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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译者自己来发][译]巴巴罗萨:贵族与神话, 译者@Lisa_Corvinus
dawngazer
2020-09-20,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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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时将国王的儿子,哪怕是还未成年的排除在外也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向上追溯,在被选为国王时,奥托二世5岁,奥托三世3岁,亨利三世9岁,亨利四世3岁,康拉德【指亨利四世的长子,后来的意大利国王康拉德】13岁,小亨利【即康拉德三世的长子】10岁,巴巴罗萨自己的儿子亨利六世4岁。事实上罗滕堡的腓特烈是中世纪早期或中世纪中期法兰西与德意志唯一一个作为国王的独子,而王位却被别人继承的人。这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先前那些人的选举都发生在他们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弗赖辛的奥托显然在记载时,对这位斯陶芬家族的侄子没有被当选为国王一事讳莫如深,所以他一直在强调康拉德推荐巴巴罗萨代表了德意志君主制的选举传统,以及巴巴罗萨本人的才能等等原因。

我们只能猜测,康拉德之所以没有试图确保他的儿子腓特烈当选,大概是由于与狮子亨利在巴伐利亚公国问题上的持续冲突,使得他在政治上无法达成这样的愿望。然而,尽管康拉德对布伦瑞克进攻失败,并且试图干预乌得勒支的主教选举,弗赖辛的奥托还是坚持认为他已经准备好了加冕为皇帝,因为“高卢和德意志的一切都已经被妥善安排了。”当然,在出发去罗马加冕之前,确保儿子的继承权肯定也是康拉德准备工作中的一部分,问题可能出在摄政者的选择上,当国王不在国内或是去世的时候必须选择一个摄政者,但是康拉德的妻子,小腓特烈的母亲格特鲁德王后这时也已经去世。美因茨大主教亨利一世(Archbishop Henry I of Mainz)曾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担任摄政者以及小亨利的监护人,但教宗尤金三世在1148年因其缺席兰斯会议(Council of Reims)而将其开除教籍,并且1150年后大主教与康拉德的关系也逐渐恶化。罗滕堡的腓特烈【即康拉德的儿子腓特烈】的舅舅苏尔茨巴赫的格哈德二世也因为自己的僭越行为,在1147年国王从圣地归来后就被逐出了宫廷。于是巴巴罗萨作为这个孩子最近的亲戚成为了最可能的选择。康拉德也许是考虑到亨利四世的前车之鉴,以及有权势的亲信会从成为孤儿的监护人中获利这种时常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正如奥托的外交辞令那样,他在临终前便决定让他的侄子继承于公于私都更有利。根据科隆皇家编年史记载,康拉德“敦促巴巴罗萨与其他诸侯讨论自己继承王位的事情”。

腓特烈·巴巴罗萨则在1153年由维巴尔德起草的给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的信中坚持认为,他的叔叔已正式指定他为继承人;但他对他被诸侯们推选的事只字未提。毫无疑问他需要消除康拉德的小姨子兼养女伊琳娜皇后的疑虑,关于为什么她的外甥/继兄弟没能继承他们父亲的皇位。然而维巴尔德在写给教宗尤金三世的信件中——不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都没有提到康拉德正式授意了让巴巴罗萨继承皇位。这些信件都只强调,新国王是经过了诸侯们的一致推选产生的。所以说关于腓特烈登基与加冕的记载也只是为了粉饰给特定受众看的。

然而诸侯们究竟有多“一致”同意推选他,取决于我们怎么定义“一致”这个概念。在法兰克福的正式选举中他们的意见几乎可以肯定是一致的,因为持不同意见者根本就没有到场。【这真是太草了……】后来又相关资料表明,1153年教宗尤金三世应巴巴罗萨的要求罢免了美因茨大主教亨利,因为他试图阻止巴巴罗萨的选举;奥地利的亨利大概也是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他觉得见证他侄子当选对于他来说是件很嘲讽的事情。

关于诸侯们是如何下定决心选巴巴罗萨的,有一些细节值得推敲。他们其实早就意识到康拉德三世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大概在小亨利于1150年去世后的一个会议上就讨论过他的继承人问题。在1152年1月的前半月,一群巴巴罗萨的主要支持者陪同康拉德从巴塞尔到康斯坦茨,之后又去了弗莱堡(Freiburg im Breisgau)。除了巴巴罗萨之外,这里面还包括了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康拉德,他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证了一份王室宪章;韦尔夫六世也仅在这次出席了康拉德三世颁布宪章的场合;还有1月8日突然去世的扎林根的康拉德以及他的儿子贝特霍尔德四世;还有扎林根的远房亲戚巴登侯爵赫尔曼三世(Margrave Hermann III of Baden)和他的儿子赫尔曼四世。斯陶芬、韦尔夫和扎林根家族的每一个成年男性,除了狮子亨利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后者大概随后在2月1日与巴巴罗萨还有韦尔夫六世在梅明根(Memmingen)会面。

在巴巴罗萨加冕后不久,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便通知了教宗尤金三世,他和与教宗特使洽谈康拉德加冕相关事项不久后才刚刚返回的科隆大主教阿诺德二世于2月17日在施派尔得知了康拉德三世在两天前去世的消息——这说明国王去世的消息传播得十分迅速。(从班贝格到施派尔有114英里的距离。)维巴尔德被邀请参加各种集会,向教宗汇报他的见闻。一些主要的诸侯们互通了使节和信件,并决定在康拉德死后17天于法兰克福会面。虽然他们原本预计这么紧凑的事件应该只有少数人会如约而至,但诸侯贵族们却几乎都到场了。

国王死后的第4天,即2月19日,巴巴罗萨亲自与维尔茨堡主教格哈德(Bishop Gebhard of Würzburg)还有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二世(Bishop Eberhard II of Bamberg)在美茵河畔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会面,讨论改革以及王国统一的相关问题。在巴巴罗萨选举前的17天中的某一天,以下人士和他一起在美因茨见证了一份宪章:美因茨大主教亨利;科隆大主教阿诺德二世;维尔茨堡主教格哈德;施派尔主教甘特(Gunther of Speyer);莱茵行宫伯爵斯塔莱克的赫尔曼,他是巴巴罗萨的姑姑格特鲁德的丈夫;以及最重要的,狮子亨利。巴巴罗萨加冕的条件大概就是在这些会议上敲定的。

巴巴罗萨的当选和加冕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就在于整个流程进行的非常快。就连蒙斯的基尔伯特也在他错误连篇的报告里强调了巴巴罗萨加冕的仓促性。事实上,在东法兰克-德意志王国从911年至1254年的历史中,还没有一位国王在其前任去世后能如此迅速地继承王位。巴巴罗萨之所以答应班贝格教士们的要求,将康拉德三世葬在班贝格而不是洛尔希,大约也是因为他不想浪费时间将尸体送到距离班贝格155英里外的洛尔希,从而给他堂弟的支持者们任何机会。有人指出,康拉德为了准备在罗马加冕为皇帝,已经在法兰克福召集诸侯们选他的儿子小腓特烈,法兰克福以前并不是选举地点,但1147年他已经在这里安排选举了他的儿子小亨利。除此之外,康拉德甚至可能连他儿子在亚琛的加冕礼都安排好了,在Laetere Jerusalem,也就是他和他儿子亨利六世被加冕那一年的同一个星期天。既然他事先已经召集了诸侯要来亚琛和法兰克福选举他的儿子罗滕堡的腓特烈,所以后来大家来得这么齐整也不难解释了。【我懂了,意思是好多人走一半听说国王死了,你们去还是得去,但是得选别人了,这也太特么草了吧。】 可以想象,巴巴罗萨在1月的头两个星期还有2月1日的梅明根已经与韦尔夫家族还有扎林根家族讨论了在既定的法兰克福集会上争夺王位以取代他堂弟的可能性;康拉德很可能已经知晓了他们的计划,所以临终前再好言举荐他的侄子,以保护自己的小儿子腓特烈不受伤害。亦或者是巴本堡与苏尔茨巴赫家族的敌人们利用康拉德死后风向的变化,倒向了巴巴罗萨一边支持他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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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ga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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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关于罗滕堡的腓特烈选举意图的假设也是存在疑点,与洛塔尔、康拉德还有先前小亨利的选举不同,这回无论是亚琛还是法兰克福都没有教宗的特使到场。如果说康拉德在之前就召集诸侯们到法兰克福去选举他的儿子,为他的加冕礼做准备,那么理应邀请教宗代表。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两位枢机主教陪同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还有科隆大主教阿诺德顺路在1152年2月从罗马前来。也许事实上康拉德是想要召集诸侯们到法兰克福计划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远征——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意大利地区的领主们存在,并且与此同时他还想顺便处理关于乌得勒支主教选举的争议。不管到底发生了什么,巴巴罗萨以惊人的速度和准备充分的外交手段确保了自己登基并加冕。他登上王位的过程显而易见是一场政变。



Political Theater 政治舞台

弗赖辛的奥托表示,在巴巴罗萨于亚琛加冕的当他,圣玛丽教堂还发生了两件充满了象征意味的事件。 为巴巴罗萨加冕为国王的主教们也顺便册封了明斯特的主教选候,而这位主教的名字也叫作腓特烈。奥托觉得这有着别样的寓意。“所以人们相信,至高的君王与牧师在同一时间得到了尊荣,这就是标志,毕竟他们在同一天的同一个教堂里同时受礼,一个按照新约的条例一个按照旧约的条例,所以这才是被基督赐福之人。”

一个同样名叫腓特烈,性格温和的主教被受职可能是一个幸运的巧合,但第二个事件很显然是事先编排好的。当王冠戴到巴巴罗萨头上的时候,有一位曾犯下严重的罪行而失去了巴巴罗萨的信赖的大臣,这时匍匐在国王脚下,希望在这一一个神圣的日子里重新获得君主的赦免。“但巴巴罗萨依旧维持着先前的严厉态度,不为所动,这就向大家证明,”奥托写道,“他坚定不移地宣称这个人应得到惩罚,不是出于私人怨恨,而是出于公正。”所有人都佩服“骄傲与自尊无法让那位年轻人放弃美德的坚定而犯下懈怠的过失(他就像已经拥有了老人一样的判断力)”。奥托总结道:“无论是诸侯们的求情,还是财富的贿赂,亦或者是加冕为王的喜悦,都无法让巴巴罗萨回心转意去宽恕那个可怜人。”他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无人理会他。难以想象,一个在法律上已经被判处为奴的人,曾招致了国王的不满,竟然还敢自己前来破坏加冕仪式。

这个情节听起来很可疑,就像是1024年康拉德二世加冕时曾发生的事情。当康拉德走进美因茨大教堂进行祝圣仪式的时候,他被三个情愿者搭讪:一个佃农,一个孤儿和一个寡妇。诸侯们催促国王们赶快行动,但康拉德“像一个虔诚的牧师一样”回应道,他的责任是不能够拖延任何的正义。然后,一个被误判流放的人向康拉德求情,国王挽着他的胳膊来到王座前,把他的案子交给一位诸侯解决。康拉德的传记作者韦博(Wipo)补充道:“国王对仁慈的热忱要胜过祝圣典礼。”美因茨大主教阿里博(Archbishop Aribo of Mainz)在加冕过程中敦促康拉德宽恕每一个曾冒犯他的人,特别是一个叫奥托的贵族,因为上帝在那一天把康拉德“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使他成为“他意志的分享者”。只有这样康拉德才有可能赦免他的过失。康拉德流着眼泪赦免了所有人。而巴巴罗萨的“严厉”和康拉德的“宽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没有可能,每一次加冕仪式都要上演一次这样的剧目,亦或者是一位熟悉韦博与康拉德旧事的教士——即弗赖辛的奥托,他以此为灵感,指使一位官员向巴巴罗萨这样做,但这一政治戏剧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十二世纪强调国王的公正而非仁慈,是对宗教分裂时期君主制度非神圣化的一种强调。韦博和奥托关于加冕的记载的变化也是意识形态变化的显著体现。那顶可能是为了康拉德三世的加冕典礼准备的网关如今戴在了巴巴罗萨的头上,强调了国王作为司法仲裁者的形象。王冠上有段铭文取自《诗篇(Psalm)》98:4,意为:“国王的荣誉喜爱公正的审判(honor regis judiciv(m diligit)。”巴巴罗萨对于像托尔托纳(Tortona)、斯波莱托(Spoleto)、米兰和美因茨这样的叛乱城市时当然是毫不留情的。然而对于他这样一位受了天主的赐福,要在十字架前宽恕敌人,并在主祷文中践行神的宽恕与人的宽恕的救世主的代言人来说,在加冕仪式这样神圣的场合,他也要展现无情的正义。当时位列圣玛丽教堂的所有诸侯们可能对这一幕有着不同的礼节,但其真正含义大概是,巴巴罗萨决定秉公执法——他不会再被诸侯们的训诫所左右。他决定将自己与洛塔尔三世划清界限,毕竟奥托指出,洛塔尔三世曾在当选后“羞辱”和“迫害”过斯陶芬兄弟。毫无疑问,康拉德三世对骄傲者亨利还有韦尔夫家族的其余成员的态度也是如此。所以在圣玛丽教堂的表演应该是程式化的。

在加冕典礼之后,巴巴罗萨回到了王宫的私人住所,并在第二天召集那些最有权势的诸侯们,与他们一同商议王国的状况。 据奥托说,他们决定派遣特里尔的大主教选候希林(Archbishop-Elect Hillin of Trier)和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二世一同翻越阿尔卑斯山去通知教宗、罗马城还有整个意大利关于腓特烈登上王位的消息。维巴尔德告知教宗尤金三世,以科隆大主教阿诺德为首的助教们曾敦促巴巴罗萨继续沿袭他叔叔的计划,前往罗马加冕;他在为巴巴罗萨开脱时还暗示,国王大约是听从了那些诸侯们天真的观点,即他首先得先解决帝国内部的问题,而且看起来他似乎是应教宗的邀请而去的,这比他自己主动去要有面子得多。

诸侯们随后在6月阻止了巴巴罗萨关于进攻匈牙利的提议。奥托声称他不知道诸侯们为什么反对他。“由于某些尚未明确的原因,巴巴罗萨无法在这件事上得到诸侯们的同意,因此无法实施他的计划,只好把这件事推迟到更合适的时候再去做。”这些诸侯们,尤其韦尔夫六世还是匈牙利国王盖萨二世的盟友,可能希望腓特烈还是先着手解决巴伐利亚的争端,重新考虑康拉德反匈牙利亲巴本堡的政策是否合适,不要再迁就奥托的兄弟奥地利的亨利(Henry Jasomirgott),后者曾在12世纪40年代与盖萨二世作战,不过并没有取得胜利。这些事件为我们提供了难得一见的诸侯们的幕后讨论决策过程,以及巴巴罗萨对诸侯们意见的依从性。

