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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译者自己来发][译]巴巴罗萨:贵族与神话, 译者@Lisa_Corvinus
Lisa_Corvinus
2021-05-20,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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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rth Italian Campaign 第四次意大利战役

在教会分裂爆发后,巴巴罗萨对罗马城采取了熟视无睹的态度,而大多数罗马的教士,甚至包括圣彼得大教堂的教士都在1162年之前承认亚历山大三世为合法教宗。正如博索表示的那样,通过明智地许诺金钱利益,亚历山大三世在罗马的代理人们能够确保在1164年11月1日之前选举出一个亲亚历山大的元老院(Senate)。罗马人民也希望迎回教宗。博索还说,亚历山大三世就是否接受罗马人民的邀请一事还征求了法兰西和英格兰国王的意见——这样看来,如果亨利二世同时还在与雷纳德就是否承认帕斯卡尔三世进行谈判,就显得也太两面三刀了。之后在1165年的夏末,教宗从蒙彼利埃(Montpellier)乘船前往墨西拿(Messina),西西里的威廉一世为教宗提供了五艘大帆船。此后亚历山大三世于11月23日凯旋而归罗马,然而罗马人民只是将他当做他们的大主教来欢迎,并没有打算把他作为整个城市的领主。
曼努埃尔一世试图利用亚历山大三世在罗马时局势的动荡。根据博索的记载,在威廉一世于1166年5月7日去世后,其13岁的儿子威廉二世继承了他的王位,拜占庭皇帝意识到巴巴罗萨对亚历山大三世的威胁,便提出愿意在教宗的领导下重新合并拉丁与希腊教会。作为回报,曼努埃尔希望教廷能够将“罗马帝国的皇冠”还给他,因为他坚持认为这顶皇冠应该属于他而并非那个日耳曼人巴巴罗萨。由于“请求教宗把自己加冕为罗马帝国皇帝”或者说仅仅是“希望得到一顶皇冠”这个说法按照拜占庭传统实在显得太过不可理喻,因此对曼努埃尔所说的“加冕”的意思最合理的解释大概是,他希望教宗承认拜占庭在意大利和罗马城的宗主国地位。亚历山大和枢机主教们考虑了这一提议,并拍了一个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处理此事,但教廷并不准备让希腊人替代日耳曼人成为罗马的统治者。在亚历山大于1167年7月逃离罗马后,这事以及曼努埃尔还给出过的其他类似提议都没有下文了。
巴巴罗萨很可能对曼努埃尔的外交攻势做出了回应,在1166年的某个时候,他的叔父奥地利的亨利与其妻子拜占庭公主赛奥多拉,还有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一起被派往索菲亚去觐见皇帝。他们的目的是在巴巴罗萨支持的匈牙利王位宣称者、伊斯特万三世还有曼努埃尔三人之间实现和平,或许还能间接改善两大帝国的皇帝之间的关系。然而这次任务并不成功,伊斯特万三世随后与亨利的女儿,即巴巴罗萨的表妹艾格妮丝结婚。
与此同时,在1166年2月于纽伦堡举行的机会上,诸侯们同意为下一次意大利战役提供资助,以求让帕斯卡尔三世取代亚历山大三世,并彻底征服诺曼王国。这次远征的发起使得法尔肯施泰因伯爵西吉博托四世(Count Sigiboto IV of Falkenstein)委托他人对自己的财产以及所欠的租税进行调查,并编写了一本记录其财产交易明细的账本;这也是为了在其远征离开自己领地期间更好地指导自己的岳父进行相关管理,毕竟后者是他孙子们的监护人。希尔德斯海姆主教赫尔曼(Bishop Hermann of Hildesheim)抵押了一个庄园筹集了400马克,这样他就可以免于参加战役了。这种减免兵役的做法在英国被称为兵役免除税(scutage),据推测,这种做法有助于巴巴罗萨来支付其雇佣的布拉班特(Brabanters)佣兵的工资,这支部队在这场战役中首次被提及,其中许多人来自布拉班特公国(位于现代比利时境内)。巴巴罗萨雇佣布拉班特人表明仅仅依靠神罗境内的诸侯们已经不能为他提供足够的人手。西吉博托在欧洲最古老的家族档案《法尔肯施泰因法典(Codex Falkensteinensis)》的前面放置了一张刻有铭文的全家福:“孩子们,向你们的父亲告别,并向你们的母亲恭敬地致意。看到这封信的读者,我们恳求你铭记我们,尤其是你,我最亲爱的儿子。”西吉博托是少数得以在这场战役中幸存的人之一,在此之前他并不确定自己能否生还,这说明他很有先见之明。
1166年10月中旬,帝国军队在奥格斯堡集结。在出发前,巴巴罗萨和雷纳德委托林堡公爵亨利二世(Duke Henry II of Limburg)监管帝国和科隆大主教区在莱茵河左岸的收益。由于维罗纳挡住了布伦纳山口的南部,帝国军队不得不改走另一条更困难的路来绕开该城市,从而抵达伦巴第平原。和巴巴罗萨一同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诸侯有美因茨大主教克里斯蒂安(Archbishop Christian of Mainz),布拉格主教丹尼尔(Bishops Daniel of Prague),哈尔伯施塔特的盖罗(Gero of Halberstadt),瑙姆堡的乌多二世(Udo II of Naumburg),富尔达修道院院长赫尔曼(Abbot Hermann of Fulda),还有巴巴罗萨的堂弟罗腾堡的腓特烈(Frederick of Rothenburg)——人数并不是很多。(雷纳德在一百名骑士的陪同下走了大圣伯纳山口,并于10月31日抵达意大利西北部的伊夫雷亚(Ivrea),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四世很可能也走了相同的路线)。主力部队不得不在充满敌意的布雷西亚以及曾经亲帝国的贝加莫的领土上奋力激战才能抵达洛迪。布雷西亚人最后还是不得不交了60名人质给巴巴罗萨。这种充满敌意的态度应该是他们对皇帝不满情绪的一种宣泄。
军队在洛迪城外扎营,而巴巴罗萨、贝阿特丽丝以及德意志、意大利的诸侯们则在11月进入该城,举行了一次参与人数众多的会议,会议决定将全军向罗马进发。根据《莫雷纳编年史》的匿名续作者,“主教、边地侯爵、伯爵、其他社会名流以及许多普通伦巴第市民”,其中的一些人带着十字架,控诉巴巴罗萨的官员对他们犯下的种种恶行的细节。起初他充满同情地倾听着,但他认为他们的抱怨是夸大其词,于是他最后还是什么也没做。伦巴第人感到很沮丧,认为帝国的代理人是按照皇帝的命令在行事,将来可能会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伦巴第人对皇帝的公正性失去了信心,这也是后来爆发起义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热那亚和比萨的使节在会议中就各自对撒丁岛的利益问题发生了争论。最后,双方都接受了热那亚的提议,即在战争期间保持和平;皇帝的现任以及前任宫相布赫的克里斯蒂安和达塞尔的雷纳德分别在会议上站在比萨和热那亚两边,他们被派往各自支持的城市,以争取释放对方的人质。
在帕维亚待了几个星期后,巴巴罗萨在布雷西亚郊外的营地庆祝圣诞节,并迫使该城市支付了一大笔费用,可能还包括另外的60名人质,以重新得到他的宽恕。在此期间,他将美因茨大主教的职位授予了布赫的克里斯蒂安;他还任命海因斯贝格的菲利普(Philip of Heinsberg)——赛普里奥和马特萨纳伯爵戈斯温三世(Goswin III, the count of Seprio and Martesana)的兄弟作为克里斯蒂安的继任者担任宫相。皇帝于1167年1月初回到洛迪,之后在1月11日,他与贝阿特丽丝继续南下。
帝国军队穿过皮亚琴察的领地,迫使托尔托纳和帕尔马投降,并沿着艾米利亚大道(Via Emilia)向东南方向金军,这条罗马人修筑的大道连接着 波河之上的皮亚琴察以及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里米尼(Rimini)。2月10日,军队已经逼近博洛尼亚,并且很可能已经摧毁了博洛尼亚的附属乡镇。巴巴罗萨让士兵们休息,而他则进入城市。他要求得到100名人质和6000镑的赔款。2月16日前后,他抵达了法恩扎(Faenza),2月底则到了博洛尼亚东北部的费拉拉。在2月的某个时候,皇帝见到了他的舅父韦尔夫六世,他此时正在前往圣地朝圣的途中,并向皇帝引荐了他的儿子韦尔夫七世。与此同时,巴巴罗萨召集了他的表弟,也就是之前提到的韦尔夫七世,他正带着增援部队通过塞普蒂默山口(Septimer Pass)来到意大利。在复活节前后(即4月9日),巴巴罗萨的特使在帕维亚向韦尔夫七世支付了先前向他承诺的报酬,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证据,表明了诸侯们的参与并不是无偿的,之后韦尔夫于7月中旬在罗马城外与他的表兄会合。​​​​
与此同时,2月份,贝阿特丽丝在法恩扎附近的莫迪利亚纳城堡(属于吉多-盖拉(Guido Guerra)伯爵)生下了她与巴巴罗萨的第三个儿子康拉德,在他们的长子去世后,他被改名为腓特烈(即腓特烈六世(Frederick VI))。皇后分娩造成的延误可能是导致进军缓慢的一个因素。
从费拉拉绕路后,军队又回到了艾米利亚大道;巴巴罗萨从伊莫拉(Imola)、法恩扎(Faenza)和福尔利(Forli)勒索了大量的钱财。3月4日,当皇帝停留在伊莫拉时,凡尔登主教赫尔曼(Bishop Hermann of Verden)任命(ordained)布赫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of Buch)为牧师,拉文纳的吉多(Guido of Ravenna)和雷根斯堡的埃伯哈德(Eberhard of Regensburg)为执事。第二天,布拉格的丹尼尔和其他主教将克里斯蒂安祝圣为大主教。皇帝在伊莫拉分兵,以确保意大利的东海岸和西海岸不会受西西里人和希腊人的攻击。他派雷纳德、克里斯蒂安和新任宫相海因斯贝格的菲利普带领1500名布拉班特佣兵从托斯卡纳前往罗马协助帕斯卡尔三世并筹集资金。克里斯蒂安从热那亚,雷纳德从比萨出发,由后者领头。比萨的执政官曾宣誓要参与对阿普利亚、西西里及卡拉布里亚的进攻,并任命一位将由帕斯卡尔三世在复活节星期天授职的教士来取代他们之前亲亚历山大三世的大主教。两位大主教带领的部队收集了大量的战利品,并让帝国控制了意大利中部。巴巴罗萨本人向亚得里亚海进发,迫使伊莫拉以东的拉文纳臣服。到了4月23日,巴巴罗萨抵达了里米尼的领地,即艾米利亚大道的东段终点。
当帝国军队以钳形向罗马包夹时,伦巴第地区酝酿已久的叛乱爆发了。关于伦巴第联盟的起源并不清楚,这毫无疑问是因为他们的阴谋很成功,留下的痕迹很少。按照博索的说法,以克雷莫纳为首的伦巴第城市,还有皮亚琴察、布雷西亚、贝加莫和一些流亡的米兰人,在1165年底或1166年初便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保护他们自由的唯一途径便是与维罗纳结盟。其他城市对此感到欢欣鼓舞,却不敢违抗皇帝的命令。博索的报告解释了为什么巴巴罗萨1166年11月的时候不得不在不诶西亚和贝加莫的领地上打仗,以及为什么他在1185年还单独指出克雷莫纳的背叛行为。造成克雷莫纳不满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就像反对米兰当初的霸权行为一样反对帝国,并认为他们没有像帕维亚一样因其为皇帝所做过的努力而分得米兰的一部分领地作为回报。尽管如此,克雷莫纳人显然对他们的背叛意图有所隐瞒,因为在1167年初,巴巴罗萨还因为出于对克雷莫纳人的关怀(正如他在1185年所回忆的那样),同意自费带着克雷莫纳的骑士也一同前往罗马,而不是要求该城市支付雇佣兵的费用——也可能是他把这些骑士们作为潜在的人质,因为他早就疑心克雷莫纳的忠诚了?
