烈一世,后与1159年9月初去世。腓特烈一世想利用他去世的机会,来扶植一个更听命于皇帝的人登上教宗的圣位。然而绝大多数的红衣主教在诺曼人国王的支持下,选择了一位已故教宗的支持者——枢机主教罗兰(Cardinal Roland),后成为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只有少数人选择了腓特烈一世想要支持的奥克塔维安(Octavian)【我认识这个词儿是屋大维,但我认为如果叫屋大维的话具有特指性,这不是一个通常的翻译,如果是个其他什么人叫这个名字还是应该直接音译】,即后来的教宗维克多四世(Victor IV)。枢机主教罗兰早在1157年的贝桑松(Besançon)会议上针对帝国与教廷之间的争斗问题就已经宣布了教宗的地位应当是至高无上的。他的当选让腓特烈一世感到了威胁,作为亚历山大三世,他很可能会延续阿德里安四世的政策。因此皇帝拒绝承认他是合法的教宗,并竭力诱导基督教世界的君主们接受自己提名的教宗。

腓特烈一世在教会分裂问题一事上的态度与他登基之后一直奉行的教会政策密切相关,这也是他在政治上试图恢复罗马帝国的努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新政治路线(即神圣帝国)也体现在他对教会和罗马教廷的政策上。1122年的沃尔姆斯条约使教廷与帝国之间的第一次斗争告一段落,但自腓特烈一世执政以来,由于他完全无视该协约,导致沃尔姆斯条约在他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里成了一纸空文。他自己任命主教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封建附庸。到了1157年,帝国政府阐述了“皇帝和帝国的神圣属性”,即皇帝拥有无限的皇权,且只对上帝负责。有人宣称,既然君权神授,那么皇帝就只需对上帝负责,而且作为教会的保卫者,他声称自己的地位要高于教会。与此同时,教廷则宣扬自身的权利至高无上,将皇帝的权利视为教廷的恩赐,要求皇帝服从于教会,因为他只是教会谦卑的战士。于是腓特烈一世的政策开启了帝国与教廷之间的第二轮争斗。他在这次教会分裂中的首要目的是通过让维克多四世成为教宗,来使得教廷从属于帝国。如果他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那么皇帝就可以利用教廷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将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影响力扩展到整个欧洲。这就是为什么这场看似简单的教会分裂问题,却变成了一个对欧洲列强们相当重要的政治问题。所有反对腓特烈一世成为世界霸主的国家都相继承认亚历山大三世为合法教宗,并且神圣罗马皇帝所拥立的维克多四世视为非法教宗。除了帝国境内的领主们之外,就只有丹麦、波兰和波西米亚这些附庸国从一开始就支持奥克塔维安当选。

到了1160年初,腓特烈一世召开了一个会议试图结束这次分裂。帕维亚大公会(The Council of Pavia)也邀请了匈牙利的使节,然而这次会议不仅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使得这次分裂巩固和延续了下去。与会人员由维克多四世的支持者们,还有一些君主的使节,如英格兰、法兰西、丹麦、波西米亚还有匈牙利组成,他们一致认为维克多四世才是合法教宗,并将亚历山大三世与其支持者们开除教籍,逐出教会。于是1160年3月,亚历山大三世也将维克多和腓特烈一世开除教籍。到了这一年年底,亚历山大背后支持他的势力集团也逐渐明确了。他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伦巴第城邦们、西西里的诺曼王国、威尼斯共和国的支持,而到了1160年底,耶路撒冷王国也加入支持他,同时他还得到了卡斯提尔、挪威和爱尔兰的承认。之后,1160年秋的图卢兹大公会上,英格兰和法兰西也正式站在了他这一边,这对亚历山大三世意义非凡。而且从盖萨二世在1161年初与路易七世的通信可看出,他们(英格兰、法兰西)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匈牙利的态度。

历史研究似乎并没有对这一重要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详细说明盖萨二世在这次教会分裂的不同阶段持怎样的态度。很可能在一开始,匈牙利国王就倾向于支持维克多四世。 因此在1160年2月的帕维亚大公会上,盖萨二世的代表签署了承认维克多四世为罗马教廷合法教宗的决议。然而不久之后的事实证明,这并不是匈牙利国王最终的决定。1160年的复活节,盖萨二世采取了保留和观望的态度,对腓特烈一世和教宗维克多四世派来的使者布拉格主教丹尼尔做出了含糊的回应。即便如此,在1160年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依然相信匈牙利会支持维克多四世。1160年期间,匈牙利的统治者也与亚历山大三世保持着联系,与教宗的使者谈判讨论是否承认亚历山大三世。1160秋的图卢兹大公会后,盖萨二世和他身边的顾问们在谨慎评估欧洲的政治态势之后,决定还是支持亚历山大三世。这也就是匈牙利国王的最终态度了,他在1161年春将这一决定告知了教宗亚历山大三世。然而国王并没有向腓特烈一世透露他立场的变化【废话】,其中一个原因是盖萨二世不愿在匈牙利与教宗之间的谈判结束,还有他找到合适的盟友来承受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决裂可能带来的后果之前,就与腓特烈一世对立。除此之外,他拖延时间的还有一个原因似乎与伊斯特万王子的活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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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拜占庭帝国在东方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158年9月,十字军中最重要的王公,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通过与拜占庭皇室的联姻成为了曼努埃尔的盟友。1158年秋,皇帝发动了一场对奇里乞亚地区的征伐战役,使其统治者托罗斯二世成为自己的附庸,将奇里乞亚纳入帝国的领地之中。同时,他还将帝国的势力扩展到了安条克,安条克亲王雷纳德宣誓效忠于曼努埃尔,成为他的附庸。1159年春曼努埃尔大举进攻安条克并取得完胜。在这之后,皇帝开始穆斯林最强大的统治者之一,摩苏尔埃米尔努尔丁发动战争。1159年末至1160年,拜占庭皇帝再次与罗姆苏丹基利杰·亚尔斯兰二世(Kilij Arslan II)交战。直到1161年底,苏丹前往君士坦丁堡与拜占庭签署了合约,这场冲突才宣告结束,这份合约也将罗姆苏丹国与拜占庭帝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段时期如果参与到匈牙利王位的争夺中,会严重影响曼努埃尔在东部的战略活动,因此曼努埃尔没有支持伊斯特万王子,后者从而离开了君士坦丁堡再次前往腓特烈一世的宫廷。

