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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译者自己来发][译]巴巴罗萨:贵族与神话, 译者@Lisa_Corvinus
dawngazer
2020-09-20,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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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自Frederick Barbarossa: The prince and the myth
作者:John B. Freed

第一章:两个名门望族 (Two Renowned Families)
斯陶芬家族(The Staufer)
弗赖辛的奥托为了解释诸侯们一致选择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作为国王的原因,曾这样写道:
QUOTE
到目前为止,在罗马的世界里,高卢和日耳曼的边境内一直有两个著名的家族,一个是魏布林根的亨利(Henrys of Waiblingen),还有一个是阿尔特多夫的韦尔夫(Welfs of Altdorf)。一个世代为王族,另一个则是大公爵。这两个家族都渴望建功立业,并且彼此素有嫌隙,经常扰乱国家的安宁。但遵照上帝的旨意(正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为了他的子民的和平,腓特烈二世公爵——即腓特烈一世皇帝的父亲,作为其中一个家族的后裔,迎娶了另一个家族的成员为妻,即巴伐利亚公爵黑色的亨利(Henry the Black)之女,并育有现在作为统治者的腓特烈。 于是诸侯们考虑到这位腓特烈作为这两个家族共同的后裔,将会像一块基石一般把他们联合起来,便决定选他成为王国的领袖。

在这篇著名的选段中,弗赖辛的奥托将他的侄子与萨利安王朝(1024-1125年统治德意志王国及神圣罗马帝国)联系在一起,毕竟腓特烈的外祖母阿格妮丝便来自萨利安家族,她是亨利四世的女儿,亨利五世的姐妹。如果腓特烈仔细地阅读过奥托的编年史,他便会知道自己作为“魏布林根的亨利”【代指王族后裔】,是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 r.936-973)的后裔,也是查理曼大帝古老辉煌的加洛林家族的后裔,甚至可以追溯到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Clovis I, r.481-511)。腓特烈曾有一次在一份宪章中提及查理曼大帝是他的祖先。关于斯陶芬与韦尔夫的敌意一直是德国历史在中世纪盛期时的主题,而奥托的这段话长期以来便被看作是解释这一矛盾的金科玉律。 这也论证了12世纪前德意志地区的贵族是依赖血缘、亲属关系维系的,并且这些贵族都很强调其父系血统,像腓特烈这样的名字时常会在历代领主中重复出现。
事实上在12世纪,母系亲属的重要性甚至比父系亲属更重要,外甥与舅舅之间的关系往往特别密切。例如在12世纪60年代,腓特烈在蒂宾根(Tübingen)的争夺中与他的舅父韦尔夫六世以及自己的表兄弟韦尔夫七世一同对抗自己父系的堂兄弟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四世。国王与贵族偏爱或强调自己的哪一个亲戚与祖先取决于其政治背景以及传承意义,就像伊丽莎白二世作为英国女王可能会声称自己是阿尔弗雷德大帝或是征服者威廉的后裔,而不会说自己是查理曼大帝或腓特烈-巴巴罗萨的后裔一样。腓特烈之所以会被选为国王,正是因为他和腓特烈四世不同,他既是一个韦尔夫,又是一个斯陶芬。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血统世系是由像弗赖辛的奥托这样学识渊博的教士与僧侣用想象力构造的,奥托声称他的侄子是魏布林根的亨利中的一员,而腓特烈却从未在他的任何宪章或是诏书中这样称呼过自己。虽然奥托也是阿格妮丝的儿子,他与他同母异父的兄弟们一样可以算得上是萨利安王朝的后裔,但他却在编年史中将自己的父系血统追溯到了一位统治班贝格的名为阿达尔伯特的伯爵,这人在906年6月15日被处死。奥托认为作为奥地利侯爵——后来晋升为公爵,统治奥地利长达270年(976-1246)的巴本堡家族也是这位阿达尔贝特伯爵的后裔。但巴本堡家族是否真的是他的后裔,以及从何种角度追溯是他的后裔,这一点学者们并没有达成共识。
事实上腓特烈的父系“斯陶芬”的血统与皇帝并没有什么关系,源自他外祖母的萨利安王室血统才是最重要的。 公证员只有一次在巴巴罗萨的宪章中提到过施瓦本公爵腓特烈一世(r. 1079-1105),但并没有明说他是皇帝的祖父,与之相反的是,他们却明称亨利四世是巴巴罗萨的外曾祖父。弗赖辛的奥托从未在编年史中提过他母亲的第一任丈夫,但在《契约(the Deeds)》一书中提及了腓特烈公爵1079年与阿格妮丝的婚姻,以及他在施瓦本地区的封建领地,他记载倒:“腓特烈的血统可以追溯到施瓦本最尊贵的伯爵那里”,然而也没有明说他的名字。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院长(Abbot Wibald of Stavelot)在他的书信集中收录了当代唯一的一本斯陶芬家谱,他利用这本家谱来证明巴巴罗萨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福堡的阿德拉(Adela of Vohburg)是近亲婚姻。维巴尔德写道:
QUOTE
这两个同父同母的孩子:腓特烈生下了比伦的腓特烈(Frederick of Büren),比伦的腓特烈生下了建立斯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一世公爵。腓特烈公爵与国王亨利四世的女儿成婚并生下了腓特烈二世公爵,腓特烈二世公爵之后又生育了现在的国王腓特烈。
QUOTE
贝莎生育了维林根的贝泽林(Bezelin of Villingen),后者与卡林西亚公爵贝特霍尔德一世(Duke Berthold I of Carinthia)成婚,生下了贝特霍尔德。贝特霍尔德与贝尔德(Beard)生下了柳特嘉德(Liutgard),柳特嘉德生下了福堡侯爵迪博尔德三世(Margrave Diepold III of Vohburg),而他的女儿便是阿德拉。

由于没有其他现存的关于比伦的腓特烈的记载,谱系学者在施瓦本地区找到了两个名为腓特烈的“尊贵的伯爵”,大概他们便是斯陶芬家族出的第一个公爵的父亲和祖父。维巴尔德家谱中提到的两位腓特烈,最有可能是施瓦本的宫相(count-palatine)腓特烈以及腓特烈伯爵。他们在1053年曾被记载出现在施瓦本北部。(腓特烈一世公爵的兄弟路易也担任过宫相)。比伦是一个常见的地名,不过通常被认为是指韦申博伊伦(Wäschenbeuern),位于雷姆斯河谷(Rems valley),即内卡(Neckar)河的支流与斯陶芬家族的修道院之间,而斯陶芬家族的城堡就在其南部。这三个地方都位于多瑙河畔的乌尔姆以北。
比伦的腓特烈娶了达格斯堡-埃吉塞姆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Dagsburg-Egisheim, d. 1094/95),后者是伟大的宗教改革家教宗利奥九世(r. 1049-1054)的侄女。这样显赫的婚姻表示比伦的腓特烈也是个身居高位的人物,1087年至1094年间的某个时刻,腓特烈一世公爵和他的兄弟们:斯特拉斯堡主教奥托(当时唯一在教会中担任要职的斯陶芬家族成员),还有康拉德拜访了位于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路(Santiago de Compostela,也叫圣雅各之路)上的本笃会修道院——孔克的圣斐德斯修道院(Abbatiale Sainte-Foy de Conques)。 他们和他们的母亲以及其他的兄弟姐妹深受触动,并将在1094年于阿尔萨斯的塞勒斯塔(Sélestat)建造的教堂用于供奉圣斐德斯。这座教堂也是神圣罗马帝国唯一一座位于法国境内的修道院。希尔德加德被安葬于此,腓特烈一世公爵指定今后承袭施瓦本公爵的斯陶芬家族成员将成为这座修道院的保护人(advocatus)。巴巴罗萨在1153年重新确认了这一安排,并且在1162年击败米兰后为塞勒斯塔的圣斐德斯教堂又添了一扇彩色玻璃窗以纪念他的胜利。根据16世纪阿尔萨斯地区人文主义学者的碑文记载,巴巴罗萨似乎对自己斯陶芬家族的祖先知之甚少,或许是他不愿记起第一个斯陶芬家族的公爵其实出身卑微,这一点很是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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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陶芬家族与他们在洛尔希(Lorch)地区的家族修道院有些疏远的联系证明他们自己对作为斯陶芬家族的身份认知也比较含糊不清。当时的贵族家族都经常会将一座城堡改建成修道院——弗赖辛的奥托正是在克洛斯特新堡(Klosterneuburg)的修道院开始了他的教士生涯,其字面意思便是“新城堡修道院(Monastery New Castle)”,意为他们家族的墓地。教士们在祈祷中缅怀他们的赞助人,并经常通过撰写一些家族历史来提升自己的世俗声誉。贵族家族中每一代最年长的家族成员经常会担任修道院的赞助者与保护人。这些赞助人以及他们对修道院资源的间接控制,是贵族领主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安置的墓穴以及每年一次的祭祀活动也加强了家族世代相传的凝聚感。

1136年,教宗英诺森二世接受了施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腓特烈一世公爵、他的妻子阿格妮丝以及他的儿子们,即未来的腓特烈二世公爵和康拉德三世国王向教廷的捐赠的一座本笃会修道院,建于他们在洛尔希地区的庄园。三年之后,康拉德加冕为国王,任命他的兄弟腓特烈成为修道院的保护人,而在修道院院长和教士们的一致同意下,此后斯陶芬家族德高望重的成员都将被选为保护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康拉德便将他父亲的遗体重新安葬在了修道院。巴巴罗萨在1154年重新确认了他叔叔的安排,但规定教士们需要从康拉德国王和腓特烈二世公爵的后裔中挑选最年长的人作为保护人。在这种情况下,巴巴罗萨显然认同他父系的堂弟腓特烈四世公爵(康拉德国王之子),还有他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康拉德是与自己从属于相同家族的,后者还位列保护人候选名单之首。

然而洛尔希从来没有成为过斯陶芬家族所有成员的墓地。除了腓特烈一世公爵之外,其他安葬在这里的家族成员有:巴巴罗萨的母亲朱迪丝,他的堂兄亨利六世国王(King Henry VI, d. 1150【译者注,即康拉德三世的长子,有时也被称作德意志的亨利六世】);巴巴罗萨两个在襁褓中便早夭的孩子雷纳德和威廉,还有他们的妹妹贝阿特丽丝(d. 1174);巴巴罗萨的另一个儿子施瓦本公爵康拉德(r. 1191-1196),还有巴巴罗萨的儿媳,施瓦本的菲利普国王(King Philip of Swabia)之妻,拜占庭公主伊琳娜/玛丽娅(d.1208)。而萨利安王朝的公主阿格妮丝(即腓特烈一世公爵的妻子)则长眠于维也纳郊外她第二任丈夫在克洛斯特新堡的墓穴中。腓特烈二世公爵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被安葬在阿格诺(Haguenau)附近的本笃会的圣瓦尔堡修道院(Benedictine abbey of St. Walbourg);朱迪丝的心脏也保存在那里。康拉德三世的王后,苏尔茨巴赫的格特鲁德(Gertrude of Sulzbach, d. 1146)和他的幼子腓特烈四世公爵(d. 1167)被安葬在法兰克尼亚的熙笃会的埃布拉修道院(Cistercian abbey of Ebrach)。尽管康拉德希望被葬在他父亲位于洛尔奇的墓穴旁边,但他的遗体却被安葬在班贝格大教堂。巴巴罗萨同父异母的兄弟康拉德,莱茵的行宫伯爵(count-palatine of the Rhine, d. 1195)和他的妻子们选择了海德堡郊外的熙笃会的舍瑙(Schönau)修道院作为他们的墓地。巴巴罗萨的妻子,勃艮第的贝阿特丽丝与其女阿格妮丝于1184年被安葬在施派尔的大教堂,与萨利安王族一同安息。如果不是因为客死异乡,巴巴罗萨很可能也会选择施派尔作为他的安息地,正如13世纪的编年史中暗示的那样。他之所以更倾向于选择施派尔而不是洛尔希作为皇室的墓地,突出了巴巴罗萨对他的王室祖先更加认同,而并非斯陶芬的公爵们。

学者们为了方便研究将巴巴罗萨的家族成为斯陶芬家族,但实际上这是不太合适的,因为包括巴巴罗萨在内的主要家族成员从来没有被这样称呼过。(他们的城堡名为Stoph或者Stauf,这一系血脉被成为Staufer,他们修建城堡的山丘名为Hohenstaufen,也就是霍亨斯陶芬)。维巴尔德在他的家谱中指出,Stophe的腓特烈建立了Stophen家族,但鉴于弗赖辛的奥托只说了腓特烈一世公爵在Stopyphe建立了城堡,所以这大概与洛尔希地区的修道院的建立有关,而且也不能肯定是否是公爵委托建造的,他也有可能只是翻修了现有的建筑。杜伊的奥多(Odo of Deuil)在他记载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著作中提及,在1147年的11月中旬康拉德三世的军队被击溃后,他接近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并告诉他康拉德正在进犯圣德尼斯(St. Denis),他占据了Estufin城堡的一座塔楼,而腓特烈三世公爵(即巴巴罗萨)则占据了另一座,他还在斯塔夫(Stauf)以西的埃斯林根(Esslingen)地区占据了一些地盘。法国国王先是在私下里劝说,后来公然谴责康拉德,要求他们两人交还圣德尼斯,但康拉德拒绝了。无论这个故事的真相是什么,但路易七世真的会用这样不礼貌的方式再三纠缠他在战局上受挫而倍感沮丧的客人们吗?奥多的说法表明,康拉德与巴巴罗萨对斯塔夫还有洛尔希地区拥有共同的监理权,但这位修士认为这座城堡建立的土地应该归属于巴黎郊外的法国王室圣丹尼斯修道院管辖。而巴巴罗萨登基之后,据记载他只在1181年曾造访过斯塔夫地区一次。除了腓特烈一世公爵之外,腓特烈二世公爵还有巴巴罗萨的堂弟腓特烈四世公爵偶尔也会被冠以斯陶芬的姓氏,但康拉德三世、巴巴罗萨还有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却从未被这样称呼过。大约在1215年左右,一位编年史学家提到了“斯陶芬的皇帝”,但到了1247年,腓特烈二世皇帝才是第一个被单独称为“斯陶芬家族(Staufer house)”的皇帝,说得夸张一点,这表明他的祖父腓特烈·巴巴罗萨其实并不认为是一个斯陶芬。

如果说中世纪对王室血统的高级称谓是Waiblingen,即后来13世纪意大利地区的王党的说法,正如亲教宗的党派被成为Guelphs,也是源自韦尔夫(Welfs)家族的词源。1230年左右,乌尔斯贝格的布哈德(Burchard of Ursberg)记载道,无论对错与否,巴巴罗萨“以自己是魏布林根的王族后裔为荣,众所周知,他们的血统向上可以追溯到两个显赫王族,即墨洛温和加洛林。”至于奥托为什么要将他的侄子与魏布林根联系到一起,那就不太清楚了。1080年,亨利四世将位于洛尔希下游,雷姆斯河畔曾经是加洛林王宫的魏布林根地区交给了施派尔主教,之后这个地方便再也没有被提及。后来的中世纪史学家对这一名称的命名提出了不少匪夷所思的解释。比如布哈德特别引用了奥托关于萨利安王朝祖先的说法,认为墨洛温家族便发源于魏布林根。作为证据,布哈德指出,墨洛温家族的先祖克洛迪奥(Clodius, C. 392-448)在魏布林根的郊外为他的妻子树立了一座纪念碑,据说到了1230年这座纪念碑还存在于魏布林根。现代学者们所能做的也只能像布哈德那样胡乱猜测为什么奥托要将他母亲的家族与魏布林根联系在一起。