巴巴罗萨从亚琛前往乌得勒支以惩罚其教士和民众的渎圣行为。1150年11月11日乌得勒支的哈特伯特主教(Bishop Hartbert of Utrecht)去世后,神职人员在征得贵族的同意下,推选了科隆的圣格里安修道院(St. Gereon’s in Cologne)院长赫尔曼接任;但另一些官员强迫其他神职人员选举了贝格伯爵阿道夫(Count Adolf of Berg)未成年的儿子腓特烈。康拉德曾正式授权赫尔曼,但腓特烈的支持者设法将这一决定推迟,并将赫尔曼驱逐出城。康拉德曾试图以非正式程序私下解决争端,但失败后他决定启用正式程序。贝格这一派拒绝出席国王的法庭,因为这明显违反了沃尔姆斯协定关于主教选举争议相关的规定,腓特烈的支持者向教宗提出了诉讼。与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冲突使得康拉德无法立即惩罚乌得勒支人的叛国行为,但康拉德于1151年7月在列日正式承认了赫尔曼的地位,并且教宗也对他这一决定表示尊重。巴巴罗萨在到达乌得勒支后,对当地居民对其叔叔的冒犯行为除以罚款,并确认赫尔曼当选为乌得勒支主教。 巴巴罗萨的行为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他决定加强王室对德意志地区教会的权利,并惩罚任何侵犯王权的行为。3月30日,他在科隆庆祝了他加冕后的第一个复活节。在康拉德死后到复活节星期天之间,巴巴罗萨已经为自己稳固了王位,并展示了其作为一个强大统治者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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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gazer
2020-09-20,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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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fying Eugenius III 通知尤金三世

维巴尔德在主教们的坚持下,与班贝格主教埃贝哈德二世还有维尔茨堡的公证人亨利协商,起草了巴巴罗萨的信件以通知教宗尤金三世关于他的继承与加冕事项,并授权特使与教宗开始会面。这是个有些微妙的任务,尤其是尤金三世很可能更希望罗滕堡的腓特烈当选,而且选举是不能够在没有教宗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大量的事实,即巴巴罗萨与洛塔尔还有康拉德三世都不同,他没有要求教宗确认他的当选;但维巴尔德在另一封信中也提及,1147年康拉德也没有请求尤金三世确认小亨利当选为国王。巴巴罗萨部分复述了加冕誓词,承诺会保护罗马教会和神职人员,确保寡妇、孤儿还有其他所有他治下的人名安居乐业,并遵从教宗格拉修一世(Gelaxius I, r. 492-496)的教诲,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这个世界主要由两个(权利)统治,即神权与王权。”教宗格里高利七世在教派分裂期间否决了格拉修条例(Gelasian formula),该条例原本是为了保护教会不受帝国的干涉,因为它将精神与实体的权威视为对等的;但帝国的统治者却利用它来强调皇帝的自主权,甚至高于教宗。然而,尤金三世曾在1152年1月27日给德意志地区的大主教、主教、伯爵还有男爵们的信中引用了格拉修的话,敦促他们援助康拉德即将进行的意大利战役。鉴于教宗的信件被保留在维巴尔德的书信集中,而且他大概在2月从罗马返回时也带上了这封信,因此这位修道院长几乎可以肯定是套用了教宗的行文来表达巴巴罗萨想要在平等基础上与教宗合作的态度。在信件的结尾处,巴巴罗萨承诺将履行前任与教廷的协议,并与教宗同仇敌忾。

维巴尔德派遣使节将自己的信寄给了教宗,在信中,他描述了他是如何在施派尔得知康拉德死讯、巴巴罗萨的当选和加冕,以及诸侯们暂不前往意大利的决定。维巴尔德在写给教宗的信件中表示,巴巴罗萨虽然还不满30岁,但已经是个天赋异禀的统治者,有着敏锐的头脑。新国王是战场上的幸运儿,渴望建功立业,憎恨一切不公之事,他和蔼可亲,慷慨大方,并且能够熟练使用他的母语德语。维巴尔德在信件的结尾建议教宗“宣布(declarare)巴巴罗萨成为国王,成为罗马教会的捍卫者”,并请求尤金三世劝诫巴巴罗萨和诸侯们“做一切有利于天主教会荣誉和基督教人民福祉的事情”。总而言之,维巴尔德建议教宗承认巴巴罗萨当选,并希望教宗提醒巴巴罗萨和诸侯们对教会的义务,鉴于他们在亚琛一直对履行这些义务显得不是十分情愿。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后来在1160年记载道,当帝国的使节到达罗马时,他本人也恰好在罗马。巴巴罗萨“重建世界性帝国”的“大胆计划”在教廷引起了一片哗然。约翰的记忆估计是由于1159年爆发的教会分裂而显得有些不太可靠,但尤金三世可能的确对巴巴罗萨意外当选感到十分惊讶。维巴尔德的私人信件是为了消除教宗的疑虑,而教宗的回信表明他自己在私下里也进行了问询。

使节们从罗马返回后,在1152年6月29日的雷根斯堡会议上向巴巴罗萨都交了教宗于5月17日给他的答复。尤金三世表示,他听闻巴巴罗萨全票当选的消息时非常高兴,枢机主教奥克塔维安(Cardinal Octavian)【我再重申一遍我认识这个词是屋大维,但是屋大维有特指意义,不至于把随便一个叫Octavian的人都翻译成屋大维】——即未来的对立教宗维克多四世已经向他报告了这一好消息;这位枢机主教从1151年秋至1152年春一直待在德意志地区,可能见过巴巴罗萨。教宗向巴巴罗萨保证自己对他的友善态度,愿意将其加冕为皇帝,但他同样提醒他不要忘记了他叔叔曾对罗马教会许下的承诺,还有他加冕宣誓时说过的话,并告诉他教廷很快就会派遣使节去德意志。尤金三世没有明确确认巴巴罗萨当选的事实,但其措辞与后来教宗英诺森三世在1202年颁布的《Venerabilem》法令【这个我没查到对应的中文翻译,甚至英文解释都很少,是德语或者拉丁语,我不晓得英文里是怎么说的啊,反正是英诺森三世的一个法令】如出一辙,该法令针对亨利六世死后的王位继承争议而颁布,表示教宗并没有义务一定要将诸侯们选出的候选人加冕为皇帝。帝国与教廷关系里的暗流涌动在尤金三世的表现中便可见一斑。

维巴尔德自己起草了康拉德与教宗之间的书信,他抱怨道他在给尤金三世写信时被迫要与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协商。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将维巴尔德的不满解释为他在巴巴罗萨当选后影响力下降了,但埃伯哈德参与他与教宗之间通信往来的准备工作也是别有深意的。事实上,直到1158年去世前,维巴尔德依然在为巴巴罗萨兢兢业业地服务:他发行了巴巴罗萨和其妻子贝阿特丽丝的印章、国王的金玺诏书,甚至还包括了卡彭堡的头像;他编制了一份血缘谱系,为巴巴罗萨与阿德拉离婚是因为近亲缘由提供了更多的证明;他还代表巴巴罗萨两次出使君士坦丁堡。在巴巴罗萨发布的第一份宪章中,他在加冕当填就确认了斯塔沃洛的特权,承认了维巴尔德为康拉德、还有巴巴罗萨本人争取王位做出的贡献——诚然,虚荣又缺乏安全感的维巴尔德自己撰写了特许状,并将其提交给巴巴罗萨。如果说维巴尔德的影响力有所下降,那也是因为他主张对韦尔夫家族采取严厉的打压政策,而并非因为他主张在格拉修条例的基础上与教廷搞好关系。除了选择韦尔夫家族而不是巴本堡或是苏尔茨巴赫作为盟友之外,1152年的时候巴巴罗萨并没有放弃康拉德的整体政策,也没有更换他叔叔的文书顾问。

The Election of Archbishop Wichmann of Magdeburg 马格德堡大主教维希曼的选举

尽管教宗尤金三世在1152年5月17日给巴巴罗萨的回信中表示,他将很快派使节出使德意志,但教宗的使节直到1153年3月才到达。教宗可能是因为对选举维希曼主教作为马格德堡大主教感到不满才迟迟没有派出使节。前任大主教腓特烈于1152年1月去世,多数的教士们选举他们的教务长格哈德作为继任者。 而还有少部分人选择了修道院院长。根据弗赖辛的奥托记载,在国王停留在萨克森的时候,这两个派系都和国王有所接触。腓特烈花了相当大的力气试图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但当这一努力失败后,他说服院长这一派干脆去支持瑙姆堡-蔡茨主教维希曼(Bishop Wichmann of Naumburg-Zeitz, r.1149-1152/54)。奥托形容者为主教是一个“年轻但血统高贵的人”。鉴于实力强大的迈森侯爵康拉德一世(Margrave Conrad I of Meissen)是维希曼的舅舅,所以巴巴罗萨大概是想向侯爵的家族韦廷家族(the Wettins)示好。巴巴罗萨在5月18日梅泽堡的会议上正式为维希曼授职。

奥托试图援引沃尔姆斯协约为维希曼的选举进行辩护:“它【这一职位】的确应由教会授职,但当主教去世,如果针对继承人的选择产生了分歧,那应该是国王的特权来决定任命自己青睐的一方成为主教,还没有当选的主教应在接受祝圣之前,通过权杖从国王的手中获得权力。”条约的确允许皇帝干预德意志地区的选举正义,并且在当地诸侯以及他家族人员的提议下选择更好的候选人;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主教区就将完全控制辖下的其他主教区,巴巴罗萨拒绝了两个被提名人(院长和教务长),而是用自己另外的选择取代了他们。也许是为了替维希曼在此事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进行辩解,三位大主教和八位主教,包括班贝格的埃伯哈德和弗赖辛的奥托,代表维希曼向教宗尤金三世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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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桩纷争的焦点在于巴巴罗萨违反教区法,将一位主教调任至另一个教区。教务长格哈德匆匆地赶到罗马,指责维希曼篡夺了他的职位。教宗尤金三世本可以轻易地豁免维希曼程序上这微小的不合法,但在1152年8月17日他致德意志主教们的信中,教宗拒绝这样做。他指责德意志地区的主教寻求世俗统治者的恩宠而并非上帝。“只有在理由充分且明显有益于教会的情况下”,并且神职人员和人民的意见要比现在的马格德堡要更团结,这样的调动才有可能被批准。教宗命令主教们放弃这一选举,并且劝巴巴罗萨最好也这样做。“放弃干涉马格德堡教区——正如上帝委派给他王国中管辖的其他教区一样——按照上帝的旨意,自由地让教士和人民选择其领袖。如果他执意干涉,那么主教一职获得的便不是上帝的授意,而是国王本人或是皇室的恩赐。”总而言之,尤金三世希望废除沃尔姆斯协约中的有关条例,因为此协约允许主教选举在国王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国王有权提出“建议”。

在阿纳斯塔修斯四世(AnastasiusIV,r.1153-1154)接替尤金三世成为教宗之后,争端才得以解决。巴巴罗萨于1154年4月派维希曼到罗马接受了象征他大主教权利的披带(Pallium),尽管奥托表示,国王听说罗马的一些人坚决反对维希曼被授职的特权。根据后来一些与巴巴罗萨敌对的消息来源记载,阿纳斯塔修斯四世质疑维希曼当选的合法性,他把披带放在了圣彼得的祭坛上,告诉维希曼如果他认为自己的当选有效,就把它捡起来。就在维希曼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位马格德堡大教堂的教士和一位大主教的随从这样做了,然后在他们停驻罗马的期间就遭天谴而死。【这尼玛也太草了……】奥托对于维希曼事件是这样总结的:“自从大主教接受正式任命之后,国王的权威不仅在世俗事务方面得到了提高,在教会事务方面更是如此。”巴巴罗萨本人也在列举自己个人成就时这样记载:“然后,我们便将蔡茨主教维希曼调任马格德堡大主教;虽然我们与罗马教廷之间因此产生了许多争端和矛盾,但最终教廷还是承认了我们这一值得称赞的行为。”尤金三世试图废除沃尔姆斯协约的企图被挫败了。关于维希曼是否是马格德堡大主教合适人选似乎并不是一个关键问题,他成为12世纪下半叶德意志地区教会人士的主要代表之一。

虽然巴巴罗萨在德意志地区主教们的支持下,在维希曼当选主教这一事件中行使了超过沃尔姆斯协约规定范围内的特权,但他的确很少如此直接地干预教会内部事务。皇帝只在另外三起有争议的选举事务中命令神职人员进行重新选举,而且与维希曼不同,大多数选举并没有在皇室成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巴巴罗萨主要是在德意志的六个大主教区,特别是美因茨和科隆安插他的亲信。总的来说,巴巴罗萨在位期间曾有19个大主教职位空缺,这其中有11个填补的候选人与他有关,这也可以看出王室的影响。他一般允许大教堂的主教,有时还有贵族和一些教区的领袖选择德意志地区的其他38个主教——35个是六大主教区的副主教(suffragans),还有巴塞尔(Basel)、康布雷(Cambrai)和特伦托(Trent)的三位主教。在巴巴罗萨在位期间,这些主教区进行的94次选举中,只有18次有王室直接参与的嫌疑。与之相反的是,他所凭借的手段是,在候选主教被正式由教宗授职之前就先赐予他们相应的权利,以确保大主教和其他相关选举人能够接受他所偏爱的人选。就如同维希曼事件中,大多数主教其实都站在巴巴罗萨一边,甚至在与教廷的对抗中也是如此。

HenrytheLion’sVice-Regency狮子亨利——帝国的副摄政者

在选举中支持巴巴罗萨的诸侯们期待着获得回报。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在加冕日当天,国王便给了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一些特权。而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二世在离开亚琛的时候也没有空手而归,正是他坚持让康拉德安葬在班贝格而不是洛尔希,使得巴巴罗萨可以尽快在堂弟罗滕堡的腓特烈有所行动之前便赶往法兰克福。3月12日,在加冕后的三天,巴巴罗萨将帕绍教区里那座据说十分贫穷的尼德拉尔泰希帝国修道院(imperialabbeyofNiederaltaich)转封给了埃伯哈德和他的教区。班贝格由此获得了这座本笃会修道院的保护权、提名教士的权利,以及该修道院的所有附属工作人员、农奴和其他事物。修道院原本每年要向帝国支付的赋税现在归主教所有,但主教要代表修道院承担对帝国的义务,并负责改善其贫困状况。然而,巴巴罗萨首先要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满足他其他的支持者,还有安抚那些潜在的对手们。狮子亨利、国王的舅舅韦尔夫六世,还有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四世。巴巴罗萨给了他们每人一个副摄政者(vice-regal)的地位,至少现在如此。

亨利作为萨克森的公爵,本身并没有什么权利。亨利和巴巴罗萨共同的外祖母乌尔夫希尔德的祖先曾是萨克森地区的公爵,而并非萨克森公国的公爵。【我人都傻了,什么叫hadbeendukesinSaxonyratherthandukesofSaxony,是这意思吧我没理解错吧,挠头】亨利在公国与其他教士还有些非宗教领主分享权力,他们自己拥有广袤的领地,还有王室特许他们的领地,认为自己直属于国王而并非其他任何人。和巴伐利亚公爵不同,亨利在萨克森无权命令领主列席他的宫廷或是参加他的战役,也不能对各位伯爵行使自己作为公爵的高级管辖权。从法律上来说,公爵唯一能够倚仗的就是,他可以用国王的名义努力来维系境内的和平。除了他自己的领地之外,亨利的权利还基于他以布伦瑞克和吕讷堡为中心形成的广泛城镇领地,更重要的是,他大概掌握了50多个教堂和修道院。亨利与当地的其他领主几乎总是产生冲突。

