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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世纪后期西方的魔法及其危害, 《牛津手册:近代西欧与美洲殖民地的巫术》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2021-04-02,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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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Kieckhefer 西北大学宗教研究与历史系


​​直到二十世纪末,关于魔法史的研究远不如巫术充分。女巫审判作为一系列历史事件,其起源、模式和终结都很适于历史分析。性别偏见、宗教改革的影响以及与司法管辖和国家形成的联系等问题有相关追溯和讨论。关于巫术的神学和法律著作既是公诉制度的起源,也是审判制度的反思,在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除了通过文艺复兴时期的魔法师等一些人物的著作进入文化史的主流叙事之外,魔法一直相对不为人所知,不过最近,若干交叉领域的历史研究给魔法史带来了活力。

首先是仪式魔法和天使魔法吸引了人们的注意,Claire Fanger主编的两本论文集《召灵(Conjuring Spirits)》和《召唤天使(Invoking Angels)》促成了这一趋势,同样的还有罗马法兰西学院期刊(Mélange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的一期综述。天使魔法的研究其实早已有之,比如John Dee的记录。如今我们对它的发展和意涵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它模糊了魔法和宗教之间的界线,在形式和神学假设上明显具有宗教性,甚至在目的上也没有显著差异。它还质疑了魔法的传统定义和类型:13世纪以后的作家都熟悉依靠恶魔帮助的“恶魔魔法”和利用自然界神秘功能的“自然魔法”的概念,但天使魔法不属于这二分法,它表明,中世纪和近代文学作品中使用的关于魔法的概念划分并不完全符合它所探索的领域。

其次,魔法与科学之间的联系有了更精准的研究。Lynn Thorndike在其百科全书式的《魔法与实验科学史(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1923-58)》中意在展示魔法与科学之间的联系,虽然他的著作仍然是知识的金矿,出色的原始手稿指南,但历史分析并非他的强项。Frances Yates也将魔法和神秘学置于早期现代欧洲的科学传统之中。但正是Nicolas Weill-Parot和Jean-Patrice Boudet等人最近的研究,让我们对星象魔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认识到它是魔法和占星术之间的一个连接点,并对这种联系的历史背景有所了解。

以及,在魔法与文化交流方面,有了显著的研究成果。阿拉伯文著作在12世纪被翻译成拉丁文的重要意义早已广人所知;Charles Burnett将这一文化传播作为其毕生的研究对象,让我们对这一过程有了更深的了解。近来,基督教和犹太教魔法之间的联系有了相当程度的探索。Michael Swartz和Gideon Bohak等人已经开启了对犹太魔法历史的研究,Katelyn Mesler 凭借对两方资料无与伦比的掌握,开始精确的揭示出展示犹太教魔法和基督教魔法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还有,魔法和书籍史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Benedek Láng在匈牙利、波西米亚和波兰做的一系列研究,展示了这些国家的手抄本文化如何促进了魔法的研究和实践。Frank Klaassen在英国也做了很多同样的工作, Sophie Page则研究了英国修道院手抄本中的魔法传统。我对15世纪德国的一本唤灵术手稿进行的编辑和分析,探讨了魔法杂篇是如何编纂的,它的内容让我们认识到的不仅是魔法的实践和对魔法的幻想,甚至魔法书本身就是一种超自然概念。

最后,历史学家们讨论了基督教实践中对魔法的容忍和吸收之道。Keith Thomas甚至谈到了 "中世纪教会的魔法",而Eamon Duffy提醒人们注意“面对无处不在的威胁的抵抗意识”,这是中世纪后期时祷书祷词的一个“持久而显著的特点”,通常用驱邪和祈求的形式,实际上,社会各个阶层的基督徒都在采用这种祈祷方式。Valerie Flint认为,在基督教内部容纳魔法是中世纪早期宽容的教会人士有意识的政策。这些作者明确指出,在具体环境下,很难区分正统信仰实践与魔法迷信活动。但需要强调的是,述及该魔法的作者坚持认为,它与其他魔法有本质区别,越界是一种严重的罪行,是向恶魔求助的轻率行为,尽管在局外人看来,这条界线似乎并不存在。

所有这些学术进展都强调了魔法从中世纪后期文化中产生或融入其中的方式。即使是天使魔法的研究,也是将仪式魔法与其他宗教仪式和信仰活动联系起来。尽管这些趋向很重要,也很有价值,但它们把我们的注意力从那些与巫术和女巫审判联系在一起的魔法转移开了。某人被抓去审判,往往不是因为为了治病而召唤天使或使用星象符,而是因为尝试其他类型的魔法。本章聚焦那些不仅受到怀疑,而且具有威胁性的魔法,作为最近研究资料的补充。