在弗赖辛的奥托的叙述中,亨利四世在1079年复活节将他年仅7岁的女儿阿格妮丝,还有施瓦本公国一同赐给了腓特烈一世公爵。一位历史学家认为,这就像一部浪漫主义的骑士文学。奥托为亨利四世编造了一篇演说,引用了奥维德的修辞,表彰腓特烈公爵作为一个明智的顾问和勇敢的战士为国王尽忠,在帝国面临巨大危机之际,亨利将打击那些背弃对国王效忠的誓言的叛徒们的任务交给了腓特烈。然而八十年后,似乎已经没有人记得亨利四世这样做的具体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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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被选为施瓦本公爵有一个很明显的地缘政治上的理由。亨利四世于1077年1月在卡诺莎与教宗格里高利七世暂时达成和解,但在3月,国王的反对者们推举了施瓦本公爵,即亨利的前姐夫莱茵费尔登的鲁道夫(Rudolf of Rheinfelden)作为新国王【译者注:有意思的是鲁道夫的第二任妻子还是亨利四世的妻子萨伏伊的贝莎的姐妹……】。作为报复,亨利剥夺了鲁道夫以及另外两个与他敌对的南德意志地区公爵的头衔,即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一世(Berthold I of Zähringen)所统治的卡林西亚公国以及韦尔夫四世统治的巴伐利亚公国。国王之所以会选择腓特烈一世公爵成为鲁道夫的继任者,是因为斯陶芬的领地在施瓦本北部的战略要地。反对派领主们从萨克森(反对亨利四世的中心据点)出发,途径乌尔姆,还在前往法兰克尼亚和施瓦本南部扎林根与韦尔夫的据点的路上,这时任命腓特烈一世公爵成为新的施瓦本公爵便使反对派内部产生了分裂。1079年6月,鲁道夫的支持者推举他的儿子莱茵费尔登的贝特霍尔德成为施瓦本公爵,他于1090年去世后,其支持者又在1092年推举他的女婿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二世成为新的公爵。
关于施瓦本公国的长期争端在1098年终于得到解决,事实上施瓦本公国被一分为三个小公国:多瑙河以北的地区归属斯陶芬管辖,黑森林两侧和莱茵河上流以南地区归属扎林根管辖,而康斯坦茨湖以北则属于韦尔夫。贝特霍尔德放弃了对施瓦本其他地区的宣称,但依然保留了公爵的头衔。为了达成共识,亨利四世于1098年将王室控制下施瓦本最重要的要塞苏黎世(Zürich)赠与贝特霍尔德。苏黎世将扎林根家族在德意志西南部的领地与贝特霍尔德刚刚从莱茵费尔登手中继承的汝拉山与阿勒河 (Aare river,今瑞士西北部)之间的土地恰好连接了起来。亨利四世在1096年又将巴伐利亚归还给了韦尔夫四世。所以腓特烈一世公爵的权力仅仅局限于施瓦本公国在多瑙河以北的一小部分地区,这也是巴巴罗萨在1152年所控制的区域。
在12世纪,斯陶芬家族的主要对手不是韦尔夫家族,而是扎林根家族。他们在1100年首次使用了扎林根(Zähringen)这个名字,其来源于扎林根城堡,位于后来的巴登大公国境内的弗莱堡(Freiburg im Breisgau),由贝特霍尔德二世的弟弟的后人统治,一直到1918年。虽然韦尔夫家族与斯陶芬还有扎林根家族通婚,但斯陶芬家族和扎林根家族唯一已知的共同先祖源自维巴尔德提供的巴巴罗萨与福堡的阿德拉共同不知名的祖先。事实上维巴尔德的家谱可能有反对扎林根家族的倾向,他认定腓特烈一世为公爵,却故意略去了贝特霍尔德一世(即Berthold with the Beard)的头衔。这很可能在暗示阿德拉并不是巴巴罗萨应娶的合适的妻子。此外奥托在《契约》一书中也贬低了扎林根家族,认为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公爵,因为他们缺乏实际控制的公国领地,而且不承认他们曾经统治过卡林西亚公国。维巴尔德和奥托对扎林根家族这样不公正的对待,更证明了当时斯陶芬家族与他们敌对关系的恶劣程度。
总之,虽然腓特烈·巴巴罗萨在今天被认为是斯陶芬家族中最伟大的君主,但他似乎对自己的父系血统知之甚少,并且甚至也许对其祖父相对的出身地位而感到羞耻——他在生前从未公开认定过自己是斯陶芬家族的成员。

Duke Frederick II
腓特烈二世公爵
1105年,腓特烈一世公爵去世,这时他的儿子腓特烈二世15岁,康拉德三世13岁,他们的母亲嫁给了奥地利侯爵利奥波德三世。 严格意义上来说,继承爵位的腓特烈二世已经成年,但他还很年轻,还不用被迫在他的外祖父亨利四世以及他的舅舅亨利五世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他的舅舅亨利五世刚刚对自己的父亲掀起了一场叛乱。弗赖辛的奥托比腓特烈二世小了20多岁,在奥地利长大,后来移居法国,他和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很少接触,直到1138年后他们才在康拉德三世的宫廷里相见。据奥托说,腓特烈二世“在各方面都向他的父亲一样。他对他的领主十分忠诚,对他的舅舅(亨利五世)而言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挚友,他以他的英勇支撑起了王国的荣誉,与王国的敌人进行了无畏的斗争,直到那些反叛者再次回心转意,归顺他们的主君。”
奥托将腓特烈二世描述为亨利五世的副手,这还有待考证。腓特烈二世在亨利五世的宪章中据称担任过至少三十次仲裁者(intercessor)或是见证人(witness),而康拉德只做过三次。然而,莱茵的行宫伯爵卡尔夫的戈弗雷(Godfrey of Calw)和康拉德三世的岳父苏尔茨巴赫的贝伦加尔一世伯爵(Count Berengar I of Sulzbach)担任这样的职务有58次和33次之多。在1110年亨利五世离开德意志地区前往罗马加冕之前,这位年轻的公爵只担任过一次。 不过腓特烈二世的名字位列1111年2月4日受封赏的名单之首,早于国王在与教宗巴斯加二世达成共识后定于4月的加冕仪式。为此,亨利放弃了任免主教的权利,而教宗则同意归还自查理曼时代以来教会从王室获得的所有特权,如铸币权和征收通行费的权利。其他受封赏的人都是根据头衔或职务来确定的,但腓特烈二世只是因为他是国王的外甥。他与国王的亲戚关系是他获封赏的基础。到了1116年亨利五世回到意大利要求继承托斯卡纳女侯爵玛蒂尔达的遗产时,腓特烈担任仲裁者或是见证人的次数多于除了行宫伯爵戈弗雷以外的任何人。皇帝临出发时,将他的外甥和戈弗雷都留在了德意志地区替他代行政务。
在亨利五世远行意大利期间,腓特烈二世与亨利的前任宫相,美因茨大主教阿达尔贝特一世(Archbishop Adalbert I of Mainz, r. 1109-1137)交战,后者与萨克森公爵洛塔尔一同成为反对国王的领袖。这也是腓特烈与阿达尔贝特对峙的开始。奥托声称腓特烈“逐渐将从巴塞尔到美因茨(莱茵河谷上游)的整个地区都收归他的控制。”他修建了那么多的城堡,以至于奥托写道,“腓特烈公爵总是将一个个的堡垒拖在他的马尾后面。”然而奇怪的是,考古学家一直无法证实奥托的说法。
然而,腓特烈二世的确开发了阿格诺,他的儿子可能于1122年便出生于此,而且这里的确也是巴巴罗萨最喜欢的住所,与此相距不远的圣林(Holy Forest)【这是哪儿啊我没查到】则成为了他在阿尔萨斯北部的统治中心。公爵可能于1114-1115年在阿格诺建造了一个城堡,到了1125年,城堡周围形成了一个定居点(城镇),巴巴罗萨在1164年明确表示,他的父亲在亨利五世(死于1125年)统治期间建立了这个城镇。1143年康拉德三世宣布他的兄弟腓特烈二世(他在这时被称为施瓦本和阿尔萨斯的公爵)已经将这个不断发展的地区建立成了一个独立的教区。巴巴罗萨于1164年授予阿格诺第一份市政宪章,里面有一些条款很可能是在他父亲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虽然我们也无法确定。宪章涉及了公民的法律地位、继承权,圣林中用于建筑和取暖的木材砍伐,各种犯罪的刑罚、市场交易,还有这个地区的居民在帝国境内免税等问题。巴巴罗萨在城里设立了一名法官来主持法庭,以及还有一名下级行政人员(subordinate Schultheiss)即执达员(bailiff)来行使监管职能,尤其是在粮食交易方面。虽然皇帝任命这些地方官员时没有让公民进行选举,但有一个公民联合团体协助这些官员履行他们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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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罗萨在宪章的最后一条规定说明,在不损害居住者利益的情况下,帝国政府将负责安排皇帝到访阿格诺时的日常开支由谁承担。他在1158年就曾经到过阿格诺,1164年后他又至少造访了8次,也许是因为他非常喜欢在圣林里打猎。在1158年到12世纪70年代中期,公爵城堡被改造成了王室行宫。在1189年4月,也就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前,腓特烈最后一次造访那里,将他在阿格诺建造的医院捐赠给了普利孟特瑞会(Premonstratensians)。

萨利安家族和吕策尔堡的伯爵(counts of Lützelbourg,洛林的萨尔堡以东)与斯陶芬家族一样对圣林拥有治理权。腓特烈二世公爵和吕策尔堡伯爵彼得被认为是本笃会的圣瓦尔堡修道院的共同创立者和继承者,该修道院位于阿格诺以北,圣林之中。为了让被埋葬在修道院的兄弟灵魂得到安息,康拉德三世于1151年将自己治下一个城镇的贸易权授予给了教士们。在1159年,巴巴罗萨同样关心他父亲死后灵魂的安息,声明将保护他祖先修建并捐赠给教会的修道院,并且确认了他们的捐赠,根据本笃会的原则,授予教士们自由选举修道院院长的权利。他还规定,这一修道院的赞助与保护权将归于他继承了阿格诺地区的后裔。

圣林中还有两个熙笃会修道院也在斯陶芬家族的控制下:即1131或1133年由吕策尔堡的最后一位伯爵莱茵霍尔德建立的纽堡修道院(the abbey of Neubourg),和柯尼希斯布吕克(Königsbrück)的女修道院。1156年,巴巴罗萨夺取了纽堡,他声称他的父亲与莱茵霍尔德一同建立了纽堡,所以他的父亲同样也是这一修道院的赞助人,理应由他的后裔继承这一权利,无论他是皇帝、国王、公爵还是伯爵。(尽管在1156年巴巴罗萨还没有任何后代。)1158年,皇帝颁布了类似的宪章,宣布世袭对修道院的保护权是他的特权。但是他又规定,其他帝国官员和仆人需要得到他的准许才能向这些修道院捐赠,教士和僧侣们可以在森林里放牧他们除了羊以外的牲畜,他们也可以在森林里获取柴火,但需要得到法院的许可才能获取用于建筑的木材。腓特烈继承了他父亲的政策,将阿格诺发展成了斯陶芬家族在阿尔萨斯北部的统治中心。修道院、城堡-宫殿建筑群和新型的城市是这一重心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说腓特烈认为有什么地方可以被当做“家”的话,那就是阿格诺。

与奥托的说法恰恰相反,腓特烈二世公爵作为亨利五世的亲信并没有迫使其他不听话的王公们向他的舅舅臣服,而是包括公爵在内的诸多王公们厌倦了战争,迫使皇帝与教宗议和。据称反对派计划在维尔茨堡举行集会,这使得亨利五世不得不赶在1118年下半年从意大利返回德意志地区。 诸侯们于1121年9月29日在维尔茨堡达成共识,在教宗与皇帝之间达成了一项维护皇权的解决方案。就腓特烈二世而言,他与他的舅舅之间保持着距离,因为在皇帝回国之后至1122年9月23日沃尔姆斯协定签订之间,他只看到了沃尔姆斯宪章一共11份中的两份。

皇帝和代表教宗加里多二世的三位红衣主教在谈判中交换了一份简短的宪章,该协议自1693年以来一直被称为《沃尔姆斯协约》,关于这份条约的解释也是巴巴罗萨统治时期争论的焦点。亨利五世放弃了为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授予权戒和爵位的权利,并授予德意志王国或帝国境内所有教会自由选举和祝圣的权利。皇帝的行为是在“征得诸侯们的同意和建议下”实行的,而这些诸侯的名字都被列在了宪章之中,腓特烈二世在这九位诸侯中位列第二。 作为交换,教宗承认所有隶属于德意志王国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必须在皇室的见证下进行选举,但不得有任何的不公正行为与暴力干涉。在选举过程中如果产生争议,皇帝可以根据大主教和大主教区辖下的主教们给出的建议来提名他认为比较合适的候选人。皇帝可以手持权杖为当选的主教或修道院院长受礼——这一礼制没有严格定义,但代指了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世俗权力和财产是由皇室授予的,而接受者要履行他对君主应尽的职责。在意大利和勃艮第地区,除了直接受罗马教廷管辖的主教和修道院长以外,其他新任的主教或修道院院长都将在当选后的6个月内获得“圣器(regalia)”。【这个你们意会一下,就是皇室授予的一个象征权力的器物,是个抽象概念】

尽管两份宪章都避免提及了具体的封建关系,但这一协约还是将君主与作为其直系附庸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之间的关系封建化了。在德意志与意大利和勃艮第不同的是,候选人在当选之前必须向君主致敬并宣誓效忠。当时便有人质疑,受了圣职的主教是否需要向新当选的君主致敬,因为作为一个统治者就像一个刽子手一般,手上总是沾满了鲜血。洛塔尔可能在1125年便放弃了让主教们对他致礼,但康拉德在1138年又重新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弗赖辛的奥托则明确表示,1152年腓特烈在亚琛加冕后,“所有的诸侯们”都向他“致以诚挚的礼节与忠诚的誓言”。因此沃尔姆斯协约是宗教诸侯获得财产的起源。这些诸侯包含了德意志地区的所有主教还有那些直接从皇室获得世俗治理权和财产的修道院院长。

在宪法上,沃尔姆斯协约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至少还有两个另外原因。首先,虽然诸侯们一直向统治者提供建议,履行顾问的职责,但在1122年以后,诸侯们希望他们的意见能够更加受重视,并且参与重要决策的制定。巴巴罗萨的主要行动就都是采取了诸侯们的意见。实际上,君主不再能够独自代表他的国度,统治者和诸侯们共同构成了帝国的统治。 第二,沃尔姆斯协约首次在法律上区分了德意志王国(regnum)和神圣罗马帝国(imperium),这一点教宗加里多二世尤为强调。(不过这一区别在德语的“帝国(Reich)”一词中是表现不出来的)

在亨利五世统治的最后几年,腓特烈二世继续独立于他的舅父之外。例如在1124年,公爵与沃尔姆斯的平民们一起反对皇帝,要求被流放已久的主教回归。尽管被别人看作是他舅舅潜在的继承人,但至于这位只比亨利五世小三四岁的腓特烈二世自己是怎么想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亨利五世在1114年娶了英国国王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当时新娘最多只有12岁,不过这段婚姻一直没有让他得到任何子嗣。(但亨利五世有一个私生女,而在他死后玛蒂尔达改嫁了安茹的杰弗里,他们的儿子亨利后来便是英国国王亨利二世,因此他们两人应该都是有生育能力的)。早在1111年秋亨利五世病重时,美因茨大主教阿达尔贝特似乎便认为腓特烈二世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1125年5月23日的乌得勒支,亨利五世在临终前将萨利安家族的所有爵位,也就是他们的家族财产(包括他外甥的和玛蒂尔达的),都交给了腓特烈二世,但并不包括皇室的勋章。亨利只是指定了他最年长的外甥成为其私人财产的主要继承人,但并没有指定他为皇位的继承人。在他看来,1118年以后,腓特烈二世公爵很可能是故意与其他诸侯联合,疏远他不喜爱的舅舅,从而增加自己继承皇位的可能性。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根据后世关于1125年妄为选举的记载,腓特烈被其他人认为过分野心勃勃,在古拉丁语中为ambitio,即一种过分的欲望。

1120年左右,在1122年谈判的中期,腓特烈二世与巴巴罗萨的母亲朱迪丝结婚,她是巴伐利亚公爵黑色的亨利的女儿,韦尔夫四世的孙女,其父亨利在沃尔姆斯协约签署者的名单中同样位于前列。大约在同一时间,她的妹妹索菲亚嫁给了腓特烈一世公爵另一位反对者的儿子,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三世公爵。这些婚姻使三个施瓦本地区敌对的家族之间获得了暂时的和平,并促进了在沃尔姆斯会议后,诸侯们之间达成某种层度上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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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夫家族 (The Welfs)