矛盾始于1144年,亨利——更有可能是他的监护人从未来的不莱梅大主教哈特维格(ArchbishopHartwigofBremen,r.1148-1168)手中夺取了易北河(Elberiver)口的施塔德(Stade),后者是从自己的兄弟那里继承这一领地的,由此他便成了亨利的死敌。1148年,亨利和他的顾问们不顾哈特维格的反对,在易北河下游北部和东部建立了由亨利直接控制的一个教会机构,这个地区是不莱梅教区里斯拉夫异教徒的聚居地。巴巴罗萨在1154年授予亨利在易北河外地区建立主教区和教堂的权利,并准许他在合适的情况下,将属于帝国的领土与财产赠予他们。国王授权亨利和他的继任者们成为奥尔登堡(Oldenburg)、梅克伦堡(Mecklenburg)和拉策堡(Ratzeburg)地区主教们的保护人,这一权利在宪章中被确定为国王亲自授予的特权,就像主教们被国王授权一样。巴巴罗萨还允许公爵在邻近的、尚未完全改宗基督教的异教徒聚居地上建立更多的主教区。在得到这一特权后,亨利重建了拉策堡附近的荒地,获得了大约13500英亩的领地。1160年,他将梅克伦堡主教区的首府转移到施韦林(Schwerin),将奥尔登堡主教区的首府转移到刚成立的波罗的海商业城市吕贝克(Lübeck),不久前亨利刚刚在这里迫使荷尔斯泰因伯爵阿道夫二世(CountAdolfIIofHolstein)向他投降。这些教会措施是公爵在12世纪60年代为了在易北河外斯拉夫异教徒土地上增强领主权威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巴巴罗萨在乌得勒支和马格德堡有争议的教会选举中使用了王室的特权,而现在他准备在其堂弟的殖民扩张领地放弃这些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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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0,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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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罗萨还不得不谨慎地对待狮子亨利和他另一个亲戚——他母亲的表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the Bear)关于普勒茨考伯爵伯纳德(Count Bernard of Plötzkau)以及温岑堡伯爵赫尔曼二世(Count Hermann II of Winzenburg)的领地争端问题,后两人新近去世不久且没有任何继承人。巴巴罗萨没能在1152年5月解决梅泽堡的冲突,但10月13日在维尔茨堡,他将普勒茨考分配给阿尔布雷希特,而更重要的温岑堡则给了亨利。国王这样的行为既达到了嘉奖这两人的目的,又维持了萨克森比隆家族的两个分支——阿斯卡尼亚与韦尔夫之间不稳定的权力平衡,这一家族的男性成员在1106年便已经绝嗣;但阿尔布雷希特一直都是亨利的死敌。

最后,巴巴罗萨还在1152年将帝国控制的戈斯拉尔(Goslar)地区,还有这附近贮藏丰富的银矿赏赐给了亨利。不过巴巴罗萨在戈斯拉尔地区的行宫仍然是归于王室控制。国王于1167-68年收回了这一恩典,而亨利要求他归还,这也是这两位兄弟在12世纪70年代逐渐疏远的代表事件之一。

狮子亨利由于他表兄弟的恩典而在萨克森地区担任副摄政者;他积极地活跃于帝国的政治舞台上,直到1174年。1152至1162年间,公爵见证了巴巴罗萨百分之四十的宪章——其中有百分之六十位于德意志地区,这比当时任何一位诸侯都要多;在1162至1174年间,他仍然见证了百分之二十的宪章,当时他正忙于在易北河外扩大自己的领地,而巴巴罗萨则在意大利。然而,亨利超然于其他人的地位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其他诸侯们的不满。博绍的赫尔墨德报告说,1154年10月公爵在跟随巴巴罗萨第一次出征意大利后,哈特维格大主教便夺取了施塔德,并且之后又赶赴波西米亚的森林里,参加由身份不详的萨克森和巴伐利亚诸侯们的阴谋集会。其他可能的与会者大概是:马格德堡大主教维希曼;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迈森(Meissen)、梅泽堡、勃兰登堡和瑙姆堡(Naumburg)的主教们;阿尔布雷希特和他的儿子们;迈森侯爵康拉德一世(Margrave Conrad I of Meissen)和他的儿子们;波西米亚公爵弗拉迪斯拉夫二世(Duke Vladislav II of Bohemia);还有弗拉迪斯拉夫的内兄弟——奥地利的亨利(Henry Jasomirgott)。亨利在萨克森的仇敌与巴本堡一派的这次会面,不仅对亨利,对巴巴罗萨也是潜在的威胁。巴巴罗萨之所以支持亨利,是因为他需要他堂弟手下的骑士加入他的意大利战役,但正如约阿希姆·埃勒斯【Joachim Ehlers,一位现代德国中世纪历史学家】所言,“在他(皇帝)心中,对狮子亨利的权利不过是他在政治上的一种让步。”但亨利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忘记了这一事实。

巴巴罗萨按照亨利的要求将巴伐利亚归还给他,其实是一个政治上的决定,而并非符合法律的决定。和女儿或者其他旁系堂表兄弟不同,儿子在法律上是有权继承父亲领地的,但亨利对巴伐利亚的世袭权利必须与宪法原则相一致;据称该原则曾被用来对付骄傲者亨利,即一个诸侯不能同时拥有两个公国,同时也要考虑到,狮子亨利早先在还未成年时曾遵从他母亲的建议放弃了巴伐利亚。此外,剥夺就这样将巴伐利亚从奥地利的亨利手中剥夺也是毫无道理的,更何况他曾经还是其同母异父兄弟康拉德三世的忠实支持者。

1152年5月18日,巴巴罗萨见证狮子亨利颁布了一份宪章,即他的堂兄弟狮子亨利开始正式以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公爵的身份自居;但国王的出席并不代表他正式承认了亨利的主张。奥地利侯爵在6月首次造访巴巴罗萨在雷根斯堡的宫廷。所以他不能因没有拜见、向新国王宣誓为由被撤职;大法官也依然裁定奥地利的亨利为真正的巴达利亚公爵。 据弗赖辛的奥托记载,巴巴罗萨“非常渴望不流血地结束他亲戚们之间关于巴伐利亚公国的争端。”他在10月于维尔茨堡召见了这两人,以便通过司法仲裁,即王室法院的正式宣判来解决这场纷争。奥地利的亨利对法院的传票置之不理,但1153年6月的圣灵节(Whitsunday)他还是和他的对手一起出现在了沃尔姆斯的法庭。这次会议上敲定了好几个宪章,两人分别被认定为巴伐利亚公爵和萨克森公爵。但由于奥地利的亨利声称自己没有被正确的传召【您怎么事儿这么多啊】,此案仍然未有定论。两位诸侯持续不断的争执使得巴巴罗萨无法在9月于雷根斯堡举行的集会上维持巴伐利亚的和平。圣诞节在施派尔的法庭是上次圣灵节法庭的重演,奥地利的亨利再次宣称他没有以法律应有的形式被传唤。【我要是巴巴罗萨想把他扬了的心都有】

巴巴罗萨在他表兄弟坚持要求归还父辈遗产的压力下,终于受够了他同母异父的叔叔近两年来的拖延与搪塞。【你看看这谁受得了啊】更重要的是,正如奥托所言,国王即将启程远征意大利,急需狮子亨利的军事力量加入他。奥托记载,在1154年6月,巴巴罗萨在戈斯拉尔召见了这两个人。奥地利的亨利无疑意识到这次国王将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所以干脆缺席了,其他诸侯们的裁决对狮子亨利更有利;但在奥地利的亨利正式放弃自己的权力之前,他也无法接管巴伐利亚。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拉锯中,巴巴罗萨在处理他顽固的叔叔时的耐心令人瞩目。尽管奥地利的亨利屡次以程序违规为由拖延,他也没有指控他无视传票藐视法庭的行径。巴巴罗萨之所以表现出极大的克制,不仅仅是因为奥地利侯爵是他同母异父的叔叔。虽然巴本堡家族的实力已经无法再与韦尔夫家族争夺巴伐利亚,但它毕竟也是一个强大的家族,不能轻易得罪。更重要的是,巴巴罗萨不愿被其他诸侯们认为是一个不公的统治者,尤其是剥夺奥地利的亨利的巴伐利亚在法律程序上明显有些可疑。最后,奥地利的亨利也有不少有权有势的亲戚。除了两个担任主教的兄弟——弗赖辛的奥托和帕绍的康拉德,他还有两个颇有影响力的内兄弟,而且都在巴巴罗萨的阵营里出了不少力:波西米亚公爵弗拉迪斯拉夫二世和蒙费拉托侯爵威廉五世(Margrave William V of Montferrat),后者是意大利北部最强大的诸侯。后来这两人都因为这样的姻亲关系在意大利战役中为腓特烈提供了不少援助。【他俩人是奥地利的亨利的内兄弟,换而言之就是他们娶了亨利的姐妹,奥地利的亨利又是巴巴罗萨同母异父的叔叔,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巴巴罗萨就是他们“老婆的侄子”(原文就这么说的,their wives’ nephew),我是真的要吐了】为了不被人指控说是公开违抗巴巴罗萨的命令,奥地利的亨利声称,他只是对王室法院的传讯程序的不规范存在质疑,这样就既维护了自己的名誉,又维护了国王的名誉。因此,1155年巴巴罗萨从意大利回来后首先要解决的事情,就是为他叔叔失去巴伐利亚做一个可以接受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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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gazer
2020-09-20,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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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f VI and the Matildine Lands 韦尔夫六世与玛蒂尔达的遗产

根据韦尔夫家族的编年史记载,在康拉德三世死后的某一天,巴巴罗萨将托斯卡纳侯国(margraviate of Tuscany)、斯波莱托公国(duchy of Spoleto)、撒丁尼亚亲王国(principality of Sardinia)还有玛蒂尔达女伯爵(Countess Matilda)的领地封给了他的舅舅韦尔夫六世。起草巴巴罗萨这一特许状的公证人在1152年3月巴巴罗萨加冕时将韦尔夫六世称为拉芬斯堡(他在施瓦本公国的统治首府)的韦尔夫(Welf of Ravensburg);4月20日称为韦尔夫公爵;5月8日称为国王的舅父韦尔夫领主;5月9日再次称为韦尔夫公爵;并且最终在1152年6月或7月的文件中称他为斯波莱托公爵、托斯卡纳侯爵和撒丁尼亚亲王。所以韦尔夫的受封应该是在初夏时分。这些头衔是对韦尔夫公爵地位的正式承认,也是他真正想要的——以公爵身份统辖其在德意志地区的施瓦本以及巴伐利亚领地。然而,无论是斯波莱托还是撒丁岛其实都不在巴巴罗萨的实际控制之下,所以他其实是给自己的舅舅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让他成为意大利地区的新贵。

玛蒂尔达的遗产(原文为The Matildine Lands, the terra Matildica)一直都被描述为“不和谐的苹果(apple of discord)”和“蛇窟(snakepit)”,在12世纪始终成为帝国和教廷关系的矛盾焦点,也使得不少学者感到困惑。1102年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女侯爵(r. 1046-1115)宣布,在教宗格里高利七世的授意下,她已经在大约1074至1080年期间将她在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领地及财产都授予罗马教会。她说,她曾要求教宗为此起草一份宪章,但关于她这份捐赠的书面记录却从未公开过,她似乎从未真正将她的领地转赠给教宗。她担心自己的这份捐赠会被人遗忘或让人起疑,所以反复提醒教廷这件事,让教廷尽快接管。争议的领地并不在托斯卡纳而是在洛林,最重要的部分在亚平宁山脉以北的雷吉奥(Reggio)、摩德纳(Modena)、曼图亚(Mantua)、克雷莫纳(Cremona)、博洛尼亚(Bologna)、费拉拉(Ferrara)和维罗纳(Verona),也就是波河(Po river)以南地区。然而,玛蒂尔达在1102年之后似乎仍然在控制着这些领地,她在与亨利五世及其父亲亨利四世斗争了几十年后,于1111年5月6日在皇帝加冕后返回德意志时会见了他,并与他签订了“牢不可破的条约”【firm compact,玩个梗23333】。学者们长期以来认为,她不太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指定她的远亲成为她的继承人;但皇帝在她死后第二次远征意大利时便毫无困难地接管了她的领地。令人费解的是,教廷从未将玛蒂尔达于1102年和教宗签订的特许状原件提交给帝国方面的代表——包括1177年巴巴罗萨在威尼斯的特使来证明其对争议领土的所有权,而她的捐赠记录也仅存于12世纪末的副本中。虽然她很有可能将自己的领地捐赠给了罗马教廷,但教宗和皇帝都没有真的从中获益。玛蒂尔达在死前通过虔诚的捐赠分掉了她的许多家产,其中大部分都被公社和地方贵族所吞并。

在康拉德三世成为对立国王后,他曾于1128年前往意大利接管玛蒂尔达的遗产,行使了他作为萨利安家族继承人的权利。英诺森二世反对斯陶芬家族的这一行为,他在1133年洛塔尔三世加冕后将玛蒂尔达女侯爵赠与圣彼得的遗产又给了他。虽然洛塔尔死后这些领地应该返还给罗马教廷,但英诺森二世允许骄傲者亨利和洛塔尔的女儿格特鲁德保留这些领地,直到他们去世。然而,在1140年给黑森林地区本笃会圣布莱辛修道院(Benedictines of St. Blasien)的捐赠中,此前并没有被称为公爵的韦尔夫六世却自称“斯波莱托公爵、托斯卡纳侯爵、撒丁尼亚亲王以及统治玛蒂尔达女侯爵所有遗产的领主”。 他在此后的12年里继续自称为公爵,但没有明确使用任何领地前缀。鉴于英诺森二世对玛蒂尔达女侯爵遗产的赠与已经明确限定于骄傲者亨利和他的妻子格特鲁德,而且格特鲁德在1140年尚且还在世,因此很难分析得出韦尔夫是如何从教宗手中获得了关于这一争议领地的任何权利。因此有人猜测,玛蒂尔达在1089年“嫁给”韦尔夫五世时也许曾指定他为自己的继承人,这样韦尔夫六世作为韦尔夫五世的侄子就有了继承权。不管真相究竟如何,巴巴罗萨在1152年承认了他舅父在头衔上的僭越以及对意大利领土的野心。

巴巴罗萨之所以用意大利地区的领地来笼络他的舅舅,可能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韦尔夫六世的祖父韦尔夫四世是埃斯特侯爵阿尔伯特·雅佐二世(Margrave Albert Azzo II of Este)的儿子,他于1055年离开意大利去索取他母亲在德意志南部地区的领地。韦尔夫四世同父异母的弟弟们留在了位于帕多瓦西南部的埃斯特城堡。埃斯特大约位于维罗纳和费拉拉之间,维罗纳在布伦纳山口的南部位于韦尔夫的控制之下,而费拉拉则是玛蒂尔达女侯爵控制的领地一部分。埃斯特也在维罗纳途径曼图亚到摩德纳的道路的东面,这些都是玛蒂尔达遗产的一部分。 合并后的韦尔夫-埃斯特-玛蒂尔达-托斯卡纳的领地将确保德意志通往罗马的道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韦尔夫家族大概是在巴巴罗萨的授意下去争取他们对埃斯特的权利。1154年10月,巴巴罗萨在越过阿尔卑斯山后再维罗纳附近安营扎寨,这时狮子亨利索要了包括埃斯特城堡在内的某些领地,而这些领地本来属于埃斯特地区的领主们。领主们向亨利支付了400马克,之后他又将这些有争议的领地还给了他们。韦尔夫六世在1160年1月巴巴罗萨围攻克雷马时重复了这一操作。【敲诈勒索还带上瘾的啊?】如果巴巴罗萨是希望他的舅舅能够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重新建立帝国政府的统治,那么他大概是要失望了。正是巴巴罗萨本人在1158-1159年的冬天将自己从玛蒂尔达的遗留领地中的收益还给了他的舅舅。