在现代用法中,词汇“魔法”和“有魔力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积极的含义,这对大多数中世纪作家来说大概是相当古怪且难以理解的。古典时代进入地中海世界的魔法师(magoi,译注:源于波斯拜火教的牧师,希腊人认为琐罗亚斯德是占星术和魔法的发明人,《福音书》中的东方三博士也属于此概念)被认为是邪恶的人物,通常是江湖骗子。早期的基督教作家相信,“魔法技艺”是由恶魔传授的,可能是通过恶魔的专门渠道起作用,并且证明是恶魔或魔法师自己所创造的幻术。几个世纪后,在中世纪盛期和晚期,“自然魔法”的概念被开辟出来,它通过操纵自然秩序中的“神秘功能”发挥功效。这就为魔法概念提供了一个新的范畴:它可以被定义为对恶魔力量或自然界神秘力量的汲取利用。然而,自然魔法是否是正面或至少是中性的,仍然很不明晰,尚有争议。从业的魔法师们在12世纪及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接过了从阿拉伯人那里借来的魔法传统,或者在13世纪详细阐述了天使魔法的形式,或在15世纪后期宣称他们的魔法系统有新柏拉图或赫尔墨斯学派的背景,把所有这些都视为确凿而光荣的传统,但面对众多质疑,他们不得不努力自证。“魔法(magica)”或“魔法技艺(ars magica)”的方言近义词——中古英语的wicchecraft、法语的sorcellerie、德语的zauberei——基本都偏贬义。单纯的迷信也许没它们那么强大,因而也就没那么邪恶,但至少肯定更光明正大。魔法在宫廷文学中可能表现得很有吸引力,但即使在其中,它的施术者也很少被刻画成正面人物。

虽然魔法的概念一直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但施法并不总会受到谴责或检举。某些可能被归类为魔法的治疗、祝福和加护,只要没有明显的恶魔或异教元素,就可能被纳入合法的或至少是可以容忍的实践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合法的,但不被认为是魔法。召唤恶魔或异教的神灵等于自招谴责和控告,为了明显的反社会目的而使用魔法也是如此:伤害人类或动物、操纵感情、引发恶劣天气等等。即便如此,一般也只有在难以准确界定的情况下,这类做法才会受到司法追究。当某些人受到审判时,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们施展魔法的名声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为什么长期逍遥法外之后,被告才被送上法庭?一个热忱的法官,一个在新开辟的农村版图上施加司法权的城镇,一个急于以公共秩序的名义规范道德行为的城市议会——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导致对魔法的公诉,否则就有可能逃过司法之眼。但这里的“有可能”很关键。所有这些因素,无论单独还是综合,都不是苛刑峻法的必然征兆,预示即将倾泻而来的迫害或撒出无可回避的罗网。



本章之后将审视中世纪欧洲已知的各种形式的魔法,重点是那些使它们变得可疑并导致谴责、禁止,乃至公诉的特征;将揭示魔法师的术法说明、他们反对者的拒止和据称是记载魔法活动真实案例的描述(包括司法记录)之间的联系,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的脱节;本章不会单纯讨论信仰或审判,而是侧重两者之间的联系:让魔法可能受到猜忌并使魔法师遭到审判的行为和观念模式。



1.1 魔法招致猜忌的因素

显然,司法当局开展法律行动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是,他们渴望征集有关魔法犯罪的指控,或者至少愿意接受此类信息并采取行动。长期以来对邻居积怨在心,害怕他们低喃恶咒,让牲畜中邪,让孩子染病诸如此类的市民和村民,如果听说附近有法官愿意听他们倾诉并带来满意的结果,他们显然会很高兴。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城市经常采用纠问式诉讼程序,广泛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犯罪,事实证明,它对起诉秘密的魔法犯罪特别有效:人们愿意省略旧的弹劾式诉讼(译注:即受害者本人提出指控并负责证明真相)的必要条件,倾向于采用酷刑和其他形式的司法强迫手段来确保供认和定罪。市政当局和其他司法机构,无论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都越来越关注公共道德问题,通常动用司法解决诸如亵渎和鸡奸之类的问题。对这类罪行的惩罚往往是放逐,因为当局对解决问题的兴趣不如干脆将其清除出去,但对非法魔法处以极刑的做法早已为人所知,并且越来越常见。



因此,用追求狂热的迫害性司法来阐释巫术审判相当有吸引力。纽伦堡的审判记录很有启发意义,因为它们的确诠释了这一历史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问题。15世纪后期,该市议会向海因里希·克莱默(Heinrich Kramer)要求获得他关于女巫审判的著作《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的德语版本,并如愿以偿,几十年来,市议会越来越愿意听取有关巫术的指控:偷奶、爱情魔法和其他诸如此类的罪行。然而,惩罚相对较轻(通常是放逐,有时是烙印,或在市场上公开展示),而且经常免于处罚。即使在15世纪,记录在案的指控越来越多,无罪释放的情况也越来越多。法官也许有意愿调查非法魔法的指控,但只有当环境使嫌疑人容易招致指控时,他们才会真的被带到当局面前。有几个因素往往会引起潜在原告的猜忌。



第一是从业者与客户的关系。并非所有的魔法都需要从业者的服务,原则上,自己可以动手施展的魔法一般认为没什么危害,但在审判记录中经常出现客户请从业者施展的情况,比例可能过高。任何时候,参与魔法的人数越多,团体中的成员泄露其活动信息的可能性就越大。当从业者的服务明显是无效的,或其他原因导致双方关系恶化时,客户或魔法师都可能变成告密者。从业者不仅会通过反复参与魔法活动,还会利用能够吸引客户的恶名来实现自我宣传。魔法从业者往往有各种各样的魔法手段可供使用:她可以使用草药、召唤、污灵符咒,或者模拟魔法,比如切一个鸡蛋,一半给狗一半给猫,用以制造不和。为不同的服务目的,她同样可能手段百出。同一个从业者可以施展爱情魔法,但也可以使用治疗药剂,或是将疾病从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的魔法。某个从业者可能在某天用魔法伤害客户的对手,而第二天又会吟诵驱魔咒来驱逐恶魔。所有这些神秘技艺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种有说服力但又危险的表演技巧之上,这种技巧无疑可以很容易的适应各种环境。



