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版《秘史》前言
[东罗马] 普罗柯比（或译 普洛科皮乌斯） 著
[英]G.A.威廉姆森 、彼得·萨里斯译
[英]彼得·萨里斯 作序并作注

古希腊人对现代世界的文学形式和文学传统贡献良多；对当代知识分子关于历史书写态度的塑造，也许亦无人能出其右。寻找并探求身边世界的根由和起源，理性地解释世界的演化，欣赏并理解人性的复杂与脆弱，这些观念超越与个体相关的种族、信仰或者阶级，这就是现代西方人直接继承自希腊史学的观念。简言之，历史是希腊文化的一大荣耀；所有以希腊语书写历史的人中，凯撒利亚的普罗柯比是其中佼佼者。
普罗柯比是查士丁尼一世（527-565）治下的六世纪拜占庭（或称东罗马）时代的首要记录者。这个时代在罗马及拜占庭史上以其活力、野心和力量闻名。查士丁尼从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为立足点，渴望恢复罗马对非洲、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统治。五世纪，因军队叛乱、野蛮人入侵，罗马失去了这些土地。同时，他还要面对古代帝国萨珊波斯的挑战。内政方面，查士丁尼致力编纂法典，重新编排继承下来的罗马法，并重组行省统治。他也要注意宗教事务，因为皇室教会经常要为基督的人性和神性关系这一问题苦恼。
尽管查士丁尼治下的诸多历史细节可见诸他本人授意编纂的官方材料、保存至今的纪实材料（多掩埋在埃及的沙漠之下）和丰富的考古证据 ，我们对查士丁尼本人的形象还是在普罗柯比的作品中瞥见的，而与（官方材料）正相反，查士丁尼是一位有些阴暗的人物。普罗柯比有这巴勒斯坦背景。他出生在凯撒利亚，大约生于六世纪之初。显然他接受过出色的希腊经典教育，尽管在哪儿接受教育并不为人所知。除希腊语之外，他对拉丁语有着一定了解，可以推测他对阿拉姆语和叙利亚语也有一定了解（当地语言）。史料中，他一般以法学家或者律师——即修辞学家身份出现。普罗柯比第一个为人所知的职位是贝里撒留将军的顾问（军事秘书），527和531年，普氏曾跟随将军征战波斯。533-534年，普氏又跟随贝里撒留将军攻打汪达尔人，收复北非。534-536年，普氏在所罗门将军治下，留守北非，之后又跟随贝里撒留攻打意大利。普氏在意大利至少待到540年，因此算来他在前线征战足有13-14年，亲眼见证了诸多战役。542-543年，他在君士坦丁堡，亲眼见证了腺鼠疫的灾难——本疫情在地中海地区的第一次爆发。之后的活动未知。六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一位普罗柯比担任君士坦丁堡的城市长官（The praefectus urbanus, also called praefectus urbi or urban prefect ，是罗马市的长官，后来是君士坦丁堡的长官。），但不清楚这位是否是那位历史学家。
因此，凯撒利亚的普罗柯比是位游历甚广的人，因此他见证诸多事件，之后又能写入自己的历史中。正是他丰富的第一手经验，助他有这罕有而深刻的视角，因此他能继承修昔底德之风 ，写出亲身体会而“经典化”的历史 ——他在《战争史》第一部开头便已强调这一点。他表示，他“自信很有资格书写这段历史，原因无他，因为本人担任贝里撒留将军的顾问，书写的事件均在现场目睹。”（商务版：“而且，作者深信，他特别有资格为这些事件撰写历史，即使没有任何其他理由，单举出如下一点也便够了，这便是，当他被任命为贝利撒里乌斯这位统帅的顾问时，他有幸成为实际上他要记述的所有事件的目击者。“）普罗柯比对530年，贝里撒留与波斯人的达拉战役的记载，是继4世纪的阿米阿努斯·马切林努斯之后，第一位目击战役的罗马作家。