到了1167年3月,克雷莫纳已经与贝加莫、布雷西亚和曼图亚宣誓结成了一个联盟,以保护他们的自由。帝国在米兰的执政官,迪茨伯爵亨利二世(Count Henry II of Diez)试图阻止分散的米兰人加入联盟,于3月23日向帕维亚派遣了100名人质,然后向该城市的各个居民索要500镑,并要求再增加300名人质。他威胁说,如果米兰人不听话,就摧毁他们的乡镇和定居点。4月27日,在一次公开的叛乱行动中,联盟在驱逐了帝国的执政官后护送流亡的米拉人回到了他们的城市;9月5日,被流放的亲亚历山大三世的大主教加尔丁(Archbishop Galdin)回到了他的教区。这个联盟甚至愿意帮助他们的宿敌米兰人进行重建,因为他们的宗旨是一个和平机构,设置了解决其成员之间争端的机制。经过5月12日至23日十天的围攻,在得到未来遭遇米兰任何侵略都将被援助的保证后,洛迪也加入了叛乱。皮亚琴察也于5月27日加入。支持帝国的主教们被逐出联盟成员的城市,由忠于亚历山大三世的教士们取代他们的位置。8月10日,盟军占领并摧毁了位于阿达河上的帝国要塞特雷佐(Trezzo),该要塞曾多次在双方之间易手,但最终因为巴巴罗萨未能向守军提供援助而沦陷。
奇怪的是,皇帝对这场叛乱所采取的的唯一应对措施似乎就是在1167年5月向帕维亚派遣了费尔登的赫尔曼(Hermann of Verden),而可能正是由于主教的努力,帕维亚在帝国军队失利后仍然忠于巴巴罗萨。考虑到巴巴罗萨之前就经历过意大利地区的政局动荡以及面对过这种不稳定的反对联盟,他可能已经预料到,在他占领罗马、俘虏亚历山大以及击败诺曼人后,联盟内部的固有矛盾很快便会重新出现,然后自己瓦解。然而,如果他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么他向北撤退的路线就可能被敌对的联盟所阻挡。这是他最大的战略误判。
4月27日,也就是流亡的米兰人回归的那一天,大主教雷纳德免除了锡耶纳(Siena)参加进军罗马的义务,以表彰这座位于托斯卡纳大区的城市为帝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因为他们在应缴纳的fodrum之外又额外支付了1300马克。在8艘比萨战舰的协助下,大主教于5月18日占领了罗马在第勒尼安海的港口奇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罗马人此时正在进攻位于其东南的亲帝国的图斯库鲁姆(Tusculum),当地领主莱诺(Raino)向皇帝求援。雷纳德带领一支由德意志人、伦巴第人、托斯卡纳人还有雇佣兵组成的部队,总共不到1000名骑士于5月27日抵达该城。第二天圣灵节星期天,一只规模比他大得多的罗马军队,据说由4万名骑士和步兵组成,包围了图斯库鲁姆。5月29日,当美因茨大主教克里斯蒂安带领一支500人的援兵(包括一些布拉班特佣兵)到达时,罗马人在克里斯蒂安的军队疲惫不堪正准备扎营时对他们进行了攻击。雷纳德利用他们的注意力被吸引的机会,从图斯库鲁姆冲下山,从后方进攻罗马人。经过艰苦的战斗,罗马人溃退了,而帝国的军队则追到了罗马城门口。据称,约有2000名罗马士兵勉强逃回,9000多人被杀(据洛迪匿名者记载,主要是被布拉班特佣兵所杀),另有9000人被俘。【四万打一千五被反杀,你们这是欧洲孙十万吗】死者中有两位枢机主教,而罗马亲教宗一派的贵族领导人奥多·弗兰吉帕尼(Oddo Frangipane)的儿子也被俘。博索称这是自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在坎尼击败罗马军队以来,罗马城所遭遇的最严重的的一次失败。【……】
罗马民众转而开始反对亚历山大。5月31日,教宗放弃了拉特兰宫,在斗兽场附近属于弗兰吉帕尼家族所有的一个堡垒里避难。雷纳德宣称,如果罗马人希望议和,就该交出亚历山大三世、他的枢机主教们还有奥多·弗兰吉帕尼。教宗通过分发西西里的威廉二世提供的财宝,设法在城内重新获得了一些支持,但他拒绝了国王提出的乘坐西西里提供的船只逃离的建议。也许亚历山大寄希望于伦巴第人的叛乱会迫使巴巴罗萨撤军。在6月和7月期间,雷纳德和克里斯蒂安在罗马的诸多敌对邻国协助下,得到了足够的人手来破坏城市周围的乡镇,但没有直接对罗马发起进攻。
此时,在5月的将近三个星期里,巴巴罗萨与雷根斯堡、布拉格还有费尔登的主教以及罗腾堡的腓特烈一起,一直在围攻里米尼南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安科纳,因为曼努埃尔一世已经通过金钱获得了他们的效忠,希腊军队进驻了这座城市。巴巴罗萨最初拒绝了安科纳向他朝贡并提供15名人质的提议。但在其得知两位大主教在图斯库鲁姆的胜利后,他急于结束围攻,并要求位于他营地里的比萨特使帮助他与安科纳进行议和。5月31日,安科纳投降,条件与他们最初的提议像是。当巴巴罗萨向罗马进军时,他命令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带来他们所承诺提供的军队。他最终接受了比萨人的提议,即如果他愿意放弃接受热那亚提供的援军,比萨人便可以向他提供热那亚原本答应人数的两倍,因为比萨人不愿与他们的宿敌并肩作战。【还有这种好事?】 热那亚方面表示,自己出兵的条件是巴巴罗萨要说服比萨人释放之前扣押在他们手上的俘虏。巴巴罗萨没有理会他们的要求,因为他已经得到了比萨的支持。​​​​
6月的某个时候,巴巴罗萨得知威廉二世正在围攻一座帝国的要塞。于是他把贝阿特丽丝和步兵都留下,只带着骑士匆匆地赶往那里。威廉闻讯撤退,而巴巴罗萨则在他的一些随从们试图渡过一条小河时抓住了他们。皇帝加固了城堡并占领了另一座城堡,还对特龙托河(Tronto)沿岸的领土进行了破坏和掠夺。特龙托河是安科纳与诺曼王国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分界线,这也是巴巴罗萨唯一一次踏入西西里诺曼王国的领地。他最终回应了还停留在维泰博的帕斯卡尔三世,不再拖延,而是决定立即将亚历山大三世逐出罗马。巴巴罗萨和帕斯卡尔大约在7月19、22或24日抵达了罗马城外,皇帝在马里奥山(Monte Mario)附近的老地方扎营。
帝国军队击败了维里达利亚门(Porta Viridaria,利奥城墙(Leonine City)的一个门)的守军;罗马人退到了台伯河对岸。巴巴罗萨没能拿下亚历山大主力部队缩在的圣安杰洛城堡(Castel S. Angelo);他用了好几天时间——至少从7月24日至29日来围攻防守严密的圣彼得大教堂。据博索说,由于皇帝兵力不足或者他并不倾向对该城进行全面而持久的围攻,他开始与枢机主教们还有罗马人民谈判。美因茨的康拉德——现在是萨比纳的枢机主教——充当了中间人。如果枢机主教们能够劝说亚历山大辞职,那么巴巴罗萨表示他也会敦促帕斯卡尔这样做,并且保证不干涉随后的新选举。不出所料,枢机主教们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他们认为教宗不应受任何世俗判断的约束。而且很难相信巴巴罗萨会在胜利已经唾手可得的时候真的准备放弃帕斯卡尔。假设博索的记载是真的,那么巴巴罗萨的真实目的可能是让罗马人去反对亚历山大,因为亚历山大宁愿让他们被围困也不愿辞去教宗之位。在7月下旬的某个时刻(时间线的顺序并不确定),亚历山大意识到他的处境已经无法维系。他伪装成朝圣者逃离了罗马,前往南方160英里处的贝内文托。巴巴罗萨的猎物已经从他手中溜走了。
7月29日,巴巴罗萨的人放火烧毁了与圣彼得大教堂相邻的位于图里(Turri)的圣玛丽亚教堂。据《莫雷纳编年史》的续编者说,有几件无价之宝毁于这场浩劫:一幅独一无二的用纯金制成,装饰华丽的基督像,还有一幅用同样材料和相似工艺制成的精美的圣彼得像。大火蔓延到了圣彼得大教堂的中庭和大门,于是守军投降了。韦尔夫六世在这些事件发生后立刻从圣地返回,他诅咒他的侄子和军队犯下这样的亵渎罪行——或者说,《韦尔夫家族史》的作者在事后将这个带有预见性的诅咒归在了公爵的名义下?7月30日,巴巴罗萨在圣彼得大教堂为帕斯卡尔举行了加冕仪式,作为回报,教宗也亲自为皇帝戴上金冠。应巴巴罗萨的要求,帕斯卡尔还为15名教士举行了祝圣仪式,其中包括贝桑松大主教赫里伯特(Archbishop Heribert of Besançon)、富尔达修道院院长赫尔曼,还有巴塞尔及斯特拉斯堡的主教们。两天后,即圣彼得受铁链刑日(the feast of St. Peter in Chains/Saint Peter adVincula),帕斯卡尔为贝阿特丽丝与巴巴罗萨加冕。使皇帝的胜利美中不足的只有亚历山大三世的逃脱。
当巴巴罗萨攻克利奥城墙时,除了圣安杰洛城堡外,包括拉特兰宫在内的建筑群以及罗马的城市中心其实都位于台伯河的对岸。巴巴罗萨急于与罗马人民达成协议,这样他就可以在教宗的宫殿里加冕帕斯卡尔,使得他作为合法教宗的地位更加显著,并对诺曼人发起他已经推迟了很久的进攻。8月2日,一搜比萨战舰的到来说服了罗马人,他们在图斯库鲁姆战役失败后一直在努力与帝国保持和平,并于巴巴罗萨达成了谅解。皇帝宣布协议条款的金玺诏书并没有保存下来,但他与罗马人民之间达成的具有约束力的口头协议的书面摘要被收录进了《科隆皇家编年史》。消息的来源毫无疑问是宫相海因斯贝格的菲利普,他肯定在谈判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并在不久之后接替雷纳德成为了科隆大主教。
1167年签订的是一项双边协议。罗马人放弃了他们关于公社独立的激进主张,接受了帝国的宗主权。反过来,巴巴罗萨也首次承认了元老院拥有管理罗马人民的权利,而元老院的成员将由他或是他指派的教士来任命。元老院和全体罗马人民都向皇帝宣誓效忠。他们同意保护罗马帝国的皇权不受任何人侵犯,协助皇帝进行城内城外的所有行政管理,并绝不以言语或是行动参与到任何针对皇帝的行动里去。巴巴罗萨以自己的方式确认了元老院的永久存在,他说,元老院的地位将因其作为一个帝国认可的行政管理机构而不是一个自发组成的人民议会得到提高。他承诺不会将公社从帝国那里获得的合法财产和领地权力转让给第三方——这里很可能指的是教廷。他承认了城市的一些约定俗成的传统,还有三、四代人租约的有效性。最后,他还免除了罗马人民在帝国境内的任何过路费或是其他征收费用,这一规定使得罗马的公民们收益,他们是反对罗马贵族和教廷的公社运动的中坚力量。
所有这些规定都将包含在皇帝即将发布的,由诸侯们共同署名的金玺诏书中。1167年帝国与罗马公社的这份条约沿袭了自查理曼大帝于774年颁布特权以来,帝国对教会条约的相同格式,这暗示了此时帝国眼中罗马公社其实和教会拥有相同等级地位。学者们长期以来认为,是8月2日爆发的疫情阻止了这份金玺诏书的颁布,但尤尔根·彼得森(Jürgen Petersohn(1935-2017),一位德国中世纪史学家)证明,该诏书正是1188年元老院承认教廷主权的范本。巴巴罗萨在1153年的康斯坦茨条约中接受了教宗对罗马的统治权,然后又声称教宗是从帝国那里得到了对罗马的行政权和教廷领地,他将教宗完全排除在其教区的世俗治理之外,并将罗马视为一个帝国城邦。当帝国的统治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分崩离析的时候,罗马人民仍然忠于巴巴罗萨,因为他既没有对他们横征暴敛,也没有逼迫他们去效忠他扶植的对立教宗。
罗马投降的条件最迟在8月3日就已经谈妥了。罗马人交给了巴巴罗萨280名人质,皇帝在他们的行政机构了安插了50名议员。他还盘前自己的代理人,包括阿塞伯·莫雷纳,在几天内接受了个别罗马贵族的宣誓效忠,但引人注目的是,弗兰吉帕尼、皮耶罗尼(Pierleoni)和科尔西(Corsi)家族并不在其中,他们在城里拥有自己的塔楼以及要塞。罗马人承诺之后会对这些亲教廷势力的家族,特别是弗兰吉帕尼家族下手。阿塞伯·莫雷纳曾多次请求允许他返回家乡,但都没有被允许。他被迫继续工作直到开始发高烧,才被允许离开。他被人用轿子从战乱的城市一路抬到锡耶纳,在那里他待了大约12个星期,于10月18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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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_Corvinus
2021-05-25,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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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nd of God” 上帝之手