韦尔夫家族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德国最尊贵的家族,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将血统追溯至加洛林时期的家族。他们在欧洲历史上的首次登场便令人印象深刻。819年,韦尔夫伯爵的女儿朱迪丝成为了虔诚者路易皇帝(Louis the Pious)的第二任妻子;827年,她的继子东法兰克国王德意志人路易(Louis the German)娶了她的姐妹艾玛为妻。 早在11世纪,韦尔夫家族的名字曾被拉丁化为“catulus”。即英语中“whelp”,由此甚至有人推断,密谋反对罗马共和国的臭名昭著的喀提林(Catiline)是韦尔夫家族的先祖。而韦尔夫家族里统治勃艮第的国王们则没有一个名为韦尔夫的,他们都是那对王后姐妹的兄长,长者康拉德伯爵(Count Conrad the Elder)的后裔。而南德意志地区的韦尔夫家族也略去了这段历史,因为这与他们在施瓦本地区的地位无关。所以我们无法确定九世纪时候出现的韦尔夫与后来的韦尔夫家族之间明确的关系。

施瓦本的韦尔夫家族从名不见经传的鲁道夫(Rudolf,死于992年)开始。他在康斯坦茨湖以北的阿尔特多夫建立了一座教堂,直到1126年,他和他的后裔包括巴巴罗萨的外祖父母都葬在哪里。因此这个家族在12世纪时其实被成为阿尔特多夫家族,而并不是韦尔夫家族(尽管弗赖辛的奥托坚持称他们为阿尔特多夫的韦尔夫家族)。鲁道夫的之子韦尔夫二世(死于1030年)在阿尔特多夫上方的拉芬斯堡(Ravensburg)建了个城堡,之后娶了卢森堡的伊米莎(Imiza of Luxembourg)为妻,她是亨利二世皇帝妻子库妮贡达的侄女。1047年亨利三世皇帝将卡林西亚公国授予韦尔夫三世(死于1055年),他也是施瓦本地区的韦尔夫中第一个被授予公爵头衔的。1053年韦尔夫三世将阿尔特多夫——此后被称为魏恩加滕(Weingarten)的修道院迁到了附近的山顶上,没有子嗣的公爵将他所有的财产都留在了魏恩加滕。伊米莎阻止了她儿子这一想法,她找来了自己的外孙子韦尔夫四世来继承他的家产,韦尔夫四世是伊米莎的女儿库妮贡达与意大利的米兰侯爵阿尔伯特·雅佐二世(Albert Azzo II, Margrave of Milan)之子,其父的领地在帕多瓦(Padua)西南部的埃斯特(Este)。为了阻止韦尔夫三世将财产捐赠给阿尔特多夫/魏恩加滕,伊米莎把阿尔特多夫的修女们都迁到了阿尔托明斯特(Altomünster),又将阿尔托明斯特的修士们赶去了魏恩加滕。

韦尔夫四世(死于1101年)是教宗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巴巴罗萨的母亲朱迪丝的祖父,创立了所谓韦尔夫家族的幼支(younger Welfs),他们的母系血统来源于韦尔夫家族的长支。1070年,亨利四世任命韦尔夫四世为巴伐利亚公爵,因为他在施瓦本东南部和巴伐利亚西部拥有大量财产和领地,并且与意大利人的关系也很密切。此后不久,他娶了弗兰德斯伯爵鲍德温四世(死于1035年)的女儿朱迪丝为妻,他是诺森布里亚伯爵托斯蒂格(Earl Tostig of Northumbria,死于1066年)的遗孀,后者是英国最后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国王哈罗德的兄弟。公爵的婚姻表明了韦尔夫家族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弗兰德斯公爵是另一位朱迪丝的后裔,这位朱迪丝是前文提及的路易二世的妻子朱迪丝的孙女,其父是皇帝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

巴巴罗萨的母亲朱迪丝的名字在韦尔夫家族的历史上很常见。奥托说巴巴罗萨的姐妹嫁给了上洛林公爵马修(Duke Matthew of Upper Lorraine,1139-1176),也名叫朱迪丝。但在马修自己的宪章中,她名叫贝莎,与腓特烈二世公爵的外祖母(亨利四世的妻子)同名。所以要么是巴巴罗萨的姐妹有两个名字,要么就是奥托把她侄女的名字弄错了。巴巴罗萨有三个女儿,但都早夭。长女和其母亲一样都叫贝阿特丽丝,小女儿叫阿格妮丝,而未命名的二女儿曾在1184年与狮心王理查订婚,有人认为她很可能叫朱迪丝。不管怎么说后来斯陶芬家族的人都不怎么用朱迪丝这个名字了,就像他们也不会用韦尔夫这个名字一样,尽管他们是南德意志地区韦尔夫家族的优先继承人。然而萨克森地区的韦尔夫家族,即巴巴罗萨的另一位舅舅骄傲的亨利(Henry the Proud)的后裔,也放弃了用朱迪丝和韦尔夫来命名。

1089年,韦尔夫四世为他17岁的儿子韦尔夫五世(r. 1101-1120)求娶托斯卡纳女侯爵玛蒂尔达,后者已经43岁,是支持教宗派的中流砥柱。新郎后来作证说他们并没有完成这段婚姻,并于1095年分居,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也没有正式离婚。韦尔夫五世的弟弟巴伐利亚公爵黑色的亨利(r.1120-1126)的血脉延续了下来,1100年左右,他娶了萨克森公爵马格努斯(Duke Magnus of Saxony, r. 1072-1106)与匈牙利公主索菲娅的女儿乌尔夫希尔德(Wulfhild)。所以巴巴罗萨从他母系的血缘还可以追溯到萨克森贵族以及匈牙利王室。与韦尔夫家族相比,斯陶芬家族只能算得上是新晋贵族了。所以弗赖辛的奥托有充分的理由略去腓特烈一世公爵的父系血统,就算他知道的不仅仅只有这么多,他也不想记载。

然而巴巴罗萨只在一份宪章中提到了他的韦尔夫祖先。1181年3月1日,在与他表兄狮子亨利对峙的时候,他确认将巴伐利亚公爵及其后裔的财产捐赠给了克雷姆斯明斯特(Kremsmünster,今位于上奥地利省)的本笃会修道院。巴巴罗萨特别提到了这是他曾祖韦尔夫四世和他的舅父骄傲者亨利的捐赠,也许他这样做是希望安抚他表兄在巴伐利亚地区的支持者。

虽然弗赖辛的奥托认为腓特烈二世公爵与朱迪丝的婚姻是天作之合,但他却没有说明他们的儿子巴巴罗萨生于何年何处。然而斯塔沃洛的修道院院长维巴尔德在1152年3月告知教宗尤金三世,新的德意志国王还不到三十岁。根据这一说法可以间接证明腓特烈大约出生于1122年12月中旬。我猜测他应该出生在阿格诺,因为这座城市对他的父亲腓特烈二世公爵十分重要,而且巴巴罗萨晚年也十分钟爱这里。而选择卡彭堡的奥托(Otto of Cappenberg)来担任他的教父,也标志着教宗与统治者们在沃尔姆斯达成了一种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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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幸运的年轻人(A fortunate youth)

童年(Childhood)

1138年4月,年仅15岁的腓特烈·巴巴罗萨第一次出现在了文献记载中,当时他与父亲一同在美因茨见证了他的叔叔康拉德三世颁布的一个宪章,后者在3月7日被选为国王。在29岁的腓特烈登上王位之前,关于他登基前的29年没有任何记载,而弗赖辛的奥托也对此只字不提。我们只能猜测,在腓特烈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斯陶芬家族和韦尔夫家族之间的冲突对他造成了怎样潜在的影响,而他后来的行为又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他青年时期的经历。

腓特烈成长于1125年亨利五世去世至康拉德当选期间斯陶芬家族的低谷时期。在1077年3月敌对国王莱茵费尔登的鲁道夫在选举中同意放弃他儿子的自动继承权之后,在德意志国王的选举时,选举原则逐渐替代了世袭继承。事实上弗赖辛的奥托曾在1152年关于腓特烈的选举问题上说道:“这是罗马帝国法律的最高境界,即国王不是通过世袭血统,而是通过诸侯间选举产生的。”奥托在《契约》一书中之所以这样描写,可能是因为他需要证明,将他的另一个斯陶芬家族的侄子,即康拉德三世的亲子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四世排除在王位继承之外是有理可循的。

虽然腓特烈二世公爵没有明确在1125年通过自己与亨利五世之间的亲缘关系来宣称皇位。然而作为已故皇帝最年长的侄子,在8月24日的美因茨会议上腓特烈二世公爵很可能认为自己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另外还有三个潜在的竞争者,即:萨克森公爵洛塔尔、腓特烈二世公爵的继父奥地利侯爵利奥波德三世还有弗兰德斯伯爵好人查理(Count Charles the Good of Flanders)。洛塔尔和利奥波德出于礼节谦逊地拒绝了。然而当美因茨大主教阿达尔贝特问道,为了帝国和教会的荣誉,腓特烈是否愿意保证这样自由选举的原则永远不变时,他拒绝了。这使得其他贵族们对他产生了反感的态度。奥托在《契约》一书中解释道,阿达尔贝特的领土诉求与莱茵河中游斯陶芬家族的领地发生了冲突,但是他更没有忘记“他曾在腓特烈公爵手中遭遇的挫折”,他的行为“更多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是为了多数人共同的利益”。到了最后巴伐利亚公爵黑色的亨利投出了决定性的一票,他支持洛塔尔,于是他便在8月30日被宣威了皇帝。亨利抛弃了他的女婿腓特烈公爵,因为洛塔尔答应将他唯一的女儿和继承人,10岁的格特鲁德嫁给腓特烈公爵的小舅子骄傲者亨利,他在1125年年仅17岁。【译者注,你说这么麻烦干什么,就说骄傲者亨利是黑色的亨利的儿子就好了……】鉴于黑色的亨利的妻子乌尔夫希尔德继承了萨克森州的吕讷堡,这桩婚姻将为韦尔夫家族提供一个扩大其领地和财产的机会。9月1日或2日,腓特烈公爵拒绝向洛塔尔交付200马克的赠礼,但他确实也向新国王致敬了。

弗赖辛的奥托在编年史中称洛塔尔“羞辱”了腓特烈和他的兄弟康拉德,他们“因父辈的罪孽和过失而受惩罚”,事实上这便是指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对教会的敌对态度。亨利五世临终前将萨利安家族的所有私产都赠与了腓特烈,便直接导致了这样的冲突。如何区分萨利安家族的私产以及王室领地是个很困难的问题——就像今天我们很难区分伊丽莎白二世作为国家元首的财产,以及她作为伊丽莎白·温莎所持有的个人财产一样。为了回应洛塔尔的要求,诸侯们于1125年11月在雷根斯堡商定,被没收或充为王室财产的土地不是统治者家族的私产,而是属于王室财产。【译者注:这段我大概再解释一下,就是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的萨利安家族有自己的家族领地,但是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德意志国王,他们所持有的还有一部分财产和领地是归在国王名下的,也就是说腓特烈继承了他们作为萨利安家族的财产,但是作为国王名下的领地和财产理应要传给下一个被选举的国王,这也是苏普林堡的洛塔尔与腓特烈公爵之间的冲突所在了。】圣诞节在斯特拉斯堡的法庭裁定没收腓特烈公爵在亨利五世死后继承的许多城堡和其他他们认为属于帝国的财产,这一结果导致了一场长达10年的内战。

双方都想控制施佩尔的萨利安家族墓园,使自己的宣称权更加合法化。1128年春,斯陶芬兄弟腓特烈和康拉德夺取了这座城市,驱逐了主教并在此驻军,正如奥托所言,“当地居民接受他们,因为他们对埋葬在那里的皇帝的忠诚使得他们对这两位同宗同源的后裔也表示尊敬。”1128年8月至11月,洛塔尔在大主教阿达尔贝特的帮助下围攻施派尔,在许多当地有名望的乡绅向他宣誓效忠并提供人质之后,他解除了包围,但这些乡绅们违背了誓言。于是洛塔尔于1129年7月15日再次对施派尔进行围攻,并召集他的女婿骄傲者亨利一起,后者率领600多名骑士在莱茵河对岸扎营。腓特烈在一个夜晚试图进行袭击,但被击退了。亨利追击他的内兄弟一直追到斯图加特以北的马克格勒宁根(Markgröningen),在从施派尔途径斯陶夫(Stauf)至乌尔姆的路上俘获了大量战利品和马匹。腓特烈派他的妻子朱迪丝前往施派尔,在围攻时安抚城内的居民。饥饿的市民们于12月28日投降,而洛塔尔不仅释放了朱迪丝,还赠予了与她地位相称的礼物。国王将斯陶芬家族逐出了阿尔萨斯,并于1131年左右在上、下阿尔萨斯和施派尔一带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域。我们很想知道,1129年12月年仅7岁的巴巴罗萨是否与他的母亲一同在施派尔见证了他舅舅的围攻,而这一经历是否可以解释为什么腓特烈成为了维尔纳·赫贝格(Werner Hechberger)所说的,他亲属中“天生的调解人”(the born mediator)。

朱迪丝在离开施派尔后不久就去世了,几乎可以肯定这时候她的儿子还未满10岁。由于她被安葬在洛尔希而不是阿格诺郊外的圣瓦尔堡(后来腓特烈二世公爵被安葬在那里),因此在被逐出阿尔萨斯之后,斯陶芬一家很可能暂时居住在斯陶夫地区。出于政治上的巨大转变,公爵可能在1131年或1132年再婚,娶了他的老对手大主教阿达尔贝特的侄女,萨尔布吕肯的阿格妮丝(Agnes of Saarbrücken)为妻。洛塔尔在阿尔萨斯和施派尔周边地区建立的公国威胁到了萨尔布吕肯和斯陶芬的利益,同样在1131年建立的图林根公国也与美因茨大主教区在埃尔福特(Erfurt)周边的领土产生了冲突。弗赖辛的奥托记载,康拉德三世随后巩固了这一家族间的同盟,于1137年阿达尔贝特去世后在腓特烈二世公爵的敦促下,为阿格妮丝的兄弟大主教阿达尔贝特二世(r, 1138-1141)争取到了美因茨大主教的职务。腓特烈二世公爵在1147年临终前将阿格妮丝和她年幼的儿子康拉德交给巴巴罗萨看护。巴巴罗萨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宪章中提到过阿格妮丝,但是由于他也没有提及过自己的亲生母亲朱迪丝,我们无法从这一忽略中探究出他与继母的关系究竟如何。

1125年选举时康拉德曾前往圣地朝圣,直到1127年夏才返回国内。那年夏天,洛塔尔未能从斯陶芬家族手中夺取纽伦堡,并且后者还击退了骄傲者亨利对施瓦本的入侵。于是腓特烈公爵和斯陶芬家族麾下施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地区的追随者们于1127年12月18日在罗滕堡(Rothenburg)宣布康拉德为国王。没有任何记载表明有任何主教参与了这一活动,也没有迹象表明康拉德在德意志地区被加冕。圣诞节时,在维尔茨堡支持洛塔尔的主教们将斯陶芬兄弟施以绝罚。1128年春,康拉德越过阿尔卑斯山夺取了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女伯爵的领土,正如亨利五世在1116年做的那样。1128年6月29日,米兰大主教在米兰城外的蒙扎为康拉德加冕。康拉德在麾下军队损失殆尽后大约在1131年返回了德意志地区,但他取代了他的兄长成为家族的领袖。