巴巴罗萨还赦免了他的一个俘虏——达豪伯爵康拉德二世(Count Conrad II of Dachau),让他成为名义上的公爵,和韦尔夫六世一样不再受巴伐利亚公爵的管辖。康拉德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亲戚,在1152年6月底或7月初的皇家宪章中,他第一次被称为“梅拉尼亚公爵(dux Meranus,即Duke of Merania)” 。(弗赖辛的奥托将康拉德称为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公爵,而梅拉努斯(Meranus)则指亚得里亚海东部沿海地区)。没有资料显示康拉德究竟为巴巴罗萨立下了什么功劳才有资格获得这样的优待,不过有一条可能的线索。在康拉德三世于2月去世时,这位康拉德恰好就在班贝格。他很可能在巴巴罗萨登基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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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gazer
2020-09-20,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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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Zähringer and Burgundy 扎林根家族与勃艮第

由于巴巴罗萨在年少时曾于1146年攻击过扎林根的康拉德,所以国王与1152年接替父亲成为勃艮第地区领主的扎林根公爵贝特霍尔德四世关系就比较紧张了。勃艮第公国从巴塞尔一直延伸到马赛,在最后一位韦尔夫家族的国王鲁道夫三世(Rudolf III)去世后被并入帝国,但萨利安家族对这块新领土并没有进行有效的管辖。1127年,勃艮第伯爵威廉三世(William III, Count of Burgundy)在睡梦中被谋杀。雷纳德三世(于1148年去世)也是统治者家族的成员【我查了一下wiki,他家是伊夫雷亚(Ivrea)家族】,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巴巴罗萨第二任妻子贝阿特丽丝的父亲,他继任了勃艮第地区,也就是后来的弗朗什-孔泰(Franche- Comté),即贝桑松地区,西部是索恩河(Saône river)东部则是汝拉山脉(Jura mountains)。扎林根的康拉德继承了对立国王莱茵费尔登的鲁道夫在阿雷河谷以及瑞士西部汝拉山脉以东的财产,他以勃艮第的威廉三世是他的舅舅为由,想要夺取他孩子的领地。为了让康拉德也支持自己对付斯陶芬家族,洛塔尔三世曾在1127年授予他“勃艮第公国(the principality of Burgundy)”以及副摄政者的地位;但康拉德从中获得的实际好处也不过是威廉三世的一小部分土地。

贝特霍尔德在1152年1月与巴巴罗萨一同见证了康拉德三世的宪章,但他没有在3月陪同后者去亚琛参加加冕典礼,大概是因为处理其父死后扎林根家族的事务而分身乏术。贝特霍尔德和新国王在6月1日会面,以求在法律上明确他们双方在勃艮第地区的权益。巴巴罗萨同意和公爵一起入侵并政府勃艮第与普罗旺斯的土地,并且在随军的诸侯们的建议下,他还同意将这两块土地都授予贝特霍尔德。只要在巴巴罗萨在位期间,这两块土地的领主权和治理权都归他所有。在国王离开勃艮第回到德意志之后,贝特霍尔德将承担土地的治理权,但巴巴罗萨保留了直接受王室管辖的大主教与主教们的选举权。不过贝特霍尔德依然保留了雷纳德三世的弟弟马孔伯爵威廉四世(Count William IV of Mâcon, d. 1155),以及其他曾经勃艮第的统治者关于主教们的任命。威廉伯爵在其他诸侯们的逼问下不得不为自己取代他侄女贝阿特丽丝统治勃艮第地区做出解释。贝特霍尔德义务为巴巴罗萨提供了1000名全副武装的骑士以参加这一年的勃艮第战役,并且他还计划在参加意大利远征时带上500名骑士和50名弩手。这份规定贝特霍尔德成为勃艮第领主的口头协议似乎并没有成为正式的书面文献,它仅仅是作为摘要存于维巴尔德的记事簿中;但很可能是维巴尔德曾为康拉德三世起草过关于授予贝特霍尔德勃艮第地区特权的宪章,他也是巴巴罗萨的顾问里关于勃艮第方面问题的专家,提供了不少细节上的建议。

这份协议从来没有真正被执行。1153年1月30日,巴巴罗萨和贝特霍尔德在阿尔萨斯地区的科尔马(Colmar)同行,但公爵并没有跟随国王在2月4日前往米卢斯(Mulhouse)以及在2月15日前往贝桑松,在那里巴巴罗萨在没有军队陪同的情况下会见了马孔伯爵威廉。 到了3月4日,国王又回到了康斯坦茨,在那里他与阿德拉的离婚事项已经办妥了。对于这种政策上的忽然转变,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并且这两种解释也并不互相排斥。诸侯们也许认为巴巴罗萨的加冕典礼要优先于在勃艮第地区建设自己的权威,他们可能会像在1152年6月拒绝巴巴罗萨入侵匈牙利那样,继续阻挠勃艮第战役。其次,基本上已经确定单身的巴巴罗萨大概认为贝阿特丽丝是自己下一个合适的妻子人选。值得注意的是,巴巴罗萨至少从1152年12月25日至1153年1月10日都在特里尔和梅兹,与他的内兄弟上洛林公爵马蒂亚斯在一起,后者也是贝阿特丽丝的舅舅。马蒂亚斯和巴巴罗萨的姐妹朱迪丝/贝莎可能已经说服他考虑娶一个勃艮第的女贵族,他大约在2月于贝桑松第一次见到了贝阿特丽丝。从领土的角度上考虑,这样的联姻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通过分割孚日山脉与汝拉山脉的贝尔福特峡口(Belfort Gap)可以非常轻易地将巴巴罗萨在阿尔萨斯与贝桑松的领地连接起来。由于1153年贝阿特丽丝还未成年,而且巴巴罗萨在当年晚些时候还在寻求迎娶一位拜占庭公主的可能性,因此这时的贝阿特丽丝充其量也只是巴巴罗萨离婚后的一个备选,但这样的可能性也足以让他放弃继续进攻贝阿特丽丝的叔叔威廉伯爵。

巴巴罗萨没有履行先前的协议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贝特霍尔德。1153年6月巴巴罗萨在沃尔姆斯的圣灵节法庭(Whitsunday court)确定勃艮第各类贵族的特权时,贝特霍尔德也出席了。贝特霍尔德在这些宪章中被封为卡林西亚公爵,他的曾祖父曾在叙任权冲突(Investiture Conflict)前担任过这一职务,他还被称为扎林根公爵,甚至还有德意志西南部的布赖斯高公爵(Duke of Breisgau);但最重要的是他没能成为勃艮第公爵。公证人显然对贝特霍尔德正式的作为公爵所统治的地区感到有些不太确定。

在加冕后的几个月里,巴巴罗萨承认了狮子亨利、韦尔夫六世还有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在领土上的诉求,并让他们成为德意志王国边境的副摄政者。正如他向尤金三世宣告的那样,他让他们去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在易北河外的斯拉夫人领地、意大利中北部还有勃艮第地区进行扩张。不过只有亨利抓住了这个机会。我们无法判断他们的扩张是他们作为中世纪的政治家有意识的策略,还是说仅仅是康拉德三世死后巴巴罗萨对他们支持的回报。

3年后的1155年1月13日,巴巴罗萨进行第一次意大利战役时,在杜林附近为勃艮第领主,格勒诺布尔伯爵吉格五世(Count Guigues V of Grenoble)颁布了一份宪章。除了韦尔夫六世没有跟随巴巴罗萨去意大利之外,在场的大部分见证者都是为他争取王位的功臣。以下人士也参加了国王的加冕仪式:狮子亨利、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特里尔大主教希林、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康斯坦茨的赫尔曼还有巴塞尔的奥特里布(Ortlieb)。唯一没有到过亚琛的见证者是意大利东北部阿奎莱亚宗主教皮尔格林一世(Patriarch Pilgrim I of Aquileia)。其他见证者还有:扎林根的贝特霍尔德四世及其亲戚巴登侯爵赫尔曼三世,他们在1152年1月与巴巴罗萨会面;巴巴罗萨的姑父【即那位巴本堡的奥地利侯爵亨利的姐妹的丈夫】蒙费拉托的威廉五世;巴巴罗萨的第一个堂兄弟——波兰-西里西亚公爵波列斯瓦夫(Duke Boleslaw of Poland- Silesia)还有施蒂利亚侯爵奥托卡三世(Margrave Ottokar III of Styria);以及陪同巴巴罗萨参加过第二次十字军的伦茨堡伯爵乌尔里希四世(Count Ulrich IV of Lenzburg)。巴巴罗萨登上王位是许多人选择的结果,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他的确比他的堂弟罗滕堡的腓特烈更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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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0,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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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ke Frederick IV of Swabia 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四世

然而,巴巴罗萨不能完全无视其斯陶芬家族年轻的堂弟,康拉德三世之子,即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四世的权利。弗赖辛的奥托只是说,康拉德在临终前将幼子托付给侄子照顾。但乌尔斯贝格的伯查德(Burchard of Ursberg)在1230年左右的作品中补充道,临终的君主规定,他的儿子要在成年后继承施瓦本公国。我们无法判断康拉德是否真的这样交代过,或者这仅仅是伯查德对既定事实的追溯性解释。(毕竟伯查德在同一段记录中错误地将康拉德的墓地记在了洛尔希。)

虽然未成年人通常不会见证宪章,但罗滕堡的腓特烈作为施瓦本和阿尔萨斯公爵于1153年6月在沃尔姆斯的皇家法庭上见证了他堂兄的两项决定。 罗滕堡的腓特烈在维巴尔德起草的一份宪章中被称为康拉德皇帝之子——他在与曼努埃尔一世皇帝的通信中将自己已经故去的君主升格为皇帝级别了,而在另一份宪章中,和往常一样,他的称谓还是康拉德国王之子。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见证者名单上的位置往往由法律地位、等级、任职时间和年龄来决定,而罗滕堡的腓特烈因为其皇室血统,则出人意料地被列在了许多年长的公爵之前:例如奥地利的亨利、狮子亨利还有贝特霍尔德四世。当巴巴罗萨在1154年宣布洛尔希修道院的赞助人将从斯陶芬家族的两个分支,即康拉德国王和腓特烈二世公爵的后裔中选出时,见证者名单的前两位是康拉德国王之子腓特烈(即罗滕堡的腓特烈)还有巴巴罗萨同父异母弟弟的小康拉德。看起来身为国王之子的地位要高于国王的兄弟。然而到了1154年1月17日的宪章中,施瓦本公爵腓特烈被列在了斯波莱托公爵韦尔夫以及上洛林公爵马蒂亚斯之后。

正如与贝特霍尔德四世类似的案例所表明的那样,负责起草王室宪章的那些文人并不是都对法律条文那样熟悉,他们在选择给每个人的称谓与头衔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出入。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很多头衔与称谓是多么的莫名其妙。1157年7月4日,巴巴罗萨将施瓦本地区的一处地产归还给了他巴本堡家的叔叔帕绍的康拉德,这份地产是主教先前用帕绍教区的地产与康拉德三世交换的。公爵级别的见证者按照以下顺序排列:波西米亚公爵弗拉迪斯拉夫和他的兄弟西奥博尔德(Theobald)、奥地利公爵亨利还有康拉德国王之子腓特烈公爵(没有任何领土或者地区头衔)。第二天,同一位书记员在一份同样被保留了原件的宪章中记载,皇帝将位于蒂罗尔州布里克森(Brixen in the Tyrol)郊外的新施蒂夫特圣奥古斯都学院教堂(Augustinian collegiate church of Neustift)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在场的见证者有康拉德国王之子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奥地利公爵亨利;斯波莱托公爵韦尔夫;波兰公爵拉迪斯劳斯【原文写了个Duke Ladislas of Poland,我还在愣神这哪位啊,然后想了一下这可不就是Vladislaus II the Exile……那个弗拉迪斯拉夫二世,但是这段因为是引用的当时的原文记载,所以我还是尊重原文翻译了,只不过注释补出来不然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这是哪位更别说读者了】还有波西米亚公爵弗拉迪斯拉夫。从这样的名单中是无法确定某个人在法律上的地位,也无法确定为什么他见证这个宪章而没有见证别的。

不过有几个称呼的确让人对康拉德三世之子的地位产生了一些思考。起草7月4日和5日宪章的同一份书记员在3月16日将罗滕堡的腓特烈和伯爵们归在一列,仅称他为康拉德国王之子。1156年斯特拉斯堡主教伯查德一世的宪章落款的日期是“腓特烈国王,阿尔萨斯公爵(King Frederick, the duke of Alsace)”统治期间。(1156年时巴巴罗萨应该被称为皇帝。)巴巴罗萨于1157年2月2日自称为皇帝和施瓦本公爵。(遗憾的是,这份宪章仅存于19世纪保存的两份巴巴罗萨宪章中,源自1192年的副本。)最后,在1156年10月,皇帝宣布他的堂弟“斯陶芬的腓特烈公爵”放弃了对斯陶芬与维尔茨堡辖下一半通婚的农奴后代的管辖权。【原文the emperor confirmed that his cousin, “Duke Frederick of Stauf,” had renounced his rights to half the children of a cross-marriage between Staufer and Würzburg ministerials.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怎么一股满清包衣的味儿(喂,这个ministerials大概是指领主手下替他们收税管农奴的这些代理人?】(这些为领主服务的代理人身份的标志之一就是他们的子女被分配给父母的领主。)

我们大约可以保守地推断出这样的结论:1152年3月巴巴罗萨加冕后不久,就将阿尔萨斯和施瓦本转让给了罗滕堡的腓特烈,但作为其堂兄和监护人,他仍然保留了对这些领地的实际控制权。国王很快就干脆直接侵占了阿尔萨斯,至少康拉德之子在1153年6月后没有再被称为阿尔萨斯公爵。巴巴罗萨可能在1157年作为罗滕堡的腓特烈的监护人自己持有了施瓦本公爵头衔,就像苏尔茨巴赫的格哈德二世伯爵很可能作为福堡的阿德拉的侄子的监护人也采用了侯爵头衔。皇帝可能希望最终将他的堂弟仅仅降低到和扎林根一样作为一个挂名公爵的待遇,从而他可以自己永久地重新占有施瓦本公国。之所以让罗滕堡的腓特烈作为一个未成年人也频繁地在集会和法庭上公开露面,并且还出现在宪章的见证者名单里,可能也是为了消除其他人对没能继承王位的国王之子的命运的怀疑。

