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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乌鸦之王与他的图书馆, 译者@Lisa_Corvinus
dawngazer
2020-09-19,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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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节选自《The Raven King: Matthias Corvinus and the Fate of His Lost Library》
作者:Marcus Tanner
Chapter 2:Beyond the Froest

马加什出生于1443年2月23日,那时的克鲁日(Cluj)还叫克劳森堡(Klausenburg),来自日耳曼的“萨克森商人”统治着特兰西瓦尼亚的城市。他的母亲伊丽莎白分娩时居住在匈雅提家族一栋两层楼高的宅子里,从外观上看足够舒适,但显然与奢华相去甚远。在当时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匈雅提家族的人将成为国王。

到了15世纪40年代,匈雅提家族已经很富有了,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伊丽莎白·西拉吉(Erzsebet Szilagyi)所带来的巨额财富。但他们仍然被看作是个暴发户,是14世纪90年代从瓦拉几亚(Walachia)越过喀尔巴阡山的移民后代,在1387年到1433年卢森堡的西吉斯蒙德(Sigismund)长期统治匈牙利期间,才获得青睐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像他们这样的人要实现自己的野心,通常只有两条路可选——教会或军队,而匈雅提家族是一个军事世家,他们由于匈牙利在与奥斯曼帝国的边境冲突中所处的弱势地位而受益。

马加什没有记录任何他早年的经历。就算有的话,他也不会在克劳森堡的祖宅里住太久,可能会更多的回忆起Vajdahunyad的那座城堡,那是西吉斯蒙德在1408年赠与他祖父沃伊克(Voyk)的,那一年他的父亲亚诺什才刚满一岁。

如今的胡内多阿拉(Hunedoara)周围环绕着许多杂乱的工厂,但这里仍然是与马加什一生有关的最重要和最令人回味的地方之一。虽然特兰西瓦尼亚的王子加布里埃尔·贝特伦(Gabor Bethlen,即Gabriel Bethlen)在十七世纪对城堡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并且19世纪60年代这里又经历了一次被大火烧毁后的重建,但足以让人回忆起当时这座城堡是马加什的家。

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出小时候的马加什从城堡哥特式的大门里走出来后,漫步在庭院里,或者骑马去附近位于德瓦(Deva)的匈雅提要塞,周围的山峦一览无余。在马加什年轻的时候,这座城堡在周遭的风景中独树一帜。站在围栏边,他只能瞥见教堂的尖顶或农户的烟囱。但是,他并没有欣赏到想象中的乡村田园风光,城堡的周围并不平静。在马加什出生的六年前,一场农民起义震惊了整个特兰西瓦尼亚。当马加什骑着马穿过匈雅提城堡周围的村庄时,他可能注意到了农民们闷闷不乐和愤怒的目光,他们正忍受着领主们的压迫。这些经历在他的心中很可能已经播下了一个信念的种子,那就是一个强大的社会是建立在基本的正义之上的。成为国王之后,他努力保护农民和乡绅免受贵族领主们的恶劣剥削,并加强了司法的独立性。

当马加什凭栏远望地平线时,他已经意识到了还有其他的威胁。在整个15世纪40年代,奥斯曼一直在对特兰西瓦尼亚发起猛烈的攻势,在南部他们已经占领了塞尔维亚的大部分地区,特兰西瓦尼亚将是下一个目标。1441年,奥斯曼人对匈雅提家族的故乡瓦拉几亚地区发起了一次大举进攻。第二年,他们进攻特兰西瓦尼亚,3月便推进到了锡比乌(Sibiu)。他们的进展看起来势不可挡,直到匈雅提在阿尔巴尤利亚(Alba Iulia)阻击了他们。

尽管受此挫折,奥斯曼人还是于1442年8月再次入侵特兰西瓦尼亚。在马加什即将出生的前几个月,匈雅提不得不再次赶赴战场。在马加什的整个童年时期,只有他在9月取得的那次决定性胜利彻底地将奥斯曼人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驱逐。

在马加什出生前的几年里,城堡的外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匈雅提是个文盲,但他是个有教养的人,他充分意识到了在意大利发生的巨大文化变革的重要性。15世纪30年代初,他娶了一个比他的社会地位高得多的女人——伊丽莎白·西拉吉。在30年代初,他四处游历,在米兰维斯康蒂的宫廷中作为一个雇佣兵(condottiere)在意大利淘金。在1433年他的长子拉兹洛出生后,他在瑞士巴塞尔的教会会议上与家族的提携者西吉斯蒙德国王重逢。此后,他随国王前往他的另一个王国波西米亚,与阻止天主教国王西吉斯蒙德进入布拉格的胡斯派异端分子作战。他在旅途中看到的城镇与城堡启发了他重建自己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地。它们欧洲大陆式的外观反映出匈雅提决心将自己的领地从偏僻角落带入欧洲地区的主流文化。

城堡门口上方现在可见的破旧的乌鸦图像,大多是后来的修复者的作品。但它们是一种引人注目的鸟类,这个家族不同寻常地将其作为标志。匈雅提家族特别喜欢他们的乌鸦图案,因为亚诺什·匈雅提和马加什的兄长拉兹洛也曾用过“Corvinus ”或“Corvus ”这个绰号。随着年龄的增长,马加什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个名字,到了15世纪80年代,这个名字出现在他的书本和书架上,并成为了他的另一个姓氏。例如,纳尔迪(Naldi)所作一首赞美大图书馆的诗是献给“马加什·科维努斯(Matthias Corvinus)”,1485年阿塔凡特(Attavante)在佛罗伦萨为马加什装饰的一份精美的弥撒书上,使用了“马加什·科维努斯”这一题赠。

大约是在15世纪80年代,他的图书管理员塔迪奥·乌戈莱托(Taddeo Ugoleto)将书籍及其装订系统化后,乌鸦的形象才有了标准的样式——栖息在树枝上,喙上衔有一个戒指。这十年来,大多数书籍封面上的皇家纹章中间总是出现一只乌鸦。而在国王自己的藏书装饰中,乌鸦出现的频率要低得多。在国王最喜欢的意大利艺术家中,只有多产的阿塔凡特经常在书页的彩绘边框中加入乌鸦的图案。

马加什的宫廷历史学家和翻译家安东尼奥·邦菲尼(Antonio Bonfini)也通过他的《匈牙利王国史》(Rerum Ungaricarum decades)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了 "Corvinus "一词。这本书在马加什去世后不久写成,在十六世纪被广泛阅读,并被翻译成德文,获得了广泛的读者。这个词传播得如此之光以至于到了十七世纪,马加什在遥远的英国也被称为“科维努斯”。1667年,英国旅行作家爱德华·布朗(Edward Browne)写了一篇关于维也纳哈布斯堡图书馆的记述,他补充道:“匈雅提之子——马加什·科维努斯国王所收藏的著名的布达大图书馆中最珍贵的书籍,现在也陈列于其中。”

十七世纪的哈布斯堡宫廷图书馆馆长彼得·兰贝克(Peter Lambeck)开始使用“科维努斯”这个词与图书馆联系在一起,“科维努斯图书馆(Bibliotheca Corviniana”这个词因此而广为流传。这个词在马加什本人生前从未使用过,而在马加什的时代,这所图书馆一直备受赞誉。它被称作“著名的(famous)图书馆,或者用纳尔迪的话说,是“庄严的(august)”图书馆。而现在这座图书馆被称为“科维努斯图书馆(Corvinian library)”,许多书籍也将其称为“Corvinas”。乌鸦的人格已经与国王真正的人格混为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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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gazer
2020-09-19, 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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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加什大概会惊讶于现在世界完全将他与乌鸦的形象划上等号,因为这并不是他唯一钟爱的标志。其他的象征性事物还包括赫拉克勒斯、狮子以及其他猛兽的形象。1469年,佛罗伦萨执政官(the Signoria of Florence)向马加什赠送了两只狮子,他们知道国王一定会很喜欢这份礼物,因为这既是对他自己的勇气和军事才能的肯定,也象征了佛罗伦萨的自由特质。此外,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材料提及,马加什在布达的宫廷中曾身着一件绣有蝙蝠的珍珠缀饰长袍。20世纪50年代在布达城堡的废墟中发现了一个金属蝙蝠的形象,这表明马加什同样很喜欢蝙蝠(Fledemanus,德语)这一事物。

那么乌鸦衔着的戒指又象征了什么?和现在一样,当时广泛认为这个没有裂口的圆环是永恒的象征。然而,关于乌鸦口中衔的戒指还有许多更离奇的传说。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认为,马加什的父亲是西吉斯蒙德国王的私生子。国王将一枚戒指送给了亚诺什·匈雅提的母亲以示爱意,而年轻的匈雅提在多年后第一次来到宫廷时,将戒指还给了惊讶的西吉斯蒙德。这个故事看起来又像是在暗示匈雅提家族拥有王室血统。

在邦菲尼(Bonfini)所著的《十卷匈牙利记事(Rerum Ungaricarum decades,英文Ten Volumes on Hungarian matters)》中,记述了一个关于十分荒诞,富有娱乐性的关于“科维努斯”这个名字起源的传说,把马加什·科维努斯和瓦莱里乌斯·科维努斯(Valerius Corvinus)联系在了一起,后者是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罗马将军、执政官和独裁者。实际上,乌鸦图案的使用不太可能早于14世纪初,当时,匈雅提家族才刚刚从国王那里获得了他们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城堡,并选择了一个纹章。

邦菲尼并不是唯一一个对乌鸦纹章过分使用想象力的作家。许多近代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同样提出了十分牵强的理论,认为这只乌鸦是对瓦拉几亚纹章的刻意改编——是有意识地向匈雅提家族所具有的罗马尼亚血统致敬。这种理论并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匈雅提的乌鸦与瓦拉几亚之鹰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无论这枚戒指的意义如何,选择乌鸦作为标志并不像现在看来那么奇怪。埃德加·爱伦·坡的恐怖故事和许多电影将其作为黑暗和邪恶的象征,使得乌鸦的形象在现代看来变得微妙了起来。《圣经》赋予了乌鸦神秘的特质。在《创世纪(Genesis)》中,诺亚赋予了乌鸦的特权,让它成为洪水过后,第一只从方舟中被送出的鸟儿,去查看洪水是否退去(在更早的美索不达米亚史诗《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关于洪水的叙述中,乌鸦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后来在《旧约》中,乌鸦又出现了。《列王记》里,他是神派来喂养先知以利亚(Prophet Elijah)的神圣使者,在《箴言》中,他是神圣的复仇工具,把恶人眼睛啄出。他拥有一种感性的美。在《所罗门之歌》中,心爱之人的头发被形容“黑如鸦羽”。