选择康拉德而不是腓特烈二世公爵成为对立国王是很令人费解的事情。一些资料表示腓特烈失去了一只眼睛,但在1125年,没有任何当代的资料证明他在这时就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除非他之后不久便遭遇不幸,否则残疾并不应该被认为是他这两年失去家族领袖地位的原因。之所以选择康拉德,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腓特烈在美因茨已经向洛塔尔宣誓效忠,而康拉德当时并不在场,所以他成为对立国王并不能被指责为他违背了效忠的誓言;而且其他人对于这对兄弟的评价也很重要,他们认为腓特烈在1125年时表现得过于野心勃勃,而比他年轻的康拉德在性格上也许更适合从事这样的冒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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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30年代初,德意志地区的战事开始对斯陶芬家族不利。1134年10月,走投无路的腓特烈去了富尔达(Fulda)的宫廷,拜托他的女亲戚丽琴莎皇后出面向她的丈夫求情。(腓特烈和皇后都是康拉德二世的妻子吉塞拉皇后的后裔。)【译者注:我他妈翻了好久wiki才终于破案了这俩人到底有啥关系……康拉德二世的皇后施瓦本的吉塞拉(Gisela of Swabia)与第一任丈夫布鲁斯韦克伯爵布鲁诺一世(Bruno I, Count of Brunswick)的儿子是弗里西亚侯爵鲁道夫(Liudolf, Margrave of Frisia),鲁道夫的儿子是迈森侯爵埃格伯特一世(Egbert I, Margrave of Meissen),埃格伯特的女儿是布鲁斯韦克的格特鲁德(Gertrude of Brunswick),然后格特鲁德是诺特海姆的丽琴莎(Richenza of Northeim),也就是这位丽琴莎皇后的母亲。然后我们再来看腓特烈这边,这倒比较容易,因为康拉德二世-亨利三世-亨利四世是萨利安王族,然后亨利四世的女儿阿格妮丝是腓特烈公爵的老妈,完美。我只有一个问题,这他妈八竿子打不着的你们也好意思攀亲戚的嘛???】在她的劝说下,教廷赦免了被绝罚的公爵,然后腓特烈宣誓效忠于洛塔尔,并且寻求其他诸侯们的支持以期恢复他在宫廷中的地位。1135年3月18日,尽管不太情愿,腓特烈还是匍匐在洛塔尔的脚下向他宣誓。在其他诸侯们以及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St. Bernard of Clairvaux)的求情下,他重又恢复了地位。公爵答应加入洛塔尔的第二次意大利战争。康拉德也于1135年9月在图林根的米尔豪森(Mühlhausen)以类似的方式向洛塔尔屈服。弗赖辛的奥托对康拉德放弃宣称王位的做法评价为“他的兄弟已经恢复了理智。”兄弟俩麾下依然还有一些忠于萨利安家族的领主,但他们没能夺取他们的主要目标,即纽伦堡和施佩尔。

腓特烈二世公爵并没有跟随洛塔尔一同前往意大利,在班贝格的臣服后他也没有再出现在皇帝的宫廷里。与之相反的是,康拉德在意大利战争中作为洛塔尔的副官而声名显扬。三十年后博绍的赫尔墨德(Helmold of Bosau)甚至宣称康拉德成为了洛塔尔的挚友。洛塔尔于1137年12月4日在返回德意志的途中去世,他将皇室的印玺交给了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公爵骄傲者亨利,期望他的女婿能够继承皇位。但亨利的权势和傲慢使得很多诸侯并不支持他,还有教宗英诺森二世也持反对意见。帝国的皇位选举原定于1138年5月22日在美因茨举行,但3月7日一部分诸侯和教廷便在科布伦茨(Koblenz)选择了康拉德取代亨利。其他诸侯们,尤其是前任皇后丽琴莎统治下的萨克森贵族们也在5月22或23日在班贝格接受了康拉德成为他们的国王,尽管这并不符合选举章程。他们害怕不在场的骄傲者亨利权势过大,而且康拉德在洛塔尔的意大利战役中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康拉德取代他的兄长成为斯陶芬家族的领袖,也许还因为腓特烈是个文盲。【我寻思巴巴罗萨他爹也太惨了吧,就为了解释为什么康拉德当了国王而他没有,就又是瞎眼睛又是文盲的……】只有王位继承人或注定要投身教会事业的男孩才会被教导读写拉丁文,但如果只是普通的德意志地区领主是不需要学这些的。根据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记载,腓特烈和康拉德的儿子们都是有文化的,并且他们其中一人还和法兰西的路易七世说过,一个不识字的国王就像一头被加冕的驴子。不过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向教宗尤金三世宣称,新当选的腓特烈·巴巴罗萨“能非常流利的使用他自己的语言。”除了依靠翻译才能看懂他叔叔弗赖辛的奥托所著的历史学著作之外,巴巴罗萨的一生几乎都在依赖翻译。 1157年达塞尔的雷纳德(Rainald of Dassel)在贝桑松翻译(或错译)了教宗阿德里安四世写给腓特烈和其他大诸侯的信。在1177年6月25日,阿奎莱亚的都主教乌尔里希二世(Patriarch Ulrich II of Aquileia)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用德语为腓特烈翻译了教宗亚历山大三世的拉丁语布道。1162年“帝国在教廷的见证人”卡斯特拉努斯(Castellanus)在一份见证者名单中将自己列为“皇帝陛下的翻译”。不过巴巴罗萨在运用拉丁语口语方面还是比较熟练的,而且为了巩固其统治,他应该更加精益了。拉赫温很可能将爱因哈德的说法,即“查理曼大帝精通法兰克语和拉丁语,对于希腊语,他能够理解但未必能说得流利。”改编为了腓特烈·巴巴罗萨对拉丁语的掌握程度。与腓特烈几乎同时期的法尔肯施泰因伯爵西吉博托四世(Count Sigiboto IV of Falkenstein)提供的家族档案也许可以为我们了解巴巴罗萨对拉丁语的熟悉程度起到一些帮助。其中最不同寻常和个性化的条目是家族肖像上的题词,是写给伯爵年轻的孩子们的,还有西吉博托下令谋杀敌人的密信。这些措辞粗陋的拉丁语不仅表达了西吉博托自己的语言水平,很可能也从侧面揭示了腓特烈自己的语言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十多年中,西吉博托都是档案编纂的负责人。腓特烈很可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和西吉博托一样,他可能自学了如何进行书面交流和品鉴一些文字记录的价值。

除了他叔叔的编年史之外,据说腓特烈唯一曾要求提供的书籍就是一本弥撒书,还有一本单独被装订成册的选集包含了《福音》和《新约》,这些都是他请求泰根塞的修道院院长鲁伯特(Abbot Rupert of Tegernsee)抄写的,因为他听说这座本笃会修道院里有非常优秀的抄写员。在阿格诺的王宫里有一个图书馆,里面囊括了法律书籍、历史著作——比如弗赖辛的奥托所著的编年史以及《契约》一书的抄本,还有文艺作品,古典诗歌,比如亚里士多德还有古代医学权威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但这些藏书至少有一部分是由巴巴罗萨的儿子和继承人亨利六世收集的。我们不知道腓特烈在搜集书籍以及建造这座图书馆的过程中亲自参与了多少。

弗赖辛的奥托表示,他的侄子“按照惯例接受了军事方面的训练。”拉赫温还写道,“皇帝热爱战争,但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获得和平”,“他营帐里的预兆是火星而不是金星。”【译者注:火星代表战争,金星代表……爱情?】男孩们通常会在其他领主的宫廷里服务以掌握骑士应会的技能,熟悉骑士的礼节。 巴伐利亚和施瓦本地区的大贵族们委托腓特烈的叔公韦尔夫五世来教育他们的儿子们,埃诺伯爵鲍德温五世(Count Baldwin V of Hainaut)在1189年将他的儿子鲍德温六十送到了巴巴罗萨的儿子亨利六世那里,这样他的继承人就可以“学习德语和那里的宫廷礼仪与风俗”。腓特烈自己是1142年在他叔叔康拉德的宫廷里完成了骑士教育的。 他在那里与丹麦国王埃里克之子斯温成为了朋友,斯温与腓特烈同岁,并且腓特烈还在1152年的王位继承战争中拥立他为丹麦的斯温三世(King Sven III, r. 1152-1157)。我们不知道腓特烈最初的军事训练是在家里还是其他地方接受的,但看上去最合适的导师只有洛塔尔皇帝和他韦尔夫家族的舅舅们,而这恰恰是不可能的。

腓特烈的一生在战斗中都展现了自己的个人勇武。弗赖辛的奥托记载,在腓特烈加冕一个月后于1155年7月27日夺取斯波莱托(Spoleto)的战役中,“没有人比他更积极地投入战斗,没有任何普通骑士能够比他更快地拿起武器,就连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也不会比他更加勇敢地面对危险。”但这被认为是奥托在奉承他的侄子。1176年敌对的红衣主教博索在5月29日的莱尼亚诺(Legnano )战役中也记载了腓特烈的表现,后者当时已经54岁:“在第一次冲锋时,腓特烈的旗手便被敌人的长矛刺倒在地,尸体被马蹄践踏而过。皇帝本人全副武装出现在战场上,因为他闪闪发亮的铠甲而很受瞩目,受到了伦巴第人的猛烈攻击。他从马鞍上摔了下来,消失在了别人的视线中。”不过他的确曾是一个好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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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骑士风格的战斗密切相关的是其对应的休闲活动——狩猎。拉赫文写道:“只要参与狩猎,腓特烈在驯养和指挥马、猎犬、猎鹰和其他猛禽方面是首屈一指的。打猎时他自己持弓瞄准射箭,指哪儿打哪儿例无虚发。” 腓特烈统治初期在普法尔茨(Palatinate)的凯泽斯劳滕(Kaiserslautern)建造的宫殿旁有一个“像琥珀一样的池塘,里面养了各种鱼和野鸟,让人目不暇接而且也可以充当美味佳肴。它的旁边还有一个公园,为一大群鹿和野山羊提供了放牧的场地。”1167年,腓特烈将意大利西北部的安诺内城堡(castle of Annone)赠与了多尔斯塔特的阿诺德(Arnold of Dorstadt),作为报酬,他要求阿诺德每年给他提供“一只好猎鹰”。毫无疑问,腓特烈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就已经学会了娴熟的狩猎技巧以及养成了对狩猎的热爱,这也是当代贵族的典型特质。

他个人的虔诚在12世纪的德意志贵族中也是颇具代表性的。他从小就与普利孟特瑞会结下了不解之缘。拉赫温更是把腓特烈描绘成了一个虔诚的统治者,这就很有趣了,因为拉赫温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正是12世纪50年代末,当时腓特烈正与教宗闹得不可开交。拉赫温借用了圣希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 (Sidonius Apollinaris)对五世纪时西哥特国王的描述,指出腓特烈每天在黎明前要么独自一人,要么仅仅携带一个随从去教堂或由自己的牧师主持弥撒。事实上有一天黎明,腓特烈正准备离开洛迪的营地,在圣遗物前做每日的祈祷时,还有一个精神失常的人试图袭击他。拉赫温又在挖苦伦巴第人时补充道,皇帝的虔诚对意大利人来说,是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应该尊重和学习的典范。据拉赫温描述,腓特烈对宗教事业表现出了如此崇高的敬意,以至于他在唱诗班吟诵时都保持缄默,并且没有人敢在这种时候与他讨论世俗的政务。在祈祷和弥撒结束并亲吻福音书后,腓特烈每天早上剩下的时间都用于治理自己的领地。和查理曼大帝一样,腓特烈时常亲手向穷人布施,并且将自己的收入取十分之一捐赠给教堂和修道院。拉赫温特别指出腓特烈在修复蒙扎和洛迪地区的宫殿时表现了非同宣称的慷慨,“其他地方和城市甚至整个帝国都将沐浴在皇帝带来的辉煌荣光之中。”而阿塞伯·莫雷纳(Acerbo Morena)的叙述里也表示腓特烈敬畏上帝,而且乐善好施。

不过腓特烈捐赠给各个教堂的礼物都没能留存下来。据拉赫温说,腓特烈在1158年动身进行第二次意大利战役之前,在凯泽斯劳滕花了一些时间来处理他的个人事务。他“召见了宗教人士和一些圣徒”,在他们的建议下向许多不知名的小教堂都赠与了丰厚的礼物。 在班贝格、施派尔和日内瓦的大教堂都有他捐赠的礼器或金钱。例如1184年安葬他第二任妻子贝阿特丽丝的施派尔便收到了500£【这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原文就这么写的,总不能500英镑吧,草】,而韦尔夫家族在魏恩加滕的修道院也收到了一个圣杯和25马克。班贝格也收到了十几笔捐赠,虽然这些都没有记录在现存的宪章中,他们记载腓特烈“对教堂情有独钟”1152年在加冕后的几个月,巴巴罗萨就向施派尔捐赠了一座城堡,以便他父母和萨利安王室的祖先灵魂得到安息。1182年,他加入了奥格斯堡的本笃会修道院圣乌尔里希和圣阿夫拉修道院(the Benedictine abbey of St. Ulrich and Afra)的祈祷会。1187年4月6日,腓特烈和他的三个儿子都参加了新的修道院教堂的献礼仪式,皇帝和三位主教将圣乌尔里希的遗物转移到新的安息地。在这个仪式上,他将三个农庄赠与了修道院的修士们,但作为回报,他们要在圣诞节的三天以及未来腓特烈去世的周年纪念日里守夜、弥撒和祈祷来纪念他。修士们同样也得纪念他已故妻子的忌日。皇帝在写给医院骑士团的宪章中指出,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1147-1149年),他在耶路撒冷亲眼目睹了他们为穷人、陌生人、朝圣者还有病人所作的慈善工作。而腓特烈本人确实也在阿格诺、凯泽斯劳滕,阿尔滕堡(Altenburg)、还有罗腾堡(Rothenburg)以北,美因河至多瑙河沿路的莱查兹罗特(Reichardsroth)建立了医院。1173年贝阿特丽丝也在勃艮第为患病的妇女们建造并捐赠了一座医院。1176年,腓特烈以300£的价格购买了一些财产捐赠给医院骑士团在伦巴第的驻地,以求他自己和其祖先、妻子和儿子的灵魂得到宽慰。

从他对这些医院的赞助可以看出,腓特烈对12世纪新的宗教潮流接受度很高。这大概要归功于他的父母,他从出生起便和普利孟特瑞会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他还参加了两次十字军东征。 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of Bingen)在1152年腓特烈加冕后,曾劝诫腓特烈要公证地统治,不要惑于一些邪恶顾问的意见。她至少曾给他寄了三封信,不过都无法确定具体的日期。腓特烈在给希尔德加德的回信中邀请她前往他在英格尔海姆(Ingelheim)的宫廷作客,并且表示她所预言的事情都已成真,他将谨慎处理那些她提醒要注意的事情。 尽管在教会分裂时期希尔德加德是腓特烈的反对者,但她还是在1163年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份对宾根附近圣鲁伯特山的保护宪章。

除此之外,受人尊敬的布里克森主教哈特曼(Bishop Hartmann of Brixen, r. 1140-1164),“在当时德意志地区主教中因其圣洁和简朴的生活而闻名”,是腓特烈“信赖的顾问和知己,并为其不朽的灵魂祈福。”拉赫温在当时作为弗赖辛的奥托的秘书,与这位主教共事过,而且在1158年皇帝于凯泽斯劳滕召集的“宗教人士和圣徒”中特意将他的名字列了出来。腓特烈“恭敬地将自己所有的私人事务都对这位虔诚的主教倾诉,并且听取他的建议,从而成为了一个最虔诚的基督教君王,以便在上战场之前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升华,在向士兵发出军事指令之前,先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箴言。”

哈特曼在1200年左右写于布里克森的日记中流露出他希望能够被封圣的愿望,他与腓特烈的关系也有类似的描述。根据他的记载,尽管腓特烈在其他方面有所欠缺,但他习惯于尊敬神职人员和教士们,即便是在神父们做完弥撒之后去亲吻他们的脚以示谦卑,他也丝毫不觉得难堪。最重要的是,腓特烈对哈特曼非常敬重,他免去了主教的一切赋税还有应尽的封建义务,在所有的事务上都对他信赖有加。皇帝谦卑地向他精神上的圣父忏悔自己的罪过,并寻求他的代祷。