1167年8月2日下午的一场暴雨过后,驻扎在罗马的军队和整个城市都遭受了流行病的袭击,阿塞伯·莫雷纳只是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之一。那是一个晴朗但极其炎热的清晨,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席卷了营地,将帐篷吹飞。几个小时内,许多人和战马开始死亡。他们的症状包括高烧、头痛、胃肠疼痛还有极度乏力,病患甚至在死前发出可怕的恶臭。长期以来学者一般认为这种疾病是疟疾(malaria),在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将沼泽地排干之前,这种流行病一直困扰着罗马城。然而,其中有些人可能在军队南下穿越疟疾肆虐的地区时,还有大主教的部队在城外驻扎的两个月期间就已经感染了疟疾,然后疟疾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力。疟疾有8天的潜伏期,而风暴发生后几个小时内就开始有大批的人员死亡,这就排除了它是造成这场瘟疫的根本原因。如果疟疾是罪魁祸首的话,那么在8月2日之前的几个月就应该有大量的人因为感染疟疾而死亡。一个更符合现代流行病学的解释是痢疾(dysentery),亨利六世、腓特烈二世还有路易九世都死于痢疾。暴雨造成的洪水席卷营地,其简陋的卫生条件便会使供水受到粪便的污染。巴巴罗萨和贝阿特丽丝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可能是因为皇帝在从山谷下山的时候看到了风暴来临,所以回到了他们在马里奥山顶的营地,那里的水没有被污染。
他在那里一直待到8月6日,当时帝国法院仍然运作良好,可以代表台伯河岛上的圣巴托洛缪教堂起草一份宪章。见证该宪章的诸侯有以下几位:大主教克里斯蒂安和雷纳德;烈日、施佩尔、布拉格、蔡茨-瑙姆堡(Zeitz-Naumburg)和哈尔伯施塔特的主教;富尔达修道院院长;罗腾堡的腓特烈;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四世公爵;还有韦尔夫七世。这些见证者中幸存的只有克里斯蒂安、瑙姆堡的乌多二世(Udo II of Naumburg),哈尔伯施塔特的盖罗(Gero of Halberstadt)还有贝特霍尔德。布拉格的丹尼尔于8月9日去世,列日的亚历山大于8月9日或10日去世,维尔登的赫尔曼于8月11日去世,达塞尔的雷纳德于8月14日去世,罗腾堡的腓特烈于8月19日去世,雷根斯堡的埃伯哈德于8月24日去世,韦尔夫七世于9月12日死在锡耶纳,奥格斯堡的康拉德于11月24日去世,施佩尔的戈弗雷于1168年1月28日去世。这一流行病的其他已知受害者还有:波西米亚国王弗拉迪斯拉夫二世的兄弟波西米亚公爵西奥波德;哈勒穆德伯爵伯查德(Counts Burchad of Hallermund),拿骚的亨利,普富伦多夫的贝希托尔德(Berchtold of Pfullendorf),苏尔茨巴赫的贝伦加尔二世(Berengar II of Sulzbach),图宾根的亨利(Henry of Tübingen),洛伊希滕贝格的马克瓦特;雷纳德的兄弟达塞尔伯爵鲁道夫一世(Count Ludolf I of Dassel),科隆的领主赫尔曼,还有利珀的赫尔曼(Hermann of Lippe)。编年史学家们对死亡的总人数有很大的分歧。例如,莫雷纳编年史的续作者表示,9月初巴巴罗萨抵达伦巴第的时候就已经有2000多名骑士死亡;而沃特洛的兰伯特(Lambert of Waterlos,这真的不是滑铁卢啊,但Waterlos是哪里我也没查到……)在康布雷年鉴中记载,有7000名士兵和20000名罗马平民丧生。然而,他们都同意博索的观点,即帝国军队的覆灭是上帝的神罚。例如,洛迪匿名者(Lodiese Anomyous)描述道,这场流行病是“一个神圣的奇迹”,而《科隆皇家编年史》的作者则指出,上帝按照《以西结书(Ezekiel)》9:6中的命令,从圣所开始,屠杀了几乎所有的祭司,并推翻了帝国诸侯们。
巴巴罗萨抛下奄奄一息的病患们,于8月6日或之后不久离开罗马,以最快的速度向北撤退。帕斯卡尔三世仍然留在维泰博,看管罗马的人质。8月29日,皇帝来到了卢卡。8月31日,比萨的骑士和教士们列队欢迎他、贝阿特丽丝还有他们的儿子,估计是2月出生的康拉德(即后来的腓特烈六世),并护送他们前往大教堂和大主教的府邸。巴巴罗萨在大会上感谢比萨人在安科纳做出的贡献以及在奇维塔韦基亚和罗马提供的海军援助。蓬特雷莫利(Pontremoli)的居民居住在比萨和热那亚之间,位于连接利古里亚海岸和伦巴第的拉西萨山口(La Cisa Pass)南部,他们封锁了巴巴罗萨的去路。据维泰博的戈弗雷记载,在战斗中甚至连贝阿特丽丝也被迫要举盾挡住射来的箭矢。帝国军队无法进入山口,只能在奥比佐·马拉斯皮纳侯爵(Margrave Obizzo Malaspina)的护送下沿着陡峭的山路穿过他的领地。9月12日,巴巴罗萨和贝阿特丽丝终于在侯爵的陪同下抵达了帕维亚。在9月21日的公开演讲中,皇帝宣布所有密谋反对他的伦巴第城市——除了克雷莫纳和洛迪违反了法律,他徒劳地希望重新获得他们的忠诚,并扔下了手套以示蔑视。(他在1158年8月公开审判米兰时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同时他允许那些在流行病中生还的诸侯们返回德意志地区。
9月25日或26日,皇帝于来自帕维亚、诺瓦拉、韦尔切利的骑士们一起,在蒙费拉托侯爵威廉和奥比佐·马拉斯皮纳以及威廉的内兄弟比亚恩德拉泰伯爵吉多的陪同下,对米兰的附属城镇进行了破坏、劫掠和焚烧。巴巴罗萨得知一支由洛迪、贝加莫、布雷西亚、克雷莫纳和帕尔马人组成的伦巴第军队正在逼近的消息后,回到了帕维亚教区;但他吃完饭后便马不停蹄地渡过波河,袭击了皮亚琴察的领地。伦巴第人的逼近再次迫使他在9月29日或此后不久撤退。10月,帕维亚人还有巴巴罗萨麾下残余的少量德意志骑士——洛迪匿名者尤其强调了德意志人数量在减少——洗劫并烧毁了兰布罗河(Lambro)河上的蒙布里奥内(Mombrione)城堡和村庄。11月11日,在米兰境内的一场小规模战斗中,皇帝损失了25名骑士并逃往帕维亚;但在他的手下在一场混乱中弄瞎了一名帕维亚贵族后,他在帕维亚也失去了安全感。12月1日,当伦巴第叛军和维罗内斯联盟“在一个城市联盟中”合并时,巴巴罗萨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该联盟在1168年被正式称为伦巴第同盟(Societas Lombardie)。联盟中的城市同意互相援助,对抗任何攻击联盟成员的敌人,并且他们向帝国缴纳的税款数额不会再超过亨利四世统治期间还有巴巴罗萨登基的时候他们欠皇帝的钱。奥比佐·马拉斯皮纳侯爵也于12月27日加入了联盟。巴巴罗萨基本上被逼到了掘进,在1167-1168年的冬天,他流窜在帕维亚、诺瓦拉、韦尔切利、蒙费拉托和阿斯蒂等地。据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记载,一支据说有20000名伦巴第骑士组成的大军在追捕他,而他甚至不敢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超过两至三个晚上。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多次将巴巴罗萨称为前任皇帝(ex-Autustus),这其实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并且他错误地认为1167年的拉特兰会议和格里高利七世在1080年将亨利四世废黜一样废黜了巴巴罗萨。然而,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只是解除了意大利人需要对巴巴罗萨效忠的义务。不过在巴巴罗萨的敌人看来,这也可以归为一回事。在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看来,当巴巴罗萨试图分裂教会的时候,他就已经丧失了作为帝国皇帝的尊严。约翰大约在1165年写道:“对于基督教世界而言,今天已经没有了皇帝,只剩下一个教会的分裂者正在以武力和欺诈试图分裂神圣而不可分割的教会……并试图从基督那里夺取罗马帝国的尊严……”约翰还重复了关于“上帝让巴巴罗萨患了痛风以示惩戒,所以他只能在仆人的搀扶下行走”这种谣言。
走投无路的巴巴罗萨准备与他的敌人进行谈判,哪怕只是为了争取片刻时间来逃离意大利。他对传闻中伦巴第人的提议持积极态度,萨尔茨堡教务长西吉博托(Provost Sigiboto of Salzburg)通知大主教康拉德,让他与其兄弟奥地利的亨利在他们的侄子【指巴巴罗萨】和伦巴第人之间进行调解。1168年春,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记载道,根据一位加尔都西会修士(被很多人认为是巴巴罗萨的私生子的Silve-Bénite的迪特里希(Dietrich of Silve-Bénite)的建议,皇帝召见了查尔特勒修道院(the Grande Chartreuse)和熙笃(Cîteaux)修道院的院长,还有流亡的帕维亚主教彼得,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巴巴罗萨脱离维尔茨堡会议的誓言,来结束教会分裂。他的这些努力都徒劳无功,正如约翰指出的,蒙费拉托侯爵威廉从他的侄子,萨瓦和莫列讷伯爵亨伯特三世(Count Humbert III of Savoy and Maurienne)那里得到了消息,后者一直在阻止巴巴罗萨逃脱。威廉侯爵表示巴巴罗萨除非交出“金山银山”,才能通过自己的领地。最后他们达成的真正交易可能是都灵,巴巴罗萨被迫将其授予亨伯特。3月9日左右,皇帝到达都灵以西的苏萨,位于波河河谷的塞尼山口东边,该山口可通往勃艮第的罗纳河谷。约翰记载道,市民们强迫巴巴罗萨释放他身边残余的意大利人质,才允许他继续前进。据圣布拉辛的奥托(Otto of St. Blasien)记载,皇帝收到了市民正在策划谋杀他的警告。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四世想出了一个办法,即让皇帝和御前侍卫西本尼的哈特曼(Hartmann of Siebenich)代替皇帝躺在床上,然后巴巴罗萨伪装成一个仆人,只带了两个随从(资料中提及的人数从1到5不等)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这是第四次意大利战役的不光彩结局。在1174年再度返回意大利后,巴巴罗萨将苏萨夷为平地。根据维泰博的戈弗雷的记载,贝阿特丽丝甚至也对苏萨被摧毁而感到满意,因为1168年她被留在敌对的城市受了不少苦。
那么巴巴罗萨对罗马周边发生的灾难又有什么反应呢?8月14日达赛尔的雷纳德时候,仍然沉浸在胜利中的巴巴罗萨给负责从大主教区征税的科隆官员写信道,由于罗马的屈服,“我们获得了前辈们所从未得到的荣耀。”在胜利的时刻,“科隆最受爱戴的大主教雷纳德”去世了,这让巴巴罗萨感到无比悲伤。“皇帝说,雷纳德将帝国的荣誉和利益置于他个人之上,并积极投身于在他看来对我们有利的事业中,他一直都怀着这样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念。”雷纳德的支持者和他的同僚们确保了宫相海因斯贝格的菲利普当选新任科隆大主教,他也是帝国内唯一有资格接替雷纳德的人。巴巴罗萨的话肯定不可能是对雷纳德的否定,但他写给科隆官员们的信显得那样不合时宜(就像美国总统遗憾地表示接受一名内阁成员因不明家庭原因而潦草辞职一样)。巴巴罗萨后来的顾问中再也没有任何一人像达塞尔的雷纳德这般有影响力了。
巴巴罗萨在“整个王国范围内发出的”总通告中的语气就显得非常不同了——可能是在9月21日宣布伦巴第城市反叛的时候,他通告了“帝国军队的覆灭和意大利人的反叛。”在现存的弗赖辛主教阿尔伯特给出的那版副本中,皇帝宣称“伦巴第的某些城市,即米兰、皮亚琴察、克雷莫纳、贝加莫、布雷西亚、曼图亚还有维罗纳”“无缘无故地反叛我们的陛下,玷污帝国的荣誉”,这一消息“让上天都感到惊讶,整个世界愤怒得在发抖。”(他对叛乱的原因真的那么无知吗?)【草我真的绷不住了我要笑死了】他说,叛乱的目的不仅是针对巴巴罗萨本人,也是针对德意志人的帝国,“这个帝国是用巨大的努力,大量的金钱,还有许多诸侯和杰出人物的鲜血存续至今的。”这封信是巴巴罗萨的大法官唯一一次使用“德意志帝国(Teutonicorum imperioum)”一词。意大利人不再愿意被他统治,也不再想受制于德意志人的宗主地位。巴巴罗萨宁愿与敌人战斗到底,也不愿帝国覆灭在他手上。就在巴巴罗萨几乎完全只能依赖少数还忠于他的意大利城邦还有诸侯提供的征召兵时,他还在强调他帝国的德意志特色,甚至还奇怪地承认了像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这样的批评家有一定可取之处,即:他不是基督教世界的暂时领袖,只是众多国王中的一个。当然,这也是对达塞尔的雷纳德之前口不择言将欧洲的其他君主贬低为行省国王的否定,也许是巴巴罗萨呼吁某种德意志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的时候不知不觉便做出了这样的否定。
也许我们不应过分单独强调“德意志帝国(Teutonicorum imperium)”一词的使用,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167年之后,巴巴罗萨不再被描述为胜利者,而神圣帝国(Sacrum imperium)一词在12世纪80年代之前几乎再也没被大法官在文书中提起。同时,帝国宪章中关于“荣誉(honor)”和“荣耀(gloria)”两词的使用也集中在1158年至1167年之间,当时雷纳德的势力在宫廷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巴巴罗萨也正处于权利的巅峰。根据一些会议(拉丁语arengae)的记载,皇帝在1167年后仍然关注着帝国的荣誉和荣耀,但公证人在提到诸侯们为帝国服务的义务时不再使用这些词语。1167年8月爆发的灾难性流行病使得许多诸侯丧命,也结束了他们与皇帝间的同盟;而皇帝也和他们一样,成为了一个将重心放在子女和家族的福祉上的封建家长。当巴巴罗萨于1168年3月9日离开意大利时,他已经做了整整16年的国王。他余下22年的统治在某些方面只是一种勉为其难的延续。如果巴巴罗萨当时死在了罗马城外,我们非常怀疑他是否还会被作为德国在中世纪最伟大的统治者而为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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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_Corv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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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3: A Bitter Homecoming 苦涩的回归
The Nadir of Frederick’s Fortunes 巴巴罗萨命运的低谷