教会同样借鉴了这一矛盾的形象,将乌鸦看作是神圣秩序中具有特殊意义的鸟类。在许多圣人传记中都有提及乌鸦被派去喂养荒野中的圣人,如圣安东尼和隐士圣保罗,而在圣本尼迪克特的一生中,乌鸦是神圣的代祷者,防止圣人中毒。乌鸦拥有人格魅力。他的形态是可塑的,而且是预言家,神秘而不祥。这些特质是否是吸引马加什的祖父沃伊克在1408年从西吉斯蒙德手中接过城堡后首次选择乌鸦作为其纹章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乌鸦的象征意义显然吸引了他的孙子。

马加什从未见过他的瓦拉几亚人祖父,他的祖父在1419年左右去世,比他出生还要早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他知道,他的家族最近才被接纳入匈牙利人的“国家”,仅仅是代表了一部分统治阶层,而并非马扎尔族人。作为国王,他既不属于这些执着于种族意识的贵族,也从不寻求他们的支持,对于他们的排外意识以及文化上的差异,他始终都像一个路人一般冷眼旁观。

这并不意味着他缺乏爱国的自豪感。当他对贝阿特丽丝的兄长阿方索说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匈牙利人”时,他是真心实意的。但马加什不太可能对马扎尔人这个群体有更具体、更排他的忠诚感。在成年后,他不满足于马扎尔人社会的局限性,更不用说特兰西瓦尼亚人了。相反,他寻求外国人的陪伴,与捷克人、意大利人结婚,他的宫廷里满是意大利人、日耳曼人和波兰人,而军队里则是罗马尼亚人、日耳曼人和捷克人。他把最重要的大主教职位首先给了一个克罗地亚人,接着是一个德国人,最后是一个意大利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最喜欢哪种语言。由于贝阿特丽斯并不精通匈牙利语,所以这对王室夫妇在大部分时间里一定是用意大利语交谈的。而国际上外交使用的语言自然是拉丁语。

马加什也不太可能对特兰西瓦尼亚有多少怀念之情。1458年,当他登基时,他的舅舅米哈利·西拉吉(Mihaly Szilagyi)给特兰西瓦尼亚的领主们写了一封欣喜若狂的信。他说:“马加什出生在你们之中,在这片土地的神灵指引下,他长大成人了。”“你们会比其他人更感到喜悦……所以尽情欢庆吧……为了家乡得到这样的荣耀而得到感谢伟大的主吧。”

这封信制造了一种对本土英雄虚假的自豪感。但没有太多迹象表明马加什和特兰西瓦尼亚人双方之间有着很深的感情。1462年秋天,马加什以国王的身份回到“家乡”,表面上是为了协助弗拉德作战,实际上是为了逮捕他。1467年,当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扎尔贵族因为反对他的税收改革而叛乱时,他就更不情愿回到那里去了。1476年与贝阿特丽斯结婚后,他从未带她去过克卢日或胡内多阿拉,尽管这很可能是因为王后不想在这种她认为是乡下的地方浪费时间。事实上,马加什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童年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他负面影响。它塑造了马加什后来崇尚武力、好战的倾向,对世界主义的向往以及对传统、闭塞的蔑视。

马加什早年对外语的熟练掌握促进了他世界性的品味。朝臣加莱奥托·马尔齐奥(Galeotto Marzio)称,一个波兰大使在维谢格拉德(Wisegrad)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和国王交谈了两个小时,"因为在场一大群人中,只有马加什一个人听得懂斯拉夫人的语言……而当他们的讨论结束后,马加什国王问他们是希望他用拉丁语还是波兰语回答。”

邦菲尼对国王的语言能力表示赞许:“他懂很多语言,除了土耳其语和希腊语外,他精通欧洲所有的语言。”对此我们不需要太过较真,但他显然可以用熟练使用很多种语言。

当然,他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童年生活让他适应了匈牙利语以外的语言。在13世纪40年代蒙古人入侵匈牙利后,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在匈牙利王国的边境地区重新定居,而日耳曼人和瓦隆人则从摩泽尔(Moselle)、莱茵兰和卢森堡等地赶来,重建了被毁坏的城镇。奥拉赫(Olah)写道:“现在整个匈牙利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人“,他自己的姓氏显示出了弗拉赫(Vlach)或罗马尼亚人的血统。“除了匈牙利人之外,还有日耳曼人、捷克人、斯拉夫人、克罗地亚人、萨克森人、塞凯伊人(Szekelys)、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库曼人、雅西克人(Jazygians,13世纪在匈牙利东部定居的游牧民族之一)、鲁塞尼亚人(Ruthenians)……他们都说着不同的语言。”

马加什在胡内多阿拉长大的时候,应该听过其中的一些语言。在胡内多阿拉的南部和东部,是日耳曼人定居的土地。在马加什的时代,布拉索夫(Brașov),西比乌和锡吉什瓦拉(Sighisoara),当时被称为舍斯堡(Schässburg),充满了日耳曼人的语言和思想,就和他在更北方一些的家乡克鲁日一样。日耳曼人的城镇和马扎尔人的村庄之间散布着弗拉赫人的临时社群。他们中较富裕的人走的是像匈雅提家族那样的道路,将自己融入匈牙利的主流。而穷人和没有土地的大多数人——其中多数是牧羊人,仍然被隔离开来。尽管被萨克森人、马扎尔人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塞凯伊人所排斥,弗拉赫人仍然忠于他们基于拉丁语之上的语言和东正教信仰。而亚诺什·匈雅提和他的两个孩子因为有罗马尼亚血统,家乡又在克鲁日/克劳森堡,以及他们与马扎尔贵族近来的联姻,所以看起来他们至少会这三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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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gazer
2020-09-19, 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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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加什的父亲一生都在马鞍上与奥斯曼土耳其人作战,但同时又对欧洲的新学问着迷。在匈雅提家族位于克卢日和胡内阿多拉的家以及他妻子在蒂米什瓦拉的西拉吉庄园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有许多学者朋友来访。马加什一定是在童年时就已经因为聆听这些生动的讨论而培养了他对于讨论的兴趣。他父亲结交的第一个也是最有趣的学者朋友之一是波兰人文学者萨诺克的格里高利(Grezegorz z Sanoka,即Gregory of Sanok)。这位未来的利沃夫(Liviv,当时在波兰,今乌克兰境内)大主教是一个狂热的书迷。据他的传记作者菲利波·布纳科西(Filippo Buonaccorsi)说,他作为大主教,睡在肮脏、混乱的卧室里,在食物和武器的碎片中散落着大量的经典著作。他还说,匈雅提因为他非凡的才能和智慧将他的儿子们交给他来照顾和管教。

匈雅提喜欢将格里高利这种学者从废墟中救出,掸掉灰尘,然后作为新奇的礼物送给自己的家人。从12岁离家后,格里高利追求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们所流行的那种流浪、孤独的生活,在波兰讲授经典,然后漫游到南方的匈牙利。1444年,他随匈雅提参加了保加利亚的瓦尔纳战役,在保加利亚对阵奥斯曼人的灾难性的瓦尔纳战役中,他险些负伤而死。这场战役的失败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匈牙利军队几乎全军覆没,而且为被包围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敲响了丧钟,奥斯曼人再也无法被赶出欧洲大陆。匈雅提很幸运,他从瓦尔纳捡了一条命逃出生天,波兰人也是如此,但他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会为了这样的远征而放弃了在波兰宫廷的舒适生活。于是,匈雅提把他送到了特兰西瓦尼亚,并给他安排了一个新的角色,让他当上了自己孩子们的家庭教师。

格里高利在接受大主教职位后,很早就离开了马加什的生活,据他的传记作者说,他后来对这一决定感到后悔,“眼里含着泪水”,“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惋惜……从一开始他就想放弃一切,回到匈牙利的朋友们身边。”

在匈雅提城堡的教室里,再也听不到他们那古怪的波兰教师对维吉尔的称赞声了。但现在有一位新的学识渊博的客人经常来这里。这就是亚诺什,或者说约翰尼斯,德·斯雷德纳(de Sredna),以他位于克罗地亚的斯拉沃尼亚的家乡小镇而得名。后来,他被称为亚诺什·维特兹(Janos Vitez),虽然他生前从未用过这个名字。

尽管已经四十多岁了,但匈雅提仍然是个精力充沛的人,比马加什在他这个年纪要强得多。矛盾的是,1444年瓦尔纳的惨败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离不开匈牙利。西吉斯蒙德国王的继任者拉兹洛也战死于这场战役,这使匈牙利出现了权力真空,因为这位国王的儿子,被称为“遗腹子”的拉兹洛,还在他母亲的肚子里尚未出生。因此,1446年,匈牙利议会任命匈雅提为“总督(gubernator)”,即总督(governor),使他成为匈牙利的实际统治者。

他在这个职位上并没有待很多年。1448年,在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又发生了一次军事上的重大失利,使匈雅提的威望大打折扣,1453年,他谨慎地退位,退而仅仅担任军队统帅。然而,匈雅提家族并没有真正下台。现在,他们已经是全国最强大的家族,在之前的时间里,他们充分利用手中的资源,为自己的家族扩充了大量的土地。

匈牙利的贵族们仍然对他们怀有敌意。匈雅提家族在特兰西瓦尼亚从默默无闻中崛起,在旧贵族中引起了巨大的嫉妒,尽管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匈雅提家族和西拉吉家族的联合使他们在国内建立并维持了一个巨大的派系,团结了所有反感贵族野心过大的人,这个家族的核心支持者来自下层贵族和城镇市民。同时,匈雅提对学者的偏爱,使他得到了像维特兹这样的人的忠诚,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奥拉迪亚主教就是来源于匈雅提的馈赠。在上一任主教——一个叫德·多米尼的意大利人在瓦尔纳战死后,匈雅提使得他的朋友被提升为匈牙利东部最富庶地区的主教。