根据科隆编年史的记载,腓特烈一世在帕尔马时“受到了匈牙利国王的弟弟伊斯特万王子的拜访,他千方百计地想要皇帝支持他成为匈牙利国王,甚至答应每年支付他3000马克的年贡。” 这件事情经过推断大约发生在1160-1161年之交,它证明伊斯特万王子尽管之前屡遭挫折,也依然还坚持要夺取匈牙利的王位。显然,盖萨二世在制定对神圣罗马皇帝的新政策时,必然也会考虑到他弟弟的企图。圣布拉辛的奥托 (Otto of Sankt Blasien)在1161年提及的盖萨二世国王的活动大约与伊斯特万王子的新动向有关:匈牙利国王增派了支援神圣罗马皇帝围攻米兰的兵力,向他又派遣了一队弓箭手。不过盖萨二世很可能从未兑现这一承诺。在1161年6月他在洛迪会议(Council of Lodi)上的信件里仍然承认维克多四世是唯一的教宗。当然他不能永远这样两面三刀下去,1161年秋,盖萨二世向腓特烈一世的特使透露了他对这次教会分裂的最终立场。直到此时,他才算彻底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决裂,盖萨二世不仅告知腓特烈一世他决定承认亚历山大三世作为教宗,而且拒绝派更多的军队参加他的意大利战役。此外,他还对腓特烈一世的特使提出的一项旨在巩固匈牙利和神圣罗马帝国关系的联姻给予了否定的答复。 因此,1161年匈牙利的外交政策与前几年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匈牙利国王和他的顾问们都为承认亚历山大三世为教宗以及与腓特烈一世决裂做了准备,考虑到即将到来的冲突,他们决定寻求更多的外国盟友来巩固国家的地位。大约在1161年春,盖萨二世与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和萨尔茨堡大主教埃伯哈德(Eberhad, Archbishop of Salzburg)结盟,后者是亚历山大三世在德意志地区的主要支持者。这些同盟的目的很明确是针对腓特烈一世,作为对他们支持的回报,匈牙利国王答应路易七世和萨尔茨堡大主教在神圣罗马皇帝进攻时会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同时,科隆编年史还记载,当1161年米兰第二次被围攻时,匈牙利与拜占庭帝国缔结了为期五年的和约。

1161年匈牙利外交政策的变化有几个原因。盖萨之所以会下定决心与腓特烈一世决裂,似乎是因为他认识到,腓特烈一世的政策对匈牙利独立的威胁影响要远超以往,腓特烈一心想要在欧洲建立他的霸权统治,这对匈牙利的威胁是不可避免的。从1157年起,匈牙利国王为了避免神圣罗马帝国向东扩张,以及挫败伊斯特万王子夺取王位的企图,出于战术上的考虑才不得不与腓特烈一世达成共识。这导致了匈牙利王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当密切,但前者却感到很不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盖萨二世真的臣服于了腓特烈一世,而且匈牙利也没有成为帝国的附庸国。盖萨二世既没有宣誓效忠于皇帝,也没有向皇帝缴纳年贡,皇帝并不能把匈牙利当做他自己的领地那样随意处置。匈牙利国王希望利用这次教会分裂作为契机来结束匈牙利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这种密切的关系。国王在改变外交策略方向时显得非常谨慎,在亚历山大三世的阵营形成并成熟之后才宣布加入他们的阵营。这些列强们出于不同的原因,也对腓特烈一世的势力增长还有神圣罗马帝国对外扩张主义的日益加强感到十分担忧。

这一点在科隆编年史中也得到了证实,据载,米兰人的屈服使得“世界上其他的国王都在颤抖,他们暂时放下了彼此之间的敌对关系,相互承诺和平,并就反对他们的领主——罗马皇帝(指巴巴罗萨)达成了一致,不过不是通过战斗而是通过制定阴谋的计策。因此在同一年(1161年),五位国王的使者齐聚一堂,组织了这个联盟,而希腊人也和匈牙利人达成了5年的停战协议。”关于这个事件的参与国,除了文中提到的拜占庭与匈牙利,还有意大利南部的诺曼王国,英格兰,法兰西和威尼斯。尽管教宗亚历山大努力斡旋,但这样一个反对腓特烈一世的联盟并没有真的在1161年之后形成。不过科隆编年史中的这段记载仍然表明,盖萨二世的外交政策变化在欧洲范围内引起了其他列强的注意,他的目的也为人所理解。考虑到当时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立场,以及帝国与叫停之间的实际权力关系,匈牙利国王在这段与拜占庭保持和平关系的时期所采取的外交政策转变是非常合时宜的。同时这也很好的说明了匈牙利的外交政策非常敏锐地适应了欧洲列强关系间的变化。

埃斯泰尔戈姆大主教卢卡斯写给萨尔茨堡大主教埃伯哈德的一封信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盖萨改变其外交政策的方向是受了前者重大的影响。这位大主教从这时起直到贝拉三世即位都在指导匈牙利的内政外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格里高利主义极端分子的代表人物”。在教会分裂期间——正如他在信中所透露的那样——他从一开始就支持亚历山大三世,并与教宗在德意志地区最主要的盟友埃伯哈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时,卢卡斯所代表的教廷利益与匈牙利的基本外交政策利益不谋而合。亚历山大三世充分意识到卢卡斯的忠诚以及他为此做出的努力,并在1161年7月任命他为大主教以示赞赏。同时,在1161年夏,匈牙利王室和教廷达成了共识,解决了国王与教宗之间的权利关系的重要问题。在这一协定中,教宗同意只有在国王许可的情况下匈牙利的教会领袖才能向教廷提出申诉,并且他必须征得国王的同意才能向匈牙利派遣传教士;教宗还将授予国王任命境内大主教们的权利。而作为回报,匈牙利国王放弃了未经教宗许可便撤换、罢免主教的权利。在这一协定中,双方都做出了巨大让步,在某些方面与1156年6月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与教宗签订的贝内文托条约以及1164年的克拉伦敦法典 (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 中的某些条款类似。这一事实使得人们主音调当代匈牙利、西西里还有英格兰教会间的相似之处,这表明盖萨二世和西西里的威廉一世、英格兰的亨利二世一样,巧妙地利用亚历山大三世的困境从他那里争取到了教会的某些让步。1160和1162年,亚历山大三世支持了斯帕莱托大主教阿比索隆(Absolon),后者在大主教人选的争端问题中得到了盖萨二世的支持,这也被看做是匈牙利王国与教廷之间恢复良好关系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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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神圣罗马帝国与教宗之间第二次斗争的开始严重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以及匈牙利的外交政策。匈牙利国王在帝国与教廷的冲突中发现自己与拜占庭皇帝处于同一阵营,然而两位君主对腓特烈一世的共同敌对似乎只是他们在1161年达成五年和平条约的动机之一。国内政局的态势也促使盖萨缔结了这项条约,因为如果他想稳定国内的权力关系,就必须与曼努埃尔保持和平。在盖萨的兄弟们里,伊斯特万王子在神圣罗马帝国寻求帮助无果之后又回到了拜占庭,正如他在1158年所做的那样。而他的另一个兄弟拉兹洛也流亡去了君士坦丁堡,这说明统治阶级内部各党派之间的分歧和斗争仍在继续。然而现有资料却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日期。科尼亚特只说这件事发生在伊斯特万到达拜占庭后不久,因此可以推断出,拉兹洛在1160年左右离开匈牙利前往拜占庭。

