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不合时宜的声音填满了洞窟：不是波浪的破碎与悲鸣，而是寒冷侵袭时海水的退却和冰盖下山峦的缓慢变化。现在粗糙的岩壁充斥着柔和的落潮气息，追逐着缓慢的脉动。在世界的尽头，无论从字面上还是形象上来讲，伊比利亚的最后一个尼安德特人目睹了低沉而闪烁的太阳越过遥远的地中海。随着燧石般黑暗的天空转向灰白，岩鸽柔和的咕咕声与迷路海鸥的悲鸣声相失调，像饥饿的孩子在呜咽。但这里再也没有孩子，没有遗存者，没有一个能一起观赏繁星从天边消逝的人了；他守夜，直到最后一次呼吸在空气中冷却。
大约四万年后，海洋再次回升，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盐味，同一个洞窟的岩壁上回响着歌声和音乐——为祖先的梦而作的安魂曲。

这就是直布罗陀的戈勒姆岩洞。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会每年一次地聚集在这个温暖宜人的欧洲南端，参加众多关于尼安德特人的研讨会中的一个。但在2014年，一些特殊的事情发生了。参观这座大教堂式洞窟的与会者们中有一位生物学家Doug Larson教授，又被称为音乐家Kid Coma。他开始弹奏吉他，唱着“last man standing”：一些现今最年轻的尼安德特人考古学家来自伊比利亚半岛和这些洞窟。随着他的歌声在巨大的石室中回荡数分钟，专业人士对演讲、热烈争辩的理论或石器分类的复杂细节的关注都减弱了。同行者们仅仅是听着，人类同古老的过去相联系的欲望占据上风。你可以体验这意外而奇异的感动瞬间，因为有人想把它录下来，现在它在YouTube上。

那首献给数千年墓场的小夜曲给科学背后的人带来了一束光。一旦一丝不苟的、客观的科学研讨会结束，在咖啡馆和酒吧等约束较少甚至狂热的地方，同事（也是朋友）之间的推测就浮现出来。交谈范围从“梦”开始，到已知与未知的对抗；所有人都围绕着一个问题起舞——我们是否能成功窥见谁是尼安德特人的微妙现实。

这本书是了解这些讨论的一扇窗，它是为了那些听说过或没有听说过尼安德特人的人；为了对业余专家有点兴趣的人；甚至为了有幸研究他们古老世界的科学家们。因为这（对尼安德特人的研究）是一项越来越巨大的任务——在数据和理论构建的复杂路径上，新的发现纵横交错，迫使人们改道甚至180度调头。数量庞大的信息难以处理——少有专家有时间阅读他们自己子领域的每一篇新论文，更别提关于尼安德特人的全部学术产出，甚至最有经验的研究人员也会被新发现震惊得目瞪口呆。

有大量的关注和分析是因为尼安德特人课题一直以来都很重要。他们具有流行文化的声望，不像其他已经消失的人种。在那些我们的古老亲族（以人亚种闻名）中，尼安德特人确实是最具人气的——重大发现抢占了主要科学杂志的封面和主流媒体的头条。我们的着迷没有减弱的迹象：Google Trends显示对“尼安德特人”的搜索超过“人类演化”。这种受欢迎的程度是一把双刃剑。编辑知道尼安德特人是强有力的点击诱饵，会编写低俗新闻吸引读者，经常朝着“谁杀死了尼安德特人”或“尼安德特人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愚蠢”这种气氛进行报道。 （译者：看来认为编辑和记者无脑是国际共识）

研究人员分享他们成果的热情常因连续又自相矛盾的内心纠缠产生的挫折而消退，把自己描述为从一个想法蹒跚到另一个想法的技术员。科学是显而易见地通过争论起作用的，不过，新的数据和理论并没有显示研究人员的困惑，而是他们巨大的发展变化。此外，老生常谈的“尼安德特人新闻”意味着普通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些最迷人的现代发现。