1453年,匈雅提助推维特兹更进一步。那一年,主教被任命为宫相。因此,在匈雅提看似退位的那一年,他实际上留下了他在政府核心的忠实盟友。维特兹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合伙人。他是一个朋友、顾问和家庭问题的解决者。他还是一个狂热的藏书爱好者,集政治家和学者的本能于一身,他对年轻的马加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维特兹从未亲自到过意大利。但他通过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学者建立联系,并利用他到克拉科夫、布拉格和维也纳的外交访问来寻找学者,弥补了这一缺陷。1452年的一次维也纳之行让他认识了未来的教宗庇护二世(Pius II),当时他是皇帝腓特烈三世的秘书。两人分享了许多书籍,并交流了有关欧洲需要对抗土耳其人的想法。维特兹还鼓励外国学者来他的宫廷,包括塞浦路斯人萨诺卡(Sanoka the Cypriot)、菲利波·波多卡塔罗(Filippo Podocatharo)和波兰天文学家马金·克罗尔(Marcin Krol)。

维特兹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皮尔·保罗·维杰里奥(Pier Paolo Vergerio),后者是西吉斯蒙德国王在1414-15年在康斯坦茨大公会议(Church council in Constance)上偶遇并聘请的人文主义学者。他一直留在匈牙利,直到1444年去世,在维特兹位于奥拉迪亚的宫廷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维杰里奥是一位重要的客人,毕竟希腊语知识越来越被认为是接受全面教育的关键,而维杰里奥曾师从希腊语教师曼努埃尔·克莱索拉斯(Manuel Chrysoloras),后者在1390年代的佛罗伦萨传播了在当时鲜为人知的希腊语知识。维杰里奥可能教授了维特兹一些希腊语,因为主教后来成了热心的希腊语手稿收藏家,他在其中一些手稿的空白处写的注释表明,他至少懂希腊语。

维杰里奥为维特兹提供了其他有用的人脉。他是维特兹和瓜里诺·维罗内塞(Guarino Veronese)之间的纽带,瓜里诺·维罗内塞是费拉拉学院的院长,该学院以其现代精神培养学生学习人文学科(studia humanitatis),即文科(liberal arts)或“人类学(humanities)”,人文主义便是从这里得以传播。这对于复习能够在马加什治下的匈牙利推进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维杰里奥向瓜里诺介绍了维提斯之后,主教将他聪慧的侄子伊万·塞斯米基(Ivan Cesmicki)托付给了瓜里诺。在意大利,这个孩子放弃了他的旧名,改用了雅努斯·潘诺纽斯(Janus Pannonius)这个名字。潘诺尼亚是旧日罗马帝国的省份,包含了他的故乡斯拉沃尼亚。他并没有像大多数同时代的人那样,在原有的姓氏上加一个拉丁文的后缀“us”,纳尔迪(Naldi)变成了纳尔迪乌(Naldiu);邦菲尼(Bonfini)、邦迪尼乌斯(Bondinius)等等,这表明他完全皈依了古罗马文化。而他还并不满足于这种象征意义上的文化改变。在1447年至1458年旅居意大利之后,他不再使用塞斯米奇(Cesmicky)这个名字。

改名为潘诺纽斯之后,这个年轻人精通语法、修辞、历史和诗歌。事实上,他可能是费拉拉学院有史以来遇到的最聪明的学生。瓜里诺的儿子巴蒂斯塔回忆说:“他总是要求我们出题,规定进行什么题材的创作……但我们几乎还没开始写出来,他就已经开始口述诗句了。”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个天资聪颖的年轻人的轮廓,之后他便开始协助他的主教叔叔着手建立匈牙利最好的古典图书馆。正是在意大利,马加什未来的藏书工作有了一个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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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9,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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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I delight in everything that’s new”

君士坦丁堡沦陷四个月后,1453年9月30日,教宗宣布发动十字军东征。但神圣罗马帝国的日耳曼王公们却陷入了一片死寂般的沉默,甚至在方济各会的一位有魅力的修士乔瓦尼·达·卡皮斯特拉诺(Giovanni da Capistrano)在雷根斯堡的帝国议会上号召他们出兵后也无济于事。1455年春,教宗尼古拉五世去世,十字军东征的话题就这样无疾而终,匈牙利只能独自面对征服者穆罕穆德的进攻,只有不屈不挠的卡皮斯特拉诺召集了一支临时拼凑的志愿军向东支援他们。

1456年6月,穆罕穆德的军队已经兵临贝尔格拉德,而这里位于萨瓦河和多瑙河的交汇处,扼守着匈牙利南部的平原。当奥斯曼帝国在7月4日开始围城时,看起来匈牙利的指挥官亚诺什·匈雅提和已经71岁的卡皮斯特拉诺并没有什么胜算。当然,匈牙利王室也是这么认为的,年轻的国王“遗腹子”拉兹洛早已从布达逃到了维也纳。

但匈雅提光荣地一雪前耻,洗刷了他在瓦尔纳和科索沃的两次失败。7月22日,奥斯曼帝国对贝尔格莱德的进攻被击溃,军队在撤退时被衔尾追击,屠杀殆尽。这场大胜使匈牙利在长达四分之三世纪的时间里都没有受到严重的入侵。不幸的是,匈雅提没能品尝到胜利的滋味,一场瘟疫席卷了整个基督教阵营,这位伟大的战士在8月11日死于高烧。他的遗体被运回特兰西瓦尼亚,安葬在阿尔巴尤利亚的教堂里。

他的遗孀伊丽莎白留在蒂米什瓦拉的庄园里,随之要面对的是政敌接踵而至的攻击。贝尔格莱德的史诗般的胜利使匈牙利人爱国者们和意大利那些崇拜英雄的人文主义者们对匈雅提家族感到心潮澎湃。但匈牙利的贵族们和他们年轻的国王却并不认同这些情绪。相反,与匈雅提家族敌对的贵族们认为,是时候把这个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野心勃勃的家族彻底消灭掉了。

匈雅提一死,国王就南下到贝尔格莱德,将他的胜利果实据为己有。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他以前的监护人,塞列(Gilei)伯爵乌尔里希(今斯洛文尼亚的塞列(Celje)),他是匈雅提的死对头,一心想让自己的家族将匈雅提取而代之。事实上他有一个额外的理由来憎恨匈雅提家族。为了弥合两个家族之间的裂痕,他同意将女儿伊丽莎白嫁给马加什,但在1455年9月,这个女孩住在胡内阿多拉的匈雅提城堡时突发急病去世。她不太可能死于没有得到良好的照料,当女孩病倒的时候,伊丽莎白·西拉吉一直心神不宁,恳求卡皮斯特拉诺修士来特兰西瓦尼亚。“我相信,即使她已经死了,你也能让她起死回生,”她激动地写道。但这个年轻女孩仍然死了,成为两个家族之间又一个矛盾的焦点。

1456年11月8日在贝尔格莱德,国王、塞列伯爵还有马加什的兄长拉兹洛之间,进行了一场充满了不信任的三方会谈。匈雅提家族的新任家主很紧张,他充分意识到塞列的敌意,决心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会谈后的第二天,他就谋杀了他的对手。

国王对此表现出了非凡的头脑。他看上去对这一暴行无动于衷,在回布达之前,他爽快地确认了匈雅提接任他父亲在军队中的职位。他始终将主动权牢牢地把握在手中,通过在蒂米什瓦拉停留数周,参加伊丽莎白举行的精心准备的欢迎仪式他使得匈雅提家族产生了一种虚假的自满感。直到第二年春天国王才离开蒂米什瓦拉,那时他已经准备好了为匈雅提家族设下陷阱。在布达,他向蒂米什瓦拉发出了一份看上去并无恶意的邀请函,召见匈雅提家族的两个孩子入宫。

尽管他们的父亲曾经嘱咐过:“不要让两个孩子同时前往宫廷。”——他的遗孀显然对这句话依然牢记在心——但他们还是接受了。毫无疑问,现在十几岁的马加什已经褪去了童真,他渴望着比蒂米什瓦拉或胡内阿多拉的乡间更明亮的灯光,渴望着逃离伊丽莎白在家中所表现出的令人窒息的虔诚。兄弟二人于3月初到达布达,带了约1200人的随从,包括伊丽莎白在西拉吉家族的许多亲戚和随从,这使得他们对安全问题并不担心。

王室迅速地实施了自己的计划。1457年3月14日下午,布达城堡的大门突然关闭,吊桥被拉起。兄弟二人发现自己被困在里面,而他们的随从们却在多瑙河的另一边的佩斯。国王和他的贵族谋士们行动非常周密,不仅匈雅提家族的两个人都被抓了,而且他们家族的盟友,时任主教的维特兹也被关进了监狱。

教宗使节,红衣主教胡安·卡瓦哈尔(Juan Carvajal)对这个在意大利几乎和在匈牙利一样享有盛名家族遭到袭击感到非常愤怒,于是向罗马发出了讯息。但国王的动作更快。拉兹洛·匈雅提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和谋害国王的罪行,“他的野心源于他父亲对王位的野心”。3月16日,他在被捕后48小时内就在布达的王宫庭院被处死了。

保卫贝尔格莱德的英雄之子就这样被谋杀了,这在欧洲的宫廷里掀起了一阵惊心动魄的恐慌。这(对于拉兹洛国王来说)也是战术策略上的灾难。在罗马,尼古拉五世的继任者加里多三世(Galixtus)为被囚禁的维特兹求情,要求国王释放主教。与此同时,匈雅提家族以伊丽莎白的弟弟米哈利为首,准备从她在蒂米什瓦拉的总部发动反击。不过他们晚了一步,国王向蒂米什瓦拉派出了使者议和。当反对他的情绪在匈牙利境内日益高涨时,他那双沾满鲜血的手显然已经不能再控制局面了。威尼斯的使者在6月13日报告说:“国王已经被他的大多数党派抛弃了。”此时,如何处置马加什便又成了个问题。目前来看,他几乎已经被遗忘了。但拉兹洛死后,另一个匈雅提家族的男孩便突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或者说是棋子。国王不抱任何侥幸心理,很可能打算也杀了他。在这期间,他把马加什从布达的临时监狱里带出来,关在皇家城堡南端城堡边上的一座小房子里,之后把他带到了维也纳。

