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陈述，直面恐惧。”

　　《马格努斯档案馆（The Magnus Archives）》是由Rusty Quill团队制作的一档周播恐怖虚构播客，探究着马格努斯研究所，一个致力于研究神秘与怪异事物的组织的档案中潜藏着的东西。与新上任的首席档案员乔纳森·西姆斯（Jonathan Sims）一起，尝试重新记录一系列似乎被忽略了的超自然事件陈述，将陈述的内容转换为音频，并与他规模虽小但十分敬业的团队一起进行后续调查与补充。

　　单独看来，每个陈述都有些令人不安。但所有陈述连在一起形成了一张恐怖的画卷——因为当他们看向档案馆的深处时，有些东西开始回望起了他们……

　　由乔纳森·西姆斯（Jonathan Sims）编剧与出演

　　由亚历山大·J·纽尔（Alexander J Newall）导演与制作

　　翻译：Niko 校对：Amel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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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克里斯托夫·鲁登科（Christof Rudenko）的陈述，内容有关于他与万兹沃斯区维尔别克公寓二楼住户的交涉。陈述提供于2008年十二月十二日。音频由伦敦马格努斯研究所档案馆主任，乔纳森·西姆斯录制。

陈述开始。

永远不要买底层的公寓。可能看起来是个好主意，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过去整整十年里每周都要拖着买的东西爬上三层楼。但一楼更吵，风景永远都那么差，而且更容易发生入室盗窃和其他……问题。还有楼上邻居的问题。我知道更高楼层的楼上也几乎总是有邻居，像我这样从顶楼搬家到底楼的也是少数，但我说的是实话。在搬进维尔别克公寓一楼之前我从来没担心过这个问题。这些天来我对住在我附近的人更注意了。

维尔别克公寓是在万兹沃斯区中心的一栋五层的公寓楼，实际上还是个挺宜居的地方。这里离伦敦市区很近所以通勤很方便，但便利设施也很齐全所以也不用经常进城，尤其是像我这样的自由职业者。这房子不便宜，但我一向很会理财，所以当我在三十四岁时决定要买一套房子时，我能够买得起一套不错的公寓。经过了将近一年的寻找，我在维尔别克的一楼安顿了下来。当时我并没有考虑过邻居的问题——我在买房子的过程中遇到的那些人都很不错，而公寓的前任业主也没有提到过任何事。

在我搬进来的那天——应该是2002年年末——我看到就在我公寓楼上，有个男人从窗户探出头来，正在抽烟。那天天色阴沉，天气预报说晚些时候会下雨，所以我急着把最后几个箱子搬进屋好开始拆包，并没有太注意他。我记得他穿着一件帽衫，但拉锁拉的很高，遮住了他大部分的脸。我们短暂的对视了一眼——至少我是这么以为的。我看不见他的眼睛，但我感到他在看着我——这时我发誓我闻到了最奇怪的气味。那很难描述，夹在暑天下雨后的人行道与刚开始变质的鸡肉的味道之间。至少可以说那味道很令人不快，但风向变了，那气味便像来时一样快的散去了。楼上窗户里的那个人一直在看着我把箱子搬进屋，沉默地抽着烟，直到我出来取最后一点东西，发现他不见了。

这次遭遇有些吓到我。很难说清楚到底是为什么，除了那可能来自任何地方的气味，这次遭遇表面上没有任何令人不安的地方，但那个男人的行为让我有些震惊。当时我甚至都不知道那是不是个男人，我只是那么假设了，但我完全没有要去核实的意思。我是个很注重隐私的人，所以根本没有怎么考虑过去拜访我的邻居这件事，更不用说这个花了大半个小时盯着我看的人了。我决定忽略这件事，继续搬家。

我很成功的无视了在我楼上的人，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的。这并不难，他通常都很安静，而且据我所知也不常出门。实际上，在新家住了一阵子之后我开始熟悉了其他维尔别克公寓的住户：住在对面的一家白人，家里有个小女孩——有时在晚上我能听到她大声抗议就寝时间的声音；住在隔壁的老姑娘，我记得她的名字是戴安（Dianne），或是戴安娜（Diana）；二楼那个上夜班，经常摔门的亚裔男子。我怀疑我和他们之间任何一个人都没说上过十个字，但我逐渐了解了他们的声音和习惯。

但在那段时间里，我不确定我是否见过住在我楼上的那个男人。没在走廊里见过他，也没在窗口里见过，好像他不存在似的。对我来说这没什么，只是偶尔我还会闻到那股味道。那股腐败的泥土味会在我不经意时出现，等我花了一会试图寻找它的源头时又消失不见。我发誓有一次我停下来四处张望时，我听到楼上的门静静关上了。

在我看来那很明显就是他。这不是很理想，但他的个人卫生是他自己的问题，不关别人的事。而在找到气味的来源之后，除了我在楼里偶然能捕捉到那气味的时候，它也不再那么困扰我了。味道没有串到我家里来，不过我还是点上了香薰蜡烛以防万一，这个习惯我保留到了现在。我当时认为最重要的事是他安静就好，他也确实很安静。至少，在最初的那几年里。