大的图景也很难把握，从1856年来自一座德国采石场的奇怪化石被初步视为一个已经消逝的人种开始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学者们开始挖掘这些奇怪的存在，到一战之前，数量不断增长的尼安德特人的骨骼清晰地表明，地球上曾诞生了许多兄弟姐妹在我们身边。人们的注意力拓展至大量被发现的石器上，第一次对尼安德特人文化的学术研究也开始进行。时间本身就是钥匙——二十世纪中叶，随着年代测定技术和地质年代学的发展，在时光长河中漂浮不定又为空间所分隔的地点被联系起来。快进到七十年后的今天，正是在这些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概览尼安德特人跨越数千公里、超过三十五万年的景象。

迄今为止，二十一世纪考古学和尼安德特人起源还有天南海北般的距离，大概近似于维多利亚时代一个未来主义者的幻想。早期人类学家仅仅用石头和骨头重现古老的过往，尽管今天的研究人员使用他们的前辈并不知道的方式工作。当专家们研究一个世纪前没有人梦想找到的东西时，激光扫描代替墨迹素描为整个遗迹提供画像。从游鱼鳞片和鸟羽逆刺到单个壁炉的微观历史，我们的深刻见解在显微镜片之下和花园泥铲边缘有同等可能显现。

我们几乎可以窥见四万五千年前尼安德特人的肩膀，重现一个鹅卵石到锋利石片仅数分钟的高效改造。静态的考古记录本身运动起来——我们看着工具在遗迹中到处移动并被带入景观中。我们甚至可以反向追踪他们的最初起源，连惊人的关于尼安德特人体质的深刻认知现在也已实现。仅仅是考虑牙齿，我们可以仔细观察每日生长线，从微观磨损中评估每日膳食，甚至于用化学方法“闻出”渗入他们牙垢的灶火烟雾。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尼安德特人研究从如此多的信息中开始复兴。一系列令人惊讶的发现登上头条，我们对他们生活于何时何地、他们怎样使用工具、他们吃什么以及他们世界符号维度的初步认识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也许最令人惊讶的是曾被认为一文不值的跨人种爱情故事被毫不起眼的碎骨证实，一茶匙洞中泥土也能提供完整的基因组。

先进的设备允许我们从任何能够想到的物质中提取数TB的信息，但这些信息都受限于考古学家的认知水平，因为遗迹怎样形成对理解信息中包含什么至关重要。数千年过去，保存环境的变化莫测、侵蚀作用和时光流逝意味着所有东西以碎片化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沉迷于分析之前记录人造物的位置对理解每一个地层的完整性非常重要。破碎及长期分离的部分可以被重新组合，同时土壤结构、燧石碎片的倾角或者骨屑的风化程度都对辨识遗迹组成物有帮助。我们必须从这些严重损坏或者乱七八糟的记录中收集历史。

在挖掘中考古学家还是会感到兴奋，即使平均数十到数十万件被小心收集的出土物必须被清洗、标记和放置在独立的密封袋中。它们以数据形态共存于大量原始数据库中，是支撑我们探索地质、环境和人类活动交互的无价资源。如此慎重的态度也改变了我们处理博物馆过去积累的藏品的方式。越来越多的经典遗迹——其中一些每年被成千上万游客游览——通过最先进的技术重新分析，显露出新的甚至出人意料的秘密。正是这些研究支持我们比以前更准确地回答基础性问题，比如“尼安德特人吃什么？”。

然而，仅仅对尼安德特人饮食科学的一次短暂涉足就能显示“这个问题很简单”是多么虚假。不仅因为材料和理论的适用范围——检查动物骨骼的比例、牙齿和石器上的微观磨损、腌制食物的残渣或者化石的化学和基因分析，还因为对关于原址如何形成拓展至食品法医学调查的合理怀疑。甚至在堆积动物遗体的地方布满了石器的片状划痕，原因并不总是显而易见——比如考古学家已经明白很难把其它掠食性动物所起的作用进行计算，又比如身体的不同部位有不同的腐烂速率。