现有的资料中没有提到拉兹洛王子被迫离开匈牙利的具体原因,尽管金纳莫斯认为盖萨憎恨拉兹洛就像他憎恨伊斯特万一样。由此可知,盖萨和拉兹洛之间的敌意和先前盖萨和伊斯特万之间差不多。【废话】。科尼亚特似乎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盖萨和拉兹洛之间的兄弟情谊并没有完全破裂,后者并非想要谋害他的兄长,他前往拜占庭只是因为被他弟弟伊斯特万在那里受到的优厚待遇所吸引。然而,事情似乎不止于此。众所周知,伊斯特万在拜占庭受到的最高礼遇是曼努埃尔让原本打算嫁给腓特烈一世的玛丽娅·科穆宁嫁给了他,现在曼努埃尔也给了拉兹洛一个类似的机会,他也可以娶帝国的一位公主。然而拉兹洛却拒绝了,因为他不想与拜占庭的联姻“伤害到他的家庭事务”。考虑到这一切,拉兹洛王子前往拜占庭一定也有很深厚的政治原因。看起来在伊斯特万王子出逃后,反对派势力对盖萨的统治不满,于是便团结在了拉兹洛王子附近。这显然引起了国王的愤怒,于是拉兹洛最终因为兄长对他的仇恨而不得不离开了这个国家。1162年夏盖萨二世去世后,拉兹洛才回到匈牙利。这表明随着伊斯特万王子的出走,匈牙利的统治阶级在经历了25年的平静之后又一次出现了分裂的迹象,这并不是一个短暂的事件,而是一个比较持久的政治现象。根据科尼亚特的说法,拉兹洛很明显是想在适当的时机返回匈牙利,以实现他“在国内”的政治诉求,但他也希望尽可能减少对拜占庭的承诺,从而保留更大的行动自由。 伊斯特万王子和拉兹洛王子的政治诉求以及他们为实现这些诉求的所作所为表明,匈牙利内部的政治危机越来越深,王位继承成为了他们的核心问题。这些事件预示着王位之争和即将到来的内乱。盖萨二世在1161年与拜占庭达成和平协议正是为了阻止曼努埃尔来借帮助这两位王子来实现他们的野心。

围绕着伊斯特万和拉兹洛的大贵族们继续试图帮助王室的其他成员来增加自己的经济或政治权利,而一个新的权利中心将很好地满足这些不满的贵族们。另一方面,盖萨不得不吸取伊斯特万和拉兹洛的教训,即如果王室成员被剥夺了实际权力,他们并不会满足于得到一些虚名或者每年的供奉。国王最终被迫屈服于两方面的压力。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在1161年左右即他的统治接近尾声时,为他的小儿子贝拉创建了一个公国,拥有完整的统治权。国王通过这一措施阻止了某些人的阴谋,旨在化解不满的贵族们还有贝拉王子潜在的叛乱威胁。换句话说,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国内的斗争,同时团结内部力量,抵御外来入侵。

关于这个问题以及对贝拉的公国后续的继承有不同的说法。一些学者认为,拜占庭方面认为贝拉那包括达尔马提亚中部和克罗地亚的公国是他的领地,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除了这些地区之外,还包括锡尔米乌姆。在所有的资料中,只有金纳莫斯提到了公国的领土扩张。1165年,他说曼努埃尔皇帝派遣约翰·杜卡斯率军占领达尔马提亚,因为匈牙利人认为这里也是理论上属于贝拉的领地。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贝拉王子的那部分遗产不仅包括达尔马提亚,还有其他地区。金纳莫斯在叙述1165年的事件时还提到,伊斯特万三世在从拜占庭手中夺回锡尔米乌姆后,皇帝给他写信道:“你的行为是非法的,你违反了先前对我立下的关于锡尔米乌姆还有其他地区的承诺。”1164年,匈牙利国王在波西米亚国王弗拉迪斯拉夫二世的调解下与曼努埃尔达成了和约。在拜占庭和波西米亚的编年史中都有关于这些事件的资料,从中可以得知,伊斯特万三世在1164年的誓言涉及将贝拉应得的遗产交给帝国,而根据曼努埃尔的信中引用的那段话可知,锡尔米乌姆也属于其中一部分。然而根据和约,这部分遗产已于1163年由伊斯特万三世交给了贝拉,后者当时在君士坦丁堡。因此在1163年贝拉的遗产除了达尔马提亚中部和克罗地亚之外,还包括了锡尔米乌姆。

现在的问题是,贝拉的公国是否在1161-1163年之间得到过扩张?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无法从现有的资料中得到直接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以下事实,即锡尔米乌姆和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的领土不同,在1161年之前和12世纪90年代之后(埃梅里国王创建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公国),它从来没有成为匈牙利领地的一部分,所以在1161年至1163年间,锡尔米乌姆不可能存在于贝拉最初分得的遗产中。换句话说,在1161年盖萨二世打算划给贝拉的土地并不包括锡尔米乌姆,而直到1163年伊斯特万三世迫于拜占庭的压力与皇帝签订的契约中,除了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之外还附赠了锡尔米乌姆。所以后来曼努埃尔便认为这块宝贵而肥沃的土地是贝拉王子的遗产的一部分,并以此为由对这块土地提出了需求。1162年5月31日,年轻的国王盖萨二世去世。他死后,匈牙利便面临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匈牙利将遭遇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拜占庭对于他们内政的频繁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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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0,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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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VI: The years of Byzantine intervention

盖萨二世显然认为,通过册封他的长子伊斯特万为共治国王,然后再授予他的小儿子贝拉拥有实权的公国领地,他已经圆满地解决了继承问题。正是根据这一安排,在盖萨二世去世(1162年5月31日)后不久,伊斯特万三世由埃斯泰尔戈姆大主教卢卡斯加冕为国王。然而伊斯特万三世的统治只持续了不到六个星期。1162年7月,由于拜占庭的干预,年轻的国王被迫离开匈牙利,由新的国王取代他。由此拜占庭开始了对匈牙利政局的影响和干预,从1162年一直持续到1165年。