撞击声是从2004年七月五日开始的。我记得是因为那天是我三十七岁生日前一天，我请来了几个朋友，正在为他们打开一箱啤酒。一开始我以为只是楼上的人在墙上钉东西，但十分钟过去了撞击声还没停下来。相反，它似乎在移动。起初听起来像是往墙上钉东西，而后撞击声像是在向下移动，直到听起来好像他在直直的往地板上砸着什么。有一阵子他在吊灯的正上方砸着，每敲一下灯都会微微地晃动。

这几乎持续了一个小时，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忽略它，因为我真的不想爬楼梯到楼上去敲他的门。即便如此，当它终于结束的时候，我也差点那么做了。不过，它确实停了下来，在确定它不会很快就重来后，我试着把它从脑海中抛开，回到我的准备工作中去。

所幸的是，在第二天晚上的小聚会中，楼上没有骚动声传来，只是对面的家人一度要求把音乐声调小一点。事实上，敲打声重新开始时我已经有两周没有听到从楼上传来声音了。这次又是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的敲击，先是敲在墙壁上，然后又敲到地板上，直到完全停止。

相信你也能想象得到，我对此很不高兴，但我还是不愿意面对这个住在我楼上的无名男人，所以我就没有干涉。从那以后，那敲打声每隔两周就会来一次，大概持续一个小时左右。我试着找人投诉过，但似乎不管他就是那套公寓的主人，所以没有向其举报他的房东或房屋协会。

大约半年后，最后一根稻草来了，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我收到一个寄错到我公寓的包裹。它的收件人是托比·卡莱尔（Toby Carlisle）先生，上面的公寓号不是我的，而是我楼上邻居的。信封又厚又软，肯定主要是装满了气泡膜或其他包装材料。虽然不多，但这又给了我一个上楼的理由，在送包裹的同时我可以礼貌地要求他停止每两周一次的敲打。

走上那些楼梯比我想象中的要难，我惊讶地发现，当我走到楼梯顶端时，我的双腿都在微微颤抖。当我走近时，又闻到了一缕那股潮湿的腐臭味。紧挨着门前的那块地毯被染上了一层淡淡的污渍，颜色比它应该有的颜色更深，好像有什么东西从下面渗了出来。木制门板与楼里其他看起来是刚换新的相比，显得破旧又年久。上面没有门牌号，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住在那里的人确实是托比·卡莱尔。我敲了敲门，试着让敲击里面映射一些自信，但坦率的说我一丝自信也没有。

没有人应门，于是我又敲了一次门，这次敲得更大声。我听到里面传来一些动静，渐渐地朝门的方向走去。脚步声闷闷的，像是在厚重的地毯上走过，直到在门另一边停了下来。然后再没有任何声音。

我等了一会儿，正准备再敲门的时候，门开了一道小缝。里面似乎没有开灯；门开得不够大，我看不清里面，甚至无法看到他本人，但足够我听到那个干裂破碎的声音开口说话。他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透过那条缝隙，我被突然而来的一股恶臭气味击中，倒退几步忍住了呕吐的冲动。这之中，我勉强结结结巴巴地问了他是否就是托比·卡莱尔，说有一个给他的包裹。有一瞬间的沉默，然后一只手伸了出来，抓住了我手中的包裹，在我还没来得及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就把它从我的手中拽了出来。那是只苍白干瘦的手，有着长而藏着污秽的暗黄指甲。在背面，我看到了一个暗红色的印记，那可能是刀痕或者是病变，但还没来得及细看，手就消失了。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既恶心又迷茫的站在那里。当我转身要走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上衣袖子沾上了一块粘稠的液体，是那只手碰过的地方，浓稠，乳白色。最后我只好把外套扔了。我无法摆脱那股味道。

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楼上的男人叫托比，他是个令人厌恶的宅人，身上散发着馊味，偶尔还会搞出敲打的噪音。虽然这十分的不理想，但我还是能理解和接受的。两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说实话，我几乎已经忘记了他。他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又一个可以忽略并避免的部分。

直到2007年年底，我才有了真正的理由再次想起他。我母亲的身体状况在前几个月突然恶化，我决定搬回谢菲尔德，离她更近一些。正如我所提到的，我是自由职业者，所以这次搬家并没有那么困难，但我确实不得不卖掉我的房子。我不想讲太多我母亲病症的细节；她在几个月后因手术后的并发症去世了。我最终还是搬走了，不过是因为另一个十分不同的原因。

这地方很难卖出去。每次有人来看房的时候都以同样的方式结束，每次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被问出时我都感到一阵忧虑：那是什么味道？一对在城里工作的职业夫妇是第三对指出了客厅天花板上污渍的潜在买家。那起初很不起眼，只是轻微的变色，我也没注意到。他们以为是漏水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答应让水管工过来检查一下，虽然我没再听到过他们的回复。