巴巴罗萨于1168年3月15日抵达巴塞尔,直到1174年他才经由巴塞尔又返回意大利。这是他统治期间在德意志地区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我们对这6年半的了解比他1152年登基之后的任何时期都要少,而且通常来说,我们对他统治的最后22年的了解要比前15年少。他的影响力减弱和活动兴趣的下降在帝国书信集(Regesta Imperii,这个翻译如果有更贴切的欢迎告诉我)中是显而易见的。Regesta Imperii是对巴巴罗萨的所有叙事资料、信笺还有宪章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个合集。1189年记载的条目最多(201条),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毕竟他当时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其他几个超过150条的高峰期涉及到教会分裂的爆发、米兰的覆灭、他的第三次意大利战役以及帝国军队的覆灭,分别是1159年(154条),1162年(173条),1164年(151条)和1167年(155条)。在8个条目少于50条的年份中,有7个是在1168至1174年间,其中3个是在1167年之后。1169年(最少的,只有36条),1171年(42条),1173年(42条),1175年(46条),1180年(50条),1182年(39条),以及他去世的那年1190年(半年,46条)。1168年1月10日至6月28日期间,没有一封信件或宪章留存下来,很可能帝国法庭已经停止了工作。然而正是这次停留在德意志地区期间,巴巴罗萨开始推行他在自己统治剩余时间内的政策。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大约在1168年5月记载道,“前任皇帝在耻辱中被逐出,成为伦巴第地区的一个逃犯和流亡者,在他过境时,他将自己统治的勃艮第地区弄得一团糟,并且整个德意志地区都陷入了混乱与骚动。现在,他的崩溃似乎就在眼前。”巴巴罗萨在位第一年时便几乎走遍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整个过境,与之相比他在1168年3月15日后回国一年内的行程我们就知之甚少了,这说明他的失败多么刻骨铭心。5月5日他在维尔茨堡;6月1日在法兰克福;6月28日至7月10日回到了维尔茨堡;9月29日在维尔茨堡南部的施瓦本-格明德(Schwäbisch Gmünd);11月26日在沃尔姆斯;圣诞节在阿尔萨斯(也许是阿格诺(Haguenau)?);1169年1月20日在埃尔福特附近的海利肯施塔特(Heiligenstadt);2月在图林根北部瓦尔豪森(Wallhausen)的宫殿。他此次行程止于纽伦堡。除了1169年初他进入了图林根地区之外(他的姐妹是那里的领主夫人),他的行程便局限于霍亨斯陶芬家族统治的中心地带,即阿格诺和沃尔姆斯之间的莱茵河中游地区,还有美因河谷。
如果说这种皇室出巡的目的是为了观察与被瞻仰,那么巴巴罗萨已经与诸侯们失去了联系。事实上,在1158年5月,据波尔德(Pöhlde)地区的一位修道士说,正在与狮子亨利作战的萨克森诸侯们无视了巴巴罗萨发出的两份出席他集会的传召。更有意思的是巴巴罗萨在1168年颁布的最重要的一份法案中的见证者名单:“贵族联盟(the Golden Liberty)”,包含了他在7月10日授予维尔茨堡主教关于维尔茨堡主教区和公国的全部管辖权。许多伯爵、贵族甚至官员都见证了这一宪章,但只有7人与皇室关系密切,他们的兄弟被附在了文件上:巴巴罗萨的亲兄弟康拉德;迈森侯爵奥托(Margrave Otto of Meissen)与他的兄弟卢萨蒂亚侯爵迪特里希(Margrave Dietrich of Lusatia)还有韦廷伯爵亨利一世(Count Henry I of Wettin);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和他的兄弟腓特烈,还有皇帝曾经的内兄弟,福堡侯爵贝特霍尔德二世(Margrave Berthold II of Vohburg)。除了皇帝的直系亲属,在他统治的最后20年内,其他诸侯很少出现在他的集会中。从意大利回来后,巴巴罗萨不得不强迫所有新当选的主教都接受美因茨大主教克里斯蒂安的祝圣,而这些主教又不愿意由一个支持教会分裂的人祝圣;帕绍的阿尔博(Albo of Passau)便因为拒绝而被废黜。整个王国出于混乱之中。
1168年9月20日帕斯卡尔三世在罗马去世,斯特鲁马修道院院长约翰当选为加里多三世(Calixtus III,1178年8月29日辞职),因为他与皇帝并没有什么私交,所以巴巴罗萨试探性地与教宗亚历山大三世达成了和解。如果博索的记载可行,那么巴巴罗萨“对加里多三世的当选感到痛心”。皇帝派遣狮子亨利(他于1168年2月1日于英格兰的玛蒂尔达结婚)和美因茨大主教克里斯蒂安还有科隆大主教菲利普在英格兰和法兰西国王之间进行调解,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斡旋自己与亚历山大三世的冲突。他们在10月14日之后的某日于鲁昂与亨利二世会面,随后大主教菲利普又单独去找了路易。两位西方君主确实在1169年1月帮助实现了和平。
也许是受到这一外交成果的鼓励,巴巴罗萨邀请科隆的亚历山大(他是熙笃修道院的院长)还有克莱尔沃修道院院长彭斯(Abbot Pons of Clairvaux)来到他的宫廷,代表他去与亚历山大进行谈判。他们在圣灰星期三(1169年3月5日)会见了皇帝,并要求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陪同他们一起前往罗马。伦巴第人随后扣留了在雷纳德死后作为双方调解人的埃伯哈德,但两位修道院院长在贝内文托与教宗亚历山大见了面。根据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8月地的一封信中记载,“德意志暴君”要求教宗接受他的次子亨利为“皇帝”,后者在6月被选为德意志国王(亨利六世),并让天主教主教为他的儿子祝圣,确保其“作为一个准备服从教廷的人,只要巴巴罗萨不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本人(即亨利)不会被迫(除非他真的愿意)承认除了圣彼得本人和天堂里的其他教宗之外的任何一位教宗。”【这你干脆宣布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教宗算了……】约翰记载道,如果巴巴罗萨“没有加入那个条件,既被分裂的异端分子所祝圣的神职人员还将保留他们的地位及尊严”,亚历山大说不定就真的会接受这个提议。尽管如此,约翰还是对和平的实现感到乐观。巴巴罗萨终止支持教会分裂的前提是确保教宗要接受亨利的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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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_Corvinus
2021-05-29,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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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ection of Henry VI 亨利六世的当选

第四次意大利战役中众多诸侯的死亡,以及他的长子腓特烈五世(如果他还活着的话)的健康状况令人堪忧,可能使得巴巴罗萨相信有必要确保他的儿子亨利当选国王。在对立教宗的枢机主教代表的见证下,亨利在1169年6月8日至24日之间的某日在班贝格举行的圣灵节集会上当选为国王。大主教克里斯蒂安代表巴巴罗萨将孩子的名字列入候选人名单。我们对实际流程其实一无所知。似乎没有人反对亨利当选,因为巴巴罗萨看起来对结果信心十足,在4月6日于班贝格组成的准备会议上,他就委托熙笃修道院院长和主教埃伯哈德去征求亚历山大三世的同意。科隆大主教菲利普在8月15日于亚琛为婴儿加冕,当时他的父亲并不在场。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关于修道院院长与教宗亚历山大三世的谈判的报告在几个反面令人费解。理论上来说,巴巴罗萨已经在1165年的维尔茨堡会议上确定了自己对于教宗继任者的态度,绝不会承认枢机主教罗兰为教宗。皇帝显然已经准备好为他的儿子放弃这一承诺,但毫无疑问不是为了他自己。由于巴巴罗萨其实从未质疑过教宗将罗马人国王加冕为皇帝的这一权力,所以他肯定也不可能提出让他的儿子由随便一个天主教主教来祝圣为皇帝。这种对教宗权力的侵犯本来是不可能发生的。对此最好的解释大概是,巴巴罗萨准备让亨利被不支持教会分裂的主教们来加冕为国王,以此作为条件来要求亚历山大三世接受亨利为他的共治皇帝。不管约翰是怎么记载的,亚历山大三世还是要求巴巴罗萨正式承认他才是正统教宗。巴巴罗萨可能在亨利当选之后的两个月内一直在等待亚历山大的回应,最后才让支持教会分裂的科隆大主教为他的儿子加冕。
约翰的信也是证明亨利才是巴巴罗萨的次子的主要证据,除此之外在1166年1月8日,巴巴罗萨为亚琛的圣玛丽教堂颁布的特许状中,他将他的儿子腓特烈排在了亨利前面,这也是腓特烈五世是亨利的哥哥的另一个证据。 巴巴罗萨在1168年9月29日提到了“他最心爱的儿子,施瓦本的腓特烈公爵”;但我们不知道这位是指腓特烈五世,还是亨利六世的弟弟腓特烈六世,后者原名叫康拉德,在他的兄长去世后被改名为腓特烈。【意思是你家永远要有一个名叫腓特烈的来做施瓦本公爵吗?】如果腓特烈五世在1169年6月还健在,那么选择巴巴罗萨的次子作为国王可能是对德意志君主制中的选举成分而并非完全世袭的一种微妙的认可,这一点其实早在1157年的贝桑松就得到了强调。一些学者否定了对亨利当选的这种解释,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诸侯和贵族反对巴巴罗萨的人选而必须做出这样的让步,不过也许正因为亨利不是长子,事情才会进行得如此顺利。另外腓特烈五世之所以在1169年6月不被认为是王位的继承人,估计是因为他太过体弱多病,并且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在政治上,巴巴罗萨安排他的另一个儿子成为施瓦本公爵要比成为国王容易得多。总之无论是哪种情况,巴巴罗萨都为他的两个儿子安排好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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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_Corvinus
2021-05-30,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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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lomatic Initiatives 外交举措