哈特曼作为萨尔茨堡修道院的院长,推行了严格的圣奥古斯丁法则(Augustinian Rule),在他当选主教之后,推动了其在巴伐利亚地区的推广。在德意志地区,教廷的支持者在教会分裂时期反对腓特烈的教会政策,但至少有两个教会家族,即克洛斯特新堡(Klosterneuburg)和塞考(Seckau)在祈祷的过程中仍然会记得腓特烈。 尽管哈特曼拒绝参加腓特烈在1160年2月拥立对立教宗维克托四世的帕维亚会议。但在腓特烈被教廷绝罚之后,哈特曼仍然与他保持着联系,根据他的日记,他为皇帝献上了一个可以移动的祭坛;而且在1163年他见证了腓特烈为修女希尔德加德·冯·宾根颁布的保护宪章。1164年春,腓特烈甚至指派哈特曼去解决他巴本堡的叔父们——即帕绍主教康拉德与奥地利公爵亨利(Duke Henry Jasomirgott of Austria)之间的纠纷。腓特烈与12世纪德国教会精神进步的两个核心人物——卡彭堡的奥托以及布里克森的哈特曼都有密切关系。腓特烈对新的修会派别的兴趣可能是自他童年时养成的,这些新的修会比起传统的本笃会要更强调抚养和照顾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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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爵之子(The Son of the Duke)

弗赖辛的奥托在《契约》一书称赞腓特烈的功绩,在1146年他与扎林根的康拉德公爵争斗时这样描述道:“他在年轻时就完成了这样艰辛的工作,令许多人都惊奇不已,以至于我们可以用福音书中的话来评价他:‘这是个多么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主教对第二次十字军的惨败保持缄默,但他的沉默无法“掩饰我们腓特烈皇帝的好运气,从年轻时他便从来不知困境为何物。”因为1147年9月8日,他与他的舅舅韦尔夫六世在君士坦丁堡外的Choirobacchoi【这是哪里啊没查到】扎营,他们没有和大部队一起,而是把营帐建在了山坡上,结果一场洪水把其他德意志军队的营地都摧毁了,只有他们幸免于难。奥托还解释道,诸侯们在考虑“他侄子从青少年时便展现出的勇气之后最终选择了他。”还有,在1158年11月腓特烈在隆卡利亚(Roncaglia)颁布演说后,与会众人都“惊奇和赞叹不已”。拉赫温描述道:“这位并不是学者出身的青年人在演说中展现了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智慧和口才。”这时,腓特烈还差一个月才满36岁。

然而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在他的文章中认为,青年(juventus)是12世纪法国西北部年轻贵族特有的一个阶段。Juvenes指的是那些已经不再是正在接受军事训练的少年人,而是真正的骑士。 这个阶段从十几岁时开始,大约要一直延续到男人结婚成家立业,甚至成为父亲。由于自己手中并没有什么资源,而且对父权十分叛逆,这些未来的王公们和同伴们四处闲逛,过着十分混乱的生活。英国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的儿子们屡次造反很可能便是一种极端的体现,不过当时父子之间的关系往往都挺紧张,因为腓特烈二世公爵和他的儿子差了30至32岁。

与杜比说法一致的是,奥托也强调了巴巴罗萨在父亲去世前便已经被册封为骑士。“现在备受尊敬的腓特烈公爵的儿子腓特烈已经长大成人,系上了荣誉的绶带,他注定要成为其尊贵的父亲的继承人。除此之外他还继承了其父的美德,并按照惯例接受了军事训练,在他父亲还在世并统治领地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为献身军队的事业做准备。”然而和金雀花家族不一样,《契约》一书中记载巴巴罗萨与父亲唯一公开的矛盾发生在1146至1147年的冬天。巴巴罗萨违背了父亲的意愿,跟随康拉德一起加入了第二次十字军。但腓特烈公爵将巴巴罗萨的叛逆行为归咎于他的兄弟康拉德,而并不全然责怪巴巴罗萨。巴巴罗萨作为腓特烈公爵之子,在1138年4月(这也是他第一次出现在文献记载之中)至1145年5月间,陪同其父见证了十次王室宪章。巴巴罗萨尽职尽责地陪同他的父亲访问康拉德的宫廷,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有权势的大诸侯所需要的政治知识和人脉。腓特烈公爵在临终前将巴巴罗萨同父异母的弟弟康拉德托付给他,而巴巴罗萨也为他提供了类似的指导。

康拉德在1138年当选后决定剥夺骄傲者亨利的巴伐利亚公国和萨克森公国,这使得斯陶芬和韦尔夫家族之间的矛盾再度爆发。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简简单单是两个家族间的矛盾,相反,这两个家族里的每个成员都有其不同的领土诉求,除了亲兄弟之外,他们所支持的亲属都不相同。于是巴巴罗萨可能对康拉德以牺牲自己父亲腓特烈公爵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攫取利益感到不满,他支持他的舅舅韦尔夫六世反对康拉德。正如托比亚斯·威勒(Tobias Weller)所言,康拉德三世比巴巴罗萨的父亲腓特烈公爵更像一个权力的掌控者,他很可能将腓特烈看作一个“狡猾的家伙,一个不值得信赖的盟友。”

尽管骄傲者亨利向康拉德屈服,交出了皇室的徽章,但是诸侯们还是在1138年7月中旬在维尔茨堡剥夺了他的萨克森公国。康拉德在没有征求萨克森诸侯们意见的情况下便将其封给了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the Bear),他和他的堂兄弟骄傲者亨利一样,都是萨克森公爵马格努斯(Duke Magnus of Saxony)的孙子,因此也有继承公国的权利。这便导致了萨克森公国的内战,亨利在内战中逐渐取得了优势。然而就在双方僵持谈判的时候,亨利却突然于1139年10月20日去世。阿尔布雷希特坚持自己对萨克森公国的宣称,但丽琴莎皇后(死于1141年6月10日)和她的女儿格特鲁德却坚持认为公国应该属于格特鲁德与骄傲者亨利的儿子,狮子亨利(Henry the Lion),尽管后者在1139年时才至多只有6岁。

与此同时,康拉德还在1138年圣诞节戈斯拉尔(Goslar)的宫廷会议上剥夺了骄傲者亨利的巴伐利亚公国,并在1139年3月或4月将该公国授予他同母异父的弟弟利奥波德四世,后者刚刚在1136年接替他的父亲成为了奥地利侯爵。利奥波德于1141年10月18日去世,使得这一争端暂时得到和解。1142年5月,阿尔布雷希特在法兰克福正式宣布放弃其对萨克森公国的宣称,并与对手和解。格特鲁德后来又嫁给了康拉德同母异父的弟弟亨利(Henry Jasomirgott)【译者注,以后我就把他叫奥地利的亨利二世好吧,Jasomirgott我实在是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简短的中文词来当做绰号】,后者继承了利奥波德的奥地利侯爵之位。狮子亨利听从母亲的劝告放弃了他对巴伐利亚公国的宣称,于是康拉德大约在1143年1月将巴伐利亚公国授予奥地利的亨利二世。4月18日格特鲁德死于难产,这使得巴本堡家族失去了在巴伐利亚公国的统治基础。

奥托只字未提巴巴罗萨在12世纪40年代初的活动,毕竟当时他才十几岁,但他大概也是在和他的父亲一起对抗韦尔夫家族的。然而根据《科隆皇家编年史(Cologne Royal Chronicle)》的记载,在1142年狮子亨利放弃了其对巴伐利亚的权利后,腓特烈加入了韦尔夫六世的阵营,然后韦尔夫六世夺取了这一公国。韦尔夫在1143年入侵了巴伐利亚西南部,并且在返回施瓦本之前对这里进行了大四劫掠。愤怒的亨利也集结了一支军队,掠夺了巴伐利亚的许多教堂,甚至破坏了奥托所在的弗赖辛,只因为据说其中有一些居民是韦尔夫六世的支持者。 韦尔夫六世着手进行报复,但听闻康拉德即将赶来便只能作罢。国王和他同母异父的兄弟一起围攻了支持韦尔夫的达豪伯爵康拉德二世(Count Conrad II of Dachau),他们在破坏周围的城镇之后,于1143年5月将慕尼黑西北部的达豪付之一炬。

由于巴巴罗萨对韦尔夫六世的支持似乎与后来的家族王朝观念相违背,更不符合现代人对国王以及国家的忠诚概念,于是德意志学者们长期以来都将巴巴罗萨在这一事件中的行为归因为年少轻狂,或者说他是出于康拉德对韦尔夫家族的不公正对待,以及对巴本堡家族的偏爱而打抱不平,甚至完全否认了《科隆皇家编年史》中记载的真实性。然而如果人们不把巴巴罗萨看作一个斯陶芬家族的成员,也不把他看作是未来的国王,而仅仅是一个德意志地区的诸侯,或许便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支持他的舅舅韦尔夫六世。他认为国王将巴伐利亚授予奥地利的亨利二世侵犯了韦尔夫六世作为近亲属的继承权。(因为兄终弟及这种做法是有争议的。)除此之外,巴巴罗萨与韦尔夫六世之间的关系要比与亨利更加亲近,毕竟后者只是他父亲腓特烈二世公爵同母异父的兄弟。最后,舅舅与外甥之间往往存在着密切的情感联系——《罗兰之歌》中查理曼大帝对罗兰的爱便是12世纪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代表——因为舅舅与外甥之间的年龄差很可能会比叔父与侄子之间更小,因此很容易成为后者学习的榜样,而且如果舅舅成为外甥的监护人,他也无法从外甥的死亡中获利。【译者废话一句,大概是因为中世纪的婚姻女性通常比男性要小很多,所以舅舅和外甥的代沟更小也是可以理解的吧……而且中世纪说到底是个父系继承的体系,如果舅舅作为外甥的监护人那的确是出于亲属间无私的爱而并非利益上有所图了,所以叔侄关系往往比较差(。】 韦尔夫之比巴巴罗萨年长6至7岁,而康拉德三世比他大了29岁。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巴巴罗萨对韦尔夫的亲近之意由他们共同驻军扎营便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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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0,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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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文献证明,巴巴罗萨与他父亲还有康拉德三世的关系在12世纪40年代中期很紧张。康拉德在1144年指控普利孟特瑞会意图重建明斯特德利森(Münsterdreisen)时,还警告他的侄子不要再插手托斯卡纳的贝阿特丽丝女侯爵(Margravine Beatrice of Tuscany)还有其女玛蒂尔达将财产捐赠给修道院一事。

在1145年5月至1147年1月4日期间,巴巴罗萨都没有再成为康拉德三世任何宪章的见证人,直到他父亲去世为止。鉴于腓特烈二世公爵直到1146年8月还时常成为康拉德的顾问,所以巴巴罗萨似乎有一年半的时间都没有在康拉德三世的宫廷里露面。

奥托记载了两个令人将信将疑的故事,他在其中暗示他的读者其实应该已经知道了巴巴罗萨在12世纪40年代中期的行为惹恼了他的长辈,特别是康拉德, 所以他不能完全将此事揭过不提。巴巴罗萨在晋封为正式的骑士之后,“谴责了一个名叫沃尔夫拉茨豪森的亨利(Henry of Wolfratshausen)的敌人。”,奥托记载道,“随后他又率领大军入侵巴伐利亚。”1146年,巴伐利亚的贵族们在慕尼黑以南的沃尔夫拉茨豪森集结,仿佛要准备一场比武大会似的,随后巴巴罗萨向他们发起进攻。经过长时间的激烈战斗,巴伐利亚人退回了城堡里,但达豪伯爵康拉德二世(Conrad II of Dachau)被巴巴罗萨俘虏了。年轻的巴巴罗萨带着他的俘虏胜利凯旋。许多人建议他借机勒索一大笔赎金,但出于他与生俱来的贵族荣誉,巴巴罗萨释放了英勇作战的康拉德。奥托还补充道后来这位康拉德还成为了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公爵。(1152年6月或7月,在腓特烈当选国王后的几个月内他首次被冠以这样的头衔,他在1158年腓特烈的第二次意大利战争期间去世于贝加莫(Bergamo)。)奥托没有解释为什么巴巴罗萨与沃尔夫拉茨豪森的亨利之间有私人恩怨,主教很快就把叙述的重点从他侄子与亨利的恩怨转移到了巴巴罗萨是多么宽宏大量上。他没有说的是,沃尔夫拉茨豪森伯爵亨利二世是康拉德三世的王后苏尔茨巴赫的格特鲁德(Gertrude of Sulzbach)的堂弟(亨利的父亲是王后的舅舅),如果按照泰根塞(Tegernsee)地区的传说来看,巴巴罗萨在加冕之后对亨利的厌恶依然延续着。

奥托记载的另一件事是关于巴巴罗萨与斯陶芬家族的宿敌——扎林根公爵康拉德(Duke Conrad of Zähringen)之间的恩怨。在攻击沃尔夫拉茨豪森的亨利之后,巴巴罗萨还向康拉德宣战,于1146年攻占了苏黎世并在此驻军。 随后在一些巴伐利亚贵族——可能是达豪的康拉德,与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五世?的陪同下,巴巴罗萨一路进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一直打到了扎林根的城堡。之后不久,他攻下了一座向来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城堡,大概是附近的弗莱堡(Freiburg im Breisgau)。扎林根的康拉德被迫向腓特烈二世公爵和康拉德三世求和,但奥托并没有说明双方的恩怨最后究竟是如何解决的。比如,也许扎林根的康拉德为了夺回苏黎世,被迫向巴巴罗萨做出了某些让步?亦或者,康拉德三世向他的侄子施加压力,让他无偿将城堡归还给了扎林根的康拉德,使得第二次十字军的准备工作可以继续进行;换而言之,巴巴罗萨真的取得了胜利吗?我认为国王很可能安排了巴巴罗萨与福堡的阿德拉结婚,使得他惹出麻烦的侄子与扎林根的康拉德,还有王后的亲戚之间维持了和平的关系,而奥托在《契约》一书中直接将这桩婚事忽略不提。

直到1147年3月2日,巴巴罗萨仍然被称为“小公爵”,当月晚些时候他又成为了三次宪章的见证人。当他父亲去世后,他在4月4或6日继位为腓特烈三世公爵。

史料里完全没有提及巴巴罗萨如何满足自己的sexual desires(【译者注:我觉得直接打出来会被和谐……】,虽然很难相信一个精力旺盛的骑士在婚前能始终保持贞洁。与英国的亨利一世、亨利二世、狮子亨利还有他自己的孙子腓特烈二世皇帝都不同,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巴巴罗萨有婚前sex affairs或者婚外情,他也没有任何非婚生子女。腓特烈直到30岁才结婚,在此之前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解决的自己的sex desires的,所以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就显得令人惊讶了。然而有一些间接证据认为,腓特烈在与教宗亚历山大三世与米兰长达二十多年的谈判拉锯中,所雇佣的一位加尔都西会修道士Dietrich of Silve-Bénite很可能是他的儿子。这样严格的修士组织里的成员担任这样的职务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但如果他是皇帝的儿子,那么久另当别论了。腓特烈第一次派遣迪特里希去执行外交任务是在1167/1168年,如果他是腓特烈的儿子,那么最迟大约出生于12世纪40年代中期。

1144年12月埃德萨被穆斯林攻陷的消息引发了1147年开始的第二次十字军。1146年10月,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来到帝国境内,试图争取康拉德三世对他的支持,并阻止一个叛教修士拉多尔夫(Radulf)的非法传教行为,其在莱茵兰地区煽动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圣伯纳德在康斯坦茨教区(即施瓦本公国)布道时,大约在12月12日左右康斯坦茨的会议上赢得了韦尔夫六世的支持。由于韦尔夫的兄弟康拉德是个熙笃会教徒,所以伯纳德可能更倾向于得到韦尔夫六世的支持。很快康拉德三世便得知了这一消息,他当时正在施派尔庆祝圣诞节。在12月27日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伯纳德劝说康拉德也加入十字军,毕竟后者曾经便前往过圣地朝圣,而且在几个星期内对是否加入表示举棋不定,正在构思自己的计划。第二天在大教堂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布道仪式之后,圣伯纳德为康拉德授予了十字架,而其他诸侯们尤其是巴巴罗萨也纷纷效仿他的做法宣布加入十字军。