拜占庭之所以插手匈牙利的王位继承,与1162年拜占庭的外交政策变化有关。在1158至1161年间,拜占庭帝国忙于在东方扩张,曼努埃尔在对阵亚美尼亚公国、塞尔柱苏丹国还有十字军诸国的成功大大超过了他父亲的成就。于是1162年拜占庭将目光转向西方,接下来几年里,该地区的问题成为了帝国的外交政策的核心。拜占庭的西方政策包含两个重心:意大利和匈牙利。

12世纪60年代初,神圣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霸权之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种变化是由腓特烈一世引起的,他在这段时期的意大利取得了比以往更大的战果,使得他更加接近于他的终极目标,即复兴罗马帝国。经过一年的围攻,伦巴第同盟的中坚力量米兰终于在1162年3月无条件投降,这使得几乎整个意大利北部都臣服于腓特烈一世的脚下,整个天主教世界再也无人能阻挡他。这时他发现自己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先前在隆卡利亚会议上提出的目标。1162年3月,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失去了大多数的支持者,被迫离开意大利。他逃到了法兰西,试图从英法两国国王那里争取到一些支持来对抗腓特烈一世。而与此同时,诺曼男爵们的反叛使得西西里的威廉一世无法援助亚历山大三世,而这也为腓特烈一世进攻诺曼人提供了良机。1162年春,腓特烈一世开始计划在这一年9月同时从陆路和海陆入侵意大利南部。在当时看来,如果他成功地征服了诺曼人,那么他极有可能占领整个意大利地区,这将使得他的帝国实际上非常接近于罗马帝国而并不只是德意志王国。如果这一切成真了,那么不仅会对曼努埃尔的普世帝国构想以及拜占庭对意大利地区宣称的主权造成致命打击,欧洲地区的其他列强的利益也将受到严重损害。金纳莫斯的一段话表明,曼努埃尔十分担心“日耳曼人的国王腓特烈的力量日益增长,逐渐强大。”这也是为什么拜占庭帝国非常害怕腓特烈一世在1161-1162年计划进攻他们的原因。科隆编年史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根据他的说法,“欧洲的其他君主,比如曼努埃尔,也认为腓特烈一世的扩张主义政策还有强权政治非常的危险。”根据这一观点,编年史继续写道:“这位希腊国王(曼努埃尔)写信给突厥(Turkia)、巴比伦(Babylonia)、波斯(Persia)和库曼(Cumania)的国王【???】,告诉他们,罗马皇帝(巴巴罗萨)计划在征服米兰之后便去继续征服自己以及他们的土地。而西班牙、巴塞罗那、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国王也感到十分害怕。”同时代的英格兰人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也表达了反对巴巴罗萨成为世界霸主的观点:“是谁让日耳曼人去裁决其他信仰基督的民族?是谁给了这些愚蠢而残暴的人权利,让他们有能力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其他人类之上?”

在这种情况下,拜占庭皇帝把遏制腓特烈一世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并将其赶出意大利作为他的外交目标之一。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皇帝试图与所有反对腓特烈一世的势力结盟,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支持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倡导结盟的原因。亚历山大三世流亡法国期间(1162-1165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建立一个反对神圣罗马皇帝的庞大同盟。然而这样的联盟最终未能实现,主要原因还是拜占庭和诺曼人之间的分歧难以调和。威廉一世不仅反对腓特烈一世,也反对曼努埃尔在意大利的扩张主义。虽然联盟最终泡汤了,但这些准备工作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也是不应被低估的。1162年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得不推迟了对诺曼人的入侵,因为当他重新考虑自己帝国的国际地位时,他发现他现在面临着与英法两方的冲突,还有天主教会的分裂,如果他再在意大利南部发动战役,那么他帝国的西部边境将岌岌可危。为了改善他在西欧的地位,腓特烈一世甚至在1162年8月试图说服路易七世站到自己一方来反对教宗亚历山大三世。但他的努力是徒劳的,法兰西国王虽然动摇过,但最终还是亚历山大的支持者。更重要的是,不久之后路易甚至和曼努埃尔就结盟反对腓特烈一世的事情进行外交谈判。与此同时,拜占庭还在支持意大利各城邦组织对腓特烈一世的反击。

拜占庭在西方扩张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匈牙利。在盖萨二世死后的这段时期,拜占庭对匈牙利的扩张尤为明目张胆。金纳莫斯说,1162年皇帝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建立拜占庭对匈牙利的统治。据他记载,盖萨二世死后,曼努埃尔便去往索菲亚,因为“他认为确保匈牙利人的土地归帝国统治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然而根据另一位拜占庭历史学家尼基塔斯·科尼亚特的著作中可以确定,皇帝考虑不动用武力使匈牙利臣服。科尼亚特说,曼努埃尔认为“如果匈牙利人的王冠戴在伊斯特万王子的头上——他本来就是合法的统治者,这样通过他与自己侄女的婚姻关系,这将给曼努埃尔带来很多好处,罗马帝国或许可以匈牙利获得一部分税收,而他也可以非常安全地占领锡尔米乌姆和塞姆林。” 这些资料都证明曼努埃尔希望通过扶植一个与拜占庭有私人关系的傀儡国王来削弱匈牙利,使其成为帝国的附庸。之后的事件也明确证明,在1162-1165年期间,拜占庭皇帝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就是获得对匈牙利在政治上的宗主国地位。在匈牙利历史上,这几年是匈牙利王国受到拜占庭封建附庸威胁最严重的的时期。

科尼亚特的这段话也表明,拜占庭希望通过占领匈牙利来扩张自己的领土。希腊历史学家只提到了锡尔米乌姆和塞姆林,但拜占庭在当时的扩张还针对了匈牙利统治下的达尔马提亚中部以及波斯尼亚地区。1162-1165年的事件表明,对曼努埃尔来说,取得领土固然重要,但它只是在封建臣服无法达成的情况下才做出的一种妥协。