亨利六世的当选在外交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腓特烈五世曾在1165年与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的女儿埃莉诺订婚。1170年她改嫁给了卡斯提尔的阿方索八世(Alfonso VIII of Castile)。我们不知道婚约的取消是因为腓特烈五世不再是帝国的继承人,还是因为他去世了。无论如何,阿方索加入了亨利二世和阿拉贡的阿方索二世(Alfonso II of Aragon)的联盟(后者在1167年成为了普罗旺斯侯爵),来对抗路易七世的内兄弟,图卢兹伯爵雷蒙德五世。1170年秋,雷蒙德出现在了巴巴罗萨位于勃艮第的行宫中,巴巴罗萨为了寻找盟友甚至转而接触了法国国王,尽管在1165年他俩曾差点爆发战争。
他们于1171年2月4日在帝国与法兰西的边界洛林的沃库勒尔(Vaucouleurs)附近会面,讨论“恢复教会的统一与和平”,还有路易的女儿与亨利六世的婚约,以及盟约。巴巴罗萨和路易同意在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巴黎附近的地区与布拉班特人作战,并且今后不再雇佣他们。【布拉班特人:红胡子!没有我们,你逃不出意大利,啊……】只有那些与定居在该地区男爵领上妇女结婚了的雇佣兵,或者在协议开始日期之前就已经被雇佣的不再禁止行列。上洛林公爵马蒂亚斯和特鲁瓦伯爵亨利发誓,他们各自的内兄弟【指巴巴罗萨和路易七世】都将维护该协议。亚历山大成功地呼吁路易的兄弟,兰斯大主教亨利阻挠了联姻,但沃库勒尔只是形成卡佩-霍亨斯陶芬之间非正式同盟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1170年,巴巴罗萨重新开始了与亚历山大的谈判,该谈判因为1169年夏教宗拒绝接受支持分裂的教士而中断。皇帝给了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博索称之为“内心永远善良的天主教徒”)充分的自由与见机行事的权利,但只能在与教宗的私人会面中进行。亚历山大坚持要让埃伯哈德从巴巴罗萨那里得到的授权中没有被提及的伦巴第人也参与谈判,不然他们会怀疑巴巴罗萨动机不纯。由于诺曼人禁止埃伯哈德进入他们的领地,教宗只得从贝内文托转移到坎帕尼亚(Caompania)的维罗利(Veroli),在那里于1170年3月19日单独会见了主教。巴巴罗萨准备停止对教宗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敌对错失,承认其法令的有效性并执行,但他还是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对亚历山大表示出对这位圣彼得的继承人所应有的敬意。因此亚历山大斥责并撵走了埃伯哈德。在主教报告其任务失败后,巴巴罗萨在6月7日于富尔达举行的集会上宣布,他永远不会承认枢机主教罗兰为教宗。因此,结束教会分裂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便是:巴巴罗萨拒绝亲自向他的敌人屈服,从而为他侮辱教宗的荣誉而赎罪;而亚历山大还要求将伦巴第人也纳入议题;最后是包括克里斯蒂安还有菲利普大主教在内的神职人员们的命运,他们都是由支持教会分裂的人祝圣的。
然而,巴巴罗萨也从威尼斯、拜占庭和诺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中获益,诺曼人本来是支持维罗内斯联盟和伦巴第联盟的,但戏剧性的是,1167年巴巴罗萨的军队被歼灭后消除了帝国对诺曼人的威胁,从而使他们不再希望看见一个统一的伦巴第和维罗内斯联盟了。威尼斯人对亚得里亚海的控制受到了希腊人于1167年占领达尔马提亚(今克罗地亚沿海地区)以及与对岸的安科纳结盟的威胁;威尼斯命令自己的公民离开拜占庭帝国。曼努埃尔一世对此的回应是在1169年和1170年延长拜占庭与热那亚还有比萨的商业条约,1171年3月12日他囚禁了所有居住在帝国境内的威尼斯人。威尼斯集结了一支舰队进攻希腊人,曼努埃尔将他的女儿玛丽娅与西西里的威廉二世订婚,后者可以封锁威尼斯人从亚得里亚海进入地中海的通道。1172年3月,一场流行病击垮了威尼斯人的部队。这时曼努埃尔不再需要诺曼人的支持便抛弃了威廉,后者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因为原本他还等待迎娶他的新娘。
玛丽娅还是她父亲另一个外交计划中的一枚棋子。懂希腊语的大主教克里斯蒂安曾于1170年前往君士坦丁堡;但关于他的任务目的却记载并不想洗。然而1171年6月,一个拜占庭使团抵达科隆,提议巴巴罗萨的儿子与曼努埃尔的女儿结婚,很可能便是指亨利六世与玛丽娅。巴巴罗萨在这年早些时候没能为亨利娶到一位卡佩家族的新娘,这很可能使得皇帝会对曼努埃尔的提议感兴趣。巴巴罗萨派遣神学家霍瑙的雨果(Hugo of Honau)前往君士坦丁堡。 在曼努埃尔于1172年解除了他女儿与威廉的婚约后,巴巴罗萨的使者,沃尔姆斯的主教选候康拉德二世,以及在前往巴勒斯坦朝圣途中经过君士坦丁堡的狮子亨利可能重新开始了关于婚约的谈判。直到1174年6月,希腊人的特使仍然在巴巴罗萨位于雷根斯堡的宫廷中寻求这种可能性。
1171年10月12日后的某一天,巴巴罗萨派遣大主教克里斯蒂安作为他的使者前往意大利,在热那亚与比萨之间达成和平,以加强帝国在意大利中部的权威,并为其第五次意大利战役做准备,他在1172年3月26日于沃尔姆斯正式宣布开始这场战役。克里斯蒂安在一支40艘船的威尼斯舰队的协助下于1173年4月1日开始围攻安科纳,这也是拜占庭在意大利地区的核心据点;但他在10月中旬放弃了这项任务。在围攻期间,克里斯蒂安提议威廉二世迎娶巴巴罗萨的女儿贝阿特丽丝,但西西里国王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他不愿与亚历山大三世作对。在1173年早些时候,教宗再次通过兰斯大主教亨利的干预,阻止了贝阿特丽丝嫁给路易七世的儿子腓力·奥古斯都。【就是未来的腓力二世】
作为帝国与拜占庭关系可能恶化的预案。1172年,克里斯蒂安向萨拉丁位于开罗的宫廷排除了热那亚人特使,提出了友好提议。根据萨拉丁大约在1173年4月留下的一封信来看,苏丹不是很确定这个提议是来自巴巴罗萨还是只是这位宫相本人的自作主张。为了了解具体情况,萨拉丁的特使在前往巴巴罗萨宫廷的路上于热那亚短暂停留了些时日。他于1173奶奶10月抵达德意志,带来了相当贵重的礼物,一直到1174年6月才带着巨大的荣誉与帝国给予的赏赐返回。科隆皇家编年史的作者记录了这样的传言:萨拉丁提议让他的儿子迎娶巴巴罗萨的女儿,并且他与他的王国都准备皈依基督教,释放所有基督徒囚犯。【吹牛也要讲个基本法吧】1175年巴巴罗萨派遣斯特拉斯堡的教士伯查德去找萨拉丁。他的任务肯定是成功的,因为巴巴罗萨直到1188年宣布加入十字军后才感觉到自己应该废除这一同盟,他不能再与萨拉丁做朋友了。【你俩这认真的吗……】
巴巴罗萨与克里斯蒂安(他看起来似乎一直在直接管理帝国事务)在12世纪70年代初主要是对不断变化的局势在被动做出回应,而不是坚持一个预先设想好的外交政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拜占庭与威尼斯还有威廉二世关系的恶化显然是他们事先没有料到的。【因为曼大帝的操作过于脑瘫了】尽管如此,克里斯蒂安还是成功地将威尼斯从伦巴第同盟那边争取了过来;1177年威尼斯成为了巴巴罗萨与亚历山大正式和解的场所。威廉虽然拒绝了克里斯蒂安提出的让他迎娶一个霍亨斯陶芬家族公主的建议,但这提议也首次表明,帝国准备平等地对待统治西西里的诺曼人欧特维尔家族。到了12世纪70年代中期,地中海地区的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其实对巴巴罗萨有利,但在他被开除教籍之后,他的孩子们就很难寻找到适龄且门当户对的婚配对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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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_Corvinus
2021-05-31,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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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bishop Adalbert II of Salzburg 萨尔茨堡大主教阿达尔贝特二世