作为十字军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康拉德于1147年3月在法兰克福主持了对他10岁的儿子亨利的选举仪式,后者在3月30号在亚琛加冕为国王(尽管他从未真的继承了王位。)在这一场合,狮子亨利要求归还他的巴伐利亚公国,他声称,从他父亲骄傲者亨利手中剥夺巴伐利亚公国是不公正的,但康拉德劝说狮子亨利等十字军结束回国后再讨论此事。

在帝国的大军于5月底离开雷根斯堡前往圣地之前,巴巴罗萨作为第一个见证人见证了韦尔夫六世将两座农庄捐赠给奥格斯堡以南的本笃会修道院韦索布伦修道院。(Benedictines of Wessobrunn)。其他五位被提及的见证人是:苏黎世西北部的伦茨堡伯爵乌尔里希四世(Count Ulrich IV of Lenzburg),苏黎世北部的巴登伯爵维尔纳(Count Werner of Baden),班贝格附近的Giech伯爵波波(Count Poppo of Giech),康茨坦茨湖北部的普伦多夫伯爵鲁道夫(Count Rudolf of Pfullendorf),还有施瓦贝格的阿德尔戈兹(Adelgoz of Schwabeck)。波波在十字军过程中去世,但巴巴罗萨让他的兄弟,安德希斯的贝特霍尔德三世(Berthold III of Andechs)成为了伊斯特利亚侯爵(Margrave of Istria)。其他四位在1152年后都成为了巴巴罗萨最忠诚的支持者。根据阿塞伯·莫雷纳(Acerbo Morena)的说法,鲁道夫属于巴巴罗萨非常亲近的顾问之一,而斯陶芬家族后来也继承了这四家人的领地。他们会不会也参与了巴巴罗萨早期的冒险行为?除了波波之外,他们统治的领地位置使他们天然便是巴巴罗萨攻打扎林根的康拉德时的盟友,而且他们可能也加入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巴巴罗萨和韦尔夫六世所率领的联军。腓特烈年轻时所结识的这些伙伴后来都是他毕生的挚友。

巴巴罗萨与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五世(Otto V of Wittelsbach, 死于1183年)——巴伐利亚行宫伯爵(count-palatine of Bavaria)的友谊同样可以追溯到12世纪40年代。弗赖辛的奥托记载,这位伯爵的父亲奥托三世作为弗赖辛教区的保护者对教会施以剥削,而奥托五世在做弥撒时冒犯了弗赖辛的奥托,于是康拉德在1151年6月惩戒了奥托三世并且包围了位于多瑙河上游凯尔海姆(Kelheim)的维特尔斯巴赫城堡,逼迫巴伐利亚行宫伯爵交出一个儿子作为人质。然而之后奥托五世成为了巴巴罗萨最信任的副官,并在1180年成为巴伐利亚公爵。鉴于巴巴罗萨的外祖母乌尔夫希尔德与奥托五世有亲戚关系,所以这大概能解释为什么巴巴罗萨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关系比起康拉德三世和弗赖辛的奥托与他们的关系更好。【译者又来扒家谱了,这位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第一位巴伐利亚公爵奥托的母亲是佩滕多夫-伦根费尔德的艾丽卡(Heilika of Pettendorf-Lengenfeld),她的母亲是施瓦本的艾丽卡(Heilika of Swabia),也就是说这位奥托的外婆是巴巴罗萨的父亲腓特烈二世公爵的姐妹,那么问题来了,这不是和康拉德的关系与巴巴罗萨一样近吗……这又和巴巴罗萨的外婆乌尔夫希尔德有什么关系?然后我破案了,乌尔夫希尔德的母亲是匈牙利的索菲娅,这位奥托的祖父沙伊埃尔恩的艾克哈德一世(Eckhard I, Count of Scheyern)娶了一个女士,是匈牙利的索菲娅与第一任丈夫卡尼鄂拉侯爵乌尔里希一世(Ulric I, Margrave of Carniola)的女儿,四舍五入,这位奥托的祖母和巴巴罗萨的外祖母就是同母异父的姐妹啊!(我特么真是草了)】。

只有已经病重垂死的腓特烈二世公爵反对他的儿子前往圣地。根据弗赖辛的奥托的说法,公爵对于他的弟弟竟然让“他最尊贵的第一任妻子所生的长子;他所有领地与财产的未来继承人”还有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小儿子[即未来的莱茵行宫伯爵康拉德] 都参加十字军感到愤怒。圣伯纳德去看望了公爵,“为他祈福,为他祷告”,但公爵无法忍受这样巨大的悲痛,没过几天便去世了。公爵对此的愤怒已经闹到路人皆知的程度,而且足以让奥托记述进他赞美腓特烈事迹的史料之中。不过巴巴罗萨刚刚继任父亲的爵位才仅仅七周,而且还没有继承人,这样贸然加入十字军的确并不明智。

或许是为了安抚他父亲的愤怒,巴巴罗萨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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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gazer
2020-09-20,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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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la of Vohburg 福堡的阿德拉

一些编年史记载,1153年3月4日,也就是巴巴罗萨当选国王的一年后,在康斯坦茨的大教堂里,两位教廷的特使和康斯坦茨大主教赫尔曼宣布他与福堡的阿德拉的婚姻无效。当代没有资料提到他们在何时何地因为何种原因成婚。 弗赖辛的奥托无疑应该知道一些内幕,但他的态度也十分谨慎。他只在后来解释为什么巴巴罗萨在1153年9月派使者去君士坦丁堡时才唯一一次提到了阿德拉:“现在国王因为不久前被教廷宣称近亲结婚为由与妻子分居,正在考虑另一桩婚事。”1154年4月11日,巴巴罗萨确认向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教区的一座熙笃会修道院捐赠各种财产。他在这件事中顺带提到了一下他的前妻(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在自己的宪章中提到她)和她的兄弟贝特霍尔德(在宪章中只提了贝特霍尔德这个名字)同意捐赠一片牧场。很显然,巴巴罗萨和阿德拉的婚姻还有离婚是个很敏感的话题,弗赖辛的奥托和大法官都认为对她避而不谈是个明智的行为。鉴于巴巴罗萨在婚后立刻加入了为期两年的第二次十字军,而且在加冕为国王后不久就提出了离婚诉讼,所以他们作为夫妻最多共同生活了三年。

阿德拉其实与巴巴罗萨的社会地位相称。她的外祖母柳特嘉德是扎林根公爵贝特霍尔德一世(Duke Berthold I of Zähringen)的女儿,她的母亲阿德莱德(于1127年去世)是皮亚斯特家族的波兰公爵弗拉迪斯拉夫一世(Wladyslaw I of Poland)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之女朱迪丝的女儿。阿德拉的父亲福堡侯爵迪博尔德三世(Margrave Diepold III of Vohburg),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帝国政坛的重要人物。他和康拉德的岳父苏尔茨巴赫的贝伦加尔一世(Berengar I of Sulzbach)一同曾于1104-1105年在巴伐利亚地区煽动亨利五世对他的父亲进行叛乱,不过后来贝伦加尔的影响力要高于迪博尔德。 在亨利五世保存至今的约130份宪章中,贝伦加尔见证了其中的33份,而迪博尔德只出席了14次,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其中有12次是他与贝伦加尔一同出席的。在洛塔尔当选后,迪博尔德起初选择支持斯陶芬兄弟,但在1128年他又与国王冰释前嫌,并娶了丽琴莎皇后的堂表姐妹为第二任妻子。与此同时,他的儿子迪博尔德四世(去世于1136年之前)与巴巴罗萨的姨母玛蒂尔达(她后来又改嫁了苏尔茨巴赫的格哈德二世(Gbhard II of Sulzbach))结婚。在于1146年4月8日去世之前,迪博尔德三世见证了康拉德三世的九份宪章,因此阿德拉成为巴巴罗萨的妻子完全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

不过,选择阿德拉成为巴巴罗萨的妻子还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正义。福堡位于巴伐利亚的诺德马克(Nordmark)地区,是多瑙河以北与波西米亚交界的地方,在这里还有另一个有权有势的大贵族,就是苏尔茨巴赫家族。阿德拉同父异母的弟弟贝特霍尔德二世,还有她的侄子迪博尔德五世并没有继承迪博尔德三世作为福堡侯爵的爵位,相反是康拉德三世的内兄弟苏尔茨巴赫的格哈德二世伯爵(Count Gebhard II of Sulzbach)继承了。一些学者指出,康拉德因为迪博尔德三世与皮亚斯特家族的亲戚关系而反对康拉德在波兰的政策感到很不满,因此康拉德通过没收诺德马克来惩罚了福堡家族。不过一旦福堡家族的权势被剥夺了,那么就解释不通为什么巴巴罗萨还会娶这么一个无名无权家族的女人了,尤尔根·邓多佛尔(Jürgen Dendorfer,现代中世纪史学家)认为很可能格哈德只是作为未成年的迪博尔德的暂时监护人,后者成为了他的继子。无论如何,最迟在1154年,贝特霍尔德已经恢复了他父亲的地位。

更令人费解的是,在14世纪熙笃会的瓦尔德萨森修道院(Ciestercian monastery of Waldsassen)提供的编年史中称,腓特烈从阿德拉的嫁妆中得到了埃格兰德(Egerland)地区,这是一片森林密布的地区,位于今天捷克共和国的切布(Cheb)附近。(瓦尔德萨森的意思是森林的居民,位于切布的西南面,在现在靠德国一侧的边境)。鉴于“小公爵”巴巴罗萨是1147年3月2日康拉德将瓦尔德萨森授予“杰出的迪博尔德侯爵”的唯一重要见证人,所以很可能巴巴罗萨便是在此时娶了阿德拉。问题是埃格兰德最迟在1154年已经归施瓦本的腓特烈四世公爵统治,而巴巴罗萨是直到1167年康拉德之子去世后才获得了这一地区。因此,后来瓦尔德萨森修道院提供的编年史很可能是错误的,康拉德宣称埃格兰德是他的领地。但这一解释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国王会对迪博尔德的继承权表现得如此刻薄,而巴巴罗萨又为什么会在这种情况下与阿德拉结婚。如果埃格兰德事实上是阿德拉的嫁妆,那么巴巴罗萨完全可以用这块领地与康拉德进行交易,从而达到他继续向东部的纽伦堡和班贝格扩张的目的,也可以换取离巴巴罗萨更近的斯陶芬家族领地,甚至巴巴罗萨可以干脆不顾父亲的反对将埃格兰德地区出售,为他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筹募资金。如果他做了后一种选择,那么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腓特烈二世公爵对他的兄弟教唆自己的儿子参加十字军而感到如此愤怒。无论如何,巴巴罗萨很可能在阿德拉的嫁妆中获得了迪博尔德的一部分财产,即斯陶芬的施瓦本公国辖下的乌尔姆以北的布伦茨河畔京根(Giengen an der Brenz)地区。

还有另一个看待这一事件的角度。由于迪博尔德三世是1146年巴巴罗萨攻击的扎林根的康拉德的表弟,而且迪博尔德与康拉德的王后苏尔茨巴赫的格特鲁德是近亲,腓特烈与他们有矛盾。康拉德三世安排他麻烦的侄子与阿德拉结婚可能出于这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之前维持王国内部的和平,二是在巴巴罗萨与亨利六世【就是康拉德自己的儿子】的母系亲属之间建立一些血缘关系。事实上联姻是康拉德(或者任何当代的统治者)最常用也是最好用的工具之一。康拉德即位后不久,巴巴罗萨唯一的姐姐贝莎/朱迪丝(去世于1194/1195年)便和上洛林公爵马蒂亚斯(Duke Matthias of Upper Lorraine, r. 1139-1176)结婚。这段婚姻不仅仅使得斯陶芬家族在阿尔萨斯地区的领地与洛林接壤,而且马蒂亚斯的父亲西蒙一世公爵(Duke Simon I, r.1115/16-1139)是洛塔尔同母异父的兄弟。萨克森的皇帝在1131年将他忠实的追随者路易立为图林根公爵。【我竟然已经可以帮原作者捉虫了我也太强了吧……原文:The Saxon emperor in 1131 had made his loyal adherent, Count Louis the Leaper, the landgrave of Thuringia.,但我查了下这显然不可能,Louis the Leaper1123年就死了,在1131年被授予图林根公爵的是他儿子图林根的路易一世……】1150年左右,他的儿子路易二世成为巴巴罗萨同父异母的妹妹尤塔/克拉丽丝娅(Jutta/Claricia)的丈夫。这两段婚姻将曾经敌对的两个王朝与斯陶芬家族联系在了一起。由于康拉德没有其他适婚的女性亲属,所以他将自己的妻子苏尔茨巴赫的格特鲁德的姐妹们也拿来做自己的联姻资源。【工具人.jpg】1139年,康拉德安排苏尔茨巴赫的柳特嘉德与下洛林公爵戈弗雷二世结婚,这桩婚事表明康拉德支持鲁汶(Louvain)家族统治下洛林,而并非其敌对的林堡家族(Limburgs)。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王后的姐妹贝莎(去世于1160年,后于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琳娜),在1146年成为了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 Komnenos, r. 1143-1180)的妻子。由于一个伯爵之女的地位还配不上拜占庭的皇帝,所以康拉德甚至还在名义上收养了贝莎作为自己的女儿【什么人会收养小姨子当女儿啊?真的吓到我了】。在康拉德的联姻布局里,巴巴罗萨作为他的侄子,在继承其父的施瓦本公国之前,很显然被他当做攫取利益的一个重要筹码,而并非仅仅是为了获取埃格兰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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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ga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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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la of Vohburg 福堡的阿德拉/The Second Crusade 第二次十字军

然而在当代的资料中,之所以会对巴巴罗萨与阿德拉的婚姻保持缄默,很显然也表明康拉德的计划出了些问题。在1146年4月14日格特鲁德王后去世后,国王和他的内兄弟苏尔茨巴赫的格哈德二世关系迅速恶化。1148年4月中旬,国王从耶路撒冷致信给他的儿子(亨利六世),敲定了他与其舅舅格哈德的和解条件。他们约定,年轻的国王将暂时掌管一些城堡、官员还有财产,直到他的父亲从圣地归来。可想而知,格哈德与小亨利曾就苏尔茨巴赫的财产中有哪些是王后的嫁妆并应由其子继承而发生过争执。此外,作为亨利六世的舅舅,格哈德很可能违背其意愿过分干涉并控制了他尚且年幼的外甥。无论如何,格哈德作为苏尔茨巴赫侯爵在康拉德统治时期最后一次出现在其宫廷是1146年6月1日位于雷根斯堡的集会上,此时国王刚刚从圣地归来。尽管格哈德与巴巴罗萨母亲的姐妹结婚,那么他便是巴巴罗萨的姨夫,但他与沃尔夫拉茨豪森的格哈德,还有雷根斯堡主教亨利都不是巴巴罗萨宫廷中的重要人物。巴巴罗萨与阿德拉离婚,连带着与康拉德的王后——苏尔茨巴赫的格特鲁德的其他亲友都划清了界线。

没有资料显示阿德拉出席了1152年3月9日巴巴罗萨在亚琛的加冕仪式,也没有资料显示她被加冕为王后。但值得注意的是,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在巴巴罗萨于1156年结婚后便立刻为巴巴罗萨的第二任妻子勃艮第的贝阿特丽丝(Beatrice of Burgundy)颁发了王室徽记,但据我们所知,他在1152年3月为巴巴罗萨颁发王室徽记时,并没有也给阿德拉一份。这对夫妇很可能在巴巴罗萨加冕之前就已经分居了。