不过每一次进步都是对整体图景的补全。研究结果证明他们的食谱上不仅仅只有大型动物，然而所有尼安德特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吃同样的食物吗？尼安德特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这个问题和其他大问题又有各种复杂关系：他们的身体需要多少食物？他们烹饪吗？他们怎样狩猎？他们的活动范围有多大？他们的社交网络什么样？每一个问题都展现出另一层复杂性。

对大量的人造物和遗迹中进行分类意味着跨越时空观察他们。只要我们以非同寻常的细节重建他们怎样在一个地方猎杀驯鹿，就必须问在其他地点其他时间又在干什么，因为尼安德特人的生活是四维的。世界上存在着许多种类的遗迹，从暂时堆放在尸体周围的石头到嵌入巨大灰烬沉积层的骨堆——数以百计荒废的烧烤火堆。就各式各样的记录而言，我们很难面对过去变幻莫测的时间节奏——依据地层的形成方式，同一深度的沉积层可能包含一下午和一万年的沉积物。对单个物体进行测年是一种有效手段，但只有我们确信它在地层中没有移动才能适用。还要从单个人造物、地层或遗迹向外拓展地收集信息，把行为的不同尺度联系起来。

如此微妙之处极少在公众对尼安德特人的谈论和理解中作为重点。大多数人对他们的认识只是一个粗糙的印象，少有严谨的细节，而且他们经常被放置于以冰和猛犸象为主要内容的背景中。可是却有另一个完整的尼安德特人世界存在，超越持续存在的他们在冰封荒原上衣衫褴褛、瑟瑟发抖，艰难坚守到智人到来便死去的刻板印象。尽管研究这些比以往更方便——通过精通社交媒体的研究人员或者现场直播的科研会议，但是新数据的海啸和它们之间复杂的关联意味着很难找到平衡和真正最新的观点。名副其实的“惊人”发现确实能抓住二十四小时新闻周期，甚至让研究人员感到震惊，但“闪光”的故事并不总是最吸引人。谨慎论证的理论和持续数十年的辩论被编成糟糕的头条，但这些关于尼安德特人生活的故事中包含某些最惊人的猜想。

事实上，细微差别构成了许多最有价值的认知新思路的基础。思考角度随着数据的积累同步拓宽，“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异不断减小。随着数据的缓慢积累，许多我们曾认为超出尼安德特人知识范围的事物如今广为接受——用岩石以外的材料制作工具，使用矿物颜料，收集贝壳和鹰爪一类物体…乃至于审美兴趣。此外，多元性也显现出来——如今看来尼安德特人相比“同质的原始人”更像居住在如古罗马帝国般广阔富饶的世界的居民。它在时空上的巨大范围意味着文化多样性、复杂性和演化，还有多变性和适应性——尼安德特人生活在逝去的世界里，在千米冰川与苔原交界的地方，在温暖的森林中，在沙漠、海岸和山峦。

发现他们一百六十余年以来，对尼安德特人的迷恋持续困扰着我们，这是段比人的一生还漫长的爱情故事。不过这百余年相比于他们在大地上慢步的辽远时域——观赏日出，呼吸，在沼泽、沙漠和冬雪中留下足迹——仅相当于时光钟上秒针的轻颤。我们对他们怎样思考和感受也是在持续演进的，普通人从搜索“尼安德特人是人类吗”到“谁每天以他们的遗迹为工作对象”。在我们的眼前尼安德特人被重新想象，每一次发现都为我们探究“这些人类到底是谁”的渴望（和忧虑）一再加码。最奇怪的是他们永远无法想象的后世——与科学、历史和公众文化纠缠近两百年，他们的故事又向我们的未来延续。

在本书的剩余部分将描绘二十一世纪的尼安德特人肖像——他们不是人类谱系树枯枝上的愚蠢失败者，而是我们适应性极强、几近成功的远古亲族。如果你在读这本书，原因可能是你关注他们和他们提出的最最伟大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我们将归何处？