在德意志境内,萨尔茨堡仍然是教会分裂期间反对巴巴罗萨的主要中心。1168年大主教康拉德二世去世后,神职人员和官员们试图再次证明他们对皇帝的忠诚与对亚历山大三世的忠诚别无二致,于是选举了皇帝的堂弟,23岁的阿达尔贝特,他是巴巴罗萨的姑母格特鲁德与波西米亚国王弗拉迪斯拉夫二世(Vladislav II of Bohemia)的儿子。尽管巴巴罗萨宣布康拉德违反帝国法令,但他也从未真正废黜过他的叔父,相反,康拉德却成功地将他业余的对手彻底压制。阿达尔贝特(1168-1177的第一任期)缺乏成熟的外交手段来平衡他的竞争者们——比起来他在第二次担任大主教时(1183-1200)就要显得成熟多了,而巴巴罗萨在意大利折戟之后不愿继续容忍萨尔茨堡的反抗。阿达尔贝特推迟了向他的表兄要求祝圣的时间,但表现得好像他已经完全拥有了世俗行政权一样。尽管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尚未承认他的当选,但阿奎莱亚都主教乌尔里希二世还是违反了沃尔姆斯协定,于1169年3月15日为阿达尔贝特举行了祝圣仪式。教宗掩饰了自己的不满,但当阿达尔贝特于6月前往班贝格时,巴巴罗萨宁愿冒着得罪与儿子一同前来的弗拉迪斯拉夫二世的风险,也拒绝接待他们。巴巴罗萨于8月初前往萨尔茨堡霍芬(Salzburghofen),即今天的弗赖拉辛(Freilassing),就在萨尔茨堡城外,并且威胁说如果阿达尔贝特不投降,就要摧毁大主教辖区内所有的修道院和教堂。在诸侯们,特别是他的舅舅奥地利的亨利(Henry Jasomirgott)的见一下,阿达尔贝特将萨尔茨堡教会的所有世俗财产、行政权、税收还有官员任免权都交给了巴巴罗萨,但他还是没能重新得到皇帝的赦免;皇帝直接接管了这个大主教区的管理。阿达尔贝特的行为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但值得回顾的是,1165年在维尔茨堡时,以马格德堡大主教维希曼为首的主教们提出,如果他们不用被强制要求向帕斯卡尔三世宣誓效忠的话,就会归还帝国授予的行政权。巴巴罗萨不允许阿达尔贝特继续统治他的教区,但也没有废黜他。
巴巴罗萨在1170年回到了大主教区。2月他在萨尔茨堡接见了很多重要的大主教手下的官员们,3月,他在位于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大主教区的主要城市,既卡林西亚的弗里萨赫(Friesach)和施蒂利亚的莱布尼茨(Leibnitz)。 为了重新获得萨尔茨堡教区神职人员的忠诚,他为位于巴伐利亚的巴特赖兴哈尔 (Bad Reichenhall)的奥斯定修会圣·芝诺(St. Zeno)教堂、施蒂利亚的本笃会修道院圣·兰布雷希特(St. Lambrecht)教堂还有卡林西亚的拉万特河谷(Lavant valley)的圣保罗教堂都颁布了特许状。巴巴罗萨对古尔克主教(bishop of Gurk)的领地特别慷慨,该区域得到了其在卡林西亚境内所有现有和待开发的矿场还有盐场,因为主教亨利一世在阿达尔贝特缺席时曾暂时替代过他的职务。然而,大多数萨尔茨堡的神职人员拒绝放弃支持亚历山大或阿达尔贝特,而是敦促大主教为教会争取和平。
1171年,弗拉迪斯拉夫请大主教维希曼在他儿子和巴巴罗萨之间进行调解,维希曼喂阿达尔贝特争取到了11月前往戈斯拉尔参加巴巴罗萨集会的许可。他虽然没有去,但波西米亚国王以书面形式替他的儿子做出了巨大让步,这些条款都是保密的。巴巴罗萨于1172年2月20日在萨尔茨堡举行了一次集会,阿达尔贝特再次缺席。巴巴罗萨于是让教士们要么选举一个新的大主教,要么接受他的条件。之后他还向惊讶的教士们宣读了他与弗拉迪斯拉夫之间的秘密协定。据称,阿达尔贝特曾答应向巴巴罗萨支付一笔巨额赔款,并当着皇帝的面烧掉亚历山大三世送给他的礼帽,加入帝国一方。在这个关键时刻,阿达尔贝特却突然出现,否认自己同意过任何类似的条款。他得到了两个选项,要么即刻接受诸侯们的审判,并在之后的机会上宣布结果,要么服从皇帝的要求,这样他甚至有望获得对失去大主教职位的一些荣誉上的补偿。阿达尔贝特要求一段时间考虑考虑,但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在半夜潜逃了。愤怒的皇帝要求立即进行新的选举,但最终还是同意让神职人员在6月24日之前给出一个候选人名单就行,所以还是无事发生。
阿达尔贝特疏远了许多仍然支持他的人,在他父亲于1173年退位后,他被迫逃离了波西米亚宫廷,到他的叔叔奥地利的亨利那里避难。1174年5月26日,二人都出现在了巴巴罗萨于雷根斯堡举行的集会上,除了弗赖辛的主教之外,阿达尔贝特所有的支持者都参与了这次会议。除了奥地利公爵之外,其他诸侯们都同意罢免阿达尔贝特;神职人员们选出的候选人是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教务长亨利,他曾在1160年代表大主教埃伯哈德出席帕维亚会议。巴巴罗萨向新任大主教授职,亨利则向以狮子亨利为首的诸侯们授予了他们的大主教区领地。由于皇帝不再明确要求大主教亨利和萨尔茨堡的其他神职人员反对亚历山大,因此他有理由希望在这次集会上提出的要求会得到普遍接受。1174年9月,巴巴罗萨就又去了意大利。
尽管如此,阿达尔贝特在大主教区内仍然还有一些支持者;他向亚历山大三世提出上诉,于是教宗宣布贝希特斯加登的亨利的选举无效,并命令萨尔茨堡的副主教还有教务长们服从阿达尔贝特。其造成的结果是分裂者之间的分裂。教宗的代理人,萨比纳的枢机主教康拉德(Cardinal Conrad of Sabina),既前任美因茨大主教对阿达尔贝特的印象很差,不仅没有帮助他反而向教宗抱怨他的行为。因此亚历山大委托阿尔巴诺的枢机主教沃尔特(Cardinal Walter of Albano)来审查此案;1176年8月1日,在匈牙利的杰尔(Györ),该主教做出了不利于无视教廷传召的亨利的判决,并以阿达尔贝特对教宗的坚定忠诚和他所承受的迫害为由,做出了有利他的判决。这一争端最终于1177年8月在威尼斯才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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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01,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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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erick’s Interventions in Bohemia 巴巴罗萨在波西米亚的干预行动

巴巴罗萨与阿达尔贝特的冲突中值得注意的是,大主教从他父亲弗拉迪斯拉夫二世那里获得的支持很少。国王甚至还在1171年准备向皇帝做出秘密让步,而这也是阿达尔贝特所不能接受的。弗拉迪斯拉夫真正的目的是想确保他的长子腓特烈公爵成为波西米亚国王的继承权。理论上,波西米亚地区的自由民,即自由身的为领主所雇佣的战士们有权选择任何普热米斯尔(Přemyslid)家族的人作为他们的公爵,但要优先考虑资历。例如,在1140年,他们便选择了弗拉迪斯拉夫一世(Vladislav I, r.1109-1125)之子弗拉迪斯拉夫二世(Vladislav II)成为公爵,而并非是他年轻的堂弟——已故的摄政公爵索别斯拉夫一世(Soběslav I, R.1125-40)之子弗拉迪斯拉夫。获胜者可以向皇帝寻求授权,而且皇帝是不参与波西米亚内政的;但这种帝国的承认既不是强制性的,也没有约束力。通常情况下,在有争议的选举中落败的候选人或者遭遇境内叛乱时,他们都会向德意志国王寻求援助。这些失败者们就算没有死在战场上,也会被流放、囚禁或者刺瞎双眼。索别斯拉夫的儿子奥尔德里奇(Oldřich /Ulrich)就在帝国宫廷待了很多年;他的弟弟索别斯拉夫二世在1161至1173年都被弗拉迪斯拉夫二世囚禁。弗拉迪斯拉夫可能希望通过在1158年被皇帝加冕来规避这种自由民选举,从而将波西米亚变成一个完整的世袭君主制,但很显然民众们反对这种对其特权的侵犯。
年老多病的弗拉迪斯拉夫于1173年退位(并在2年后去世),他希望他的儿子腓特烈公爵即位,但没有得到自由民或是皇帝的同意。弗拉迪斯拉夫的堂弟奥尔德里奇利用国王在政治上的失误和自己在宫廷中的影响力,试图释放他被囚禁的兄弟索别斯拉夫二世。巴巴罗萨宣布了索别斯拉夫的自由,并要求将其送往布拉格。但索别斯拉夫担心他会被刺瞎双眼,就逃到了皇帝那里;而腓特烈公爵也跟了过来。1173年9月,德意志诸侯们裁定,波西米亚公国不再有资格被称为王国,并且将其授予奥尔德里奇;但后者要求皇帝将这一头衔让给他的哥哥索别斯拉夫二世(r.1174-1178, 1180年去世)。索别斯拉夫和之后被封为摩拉维亚的奥洛穆茨公爵的奥尔德里奇答应为巴巴罗萨的第五次意大利战役提供人手。此前奥尔德里奇便曾陪同皇帝前往过意大利,随后他还领导波西米亚军队参与了巴巴罗萨围攻亚历山德里亚(Alessandria)的战役。
索别斯拉夫并没有长期享有皇帝的青睐。1174-1175冬天,巴巴罗萨斥责公爵竟敢阻止皇帝的亲属,布拉格主教腓特烈访问帝国宫廷,并且公爵还剥夺了巴巴罗萨另一个亲属杰罗姆的教堂,这是弗拉迪斯拉夫国王之前授予他的。(信中明确对索别斯拉夫和弗拉迪斯拉夫进行了名义上的区分。)如果索别斯拉夫愿意将位于伏尔塔瓦河(Vltava)和易北河(Elbe)交汇处的梅尔尼克(Melník)郡交给杰罗姆,皇帝就可以原谅公爵的过失——巴巴罗萨非常不满意索别斯拉夫此前将该郡交给了阿达尔贝特。皇帝还要求提供关于大主教维希曼向匈牙利国王贝拉三世出使的报告——这也是另一个证据,表明了当时人们对书面记录的使用远比现存文献显示的要多,而且皇帝还要求索别斯拉夫敦促其派往意大利的骑士们履行自己的义务。信中真正的关键是巴巴罗萨其实隐晦地警告,他希望从索别斯拉夫这里得到更多的东西(maiora),因为皇帝给了他“恩惠或封地(benificiss)”。大法官是否故意使用了与1157年教宗阿德里安在贝桑松使用过的,相同的话术?
公爵没有听从他的暗示。1176和1177年,索别斯拉夫入侵并劫掠了奥地利公国在多瑙河一杯的领地,而且他无视巴巴罗萨要求他前往宫廷觐见的要求。因此,皇帝重新任命在匈牙利和帝国宫廷里流亡了4年的腓特烈公爵成为波西米亚的统治者(r.1178-1189),尽管他还需要通过一定的斗争才能登上王位。1179年,巴巴罗萨在埃格尔(Eger)召开的集会上,根据诸侯们的建议,解决了他的亲戚们,既他的堂兄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五世(Duke Leopold V of Austria)和波西米亚公爵腓特烈之间关于他们公国边界的争端。奥地利的边界被大大扩展到了原来的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地区。在中世纪,皇帝亲自下场划定公国具体边境的是极为罕见的情况。长期以来,学者们从19至20世纪德意志与捷克的对立角度来分析巴巴罗萨在1173年和1178年对波西米亚事务的干预,但事实上皇帝在这一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与他先前裁决他其他亲属之间的矛盾并没有什么不同。
普热米斯尔家族在12世纪80年继续寻求皇帝的帮助来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1182年的第一次冲突涉及到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之间的关系。布热季斯拉夫一世(Břetislav I, r.1037-1155)将摩拉维亚的领地分配给了他的小儿子,他们的后代统治着布尔诺(Brno)、兹诺伊莫(Znojmo)和奥洛穆茨(Olomouc)等公国。1182年,波西米亚人站起来反抗令人厌恶的腓特烈公爵,并选举统治兹诺伊莫和布尔诺公国的康拉德-奥托来取代他。腓特烈公爵逃到了他的皇帝表弟那里去,后者将康拉德-奥托和其支持者们也召集到了宫廷。1182年9月在雷根斯堡,皇帝以武力解决了这场争端,据普利孟特瑞会修道院院长米莱夫斯科的格拉赫(Gerlach of Milevsko)记载:
贵族们被单独带到皇帝面前。为了恐吓他们,皇帝带来了大量的铁镐,似乎要把他们斩首。当他们拜倒在他的脚下寻求宽恕,并且发誓愿意接受他的安排后,他们只得承认腓特烈作为他们的领主和公爵。他们与他一起回到了布拉格,认为自己和康拉德非常幸运没有因为叛国罪而受到惩罚。因此,聪明的皇帝巧妙地镇压了叛乱者的阴谋;他把波西米亚还给了其中一个人,并让另一个人满足于统治摩拉维亚。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都认为,巴巴罗萨是让康拉德-奥托成为了一个新的公国——摩拉维亚的统治者,并直接受制于德意志皇室(这也是1180年后的帝国诸侯中第一个这样的行政实体);但事实上,摩拉维亚仍然是波西米亚的一部分,因其作为普热米斯尔家族的王公们的第二财产而保留了独特的身份。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1187年,涉及到布拉格主教亨利、弗拉迪斯拉夫二世的侄子还有腓特烈公爵的堂兄。布拉格的大部分主教都是公爵的亲信,但作为波西米亚王族,亨利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这对表兄弟之间关系紧张的具体原因我们并不清楚,但主教反对公爵手下的官员侵犯了教会的特权。他将案件提交给了帝国法庭,并在1186年11月111日见证了一份宪章。根据格拉赫的说法,巴巴罗萨对亨利很有好感,并且承担了主教随行人员的日常开销,邀请他一同进餐,还允许他在教务长的许可下在德意志境内各教区的教堂进行礼拜,但亨利还是不得不等到1187年3月在雷根斯堡的集会上才能得到关于他诉讼的裁决。公爵的代表争辩道,亨利和他所有先前的主教们一样,只是公爵手下的牧师,没有资格在皇家法庭上对他的领主进行指控。诸侯们,特别是主教们被激怒了,决定“根据德意志主教们的规定,布拉格主教应该完全不受公爵的约束,而只应该服从于皇帝。他也是帝国的一位诸侯,有权访问宫廷并从皇帝那里接受授职和权杖。”这一判决被记录在一份遗失的帝国宪章里,并以金玺诏书封存。诸侯们的决定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布拉格主教长期以来都是美因茨大主教的副手;但即便是之前最接近一位独立帝国主教的丹尼尔主教,也从未忘记他对弗拉迪斯拉夫的从属地位。我们的资料来源格拉赫补充道,“这一特权在这个时期完全获得,但后来便没有下文了”。当亨利主教兼任波西米亚公爵(r. 1193-1197)以后,这就成了一纸空文。