根据拉赫温的说法,1157年9月在维尔茨堡举行的会议上,罗滕堡的腓特烈在拜占庭使节的坚持要求下被赐剑,封为骑士,也就是公开宣布了自己的年龄。 伊琳娜皇后作为这个孩子的姨妈,并且还是康拉德三世的养女,为自己的外甥/继兄弟送去了许多“华丽的礼物”,并责成使节们务必要见证他的册封仪式再回来复命。她的丈夫曼努埃尔皇帝,“由于他长期以来与康拉德国王的友善关系与友谊”而“衷心支持她的想法”。皇后和她的兄弟苏尔茨巴赫伯爵格哈德二世可能因此阻止了巴巴罗萨试图夺取其堂弟的施瓦本公国的企图。他们的反对使得巴巴罗萨除了试图在伦巴第地区建立自己的领主地位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当巴巴罗萨在1156年确认其作为罗滕堡的腓特烈的监护人与维尔茨堡签订协议时,他没有称呼他为“dilectus(即beloved,亲爱的)”,但他一向都会在这种场合这样称呼自己的亲属们。在随后的几年里,这对堂兄弟之间的关系依然微妙且捉摸不定,有时甚至还挺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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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流动的皇权

Chapter: Five Itinerant Kingship

A Mobile Monarchy 流动的王庭

巴巴罗萨的统治时期一大半是在马鞍上度过的。他亲力亲为地治理着自己广阔的疆域。通过追溯他途径的地方以及参加他集会的成员,我们可以很容易估量他的势力范围,以及他统治期间与诸侯们关系的变化。王室书记员记载了大量的书信往来。然而除了大法官之外,巴巴罗萨并没有建立任何永久性的政府机构,他的统治取决于在地方上行使权力的大诸侯们的忠诚,以及他们是否愿意为他提供帮助和建议。

帝国在12世纪的领土面积约为31万至34.5万平方英里。(阿拉斯加和德克萨斯的面积分别是580833和262017平方英里)。从1152年3月巴巴罗萨当选到1189年5月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出发,他的旅行边际是波罗的海的吕贝克、罗马南部的阿尔巴诺(Albano),马斯河的穆松地区(Mouzon on the Meuse)还有波兰西部波兹南附近的克日什科沃(Krzyszkowo)。从波罗的海沿岸的荷尔斯泰因到阿尔卑斯山的中央山脊大约560英里,从马斯河上游到卢萨蒂亚(Lusatia)即易北河上游和奥德河之间的距离也约有500英里。从维也纳到吕贝克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个骑马的邮差,在平地一天可以新进大约60英里,在山地最多30英里。教廷的特使可在23天内从罗马赶到戈斯拉尔,不过一个携带大量随从的国王行进速度就会很慢了,大约每天12至18英里。

在巴巴罗萨统治的第一年,他必须尽可能多地会见各地的领主,作为新加冕的国王他需要遵照传统去接受他们的宣誓与敬意,他的行程如下:1152年3月4日他从法兰克福出发前往莱茵河畔的辛齐希(Sinzig),之后去到亚琛(3月9日),乌得勒支,荷兰艾瑟尔河(Ijssel)附近的代芬特尔(Deventer),科隆(复活节,3月30日);途径多特蒙德(Dortmund)、索斯特(Soest)、帕德伯恩(Paderborn)、科维(Corvey,维巴尔德的修道院)、戈斯拉尔穿越德意志中部,到达萨勒河(Saale river)畔的梅泽堡(圣灵节,5月18日);向西南行至埃尔福特(Erfurt),向南至多瑙河北岸的雷根斯堡(6月29日); 然后前往莱希(Lech)附近的奥格斯堡,还有施瓦本公国境内位于多瑙河边的乌尔姆(Ulm,7月25日);向西北方向至莱茵河畔的施派尔(8月19日);顺流而下至沃尔姆斯(8月24日);再回到施派尔(8月25日);向东北至富尔达(Fulda)的本笃会修道院;向南至维尔茨堡(10月13日);向东至纽伦堡,大约在11月1日抵达斯塔尔鲍姆(Stallbaum);之后再去向巴本堡,顺着美因河来到美因茨;从美因茨再出发于圣诞节到达特里尔;到了新的一年,他于1月10日抵达梅斯(Metz), 27日抵达霍恩堡(Hohenburg);之后我们便是我们先前提过的,他去了阿尔萨斯地区的科尔马与米卢斯;还有勃艮第的贝桑松(2月15日);最后他途径博姆莱达姆(Baume-les-Dames)与巴塞尔回到了康斯坦茨,作为他加冕第一年巡游的结束。巴巴罗萨在其统治的近40年间每当他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北,即德意志境内时都会进行这样的巡游,而且他还对意大利进行了六次远征,还参加了两次十字军东征,想必一定是个体能充沛精力旺盛的人。

巴巴罗萨巡游的经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中世纪君主们巡游主要是为了到喜欢的庄园打猎、到教堂祭拜,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视察自己的领地,也顺便接受一下自己臣民的瞻仰。【原文太精彩了我还是放出来吧:For centuries before and after him, medieval monarchs traveled……and, above all, to see and to be seen.】然而,巴巴罗萨在德意志地区没有固定的冬季驻地,这和在亚琛度过人生最后一个冬天的查理曼大帝显得大相径庭,而且没有一个德意志城市像巴黎那样承担着作为王室固定首都的作用,这和英格兰与西西里岛的诺曼人国王也十分不同,后者的官员们常驻在温切斯特、威斯敏斯特、鲁昂和巴勒莫等固定地点。尽管巴巴罗萨在1166年将亚琛称为“众城之首”,但它的位置太过边缘,无法发展成一个政治中心,尽管直到1531年之前,所有的德意志国王都曾在那里加冕。巴巴罗萨在下美因河以北的森林地区维特劳(Wetterau)推动垦荒和城市化进程,可能会使位于该地区中心位置的首府法兰克福成为更自然的建都地点,并且1208年后国王的选举都在法兰克福举行;但与巴黎不同的是,法兰克福不是主教区,而斯陶芬家族与美因茨大主教共治的维特劳也很难与富饶的法兰西岛相提并论,卡佩家族的多年经营在那里开垦了大量的王室庄园。巴巴罗萨和他的书记员们利用书面通信、调查等行政改革在伦巴第建立了一个基本的行政机构;但除了王室和斯陶芬家族直属的领地之外,他在德意志地区还是得依靠他的诸侯们来维持秩序和法律,正如1152年的和平法令(the peace ordinance of 1152)所示的那样。不过这样只对他个人负责的行政系统显得很行之有效。与他的前辈还有同时代英国、法国以及西西里的君主不同,巴巴罗萨在德意志从来没有遇到反对他权威的叛乱。在1180-1181年他的堂弟狮子亨利正在和其他诸侯们开战,而巴巴罗萨则高枕无忧。

巴巴罗萨在德意志地区的巡游集中在莱茵河、美因河和多瑙河之间。事实上,弗赖辛的奥托把莱茵河沿岸从巴塞尔到美因茨这段地区描述为“王国的主要力量”。在其他记录中,他称莱茵河谷“盛产谷物和葡萄酒,并提供丰富的猎物和鱼,”是欧洲“最著名的”三个地区之一,而且“当君主停留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可以维持很长时间的供应。”巴巴罗萨已知的在美因河以南的核心地区会见那些都主教们的次数是:沃尔姆斯(18次),乌尔兹堡(17次),雷根斯堡(16次),奥格斯堡(10次),施派尔(10次),斯特拉斯堡(10次),康斯坦茨(8次),班贝格(7次),巴塞尔(5次)和美因茨(5次)。然而,在这一地区里他并没有造访过艾希施泰特(Eichstätt)和弗赖辛,这两个地方对他来说比较微不足道。总的来说,巴巴罗萨在德意志地区巡游的行程里,有三分之一的落脚点是在主教区。国王在其中一些城市有自己的行宫,而在其他地方则借住在主教的行宫或是办公住所。(当时对于宫殿(palatium)的确切含义已经无法界定,只能说它是用于行政事务的重要建筑,体现了领主的权利,而现代人不应该将其想成中世纪版的白金汉宫)【这个作者的吐槽真是笑死我】。另外两个巴巴罗萨经常造访的地区是萨克森南部/图林根(阿尔滕堡16次,埃尔福特11次,戈斯拉尔11次,梅泽堡6次)以及莱茵河下游(亚琛7次,科隆8次);但他在1174年后就再也没去过莱茵河下游,1180年后他也很少前往美因河与摩泽尔河(Moselle)以北地区。

有时一些特定的政治形势会迫使巴巴罗萨出访外地。例如他于1152年前往乌得勒支,惩罚该郊区在一年前有争议的主教选举中藐视康拉德三世权威的行为;1170年他前往卡林西亚的弗里萨赫(Friesach)以及施蒂利亚的莱布尼茨(Leibnitz)帮助他的表兄阿达尔贝特二世(Archbishop Adalbert II)竞选萨尔茨堡大主教,后者是教宗亚历山大三世的支持者;1181年他前往吕贝克——这也是他唯一一次造访波罗的海海岸,迫使狮子亨利向其屈服。一些个人因素有时也需要被考虑,例如巴巴罗萨可能在1152年是在特里尔过的圣诞节,因为他唯一的姐妹贝莎/朱迪丝是上洛林公爵夫人(他只有另外两次去过特里尔);1171年埃伯哈德二世主教去世后,他便再也没有去过班贝格。与之相反的是,他却三次造访附近的埃格尔(1167年他在其堂兄罗滕堡的腓特烈去世后便夺取了此地)还有纽伦堡(他造访纽伦堡的12次中,有6次是在1170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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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随着巴巴罗萨在位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多地光顾位于埃格尔和纽伦堡等地的行宫,其中有许多行宫发展成皇城,成为他继任者首选的驻地。拉赫温记载,巴巴罗萨在荷兰的奈梅亨(Nijmegen)和美因茨以西的英格尔海姆(Ingelheim)修复了加洛林时期的宫殿,并在凯泽斯劳滕(Kaiserslautern)修建了一座宫殿。巴巴罗萨曾4次前往奈梅亨(1174年之后他再也没去过),然后只在1163年去过英格尔海姆一次,但他去过凯泽斯劳滕7次 (其中有5次是在1170年之后),去过阿格诺9次(其中有6次是在1174/78年皇宫建成后)。此外,巴巴罗萨更倾向于自己新造宫殿,而并非是在加洛林时期宫殿的遗址上翻新,它曾10次住在法兰克福的加洛林宫殿,但1174年后就再也没去过;他委派建造了法兰克福以东维特劳地区的的盖尔恩豪森(Gelnhausen),他在1170年后曾7次造访那里。在腓特烈出访的时间里,有超过四分之一是住在这样的宫殿群中。 我们不知道他在他的城堡里花了多少时间,或者在那里办公了多久。他曾三次去往普法尔茨南部凯泽斯劳腾的特里斐斯城堡(Trifels),但只有一次是在蒂莱达-凯夫豪泽(Tilleda-Kyffhäuser,1174年)的宫殿群和斯陶芬堡(1181年)。他很少强迫诸侯和贵族们款待他,尽管奥托也曾提过,他于1156年在巴伐利亚行宫伯爵,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五世(count-palatine of Bavaria,Otto V of Wittelsbach)的城堡里庆祝了圣灵节。如果他真的去拜访过诸侯们,那么也不会留下什么记载,因为法庭是不会在这种场合举行任何裁定纠纷的集会的。

当巴巴罗萨在旅途中无法找到合适的城堡、修道院、宫殿或者主教庄园作为住处时,他就睡在帐篷里。1157年英格兰的亨利二世送了一顶帐篷给巴巴罗萨,拉赫温称这顶帐篷“很宽敞,质量非常好。如果要问起它确切有多大,那么要想将它搭建起来必须要使用机械和一种特殊的工具,至于它的质量,我想无论是在材料上还是工艺上,都没有任何一种设备可以超过它。”拉赫温记载,当巴巴罗萨在1159年6月于洛迪扎营时,他在天亮时离开帐篷去祈祷,有个疯子还想行刺他。

巴巴罗萨出行时有他最信赖的顾问们、几位皇家牧师和公证人,还有一支规模不小的武装队伍以及大量的仆从陪同。我们无法确切考据10世纪至13世纪之间德意志国王出巡时行营的规模,但据说规模要超过一千人。自法兰克时期便有四位宫廷官员——侍卫官、统筹者【这里steward应该指的就是负责饮食后勤的人】、管家和内侍来负责国王的生活起居。莱茵行宫伯爵、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侯爵和波西米亚国王至少在1220年——也可能是在1184年美因茨的圣灵法庭担任了具有礼仪性的世袭职务,分别是大管家、大元帅、财政大臣和大内侍【arch-chamberlain……你这让我怎么翻译嘛】;但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帝国官员们也开始世袭官职,他们在1177年后得到了国王的青睐,并接手负责一些实际性的工作。内侍原本是负责管理王室的寝宫以及存放在那里的珍宝,但最终这一职务接管了王室的基本运作。统筹者负责王室食物的供应,而管家则负责酒类的供应。【为啥神罗当时餐-饮还分开的,真是绝了】而最重要的是原本是照顾马匹的侍卫官(字面意思就是马夫)负责安排君主出巡时的住宿。例如,巴巴罗萨在1164年对阿格诺的特许宪章中表示,帝国首席侍卫官卡尔登-帕彭海姆(Kalden-Pappenheim)的亨利负责对他出巡期间的住宿做出必要的安排。到了巴巴罗萨之子亨利六世在位时期,首席侍卫官还要负责带兵打仗,也就成为了真正的元帅【这个词本来就是Marshal,但我寻思你不能把之前负责饮食起居之类的活翻译成元帅吧】,因为亨利六世和他的父亲不一样,他并不是一个战士。



集会 Assemblies

有时我们很难区分巴巴罗萨为了处理地方事务而短暂停留召开的临时法庭,以及他为了做出重大决定而召开的集会,后者跨区域的影响力在当时的资料里可能也用“一般(general)”、“普遍(universal)”或“著名(renowned)”等形容词表示。学者们试图根据参与者的数量与身份、法庭所处理的事务性质。以及集会与法庭召开的地点与日期来具体区分这两类集会;但这些标准往往也是主观的。

不过在巴巴罗萨统治期间,德意志地区大约举行了156个这样的大型集会,勃艮第地区有7个,意大利地区有17个。在他统治的前8年,位于德意志地区召开的集会最多,有41次;然后12世纪60年代36次,70年代40次,80年代39次,平均大概每年4次。他比较偏爱的集会事件时圣诞节、复活节、圣灵节、圣母升天节(8月18日)、 以及圣母降临节(9月8日),或者还有一些知名的圣徒纪念日,比如圣彼得和圣保罗(6月29日)和图尔的圣马丁(11月11日)。晚春或夏季是集会的首选,因为那时旅行比较便利——因此5月底或6月初的圣灵节很受欢迎。艾克·冯·雷普戈夫在1220年左右编纂的萨克森法典(Sachsenspiegel)规定,这种机会可以在萨克森的五个地区举行:格罗内(Grone)、韦尔拉(Werla)、瓦尔豪森(Wallhausen)、阿尔施泰特 (Allstedt)和梅泽堡的皇宫。(艾克还说,位于韦尔拉的那个皇宫已经搬迁至了戈斯拉尔)巴巴罗萨在戈斯拉尔举行了7次这样的集会,在梅泽堡举行了4次,在沃尔豪森和韦尔拉各举行了一次,而没有在阿尔施泰特和格罗内举行。在他执政期间,帝国在德意志地区举行这样重大集会的首选地点是:沃尔姆斯(13次)、雷根斯堡(12次)、维尔茨堡(12次)、纽伦堡(10次)、乌尔姆(9次);班贝格、康斯坦茨和法兰克福各7次。巴巴罗萨三分之一以上的集会都是在德意志的中心地带——班贝格、法兰克福、盖尔恩豪森、美因茨、纽伦堡、施派尔、沃尔姆斯和维尔茨堡举行的。在12世纪50年代,集会相当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德意志地区,虽然并没有涉及王国的最北部。但到了12世纪80年代,大多数集会都是在法兰克尼亚与施瓦本公国举行,而且越来越多地在皇室行宫而并非主教区举行。