透过阴影去观察，越过回响去聆听，他们有千言万语要讲——不仅是人类存在的另一条道路，还是观察我们自己的新视角。尼安德特人最荣光的事是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他们不是死去的终结，不是消逝的现象。他们就在这里，在我打字的手中，在你阅读的脑中。

继续读下去，见见你的亲族吧。

十九世纪的科学世界迥异于二十一世纪，不仅因为那时缺乏方法论上令人瞩目的变化，还因为它的丰富性——1800年至1900年发表的科学论文比过去十年要少很多倍。在写一篇关于尼安德特人的权威性报告时，可能会相当详细地介绍十九世纪关键的史前学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太少了。再者，他们构成了探究尼安德特人的第一次发现如何广泛地影响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科学和社会的部分背景。
但在1930年以后，研究这个课题的人数暴涨。我发现人们往往倾向于跳过人名和实验室的列表，因此考虑到文章的可读性和简洁性，我决定不再把特定的个体写出来，而是用“考古学家”或“研究人员”这种一般性的称呼代指。接受过科学训练后，人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引文加以佐证，但这一行为需要花费很多思考。但是对于《亲族》这本书不同的写作需求，我希望讲述尼安德特人自身故事的每一个字同等重要，根本没有空间提及每个网站或信息的研究人员姓名和相互关系。
不过，我绝不是想暗示过去80到90年中那些被我隐去姓名者对我们认识尼安德特人的贡献不那么重要。很多在文中没有单独提及的人一直是我的同事，一些还是我的好友，他们的名字和出版物可以在随书的网络目录上找到（rebeccawraggsykes.com/biblio）。在这里我想向他们致以特别的感谢，因为没有他们的贡献、毅力、灵感和汗水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存在。

这是下一节。

沙质的屋顶灰尘在你的脚下造成细小划痕，因为我们站在一座令人头晕目眩的柱形太空城(space-scraper)上。（译者注：根据后面的内容看这里应该是skyscraper才对，我才疏学浅，实在不知道作者用space-scraper指什么）超越了任何关于巴别塔的想象，这座塔如疯狂发育的石笋一般从大地上生长，一米对应着人类一年的历史。站在三百公里高的屋顶上，国际空间站用几乎比你眨眼还快的速度划过头顶。仔细观察这座塔的边缘，沿着它的周长你会看见从数以千计的开口中形成的光环。向上是LED照亮的公寓窗户，但是向下走得更远——时间越深——光照的质量就会发生变化。你的眼睛会适应橘黄色的日光灯让位于发光的气体灯，然后是最初的聚集的唱诗班的烛光。
现在你眯着眼，甚至能觉察到更深的地方光线在变得微弱。古老的光芒从成千上万盏陶土烛台中闪耀，它们如烟雾般缭绕着塔身，然而我们仍未走入人类历史的深处。取出小型望远镜，睁大你的眼睛，贪婪地寻觅古老光子，你可以看见始于三十公里并数十倍深于此的摇曳炉火，一路溯源至三十万年以前。火焰与阴影不断扭曲变形，映照在石质塔身上，直到只剩黑暗和无法计数的岁月。

时光很狡猾。它或以惊人的速度流逝，或缓慢地要以脉搏度量，以至于我们感觉它是一种负担。即使我们存在于“当下”的连续流中，每个人的生活也点缀着回忆和想象。我们不过是随着时光漂流的存在者，连整条湍流都难以洞察。今天的科学不单单是统计和测量，无论脑血管爆炸的状态、宇宙的寿命还是普朗克时间都可以精准测量。但是真正理解演化程度、行星程度、宇宙程度的时间尺度几乎仍是不可能的，就如地质学家第一次窥见地球真实年龄般艰难蹒跚。与三四代人以前的过去产生共鸣——大多数人所能维系的“生活记忆”边界——就已是挑战，就不用说更古老的祖先了。老图像体现了我们观察过去的视线怎样变得模糊起来，甚至这种可视化档案只能回溯几代人。然后我们进入彩绘的领域，另一层虚幻的纱幕落在过往之上。而理解考古时代令人目瞪口呆的浩瀚汪洋则是极其困难的。