曼努埃尔希望将拜占庭的影响力扩展到匈牙利地区也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金纳莫斯说,皇帝“希望获得匈牙利人的土地上,而他们的土地位于西部。”这边表明,帝国政府显然意识到匈牙利的地理位置可以为拜占庭进一步向亚得里亚海、意大利以及罗斯诸公国(尤其是加里奇和基辅)的扩张提供便利。曼努埃尔很可能考虑到,一旦自己能够使匈牙利臣服,那么这将给自己强大的对手神圣罗马帝国带来不小的压力,这种战略上的压制很可能会使得腓特烈一世改变自己的意大利政策,从而对自己形成有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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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年匈牙利王国的国际地位也很适合曼努埃尔实现他的计划,因为1161年匈牙利已经背叛了他先前在西方的盟友(神圣罗马帝国、波西米亚和奥地利),无法指望教宗亚历山大三世为他提供帮助,更何况后者也自顾不暇。在盖萨二世时期建立的匈牙利与法兰西联盟也不会对曼努埃尔构成什么威胁。考虑到1161年匈牙利与拜占庭签订的5年合约,再加上匈牙利内部的政治斗争以及王位宣称者们的个人野心,为曼努埃尔干涉匈牙利内政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据科尼亚特记载,在得知盖萨二世去世后,曼努埃尔派使者前往匈牙利,与匈牙利贵族们商讨由伊斯特万王子继承王位的问题。然而匈牙利的贵族们拒绝了拜占庭使者的提议,不愿意拥戴他作为新的国王。此外他们告诉使者,因为伊斯特万王子是拜占庭皇帝的亲戚,所以如果他成为国王,他们的权益会被损害。因为他们认为“当伊斯特万统治匈牙利的时候,他也在被罗马的皇帝统治。”匈牙利贵族们的意见非常重要,这明确表明即使他们反对伊斯特万三世统治,也不会接受成为拜占庭的附庸。

在这次外交谈判失败后,曼努埃尔并没有放弃他的计划,他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手段,在他的亲戚阿莱克修斯·康铎斯特法诺斯(Alexios Kontostephanos)的带领下与伊斯特万王子一同从索菲亚出发,前往匈牙利。王子在拜占庭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巴奇卡帕兰卡,在这里匈牙利贵族们与拜占庭人开始了新的谈判。虽然后者对他们做出了许多承诺,甚至不惜进行贿赂,但是匈牙利人依旧不会接受伊斯特万王子成为他们的新国王。与此同时,皇帝亲自率领主力军队来到了多瑙河沿岸地区,逼近贝尔格莱德和布兰尼切夫。然而根据金纳莫斯的说法,曼努埃尔也只不过是说服了匈牙利人接受拉兹洛王子代替最支持的伊斯特万王子成为他们的新国王。这便证明了拉兹洛王子之前的盘算是多么的有道理,他早就清楚地认识到,得到拜占庭的支持越少,那么被国内贵族支持的可能性才越大。

然而埃斯泰尔戈姆大主教卢卡斯拒绝为拉兹洛加冕。1162年7月中旬,加冕仪式最终是由考洛乔(Kalocsa)大主教完成的。拉兹洛二世加冕只是匈牙利贵族们与曼努埃尔协议中的一部分,在亨利·米格尔恩的编年史中记载道,在拉兹洛二世登基后,他的弟弟伊斯特万通过重建安德鲁一世时期的公国,获得了大约三分之一的领地。这大约是匈牙利贵族们与曼努埃尔妥协的结果:匈牙利人拒绝伊斯特万加冕为国王,但另一方面,通过重新划分公国可以使得这位曼努埃尔最青睐的王位宣称者掌握了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拉兹洛不仅通过这种方式与他的兄弟分享权力,很可能还指定了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据记载,拉兹洛二世在位六个月——从1162年7月中旬至1163年1月中旬。关于他的统治我们知之甚少,现有的资料对他的描述也相当的模糊。不过匈牙利国内的大多数统治阶层似乎都支持着他,这一点可以从如下资料看出:伊斯特万三世没能从拉兹洛二世那里夺回自己的王位,而他和他的支持者们也无法组织对拉兹洛二世的反抗。伊斯特万三世与其支持者们在与支持拉兹洛二世的“叛党”们在考普堡(Kapuvár)附近交战后败逃去了奥地利。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跑去了布拉迪斯拉发,在那里他坚守了一段时间,因为西部地区的一些城镇依然在支持他,比如肖朗普(Sopron)和布拉迪斯拉发。米格尔恩在记载伊斯特万三世当时的处境时是这样的说的:“拉兹洛被立为国王,而盖萨的儿子伊斯特万国王逃到了布拉迪斯拉发,匈牙利人就让他这样平安地待在那里。”很可能是因为拉兹洛满足于夺取王位,而并不想把伊斯特万三世赶尽杀绝,他需要一个稳定的地位,尽快恢复内政的和平。在掌权之后,拉兹洛二世努力与反对派势力交好,从他对大主教卢卡斯的态度便可见一斑。在他由考洛乔大主教加冕后,埃斯泰尔戈姆大主教通过他的特使传话,宣布新国王是“非法”从伊斯特万三世手中夺取王位,将其开除教籍。而拉兹洛二世对此的回应是将大主教关进了监狱。这不仅揭示了大主教卢卡斯始终是伊斯特万三世的忠实支持者,更表明拉兹洛不惮于对那些质疑其统治合法性的人采取强硬手段。然而在教宗亚历山大三世的调解下,拉兹洛最终还是释放了大主教,这也表明他其实更倾向于妥协。卢卡斯不屈不挠的态度也清楚地表明,伊斯特万三世与拉兹洛二世两方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性,大主教在被释放后依旧继续在反对拉兹洛二世的统治,而不久之后国王便再度将他囚禁。国王听从亚历山大三世的调解,一方面说明他与流亡法国的教宗依旧保持联系,另一方面也说明,拉兹洛二世显然是承认亚历山大三世而不是维克多四世作为罗马教廷的合法领袖。

在拉兹洛二世短暂的统治期间,没有什么关于匈牙利与拜占庭关系的记载。根据前文我们可以合理推断,拉兹洛的上台是得到了曼努埃尔在政治上的支持。然而很显然他并不是皇帝的附庸,匈牙利至少在他统治期间并没有成为拜占庭的“领地”。

1163年1月14日拉兹洛二世去世后,伊斯特万王子便立刻继承了他的王位,他于1月27日被加冕,主持这一仪式的很可能也是考洛乔大主教,因为卢卡斯显然不会支持他。埃斯泰尔戈姆的大主教也将新国王开除教籍,并且宣布伊斯特万四世的统治和之前的拉兹洛二世一样,是非法的。 对于伊斯特万王子来说,继承他兄弟的王位并不困难,因为他之前拥有的公国便占了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他有非常强大的基础权利可供支配。然而随着他登上王位,他先前所统治的公国便不复存在了。伊斯特万四世在位的事件很短,只有5个月零五天,关于这段时期的细节我们也知之甚少,现有的资料表明,他的统治几乎是在不断的斗争与冲突中度过的。他所得到的社会统治基础比拉兹洛要有限得多。米格尔恩说,“伊斯特万……是由一些主教和领主加冕的”,也许可以证明这一点。金纳莫斯也指出,伊斯特万四世的统治在匈牙利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人眼中都是不受欢迎的。根据他的说法:“伊斯特万,对于他的臣民来说,是一种可憎的负担。”