由皇帝和大诸侯们组成的世俗统治阶级在这种帝国会议上的话语权愈发增加。根据艾克·冯·雷普戈夫在巴巴罗萨死后大约30年的记载,一位国王通过法令召集了这样一个集会,并“在举行前六个星期颁布印有他印玺的宪章向诸侯们宣布。”凡是国王在德意志地区召集的会议,诸侯们都要参加。诸侯缺席的罚款大约是100镑【原文就是这个£,我寻思应该是后世换算的吧】,其他人士则是10镑。弗赖辛的奥托也提供了同样的罚款条例,不过背景不同。雷根斯堡主教哈特维格二世在1155年被选为主教,不过当时巴巴罗萨还在意大利,所以他便在被受职之前就自行履职管理自己下属的封臣们了。哈特维格辩解道,他并不知道自己违反了条例,但他和他手下所有被他受职的人都被处以罚款。奥托还说,任何惹恼君主的诸侯都要被罚款100镑,其他人士例如贵族、自由民或官员则要罚款10镑。虽然任何不服从皇家法庭传召的人大概都会招致国王的愤怒,不过这一的法律似乎并不经常被执行。这样的书面传票现存有几份。例如,巴巴罗萨命令维巴尔德于1152年10月13日出席维尔茨堡的curia generalis【这词儿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哭了】,1153年11月1日万圣节出席科隆的curia generalis,1157年复活节后的第三个星期日(4月21日)出席奈梅亨的curia generalis;他还命令泰根塞的鲁伯特院长(Abbot Rupert of Tegernsee)于1157年10月13日出席雷根斯堡的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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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0,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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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集会最著名的描述出自蒙斯的吉尔伯特(Gilbert of Mons)对1184年于美因茨举行的圣灵节集会的描述,在那里巴巴罗萨皇帝最年长的两个儿子国王亨利六世和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六世被封为骑士。据称有7万人参加,还不包括书记员和一些更低等级的人。到场的诸侯们都带有规模庞大的骑士随从:例如波西米亚公爵带了两千名骑士,美因茨大主教和巴巴罗萨的弟弟各带了一千人,奥地利公爵也带了500名骑士。尽管吉尔伯特记载的数字无疑是夸大了不少,但这次在美因茨的集会从各种意义上来看都是一次特殊的集会。不过我们还是要假设,也许诸侯们出于展现个人威望的需要,携带了规模不小的随从,并以相当盛大的姿态抵达。根据特里尔大主教阿尔贝罗(Archbishop Albero of Trier)的传记作者巴尔德里希(Balderich)的记载,1149年阿尔贝罗用自己的船载了两位公爵、八位伯爵和两位著名学者陪同阿尔贝罗从特里尔来到法兰克福参加康拉德三世的集会,“数量如此众多的教士和骑士使得每个见到他们的人都深感钦佩。”除了“迅捷的战船、货船和负责制作食物的船只(cooking galleys)”以外,还需要40搜运输船,才能将这么庞大的队伍运送到法兰克福。

诸侯们的来访很可能还表达了对集会主角的尊敬。1159年11月,美因茨大主教阿诺德在巴巴罗萨围攻克雷马期间对他主教团的官员以及一些贵族们实施了禁令,当他走近巴巴罗萨的营地时,诸侯们走出一英里迎接他、亲吻他,并护送他去觐见坐在王座上的皇帝。一名传令兵通报了阿诺德的到来,巴巴罗萨起身向大主教表示敬意,然后允许他坐在自己身边,而其他诸侯们则站着。皇帝一方面要表现自己的卓越地位,一方面又挑选出一位大诸侯给予其特殊的荣誉。在阿诺德因美因茨的人民抵制他向他们征税以资助巴巴罗萨的第二次意大利战争而训诫他们之后,诸侯们更是对他大加赞赏。阿诺德选择和巴巴罗萨的兄弟康拉德坐在一起,因为“他离宫廷更近,而且和他本人更熟悉。”

这种宫廷会议上的座次安排是王室与教会地位的重要表现。1184年,科隆大主教菲利普故意在美因茨的圣灵节集会上挑衅富尔达的修道院长康拉德。大主教希望证明皇帝对贫困修道院的优先权主张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无法向皇帝提供与科隆对等的物质和军事资源。菲利普带到美因茨的骑士有1700名,远远超过了富尔达的500名——而吕贝克的阿诺德(Arnold of Lübeck)的记载更为夸张,他甚至说大主教的随从有4064人。当巴巴罗萨来到大教堂参加圣灵节的弥撒时,修道院长康拉德抱怨科隆大主教菲利普剥夺了他多年来由君主赐予的古老权利——即在美因茨举行的集会上坐在皇帝的左侧。皇帝于是要求菲利普不要在这样庄严的场合扫大家的兴,并允许修道院长按照先前的传统落座。大主教表示他愿意答应巴巴罗萨的请求,但要允许他在此之后就离席。当他准备离开时,巴巴罗萨的兄弟行宫伯爵(count-palatine)表示,作为大主教的臣子,他有义务跟随他的领主。【所以说巴巴罗萨把自己的兄弟封给了大主教当封臣?真是有够好笑的呢】布拉班特公爵(Duke of Brabant)、拿骚伯爵(Count of Nassau)还有其他许多领主也是这么觉得的。而图林根的领主路易三世表示,作为富尔达的附庸他将支持修道院长。为了防止进一步的冲突,巴巴罗萨的儿子,年轻的国王亨利六世站了出来拥抱了菲利普大主教,恳求他不要将庆祝自己正式受封为骑士的集会与典礼弄得这样让人难堪。巴巴罗萨也和儿子一起恳求他留下。大主教提醒皇帝不要忘了自己曾为他做的一切事情,包括在伦巴第的征战以及从狮子亨利手中夺取布伦瑞克,以及尽管他倍感良心不安,他还是选择在教会分裂期间支持巴巴罗萨。菲利普指责道,如果不是因为皇帝给康拉德撑腰,他是绝不敢对自己不敬的,并且只有让他坐在皇帝左侧,他才会留下来。巴巴罗萨要用誓言洗刷菲利普对自己的怀疑,不过大主教表示只要皇帝有这个心意就足够了。争吵结束后,在巴巴罗萨的命令下,修道院长康拉德不得不坐到了一个偏僻一些的地方。【绝了,这什么三流宫斗现场】

君主会在重大节庆日的集会上戴上皇冠,以显示自己的尊贵。例如在1152年的圣灵节,他在萨克森的梅泽堡第一次召开集会,当时他们正在讨论丹麦的王位继承争议问题,巴巴罗萨支持他在做骑士扈从时的老朋友作为丹麦国王斯温三世,并亲自为他加冕。据弗莱辛的奥托说,斯温“戴着王冠”,并“佩着国王赐予他的剑在自己的领地上游行”。仪式表明了斯温“对巴巴罗萨的忠诚和敬意……”

学者们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来研究见证那些宪章的见证人名单,以确定哪些人是君主的亲信,以及在巴巴罗萨统治期间议会的组成是如何变化的,因为他们充分认识到这些关于宫廷结构的资料也是十分不完整的。我们不知道这些见证者是是否是按等级选择的,以及他们的名次顺序是否有确切的标准,尽管有些不那么重要的公证人比一些大诸侯更可能与他们所见证的特定事项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样,1157年7月4日和5日,不同的人以不同的顺序见证了由同一个公证员起草的两份宪章。 在任何情况下,出席集会的人数都要远超担任见证者的人数。有时一个人并没有在这个宪章中被提及,但我们之所以会知道他是因为他在另外的资料来源里被提及。比如,我们知道福姆巴赫-皮滕伯爵埃克伯特三世(Count Ekbert III of Formbach-Pitten)跟随巴巴罗萨参加了他的第二次意大利战役,因为拉赫温记载了埃克伯特1158年在米兰城外英勇但无谓的死亡。同样,法尔肯施泰因伯爵西吉博托四世(Count Sigiboto IV of Falkenstein)可能也委托他的家族为巴巴罗萨的第四次意大利战役做准备,但没有任何宪章能够证明他真的参与了那次战役。最后,要评估某个人与国王之间的关系,不仅要考虑他担当见证者的次数,还要考虑他陪同君主巡游离自己的封地有多远——离自己的领地越远,他便越有可能是国王信赖的随从,而且是自愿前往的,就像1149年陪同特里尔大主教阿尔贝罗去往法兰克福的两位公爵和八位伯爵一样,他们心甘情愿认为自己是另一位诸侯的随从。相反,像维巴尔德或者美因茨大主教克里斯蒂安这样的领主经常因为要处理皇室事务而不在自己的宫廷里。腓特烈统治时期他所有宪章的见证人数大约有2000多人。

大多数诸侯只有在涉及个人重大事务时才会冒险离开自己的领地,而对于巴巴罗萨而言也差不多。帝国西部边境的诸侯们很少越过莱茵河,而美因河则是德意志北部和南部诸侯们的非正式边界。主教们比其他世俗领主更有可能途径更远的路程去觐见国王,在12世纪50年代,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主教出现在国王的宫廷。斯塔沃洛的维巴尔德和富尔达的马克瓦特(Markwart of Fulda)是同一时期唯二直辖于王室的修道院院长,他们每年至少要觐见国王一次。后来没有一位修道院长能够与他们的纪录相比肩,也没有证据表明帝国修道院中三分之一的院长曾在巴巴罗萨统治时期去过宫廷。正如巴巴罗萨加冕后立即将贫困的尼德拉尔泰希 (Niederalteich)修道院赠送给班贝格表现得那样,传统的本笃会修道院在精神上已经落伍,而且也不再有为国王提供军事人力以及接待的能力。巴巴罗萨造访这些地区主要是出于宗教目的——例如他八次造访最负盛名的富尔达,有三次是为了庆祝德意志人的圣徒圣·卜尼法斯的节日——他很少致力于去改善修道院的经济困境。事实上维巴尔德是最后一位在帝国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本笃会修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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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gazer
2020-09-20,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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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因素也是决定了一位大诸侯是否会定期前往宫廷觐见皇帝的原因。 虽然大多数施瓦本地区的伯爵通常是在施瓦本境内见证了4到8次宪章,但曾陪同巴巴罗萨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普富伦多夫-林道伯爵鲁道夫(Count Rudolf of Pfullendorf-Lindau)却见证了41次,其中有27次是在施瓦本公国之外。鲁道夫是巴巴罗萨信任的13名核心成员之一,阿塞伯·莫雷纳曾在他的编年史中专门为其单独画像——其他成员包括巴巴罗萨的妻子贝阿特丽丝皇后、罗滕堡的腓特烈、狮子亨利和达塞尔的雷纳德(Rainald of Dassel)。在1167年之前上洛林公爵马蒂亚斯见证了他妻弟16%的位于德意志地区的宪章;他的儿子即巴巴罗萨的外甥西蒙二世在1176年至1190年间只造访过一次他舅舅的宫廷。巴登侯爵赫尔曼三世担任过28次见证者,但他的儿子赫尔曼四世在1160至1190年期间只担任过3次。费尔登主教赫尔曼(Bishop Hermann of Verden)参加了巴巴罗萨的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意大利战役,据阿塞伯·莫雷纳说,他是皇帝的另一个亲信。但赫尔曼的继任者并没有便显出对帝国的事务有类似的参与度。

在12世纪60年代后期之前,每季度一次左右的诸侯大会基本上是一个大型的家庭聚会,其中巴巴罗萨作为与所有诸侯都有亲戚关系的关键人物来主持裁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他在斯陶芬家族的亲属有: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康拉德——他在1156年继承了巴巴罗萨的姑妈格特鲁德的丈夫作为莱茵行宫伯爵;他的堂弟施瓦本公爵腓特烈四世;以及他的姐夫们上洛林公爵马蒂亚斯和图林根领主路易二世。他在巴本堡家族的亲戚们是:奥地利侯爵亨利(Henry Jasomirgott);弗赖辛主教奥托和帕绍主教康拉德;还有他们的姐妹阿格妮丝、格特鲁德与尤塔的丈夫们,即波兰公爵流亡者瓦迪斯瓦夫二世(Wladyslaw the Exile of Poland)、波西米亚公爵/国王弗拉迪斯拉夫二世以及蒙费拉托侯爵威廉五世。而他在韦尔夫家族相关的亲戚则是狮子亨利、韦尔夫六世、巴巴罗萨的表弟施蒂利亚侯爵奥托卡三世(Margrave Ottokar III of Styria),还有巴巴罗萨母亲朱迪丝的表弟——勃兰登堡侯爵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the Bear)。在他们之中,巴巴罗萨的亲属是德意志王国大部分地区的领主:阿尔萨斯、奥地利、巴伐利亚、波西米亚、勃兰登堡、法兰克尼亚东部、普法尔茨、萨克森、施蒂利亚、施瓦本、图林根和上洛林。

正如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那样,在1167年巴巴罗萨在意大利的战役失利,以及他的儿子们出生后,诸侯们对帝国政治的参与度将明显下降。例如,在巴巴罗萨统治的最后十年里,每年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德意志地区主教曾前往巴巴罗萨的宫廷觐见他。而12世纪80年代所有已知的拜访巴巴罗萨的诸侯里,大约有一般是他的近亲:他的儿子们、同父异母的兄弟、表兄弟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多五世还有外甥图林根领主路易三世。他宫廷结构的变化反应了巴巴罗萨在意大利战役失败后势力退回了美因河以南。



The Tafelgüterverzeichnis 罗马人之王的庄园名录
【你们可以自行去wiki一下这个词条,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用中文给你们解释……】

诸侯们像特里尔大主教阿尔贝罗那样带着他的“货船和补给船”携带大量的行李前往宫廷。维巴尔德在1150年向大法官抱怨过, 在1149年8月他于法兰克福宫廷支出了一笔不菲的费用,20马克用于在外交上访问一个流亡的意大利南部伯爵,40马克用于在1149年康拉德三世于班贝格召集的圣诞集会上陪伴他将近20周的时间。