巴巴罗萨在1182年恢复了腓特烈公爵的地位,后者可能将埃格尔以东的波西米亚领地采特利茨(Zettlitz)割让给了皇帝。波西米亚在12世纪90年代才重新获得了领主地位,这也许与亨利主教在1193年被封为公爵有关。巴巴罗萨大约是在他的堂弟罗腾堡的腓特烈于1167年在意大利去世后才重新控制了埃格尔地区,这一地区很可能也是他第一任妻子福堡的阿德拉的假装。皇帝很可能在1179年才第一次造访埃格尔,当时他在那里解决了波西米亚公爵腓特烈和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五世之间的边界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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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_Corvinus
2021-06-07, 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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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itorial Acquisitions 领地收购案

讽刺的是,正是因为许多诸侯和贵族在第四次意大利战役中去世,才使得巴巴罗萨能够扩大帝国和霍亨斯陶芬家族在德意志地区的领地,这还补偿了他向意大利地区扩张意图受到的挫败,他在把施瓦本割让给他的堂弟罗腾堡的腓特烈之后就一直在寻求领地扩张。某种程度上皇帝算是反败为胜了,但这也使得他这个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待在过德意志境内的君主与其他德意志地区的领主,尤其是他的表兄狮子亨利产生了竞争关系。巴巴罗萨不再是诸侯们争端的公正仲裁者——如果他曾经还可以被这么认为的话;现在的他只是同样在争夺土地和权利的一个诸侯。

Swabia 施瓦本

圣布拉辛的奥托(Otto of St. Blasien)曾在一个著名的篇章中这样评论,在1168年巴巴罗萨从意大利归来后,他“通过世袭继承获得了自己父亲兄弟的儿子罗腾堡公爵腓特烈的所有土地和全部财产,后者是一位拥有相当丰厚财产的诸侯,后来皇帝还把许多男爵的财产也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下。”罗腾堡的腓特烈的遗产包括1098年在多瑙河以北建立的施瓦本公国,还有腓特烈一世公爵死后分配给康拉德三世的法兰克尼亚地区的领地。
奥托和续写《韦尔夫家族史》的施泰因加登(Steingaden)地区的教士详细解释了巴巴罗萨是如何获得两个“男爵(barons)”的领地的,既他的舅父韦尔夫六世公爵和普富伦多夫伯爵鲁道夫(Count Rudolf of Pfullendorf)。如果教士的记载可信的话,1167年后,韦尔夫六世因其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韦尔夫七世的死而痛苦不已,选择了放纵享乐的生活。公爵抛弃了他虔诚的妻子,在其他女人的怀抱中得到了安慰,打猎、酗酒、奢华的宴会以及挥金如土。为了维持这样的开销,他在1173 或1174年将撒丁公国、斯波莱托公国(托斯卡纳地区的核心)还有埃利西纳庄园(据说是玛蒂尔达女侯爵的住所)卖给了巴巴罗萨。韦尔夫从未重视过这些领地,而巴巴罗萨则长期将其据为己有。教士坚称,韦尔夫将大部分收益都捐给了各个修道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所创建的普利孟特瑞会施泰因加登修道院;但教士也承认,在出售领地后,韦尔夫还于1175年的五旬节(Pentecost)在奥格斯堡附近举办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骑士大赛。
公爵真正有价值的财产是位于施瓦本的拉芬斯堡(Ravensburg)附近,康斯坦茨湖以北及巴伐利亚西部的韦尔夫家族领地。韦尔夫同意将这些财产转让给他的侄子狮子亨利,但亨利推迟了付款。圣布拉辛的奥托说,他错误地预判他年迈的叔叔很快就会去世,而作为韦尔夫兄弟的儿子,他比他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表弟(即韦尔夫妹妹的儿子巴巴罗萨)更有资格继承公爵的领地。相反,巴巴罗萨于1179年1月就在沃尔姆斯地区做好了准备,以满足他舅舅对现金的直接需求。巴巴罗萨保留持有了韦尔夫的部分领地,但将剩余的土地还有部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财产封给了他的舅舅。这样看来,巴巴罗萨可能在转让了韦尔夫作为帝国诸侯法律基础的意大利领地后,仍然保留了韦尔夫作为帝国诸侯的身份。亨利和巴巴罗萨对他们叔父/舅父领地继承权的竞争也是导致他俩在12世纪70年代逐渐疏远的一个原因。
圣布拉辛的奥托特别提到巴巴罗萨在施瓦本地区的另一项重要收购是他长期的支持者普富伦多夫伯爵鲁道夫的领地,他唯一的儿子也死在了皇帝的第四次意大利战役。然而鲁道夫还有一个女儿伊达嫁给了哈布斯堡伯爵阿尔布雷希特三世(Count Albrecht III of Habsburg)。虽然皇帝可能对鲁道夫的领地有一定的宣称权,但它的所有权显然应该属于伊达。然而奥托说,鲁道夫“将他所有的领地都交给了皇帝,以取代他的继承人”。康斯坦茨湖以北的普富伦多夫位于多瑙河上的乌尔姆(属于霍亨斯陶芬家族)和康斯坦茨湖上的于贝林根(Überlingen,鲁道夫的另一财产)还有康斯坦茨城之间。此外,鲁道夫在莱茵河畔还拥有一座城堡,这里是莱茵河从阿尔卑斯山流向康斯坦茨湖的地方;他还拥有位于康斯坦茨湖南部的本笃会圣加尔修道院(Saint Gall),以及位于莱茵河最上游的库尔(Chur)主教区,该主教区控制着通往米兰北部科莫湖的瑞士部分。由于巴巴罗萨在1170年5月15日宣布,库尔主教埃吉诺(Bishop Egino of Chur)将先前属于鲁道夫伯爵的库尔主教区封给了他的儿子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六世,霍亨斯陶芬家族获得普富伦多夫遗产的条件一定是在那一天就定下来了,尽管鲁道夫在1180年才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他去了圣地朝圣并一去不返。因此鲁道夫的遗产确保了霍亨斯陶芬家族在多瑙河以北的领地与伦巴第地区能够相连。
作为补偿,哈布斯堡的阿尔布雷希特得到了苏黎世(Zürich)、塞京根(Säckingen)的本笃会修道院还有上阿尔萨斯的比德塔尔(Biederthal)。前两个地区的前任所有者是伦茨堡伯爵乌尔里希四世(Count Ulrich IV of Lenzburg),他和普富伦多夫的鲁道夫一样曾陪同巴巴罗萨参加第二次十字军,并且还在1170年见证了腓特烈公爵被授予库尔主教区。巴巴罗萨之所以1173年2月20日出现在伦茨堡,很可能就是为了在乌尔里希死后占有该城堡,他也很可能是就在此时将乌尔里希的遗产授予了阿尔布雷希特。这些地产使得哈布斯堡家族在瑞士西北部的领地变得更加完整,现在哈布斯堡的遗址就位于这一地区。(普富伦多夫的伊达也是未来哈布斯堡的国王鲁道夫的曾祖母。)
在巴巴罗萨获得韦尔夫六世和普富伦多夫的财产后,施瓦本公国的中心因此从多瑙河以北转移到了康斯坦茨湖周围地区,主要集中在普富伦多夫和韦尔夫的拉芬斯堡。圣布拉辛的奥托在13世纪初的记载里对这些收购来的土地和原有的公国还进行了区分:他解释道,巴巴罗萨将1152年分配给罗腾堡的腓特烈的施瓦本公国以及“韦尔夫的遗产和普富伦多夫的领地”分给了他的儿子腓特烈。此后,施瓦本公国指的便是霍亨斯陶芬家族在德意志西南部的领地,霍亨斯陶芬家族自己的领地和帝国的皇室领地组成。
巴巴罗萨还获得了其他施瓦本地区领主的土地。奥托记载道:“除了许多缺乏继承人的贵族的领地外,他还通过送礼或是支付金钱获得了以下领地:施瓦贝克(Schwabeck,今特罗伊恩布里岑(Treuenbrietzen)、瓦尔特豪森(Warthausen),比伯拉赫(Biberach),海灵根(Herlingen),施魏因豪森(Schweinhausen),比德塔尔(然后授予了哈布斯堡的阿尔布雷希特),伦茨堡还有多瑙沃特(Donauwörth),还有许多其他我们并不知道的地区,而这些还仅仅是他在施瓦本地区取得的领地。”奥托最后总结道,巴巴罗萨“通过将这些领地分配给他的儿子,实际上占有了上述人员和其他贵族分配给教会诸侯(包括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的封地,这样所有的领地就都在皇帝的管辖之下了。”除了库尔主教区,腓特烈六世还获得了奥格斯堡主教区,该教区曾属于施瓦贝克的阿德尔戈兹三世(Adelgoz III of Schwabeck),他也是巴巴罗萨在第二次十字军东正时的另一个同伴。至于巴巴罗萨的其他儿子们,奥托表示,亨利是王位继承人;康拉德得到了罗腾堡的腓特烈除了施瓦本地区的其他爵位、封地和财产;奥托得到了阿尔勒(Arles)和勃艮第地区的“大公爵领”,还有属于他外祖父雷纳德在勃艮第地区的领地;而未来的国王菲利普还只是个孩子。

The Sulzbach Domains 苏尔茨巴赫的领地

与圣布拉辛的奥托一样,我们对巴巴罗萨在非施瓦本地区的领地收购情况了解较少。巴巴罗萨在苏尔茨巴赫伯爵格哈德二世(Count Gebhard II of Sulzbach)于1188年去世后,安排自己的儿子们获得了格哈德从班贝克教区中获得的领地。巴巴罗萨大约在格哈德的独生子贝伦加尔二世(Berengar II,他的母亲玛蒂尔达是巴巴罗萨的姨妈)与1167年从罗马返程后屈服之后的某日,与埃伯哈德主教(Bishop Eberhard, d. 1172.6)或其继任者赫尔曼二世(Hermann II, r. 1172-77)达成了初步协议。1174年6月的雷根斯堡集会上对这些条款进行了修订,选择了贝希特斯加登的教务长亨利作为萨尔茨堡的新任大主教。最初,如果格哈德允许的话,主教便同意在伯爵死后将他的封地授予巴巴罗萨的儿子们。而作为回报,主教将获得1000银马克,大教堂的分教堂也会得到每年10镑的额外收入,而主教的“朋友”,也就是亲戚们,将得到20镑。在格哈德去世后实际支付这些款项之前,主教将暂时持有格哈德位于安贝格(Amberg)和班贝格之间领地的部分质押权,教士们对通行费也有15镑的留置权【这不就吃回扣吗?】,而亲朋好友们每年可以得到10车葡萄酒(carrada或者Fuder, 每车800至1800升不等,取决于产区)。这些位于巴伐利亚诺德高(Nordgau)地区的领地,主要集中在班贝格和雷根斯堡之间的苏尔茨巴赫郡,连接了苏尔茨巴赫以西的纽伦堡附近的帝国领地与班贝格东北部的埃格兰德(Egerland)。对苏尔茨巴赫家族在班贝格地区领地的收购使得霍亨斯陶芬家族在今天的上普法尔茨地区的领地更加完整了。
此外,巴巴罗萨还活得了苏尔茨巴赫家族在多瑙河以南巴伐利亚地区的一些领地,特别是位于因河(Inn)西部支流芒法尔河(Mangfall)上的巴特艾布灵(Bad Aibling),以及位于因河东岸,与芒法尔河汇流处上游的蒂罗尔(Tyrol)的埃布斯城堡(castle of Ebbs)。巴特艾布灵和埃布斯城堡都位于从奥格斯堡通往布伦纳山口的路线上,因此他们与普富伦多夫和库尔一样,在确保巴巴罗萨通往意大利的交通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主教同意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将封地授予皇帝的儿子们,即格哈德不同意,但他死后没有儿子(他的女儿们部分继承了他的领地);或者巴巴罗萨先于伯爵去世。
1174年6月,贝阿特丽丝与丈夫一同参与了修订他与主教达成的初步协议。如果皇帝在伯爵之前去世,皇后将承担支付收购领地的义务,并且价格从1000马克提高到1200马克。合约中既然有贝阿特丽丝的参与,就表妹收购班贝格地区的领地是整个霍亨斯陶芬家族的事情,而并非只是帝国皇室,这些领地也被分配给腓特烈六世和奥托,而不是年幼的亨利国王。1174年7月13日,在协议的附录中,巴巴罗萨以122马克的价格购买了在初版协议中被明确派排除在外的其他班贝格地区的领地,既伯爵在今奥地利萨尔茨堡省东南部分的隆高(Lungau,今塔姆斯韦格(Tamsweg District)的行政权;以及多瑙河流域下巴伐利亚与上奥地利附近的领地。巴巴罗萨还获得了巴特艾布灵和埃布斯城堡的直接使用权。皇帝可能在1170年了解到隆高地区对于横跨高地陶恩山脉(Tauern)有多么高的战略价值,当时他在从萨尔茨堡前往卡林西亚的弗里萨赫时曾经过该地区。隆高地区保障了从巴伐利亚到德拉瓦河谷(Drava valley)、巴尔干和意大利东北部的道路。不过当巴巴罗萨与大主教阿达尔贝特的冲突得到解决后,偏远的隆高地区也就对霍亨斯陶芬家族没有多大意义了;腓特烈二世于1213年将帝国在隆高地区的所有领地都授予了萨尔茨堡主教区。