马加什现在已经在监狱里呆了三个月了。他一定认为他的牢房每打开一次便会有一个刽子手进来将他带出去处死。但命运的车轮又一次戏剧性地转动了。国王打算要结婚了。由于他既是波西米亚国王,又是匈牙利国王,他决定去布拉格,在那里迎娶他的法国新娘。马加什不情不愿地陪同他去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个未解之谜。王室于9月到达布拉格。但在11月的第三周,国王突然表示自己身体有些不适,然后在1457年11月23日,国王去世了。

整个匈牙利为之震惊,同时又感到高兴。许多意大利人也是如此,他们饶有兴趣地关注着这一连串令人困惑的事件。正如那不勒斯的乔凡尼·庞塔诺(Giovanni Pontano)在1490年代的作品《幸运(De fortuna)》中所回忆的那样,马加什突然从监狱中获释令人印象深刻。他写道:“作为一个普通的小男孩,他在监狱里被铁链锁住,煎熬了很长时间,害怕刽子手的斧头和国王的愤怒。但他很快便出乎意料地从那个肮脏可恶的地方被释放出来,并被加冕为国王。”维斯帕西亚诺(Vespasiano)则描述得更简洁:“兄弟俩一个被砍了头,另一个被关在监狱里,后来成了国王。”

在罗马住所里,加里多三世被深深地感动了,他从这些奇怪的事件中看到了上帝的旨意。他想,这一切肯定是为了让这个神奇的孩子能够率领人们期待已久的十字军去讨伐奥斯曼土耳其人。一想到马加什可能会和他的兄长一样被处死,这个来自加泰罗尼亚的老人便觉得不寒而栗。他认为马加什必须从布拉格被释放,他写信给红衣主教卡瓦哈尔说:“我们常听说,这位年轻的领主会继承他父亲的衣钵。”在教宗心急万分的时候,刚被释放的维特兹正骑着马向布拉格赶去。事实上,现在国王死了,马加什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了。波西米亚的权力已经迅速地转移到了捷克总督乔治(捷克语为伊日)·波杰布拉德手中。而波杰布拉德并不打算杀死马加什。相反,看着马加什,再看看他十多岁的女儿卡塔琳娜,他觉得这是桩不错的婚事。于是在维特兹前往布拉格谈判要求释放马加什的时候,迫于压力,他不得不同意马加什与波杰布拉德的女儿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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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ga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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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忽然之间马加什不仅被释放出狱,而且加冕为国王,成为几个世纪以来第一个加冕的平民【这里虽然用的是commoner,但是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指没有王室血统】。事实上,在1458年1月底,主教和贵族们在布达集会之前,他被议会选举为国王就已经成为了板上钉钉的事实。为了排除一切潜在的威胁,马加什的舅舅米哈利·西拉吉率领15000名武装人员骑马进城,他们就驻扎在贵族云集的城堡之外的拉科西(Rakosi)田野上。讨论持续了数日,与会众人越来越不耐烦,但在1月24日,正如威尼斯大使所写的那样,当马加什当选的消息传来时,数以万计的人群爆发出欢呼声。

教宗也感到很激动。“您当选的消息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满足,以至于我们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情感”,加里多三世在写给马加什的信里这样兴奋地描述道。他继续说:“陛下的加冕使我们看到了自己祈祷和眼泪结出的果实。我们认识到上帝不仅为匈牙利王国,也为整个基督教世界派遣了天选之人,[以便]他可以将自己的力量献给消灭伊斯兰教的光荣斗争。”

那么这位被寄予厚望的少年呢?之前几个月的经历塑造了他一生的性格,强化了一种玩世不恭的因素,而这种玩世不恭的性格掩藏在表面的和蔼可亲之下。这很容易让人把马加什国王的无情与自我保护本能归因于他于1457年春天被捕后的九个月的经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风华正茂便死于非命的兄长。拉兹洛的铜像和他父亲亚诺什的铜像一起,在他每次穿过布达的宫殿院子时都会迎接他。在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布达的时候,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他哥哥的遗体,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之后将其送往阿尔巴尤利亚的教堂安葬。

这个时期并没有留下马加什的真人画像。在他的收藏中,只有几本书中有国王的木制肖像。一份在1469年由“教堂的乔治(George of the cathedral,拉丁语Georgius Cathedralis)”在维也纳抄写的祈祷书中,包含了一副国王刚即位十年时的画像,这份祈祷书现藏于罗马。这幅画展示了一个戴着王冠、身穿皇室长袍的马加什跪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苍白的身影前,在他的身前放着绘有乌鸦图案的盾牌。这幅作品并没有展示出国王的外貌,或者说他的个性。从这幅作品中,没有证据表明“教堂的乔治”曾亲眼见过马加什,或者说,即使他见过,也不能表明这是一幅写实的肖像画。这是一个戴着王冠的君主的传统形象,就和另一幅由旅居住在意大利的匈牙利修士安德烈斯·潘诺纽斯(Andreas Pannonius)在1467年左右赠与马加什的作品《国王的美德之书(拉丁语Libellus de regiis virtutibus)》中他的肖像一样。

对于科维努斯研究的专家伊洛娜·贝尔科维茨(Ilona Berkovits)认为维也纳祈祷书证明了从15世纪60年代开始,马加什就“致力于建造一个庞大的图书馆”。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圣杯内的铭文所示,马加什甚至都没有收藏这本书,而是将其转增给了一位名叫托马斯的匈牙利修士。这对于一个收藏家来说是一个奇怪的举动。此外,这幅画的质量也很粗糙。很难想象这幅简陋的画卷能与迪·乔瓦尼兄弟、阿塔凡特或切里科(Cherico)的华丽画卷并列于一室。所以我们认为,它与科维努斯大图书馆之间应该没什么联系。

虽然这一时期的王室图书馆显得乏善可陈,但马加什对意大利的艺术、雕塑和建筑的热情已经很明显了。而热爱意大利文化的维特兹被擢升为宫相,并在1465年红衣主教迪耐什·塞切尼(Denes Szechy)去世后,继任为埃斯泰尔戈姆大主教。

在15世纪60年代早期,意大利的艺术家和工程师们开始陆续来到布达,新国王计划对西吉斯蒙德的宫殿进行彻底的改造。潘诺纽斯在费拉拉的同学加莱奥托·马尔齐奥在1467年来到布达。1468年,建筑师阿里斯托特·菲奥拉文蒂(Aristotele Fioravanti)也来了,因为马加什从意大利邀请他到匈牙利来从事宫殿和南部防御工事的修建。菲奥拉文蒂后来不明智地去了莫斯科,当他试图离开的时候,被沙皇伊凡三世囚禁。当“大教堂的乔治”为马加什抄写完祈祷书的时候,维特兹在布拉迪斯拉发新创建的大学已经投入使用两年多了,后来潘诺纽斯从罗马带来了教宗的许可诏书。

维特兹之所以布拉迪斯拉发而不是布达作为学院的校址,很可能因为它离西边更近,因此更容易吸引来自维也纳和德国的学者。他的一项重要成就是邀请到了一位著名的年轻天文学家,来自哥尼斯堡的约安尼斯·穆勒(Johannes Müller),他在拉丁文中别名“雷吉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Königsberg,拉丁文中为国王的山峰)。雷吉蒙塔努斯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物,吸引了很多人的追随;他是一个大放光彩的人,因为在1476年他年仅40岁英年早逝后,他的名字与许多当时惊奇的成就联系在一起,包括发明了印刷术和“制造出了一只会在宴会厅里飞舞的机械苍蝇,然后回到主人的手中”。与雷吉蒙塔努斯一起出现的还有马辛·比利卡(Marcin Bylica),他曾是波兰伟大的天文学家马金·克罗尔在克拉科夫的学生。鉴于马加什宫廷对占星术的热情,他们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为大学选定一个天宫图(horoscope),以确保大学的未来辉煌”。

如果说维特兹是大学的幕后推手,那么马加什就是将菲奥拉文蒂带到匈牙利的幕后推手。1465年,他曾写信给博洛尼亚当局,请求“阿瑞斯托特大师在建筑工程上(Magister Aristotele, architextus singularis)”的服务,并解释道:“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与异教徒打仗,我非常需要这样的人(为我服务)。”战争是国王自己全权负责的事务。在他在位头15年的大部分文化项目,如建立大学和招揽雷吉蒙塔努斯、马尔齐奥和天文学家比利卡等,都可以追溯到维特兹或潘诺纽斯。值得注意的是,雷吉蒙塔努斯将他的天文学表——《Tabulae directionum》献给了大主教维特兹,而不是马加什国王。

到了15世纪70年代,国王与外国人文学者进行了独立的交流,如他1471年写给罗马的庞波尼奥·莱托(Pomponio Leto)的信所示。在信中,他不仅感谢罗马的学者赠送了一本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Silius Italicus)的抄本,还提到了一位被马加什派去购买书籍的名叫布兰迪乌斯(Blandius)的代理人从罗马安全返回。这是这些年唯一一个关于皇家图书馆的重要参考资料。如前所述,潘诺纽斯在诗词中描述的图书馆只提到了他叔叔的。特拉布宗的乔治进献《至大论(Almagest)》中的题词也是有指示性的,他直接提到了维特兹和潘诺纽斯,而马加什只是作为第三方人士。维特兹和潘诺纽斯被描述为文化上的赞助人,而国王则被描述为战士。

从马加什早年的生活轨迹来看,他在图书馆上投入的时间非常有限。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他几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直到1485年征服维也纳为止。在1458年1月他加冕的欢呼声渐渐平息后,战争开始了。奥地利和波兰的统治者都认为他们有权利获得圣伊斯特万的王位,尤其是腓特烈三世,因为哈布斯堡家族曾有两人担任匈牙利的国王,遗腹子拉兹洛和他的父亲阿尔伯特。