普氏的作品分为三种。第一部（也是其最负盛名的一部）是多卷本《战争史》，细致地描写了查士丁尼时代对波斯人、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的战争。第二部是关于查士丁尼时代建筑工程的作品，即《建筑论》。第三部，即《轶事》，或称《秘史》（更确切的说法是“未出版的作品”）。我们将了解到，这些作品不同的书写时间很重要。
我们了解到，普氏首部完成的作品是《战争史》，至迟写于545年。这本作品出版时分为七部，根据地理分册，之后他增补了第八部。关于波斯战争他写了两卷，大概写于548-549年；之后有两卷写了汪达尔战争以及拜占庭对北非的统治，大约548年完成；三卷论哥特战争的大约从551年结束。多卷本著作旨在何为一部历史。普氏创作第八卷的时候，不再延续先前从地理出发的视角。他采用了整合的视角，叙述548-553年前线的种种细节。在第八卷的序言中，他写明了为何转换方法：
截至目前，我的叙事尽可能遵循这一原则，即将发生在不同地区的战争按照地域归纳。这些作品已经出版，并在罗马帝国四处流传。但之后的叙述我将不再采用这一方法。因为我的作品已公之于众，所以我已无法将后来的事情补充到前作之中。
（商务版：“直到现在为止我所作的记述尽可能地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那便是把记述的材料分成分别涉及发生不同战争的地区的这样一些部分，而且它们已经出版 ，并出现在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但是从现在起，我将不再遵循这种安排材料的原则。要知道，在我的作品已公之于众之后，我已不再可能把后来发生的事件加到每一部分里面去”）
这段文字表明，普氏生前，作品已经广受欢迎，地位显耀。自然，《战争史》在中世纪早期的同类作品中，享有盛誉。阿伽提亚斯， 普罗柯比的继任者，他记载了拜占庭553-558年军事的历史，引用普氏作品时对其称赞有加，报以敬意，尽管在一些细节上两人意见向左。 590年外交史学家“守护者”米南德这么形容普氏：“我不能，也不愿在这么灿烂的光线前举起我那烛火。” 6世纪晚期的教会历史学家埃瓦格里乌斯很倚重普氏的作品，在论及查士丁一世和查士丁尼治下时代时，将普氏作品奉为圭臬，赞其作品“勤勉而优雅流畅。” 八世纪编年史家（“忏悔者”）塞奥法尼斯经常引用普氏对波斯和汪达尔战争的记述，尽管他好像不知道还有数卷对意大利战争的记载 。九世纪的佛提乌斯，即那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君士坦丁堡牧首，写过他阅读了《战争史》全八卷 ；他称赞这部作品是“ 普罗柯比永恒的荣耀”。十世纪，普氏作品收录进中世纪拜占庭的百科全书，即《文通》（Suda Lexion, 或做Souda，陈志强教授译为《文通》，言直译为“问学之道”）。他的三部作品通过大量的手抄本流传至今——足以说明其一直大受欢迎。
除了叙事本身的趣味，普氏，至少其作品《战争史》受欢迎的原因显而易见。尽管难免会有语法修辞，他的希腊文相对而言比较清晰，容易阅读。当然，如果从头至尾阅读这部史书，自然会对作者娴熟的行文充满敬意。尽管他亲身参与过诸多事件，不可避免具有其倾向性， 他仍有能力将自己与历史相分离，不仅注重描写同侪，也会为敌人写作。他的作品对拜占庭人于6世纪50年代末终于征服意大利有种讽刺的意思， 也能让读者感受到东哥特人英勇、高尚并很有尊严。 我们为他们落泪，正如荷马引导我们为特洛伊的陷落落泪。