精妙的心灵技巧存在于弥合我们这些蜉蝣和时光深渊的鸿沟中。把宇宙138亿年的时光比作一个十二个月的周期，快逼近圣诞节恐龙才出现，而最早的智人也不过诞生于新年焰火的前几分钟。但是以相对尺度标绘时间并不能让人经验到漫长沉闷的岁月，一些令人惊讶的并列比较可以更深刻地揭示这点——比如埃及艳后到人类登月的岁月少于胡夫金字塔建成到她登基的岁月。这仅是最近几千年，而旧石器时期——末次盛冰期以前的考古学时期——甚至更令人费解。拉斯科岩画里跳跃的公牛在时间上更接近于你手机里的图片，而不是肖维岩画里的骏马和雄狮。那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哪里呢？他把我们带回到岩画上指示猎物的手指更前的岁月。

虽然不可能明确指出他们何时第一次出现，但45万至40万年前他们演化成独立的人种。那时悬挂在地球人类头顶的夜空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由于银河无尽的轮转，太阳系距现在的位置有几光年远。在距今12万年暂停，此时尼安德特人的存续时间已经过去一半，虽然大地与河流几乎可以辨认，世界感觉起来还是不一样。气候比现在更温暖，融化的冰川将海平面提升数米，大规模的海侵迫使沙滩后退。更惊人的是，热带习性的猛兽漫步在北欧大峡湾中。总之，尼安德特人存续了35万年之久，直到他们——至少是他们的化石和造物——在大约4万年前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

到目前为止，这一切令人头晕目眩，但还仅仅涉及时间层面。尼安德特人还分布在极其辽阔的空间中。与其说他们生活在欧洲，不如说是欧亚大陆——从北威尔士到中国边疆，再南至阿拉伯沙漠边缘。

对于尼安德特人，我们研究出的东西越多，就意识到我们未发现的东西越广泛和复杂。疑问也随之而来——有成千上万座考古遗迹，该如何取舍？所以我们要抓住其中的关键点——以关键遗迹为书写尼安德特人故事的标准，同时在这个领域的巨大范围中向外拓展。其中一些，无论是西班牙卡佩利亚德斯的Abric Romani或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窟，告诉了我们二十一世纪发现中不可思议的故事。其他的遗迹，如法国多尔多涅省的Le Moustier岩洞，提供了尼安德特人生活的年表，贯穿了考古学本身的历史。我们稍后会讲解的两具非常重要的骨骼在这里被发现，这也是一座石质工艺品类型的遗迹，重新定义了一种特殊的尼安德特人文化。Le Moustier见证了超过百年的研究活动，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学者，甚至成为一战前引发地缘政治争议的焦点。但无论是Le Moustier还是1914年的法国，都不是尼安德特人故事的真正起源。我们需要往前追溯五十年，回到1850年左右。

缘起

所有人都喜欢“你们如何相遇”的故事。我们与尼安德特人纠缠不清的复杂故事被直觉又迷茫的思路扰乱——诞生于工业革命，迷失于战争，熠熠生辉的宝物又失而复得。从被遗忘的数万年前我们相认为人的会面到近来对这些古老亲族的“重新发现”，我们的爱恋亘古长存。出于对冰霜和猛犸气息的渴望，启动时光机直接回到更新世非常诱人。不过在能清晰洞见起源与终末之前，我们需要从这段时期的中点开始旅行。