腓特烈决心维护他认为属于自己的权利。他还拥有真正的匈牙利王冠,这是1441年阿尔伯特的遗孀海伦娜·科坦纳(Helena Kottaner)在他死后带回奥地利的。这是一个有力的讨价还价筹码,因为匈牙利人非常尊重它。“王国里有三条法律”,海伦娜·科坦纳在1441年写道,“一,匈牙利的国王必须戴上神圣的王冠。二,国王必须由埃斯泰尔戈姆大主教加冕。三,加冕仪式必须在塞克什白堡举行。”

由于王冠在手,腓特烈听从了匈牙利贵族们的建议,这些贵族们告诉他,如果腓特烈宣布自立为王,那么十几岁的马加什很可能会退缩,所以他在1459年2月27日这样做了。出乎他的意料,这个决定并没有吓到马加什,所以皇帝决定入侵匈牙利。但他的军队没有走远,毕竟腓特烈不是一个称职的将军。

加里多三世的继任者,也就是维特兹的老朋友庇护二世,通过教会的公使向皇帝发出信息,敦促他不要和马加什针锋相对。对于这位腓特烈的前秘书来说,这肯定是个让人不舒服的工作,但他并没有吝啬自己的言辞。他在曼图亚那里徒劳地试图组织一次十字军,并告诉腓特烈:“匈牙利是基督教世界的盾牌,在它的掩护下,我们一直是安全的。”他继续说,“如果这道屏障就这样向野蛮人敞开了,那么毁灭将会降临在所有人身上,而上帝则会责罚这起灾难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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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9年5月,来自奥地利哈布斯堡的军事威胁已经消除。但南方又有了新的危险,奥斯曼苏丹派大军向北推进至索菲亚,试图攻克塞尔维亚人在多瑙河下游的最后一个据点斯梅代雷沃(Smederevo)——此处离贝尔格莱德并不远。马加什对于挽救曾经强大的塞尔维亚王国的最后一块残骸表示无能为力,他所能做的只是率军南下,在南部的城镇塞格德(Szeged)驻扎,表明自己的立场。

面对奥斯曼人的威胁,马加什对于处理内政显得分身乏术。米哈利·西拉吉意识到自己无法像想象中那样控制自己的外甥,于是叛变了。他的所作所为给了那些支持腓特烈的贵族们一丝希冀。马加什不得不从塞格德赶回布达,以避免他的舅舅公然造反。他许诺如果米哈利·西拉吉能击退斯梅代雷沃的奥斯曼人,就封他为塞尔维亚国王。然而即使在西拉吉被派往南方之后,矛盾依旧没有得到平息。马加什不得不再次从首都出发,这一次,他要去西北方解决捷克人军阀扬·吉斯克拉(Jan Jiskra)在腓特烈的煽动下发起的叛乱。

马加什急于平息动荡不定的局面,他必须尽快取回圣冠,以此来一劳永逸地确保他王权的合法性。在维特兹还有一位新的教皇使节(那位冷静的卡瓦哈尔被教廷召回了)的帮助下,他与腓特烈开始谈判。然而,皇帝给出了苛刻的条件。首先,他要的是钱:总共八万杜卡特。更为关键的是,他希望如果马加什死后没有合法继承人的话,指定他为继承人。

马加什可能对《维也纳新城(Wiener Neustadt)条约》中的这一条款并没有多加思索。他刚刚在1461年的春天迎娶了他的波西米亚公主,而1415年出生的腓特烈已经老得可以做他的父亲了。他几乎从来没有想过1463年7月19日签订的这个条约会不会在以后给他带来困扰。

条约签署后,马加什只歇息了几个星期,然后战争便又一次爆发了。这一次,问题处在波斯尼亚,那块位于克罗地亚南部萨瓦河南岸的土地。这块多山的、隐蔽的、人烟稀少的土地引起了争议。克罗地亚人宣称波斯尼亚是其领地的一部分,但在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王国合并后,这里便落入了匈牙利王室的控制之下。匈牙利从未真的试图将自己强加于波斯尼亚。事实上,波斯尼亚在中世纪时期是一个独立的地区。匈牙利并不关心它是否自认为独立,只要没有外部势力干涉就好。然而,穆罕穆德二世在解决了塞尔维亚人之后便把手伸向了波斯尼亚。

1463年,奥斯曼帝国一支自称有15万人之众的部队,经马其顿的斯科普里向北推进,到达科索沃的武契特尔恩(Vucitrn)和塞尔维亚西南部的谢尼察(Sjenica),之后向西进入波斯尼亚。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在北部的亚伊采(Jajce)包围了波斯尼亚国王斯特凡·托马舍维奇(Stjepan Tomasevic),后者在1460年加冕为国王。亚伊采在几天内就被攻陷,之后国王被土耳其人处死。

马加什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威胁。于是在与腓特烈的条约的墨迹未干时,他便在1463年夏天匆匆南下,穿过斯拉沃尼亚的维罗维蒂察(Virovitica),越过萨瓦河进入波斯尼亚北部。他很快就从奥斯曼人手中夺回了亚伊采,并在随后的严冬中,将他们逐一驱逐出波斯尼亚北部的城镇,确保了克罗地亚的南翼和匈牙利的安全。1464年1月,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却发现布达陷入了一片悲痛中。年轻的王后突然离世让胜利的喜悦变得索然无味,但即使是这场悲剧也没有阻止马加什在塞克什白堡举行加冕典礼,他终于从腓特烈手中夺取了匈牙利国王的圣冠。

接着,国王不得不再一次整军备战。亚伊采的失利激怒了穆罕穆德,他决定御驾亲征波斯尼亚。马加什率军南下,越过萨瓦河向亚伊采进发,成功地挡住了奥斯曼人的围攻,奥斯曼人狼狈地撤退了。然而,匈牙利的军队也疲惫不堪。1464年夏秋之际,马加什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试图将奥斯曼人赶出他们位于波斯尼亚东部的要塞兹沃尔尼克(Zvornik,位于德里纳河(River Drina)西岸)。但奥斯曼在兹沃尔尼克的守军十分顽强,这次轮到马加什进攻受挫,他不得不于1464年12月返回塞格德。次年,马加什最后一次远征波斯尼亚,但无功而返。

到了1465年,马加什忽然意识到在他被选为国王后的七年里,他在一场又一场的战役中疲于奔命,几乎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他被誉为基督最忠诚的战士(Athleta Christi),是基督教世界的救世主。但是,正如他向庇护二世(他在不久后的1464年8 月便去世了)指出的那样,在这一神圣的事业中,他几乎没有什么盟友。他向庇护二世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之意,因为匈牙利不可能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抵挡奥斯曼帝国。

事实上,他需要对未来的道路做出选择了。他做出了两个关键的决定。一是废除了传统意义上依赖贵族的封建军队,建立一支新的、只对他负责的常备军部队。这就需要彻底对国家的财政进行改革,建立新的、更有效的税收机制。

另一个决定便是彻底放弃在欧洲领导一场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大十字军东征的想法。这对他的家族传统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变革。亚诺什·匈雅提曾为反对异教徒的神圣战争献身。而正是这一行为使得匈雅提家族在国内外广受赞誉。两位教宗,即加里多三世和庇护二世,之所以会支持马加什成为国王,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他将延续1456年因为匈雅提之死而中断的对异教徒战争。

马加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在对教宗谈论着十字军东征。在他死前几个月,他向英诺森八世保证,他会拿起十字架出兵。但1465年之后这便只是空谈了。马加什对在巴尔干地区单独领导战役的无望感到沮丧,他把目光转向了北方和西部。北边是波西米亚,而他的异端国王已经不再是他的岳父。西边是腓特烈,他的皇帝头衔已经支离破碎,他所真正掌握的只有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地区的领地。他们都是非常理想的扩张目标。问题是这一政策的改变让维特兹和他的侄子潘诺纽斯还有其他匈雅提家族的重要支持者感到震惊。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彻底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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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Ceaselessly entangled in warfare”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埃斯泰尔戈姆的宫殿在维特兹的时代是什么模样。和布达还有维谢格拉德一样,时间已经抹去了一切。除了大教堂墓室里的墓穴外,只有托马斯·巴科茨(Tamas Bakocz)在十五世纪时作为大主教建造的大理石小教堂,它在奥斯曼帝国占领期间被拆除,后来又被重建,让人回忆了被湮灭在历史里的匈牙利文艺复兴时期。

然而,当地博物馆里的雕刻作品却再现了维特兹所熟悉的埃斯泰尔戈姆的模样。这些画作描绘了一个被围墙环绕的城镇,高耸在河边郊区之上,中间可以看到圣阿达尔贝特大教堂的双塔,而在不远处,宫殿的屋顶和圣伊斯特万教堂的尖顶都清晰可见。另一幅木雕画是1595年哈布斯堡军队短暂夺回埃斯泰尔戈姆时的作品,在画中宫殿和城堡的城墙仍然屹立不倒,但屋顶已经不见了,显得破败不堪。

这些作品虽然并不那么精美,但从1465年维特兹接受大主教职位到1472年为止,他所居住的地方的风貌已经足够让人印象深刻。他被擢升为大主教印证了他与匈雅提家族长期以来的密切关系,先是英雄般的父亲,现在又是令人惊叹的儿子。他的侄子现在是佩奇(Pecs)的主教,是全国最富有的主教之一,看起来他们三方之间的三角合作关系是十分稳定的。

在1465年这胜利的一年里,维特兹成为宫相,潘诺纽斯受命出使意大利,然而这也是他们末路的开端。这两位人文主义者逐渐得出结论:他们天才的国王正偏离了他们为他规划的道路;他正带领国家走向灾难。