第二个可能引起怀疑的因素是仅仅拥有一本魔法书。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定罪情节。与较为随意的使用口口相传的咒语相比,拥有一本魔法实验书籍意味着专业水平的技艺和担保。与其他物品相比,书籍中包含了施法的明确细节,当它们落入当局手中时,可以成为强有力的罪证。一本魔法书还可以指向一个魔法师同行的圈子,共同借阅、使用和传抄。宗教裁判官和其他法官有时会扣押魔法书,并将其作为行为不当的证据。被指控拥有 "实验书籍 "的僧侣可能会抗辩说,他持有这些书只是出于好奇,而从未真正使用过。仪式类书籍一看就显得拥有某种超自然力量,不论是神圣抑或是邪恶。我们现掌握出自一本魔法书的若干献祭仪式。



有一位法国魔法师承认自己拥有几本他认为是“好的、神圣的”魔法书,或许部分原因是他给这些书祝过圣。魔法实验书的传说有时会让人想起巫师学徒的故事,这个故事源于2世纪的作家萨莫萨塔的琉善(Lucian of Samosata),并在后世的文学作品和魔法师故事中反复出现。挪威的一个青年去巴黎学习,有一天他的师父出门办事,留下了魔法书,当学生开始阅读这本书时,他无意中引起了一场狂风暴雨,直到师父回来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场风暴才被平息。



现今各种魔法书都有留存:系统或非系统的配方书(往往侧重于施法的原料)、实验书(可能会提供更多施法仪式的细节),以及关于魔法的论文,如12世纪以来传入的阿拉伯语译本,或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魔法师们的作品。13世纪被翻译成拉丁文的阿拉伯语汇编《Picatrix》记载了丰富的魔法实验,它教导操作者如何使用仪式、魔法物品和雕刻的符号来利用星体的力量达到魔法效果;现存手稿主要是15世纪的抄本。尽管所有这些文献都很重要,但如果只看这些“名著”,忽略那些作者匿名的魔法配方和实验汇编,或者包含了魔法与非魔法成分的药方、居家手册等作品,则会让人对这一领域的理解出现偏差。虽然对于魔法理论的研究来说,这些实用性的汇编没那么有趣,但它们肯定更能代表魔法从业者最广泛的文献来源。许多这样的书籍都被当局销毁,或者在主人去世时因为派不上用场被继承人丢弃。尼古拉斯·艾默里库斯【Nicholas Eymericus,译注:(1316-1399)阿拉贡宗教裁判所大裁判官,《宗教裁判指南(Directorium Inquisitorum)》的作者】就讲过他在14世纪中期当宗教裁判官时的焚书经历,其实包括销毁一本极具分量的恶魔召唤书。



第三个可能引起负面关注的因素是公开表达深层次的私人心理活动。通常,这意味着公然威胁要对人私下进行诅咒。我们大概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种威胁是自我暗示的导火索,毫无疑问,这种机制一直都存在,但同时代的人相信对巫术的指控成立,是暗地里的行为使公开的威胁生效。听到恐吓的证人往往坚持认为,恶果很快就接踵而至。因斯布鲁克的芭芭拉·塞拉钦据说曾威胁一对夫妇,说他们会变成跛子,不得不四条腿爬出自己的房子,于是他们立刻开始感到奇怪的胀痛。同一名被告与另一名妇女因明显微不足道的小口角而争吵;有一次在公共场合从该妇女身边走过,向地上吐口水并叫道:"你不配让我看到你!"。当她扬言要毁掉对手的健康和财产时,这位妇女第二天就病倒了,直到审判时还在病中。在这类案件中,边界是模糊的:似乎威胁就是诅咒,诅咒是巫蛊生效的原因。但即便如此,公开的恶意表达还是让人产生的疑问:犯人在她的密室里还做过什么。性别因素在魔法的威胁性方面的作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唤灵术和更复杂的星象魔法主要是由教士施展的,也就是掌握一定程度的拉丁语,熟悉仪式操作的男性。其他大多数类型的魔法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用,当然男性和女性都可以施展,但审判记录确实表明女性更容易被起诉。因此,在中世纪后期的德国,对巫术的审判主要以女性为被告:赢得已婚男子的爱慕,使以前的情人阳痿,等等。这种情况下,魔法被女性用来获得比男性更大的力量或优势,这无疑使它具有很大的威胁性。



妇女结成团伙时,她们的威胁性更大,她们似乎也经常这么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妇女的来往如果引起人们的注意,当其中任何一个受到怀疑时,其他人也会变得可疑。一小撮人串联并不等于就有阴谋,但它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妇女们是否会联合起来施展她们的魔法技艺,也许人们更倾向于幻想存在一个更广泛的女巫网络,而这种网络确实近乎阴谋。联合通常表现为一种学徒制。1485年,当海因里希·克莱默在因斯布鲁克进行广泛的猎巫时,一项常见的指控就是,一名从事巫术的妇女将它传授给更年轻的女人。当被告是男性时,这种学徒关系似乎相对较少,或者至少不怎么被记录在案。