我打电话叫了水管工，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告诉我要再过一个星期才能来。这段时间里我又试图组织了几次看房，但天花板上的污渍越来越明显，气味也开始在我的整个公寓里弥漫，到了我想在酒店里住到水管工来了为止的程度。我开始怀疑这是不是水管漏水了。随着它的生长，它的颜色开始变成了暗黄色，在灯光的照射下微微发亮。我知道这和楼上的公寓有关系，虽然这次上去问的时候，我的敲门声没有得到回应。

终于，水管工来了。他一进门就皱了皱鼻子，虽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我猜难闻的气味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我指了指天花板上的污渍，他看起来一脸茫然，然后告诉了我我已经知道的事——这看起来不像是水管的问题。尽管如此，他还是说他需要敲开天花板看一看，反正我需要一个承包商来重做那块天花板。我退后，好让他架起梯子，爬上去看看。他戴上一副橡胶手套，用手指轻轻的、试探性的摸了一下。它几乎马上就塌了，像湿纸板一样折断、撕裂，从里面渗出了病态的黄色液体，里面隐约能看到粘稠的白色块状物。水管工看起来像是要吐了。我是真的吐了。他表示了歉意，说得再找人过来。我没有试图阻止他离开。

我气愤极了，涌上心头的怒火战胜了我接近楼上的公寓时感到的任何不安。我冲上去开始敲门，大喊大叫，威胁说如果他不回答，我就报警。在我第三次敲门的时候，门轻轻地向内摇晃了一下，我意识到门没有锁上。这辈子再没有……比当时决定进去让我更后悔的事了。

我尽力推开了门但门开得并不大，似乎门后有某种阻力。那股味道本来是很难闻的，但此时我已经快习惯了，强忍住了恶心的感觉。里面一片黑暗，我在墙上摸索着寻找开关。我找到后，在打开开关前的一瞬间，感觉到旁边的墙壁上有什么柔软又潮湿的东西。不幸的是，我还没来得及完全理解这感觉是什么，就已经打开了灯，看到了托比·卡莱尔公寓的全貌。

亮起的灯光十分微弱，并且泛红，但已经足够让我看清了。我环顾四周，看到每一个表面，墙壁，地板，桌子，除了拉紧窗帘的窗户外的所有东西，都被肉覆满了。牛排，大块的鸡肉，甚至是一整条我认为是羊肉的腿，被钉的到处都是。层层叠叠，最新鲜的肉只是钉在了老的上面，最老的肉曾在的地方只剩恶臭的黄白色腐烂，变成了液体。苍蝇在空中嗡嗡作响，四处爬满了蛆虫。抬头看去，我看到吊灯也被涂抹上了肉，使这个地方沐浴在那昏暗的红光中。

走廊的中间躺着托比·卡莱尔的尸体。他的兜帽被拉了下来，我看到他的脸上布满了皱巴巴的、脓包般的病变和窟窿。我分不清其中哪一个曾经是他的眼睛。

我因为眼前的恐怖景象动弹不得，手几乎自动地伸向了手机，拨通了警察的电话。这时，我的目光才麻木地飘向厨房。在那地板的中央，堆放着一堆被丢弃的肉和骨头，堆得几乎和人一样高。它似乎没有其他东西腐烂的严重，但也有同样散着恶臭的黄色液体从里面渗出，而且——你看，这就是我和你们研究所谈话的原因。

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非常非常病态的人的问题，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但是……当我看着那堆肉的时候，它动了。我不我不知道怎样……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能告诉你，它睁开了眼睛。它睁开了它所有的眼睛。

我能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警察的到来，还有为了掩饰自己刚刚吐完的事实，对我一连串的问话。那堆肉已经不见了，虽然钉在墙上和地上的还在。我把刚才说的一切都告诉了警察，虽然他们对最后那段不屑一顾。我相信他们最后不得不叫来了危险品处理小组。

没有什么别的事了，真的。接下来的事主要是和保险公司争论，数着要洗多少个澡才觉得自己又干净了。最后，我确实搬走了，现在和一些朋友住在克拉珀姆区的一栋房子里。这些人都很爱干净，也不介意我最近变成了素食主义者。

陈述结束。

好吧，我很高兴在录下这份陈述前吃了午饭。调查这起事件有点棘手，因为警方、医院、甚至消防部门的报告全部互相矛盾。我们可以肯定的是，2007年十月二十二日晚，在维尔别克公寓二楼的一套公寓中发生了一起涉及危险生物材料的事故，并导致发现了易名为托比·卡莱尔的男子的尸体，他是该物业的合法业主。死因被列为坏疽。

我们联系了鲁登科先生，他证实了自从搬家后，他没有再经历过他认为与这些事件有关的事情，他在接受了大量的心理咨询以试图对这件事释怀。不过，他确实确认了现有陈述中的说法，说他仍然相信这是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情况。我不完全同意，虽然显然没有什么相反的证据。

不过有一件事让我不解。萨沙设法查到了托比·卡莱尔的一些旧财务记录，看来他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收入，而他有的那些收入主要是用来交房产税。没有任何超市和网上快递公司的交易记录，因为马丁在休病假，蒂姆甚至还打听了当地的一些屠夫。在这一切的最后，我们仍然无法回答一个问题：他从哪里弄来的肉？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这让我很困扰。

录音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