的确，从作品来看，东哥特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如果我们对普氏作品的了解仅限于《战争史》，那么毋庸置疑他名列世界史家前列，足以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波利比乌斯相提并论。他的另两部名作能留存下来，也许对他的身后名是一大打击，但是后世学者和历史学家却收获良多，而这两部作品在表面上便将他变成了一个有些复杂的形象。一般认为《战争史》彰显了查士丁尼的军事功绩，其中首要英雄是贝里撒留。这是部世俗的历史，以古典作品的风格写就（也就是说，以修昔底德等古典作家的散文风格，运用了古典的词汇），对宗教事务毫无兴趣，没有严格地遵循基督教传统 。
《建筑论》则正相反，是一部奇怪的作品。从现有的部分来看，显然并不完整。在较为完整的前几章中，他连续不断地为查士丁尼治下建造的教会和军事建筑大唱赞歌，文中包含对建筑大师技艺细致的图解，对纪念碑细致入微地描述，以及其对观看的人带来的震撼感——最突出的是对圣索菲亚大教堂建筑结构的描述。作品前言进一步称赞查士丁尼在军事和法治改革上的功绩。如普氏所言，“…在我们的时代，诞生了查士丁尼皇帝，在国家动荡不安的时候，他不但开疆拓土，还让国家更加伟大。”而在普氏言语恶毒的《秘史》中，他对查士丁尼大加谴责，斥他为恶魔国王，是破坏既有制度的邪恶的人，也是恬不知耻的骗子；他娶了一个性 欲 旺 盛的前 妓 女，她对群 交兴味十足。
无疑这三部作品都出自同一人之手。 一直困扰历史学家的问题是：三种声音哪个更能反映普罗柯比真正的想法？这三部作品如何协调？
一种解释是普氏对查士丁尼和他治下帝国的看法随着时间转变并演化。 在皇帝治下初年，可以想见，普氏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律师，且从事军事行业，他为帝国复兴、重建罗马法荣光、在罗马原先的土地上重新建立秩序的演说兴奋不已，最初的激情也许会逐渐心灰意冷，因为查士丁尼的独夫之心日益骄固 这种幻灭感在《秘史》中得以体现并日渐明显。如此看来，《建筑论》一则可以解释为普氏对查士丁尼统治改了看法，也许因为仕途顺利所致；也可以解释为他受皇室委派，不得不隐藏真实想法。
他的作品主要是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完成的。如我们所知，《战争史》一至七卷大约作于545-550年，而第八卷约在548到553年之间的时间段完成。从《秘史》文中多处可以看出，作品约写于查士丁尼治下第32年。普氏将查士丁尼开始统治的年份定于接任叔叔的518年，可以由此推测《秘史》大约作于550年（也就是说与《战争史》1-7卷作于差不多时间段）。当然，作品中没有明确发生在六世纪五十年代的事件。多数评论者将《建筑论》的写作时间推测在558年以前，因为作品没有提到558年，索菲亚大教堂因为东侧拱廊结构问题，穹顶塌陷的事件。换言之，写作时间太密集，因此普氏没多少时间转变对查士丁尼王朝的看法。
另一种，也是更具影响性的观点是，是根据普氏写的类型分析的。作为“经典化”的作家，普氏必须运用继承自古典作品的范式进行表达：军事史（《战争史》）、赞歌（《建筑论》以及诘难（《秘史》）。普氏采用的视点有一个问题，如果独立看待这些作品的话，并不能展现六世纪拜占庭生活的复杂性，也不能完全表现他的想法。因为传统的军事史叙事是要剔除无关因素，比如宗教一类的，所以普氏（根据这一范式）认为对基督教的虔诚以及假定的宗教兴趣在《战争史》中没有合适的地方。这些作品能表现他世界观的一部分，而他对其他部分则只字未提。结果就是，三种’声音’各自的可信度都存疑。