虽然克莱默认为接生婆是使用魔法的重点嫌疑,也确实有一些接生婆被起诉的案例,但她们似乎并不会受到特别的质疑;事实上,考虑到当时死胎和分娩死亡的高频率,接生婆没有遭到更多巫术指控这一事实也许更令人惊讶。一个更有可能使女性遭到指控和定罪的因素无疑是在性道德方面的恶名。1503年在纽伦堡受审的一名妇女,多年来臭名昭著,她经常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物有染,并与不同的已婚男人生了好几个孩子,她就属于那种很容易受到怀疑的人。



在所有使魔法对其施术者造成危险的因素中,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泄密的风险。一个不满的,后悔的,或者只是话多的客户可能就会破坏魔法的保密性。一本书不慎遗失,被错误的人看到,一个暗示着私密行为的公开威胁,一系列令人不快的关系都可能引起人们对施展魔法的关注,而在更安全的情况下,它可能不会被发现,也不会受到惩罚。世俗性的诉讼以某种形式的泄秘为前提,即使是纠问式审判也是基于信息的披露,通常是密室勾当附近的邻居透露的风声。魔法,就其本质而言,就包含着保密的成分。当它被曝光时,披露的信息势必会引发一种突破性的感觉,进入到一个黑暗的世界,在这里隐藏着原本可能在想象中很模糊的阴谋和关联,如今,可以想象得更加生动,更具说服力了。然而,曝光并不是唯一的困境;更深层的问题是保密本身抵制公开。保密隐含着险恶的意图,无法确定的手段,以及突然袭击的不公平性这三个要素,即使它们并不构成邪恶魔法的严格定义,但仍然是其特征,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它为什么会被恐惧。保密就意味着伤害邻居们焦虑的神经。



1.2 善恶魔法的同源性:对人身的伤害

许多魔法显然就是为了造成伤害。指导性的文献偶尔会为此目的进行实验:人们可以在《Picatrix》和相关文本中找到摧毁敌人和城市、使人陷入死亡般的睡眠以及其他形式魔法攻击的手段。



司法记录中,造成人身伤害和死亡的手段往往是复合的,可能涉及向恶灵祷告,但这一元素一般不占主导,从属于其他元素。首先,也是最基本的,是给一个人下魔法毒药,其说明往往含混不清,这也不奇怪,因为一旦吃下去,成分就没法确定了。其次,伤害可能是由传染性的,就是说把有害的物品和材料放在门槛下、枕头下或人的衣服里。老鼠等有害动物的尸体也可以包起来,放在门槛下。再次,包括图像魔法在内的模拟魔法也可以用来害人。燃烧蜡烛可能就意味着杀人:当蜡烛被消耗,受害者的生命力也会被消耗。不过模拟可能涉及比这复杂得多的仪式,将模拟活动与符咒或召唤结合起来。最后是诅咒受害者。据说,因斯布鲁克有三个妇女对受害者下了诅咒,大意是说,受害者的头会像玛丽亚生耶稣时她的生殖器一样痛。



然而,虽然魔法可能是为了害人,但某些事实导致问题更加严重:擅长医人和擅长害人的往往是同一个人,而且治疗手段和伤害手段非常相似,以至于观察者很可能感到困惑,为了安全起见,即使某行为的目的是良性的,也相信其有越界嫌疑。害人的手段与治疗和促进健康的手段大体相同。魔法毒药是为了健康而摄取的药物的负面版本。通过传染起作用的邪恶材料类似于药用的系带和挂坠,即贴在身上或戴在脖子上的物品。对应害人的图像魔法的正面例子似乎比较罕见,但造成伤害的程序有时可以通过挖出埋藏的图像、拔掉针头、用干净的水清洗人偶等方式来逆转,也就是说,在图像上进行的治疗操作可以像害人的操作一样,对所代表的对象产生效果。至于诅咒,则是加护和祝福的负面对应。上文提到的因斯布鲁克的诅咒就涉及到对玛丽亚分娩的叙述。加护和祝福也可以以神圣的或传说的历史故事开始:就像圣彼得的牙痛被治愈一样,病人也同样会康复。



1.3 情感的魔力:性爱魔法

如果说人身伤害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是一目了然无可争议的作恶的话,用魔法操纵人的情感令人反感的原因就更加复杂,有些或许没那么明显。



在魔法师撰写的说明类文献中,经常能找到关于如何获得他人好感的建议。在左手上写下特定的字符,可以确保得到任何人的青睐。还有所有人都认为,用白鸽的血在上等羊皮纸上写的萨托方块(SATOR-AREPO,译注:由五个拉丁词Sator、Arepo、Tenet、Opera、Rotas构成的四方连词回文)能赢来好感。如果两个人吵架,当朋友的应该找两只蜥蜴,把它们放进锅里煮,然后把煮干后剩下的粉末缝在吵架者的衣服上,他们就能马上化敌为友。从几个世纪的记载看,绝大部分此类建议似乎都没什么危害性,而且在当时的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引发多少反对之声。然而,如果魔法可以促成友谊,它也同样能够制造敌意,药剂和模拟仪式都能用来离间夫妻或父母子女。