根据1163年的记载,贝罗斯亲王放弃了他从曼努埃尔那里得到的拉什卡大公的地位,回到了匈牙利,在伊斯特万四世统治期间依旧领受着“ban”的头衔。波斯尼亚男爵(ban of Bosnia)也是伊斯特万四世的支持者之一,甚至在对抗伊斯特万三世及其支持者们时出力颇多。然而伊斯特万四世的统治在国内的统治基础非常狭隘,实际上是建立在拜占庭对他的军事支持上。根据拜占庭的记载,在他登基后不久,便有一群人(很可能是伊斯特万三世的支持者们)密谋推翻他。于是伊斯特万四世向拜占庭求助。为了帮助他,曼努埃尔在3月派阿莱克修斯·康铎斯特法诺斯率军支援他。 不过这段时期内,伊斯特万四世已经与国内一些不满的大贵族尽可能地达成了妥协,当拜占庭的援军到达时,他们并没有交战,很可能反对派的武装力量在听闻拜占庭的大军即将到来便退缩了。但当阿莱克修斯·康铎斯特法诺斯的军队离开后,“这些人又开始反对伊斯特万四世了”。同时伊斯特万四世在国际外交上也遭遇了很严重的困难。从教务长格霍(Provost Gerhoh,即Gerhoh of Reichersberg赖谢斯贝格的格霍)提供的记载来看,伊斯特万四世与他的前任拉兹洛二世的教会政策分道扬镳,导致教宗亚历山大三世与匈牙利王室的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根据这位当代的教士的说法,在承认亚历山大三世的匈牙利国王盖萨二世死后,匈牙利人抛弃了亚历山大三世,即匈牙利国王不允许匈牙利教会领袖向罗马教廷朝觐,也禁止教宗的特使进入匈牙利,这证明匈牙利王国与亚历山大三世的教廷之间关系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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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资料来源,可以推断出伊斯特万四世反对教宗亚历山大三世是受了大主教卢卡斯的影响,毕竟后者坚定地反对他,还与亚历山大三世关系密切。据教务长格霍说,匈牙利与教廷之间的不友好关系以及伊斯特万四世与拜占庭的密切关系引起了西方国家人们的担忧,他们担心匈牙利会与罗马(西方)教会决裂。 虽然关于这点没有更多确切的证据,但是伊斯特万四世的确有可能赞成加强匈牙利教会与拜占庭教会之间的关系。而拉丁教会的领袖们当然对此深感不安,因为先前拜占庭和罗马教会联合的尝试失败,证明了他们之间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在当时的匈牙利,拜占庭教会的潜在扩张在匈牙利的教士之中也不受欢迎。因此伊斯特万四世的教会政策让大多数匈牙利教会阶层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这巩固和扩大了支持伊斯特万三世的团体,增加了内部对伊斯特万四世的不满。

尽管教廷与匈牙利王室之间关系不睦,但教宗亚历山大三世还是非常关注匈牙利的局势。1163年5月29日教宗给萨尔茨堡大主教埃伯哈德以及他的继任者写信,提到腓特烈一世对匈牙利证据的变化也不是无动于衷。信中写道:“皇帝(腓特烈一世)决定向匈牙利进军,参与他们的王位继承纷争。”为此,亚历山大三世在信中命令萨尔茨堡大主教尽最大努力阻止皇帝的这一行为,同时他还要求埃伯哈德告知卢卡斯大主教腓特烈的这一计划,并督促他干预腓特烈进军匈牙利。教宗担心腓特烈一旦对匈牙利施加压力,很可能会导致他们承认腓特烈支持的伪教宗,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削弱亚历山大三世的国际地位。

而腓特烈一世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才会想要发起匈牙利战役,他先前也是出于同一理由而在1156年6月考虑过在意大利发动针对拜占庭的战役。1156年春,针对拜占庭在意大利南部的扩张,腓特烈一世曾打算攻击希腊人,把他们赶出意大利半岛。1163年春,他本打算利用匈牙利王位战争这一机会,考虑对匈牙利发动战争,因为他无法容忍曼努埃尔扶持的人成为匈牙利国王,一旦匈牙利成为拜占庭的傀儡,那么这将很大程度上破坏中欧地区的力量平衡。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他的这一战役成功了,那么反过来匈牙利就会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国。

然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最终没有直接干预匈牙利王位争端,因为在此期间,虽然腓特烈一世打算支持伊斯特万三世,但他正忙于其他重要问题——比如波兰的内部争端以及为发起下一场意大利战役做准备工作【真就六伐意大利呗?六出阿尔卑斯?】,而伊斯特万三世则直接对伊斯特万四世发动了攻击,后者的大部分追随者都已经抛弃了他,他也无暇寻求拜占庭的帮助。伊斯特万三世不仅在国内拥有大量的支持者,而且他还在德意志地区招募了不少雇佣兵骑士。在他们之中,来自图灵根的哈霍特(Hahot from Thuringia)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所率领的Buzad兵团击败了为伊斯特万四世效力的Cask兵团。

1163年6月18日,伊斯特万四世在塞克什白堡输了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并被他的侄子伊斯特万三世俘虏。后者在大主教卢卡斯的建议下将其释放,允许他离开这个国家,但永远不得回来。伊斯特万四世立刻前往拜占庭,在索菲亚见到了曼努埃尔皇帝,“请求他帮助自己回到自己的王国,作为回报,他将把匈牙利交给曼努埃尔作为他的领地,世代如此。”这件事情对于评价伊斯特万四世的全部政治生涯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这位反叛的国王主要是依赖着拜占庭的支持。在他短暂而动荡的统治期间,只是因为他统治的时间太短而没来得及真正成为曼努埃尔的附庸。但毫无以为,在他作为匈牙利国王期间,他都在忠实地捍卫着拜占庭的利益。 他为了重夺王位,毫不犹豫地正式向曼努埃尔许诺让匈牙利成为附庸国,这清楚地表明他对成为拜占庭的附庸毫无心理负担。无谓的野心蒙蔽了他的双眼,他根本没有从自己倒台一事中吸取任何教训,即依赖拜占庭支持的统治在匈牙利没有任何社会基础支持。他的短暂统治和向拜占庭许诺成为其附庸,标志着拜占庭对匈牙利的干预达到了历史性的高潮。伊斯特万三世和其追随者对拜占庭扶植的傀儡伊斯特万四世的斗争,也正式转变为反对成为拜占庭附庸的斗争。