在维特兹护送十几岁的马加什从布拉格回归时,他似乎很感激这位他父亲的朋友和顾问。但几年后,当维特兹在埃斯泰尔戈姆的宫廷里沉思着事件的过程时,他大概意识到马加什其实一直都表现出了令人担忧的迹象,比如他任性、独裁和情绪化的性格。首先,他把他麻烦的舅舅米哈利·西拉吉驱逐出宫廷便是一种不孝的行为。在马加什从波西米亚回来后的几个月内,年轻的国王就把他放逐到塞尔维亚的前线与奥斯曼人作战。对马加什来说,土耳其人抓住了他并将他斩首实在是再好不过。我们不知道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对此有什么反应,但她一定认为这是一个对她的家族毁灭性的打击。她的丈夫在贝尔格莱德死于高烧,她的章子在布达被刽子手斩首,而现在她的兄长又死在奥斯曼人的弯刀之下。

没有证据表明维特兹曾反对这种做法,一个如此年轻而缺乏经验的人做出这种残忍的举措是令人吃惊的。但是,当马加什和大主教还有他的侄子翻脸的时候,他可能会后悔自己先前没有注意到自己年轻的学生是这样的无情。

1464年冬天在波斯尼亚攻占兹沃尔尼克失败后,匈牙利的外交政策出现了重大转折。这对维特兹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打击。这种政策上的颠覆,就和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试图成为俄国的盟友一般令人惊诧,而且自1849年俄军击败镇压匈牙利的独立战争以来,匈牙利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反俄的。像维特兹这样的人肯定很难接受匈牙利要与奥斯曼结盟,而与同属基督教的捷克人交战。

也许伊丽莎白·西拉吉也对她的儿子拒绝了她丈夫为之献身的价值观感到困惑。不过她作为王室成员,很难想象她会反对她唯一活着的儿子。但维特兹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是教宗无意中给了马加什一个借口,让他可以退出对奥斯曼人的战争,把注意力转移到波西米亚。波西米亚国王和匈牙利国王在几个方面都很像。波德布拉德也是一个强者,他通过自己的努力登上了顶峰,并且在这一点上藐视了王室的传统。“他与同时代的匈牙利的马加什·科维努斯、卡奇米日四世、路易十一还有爱德华四世有很多共同点。”一位近代历史学家这样评价道,“他不是当时任何一个伟大的王朝家族的成员;他的血液里没有一滴卢森堡、哈布斯堡、雅盖隆、甚至普热美斯(Premyslid)家族的血统;他是土生土长的捷克人,只是新近崛起贵族中最成功的一个,他的能力出众……超越了其他世家大贵族,甚至超过了他的同胞们……将整个王国收入囊中。”

然而,马加什对他北方的邻居并没有特别的认同感。他把他的前岳父看作是周围君主中的一个软柿子。他治下的国家里异端、分裂的教会使其成为一个轻松而又合法的打击目标。

波西米亚教会的事情很复杂。事实上,在马加什和伊日·波德布拉德登上王位的时候,波西米亚教会已经脱离罗马教会多年。在1415年,捷克著名的改革派传教士扬·胡斯(Jan Huss)响应了康斯坦茨大公会的传唤,却被认为是异端而烧死后,波西米亚人出于爱国之心,对罗马教会和自己的君主——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国王西吉斯蒙德进行了反叛。结果,西吉斯蒙德直到1436年去世前一年才得以进入布拉格。这时,波西米亚教会中最激进的分子已经被打败了,在波杰布拉德和他的教士盟友扬·罗基卡纳(Jan Rokycana)的领导下,教会的保守派在布拉格占据了上风。

德意志军队的几次进攻都没能击败新近崛起的捷克人,教宗陛下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压力,不得不将大部分的专制权力交给教会议会,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与捷克人达成协议。他们在1432年的巴塞尔大公会上达成了一项妥协,被称为《巴塞尔契约》,该协议并没有彻底解决捷克的危机,但却控制了危机,允许波西米亚人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使用当地的宗教礼仪以及与教友们共同使用圣餐杯,这些特权在其他地区都是被天主教会普遍禁止的。

在那个时代只有最天真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个切实可行的方法。显然,天主教会是不可能允许在欧洲的中心地带长期存在一个不服从罗马教会领导、对神学和实践采取自主选举方式的国家教会。

维特兹未来的朋友皮科罗米尼(Piccolomini),也就是现在的庇护二世显然不是个天真的人。这位曾经平易近人、相当潇洒的人文主义者到了中年后变成了激进的天主教徒,他对胡斯派的厌恶也随之增长。1435年,波西米亚议会无视教宗的意见决定推选罗基卡纳为布拉格的大主教,这激怒了他对天主教的纪律观念。 1448年,他曾对尼古拉五世将罗基卡纳描述为“黑暗之子、恶魔的忏悔者、反基督的先知、可怕的罗基卡纳”,“罗基卡纳既不曾觐见教廷也没有被派往布拉格,却自称大主教并统治着这座城市,这是‘闻所未闻,可怕的,可恶的,可憎的……哦,教宗陛下怎么会对这样的行为视而不见呢!’”在1458年就任教宗后,他决心要铲除这一在他眼中盘踞在中欧的邪恶势力,1462年3月波西米亚的使团抵达罗马,但这并没有使他感到安心。相反,他于3月31日撕毁了《巴塞尔条约》。

废除条约是一回事,但要想找一个合适的代言人来执行他的意志就是另一回事了。庇护二世从未真正使波西米亚臣服。他的前主人腓特烈皇帝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有尊贵的头衔,但庇护二世很清楚,除此之外他便不剩什么了。此外,波杰布拉德很明智地选择与皇帝交好,在皇帝的兄弟反叛他时,他向皇帝提供了军事援助。教皇的第二个选择是,波兰的卡奇米日,但他也沒有兴趣与捷克人交战。那就剩下了另一个候选人:匈牙利国王,他现在开始对胡斯派起了提防之心,虽然之前他娶一个胡斯派的公主时可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庇护二世传召捷克国王到罗马后不久,便于1464年在安科纳去世。但庇护二世的死只会增加让波西米亚压力倍增,因为他的继任者——威尼斯人伯多禄·巴尔博(Pietro Barbo),即保罗二世(Paul II)的立场同样强硬。1465年6月28日,新任教宗呼吁波西米亚的邻国断绝一切与波杰布拉德的盟约,并于12月8日发布教皇诏书,将他定为异端和“堕落之子”,取消了波西米亚人对统治者的效忠义务。1466年12月的第二道诏书将波杰布拉德完全废黜为 "顽固的异教徒和保护异教徒的人"。现在他被剥夺了“所有的尊严、统治权和财产,以及国王、贵族、公爵和其他所有的权利”。在罗马的眼里,波西米亚国王的职位现在是虚悬的,尽管现任的占有者没有任何想要放弃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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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西米亚并不是波杰布拉德力量的薄弱地区,爱国主义情绪使捷克人在那里团结起来支持他们的本土国王。但在摩拉维亚,捷克的民族主义就比较薄弱了,西里西亚更是城市人口以德国人为主的地方。这些城镇居民对捷克的异端分子特别厌恶,加之与斯拉夫人的种族对立感。随着捷克教会与罗马教廷的斗争愈演愈烈,弗罗茨瓦夫(德语为布雷斯劳(Breslau))成为了反对国王的大本营。

在1467年,来自弗罗茨瓦夫的德意志商人、来自波西米亚的传统捷克贵族和摩拉维亚的天主教奥洛穆茨(Olomouc)主教组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联盟。作为叛军,他们开始四处寻找一个值得支持的对立国王。而最终,他们选择了在布达的马加什,毕竟他时常标榜自己作为反对胡斯派的十字军的潜在领袖,而且也一直觊觎波西米亚王位。在他的第一任妻子卡塔琳娜死后,他便在1465年10月致信教宗保罗二世,表示自己一直支持教宗对“波西米亚伪王”的“惩戒”。他补充道:“神圣的天父,我已将自己和我的王国永远献身于神圣的罗马教会和教宗的事业……过去的盟约不会束缚我.…….无论是对捷克人还是对土耳其人开战,马加什和他的匈牙利人民都已准备就绪。”

然而,他不太可能立即采取行动。15世纪60年代中期,马加什正忙于推动全面的税收改革,在他的财政大臣亚诺什·厄努斯特(Janos Ernuszt)——一个在维也纳皈依了天主教的犹太人的协助下,他废除了贵族们从先前的国王们那里获得的各种免税额度,并引入了以门市税为基础的新税,每年征收一次,必要时可以多征收几次。

经济上的改革使马加什的年收入从统治之初的15万弗罗林左右变成了70万甚至80万弗罗林左右。其中门市税约占了一半,其余的收入来自垄断组织(monopolies)、矿场、城镇和其他来源,这使得他能够免除封建税,建立起他计划已久的常备军。议会同意了这项改革,但他们得罪了特兰西瓦尼亚的贵族们,后者集结了一支规模惊人的叛军,聚集在马加什的家乡克鲁日,以本笃会修道院为总部。在那里,叛军领袖们起草了一份协议,控诉了“他们和匈牙利所有居民现在所遭受的一切压迫”。特兰西瓦尼亚的起义在1467年的圣诞节前完全牵制了马加什的精力,不过在国王以惊人的速度突袭克鲁日后,他们便作鸟兽散了。

特兰西瓦尼亚的叛乱被平定后,叛军的残余部队越过边境逃窜到邻近的摩尔达维亚,接着马加什在奥拉迪亚接待了奥斯曼帝国的高级使团,提出了持久的停战协议,现在他可以开始自由地实施他的波西米亚计划了。1468年3月,他向议会公布了他的计划,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捷克人的威胁。他给波杰布拉德的儿子维克多林(Viktorin)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表示他现在站在波杰布拉德的反对者一边,声称他是代表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波杰布拉德在几年前刚刚帮助他击败了他的兄弟。【这段原文是he admitted he now sided with Podebrad’s opponents, claiming that he was taking up arms on behalf of the Emperor — the same man Podebrad had saved from defeat at the hands of his brother only a few years before.我确认我肯定没有翻译错意思,但是原文为什么要这么写我也不知道……】为了给他的行动加上宗教上的合法性,马加什进一步声称,他之所以采取行动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受到了伤害。他写道:"我们将保护你的土地上的天主教居民,以对抗你对他们不公正的待遇,这是一个天主教的统治者应神圣的教廷的特别邀请而采取的做法。”他补充道,“愿主与正义之盾与我们同在。”