让我们只往前追溯五六代人，作为一门科学的人类演化刚刚诞生。本质上出于自我陶醉——被维多利亚时代世界观影响的人——总是在问我是谁和为什么。或许是处于迄今为止世上最伟大的社会经济剧变中，十九世纪的学者们尽力把心思专注于这些从欧洲山洞里挖出的奇怪骨头上。不过从一开始，有一件事便确定无疑——尼安德特人引爆了关于“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的讨论。几乎没有比这更大的问题了，相比于好奇心，答案更重要。回顾早期人类学家如何努力对这些令人困惑的人种分类有助于我们了解许多关于尼安德特人相互矛盾的认知，并解释为何这些成见持续到今天。

历史开始于1856年的夏末。为满足激增的大理石和石灰工业需求而进行的采石活动逐渐挖空杜塞尔多夫西南的深谷（尼安德河谷，曾非常有名的普鲁士名胜）。通向悬崖顶端的一条孔洞（Kleine Feldhofer）显露出来，它被粘稠厚重到需要爆破清理的沉积物堵塞。一位采石场主的目光被工人从洞口扔出来的大块骨头吸引了。作为一名本地博物学会成员，他推测这可能是学术界感兴趣的古老动物残骸，所以抢救出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至关重要的是，里面包含一块顶部颅骨。博物学俱乐部的创建者约翰·卡尔·福尔洛特参观了这块骨骼并意识到它属于人类。而且，身为化石说明他一定很古老。

随着媒体报道的发布，福尔洛特的发现吸引了本地人的关注，知识阶层的顶尖学者要求查看这些神秘的骨头。在1857年初，一块头盖骨模型被送给住在波恩的解剖学家赫尔曼·沙夫豪森，幸运的是，他心底对这块化石属于人类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最终，福尔洛特把真的遗骸装到木箱里，乘坐修建不满十年的火车前往波恩。赫尔曼老道的经验让他立刻就注意到骨头异常的体积——尤其是头骨——而其他特征如倾斜的前额让他联想到类人猿。考虑到他们明显古老的生存条件，又在山洞中被发现，他倾向于同意他们是一种原始人类。这年夏天，赫尔曼和福尔洛特把他们的发现提交给普鲁士莱茵兰与威斯特伐利亚博物学全体会议。就在这次面向社会的非正式亮相几年后，越来越多被偶然抢救出的骨骼将成为第一个科学命名的人种化石：人属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

如今“尼安德特”这个词广为人知，然而它的历史充满了奇怪的巧合。囊括初次发现化石地点的尼安德山谷是为纪念十七世纪晚期的教师、诗人、作曲家约阿希姆·尼安德而改名的。作为加尔文教徒，他的信仰某种程度上为自然所鼓舞，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杜塞尔河河谷。河谷的地质奇观——悬崖峭壁、幽邃孔洞、天然拱桥——被艺术家和浪漫主义作家深深喜爱，因而发展出本地旅游业。约阿希姆·尼安德死于1680年，但他著名的赞美诗——曾在三个世纪后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甲子庆典上演奏——是一份不朽的遗产。十九世纪早期，在他死后河谷的一部分被命名为尼安德洞（Neander höhle），但恐怕再过不到十年尼安德就认不出这里了。原来的杜塞尔河谷因大量采石的消耗而消失，新的山谷就被称为尼安德峡谷（Neander Thal）。奇异之处在于：尼安德这个姓起源于诺依曼（Neumann），后来因为他祖父跟随复古潮流（用古希腊或古罗马的词替换当时的词）改成尼安德，而诺依曼和尼安德的字面意思都是“新人类”。对于我们第一次发现其他人类的地方来说，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名称吗？

然而，即使解剖情况很明显，也需要证明这些骨头真的极端古老。福尔洛特和赫尔曼重返采石场并询问了那些工人，他们证明这些遗体在未经破坏的半米厚黏土层中。根据混合了圣经和地质学的理论框架解释，对于福尔洛特来说意味着这个时代在大洪水之前，使这些骨骼极其古老。这使得他们有自信发表关于智人之前存在一个消失的人种的爆炸性声明。更为巧合的是同一年，1859年见证了由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自然选择理论引发的另一场科学界震荡。但直到两年后，极具影响力的生物学家George Busk翻译了德文原稿，福尔洛特才真正出名。

