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无疑是一座丰碑，但对《野草》进行祛魅是可能的吗，如果它本身就是作者对自己进行的一场无止境的祛魅？

从《希望》到《死火》，从《墓碣文》到《这样的战士》，鲁迅所有的句子都是诗化的，因为作者本人这样一种绝望、希望、虚妄交织搏杀的心境并非注重逻辑的语言能够表达的：如果战士已经老衰、寿终，那么他是绝无可能“举起了投枪”的。但在诗里，他被提升到一种矛盾重重的超越中，在这里希望绝望虚妄都成了他举枪姿态的一部分，他将要死去，却在死去时最为热烈地活着、战斗着，正如坟中坐起的死尸：“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这样一个诗意的形象必须有一个与他相对的敌人，比如无物之阵，比如冰山。但这些现实的象征物，不管给它填充进多少“好名字”、“好花样”，存在的目的也全只是为了战士、为了死火、为了诗本身。它们本身的罪恶、狡猾全是为了成为诗的反面，为了让“这样的战士”举起投枪时有个目标，让作者自己无处宣泄的苦楚与豪情有个出口。它们不过是作为“反诗”而存在着，在于这个虚幻而高大的“反诗”的对抗过程中，诗才在必然失败的结局中获得了自己的形象。

然而诗与反诗互相定义着彼此，最终不过表明它们是同一个矛盾的两副面貌，即是超越本身。苦难在这里的形象是伟岸而永恒的，它没有缺点、没有犹豫，只是作为终极的敌人而存在着。而战士是迷惘而坚定的，他必然败于终极的苦难之手，却又因这与广阔辽远之物的搏斗而胜利，因为挑战不可战胜者本身就已是生命与精神的胜利。于是苦难和战士在这般抽象的诗歌中互相成全了对方，真正成为永恒的事物，给作者带来些许“精神胜利法”般的宽慰。

但现实中并没有诗或是反诗，苦难与战士都是非诗，如果他还称得上是战士的话。所谓非诗，就是说苦难并非极端的恶、极端的大、极端的久，它并非那种高大全的敌人，而是围在战士身边无孔不入乞食的苍蝇。这也就是说，倘若战士想要与苦难斗争，那么他是能够胜利的，不过是拍死一只苍蝇罢了。然而死了一只苍蝇还有千千万万只苍蝇，千千万万种现实的苦难，像一排绵密的针，扎在战士的背上。战士断无可能举起投枪，作决绝而无望的一掷，而如果要去一只一只苍蝇地拍，那战士的一生也就荒废在这项毫无伟大可言的事业上了。

那么鲁迅所做的，无非是用手把这些非诗而细碎的苦难聚拢，搓揉，捏出一个苦难的集合体，一个可以被投枪正中的反诗。如此一来苦难便有了抽象的形体，可以作为罪恶、麻木、伪善行于诗的世界中了。然后战士也因此被免除了清扫苍蝇的杂务，得以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挑战苦难的事业中了。这项事业虽然必败无疑，却也使作为苦难对手的战士伟岸起来，他短暂的一生只为这一项事业，因此虽败犹荣，甚至能在死后成为诗的化身。而如果面对的是苍蝇般的苦难，那么他做什么都是无法被人们记住的。

然而现实的苦难毕竟是细碎的、非诗的、苍蝇般的苦难，这般高大的战士屹立在现实中只会感到茫然。他想向苦难举起投枪，但这投枪是他向苦难赊来的，他对苦难的全部认识也本就来自苦难本身，乃至他自己就是苦难的某个化身。在这个非诗的世界里，他并不能自由地举枪、自由地杀人、自由地衰老，他只能细碎地愤恨、仓惶、迷惘。而这些愤恨、仓惶、迷惘并不足以使他“坦然，欣然”或是大笑、歌唱，只是让他陷入一种神经质的病症中。或者说我们与鲁迅都深陷这样一种在非诗中怅然的病症中。

所以才有了诗。

正如战士呼唤着他的苦难一样，这样的现实呼唤着他的诗歌。因为连现实自己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平庸，因为一种事物必须得有他的敌人，所以才有了诗。

在非诗或者说虚妄的时代里，诗与反诗、希望与绝望才显得如此动人。正如绝望与希望的对偶一样，（反）诗与非诗亦是一对兄弟。只有在非诗中，诗与反诗才显露出它们摄人心魄的超越性，也只有在诗与反诗中，人们才意识到自己所过的是一种非诗的生活，那儿没有大戮、没有死火，只有恼人的苍蝇。

在这样一种双向的感知中，现实与诗歌才终于互相渗透、互相实现了彼此。现在我们知道诗歌虚构了超越，现实超越了虚构，现实因此成为另一种诗歌，诗歌因此成为另一种现实。

正如战士没有打倒苦难，苦难没有消灭战士。正如战士就是苦难，诗就是反诗。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野草》时期的鲁迅有些迷茫，虽然知道自己不能停足不前，但也只是在反复进行“正—反”这一不完整的辩证法运动，因为他找不到确切的目标。

《野草》写于1924-1926年，直到1927年后，鲁迅才在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可供坚定的目标与方向，也就很快脱离了“战士就是苦难”的积极虚无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