最复杂的情感胁迫冲突发生在性爱魔法的案例中。这可能是各类资料来源之中最具关联性的领域:说明、拒止和描述一应俱全。原则上,性爱魔法可以用来说服或强迫获得性同意(性诱导魔法),培养或恢复亲密持久的性关系(爱情魔法),或提高性伴侣的快感(性强化魔法),所有类型都有例可循。最具危害性的无疑是性诱导魔法,不过矛盾的是,爱情魔法也有可能被视为邪恶,即使是用来恢复夫妻感情。上述所有类型的讨论可以在说明、拒止和描述性文献中找到。



性爱魔法似乎是广泛服务于客户的一种专业技艺,可能比除了医疗魔法之外的其他任何魔法都多,至少从法庭记录看是如此。药剂、符咒、誓约、图像魔法和传染魔法都可以发挥此效。卢卡的一位从业者为客户制作了一个蜡像,并在上面插上针,为其召灵和立誓,然后把蜡像投进火中,同时说了一个咒语,大意是她客户的情人对客户的爱要熊熊燃烧,就像蜡像在火中燃烧一样。性爱魔法都是强制性的,通常还伴随暴力。图像被穿刺,以造成对应者的剧痛,直到她屈服为止;它还可能会伴随咒语,让她无法入睡或醒来,无法躺下或行走,直到她燃起对魔法师或其客户的爱火。在这些情况下,支配的意图和伤害的意图是密不可分的。



对阿尔贝蒂的加布里娜(Gabrina degli Albeti)的审判进一步说明了性爱魔法的危害。当妇女们求助她如何重获丈夫的感情时(在一个案例中,是诱使丈夫抛弃他的情人),加布里娜给出了详细的操作程序。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挽救婚姻没有什么坏处,但是通过秘密手段进行强迫,即使在婚姻中也有嫌疑风险。她还被指控教一个女人把她给“圣油”抹在嘴上,然后去亲吻她的丈夫,能使他爱她到无法自拔。记录指出,那油其实并不像她声称的那样是祝圣过的圣油,而是普通的油。虽然加布里娜自己也知道不是圣油,但她还是因为误导客户而犯罪,后者由于相信是圣油,犯下了严重的亵渎罪。



无论使用者的动机准则如何,对感情的魔法操纵都是危险的,因为它就像强效的迷幻剂一样,可能会出问题,导致人精神错乱。有个男人想和一个叫安东尼娅(Antonia)的已婚女人发生关系,他向卡特琳娜·迪·焦尔焦(Caterina di Giorgio)求助。她给了他一些魔法物品,让他放在这对夫妇的门楣下。目的是让安东尼娅看不起丈夫,爱上这个客户;然而,其效果却是让安东尼娅无可救药的发了疯。在另一个案例中,这种疯狂是故意追求的结果。一个女人希望束缚住丈夫的意志,让他陷入昏迷,以便她搞婚外情,她使用了从简单到复杂的一系列技巧。最后真正成功使他发疯的是一种植物,她在他的饭中混入这种植物,让他吃了下去。



魔法可以用于性爱,同样也可以用于反性爱,魔法导致阳痿是一个特别重大的课题,神学家,教会法学家和医学家对此有很多讨论。Catherine Rider最近探讨了魔法性阳痿在学术界中联系这几个领域所发挥的作用。让一个男人在与某个特定的女人,或者除自己以外的所有女人的性关系中变得失能,一种历史悠久的术法是在念咒时熄灭和折断一支祝过圣的蜡烛;如果要额外保险,仪式可以在十字路口进行,折断的蜡烛就放在那里。



1.4 破坏自然秩序:伤害动物和天气魔法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德国一些地方的教堂里的壁画上,女巫在恶魔的帮助下挤牛奶或制作黄油。同时也有恶魔帮助酿酒或纺纱;在丹麦的奥格鲁普(Ågerup),两个恶魔站在一个被贴上“坏女人”标签的纺纱女人旁边。更常见的情况是恶魔帮忙搅黄油(如瑞典的韦斯特拉·韦默罗夫Västra Vemmerlöv)或从别人的奶牛那里偷取牛奶。所有这些情况里,女巫都是自私自利的,意图从邻居那里占便宜,往往是通过偷窃。



纯粹的恶意和自私自利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很明显。例如,当一头奶牛被认为是中了邪,导致它很少或根本不产奶时,结论仍然令人怀疑。究竟是动物单纯被变得没了生产能力,还是奶水被女巫偷走和用掉了?1477年一个被纽伦堡当局注意到的巫师据说是用巫术从邻居那里偷牛奶。但是在1480年前后的卢塞恩,情况有所不同,一名妇女被指控使奶牛产血而不是产奶,并导致牛、马、鹅的死亡。这种情况下,没有自利的动机;施咒就是为了伤害牲畜及其主人而没有相应的收益。