波德布拉德不卑不亢地地回答了这一通冷嘲热讽。“当你已经下定决心要对我们开战的时候,你大可不必这样对我们冷嘲热讽,因为这些言辞绝对不会带来胜利,只会让我们更加仇视彼此。”他回信说。马加什不为所动,他在四月份于布拉迪斯拉发发表的宣言中,表达了更多的宗教上不满。他宣称,即将在波西米亚进行的战役是一场“与我们长期以来与土耳其人进行的一样神圣的战争……对被压迫者的同情鞭策着我们…….我们所接受的唯一结局是和平。”这是个半真半假的谎言,因为很显然,促使马加什决定开战的主要原因是投机主义,而不是他真的有多么同情被压迫的波西米亚天主教徒。

自诩为波西米亚的新保护者,马加什的胜利本应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财政上的增税使他成为了一个有钱人。他每年70-80万杜卡特的收入虽然并不是欧洲最富有的统治者——在十五世纪末的巅峰时期,威尼斯的年收入估计超过100万杜卡特。至于奥斯曼苏丹,他的年收入更是这个数字的好几倍。但是,匈牙利国王现在的收入也已是首屈一指。而波西米亚比它南方的邻居要贫穷得多,而且面积也小得多,他们48岁身患重病的国王甚至无法在战场上长久地维持一支军队,因为一个骑兵的费用大约是一个星期一个杜卡特。

据一些目击者说,马加什在第一次波西米亚战役中至少投入了16000人,其中包括8000名骑兵和50门重炮。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显然不想被排除在外,他也派出了约3000名步兵。为了营造出宏伟的气氛,马加什把宫廷里一大半的人都带去了波西米亚,包括维特兹、潘诺纽斯、卡洛萨大主教和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的西里西亚人——埃格尔主教约翰内斯·贝肯斯洛尔(Johannes Beckensloer),他们的身后紧跟着大批匈牙利军队和波西米亚叛军。

然而,马加什却没有收获他所期望的胜利。当弗罗茨瓦夫和摩拉维亚的天主教徒们把马加什誉为救世主的时候,波西米亚的胡斯派人却向其受欢迎的领袖表示拥护。很显然,马加什不会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布拉格——这座他上一次到来时还戴着镣铐的城市。

事实证明,这位匈牙利指挥官也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军事家。到了1468年夏天,马加什控制了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的大部分地区,但波杰布拉德——正如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对查理一世所说的那样——他只需留在战场上就能取得胜利,到了9月,当马加什撤回匈牙利时,波杰布拉德依然没有被赶出波西米亚。

1469年新年开始的第二阶段战役证实了波杰布拉德和维克多林才是更为优秀的指挥官。马加什在2月从布尔诺的营地向北进军,攻击捷克人的要塞库特纳霍拉(Kutna Hora),随即捷克人在维莱莫夫(Vilemov)包围了他。看起来马加什得再次回到他在布拉格的旧牢房里去了。然而,他的聪明才智和欺诈的天赋救了他。马加什说服了波杰布拉德,称自己将代表他与教宗保罗二世进行调解,以此取得了自由。

这是波杰布拉德在战术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因为马加什从捷克人手中逃脱的那一刻起就反悔了。4月,他在奥洛穆茨的帐篷里热情款待了波杰布拉德,只为了向捷克国王提出一系列侮辱性的要求,包括要求波杰布拉德公开向罗马臣服,任命教廷指派的人选成为布拉格大主教,以及提名他自己为波西米亚王位的继承人。在波杰布拉德毫不意外地拒绝签署这份与自我结束政治生命无异的条约后,马加什于1469年5月3日在奥洛穆茨大教堂宣布自己为波西米亚国王,作为波杰布拉德早年对他慷慨支持的“回报”。马加什在回忆里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他下令将这一天的星座图用颜料记录在布达宫殿的天花板上。而捷克人对这一事件的记录却持相反态度。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写的:“伊日所表现出的骑士侠义精神和马加什卑劣的背叛行为在历史上都鲜少有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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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波西米亚的王冠仍然在布拉格被波杰布拉德所持有,因此在奥洛穆茨没法举行正式的加冕仪式。但大主教维特兹的主持为这个不够正式的仪式增添了几分体面,他在大教堂里领着波西米亚的天主教叛军领主,还有教宗的公使向马加什宣誓。随后,他们为400多名宾客举行了一场丰盛的宴会,街道上摆放着常见的酒水喷泉以解渴。5月,马加什来到弗罗茨瓦夫,在那一年的圣体游行中展示他对天主教的虔诚,四位主教、教会公使还有包括勃兰登堡的腓特烈在内的几位德意志王公冒着大雨参加了游行。

在奥洛穆茨和弗罗茨瓦夫的庆祝活动盛况空前,费用不菲,这也显示出马加什性格里新的一面。迄今为止,他的统治一直以来都表现出一种尚武的,近乎简朴的品质,他的宫廷也以简单的生活方式和缺乏仪式感而闻名。现在,随着新的消费文化出现,这些特征逐渐消失了,而马加什也表明了他要跻身欧洲君主前列的决心。在奥洛穆茨大教堂这个陌生而不协调的环境中,观察维特兹向马加什宣誓时的表情会很有意思。他会不会因为穿着厚重的大主教袍,而感到不是很舒服?之后维特兹没有出现在弗罗茨瓦夫的基督圣体游行中,据说他忙于国家公务而分身乏术。如果从表面上看,他似乎表现得十分镇定,但那只是个假象。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对马加什已经不再抱有幻想。

马加什放弃对奥斯曼人的战争,这让他产生了深深的疑虑。维特兹并不是宗教狂热分子,所以他不会对捷克的异端分子进行天主教的纯洁性游行。更重要的是,与胡斯派的战争是打不赢的——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这就是个“泥潭”。这场战争消耗的资金越来越多,到1469年已经吞噬了大约40万杜卡特。正如我们所知,国王对他的权威日益蔑视,这深深地触怒了维特兹。对于一个几乎是一手将马加什抚养大的长辈而言,看到他在私下里无视他的建议,公开羞辱他,甚至在一次闹得沸沸扬扬的王室会议上掌掴他,这让人很受伤。

关于他们争论的确切细节没有任何记录。然而,人们可以想象出,大主教已经六十多岁了,他的声音因年事已高而颤抖,他逐一列举了国王的愚蠢之处:在西方对基督徒发动战争的荒谬;在东方未能对抗土耳其人的威胁;战争所带来的巨大代价;马扎尔贵族的疏远;对国王父亲遗志的背弃。我们还可以想象这些话对脾气急躁的听者的影响:国王的脸色气得发紫,紧握的拳头敲打着桌子,就被跌落在石地上,然后国王起身抓住大主教的斗篷,给了他一巴掌。

在其他的王室顾问中,肯定有好几个人脸色通红,试图缓和刚才发生的事情。但有一个人没有那么紧张。埃格尔的贝肯斯洛尔主教,西里西亚日耳曼人中的一个,他将自己的全部身家都赌在了马加什身上,而现在他知道自己的机会就要来了。

宫廷里的西里西亚人对征讨奥斯曼帝国毫无兴趣。土耳其人在弗罗茨瓦夫附近没有任何领地,但捷克人却有,这些生活在西里西亚的日耳曼人不断地游说,希望匈牙利在波西米亚的战争能继续进行下去。贝肯斯洛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极不讨人喜欢的人——好战、贪婪、缺乏虔诚。潘诺纽斯也缺乏虔诚,但他在其他方面的天才弥补了这一点。相比而言贝肯斯洛尔更像个无赖。但他在必要的时候,也能表现得很讨人喜欢。1468年,他曾愉快地陪同国王前往波西米亚战场,并在次年的奥洛穆茨的临时加冕仪式上,站在维特兹大主教身边。现在,他准备背刺维特兹了,以此从马加什和他的首席顾问之间这一次偶然的破裂中获利。他现在所要做的只是等待,等待一个比埃格尔主教更重要的职位落入他的手中。

马加什在摩拉维亚加冕后的几个月里,维特兹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而随着波西米亚战争的无果而终,维泰兹更感到孤立无援。他最重要的外国盟友庇护二世早已去世,维特兹与他的继任者保罗二世也并不亲近。最早一批支持匈雅提家族的人已经四分五裂。米哈利·西拉吉被杀了,马加什的母亲伊丽莎白也已经退居幕后。在大主教的宏伟事业中, 只有他在布拉迪斯拉发的大学和他的图书馆还屹立不倒。

感到失望的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他的侄子也和他一样,对马加什越来越反感。潘诺纽斯在匈牙利生活得形单影只,原因已经讨论过了。他还患有肺结核,在1465年出使意大利之后,后,他逐渐失去了国王的宠爱。经过在意大利的漫长岁月,他一直没有完全适应作为匈牙利教士的生活。他被瓜里诺认为是一个外交官、演说家或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应该生活在十五世纪的罗马、佛罗伦萨或那不勒斯的“学院”中,而在战火纷飞的匈牙利,他这样的人几乎是多余的。

他也许不该回到匈牙利。正如《潘诺纽斯书信集》的编辑A.巴瑞特(Barret)写道:“这里城市很少,规模也很小,城镇里的人大多是来自德意志的工人和商人,连贵族都很贫穷,而就算是大贵族,除了少数几个之外,几乎都是文盲……要处理的事务太多,即使是最优秀的人也无暇顾及。很有特色的是,即使是潘诺纽斯作为一个诗人、主教和宫廷演说家,也不得不与国王一起出征,甚至参与指挥南方的防线,而在十五世纪中叶的西方,像他这样的人,几乎不会涉及军事活动。”

在他最后的岁月里,他在诗词里表达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回到匈牙利的家乡使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鲜血从我下垂的肠子里渗出,”他感叹道,“而我已经发烧三天了。如果这就是我的故乡对我的欢迎,那我就不该回来。”1470年,他还将自己对宫廷穷兵黩武气氛的厌恶倾诉了出来,写了一篇尖锐的反对战争的诗歌《向战神乞求和平(Pleading with Mars for Peace)》:

荒废耕地,毁坏城镇。

世间的毁灭者,地狱的填充者。

食尸者,陶醉于鲜血。

男人所带来的可怕瘟疫,被所有的女人诅咒。

潘诺纽斯还抱怨说,在回到匈牙利后,他的创造力也被破坏了:

在拉丁语的土地上,我的写作风格也许更像拉丁文的风格

但现在在一个野蛮的国度里,我只能咿咿呀呀地说着野蛮的词汇……

就算维吉尔在此,他的琴声也会变得不堪入耳

而让善辩的西塞罗来这里,他也会哑口无言。

正如潘诺纽斯的传记作者米尔亚娜·伯恩鲍姆(Mirjana Birnbaum)所写的那样,潘诺纽斯将反对战争所带来的浪费与公开赞颂国王的军事功绩的颂歌结合了起来。其中一首是在1469年写的,当时正值波西米亚战役的高潮。但是,伯恩鲍姆(Birnbaum)认为这些诗作毫无生气,“是诗人为了展示自己的忠诚而创作的,最重要的是作者表现出对其主题缺乏真正的热情。”

是否也从佩奇主教机械式的赞美中察觉到了他的口是心非?1469年是他最后一次提拔维特兹和潘诺纽斯。那一年,他任命佩奇主教就任他故乡斯拉沃尼亚的总督,与萨格勒布主教奥斯瓦尔德·图兹(Osvald Thuz)的近亲约翰内斯或者伊万·图兹并列。那是一段令人沮丧的经历。潘诺纽斯并不是一个指挥官,当王国的主力军队远在波西米亚的时候,他几乎无法阻止奥斯曼帝国从波斯尼亚频繁的进攻。他很快就被解除了指挥权。

回到斯拉沃尼亚后,潘诺纽斯的同胞们一定频繁地向他抱怨过,抱怨他们为国王的新外交政策所付出的代价。当国王致力于征服捷克人时,位于与奥斯曼人交战前线的克罗地亚城镇防卫却被忽视了。在这个时候,潘诺纽斯周围萦绕的叛国思想显然得到了其他克罗地亚贵族的认同,其中的关键人物便是图兹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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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杰布拉德的死使他无法如愿再继续用战争拖垮匈牙利。但他确保了马加什永远不会从他的死中获利,以获得波西米亚王位。

波杰布拉德谨慎地考虑过,他的儿子们在如此恶劣的国际环境下是不可能继任国王的,于是为他们分别做了安排。1469年夏天,他把波西米亚的王位交给了波兰国王卡西米尔四世的长子弗拉迪斯拉夫(Wladislas)。1471年5月25日,布拉格的议会通过来自波兰的候选人成为新的波西米亚国王,而马加什只能在摩拉维亚的要塞里旁观这一切,束手无策中。此后,三位波兰主教于8月22日前往布拉格为他加冕。

马加什不知道的是,波兰王子的弟弟,和他父亲同名的卡奇米日现在经常收到对马加什心灰意冷的臣民们的来信,为首的是大主教维特兹,佩奇主教还有萨格勒布主教。他们对波西米亚战争何时能够有个了结感到绝望,于是向13岁的王子还有他的父亲示好。由于当时他还是个孩子,这些策划者们大概设想的是可以先以联合执政的形式过渡四到五年。

波兰王室支持在埃斯泰尔戈姆、佩奇和萨格勒布酝酿的阴谋。和奥地利的腓特烈三世一样,他们也从来不认可像马加什这样的新晋平民有资格戴上匈牙利的神圣王冠,并且,他们在1468年公然拒绝了马加什希望娶卡奇米日国王之女为妻的请求,表明了他们对此事的立场。波兰人被说服了——就和腓特烈十年前那样——对外的扩张将会导致内部的不稳定。

一个在埃斯泰尔戈姆的无名修士很可能偷听到了大主教的谈话,并向在摩拉维亚的马加什出卖了维特兹的计划。马加什在布达和布拉格的监狱里磨练出了求生的本能,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面临致命的危险,于是急忙带着军队返回匈牙利。在他们的阴谋还没有得逞之前,叛军就已经被击溃,因为国王和之前一样直接突袭了布达,再次施展了他标志性的手段。马加什善于用圆滑的许诺来化解愤怒,他很快就把叛军打得节节败退,慷慨地承诺自己将纠正所有的错误,并出人意料地对许多以为大难临头了的背叛者施以恩惠。在9月召开的议会上,他赢得了议会的支持,答应在没有征求他们意见的情况下,不再独断专行,并且从今往后每年召开一次议会,并尊重议会以前的一切权利和特权。(毫不意外的是,他实际的做法恰恰相反,在15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他召集议会的次数越来越少)。他甚至对这个阴谋集团的头目的处理也显得十分谨慎——至少最开始是这样,并没有德古拉式的残酷惩戒。马加什只是逮捕了大主教,并将他关押在埃斯泰尔戈姆,由武装警卫看守。

叛乱的结果令人感到尴尬不已。卡奇米日国王代表他的次子集结了12000人的波兰军队,在10月的第一个星期越过匈牙利边境,然而迎接他们的只有一片沉默,而不是预想之中的欢呼与掌声。潘诺纽斯觉得无论如何自己的生命已经结束了,便不顾一切地为波兰人打开了北部城市尼特拉的大门。但这也不足以挽救这场失败的入侵。随着士兵们在圣诞节后陆续撤回波兰,这场入侵被迅速瓦解。

现在马加什可以随意处置叛军首领了。他把维特兹从埃斯泰尔戈姆转移到维谢格拉德的宫殿里的监狱里。他的侄子去投奔了他的同谋者——萨格勒布的图兹主教,希望能在那里修养一段时间,然后拖着他奄奄一息的身体回到他心爱的意大利。图兹可能对这位危险的不速之客的到来感到有些尴尬。也许他已经从布达那里得到了一些暗示,说如果他处理得当的话,国王可能会考虑放他一马。然而,图兹并没接待潘诺纽斯太久,他没撑到回意大利的那一天,在1472年3月27日他到达萨格勒布的梅德韦德格莱德(Medvedgrad)的教堂后两星期就去世了。他被安葬在萨格勒布附近雷米特(Remete)的宝林教堂,后来又送回佩奇重新安葬。几个月后的8月9日,维特兹也去世了,他知道他放荡不羁才华横溢的侄子死了,一生的心血化为灰烬,这让他悲痛而死。

两位伟大的人文学者去世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意大利,这让维斯帕西亚诺很是悲痛。他只从别人那里听说过维特兹,但他亲自结交过潘诺纽斯,当时的他是那样的意气风发,仿佛整个世界的知识都是这个年轻人的囊中之物。“在这样短的一段时间里,大主教和主教相继惨死。”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这两位曾是王国最倚重的学者,并吸引了许多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很有名望的人到此一游,而现在他们死了,其他人也便随之离开了。”

这句话显得有些夸张了。正如我们所知的,马加什并不像他拘禁的德古拉那样残忍,后者现在正在维谢格拉德百无聊赖地踱着步,用拔掉鸟的翅膀,和钉死老鼠来打发时间。我们可以说马加什是个阴险的人,正如他对波杰布拉德的所作所为展示的那样,但他也不耻对手下败将再施以酷刑的惩罚。在他的一生中,他对反对他的阴谋家们时常放任自流,甚至经常提拔他们,原谅他们的罪行。这一次,图兹家族就没有受影响,主教在萨格勒布的职位上又呆了四分之一世纪,他的叛国罪早已被人遗忘。他一直忙于在萨格勒布大教堂周围修建坚固的防御工事,在1499年才去世,这时马加什都已经死了9年了。米克洛什·乌伊拉基(Miklos Ujlaki)作为一个重要的阴谋家,也被“提拔”了,马加什给了他一个很好听的虚衔——波斯尼亚国王。

维斯帕西亚诺所说的1471年后,匈牙利的人文主义者大逃亡其实有些言过其实。潘诺纽斯的朋友加莱奥托·马尔齐奥的确巧妙地在博洛尼亚躲了一段时间,但他并非是被布达宫廷的恐怖气氛吓到了,他在意大利与宗教裁判所打过交道后就又回来了。马加什对回到匈牙利的人一如既往的和蔼可亲,他可能觉得马尔齐奥在意大利的事很有趣,就把他留在了布达,在他统治的余下时间里一直都呆在他身边。

1471年,天文学家雷吉蒙塔努斯离开了宫廷。但他是在3月中旬到4月底之间离开匈牙利前往纽伦堡,这时距离叛乱爆发还有几个月,他不可能知道叛乱的事,也不可能了解叛乱的内容。他已经将他的活动从布拉迪斯拉发和埃斯泰尔戈姆转移到了布达的王宫,与国王合作建立一个天文台。(马加什曾强烈建议他这么做。)马加什并不认为这位德意志的天文学家与叛乱有任何联系,当1476年雷吉蒙塔努斯去世后,他派汉斯·多恩(Hans Dorn),即雷吉蒙塔努斯在布达天文台的老同事去德意志试图收回他的书和仪器。他还将雷吉蒙塔努斯献给维特兹的天文学表书《Tabulae directionum》搬到了自己的图书馆。

重要的是,雷吉蒙塔努斯的同僚、波兰人马金·比利卡在1471年后留在了布达。和维特斯曾经的许多盟友和门生一样,他也从大主教的侍奉者转为国王的侍奉者。和马尔齐奥一样,比利卡也一直留在布达的宫廷,直到马加什去世。

马加什丝毫不吝啬在死后对他失宠的前顾问们予以哀荣。他为维特兹在埃斯泰戈姆修建了辉煌华丽的墓穴,而潘诺纽斯可能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诚然,我们只有邦菲尼提供的信息,这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但意大利历史学家称,马加什看到潘诺纽斯在佩奇的坟墓很简陋感到十分吃惊,于是下令将他的墓葬改葬,并题词:“这里埋葬着一位文思如泉的学者。嫉恨随着死亡消逝;憎恶也和他的遗体一同化作尘埃。”【注:原文第一句话‘Here lies Helicon.’我一开始怎么都没看懂,不过后来查了一下,文艺复兴时期学者喜欢以希腊神话中的Helicon Mountain作为文学灵感的象征……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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