The Pleissenland and the Vogtland 普莱森兰和沃特格兰

巴巴罗萨为建立两个皇家而非自己家族的领地奠定了基础,这两处领地位于萨勒河(Saale river)和易北河上游之间,在埃格兰德和现代捷克-德国边境的前东德北部。德意志人定居者在帝国官员的保护下,在这个曾经聚居斯拉夫索布人(Slavic Sorbs)的地区开始进行拓荒运动。阿尔滕堡(Altenburg)位于莱比锡南部,就在普莱瑟河(Pleisse river)以西,戈斯拉尔经过开姆尼茨(Chemnitz)通往布拉格的道路上,建于10世纪。洛塔尔三世与康拉德三世都曾在这座城堡里居住过,而巴巴罗萨在1155年春天前往罗马参加加冕仪式时,曾要求他的内兄弟,图林根领主路易二世照看他的附庸,阿尔滕堡的主人亨利。1158年,巴巴罗萨用帝国在哈茨山区(Harz mountains)的各种财产换取了原本属于狮子亨利的妻子扎林根的克莱曼丝(Clemence of Zähringen)位于施瓦本地区的嫁妆。皇帝还对帝国领地进行了补偿,将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所有土地,以及他“花了不少钱”从班贝格的议员阿本贝格伯爵拉伯托(Count Rapoto of Abenberg)那里购买的土地填进了帝国领地;据吕贝克的阿诺德(Arnold of Lübeck)记载,巴巴罗萨支付了500马克。在这些位于阿尔滕堡周边的林地中,包含了几座城堡,既亨利的领地,还有一个市场,以及科尔迪茨的蒂莫(Thimo of Colditz(另一个城堡)及其子女的领地,共计大约20个村庄。吕贝克的阿诺德记载,阿尔滕堡也被称为普莱森(Pleisse),而在1172年,一位帝国官员沃沙的雨果(Hugo of Wartha)首次被确定为普莱森兰地区的帝国法官。巴巴罗萨在1165年至1188年间曾6次造访阿尔滕堡,1181年他在这里捐赠建立了一家医院——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一种虔诚的捐赠,也是一个市镇在城堡周围形成的标志。1183年,他将该医院及其周边财产置于自己名下。
还有一个帝国领地,既沃特格兰,位于阿尔滕堡西南部,萨勒河支流埃尔斯特河的上游。(先前提到的普莱森也是埃尔斯特河的一条支流。)该地区的古怪名字得名于帝国官员们,他们在埃尔斯特河与普莱森河汇合处的上游担任格拉(Gera)、魏达(Weida)和普劳恩(Plauen)城堡的代理人。虽然其中的一位代表魏达的亨利(Henry of Weida)在现存的文献中于1209年才第一次被提及,但学者们还是一直认为沃特格兰的发展始于巴巴罗萨统治时期。巴巴罗萨也因此推动了德意志王国东部边境的发展。

Thuringia 图林根

巴巴罗萨还获得了萨勒河以西,图林根北部的广阔领地:包括阿尔施泰特(Allstedt)、瓦尔豪森(Wallhausen)、蒂莱达(Tilleda)、诺德豪森(Nordhausen)和米尔豪森(Mühlhausen)的宫殿群。许多官员在这些宫殿和城堡里工作。图林根的另外两个主要领主都是巴巴罗萨的姻亲,路易二世侯爵(Landgrave Louis II of Thuringia)是巴巴罗萨的内兄弟(1172年之后继承他爵位的便是巴巴罗萨的外甥路易三世了),还有美因茨大主教,后者也是埃尔福特的领主。康拉德三世在1147年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将新建的熙笃会伊希特尔斯豪森(Ichtershausen)修道院置于帝国的管辖之下,以确保帝国在图林根地区的地位,该修道院位于从维尔茨堡通往埃尔福特的路上,由格伦巴赫的马克瓦特二世(Markwart II of Grumbach)及其母亲建立。(马克瓦特也是已知的在巴巴罗萨于法兰克福当选后陪同他一起前往亚琛参加1152年加冕仪式的人中,唯一一个非伯爵或公爵级别的贵族;他的儿子马克瓦特三世在12世纪60年代担任了帝国在米兰派遣的执政官)。就像施瓦本的普富伦多夫伯爵鲁道夫一样,这两位马克瓦特的领地都确保了一条对巴巴罗萨而言十分具有战略意义的路线。
1168年,当路易陪同巴巴罗萨处理帝国事务时,他的妻子尤塔(Jutta/Judith)开始在埃尔福特北部的魏森塞(Weissensee)修建一座城堡。拜希林根伯爵腓特烈(Count Frederick of Beichlingen)向皇帝抱怨说这是他的领地。路易公爵表面上在她哥哥(即巴巴罗萨)的要求下公开命令尤塔停止修建,但暗地里又让她继续建造。由于魏森塞位于从维尔茨堡出发道路的北边,把守着通往图林根北部的帝国领地的交通要道,巴巴罗萨在那个地区的凯夫豪泽(Kyffhäuser)也修建了一座要塞,就位于蒂莱达宫殿的上方,因此路易与尤塔夫妻俩很可能是得到了皇帝的纵容。记录这一事件的编年史学家还记载道,1172年巴巴罗萨在第二次波兰战役结束后,与他的妹妹尤塔还有外甥,图林根的路易三世共度了数日,因为他与他们感情深厚。由此看来,家庭与个人联系十分重要。
巴巴罗萨与另一位图林根地区的重要领主,美因茨大主教的关系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大主教,特别是布赫的克里斯蒂安对帝国政策的实施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一个软弱的或者在其他地方忙得不可开交的大主教,会使得巴巴罗萨更加容易地巩固他在图林根和维特劳(Wetterau)地区的权力。矛盾的是,克里斯蒂安因为在意大利为巴巴罗萨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外交服务,严重地影响了大主教区的财政状况,从而使皇帝名正言顺地借着美因茨大主教区的名义进行扩张。一位匿名的熙笃会修道院院长自称“一个狂热的上帝追随者”,他指责克里斯蒂安的行为更像马尔斯而不是圣马丁(美因茨的主保圣人),因为大主教区在12世纪70年代财政状况欠佳,且神职人员里腐败横行。维特尔斯巴赫的康拉德承认他对克里斯蒂安在1177年还被允许保留其大主教的职位感到不满,他在1189或1190年对克里斯蒂安转让给巴巴罗萨及诸多贵族与官员的一大串财产和特权进行了编目,这些财产和特权主要是为了资助巴巴罗萨的军事行动,在克里斯蒂安死后,康拉德于1183年继任美因茨大主教后重新收回了这些权利。在康拉德成为大主教后的第一年,整个主教区的收入在美因茨地区只有45先令(shilling),在图林根地区只有7镑。

The Wetterau 维特劳

维特劳是莱茵河右岸两条支流——兰河(Lahn)与美因河之间的地区,包括法兰克福、盖尔恩豪森(Gelnhausen)、弗里德贝格(Friedberg)和韦茨拉尔(Wetzlar)等城市。法兰克福的宫殿建筑群,包括圣巴托洛缪学院教堂,都可以追溯到加洛林王朝时期,这里也是巴巴罗萨当选国王的地点。12世纪60年代法兰克福的皇家铸币厂开始投入使用,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皇帝亲自参与了该城市的发展。事实上巴巴罗萨在位期间曾10次造访法兰克福,但在1174年后就再也没来过了。相反,在1170至1188年间,他7次造访盖尔恩豪森。
大主教康拉德在1189或1190年抱怨道,之前的美因茨大主教克里斯蒂安让渡了盖尔恩豪森一半的城堡及周边富庶地区,但是与克里斯蒂安交出去的其他东西不同,美因茨之后再也没能够重新获得该城堡。1170年,巴巴罗萨在他已知的第一次造访盖尔恩豪森期间,表示他在城堡旁建立了一个新的定居点。学者们利用书面和考古证据对这座城堡,或至少是这个地点是否与巴巴罗萨在美因河支流金齐希河(Kinzig)的一个岛上是同一个,持不同意见。金齐希河是美因河的一条支流,最远可以航行到盖尔恩豪森。(从法兰克福沿美因河而上的商品都必须在盖尔恩豪森卸货,然后再从陆路运到富尔达,从那里再通过富尔达峡口运往威悉河的上游。)这座城堡可能位于新的定居点内,该定居点形成于金齐希河的右岸而并非在岛上;但到了1180年4月,宫殿的建造工程肯定已经有了足够的进展,当时大主教菲利普和阿斯卡尼家族的人在盖尔恩豪森召开了关于如何划分萨克森地区的会议,很可能是在宫殿而并非是在城堡。
巴巴罗萨在1170年逗留在盖尔恩豪森期间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得当地居民得以有能力在十年后提供这样一个大型的集会。他宣布定居在盖尔恩豪森的商人前往帝国的任何地方都无需支付通行费——其他被授予这一宝贵特权的城市只有亚琛、阿格诺、蒙扎、罗马、比萨和威尼斯。此外,受其管辖区域的居民的继承人——包括儿子、女儿、妻子和近亲——可以自由地继承他们在定居点的房屋和其他财产。居民也可以选择将他们的房屋和其他不动产卖给他们的同胞。这些原住民受皇帝和他的执政官(villicus)专门管辖。巴巴罗萨随后命令他在整个帝国境内的臣民,无论他们在哪里活动,都不得对盖尔恩豪森的商人征收任何费用。为了消除他们对于这种免税政策的任何怀疑,他下令起草正式的特许状并盖上自己的印章来达到这一效果。我们似乎很难想象会有独立的商人携带这份文件的副本,但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就说明这一时期的德意志对文字的使用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1180年4月,当巴巴罗萨在盖尔恩豪森的时候,他确认他在兰河畔的韦茨拉尔的镇民只欠他们的领主——圣玛丽教堂年租金4便士(pennies),除此之外便不再有任何额外的税收了。他们的继承人或任何购买他们地产的人在一次性支付12便士的费用之后,就能以相同的条件合法拥有这些地产。此外,皇帝还授予这些公民们与在法兰克福的公民们一样的权力和自由,以进行商业毛利。(巴巴罗萨可能已经在先前确认了法兰克福在这方面的特权。)维特劳的第四个城市弗里德贝格发展的就比较晚了。
巴巴罗萨在1152年登基的时候只拥有阿尔萨斯,但到了其统治末期,尤其是1167年后,他在德意志地区获得了大量的领地,从西南部的阿尔萨斯、施瓦本通过美因河谷延伸到埃格兰德、图林根北部,以及东部萨勒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地区。他对这些领地的收购展现了相当的战略意识。普富伦多夫的鲁道夫和韦尔夫六世的领地确保了霍亨斯陶芬家族在多瑙河以北的领地能够与米兰直接相连。一旦巴巴罗萨和他的儿子们实际占有了苏尔茨巴赫家族在班贝格的领地,就能将纽伦堡周围的帝国领地与埃格兰德、普莱森兰和沃特格兰连接起来,从而控制从奥格斯堡通往布伦纳山口的路线,并且还保障了通往卡林西亚和施蒂利亚的通道。维特劳的发展,尤其是盖尔恩豪森的,打开了莱茵河中游区域与图林根还有萨克森之间的道路。巴巴罗萨的军队在1167-1168年受到了打击,但他却巧妙地将其利用,扩大了帝国和霍亨斯陶芬家族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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