被指控伤害牲畜的人,往往也被认为会施展天气魔法。卢塞恩一名因给动物下咒而被判罪的妇女,据信也会造成恶劣天气。1484年,当一伙女巫在拉文斯堡受审时,天降暴雨和冰雹,两个女人承认,她们多年来一直在制造冰雹和风暴,伤害人和牛。



给动物下咒和制造恶劣天气这两种形式的魔法,是人们在农耕生活中最担心而有心理预期的,因此被归咎于同一个巫师也不足为奇。但真正的关联比这还要更深一些:乡村社会对自然力量的完全依赖,使其具有一种脆弱性,而一个被认为具有特殊力量的同村人的出现,使这种脆弱性凸显出来,他可以影响别人无法掌控的东西,以一种只有上帝才应该能做到的方式操纵自然元素。魔法师的邪恶力量,他们害人的意图,因超越了人类认知,扩展到自然秩序之中而大大加强。毫无疑问,毁掉地里的庄稼和牲畜是与人类为敌的一种更深远的方式,但恶意的范围扩展得更广,到达了人类无法想象的力量的领域。



1.4.1 混沌不清的灵体: 天使魔法和唤灵术


在中世纪后期的语境中,“唤灵术(necromancy)”一词变成了恶魔魔法的意思,尽管它有时可以广泛的用作魔法的一个无限定的贬义词。恶魔魔法本来通常被写成“nigromancy”或“nygromancy”,可以译为“黑暗魔法”或“黑暗占卜”,一些历史学家更喜欢这种拼写。而对于中世纪后期的作者来说,“唤灵术”和“黑暗魔法”也没有明显区别:拼写可以互换使用,甚至有一个谈到“黑暗魔法”的作者把它和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译注:(560-636)塞维利亚大主教,神学家、博物学家、圣人,著有《词源》《哥特史》《天文学》《自然地理》等】等中世纪早期作者所说的“唤灵术”等量齐观。这种边界的含混本身就有着重大意义。一个唤灵术士可能打算召唤死者,但从正统信仰的观点看,出现的灵魂实际上是个冒牌货,一个冒充死者的恶魔。更加复杂的是,在中世纪后期的欧洲,许多魔法师都召唤过天使,从正统的角度来看,这些天使也很可能是恶魔冒充的。灵体的区分( discretio spirituum)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真正意义上的唤灵术在形式上类似于驱魔;事实上,“召灵”和“驱魔”这两个词本身是可以互换的,都是指一种正规的指令。召唤恶魔的召唤师和驱逐恶魔的驱魔师一样,通常都是受过神品的教士,至少是次级神品,其中之一就是驱魔师。举行相关仪式需要掌握拉丁语和仪轨形式的知识,比如施行一个唤灵术可能需要魔法师背诵《悲惨诗篇(Psalm Miserere)》(译注:即《圣经》诗篇:51),假设他明白那是什么。虽然在大多数真正的唤灵术仪式中,施术者都是教士,但他们的客户往往是外行。1440年受审的吉尔·德·雷(Gilles de Rais,译注:百年战争末期的法国将领,被控玩弄巫术,杀害儿童而被处死)本人是个贵族和军人,但他雇佣了不止一个神职唤灵术士,而这些召唤师似乎欺骗了他,让他相信他们有能力召唤恶魔,帮助他通过炼金术恢复财富地位。



给恶魔下令的驱魔程式构成了唤灵术的核心,但它利用的仪式道具和习惯常和其他形式的魔法共享,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唤灵术与它们同化了。这些道具和习惯可能包括代表受害者的蜡像或金属像,用占星术确定时间举行仪式,以及在地面上画出的魔法阵,作为驱使灵体的强制力的进一步手段(同样的,特别在正统教义的著作中,这也被视为保护当事人免遭这些灵体及其诡计伤害的防御措施)。



唤灵术可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限制受害者的思想和情感,激发爱意和恨意,使人陷入疯狂,制造一场宴会或一匹飞马之类的幻觉,或者预言未来,刺探秘密。审判记录表明,唤灵术也可能用于杀人,有时是政治暗杀,尽管在这些案例中,很难确定多大程度是唤灵术在起效,还是魔法师的其他法术在发挥作用,如图像魔法或魔法药剂。无论如何,即使唤灵术纯粹用于娱乐,比如召唤出一场带有盛大表演的虚幻宴会,它也是在攫取恶魔邪恶意志的力量。魔法师害人的意愿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但此术明确的召唤了随时能造成伤害的邪恶灵体,必须用不间断的精神力量勉强加以控制。唤灵术士明白他的技艺是有风险的,需要所有神圣之物的援护,才能命令恶魔以一种无害的方式出现。海斯特巴赫的凯撒里乌斯【Caesarius of Heisterbach,译注:(1180-1240)西铎会德国海斯特巴赫修道院修士,著有圣迹故事集《奇迹对话(Dialogus miraculorum)》】和其他布道士都表达过一种似乎完全合理的担忧:只要行差踏错一步,离开魔法阵的保护,唤灵术士就会立即被带进地狱,永劫不复。