这个问题可以给出诸多比较直接的回答。首先，在类型上看，普氏写《战争史》所选择的类型是继承自古人的问题，而那种问题并不考虑宗教因素。当时拜占庭比较保守的人来说，这种文体是一种避风港，因为他们对继承的古典文明被基督教化感到不适或者厌恶。以“高级格式”写作——即罗马第二智辩时期（Second Sophistic，文艺史用词，指尼禄统治时代（公元37-68年）至公元230年这一时段）的阿提卡希腊语（最为经典的希腊语）——写作的希腊作家，直到七世纪才有人明确写出带有基督教观点的句子。也就是说，明确的基督教观点在文艺作品中浮现而张扬的时代，是在传统而古典的帝国都市中心，也就是贡献并保留诸多保守主义精英、并作为古典文明复制品中心的地方，被七世纪早期入侵的波斯人大屠杀，和之后剧烈扩张的伊斯兰教徒入侵摧毁后才开始的。如果普罗柯比想要写一部自由表达他对基督教深刻的看法的书，他可以轻松地选择另一种在拜占庭流行的历史文体：基督教世界编年史。这种编年史试图将当代史放入神圣的天意的语境之中，因此回溯创世的历史，并预言审判日的事。普氏的一位同辈人、也是社会地位类似的人选择了这一文体，即“修辞学家”约翰，或曰约翰·马拉拉斯（即“修辞学家”的叙利亚语）。约翰是叙利亚的大都会安条克的帝国法律兼军事官员。（作品即18卷《马拉拉斯编年史》，开头结尾遗失。）
所以，普罗柯比在《战争史》中没有详细讨论宗教问题的话，大概因为他不想讨论。当然，神圣的天意在《秘史》中提到过（28.13）。他不少次写到有人提醒他写《教会史》（如1.14）。他不但泛泛地提到“神圣”，也特别提到了“上帝”（如3.30）。他有可能是某种程度上的基督徒，若真是如此，他肯定不是空谈家。在《秘史》和《战争史》中，提到宗教话题时，他会采用一种本质上开明而怀疑的写法，而不是宗教狂热的观点。在提到一次查士丁尼派大使去与教皇探讨没完没了的基督论争端问题——这也是六世纪教会冤仇的主要原因——的时候，普罗柯比插一句说他不会探讨这一问题，因为对他而言，“研究上帝的本性是愚蠢的行为。”他接着写道，“我会保持沉默，因为这一话题备受尊敬，不应怀疑。”同样，论及查士丁尼迫害他家乡凯撒利亚的撒玛利亚人时，他也保持冷静。对他而言，那是种不必要的残酷暴行。但普罗柯比称赞了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没有直面死亡，而是名义上改宗基督教。他赞赏他们的实用主义：“… 越乐意地改宗，越显得因为无意义的信条而受苦难很愚蠢。”(11.25) 《秘史》中谈到查士丁尼迫害占星家事件时，也有类似的语气。普氏没有为占星家辩护，但认为迫害很过分。从《秘史》和《战争史》来看，有着类似的景象。普罗柯比对宗教并不狂热，认为不应该因为信仰迫害人民，而认为面对迫害时，应该比较实际地接受规定：毕竟，这只是宗教。从他持续表达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能欣然认为这观点是真理。
也许普罗柯比作品最惊人的一点是，文体对于他的限制有多小。的确，《战争史》是遵循修昔底德传统的“经典化”战争史书。但普氏没有亦步亦趋地复制经典作品。他从不同的经典作者的作品中学习，借用并运用了多种模板、方法和段落，将材料重塑以为己所用。因此，他对542年腺鼠疫袭击君士坦丁堡的描写，也许从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30年雅典爆发的瘟疫（可能是天花）的描写中学习了词汇，但他只是借用词汇，写了完全不同的病情。从遗传的观点来看，《建筑论》是个非比寻常的作品，难以简单归类。如前所述，《建筑论》包含赞歌还有对建筑的图说，之后发展到不单单是列举建筑物（假定普氏生前并未完成这部作品）。