1163年夏在索菲亚,曼努埃尔决定帮助伊斯特万四世再次夺回匈牙利王位。皇帝给了他一些金钱和一支军队,而自己则率拜占庭军的主力出征。 他们在尼什会见了伊斯特万三世的使者,后者无疑是希望拜占庭不要进一步干涉匈牙利的事务。然而这些使者们的建议被曼努埃尔坚决回绝,在会谈无果后,曼努埃尔率军进驻贝尔格莱德。然而在权衡利弊之后,皇帝意识到他无法强迫匈牙利的贵族们接受伊斯特万四世成为国王,于是他撮合拜占庭与匈牙利王室之间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了圆满的结果。曼努埃尔作为匈牙利王位之争的仲裁者,与伊斯特万三世达成了妥协。他放弃对伊斯特万四世的任何进一步支持,而伊斯特万三世则要把他的弟弟贝拉王子交给曼努埃尔,后者将前往君士坦丁堡与皇帝的女儿玛丽娅·科穆宁成婚,这是拜占庭-匈牙利协议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除此之外,伊斯特万三世还许诺让拜占庭获得贝拉(先前从盖萨二世那里分得)的遗产,即达尔马提亚与锡尔米乌姆。

按照协议,当时年仅13-15岁的贝拉王子在1163年底,在拜占庭使团的护送下抵达君士坦丁堡,领导这一团队的是sebastos乔治·帕列奥略(George Palaiologos)。在宫廷中,贝拉加入了希腊教会,虽然他并没有重新受洗,他改名为阿莱克修斯,与皇帝13或14岁的女儿玛丽娅·科穆宁订婚,并获得了专门为他设立的“despotes”头衔。这个头衔原本专属于皇帝,现在使得贝拉-阿莱克修斯成为了拜占庭宫廷中地位第二高的人物,仅次于皇帝曼努埃尔。

上世纪在匈牙利和外国学者中有一个观点广受认可,他们认为皇帝在1163年将这位年轻的王子带到拜占庭,是希望通过他以个人联合的形式,让拜占庭帝国和匈牙利王国和平联统。对于曼努埃尔来说,他的愿望是称霸世界,这其中包含了他想要复习古罗马帝国的计划。如果贝拉-阿莱克修斯成功地继承了匈牙利的圣伊斯特万王冠和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的皇冠,这将使得这个计划更进一步。 根据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和传播者的说法,从1163年起,按照曼努埃尔的联合计划,贝拉王子在拜占庭便是拜占庭皇位和匈牙利王位的继承人。由于在现有资料中找不到这一计划的直接证据,于是他们便努力用如下论据来证明这一理论。根据科尼亚特的说法,曼努埃尔决定让贝拉与他的女儿玛丽娅订婚,因为他“向让他也成为他的继承人。”而拜占庭赋予贝拉-阿莱克修斯despotes的头衔更是进一步证明了曼努埃尔关于匈牙利-拜占庭个人联合的构想。根据这一派的说法,曼努埃尔将这一头衔授予贝拉,是因为despotes这个词是匈牙利语中úr(lord)的对等词,金纳莫斯在12世纪用ur一词的变体Urum来指代匈牙利的王位继承人。因为他记载道:“匈牙利人在拉兹洛二世加冕后,赐予伊斯特万(即未来的伊斯特万四世)Urum的地位。” 在匈牙利人看来,这个词的意思是继承权利的人。而贝拉王子在前往拜占庭之前,是伊斯特万三世的王位继承人,因此被称为Urum。也就是说,曼努埃尔授予他despotes 的头衔,旨在表示贝拉-阿莱克修斯作为Urum和despotes,是匈牙利王位和拜占庭皇位共同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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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观点似乎在某些方面是不正确的。首先,这个观点所倚仗的最重要的论据便很有问题,根据现代批判版本的尼基塔斯·科尼亚特的著作,这段话作为整个“联合学说(unionist)”的基础并不是原文的一部分,而是之前一个出版商插入的段落。因此,这意味着曼努埃尔其实在1163至1165年间并没有把贝拉看作他的皇位继承人。当然如果要说曼努埃尔通过让其女在1163年与匈牙利王子订婚,以及授予匈牙利王子“despotes”的头衔是希望在1165年为之后宣布玛丽娅与贝拉共同作为他的继承人铺路,就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被反驳了。至于“联合学说”所提到的另一点其实也站不住脚,因为中世纪的匈牙利既没有确立王位继承人的制度,也没有明确的继承秩序,因此Urum并不能被看作是被指定为继承人的意思。不幸的是这超出了本书研究的范围,我们不便在这里详细说明ur这个词的起源及其含义的复杂问题,包括许多匈牙利的地名也是如此。所以在这里Urum这个词只是被认为是úr的后缀(所有格),在12世纪的匈牙利不是国家官职的头衔,而只是一种地名的组成形式。【这段我人都傻了,贴个原文你们自行感受吧,我又不是语言学家也不懂匈牙利语,鬼知道他在说什么……(the word Urum is regarded here simply as a suffixed (possessive) from of the none úr (cf. Mylord-lord), which in 12th century Hungary was not the title of a stately office, but merely a form of address.)】 根据资料来源,这种头衔是授予统治阶级里的显赫人物的,主要表现在domius是拉丁语中与匈牙利语úr的等价词,适用于国王、王室成员,还有一些重要政治人物,比如ban,还有很多大贵族,甚至包括教会中的显赫人物,如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长。进一步的证据是12世纪匈牙利的一份拉丁文宪章,其中提到了匈牙利人名Vrcuta(领主的井),这个地方的拉丁语名字为Putenus Ducis。在拉兹洛一世统治时期,这个村庄是萨拉蒙国王的弟弟大卫王子的领地。众所周知,大卫王子并不是王位继承人,他只是阿帕德家族的一个公爵成员,所以生来便有资格获得úr这个头衔。由此可见,úr一词并不是特指匈牙利的王位继承人,因此它的希腊语对应词也不应该指代匈牙利王位继承人。因此在1163年,贝拉既不是拜占庭的皇位继承人,也不是匈牙利的王位继承人。他在1165年才成为拜占庭的继承人,1172年才成为匈牙利的继承人,但那时他已经不是拜占庭的几承认了。然而如果根据个人联合统治的学说是建立在贝拉王子同时成为匈牙利和拜占庭两国正式的继承人基础上的,或者至少要被曼努埃尔皇帝认定如此。但事实上任何资料中都找不到可以佐证这一点的说法,所以拜占庭和匈牙利的个人联合学说仍然缺乏依据,然而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也无法排除曼努埃尔曾经考虑过这种联合的可能性,但必须再三强调的是,史书中没有给出任何确凿的证据。