如今少有人知，Busk是十九世纪科学精英中的核心成员，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同辈一样他的兴趣是多学科的，这在今天几乎不可能。身为地质学会成员、人类学会主席、生物学界最重要的林奈学会动物学书记，他在1861年翻译福尔洛特的发现时附加了一篇评论。他提出从已灭绝的动物旁发现的手工品可以确认人类存在极端悠久，并特别把颅骨和黑猩猩进行比较。同时他指出急需发现另一处遗迹来证明。

实际上再早些时候，未被识别出的发现已经存在了。人类遗忘他们失散已久的亲族数万年，有点像公交（译者注：等了好久不来，一来来好几辆），其中三支都于十九世纪中叶面世。第一次是1829年经Philippe Charles Schmerling之手发现的。作为一名“化石”爱好者，同时拥有医学背景，他在比利时昂日的亚维斯洞发现了部分颅骨。它和古老生物、石器一起被密封在一点五米深的砾石胶结体之下。

尽管它的细长形状非常罕见，但这块昂日颅骨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因为它来自一位幼童——和我们智人一样，尼安德特人幼童必须“生长成”成年形态。福尔洛特的成年颅骨很明显看起来更沉，此外它还是和身体的其他部位一起出土的。虽然来自昂日的孩子直到二十世纪早期都未被分类，对Busk幸运的是真的有人发现了另外的成年尼安德特人，它来自英国佬侵占的土地。

于1848年被派驻到直布罗陀的Edmund Flint上尉得到了一块颅骨。再一次，石灰开采活动——为了增强英国的军事防御力量——让化石现世，同时Flint的军衔和博物学兴趣确保颅骨没有被处理掉。这块礁石像鬣狗的獠牙一样从半岛突出，当地的动植物群落吸引了Flint同僚中博物学者的热情，这个人是他们科学协会的秘书。1848年三月，他用几分钟记录了在福布斯采石场发现的一块“人类颅骨”，位于18世纪炮台的上方。毫无疑问，军官们到处传来传去，凝视着巨大的眼窝，尽管它很完整（不像福尔洛特那块），显然并不被认为很不凡。虽然表面的胶结沉淀层掩盖了细节，无法“看出”它的奇异形状仍值得关注。

直到1863年福布斯颅骨依然默默无闻地被社会收藏。这年十二月，对人类学感兴趣的访问医生托马斯·霍奇金在其他物品中注意到它。或许是被他朋友Busk翻译的福尔洛特报告所启发，他发现了颅骨上的奇异之处。当时这块骨头应该是保管于Joseph Frederick Brome上校处，他是一位受人尊重的直布罗陀古董研究者和军事监狱狱长。Brome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充满热爱，多年来一直把自己的挖掘发现送给Busk，所以福布斯颅骨很快地于1864年七月抵达不列颠。Busk立即意识到大鼻子和前突的面部与由上颅骨及部分眼眶组成的福尔洛特颅骨暗藏的特征醒目地相似。他也意识到这些消失的人一定生活于“从莱茵河到海格力斯之柱（直布罗陀海峡）”之间。仅过了两个月，经过一些人的预先考察后，福布斯颅骨举行了自己的学术首秀。感谢维多利亚时代绅士们惊人的通信习惯，我们知道福布斯颅骨极有可能保存在达尔文手里，是由Busk的同事古生物学家Hugh Falconer代为送达，因为当时达尔文由于健康原因缺席了盛大的学术揭幕仪式。他认为这个发现是“令人愉悦的”，不过和对人类起源保持沉默同步，没有任何关于他对尼安德特人的学术记录。