他们离婚的官方原因正如弗赖辛的奥托所指出的那样,是由于近亲婚姻。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在他的书信集中附上了一份血缘关系表,其中显示了巴巴罗萨的祖父施瓦本公爵腓特烈一世的曾祖与阿德拉的曾祖父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一世的祖先是兄妹。【我真的服了,这些当代的历史学家连我都不如,找了半天就找个这么远的关系?直接说阿德拉的外祖母施瓦本的朱迪丝是巴巴罗萨的祖母施瓦本的阿格妮丝的姨妈不就好了?】所以一直到近代的学者们都认为,1153年他们在康斯坦茨离婚是由于这种血缘关系。从条例上来说,他们之间的确属于禁止的七等亲属关系(seventh degree of kinship),但教宗尤金三世在1149年还拒绝了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和阿基坦的埃莉诺提出的离婚诉讼,他俩的亲戚关系说起来还更近一些。而且事实上勃艮第的贝阿特丽丝与巴巴罗萨的关系也差不多与阿德拉一样近,但就没有人反对他们结婚了。【你瞧瞧.jpg】然而巴巴罗萨和阿德拉有着共同的四代祖先,即亨利三世和普瓦图的阿格妮丝【我提出异议,他俩差了一辈其实】,这种4:3的关系(4:3 tie)显然属于禁忌的程度。很难相信这对夫妇当初结婚的时候别人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如果大家都选择忽略这么明显的障碍,那么就更说明了其实这段婚姻非常的重要。巴巴罗萨即位之后就以近亲关系为由宣布婚姻无效肯定不是偶然发现,而是为了支持他离婚而找的更加合理的借口。

关于这对夫妻究竟是为什么离婚,人们有很多猜测。现代学者认为,阿德拉与巴巴罗萨一样是萨利安家族的后裔,这对于公爵来说当然是很相称了,但现在巴巴罗萨已经是国王了,这就显得不那么般配了。【怎么就不般配了,康拉德不也就娶了个苏尔茨巴赫的领主女儿,说到底就是贪勃艮第的领地呗,我真是吐了,别洗了求求你了。】也有说这对夫妻直到1152年还没有子嗣……但他们作为夫妻最多也就共同生活了三年,而且后来还都与其他配偶有子嗣,所以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之后的编年史作者有人指控阿德拉曾多次与人通奸。有可能弗赖辛的奥托掩盖了这一令人尴尬的事实——毕竟巴巴罗萨肯定不希望别人觉得自己被戴了绿帽子,但几十年之后的人再讨论这个问题时就不会有这么多顾忌了。 阿德拉后来嫁给了一个为韦尔夫家族服务的牧师,这又是个在当时看来令人难以置信的贵贱通婚。这场婚姻通常被用来证明,要么是她品行不端,要么就是她缺乏社会礼教感。然而,如果阿德拉真的曾经犯下通奸的罪行,福堡家族还会允许她自由地再婚,而不是将她关在修道院里吗?不管怎么说,通奸不可能是离婚的理由,犯下罪行的一方也不可能会被允许再婚。最可能的原因是巴巴罗萨想摆脱其叔叔康拉德强加给他的苏尔茨巴赫家族的亲属,希望登上王位后在政治和领土方面找到更好的盟友。【对吧对吧你就是馋贝阿特丽丝的勃艮第。】也许巴巴罗萨对阿德拉个人品质或者sexual方面不太合得来【我真的已经努力说得很委婉了】,就像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对丹麦的英格堡(Ingeborg of Denmark)那样。

不过阿德拉之后的命运还是非常奇怪。她并不是唯一一个在12世纪中期以近亲结婚为由被丈夫抛弃的贵族妇女:路易七世在1152年与阿基坦的埃莉诺分手,而狮子亨利也在1162年与扎林根的克莱曼丝(Clemence of Zähringen)离婚。 然而和阿德拉不同的是,这些女性后来都拥有还不错的第二次婚姻。埃莉诺嫁给亨利二世成为了英国王后,克莱曼丝嫁给了莫里耶讷-萨伏伊的伯爵亨伯特三世(Count Humbert III of Maurienne-Savoy, d. 1189)。此外,就算是离婚了,妇女也可以像埃莉诺那样重新拿回自己的嫁妆和父辈的遗产。而艾克·冯·莱普戈夫(Eike von Repgow)在1220年左右编纂的萨克森斯皮尔格法典(Sachsenspiegel)中规定:“如果妇女与丈夫合法地离婚……她在婚姻中带来的财产应该归还给她,而且丈夫在他们第一次在一起时承诺赠与她的财产也应归她所有。”如果埃格兰德真的是阿德拉的嫁妆,那么为什么没有将埃格兰德归还给深以她为耻的福堡家族呢?阿德拉与巴巴罗萨的婚姻以及最后的离婚,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得知的隐情?

The Second Crusade 第二次十字军

我们对第二次十字军中法兰西方面的了解远比对德意志要多,因为弗赖辛的奥托作为目击者,他希望“记载的不是悲剧,而是欢乐的历史”,所以将这个悲惨的任务留给了其他人去做,很显然就是路易七世的随军牧师尤德斯/杜伊尔的奥多(Odo of Eudes/Deuil)。因此关于巴巴罗萨在这次十字军中的经历,我们只能得到一些零散的信息,而其中一大部分是奥多提供的。

在德意志军队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路上,十字军与当地居民还有希腊人军队发生了多起冲突。巴巴罗萨也卷入了一件不光彩的事件里。1147年8月,希腊人士兵抢劫并杀害了一名正在阿德里安堡郊外的修道院里养病的德意志十字军士兵。在康拉德的命令下,巴巴罗萨来到此修道院将其焚毁,然后处决了肇事者们,并要求归还他们劫掠的财物。在希腊人指挥官普罗苏赫(Prosuch)【这个我也不认识是谁】的调停下,才阻止了冲突的进一步升级。9月8日,一支德意志军队遭受山洪的袭击,只有韦尔夫六世和他的外甥(即巴巴罗萨)幸免于难,因为他们远离了山谷中的其他部队而一同在山坡上扎营。

康拉德于1147年9月9日后到达君士坦丁堡城外,但没有进城,出于礼节性的原因,两位君主——即康拉德和曼努埃尔一世并没有见面。德意志军队于9月底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尼西亚(今伊兹尼克)。康拉德麾下的大军于10月15日离开尼西亚,途径多利留姆(今Sarhüyük)向伊科尼安(Iconium,今科尼亚(Konya)进军,后者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边缘,希腊人和突厥人之间的无人区。弗赖辛的奥托率领一支规模较小的,主要由非战斗人员组成的部队沿着海岸线走了另一条更远但据说更安全的路线,但他们还是遭遇了伏击。国王严重低估了穿越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事件,也高估了后勤的补给情况。突厥弓骑兵采取“hit-and-run”的战术不断骚扰他们的部队。10月26日,康拉德召集诸侯们开了一次会议。杜伊尔的奥托这样总结了他们的困境:“他们要么继续前进要么就只能撤退,饥饿、敌人还有对地形的陌生使他们无法前进,但饥饿和对耻辱的恐惧又使得他们不愿撤退……当然,他们宁愿光荣地死去,也不愿卑微地苟活,但如果不管活着还是死去都谈不上任何荣誉,那么还不如快些行动找到出路,而不是就这样卑微地死去。”他们决定撤回尼西亚,在返回途中后卫部队被歼灭,而康拉德本人也负伤,国王派巴巴罗萨去向路易七世通报了这场灾难,并邀请他进行会晤以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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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0,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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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与路易七世第一次在尼西亚附近相遇,决定一同继续前进。在尼西亚和士麦那(Smyrna,今伊兹密尔(Izmir))之间沿海的的Esseron 【没查到是哪儿……】,据说康拉德和巴巴罗萨在11月11日见过奥多之后拒绝了路易七世提出的要求斯陶芬家族归还斯陶夫(Stauf)和埃斯林根(Esslingen)归还给圣德尼斯教区管辖的要求。【原文:Conrad and Frederick allegedly rejected sometime after 11 November Odo’s entreaty, relayed by Louis, that the Staufer return Stauf and Esslingen to St. Denis. 这段我不知道是我理解错了还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看了地图寻思埃斯林根不是离法国挺远的吗,为什么也能和圣德尼斯扯上关系啊……】康拉德在以佛所(Ephesus,今Efes)庆祝了圣诞节,但他在那里病倒了。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和他的妻子,即康拉德的养女伊琳娜前去探望他。曼努埃尔和伊琳娜将生病的康拉德以及他的随行人员,很可能也包括巴巴罗萨一同用船运送到君士坦丁堡接受治疗,这时路易七世只能独自上路了。他们在皇帝的宫廷一直带到了1148年的3月7日,然后乘坐拜占庭提供的船只前往圣地。在出发前,曼努埃尔向康拉德提供了经费用以征召新的军队;他们约定在康拉德归来后一同联手进攻西西里的国王罗杰二世。康拉德与巴塞尔主教、巴巴罗萨、奥地利侯爵亨利(Henry Jasomirgott)还有韦尔夫六世一同在复活节之前(4月11日)抵达了阿卡,之后造访了耶路撒冷。正是在这次访问中,巴巴罗萨对医院骑士团在耶路撒冷的慈善活动印象深刻。6月24日,德意志、法兰西和圣地的领袖在阿卡附近的帕尔马雷亚(Palmarea)召开会议,决定进攻大马士革。参加会议的有康拉德、弗赖辛的奥托、巴巴罗萨、奥地利侯爵亨利、韦尔夫六世、路易七世、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还有他的母亲梅丽桑德王后。对大马士革的短暂围攻从7月24日持续到28日,据蒙斯的吉尔伯特(Gilbert of Mons)在50年后记载道,巴巴罗萨“据说在大马士革城前表现出了冠绝他人的勇武。”9月8日,康拉德从阿卡乘船起航回到拜占庭帝国。

奥地利侯爵亨利在康拉德回到君士坦丁堡后去了曼努埃尔的侄女塞奥多拉为妻,他们的婚姻使得巴本堡和拜占庭成为反对匈牙利的同盟。在巴巴罗萨出发回国之前,他和康拉德在所谓的《塞萨洛尼卡》条约中承诺会在1148年的冬天与曼努埃尔联手进攻西西里的罗杰二世。康拉德派巴巴罗萨“先一步回国,去调查帝国内部的状况”。他途径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于1149年4月回到德意志地区,他绞死了几位当他们不在国内时趁机兴风作浪的官员。康拉德在希腊多呆了一段时间休养身体,之后他沿达尔马提亚海岸航线,来到帝国在伊斯特利亚岛南部的普拉(Pula,今克罗地亚普拉。)5月29日至6月1日,他到达雷根斯堡,在那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集会。8月21日,巴巴罗萨和他的叔叔在法兰克福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回归后的第一次会面。

巴巴罗萨从第二次十字军的惨败中认识到了要精心做好战前准备的必要性。从康拉德在施派尔接过十字架宣布加入十字军东征(1146年12月28日)到他从雷根斯堡出发(1147年5月末)只有5个月时间,但腓特烈在后来于1189年出发开展他精心准备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前,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来安排外交与后勤工作。



Conrad III’s Legacy 康拉德三世的遗产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带来了一系列在巴巴罗萨在1152年登基后所面临的问题:将巴伐利亚归还给狮子亨利;与拜占庭、西西里的诺曼人、教廷、匈牙利还有罗马城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德意志国王在罗马加冕的皇权问题。在大多数方面,巴巴罗萨延续了他叔叔的政策,只是他所倚仗的是韦尔夫家族而不是巴本堡和苏尔茨巴赫家族,所以这也意味着他与曼努埃尔一世的同盟破裂了,因为后者与康拉德之间的盟友关系正是通过与国王的养女,苏尔茨巴赫的贝莎的婚姻,还有曼努埃尔一世的侄女塞奥多拉与奥地利侯爵亨利之间的婚姻建立的。 更重要的是,虽然不论是神圣罗马帝国还是拜占庭帝国都反对诺曼人控制意大利南部以及西西里地区,但腓特烈最终发现诺曼人似乎更愿意在阿普利亚地区接受希腊人重新建立政权。1185年巴巴罗萨之子亨利六世与西西里的罗杰的遗腹女康斯坦斯的婚事更是将拜占庭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冲突推向了高潮。

作为罗马人的皇帝,德意志国王声称自己是整个意大利半岛的领主,而希腊人的君主也从来没有放弃收复拜占庭在意大利南部失地的希望。1149年初在塞萨洛尼卡,曼努埃尔提醒过康拉德,他先前曾承诺将意大利(Italia)作为伊琳娜的嫁妆。 当然这个意大利(Italia)值得肯定不是整个意大利半岛,而仅仅指西西里的诺曼人征服之前拜占庭在意大利南部的领地——拜占庭帝国在1071年失去了其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据点巴里(Bari)。到了1149年秋,罗马得到了一个谣言,声称康拉德与曼努埃尔结成了一个意图对教宗不利的联盟,因为教宗是强烈反对希腊人重新进入意大利地区的。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为了安抚教宗尤金三世,据说提出了一个计划:即让一个拜占庭公主嫁给康拉德的儿子小亨利,然后将先前苏尔茨巴赫的贝莎带去的嫁妆作为她的嫁妆再归还给神圣罗马帝国。 然而,在康拉德滞留在拜占庭帝国期间时,他很可能就已经为自己的儿子安排了一桩和拜占庭相关的婚姻,不过这个交换嫁妆的想法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康拉德在自己儿子死后也有意向为自己寻找一个希腊人妻子,而作为塞萨洛尼卡条约的参与者,巴巴罗萨也有为自己找个妻子的意愿。康拉德回到德意志地区后,由于身体原因还有与韦尔夫六世的冲突,使得德意志无法加入对罗杰的战役,但巴巴罗萨在1153年还是向曼努埃尔保证,遵循他叔叔在一年前的遗愿,他不会背弃这一同盟。很遗憾的是这整个计划从根本上是不现实的,因为不论是拜占庭帝国还是神圣罗马帝国,在驱逐诺曼人之后,都不可能坐视另一方占据意大利南部地区。

除了领土利益的分歧之外,两位君主都声称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这也是双方矛盾的根源。例如,康拉德在1142年2月12日写给曼努埃尔的父亲约翰二世(John II Komnenos)的信中仅称对方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他是这样阐述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我们的祖先——罗马人的帝王们与你们的前辈——希腊人的国王之间建立了友谊、荣誉与辉煌,所以我也要这么做……所有人都知道,你所谓的新罗马是,也永远只能是罗马共和国的女儿。” 康拉德在信中称自己为“罗马人的皇帝(romanorum imperator augustus)”,而约翰二世则自称为“生于紫色寝宫的,高尚、英勇的科穆宁,罗马人的皇帝,”而仅仅用国王的身份称呼康拉德。【我寻思康拉德你也别装了,你连个神罗皇帝都不是,你有本事去罗马加冕啊,草。】由于康拉德是自962年奥托大帝以来第一个从来没有被加冕为皇帝的德意志国王,他自称自己为皇帝就意味着把自己独立于教宗之外,不通过教宗就获得了皇权,而腓特烈于1157年在贝桑松(Besançon)也正打算这么做。

因此,使用特定的君主头衔或是帝国的成为,不仅涉及礼节问题,也引起了对皇权还有教宗权利之间关系的质疑。在叙任权冲突(Investiture Conflict)之前,东法兰克的国王通常仅在他们的宪章中被成为国王(Rex)而没有任何涉及民族的修饰语。萨利安家族的国王偶尔会自称自己为罗马人的国王(Romanorum rex),但这直到1106至1111年之间,也就是亨利五世登基至加冕期间,才成为德意志国王的标准称谓。这个称谓表明国王是指定的皇帝,是对教宗格里高利七世从1074年开始讲亨利四世定为“德意志国王(Rex Teutonicorum)”做法的回应,这种命名方式使得德意志人的国王与欧洲的其他君主位列同一个级别。不管是英诺森二世,还是对立教宗安纳克勒图二世(Anacletus II)都在1130年的教宗选举后将洛塔尔称为罗马人的国王(Romanorum rex),此后这个头衔便成为了一个德意志国王在罗马加冕之前的标准身份。亨利四世仅仅在1105年致信教宗巴斯加二世的信中使用过一次“德意志王国(regnum Teutonicum)”一词,他在信中区分了德意志王国与意大利王国,但这一术语到了《沃尔姆斯条约》中才成为正式列入,区分了君主在这两个王国中的选举权以及任命主教的权利。拉丁文中的regnum与imperium就和德语中的Reich一词一样,既可以指代德意志王国也可以指代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既可以指实际的领土,也可以指君主的抽象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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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ga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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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9年,一位公证人在现存的唯一一份康拉德以对立国王身份发布的宪章中,对Romanorum rex一词使用了augustus作为修饰(即威严的,庄严的,可敬的等(majestic, august, venerable, worthy of respect)词,但由于该文件是由接受者起草的,所以大概并不能反映大法官的官方用词。在康拉德登基后起草的几分宪章中,他被称呼为庄严的罗马人的国王(Romanorum rex augustus),但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在1144年起草的来自御前大臣的宪章才第一次将这样的头衔列入其中。1147年3月,维巴尔德进一步扩大了康拉德的头衔,增加了semper一词(意为永恒的),因此就成为了永恒的庄严的罗马人的国王(Romanorum rex et semper augustus)。国王通过书信告知了教宗尤金三世:他的儿子被选为国王、他参加十字军的理由以及维巴尔德当选为科维修道院院长(abbot of Corvey)。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区分康拉德和小亨利的国王身份——在此之前便有过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就将儿子选为国王的先例,但他们的父亲已经是皇帝。扩大后的国王头衔最初只是在与教宗还有曼努埃尔一世的书信往来,还有写给意大利地区的宪章中使用,这是国王意图提升自己王室权威的一种信号。