或许比唤灵法师更常见的情况,是魔法师认为自己召唤的是未堕落的、中立的天使,即在撒旦反抗上帝的过程中没有站在任何一边的灵体,或是恶魔的后代,或是因为身处尘世转而为恶的灵体。1398年杰汉·德·巴尔(Jehan de Bar,译注: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医生,因玩弄巫术被当时掌权的奥尔良派烧死)向法庭详细供述他的魔法时,承认在他的书中“有些错误观点违背了我们的信仰,比如说有些魔鬼是善良而仁慈的,有些魔鬼是强大且全知的,有些魔鬼既不在地狱,也不在天堂,圣人和先知用善良的天使所传授的技艺创造奇迹,预言未来”。当魔法注定会害人时,所谓天使的善良品格尤其值得怀疑。一本表面上写天使魔法的书,内里却描述了如何在别人的饮料中下毒,如何让身体的某个部位痛苦,甚至如何杀掉一个人,其魔法手段主要是通过召唤灵体,星象等等,虽然这种召唤与图像魔法结合在一起,可能会被认为后者才是真正有效的部分。



就像占星术和其他神秘学可以以简化的形式向普通人介绍一样,唤灵术也同样可以,在其比较大众化的表述中,恶魔召唤并不完全是教士的专利。这种溢出效应的实例在某些说明性文献中可以看到,例如,中世纪的灵石学家(lapidary)就认为迪亚多库斯石(diadochos stone,译注:可能属于绿柱石类宝石)能使持有者获得命令“任何你想要的地狱魔鬼”的能力而不会受到伤害,而且它还能使死尸复活。在审判记录中,有一些非专业人士所使用的魔法,至少在使用恶魔图像、魔法阵和召唤咒方面,与教士的唤灵术相当类似。1331年,有三个普通人在国王法庭受审,他们被指控使用了一本关于魔法阵、字符和程式的书,同时还用了图像魔法,并被检举在魔法阵里举行仪式。也不是只有男性才能模仿教士的唤灵术。在1493年沃尔夫斯堡的一次审判中,有三个女人被控穿刺并埋掉了某个受害者的蜡像。每个女人都有自己侍奉的魔鬼,在当地的名字分别叫韦尔兰·德赖斯坦(Welland Dreistain)、蒂利安(Tillian)和普法本斯旺兹(Pfabennswanz),她们以这邪恶的三位一体的名义给人像洗礼。



就算是教士,当他们从事唤灵术和相关技艺时,也无疑会在那些曾经信任他们的人中激起一种背叛感,这有点类似神职人员性侵犯罪被揭露时的反应。中世纪后期的基督徒可能并不总会对他们的神职人员抱有很高期望,但是教士的唤灵术本质上说就是把神圣的器物用作了离经叛道的目的,而亵渎圣物是对信任的背叛,不可能等闲视之。



1.5 占卜作为一种无受害者的犯罪:侦测盗窃和施恶咒


如果人们对唤灵术的恐惧是表达了对终极邪恶意志的焦虑,那么占卜似乎处于光谱的另一端,是一种完全无害,不带明显恶意的活动。但在卫道士看来,这就是它最大的危险,看似无害的事物,因为这个原因,反而更加有害。占卜师可能看起来像个傻瓜,像个江湖骗子,有时又像个出色的人才,总之很少是个坏蛋,但如果他的技艺需要恶魔的帮助,那它仍然隐含着害人的意图。占卜的危险与灵乩板(Ouija board)有几分相似,后者是一种看似无害的消遣,但如果它带来的是邪恶的启示,就有可能成为威胁。不过这个类比并不完美,因为即使启示本身并不黑暗,其背后的力量也是黑暗的,因为它涉及到与恶魔的沟通。鸟类飞翔和鸣叫并没有预知未来的内在力量,但恶魔却可以用这种手段来回应占卜师的询问,由于恶魔有着长期的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他们可以相当准确的推测出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占卜与唤灵术并不对立——相反,它就是唤灵术的一种形式,都在隐晦或不隐晦的召唤恶魔的帮助。



占卜寻求的是信息。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讨论魔法时,他引述的大多数类别都是占卜的模式:通过观察自然秩序中的迹象,或进行实验观察会发生什么,来预知未来。有时,观察是被动的:鸟类的飞行或叫声可以预示未来,梦境或雷电也可以,只要人们知道如何解释。其他情况下,占卜是实验性的,这意味着占卜师需要进行一些操作以获得所需的信息。这种实验可能很机械,比如掷骰子或查阅复杂的图表。也可能很玄乎:窥视一个抛光或发光的表面以催生幻觉,这可能只是单纯的催眠,但也可能被认为是恶灵显现,后者无疑会变得有危险性。无论如何,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记载过,那些被人强迫参与配合这种实验的男孩都受到了心灵的折磨,往往终生都要承受不幸的后果。



约翰内斯·哈特利布【Johannes Hartlieb,译注:(1410-1468),德国医生,长期受雇于巴伐利亚公爵宫廷】在他的《禁术大全(Book of All Forbidden Arts)》(1456)阐释了七种魔法技艺的运作原理,除了第一种(“nigromancy”)以外,全都是占卜术:地相术(geomancy,用土占卜),包括在一块刻有字符和点数的木板上占阄;水相术(hydromancy,用水占卜),需要辨识水面上的图像,有时要以一个男孩为中介;气相术(aeromancy,用空气占卜),包括观察鸟类,天空的预兆,以及悬浮在空中的物体运动等;火相术(pyromancy,用火占卜),包括观察火和窥视光亮的表面;手相术(chiromancy、palmistry),多与吉普赛人有关;骨相术(spatulamancy)涉及观察动物的骨头,人们认为它会因应所提的问题而改变外观。哈特利布一再警告说,这些技艺对施术者的灵魂是有害的;显然他自己对所有这些都非常了解,历史学家们也一直在争论他本人到底是不是个施术者,或者想要指导他的读者进行实践(不过实际上他并没有给出足够的信息来进行所描述的实验)。