急于确认福布斯颅骨的地质背景，Busk和Falconer在年底之前就赶到直布罗陀。他们的研究使得他们有信心宣布这（福布斯颅骨）是第二个极端古老的“前人类”。然而，他们命名直布罗陀人（Homo calpicus）的愿望注定落空。纽卡斯尔汉考克博物馆的前馆长、戈尔韦市地质与矿物学会主席威廉·金研究了福尔洛特残骸的铸件，就在直布罗陀的福布斯颅骨刚刚停靠在不列颠时，他关于命名“尼安德特人”的建议被发表。遵循科学的第一者优先原则，这个名字我们用到今天。

不过对这些奇怪化石的命名是最少争议的事了。把这些已灭亡的成员归入我们人属具有深远的意义，它的巨大反响远出学术界。这个与十九世纪西方世界观大相径庭的观点立刻面临怒不可遏地驳斥。刻薄的批判很快被梅耶（August Franz Josef Karl Mayer）提出，他是赫尔曼一位已退休的解剖学家同行，同时是一位神创论者。

梅耶宣称这些残骸单纯来自生病和受伤，但其他方面正常的人。1872年晚些时候，杰出的生物学家Rudolf Virchow检查福尔洛特残骸后，认为这些解剖学特异可以解释。如果一个有关节炎、佝偻病、腿骨折和弓形肢体的哥萨克骑兵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躲在山洞里并死掉，也会有相似特征。今天听起来Virchow就是在瞎扯，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恰恰展现出这些骨骼多像人。但他是广受尊敬的细胞病理学先驱，还设计了第一套尸检流程。大概他倾向于把福尔洛特残骸的解剖特征解释为疾病和创伤，甚至认为那惊人的眉弓是由慢性疼痛引发的长期皱眉造成的也不奇怪。

不过Busk也是医学界人士。身为海军医生，数十年来处理创伤、疾病、寄生虫的经验必定使他同样对尼安德特人化石进行了病理学鉴定，不过这会受他的动物学背景和物种分类经验影响。Busk确定他没有发现任何解剖学上的疾病和物理创伤，并自信地指出那些拒绝承认福尔洛特发现的人必须承认一个受伤的哥萨克几乎不可能死于直布罗陀。这些争论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然而某种程度上出人意料的是，尼安德特人不是从黑暗中射出的燃烧之箭，因为西方知识界早就一起怀疑世界可能严格按圣经的描述运行。

从中世纪开始，各种自然事实——从不为人知的大陆到先前不可见天体的确认——迫使知识和哲学体系重构。尽管几千年来化石一直被人看到，到了十八世纪，生物学家开始把它们视作曾经存在的生物进行研究。地球深处被逐步探索，例如早在1771年对德国巨大的Gailenreuth Cave的考察增加了对居住着已灭绝野兽的“失落世界”的初步理解。受神学启发的灾难与复苏的轮回仍有影响力，但前大洪水世界陌生的自然环境在十九世纪早期已经显现。不仅有北极的生物（如驯鹿）被发现曾生活于数千公里以南，而且相反的事物也是真的，河马的骨骼被确认发现于绝非热带的约克郡。不过不是所有人都相信生物真的演化了。一些人——包括有宗教倾向的科学家如Virchow——甚至认为这些理论有道德风险，担忧它将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

然而，随着更多的化石现世，对存在智人以外人种的事实开始稳固。就在金公开命名尼安德特人的第二年，一块来自直布罗陀的短小下颚骨和猛犸、驯鹿、犀牛化石一起被发现，之后被证实来自同一物种（尼安德特人）。不过又等了二十年才发现几乎完整的骨骼。还是在比利时，1886年在斯派地区从Betche-aux-Rotches洞中发现两具成年遗体，扁平狭长的颅骨、内倾的下颌、粗壮的肢体说明他们和之前发现的遗体显然同属于一个物种。这些发现巩固了尼安德特人作为解剖学定义上已灭绝人类的学术共识。不过化石只是故事的一半。

住在尼安德河谷附近 (IMG:style_emoticons/default/laugh.gif) 去參觀過，風景很棒。河谷小溪森林，景緻優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