三部作品中，《秘史》最为不寻常。我们知道古代或者中世纪的作家会写谩骂性文章，或曰诘难（psogos (plural psogoi)，古希腊语，指批评、指控）。流传至今的诘难作品多为警句或者下流的讽刺诗。中世纪拜占庭编年史家的作品中偶尔会出现散文体的谩骂，比如塞奥法尼斯的继承者们（“忏悔者”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 the Confessor，编年史家，记载年份涵盖285 至813；Theophanes Continuatus 指其继任者们，记载年份813至961年，作品见于一份11世纪的手稿上。）但这些作品在篇幅和形式上都难以与《秘史》相提并论。《秘史》的希腊语文本共有150页（英译大约有45,000个词汇），当真是持续不断的攻讦。从外表上看，这本书共分为三节（译文也是这般）。作品以序言（proemium，源自古希腊语的拉丁语词汇，此处已为英语词汇）开篇，处处都能看出有人基于《战争史》第八卷的前言重构这篇序言的痕迹（《秘史》1.1）。我们要正确对待第一部分（标题为“女性的暴政”）。这部分共有五章，主角是贝里撒留和妻子(his wife)安东尼娜，以及查士丁尼皇帝及其配偶（his consort）狄奥多拉。这章的主题是罗马国的“去势”（emasculation）以及在女性治下的灾难后果。这一部分的很多词汇以及典故出自希腊世界的喜剧中，特别是阿里斯托芬的作品。而这些喜剧元素被叙事结构限制；这种形式类似希腊小说，多数主题是讲述星运交错、被迫分离的恋人（star-crossed lovers，见《罗密欧与朱丽叶》，源自占星学观点）的故事（这里是安东尼娜及其男 宠赛奥多西斯Theodosius）
第二部分是最为臭名昭著的部分，即6-18章，也是最为直接的攻讦。这些章节精心安排，对着皇帝及其妻子开炮。公元三世纪的修辞学家米南德定下的为皇室歌功颂德的范本，被普氏直接推翻了。 因此，本来范式是歌颂皇帝家庭如何之高贵、皇帝诞生时曾出过什么奇迹这些，普氏则告诉我们查士丁尼的父母是野蛮人农民，又写谣言称他母亲怀上恶魔的孩子。狄奥多拉受到同样的待遇，一反罗马女性那理想的威严形象。本该写罗马女性青年时守贞，婚后忠于丈夫的地方，他却写到狄奥多拉从事最低级的行业，早年作为童 妓，之后一直受欲望控制（9.6-8）。理想的罗马妇女应当内敛而谦卑；狄奥多拉甚至敢在公共场合大笑调侃。理想的罗马女性应当是一心奉献的母亲；狄奥多拉则频频流产，一次流产失败，她甚至害了那个孩子（9.19,10.3,17.16-23）。如最近有位评论家（布鲁巴克）所言，“…普氏将狄奥多拉塑造为完美的反女性（anti-woman）”他没有叙述在贵族执政为国家带来的财富和繁荣，而是以普遍的混乱和自然灾害收尾（18）。
最后一部分更为严肃，也许也是本书最有历史参考价值的部分。这部分从批判查士丁尼法律和财政改革开始。这里，总（不是一直）可以将普罗柯比提及的特定指控与皇室现行法令联系起来。这部分律师普罗柯比特活跃。这段批评之后分析这些政策对社会方方面面带来的冲击——公务员、地主、士兵、商人、律师、医生还有教师，也包括乞丐和穷人——和这些人对政府工作效率带来的冲击。
因此，《秘史》的原创性令人惊异，作者似乎丝毫不受限制，自然也不受文体限制。我们似乎不知道有什么类似的作品。将《战争史》、《建筑论》和《秘史》联系起来的话，普罗柯比是位创作力出众的作者，他能够将继承下来的古典文学范式重新编排组合，以类似小说的风格重写。注意，《文通》的编纂者想不到一个足以概括《秘史》的类型：他不得不将之分类于诘难和喜剧分类下。 普罗柯比并不像表面那样，做古典主义束缚下的沉默囚徒，而是以有创造性而且显然称不上尊重的方法对待继承自古人的经典类型。就像现代作者是后现代的一样，他是后古典主义的。