那么,曼努埃尔将贝拉王子带去拜占庭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金纳莫斯对此有这样的看法:“皇帝想用尽一切手段获得匈牙利人的土地上……因此他计划让盖萨二世的儿子贝拉娶自己的女儿玛丽娅。”研究清楚地表明,在当时“政治上的联盟是通过王室联姻来维系的”,换句话说,“王室联姻是封建王朝结盟的一种方式。”曼努埃尔显然认为,玛丽娅与贝拉订婚以及未来的联姻使得拜占庭在与匈牙利的关系中占据有利地位,因为王室联姻可以确保匈牙利在政治上继续倾向拜占庭。在1164年曼努埃尔写给伊斯特万三世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这一观点,他敦促匈牙利国王成为拜占庭的盟友之一,并且对于曼努埃尔来说,通过贝拉本人,他便有了合法的理由来占领曾经隶属拜占庭帝国的达尔马提亚中部以及锡尔米乌姆等兼具军事和经济价值的土地。曼努埃尔在西部取得的成果要远超他的先辈们,他可能还有别的目的:贝拉王子的身份为他提供了干预匈牙利内政的便利,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便随时可以出手。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皇帝希望尽可能地将贝拉与君士坦丁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让其与自己女儿订婚以及赐予其尊贵的“despotes”头衔便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皇帝天然的合法继承人是他惟一的女儿玛丽娅·科穆宁而并不是贝拉王子,后者直到1165年才被他指定为继承人。(这一点将在下文进行讨论)只有作为拜占庭皇位法定继承人的未婚夫,贝拉-阿莱克修斯才有资格获得“despotes”的地位。最后重要的一点是,作为这个头衔的持有者,贝拉-阿莱克修斯最早只可能从1165年与曼努埃尔共同统治帝国,而并非从1163年开始。(见下一章的有关段落)需要补充的是,考虑到贝拉王子与皇帝的女儿订婚,并且他还被授予了despotes这样尊贵的头衔,任何认为贝拉只是作为人质被扣押在君堡的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

毫无疑问,1163年匈牙利与拜占庭之间达成的协议使伊斯特万四世陷入了困境,他不可能再指望拜占庭皇帝给他提供任何帮助了。然而这位前国王对权力的无限渴望使得他就算在1163年倒台了也绝不会收手善罢甘休,他转而又倒向了腓特烈一世,尽管这将把匈牙利置于被神圣罗马帝国干涉的危险境地中。 这再一次表明,伊斯特万四世与他的支持者们不顾国家利益,只为自己的政治野心所驱使,他们又一次准备好了将国家利益出卖给日耳曼人。根据腓特烈一世大约在1163-1164年左右写给萨尔茨堡大主教埃伯哈德的信可以看出,有三位使者从匈牙利来,其中一位是伊斯特万四世派来的,寻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帮助以某夺匈牙利王位。伊斯特万三世为了制止他“被驱逐的叔叔”的这一举动,也派遣了使节去觐见腓特烈一世。皇帝在与萨尔茨堡大主教的通信中描述了他三次会见这些使节的内容,揭示了匈牙利内部政治局势的紧张与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状态。根据信中的内容,匈牙利的许多大贵族们也向皇帝派遣了使节,他们愿意接受皇帝对他们的统治,并对皇帝和他的帝国表现出极大的敬意。由此看来,匈牙利统治阶级内部甚至还有第三个派系,这个派系既不支持伊斯特万三世,也不支持伊斯特万四世,而是直接邀请腓特烈一世对他们进行干预,将国家献给了他。自1163年10月以来,腓特烈一世一直都在意大利筹备着他第三次对西西里的威廉一世的征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认为占领意大利比干涉匈牙利的王位争夺问题要重要得多,尤其是在他的对手曼努埃尔也被赶出了匈牙利的情况下,他更不值得为此操心。因此腓特烈一世于1164年3月在帕尔马拒绝了伊斯特万四世派来的使者,同时他还委托他的支持者与盟友——波西米亚国王、奥地利公爵还有施泰尔侯爵(Margrave of Steyr)密切关注匈牙利局势的发展,必要时根据皇帝的利益去采取适当的措施。腓特烈一世的这一决定使得伊斯特万三世免于面临神圣罗马帝国帮助伊斯特万四世直接入侵的危险。他的支持者们主要是由国王的母亲欧芙洛绪涅(Euphrosyne of Kiev)领导,她在加强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关系上取得了一些成就。1164年上半年,伊斯特万三世的一个姐妹嫁给了波西米亚国王弗拉迪斯拉夫二世(Vladislav II)的儿子斯瓦托普鲁克(Svatopluk),波西米亚方面记载的资料证明,匈牙利这一联姻的政治目的是为了确保与波西米亚保持盟友关系。

这时匈牙利与加里奇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巩固了伊斯特万三世的国王地位。大约是在1164年上半年,伊斯特万三世与加里奇大公雅罗斯拉夫之女订婚。这个王室联姻为匈牙利国王赢得了当时强大的加里奇大公国的支持。这些年里该地区是非常重要的贸易路线途径地。加里奇尽管曾经与基辅对立,但现在它也背弃了曾经的盟友拜占庭,他们之间关系的破裂使得匈牙利有机会与其建立联盟。因此匈牙利在1164年成功地摆脱了自1162年以来在国际关系上孤立无援的局面。1164年匈牙利-拜占庭的冲突证明了伊斯特万三世外交政策的有效性,因为前一年匈牙利与拜占庭之间的协议并不能维系很长时间,伊斯特万三世与他的支持者们之所以会接受曼努埃尔提出的条件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们害怕拜占庭军队可能会再次大举进攻,兵临贝尔格莱德去援助伊斯特万四世,使得1162年夏的事件重演。而且伊斯特万三世拒绝根据条约交出应属于拜占庭的领地,这份在紧急状态下达成的协议并没有得到遵守。因此大约在1164年初,一支3万多人的匈牙利军队在ban安普德(Ampud)的率领下进驻达尔马提亚,加强了匈牙利对该地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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