从巴巴罗萨的角度来看,他在宴会上招待诸侯和大贵族们,大概是为了展现皇室的慷慨以及像那些诸侯们那样负责款待自己的随从们。所谓的“Tafelgüterverzeichnis”,即“与罗马人国王的餐桌有关的庄园名册”以及它们为王室提供的补给品,被成为“德国经济史上最有争议的资料”,是相当有道理的。这份国王在萨克森、莱茵-法兰克尼亚(包括洛林、巴伐利亚和伦巴第)的庄园收入禽蛋,在1165年至1174年被录入位于亚琛的加冕教堂圣玛丽教堂的抄本中。这份清单似乎是对先前一个询问的总结性陈词,很可能是巴巴罗萨在登基之后立刻做出的一个答复,也许是由大法官塞伦霍芬的阿诺德提出的关于国王可支配资源的名录的相关问题,后者也是圣玛丽大教堂的教务长。【这段我又有异议,我非常怀疑作者又写错了。原文为:perhaps by the chancellor, Arnold of Selenhofen, who was the provost of St. Mary’s,但塞伦霍芬的阿诺德在1153年就任美因茨大主教,在此之前他是美因茨圣马丁大教堂(Mainz Cathedral or St. Martin's Cathedral)的教务长,和亚琛的圣玛丽大教堂应该没啥关系吧……】1152-1153年的这份表格可以证明这时的君主还是罗马人国王而并非皇帝,施瓦本的情况没有被登记在册(巴巴罗萨大概是对自己治下公国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在不知名的作者去伦巴第考察之前,伦巴第的王室领地收入也不确定——也许这位足总和是公证人合理波特,他在1159年成为亚琛大教堂的教务长,1163年成为贝桑松大主教。因此,“国王的列表(the king’s table)”这个词是借用了教会区分主教或修道院长的个人收入与社团收入的习俗,但我们不知道这是原来巴巴罗萨给予的答复的一部分,还是后来抄写员在录入抄本时所另起的标题。

纪录册上列出了萨克森的20个庄园,其中只有15个可以完全确认;莱茵-法兰克尼亚和洛林有21个,其中20个都是完全正确的(说明编纂者对这一地区最为熟悉);巴伐利亚有12个,其中只有5个可以有把握地确认。在全部53座庄园中,只有15座同时也位于王室行宫的所在地——例如亚琛、戈斯拉尔、法兰克福和纽伦堡,因此这些庄园也很有可能是国王出巡时潜在的停留地。我们也不知道11至12世纪的其他君主君主是否在其他20个庄园停留过。编纂者还列出了国王在每个公国负责采购物资的仆人数量。在萨克森公国,每个庄园负责招待皇室的规格大概是30头成年猪、3头牛、5头乳猪、50只鸡、50个鸡蛋、90块奶酪、10只鹅、5fuder的啤酒(1fuder约为800至1000升,视当地的情况而定)、5磅胡椒、10磅蜡(大概是用来照明的),以及来自萨克森公国其他任何有酒窖的地方数量不详的其他酒类。梅泽堡是皇家行程中最喜欢的目的地之一,派遣了40个仆人去采购。总而言之,整个萨克森地区的庄园提供的仆人数量“与一年中的天数一样多,再多加40个”,即405个仆人。对于这种相当奇怪的核算方法,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编纂者大约只是在口头上夸夸其谈地表示,萨克森公国可以为王室提供一年多的供给,且这个数字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这不就是口嗨么……】法兰克尼亚-洛林-巴伐利亚的招待规格要比萨克森地区更高:40头成年猪而并非30头,7头乳猪而不是5头,5头牛而不是3头,500个鸡蛋而不是50个鸡蛋(那萨克森地区的情况是文字上的记载错误吗?)【草,这个作者也和我一样会吐槽吗】,4fuder的葡萄酒而不是啤酒【那我问一句,这些地区真的产那么多葡萄酒吗……】总的来说,法兰克尼亚-洛林地区的庄园需要85个仆从,而算是巴伐利亚地区则再添上26个(也有说是32个,如果要把其他地区再核算上)。【那我还是搞不懂,明明这个地方提供的物资比萨克森多为什么出的仆人反而变少了……】(西吉博托伯爵的庄园名录中对此记载的数字也不一致,这可能是德意志地区对罗马数字的使用有勘误造成了这种计算上的问题。)国王总共从这些德意志地区的庄园中得到了至少516个仆人和总计1770头牛、16590头成年猪、2802头乳猪、5160只鹅、28500只鸡、75750个鸡蛋、46440块奶酪、5160磅蜡、2580磅胡椒、2025fuder啤酒和至少444fuder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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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gazer
2020-09-20,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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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否还有上文里Tafelgüterverzeichnis没有提及的关于巴巴罗萨行营的物资供给呢?最显而易见的遗漏是粮食或面包,蔬菜——比如说卷心菜,还有喂养马匹的饲料,还有斋戒日必不可少的鱼,盐以及作为中世纪时候常用的甜味剂蜂蜜。西吉博托伯爵从他的庄园里得到的粮食也相对较少,对此可能的猜测是其他物资的酬劳都是固定的数额,而在分田制下,粮食的数额是按总收成的一定比例来支付的。那么这些粮食是否需要从国王没有去的庄园运送到他当前停驻的地方呢?而当国王远离本土——比如说在意大利,并不需要这些粮食的时候,又该如何处理这些它们?最后,统计出来的总数量看似很夸张——但实际并不然,假设这些数字真的代表了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王室庄园的年收入,且需要供养1000名成年男子一年,那么平均下来每个人5天才能分到一个鸡蛋。此外,列表里莱茵河中游和巴伐利亚提供的粮食比萨克森要少得多,但国王待在那里的时间却要多得多,换而言之,王室庄园充其量只能提供宫廷所需的一小部分粮食。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12世纪中叶德意志地区的经济显得那么原始,所以由此可见欧洲当时最发达的意大利北部充满活力的商业社会对于巴巴罗萨以及他的诸侯们显得多么陌生。我们对于12世纪王室如何管理自己的领地一无所知,但法尔肯斯泰因伯爵西吉博托于1165-1166年开始记录的庄园名册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伯爵将他的土地分为了四个部分进行管辖,并把他的部分自留地租让出去以此来获得租金。尤其是维也纳郊外下奥地利地区的黑恩斯泰因(Hernstein),因为那里和他在巴伐利亚的领地相距甚远。出租土地的年收入有很多种说法, £12 220d, £13 30d, 和 £16 6s【我连这量词是啥都看不懂,饶了我吧】到1190年,西吉博托从该领地的63座葡萄园中获得了£33½ 12d。有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西吉博托还在意大利出售他在巴伐利亚产出的皮毛,并用所得收入购买橄榄油,在大斋期(Lent)期间橄榄油是黄油的替代品。因此很难相信大量的食品被长途运输只是为了供养巴巴罗萨的行营,也很难想象当巴巴罗萨并不需要的时候,那些多于的食品没有被出售。至少巴巴罗萨的执达吏们(Bailiffs)可以毫不费劲地在遍布王国各地的市场上买到2580磅胡椒。德意志不像意大利那样发达,但它的经济在12世纪下半叶也不再是那么专制而古板的了。

供养宫廷的主要负担其实落在帝国的各个主教区上,尤其是巴巴罗萨经常途径的那些。帝国境内一些经济拮据的修道院逐渐被解除了这一职责以及对王室的其他义务,亦或者他们因为自己囊中羞涩而伪造了章程逃避这些义务。1137年斯塔沃洛每年为国王的宫廷提供的服务义务被洛塔尔三世降格为:如果国王来到亚琛,则提供价值20马克的现金或实物;如果国王访问斯塔沃洛本地或其他某个庄园,则为30马克。康拉德三世在1143年免除了贝内迪克特博伊埃尔恩(Benediktbeuern)对王室的所有服务义务,并在1147年要求洛尔施(Lorsch)用三个庄园替代每年对王室提供的100镑年费。而贫困的尼德拉尔泰希 (Niederalteich)修道院无法再履行其义务,于1152年失去了其作为帝国修道院的地位。

1155年,巴巴罗萨自登基以来第三次造访康斯坦茨时,给予他忠实的支持者康斯坦茨主教赫尔曼以特别豁免权,即巴巴罗萨和他的任何继任者都不得再造访这座城市,也不得要求该城市进行招待,除非主教传唤或者出于祈祷以及旅途的需要,然而这是一个明显的漏洞。1155年之后王室对康斯坦茨的访问的确减少,尤其是与沃尔姆斯或维尔茨堡相比;但巴巴罗萨在1162年、1179年、1181年、1183年和1187年都途径过此地。美因茨大主教康拉德宣称,从他的前任大主教克里斯蒂安于1183年8月23日去世至1184年新的税款被收上来之前,他在郊区的所有收入都被用于为王室服务——除了有45先令(shillings)花在了美因茨,还有7磅花在了图林根。毫无疑问,这些钱中一大部分是用在了1184年盛大的圣灵节集会上。主教区对王室这种财政上要求的地址,可能促进了自12世纪80年代后王室出巡的行程逐渐从主教区转移到了各个行宫以及周围城市。

The Governance of the Realm 王国的治理

多亏了奥托和维巴尔德我们才能得知,诸侯们在巴巴罗萨加冕后的第二天早上即1152年3月10日便说服巴巴罗萨不急着赶赴意大利,直到教宗正式邀请他;但关于王国政府在看似态度一致的外表下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我们还是有许多疑惑。正如1152年的土地和平令(Landfrieden)所表明的那样,在诸侯们自己的领土上,有权负责逮捕、惩罚最烦以及裁决财产与其他纠纷的是他们自己而并非国王。例如,法尔肯施泰因伯爵西吉博托在1168年获得了巴伐利亚行宫伯爵维特尔斯巴赫的奥托五世的裁决,即证明他的相关血统问题。【这段我实在看不懂,而且wiki上也没找到这位西吉博托伯爵的生平和家族问题,我姑且贴上原文你们自己品一品……the Hantgemal, or allod of liberty, which proved that his lineage was of free ancestry and which he shared with two other seemingly unrelated dynasties, belonged to the senior member of his own lineage. 】(一些学者认为魏布林根是萨利安家族和斯陶芬家族的Hantgemal【这个我查了一下似乎是什么共同治理城堡的意思,但第一我不懂德语,第二我也没找到专门的wiki词条来解释这到底是啥意思……】)1182-1183年,在巴伐利亚公爵奥托一世的宫廷里,西吉博托、他的妻子默德林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Mödling)还有他们的儿子提出了对默德林城堡以及其附属村庄的宣称,这些地产曾属于希尔德加德的父母。西吉博托和当时的英国男爵们(baron)不同,他没有直接向王室提出任何诉求。

巴巴罗萨统治的晚期,即1187年12月,在接到埃诺伯爵鲍德温五世(Count Baldwin V of Hainaut)的询问后,他再次重申了对于涉及扣押和非法占有财产的案件管辖权属于地方诸侯。“皇亲国戚和其他忠诚于国王的人”认为在君主接到诉讼状之后,他需要挑选临近的人成为陪审员,并正式宣誓要查明真相。如果财产被侵占,则应将其归还给合法所有者,并向其支付一笔赔偿金;违者还应向自己的“领主”支付10磅的罚款。在英格兰,原告还将从国外那里获得正式的文书来剥夺非法占有者所侵占的领地。

和他的英格兰同僚们不同,西吉博托伯爵直到巴巴罗萨统治的最后一年才提起了对封建义务的诉讼。在1166年西吉博托是3个公爵、2个行宫伯爵、2个侯爵、7个伯爵、一位大主教、4个主教以及一个修道士的封臣,但不是皇帝的封臣。只有到巴巴罗萨在1188年10月28日因为苏尔茨巴赫的格哈德二世去世后,从班贝格教区获得了格哈德以前的封地,西吉博托才成为皇帝的封臣。1189年1月,西吉博托前往苏尔茨巴赫并参与班贝格领地的重新分配,不过他并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这方面的委任状。西吉博托只是在他自己的记录里记载了巴巴罗萨在一间曾属于格哈德的屋子里,当着“主教和诸侯们还有一些朋友”的面,从已故的伯爵那里继承了封地,其中有几位被点名成为见证者。西吉博托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出发前不久加入军队也是他与巴巴罗萨仅有的两次见面记录之一,他其实是当时许多伯爵的典型代表,尤其是在巴伐利亚,那些伯爵们的主要效忠对象是他们的领主巴伐利亚公爵而并非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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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gazer
2020-09-20,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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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诸侯们的判决不满有时是可以向皇帝上诉的。1188年,博兰(Beaurain)的骑士罗伯特曾向埃诺伯爵鲍德温五世指控,伯爵的封臣及堂表兄弟,圣奥伯特的热拉尔(Gérard of Saint- Aubert)曾谎称罗伯特是他的农奴。伯爵的法庭做出了对罗伯特不利的判决并将他交给了热拉尔,热拉尔还给他戴上了镣铐,在罗伯特“以奴仆的身份”向他的主人宣誓效忠后才将其释放。在此之后罗伯特便去了皇帝的宫廷寻求主持正义。由于没人能够反驳他给出的证据,他从代替父亲建立国政的亨利六世那里得到了撤销判决的许可状。根据亨利六世授予他的授权,尽管热拉尔没有被传唤也并不在场,但先前的判决依然在蒙斯的帝国法庭被推翻。在没有任何正式行政记录的情况下,我们不清楚这种上诉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

与教廷以及英格兰的亨利二世一样,帝国法庭也可以通过委托代理人进行审讯,并以书面形式向法庭报告审讯结果,从而确定案件的具体事宜。在他加冕后的第二天,巴巴罗萨根据拜访亚琛的兰斯圣雷米修道院院长雨果(Abbot Hugh of Saint- Rémi in Reims)的要求,确认了其修道院在帝国境内的所有合法财产——特别是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东北部的梅尔森(Meerssen)庄园有关的财产。这个庄园是布拉邦特-鲁汶公爵戈弗雷三世(Duke Godfrey III of Brabant- Louvain)在康拉德三世告诫其之后才归还给修道院的。随后巴巴罗萨派亚琛的修道院长、执达吏还有他的卫队长去调查修道院长的申诉,即关于修道院的保护人海因斯贝格的戈斯温二世(Goswin II of Heinsberg)是否侵犯了圣雷米修道院在梅尔森的权利。他们根据庄园里的人的证词撰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内容包括庄园所欠的税款以及国王、保护人以及修道院院长之间每年三次关于庄园收入的分配。该报告被纳入巴巴罗萨的宪章之中。

巴巴罗萨也下放了一些维护和平、解决争端的责任给诸侯们。1152年7月维巴尔德曾向巴巴罗萨抱怨道,他的封臣施瓦伦贝格的佛卡温和维杜金德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私自袭击了属于科维的赫克斯特(Höxter)。他们劫掠了三天,摧毁了赫克斯特的防御工事,造成了大约900镑的损失,并从俘虏那里勒索了253镑。巴巴罗萨以书面形式向维巴尔德以及其他教士和乡绅们保证他会弥补他们遭受的损失;让他还命令狮子亨利去确保正义得以伸张。在1155年巴巴罗萨前往罗马加冕的途中,曾要求他的姐夫图林根领主路易二世关照随巴巴罗萨一同前往意大利的阿尔滕堡伯爵亨利的利益,并保护亨利在他缺席时所应得的作为王室内侍的利益。1157年春,皇帝指示明斯特主教腓特烈去查证一个叫马里努斯的人是否真如维巴尔德所说的那样是科维的官员。在1159年2月25日大斋首日 (Ash Wednesday,即圣灰星期三)至4月12日复活节期间,巴巴罗萨在第二次远征意大利时暂时离开了自己的军队,留下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二世“听取那些前来上访的人的意见,并在仔细调查后决定如何处理”。我们很想知道有多少原先并不属于王室管辖的案件最后上诉到了国王的法庭,特别是在德意志地区,以及巴巴罗萨通常是将这些事情分配给像埃伯哈德这样值得信任的主教进行解决,还是更愿意亲自听审。