那么普罗柯比的哪部作品能反映他“真正的声音”呢？在《秘史》的序言中，他对我们说道，在其他作品（是说《战争史》）中，他不得不隐藏完整的叙事，因为揭露所有事情会很危险。因此在《秘史》中更能传达他的真实想法。从表面上看（prima facie），很有理由接受普氏的说法，而更重要的是这两部作品的差异往往比他们真实性更明显。一点是，《秘史》中批评查士丁尼和他的政策时，会以权威口吻简要而直接地提出，而在《战争史》中，自称的指控一般会由他人说出，比如外国使节，或者拜访宫廷的客人说出；又或者以不明确的文学典故方式提出。《战争史》另一策略是将《秘史》中炮轰查士丁尼的言论，让波斯沙阿（Shah,君主头衔）霍斯劳（一世）（或译“库斯劳”，Chosroes, Khusro, 《旧唐书》做“库萨和”）。查士丁尼和霍斯劳是典型的东方式独 裁 君主。这两部作品勾画出作者到底对皇帝及其统治充满敌意。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调和《秘史》和《战争史》，而是如何将这种敌意，与普氏在《建筑论》中表现的态度相调和。
但就是在《建筑论》中也潜藏着对查士丁尼的敌意。先前提到，大多评论者将《建筑论》创作时间置于558年，前提是那年生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塌了，但普罗柯比并未明确提到过。但如果仔细阅读对圣索菲亚的描述，特别是那个有问题的东部穹顶的描述，就越觉得他可疑。普氏用了大篇幅，详细叙述了在拱顶建造时，支持的立柱已经开始出现裂缝。皇帝的首席建筑师绝望地向皇帝传达了这一消息。普氏记载道，“我不知皇帝受了什么影响，但我认为是在上帝（因为皇帝本人并非建筑大师）授意下，他们支撑起那个拱顶，直至完成那天。‘当它可以靠自己的时候，下面就不需要支柱了。’ ”在其他拱顶和穹顶建造中，近一步遇到问题时，查士丁尼又掺和进来了。普氏写到“遵循了皇帝的旨意，这些建筑稳稳矗立着。皇帝以这种形式体会到了一种成就感。” 结合普氏在《秘史》中怎么写查士丁尼的，想象下，他在完全清楚受神意支撑住的东部拱顶和穹顶终将塌陷的情况下，写下这句话时，内心会有什么滋味吧。

英译者笔记
本译文基于G.A.威廉姆森于1964年出色翻译的完整版，经修订并补充注释和阅读建议。译文结构有大幅修整。我去除了威廉姆森为各章拟的介绍性标题，将作品分为前文所说的三段结构，方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希腊语版的分章节。货币重新写作六世纪的形式；普罗柯比用的词“野蛮人”，威廉姆森回避，现在已恢复原词。威廉姆森否决掉的一些文本校订，我采用了。总体而言，我没有想将译文“现代化”，毕竟普氏以古典的语言风格写作，与当时的通俗语言没什么联系。某些地方我将译文修订得更接近原文。特别是第一和第二部分的明确 性 描写这部分。第三部分中，威廉姆森和洛布版的译者H.B.德温经常误解一些法律、财务或者社会学术语，以你误解了一些重要的段落。我也试着改得更准确点。我在注释中尽量多加一些有趣的文学典故以及对普氏其他作品的交叉引用。如果提到特定的法律，我尽量找出详情（A.卡拉得利斯在他最近对普罗柯比的研究作品中并未提及）。我希望这部修订的译文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对学生也能有帮助。


This post has been edited by francoischang: 2019-08-16, 22:12

这几天翻译的 各位多指教

那时看到“他把这种税叫做天税，因为它好像是从天上掉到自己手里的……”，就不厚道地笑了 (IMG:style_emoticons/default/dev.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