巴巴罗萨在1155年6月加冕前发布的110份宪章中,有66份被称为“augustus”或者“semper augustus”。在此之后“semper augustus”便被添加到了帝国的头衔中,但这种用法到了数十年后才成为惯例,并且后来在德文版的头衔中一直被误译为“王国的扩张者(at all times an increaser of the realm)”。无论是教宗尤金三世还是阿德里安四世在称呼康拉德或巴巴罗萨时都只是称呼为罗马人的国王(Romanorum rex),而并没有使用皇帝头衔。虽然巴巴罗萨拥立的对立教宗在其皇室头衔中加入了这些称谓,但只有在亚历山大三世的继任者卢西乌斯三世(Lucius III, r.1181-1185)时期,这种称谓才成为教宗的惯例;但之后教廷仍然拒绝对罗马人的国王冠以皇帝级别称谓,因此,这种区分表明了对皇权性质的不同看法。

康拉德在1142年2月12日写给约翰二世的信中,首次将自己称为“罗马人的皇帝(Romanorum imperator augustus)”,这个称呼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两位君主至少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起草这封信的宫廷牧师艾伯特曾作为使节出使过君士坦丁堡,因此对拜占庭帝国的礼制非常熟悉。虽然康拉德只是在与拜占庭皇帝的通信中使用了皇帝的头衔,但皇室的附庸们也在他们发布的宪章中称康拉德为皇帝。

事实上,康拉德自称为皇帝要早于他与拜占庭的外交谈判。我们通常认为他是第三位名叫康拉德的东法兰克国王——康拉德一世(Conrad I, r.911-918),他从未当过皇帝,还有康拉德二世(Conrad II, r.1024-1039)——但他在自己的宪章中自称为康拉德二世,即第二位皇帝。按照这样的说法,那么在他的前任洛塔尔三世之前,只有把查理曼大帝的孙子洛塔尔一世(Lothar I, r.840-855),还有意大利国王洛塔尔(King Lothar of Italy, r.948-950)都算作他的前任,他才能被称为洛塔尔三世。在洛塔尔三世当选之前,公证员特意对君主作为国王和皇帝的序列进行了区分。因此,洛塔尔、康拉德还有巴巴罗萨都认为自己从当选罗马人国王那一刻起便拥有了统治整个帝国的权利。所以,巴巴罗萨之后于1157年在贝桑松提出的主张并非没有先例可循。

德意志与希腊人建立同盟的消息,促使西西里的罗杰二世重新开始考虑与韦尔夫六世还有匈牙利国王盖萨二世结盟——后者与相邻的巴本堡家族在奥地利地区有矛盾——以对抗两个帝国。根据维尔富勒姆编年史(Historia Welforum)的记载,罗杰和盖萨非常担心康拉德对他们不利,于是在12世纪40年代向韦尔夫六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据说罗杰每年给了韦尔夫1000马克——让韦尔夫在巴伐利亚、施瓦本和莱茵河沿岸骚扰康拉德,以转移康拉德对匈牙利或西西里的进攻。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巴巴罗萨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第二次十字军中,康拉德将韦尔夫六世视为他的战友,据康拉德本人和维尔富勒姆编年史记载,康拉德在从曼努埃尔一世那里得到好处后,同样给韦尔夫分了一杯羹。韦尔夫因病(不管是真病还是装病)没有参与对大马士革的围攻,之后他启程前往西西里。罗杰对公爵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以丰厚的报酬劝诱他在返回德意志地区之后反叛康拉德。

1148-1149年的冬天,当韦尔夫六世在回国途中秘密路过罗马使,罗马的元老院(即罗马城邦的大法官)逮捕了他的几名随从,发现他们携带着罗杰的信件。这些信件是写给巴巴罗萨、狮子亨利、扎林根的康拉德还有他的儿子贝特霍尔德四世,敦促他们也加入韦尔夫六世对康拉德的反叛活动。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信件并没有送达至他们预期的收信人,但重要的是,罗杰在与韦尔夫六世交谈后认为,公爵的两个侄子或外甥很有可能效仿他们的叔叔或舅舅一起反叛康拉德。与此同时,罗杰也在争取与教宗尤金三世停战,并向他提供军队协助镇压罗马公社的暴乱。路易七世将第二次十字军失利归咎于曼努埃尔,所以他也在1149年8月于途径西西里时加入了罗杰的联盟。

巴巴罗萨没有加入这个阴谋,而是在他的舅舅韦尔夫六世与叔叔康拉德三世之间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1149年回到德意志地区后,韦尔夫入侵了康拉德的儿子亨利还有巴巴罗萨的领地,并在他们的领地上修筑了防御工事。当韦尔夫攻打斯陶芬家族位于多瑙河以北,施瓦本地区讷德林根(Nördlingen)与博普芬根 (Bopfingen)之间的弗洛希贝格(Flochberg)城堡时,小亨利赶到了那里并于1150年2月8日击败了他。年轻的国王伤亡甚少,甚至几乎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便俘虏了韦尔夫麾下大约300名骑士,不过韦尔夫本人逃过一劫。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劝说康拉德利用韦尔夫的失利乘胜追击,不过其他诸侯们却以大斋期(Lent)间不应开战为由阻止了他,他们大概是担心狮子亨利的干预,所以便表现得更倾向于通过司法仲裁来解决冲突。巴巴罗萨作为中间人说动韦尔夫大约在9月24日于乌尔姆附近的朗根奥(Langenau)举办的王室会议上,同意放弃今后对康拉德的任何敌对行动。作为回报,国王释放了公爵的骑士,并将王室领地的收入的一部分,以及多瑙沃特(Donauwörth)以南梅尔廷根(Mertingen)附近的庄园和城镇分配给韦尔夫,该地区控制着通往施瓦本北部斯陶芬家族领地的道路。1152年1月7日,韦尔夫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巴巴罗萨一起见证了康拉德的一个宪章。

狮子亨利于1147年3月首次在法兰克福提出将巴伐利亚公国归还给他的要求仍未得到解决,于是1150年他开始自称为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公爵,并不理会王室法庭多次提出的按照封建法律处理他要求的提议。康拉德在1151年12月本打算趁狮子亨利正在与奥地利侯爵亨利在施瓦本交战时突袭亨利在萨克森地区的核心布伦瑞克(Brunswick),但却因亨利突然归来而作罢。因此在1152年巴巴罗萨即位后,他最迫切的任务便是与他韦尔夫家族的亲戚们达成永久的和解,因为他与韦尔夫家族的关系要比他父亲同母异父的巴本堡家族更密切,所以他决定偏向韦尔夫家族,而不顾巴本堡家族的利益,这也影响了神圣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匈牙利还有诺曼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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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own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之冠

1151年9月17日,在维尔茨堡,诸侯们正式宣誓将陪同康拉德前往罗马参加加冕典礼,然后进攻西西里的诺曼王国。出发日期定位1152年9月8日。在作出这一决定的同时,康拉德可能还得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八角形皇冠,现存于维也纳的博物馆中。皇冠本身通常被认为完成于10世纪下半叶,可能是为奥托大帝在962年加冕所作,不过上面的十字架应该是康拉德二世(r. 1024-1039)后来添加的,因为刻有:chvonradus dei gratia romanorv(m) imperator aug(vstus).【这段和念咒语一样的我就不翻译了,你们自己看看就行】。八个边角上镶有四块宝石珐琅牌匾,上面刻着大卫、所罗门和基督作为泛指的神灵形象,两侧则是智天使(cherubim)、先知以赛亚和希西家王(King Hezekiah)。然而这些牌匾上镌刻的明文的年代不会早于11世纪下半叶。更重要的是,在大卫、所罗门还有基督旁镌刻的圣经经文是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才首次在王室宪章中引用的。因此有人提出,这顶皇冠是为康拉德所制。

还有两个事情要被考虑,首先,在1142年康拉德写与拜占庭皇帝的信中,他的头衔是“Conradus dei gratia Romanorum imperator augustus(即受上帝的恩典,罗马人的皇帝康拉德)”,这与王冠上的头衔一致。更重要的是,在希西家王的牌匾上选用了以赛亚书中的文字,如果是康拉德委托他人为其制作这顶皇冠的话,那么这段文字就显得别有深意。皇帝在第二次十字军期间病重,他向教宗尤金三世、曼努埃尔还有伊琳娜解释道,从1149年8月末至1150年4月,他一直在备受折磨。同样,希西家王也是在死亡的边缘,用热切的祈祷和痛苦的眼泪恳求上帝怜悯并医治他。于是上帝派以赛亚到希西家身边,说:“我听到了你的祷告,也看见了你的眼泪,看吧,我必将使你的寿命延长15年。”皇冠上的铭文便正是这句话“ecce adicia(m) sup(er) dies tvos xv annos(我将使你的寿命延长15年)”。如果说这顶皇冠是为了康拉德在罗马加冕而特制,那么巴巴罗萨才是第一个戴上他的君主。



第四章:罗马人的国王(King of the Romans )

An Unprecedented Choice 史无前例的抉择

与洛塔尔和康拉德在1124年和1138年的选举所不同,诸侯们在冬日乘马和船出行,以惊人的速度集结在一起,之后选举腓特烈·巴巴罗萨作为他们的新国王。巴巴罗萨在他寄给其同母异父的叔叔弗赖辛的奥托的信件中指出:“在我们于亚琛受礼并加冕为德意志的国王后,我们于5月18日的圣灵降临节(Whitsunday)在梅泽堡(Merseburg,位于萨克森)举办了一次盛大的集会。”

弗赖辛的奥托是他侄子加冕时的主要见证者。根据主教的说法,康拉德三世虽然病倒了,但他仍然坚持要前往班贝格召开宫廷会议。2月15日,他将王室徽章和他的儿子(同样名为腓特烈)托付给他的侄子巴巴罗萨之后,与2月15日在那里去世。“因此,作为一个聪明人,康拉德对于他的小儿子能够继承王位并不抱什么希望。他认为如果由他兄长的儿子成为继任者,对他的家族和国家都更加有利,并且他一直以来被人称道的美德也能够证明这一点。”康拉德的附庸们希望将他安葬在位于洛尔希的斯陶芬家族修道院,但班贝格的神职人员却更希望将他安葬在前不久刚被封为圣人的亨利二世皇帝身边。

令人惊讶的是,奥托解释道:“在法兰克福的城镇,所有的王公诸侯都聚集在一起,就算是远在意大利的诸侯也跨越阿尔卑斯山赶来。”到了3月4日,为首的诸侯们相互协商后,选择了“众望所归”的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巴巴罗萨。奥托还指出,诸侯选举而并非世袭继承是罗马帝国的特色。据我们所知,巴巴罗萨在法兰克福并没有颁布任何特殊的宪章,所以我们只能推测一下大概有哪些人参加了他的选举。据奥托记载,诸侯们之所以一致推举巴巴罗萨,是因为他们被他的功绩和英勇所打动,并且他作为“两个著名家族的后裔”,选择他也是希望能够结束韦尔夫和斯陶芬家族之间的纷争。尽管康拉德临终前依然推荐了自己的小儿子腓特烈,但奥托觉得不得不补充一下,诸侯们更喜欢巴巴罗萨而不是康拉德的小儿子,“他们并不是因为反对康拉德国王,而是……为了普遍的利益。”

在巴巴罗萨接受了诸侯们的宣誓和致礼后,他屏退了大部分与会者,“仅带着几个他认为合适的人”于3月6日从法兰克福出发,沿着美因河和莱茵河航行到科布伦茨以北的辛齐希(Sinzig),从那里他们上岸奔赴亚琛。王室的队伍用船和马在三天内大约走了两百英里的路程。第二天,即复活前的第三个星期日(Laetare Jerusalem,是庆祝以色列从巴比伦归来的喜庆日子【宗教的东西我也不是很懂,别问我了】)主教们护送巴巴罗萨从王宫来到查理曼的小教堂——圣玛利亚教堂。在所有人的一致同意下,科隆大主教阿诺德二世——康拉德三世执政期间的宫相,在其他主教的见证下为巴巴罗萨加冕,并让他坐上了查理曼大帝放置在那里的“法兰克王国的王座”。奥托还说,许多人“惊叹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仅王国内部的诸侯、贵族们蜂拥而至,并且还有人从高卢西部【???这时候还用Gaul而不是France的嘛,我惊了啊】赶来,据说这一事件还并没有传到那些地方。”

在3月9日至14日,巴巴罗萨在亚琛发布了四份现存的宪章。据推测,出席加冕礼的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成为了这一盛事的见证人。正如奥托所言,当时有一大批来自“高卢西部”的人:下洛林公国的两位竞争者,鲁汶伯爵戈弗雷三世、林堡伯爵亨利二世,还有后者的兄弟格哈德;纳穆尔伯爵盲人亨利(Count Henry the Blind of Namur);列日主教亨利二世;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以及达勒姆的康拉德,他来自列日东北部。协助大主教阿诺德加冕的主教有:特里尔选候大主教希林(Archbishop- Elect Hilin of Trier);弗赖辛的奥托;明斯特的腓特烈;巴塞尔的奥特里布(Ortlieb of Basel);康斯坦茨的赫尔曼还有班贝格的埃伯哈德二世(Eberhard II of Bamberg)。其他重要人物则是巴巴罗萨的亲戚:韦尔夫六世,在文献中被记载为雷文斯堡的韦尔夫;狮子亨利;巴巴罗萨的姐夫上洛林公爵马蒂亚斯;巴巴罗萨的母亲朱迪丝的表亲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the Bear),虽然他在此时已经被成为勃兰登堡侯爵,但他正式被承认还是要到1157年。在此之中,奥地利的亨利(Henry Jasomirgott)的缺席就很令人在意了。而在这一名单中,还有个引人注目的人则是法兰克尼亚的贵族,格伦巴赫的马克瓦特二世(Markwart II of Grumbach),他经常出席巴巴罗萨的宪章,而他的儿子也是其在米兰地区的总督(podestà)。德意志南部的主教还有贵族们大概就是那几个“合适的人”,陪同了巴巴罗萨从法兰克福前往亚琛。

奥托的叙述显得太工整了。后来的编年史学家们透露说,康拉德其实还是希望他的儿子巴巴罗萨当选,不过他弄错了孩子的名字,或者说腓特烈公爵(即巴巴罗萨)通过诡计和武力获得了王位。最著名的说辞便是蒙斯的基尔伯特(Gilbert of Mons)在12世纪90年代的记载,她说诸侯们无法就选举谁达成一致,于是将决定权交给了四位最有实力的大诸侯,其中一位就是腓特烈公爵(即巴巴罗萨)。他暗中许诺了某些人(基尔伯特没有具体指出他们的名字),如果他们将选举权交给自己,他就会选择他们。然而最后巴巴罗萨选择了他自己,毕竟他又王室血统,最适合统治。没有人敢于反对他的欺骗,因为巴巴罗萨在法兰克福驻扎了3000名骑士。为了消除任何潜在的威胁,他急忙赶赴施派尔登基。大多数学者对基尔伯特的这一说法表示嗤之以鼻,但既然有这样的传闻,就能证明后来的编年史学家们都对大家为什么选择了康拉德的侄子而不是儿子感到困惑,而弗赖辛的奥托也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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