除了与恶魔为伍的风险之外,当占卜被用来侦查小偷和其他不良行为者时,最明显的问题就是诬告。毋庸置疑,占卜师往往知道一个社区中哪些人可能会被指控犯罪,这意味着他们的技艺可能是对社会刻板印象投机取巧式的利用。考文垂的一位居民被抢了40英镑,他向占卜师咨询,占卜师就指认当地一个贫民是贼,1480年纽伦堡的市议会逮捕了汉斯·普雷塞尔(Hans Pressel),原因是他用巫术寻找丢失的物品,或确定物品的藏匿地点。



如果说用占卜来辨认小偷是件很有风险的事,那么用占卜来辨认女巫更是如此,而且这似乎是正式诉讼的前奏。海因里希·克莱默在因斯布鲁克的审判让我们了解到,在裁判官接手之前,处理巫术的非正式流程。受害者可以选择咨询占卜师,由他来确认痛苦是否是由巫术引起,还可以确认肇事者的身份,揭示魔法传染源的位置。当汉斯·波特纳(Hans Portner)的妻子被下咒之后,他去请教占卜师,得到的建议是去找一捆有毒物质,找到后就烧掉,受害者就能恢复健康了。



1499年在安格明德(Angermünd)发生的一起案件也能够一窥处理巫术的非正式流程,它可能在正式起诉之前进行,但也可能成为正式法律诉讼的一部分。一个叫阿道夫·施林格斯托克(Adolf Schlingerstock)的人生了病,他的奶牛也开始不产奶。他试着用了些药物,但证明没什么效果。于是他断定他的牛被下了咒,一个叫康拉德·施泰因布雷彻(Conrad Steinbrecher)的大师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显然是通过占卜。随后,施林格斯托克对两名女子提出指控,分别是比林·内克尔斯(Bilien Neckels)和她的女儿伊姆根·内克尔斯(Irmgen Neckels)。为了加强他的指控,他拿出了康拉德·施泰因布雷彻的一封信,然后施泰因布勒赫本人也去了法庭,说他想亲自调查这两个女人,但当他给被告喝了有吐真效果的饮料,“依据上帝给他的天赋”审问女儿时,他发现她是无辜的,然后他说他相信母亲也是无辜的。女人们还是被上了刑,但无罪的结论最终没有推翻。



1.6 魔法师的妖魔化

无论被告是否被控召唤恶魔,审判记录和其他涉及魔法的文字往往充满了妖魔化的修辞。与早期基督教作家一样,约翰二十二世将魔法手段称为“恶魔的技艺,产生于人类和堕落天使的邪恶社群”。梅斯城周遭葡萄藤的毁坏是由“男女巫师的邪恶技艺”或“魔鬼的技艺”造成的。较之其他地方,意大利或许对那些施展各种魔法的人有更多的反感,他们被说成是受魔鬼的感召,被恶灵教唆,献身于恶魔的技艺和事业,为恶魔的意图而行动,“接受恶灵的启示,眼中毫无上帝的存在”。某个据称是“可悲、邪恶、受到诅咒的女人”,“在魔鬼的唆使”和“恶魔的指示”下行事,对自己永恒的救赎漠不关心,眼里没有上帝,只有人类的敌人。另一个口念三位一体、圣母玛丽亚和圣彼得来给人治病的女人,虽然看上去这些行为很虔诚,但实际上她也是“受到恶灵的启示”。那些关于恢复丈夫对自己的感情的建议,也属于“邪恶”的教导。当贾科莫·德拉·马尔卡【Giacomo della Marca,译注:(1391-1476),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圣人,曾担任教宗特使和宗教裁判官】向会众宣讲巫术时,他说,如果大家不相信他就这个问题的发言,可以盯着某个巫婆的脸看看,他们会发现,她的面孔本身就显得很邪恶,因为魔鬼总是住在她的体内——这是他起诉和烧死女巫的一条线索。



这种言论在与召灵术毫无关系的案件中都能看到,更不用说阴谋诡谲的巫术了。魔法本身,即使其形式在该文化之外的观察者看来可能是无害,也可能被认为本质上是邪恶的,因为它是由恶魔传授、唆使,并通过恶魔的力量而成为可能。这种修辞表达了人们对魔法的深切焦虑,因为它体现了害人的意志,并且在这种意志的背后,揭示出一种更加邪恶的欲望,那就是无缘无故的恶,为恶而恶,这是恶魔的主要标志。本章试图审视一些造成这种焦虑的原因。或许更准确的说,试图揭示这种出于对魔法活动的担忧而产生的焦虑,其他文化中,它可能有不同的形式,或许在种族方面,在中世纪后期,它以谴责、指控和定罪为重点,是如何变得越发难以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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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ost has been edited by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2021-04-04,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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