一个具体案件的解决可能造成普适法律的颁布。科隆大主教腓特烈一世(Archbishop Frederick I of Cologne, r. 1100-1131)让渡了许多原本属于他的教区的财产,以至于康拉德三世的宫相维德的阿诺德(Arnold of Wied)曾经一度不愿出任科隆大主教。康拉德于是对此出台了一项法律,禁止任何大主教将自己名下的财产可以通过封土公示让渡(enfeoffed)或其他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而巴巴罗萨在1152年4月在多特蒙德再次为大主教阿诺德二世确认了这一判决。在1153年6月4日沃尔姆斯的集会上,阿恩斯堡伯爵戈弗雷(Godfrey of Arnsburg)与格伦巴赫的马克瓦特二世(Markwart II of Grumbach)当着巴巴罗萨和其他诸侯的Ian证明康拉德曾做主这样的裁决——这样看来康拉德之前的裁决并没有任何书面记录。时任巴伐利亚公爵的亨利(Henry Jasomirgott)以在场的所有诸侯们的名义宣布了法庭的判决,并将其承认为一般普适性的原则,即主教不能私自让渡这种财产,如果他执意要这么做,那么他的继任者也没有义务继续兑现前任给予的馈赠或财产抵押。巴巴罗萨确认了这一法律并以自己的名义签发了宪章。

1184年9月22日,在米兰举行的一次同时有德意志和意大利诸侯们参加的集会上所做出的裁决基本上也坚持了同样的法律原则。康布雷主教罗杰(Bishop Roger of Cambrai)抱怨道,他因其前任主教阿拉德(Bishop Alard)所欠下的债务而受到高利贷商人的骚扰。美因茨大主教康拉德在所有的诸侯同意下宣布,除非皇帝和总教区认可了这笔贷款,否则任何教会诸侯都不用对其前任的债务负责,而且教会的财产只有在皇帝允许的情况下才能被出售或抵押。由于阿拉德没有得到皇帝的这种授权,所以巴巴罗萨裁定罗杰不用承担任何相关责任。

巴巴罗萨对这两起案件的兴趣在与他需要维护主教区的财政收入能力,以便他们能够为皇室提供接待和军事服务。由于之前的判决记录没有被系统地保存,所以法院不得不重新开始审理每一个案件。

大多数裁决都参用了这种由王室法庭判决的形式,虽然诉讼程序本身是口头上的。诸侯们和其他有知识、有威望的人在法庭上解答一个法律问题,并将他们的发现应用于具体案件上。正如康拉德三世所说关于主教的世俗领主属性不可剥夺一样,不一定非要付诸笔端。大法官或者为胜诉的原告所工作的书记员只有在胜诉方向国王请求颁布确认其权利的文书或者命令被告方停止先前的行动时,才需要制作书面记录。鉴于没有规定记录此类判决的格式,书记员在案件陈述事实方面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法院的判决是Weistümer【我查了一下就是那种约定俗成的口头法律的集合】,即对现行的法律及习俗的声明,而并非颁布了新的法律。

尽管康拉德三世和巴巴罗萨为维埃纳(Vienne)和阿尔勒(Arles)大主教颁布的三分特许状中提及了“我们帝国的档案中”所包含的信息,但流动的王室法庭以及大法官办公室并没有保留任何可以在做决定时用于参考的档案。这三个例子中所提到的档案其实是维埃纳和阿尔勒教堂留存的档案,因为这两个大主教区直接受帝国管辖所以也勉强可以被说成是帝国的档案。鉴于大法官能够参考的只是有关方面所提供的文件,所以想要弄虚作假实在是太方便了。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信件收藏可以查阅——比如维巴尔德的记录,或者其他家族档案——比如西吉博托伯爵的记录,或者说如果宫廷保留了一个记事簿,我们可能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皇帝是如何参与王室法庭的诉讼以及审讯,以及用书面形式命令诸侯去执行特定的任务;或者说他是否频繁地颁布一个广泛传播的通告——就像他在大法官在贝桑松与教廷使节对抗之后,或1167年8月帝国军队惨遭失利后所作的那样。虽然巴巴罗萨和他的顾问们可能熟悉审讯这样的“现代”行政技术,并且也会采用书面形式来下达自己的命令,但事实上皇帝和诸侯们之间的交流依然是口头上的,集会就是他们平时交流的平台和场所。许多交流——例如加冕礼上与大臣们的寒暄都是象征性的;国王和诸侯们只是阐述普适性的习惯法,而不是通过具体执行的法律。与安茹王朝治下的英格兰不同的是,帝国没有王室法官来惩罚恶人,也没有郡县的法院来审理一般的民事诉讼。事实上,虽然巴巴罗萨在意大利有派遣代表回到德意志地区,但他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长期行程中,并没有对德意志地区的治理作出具体规定。皇室政府最终还是听命于他个人。正如卡尔·雷瑟(Karl Leyser,德裔英国中世纪历史学家)所言,巴巴罗萨“习惯于展现自己个人的权威。但他并没有试图将这种权威制度化,至少在德意志地区没有,他认为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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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gazer
2020-09-20,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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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珞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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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cery 大法官法庭
大法官法庭里的人员与皇家教堂的人员基本一致,是皇室的唯一常设行政机构。在洛塔尔三世以及他的大法官美因茨大主教阿达尔贝特一世时期已经对萨利安时期的大法官法庭及其人员有了一个改革,但康拉德治下的大法官法庭又恢复到了亨利五世时期的常态。三大王国(即德意志、意大利和勃艮第)的大法官归一个最高大法官管辖,但每个王国又保留了自己的大法官:在德意志地区是美因茨大主教,而意大利地区是科隆大主教。1157年巴巴罗萨依据古老但已经失效的传统承认维埃纳大主教(Archbishop of Vienne)为勃艮第王国的大法官。最高大法官是荣誉职务,负责章程中所谓的确认条款并以第一人称书写;他将核实在其所管辖的王国中颁布的章程与法令是否与统治者的意愿相一致;但时常是由下属的大法官甚至是首席公证人(proto-notary)来代表缺席的最高大法官进行书面的条款确认。
巴巴罗萨延续了他叔叔统治时的大法官法庭人事构成,包括康拉德任命的最后一位大法官——塞伦霍芬的阿诺德。虽然大法官可以参与宪章和特许状的指定,但我们通常并不会将其看做是政府办公室的负责人。与之相反的是,他也是帝国境内的一名诸侯,是君主手下经验丰富且受过高等教育的政治顾问。大法官可能会被派去执行重要的任务,并负责翻译和解释重要的信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达塞尔的雷纳德在贝桑松所做的事件。当阿诺德于1153年刚刚就任美因茨大主教的时候,这个职位的人选尚且悬而未定。经过半年的空缺,施派尔大教堂的教务长泽佐尔夫(Zeizolf)曾短暂地担任过这一职务,但这一职务后来再次空缺了近两年直到1156年5月10日,巴巴罗萨最著名——或者说最臭名昭著的大法官达塞尔的雷纳德首次被任命为大法官。巴巴罗萨一共任命过9位大法官:阿诺德、泽佐尔夫、雷纳德、杜尔门茨的乌尔里希(Ulrich of Dürrmenz)、布赫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of Buch)、海因斯贝格的菲利普(Philip of Heinsberg)、亨利、斯皮岑贝格-赫尔芬斯泰因的戈弗雷(Godfrey of Spitzenberg- Helfenstein)还有约翰。他们之中有几个是贵族出身,甚至像雷纳德还出身显贵,不过阿诺德就是平民官员出身。和托马斯·贝克特【1118-1170.12.29,英格兰亨利二世的大法官,后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但最终与举荐他的亨利二世反目成仇转而支持教会,被亨利二世的支持者杀死于坎特伯雷大教堂,教宗亚历山大三世还追封他为圣人,殉道者】一样,担任大法官一职是通往教会中高级职位的铺路石。有5为大法官后来成为了大主教(阿诺德、雷纳德、克里斯蒂安、菲利普和约翰),两位成为了主教(乌尔里希和戈弗雷),而泽佐尔夫和亨利可能去世得比较早,所以并没有被擢升为主教。
在大法官缺席或此职位空缺期间,由首席公证人承担其职责。首席公证人都是因为其拥有相当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而被授予大师的称号,以表彰他们的学识。他们不关心大法官的日常事务,但很可能会被委派起草重要的信件。例如,维巴尔德便与班贝格主教埃伯哈德还有一位公证人——维尔茨堡大教堂的教士亨利协商后一同起草了向教宗尤金三世通报巴巴罗萨当选为国王的信件。公证人经常会被委派执行外交任务,或者作为更高级别的使节的随从。这个职务起源于第二次十字军期间,康拉德的大法官维德的阿诺德陪同国王一同前往了圣地,于是亨利【一位公证人】便成为了年轻的国王小亨利的顾问,并负责处理他的信件。维巴尔德在1150年的一个案例中首先将这位公证人亨利称为“protonotarius”【即首席公证人】,1157年之后,“首席公证人(proto-notary)”便成为了皇家秘书处实际负责人的标准头衔。维尔茨堡的亨利是拉赫温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拉赫温请求亨利帮忙纠正他的Deeds一书中的错误,因为他对宫廷内部的运作非常熟悉。亨利一直为巴巴罗萨服务到12世纪60年代末,他的继任者沃特温大师(Master Wortwin, 1172-80)曾为维尔茨堡的主教工作,是与教宗亚历山大三实就教会分裂问题进行谈判时帝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第三位首席公证人鲁道夫牧师(1182-87)担任了巴巴罗萨的儿子亨利六世的顾问,并因其努力而获得了费尔登主教一职。皇帝的最后一位首席公证人亨利大师于1189年首次被确认为首席公证人,并最终成为沃尔姆斯主教,他服务于年轻的国王亨利六世。
大多数宪章都是由皇家教堂的成员起草的,这些成员主要是德意志人,还有一些意大利人和勃艮第人,他们在各大教区的教堂以及法庭中供职,但和他们的先辈在奥托王朝以及萨利安王朝后期不一样,他们很少能够晋升到主教职位。他们之中的领袖是亚琛圣玛丽大教堂的教务长,然而并非所有的牧师都兼任公证人。这些书记员们几乎没有接受过关于法律实践方面的专业训练,因此公证人在起草章程和信件方面有很多的漏洞可以利用。现代学者以及能够确认至少有24人在巴巴罗萨统治期间曾为大法官服务,其依据不仅是他们在原始文件上的签名,甚至还包括他们对词汇、正字法、命名法以及法律专业知识来源的引用。然而,尽管公证人在起草宪章时有自己的方式,但这些文件,特别是一些解释性的诏书要传达统治者所期望塑造的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大法官法庭在任何时候雇佣的公证人人数都不尽相同。似乎是在1163年第三次意大利战役期间达到顶峰,当时有5名公证人一同起草文件;而其他时候只有一人起草文件。在多数情况下,负责起草的公证人向大法官提交一份已经完成的稿件,以便批阅和盖章。在巴巴罗萨颁布的454分宪章中,有314分是大法官法庭下属的人员起草的,而140份是另外的人写的。在巴巴罗萨统治时期,大法官法庭还是一个比较临时性的机构。
巴巴罗萨的公证人中最出名的要数维泰博的历史学家戈弗雷(1125-1191年后),他被认为是公证人阿诺德二世【Arnold II. C.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个意思】。(外交官员通过他们最初服务的大法官来识别他们手下的公证人——他服务于塞伦霍芬的阿诺德)关于戈弗雷提供的资料的可靠性,以及他本人与巴巴罗萨以及亨利六世的关系有多密切,存在相当大的争议。戈弗雷可能有德意志血统,他大约于1125年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维泰博,后来被洛塔尔送到班贝格的教会学校。在罗马教廷任职之后,他成为了康拉德三世的宫廷牧师之一,并在巴巴罗萨即位六周后,即1152年4月20日为他起草了第一份宪章。戈弗雷对他在王室服务的四十年作了如下描述:
QUOTE
作为一名牧师我每天昼夜不停地忙于弥撒、忙于谈判、忙于起草信件、忙于每天安排新的住处以及照顾我自己和人民的生活,还忙于执行非常重要的任务:我曾两次去往西西里,三次去普罗旺斯,一次到西班牙,还有几次去法兰西,更不用提四十多次往返于罗马与德意志之间。

戈弗雷因其在卢卡和比萨大教堂的服务而受到奖赏,他也可能曾供职于施派尔、美因茨和法兰克福的圣巴托洛缪大教堂,他曾任那里的教务长。根据一份维泰博的戈弗雷起草的关于他自己的宪章,1169年巴巴罗萨于多瑙沃特(Donauwörth)奖赏了他信任的臣子“维泰博的戈弗雷大师,宫廷牧师”和他的兄弟以及侄子——考虑到他们长期以来的服务和奉献,以腓特烈【巴巴罗萨】的荣誉,赐予他们在维泰博的地产。皇帝许诺帮助偿还他们的债务,将他们从维泰博的执政官以及其他教会和世俗当局的管辖中解放出来。他和他们的继承人将只归皇帝管辖。巴巴罗萨在维泰博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行宫的使用权。而诸侯们在意大利作为帝国使节执行任务时也有权暂住于那里。不过关于戈弗雷为皇室服务的牧师和公证人生涯是否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我们也不得而知。
同样我们也不知道巴巴罗萨本人在大法官的日常活动中参与了多少。是否每一份以他名义发布的宪章或者特许状他都被告知了内容,还是只有重要的信件——例如写给教宗的信才会告知他?鉴于加洛林时期统治者本人所做的事情只有在宪章和特许状上签名,但巴巴罗萨似乎连签名都懒得签。【那你是真的老懒狗了嗷】由于巴巴罗萨与教宗阿德里安四世的关系恶化,1159年,他命令公证人将自己的名字放在教宗之前,并用单数称呼教宗。【因为通常情况下教宗都是用复数自称的】拉赫温解释道:“这种书写习惯其实在古代普遍使用,但到了现代【就是巴巴罗萨他们那个时代】出于对被称呼者的某种敬畏和尊重也才进行改变。因为皇帝说,要么教宗遵守他的前辈们给帝国其他人士写信的习俗,要么皇帝自己在信中遵循旧时皇帝们的习惯。”【醒醒吧老舔狗拉赫温你就别再洗了,他就是想对教宗示威】如果皇帝亲自发布了这样的指令,证明他对大法官的书写格式以及工作内容相当熟悉——但是他真的这么做了吗?
维泰博的戈弗雷被认为是国王的宫廷牧师,虽然他只见证了两份文件,但这两份文件是巴巴罗萨统治时期最关键的之一:一份是1153年的康斯坦茨条约,该条约规定了巴巴罗萨加冕的条件并成为他和教宗阿德里安四世之间争论的主要来源;巴巴罗萨于1155年1月重又向教宗确认了条约。只有在选举中支持了巴巴罗萨的诸侯们才有资格陪同他一同前往罗马,因此他还需要意大利地区盟友的支持,最主要的是蒙费拉托和帕维亚侯爵威廉五世,他们将他卷入了各城邦的内部斗争以及他们对自治权以及霸权的争夺。巴巴罗萨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个人统治体系在罗马——这个自1137年以来便不曾再有皇帝造访的陌生城市里并没有什么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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