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当伊丽莎白·奥古斯塔·珍妮特·怀瑟的《古代日耳曼人的成人仪式与男性结社》出版时，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奥托·赫夫勒只是乌普萨拉大学新近就任的一个籍籍无名的德语讲师，而马库斯·弗拉维乌斯·马蒂乌斯则是柏林大学的爱德瓦德·梅耶教授门下被古典学界寄予厚望的未来新星……而到了1938年，赫夫勒，作为慕尼黑大学日耳曼语言学与民族学系的主任兼正教授，不仅是维也纳纳粹党长达18年的资深党员，更还是帝国职业能力竞赛（Reichsberufswettkampf）的常任委员会成员，通过先祖遗产学会（Ahnenerbe）直接为他的国家效力；而马库斯·马蒂乌斯（已经很少有人记得或者在乎他的中间名），作为卡迪夫大学古典文学与古代历史系的助理教授，却是个为了终身教职绞尽脑汁却丝毫不得其法，甚至需要依靠社区、小书店和私人沙龙的演讲，以及做拉丁语和德语家庭教师的微薄酬劳维持生计的落魄学者。

除去在20世纪初期仍然可以算得上是体面的大学教职之外，马蒂乌斯还是三部未出版书稿的作者（包括文学评论《西塞罗的修辞学与文艺复兴早期的评论传统》，民族志《现代早期印刷产业中的大众传统》，诗集《梅尔库利乌斯的炉火》；最后一者常常被业余人士当作是一部隐晦的神秘主义作品）。1938年初，马蒂乌斯完成了一篇或许昭示着他学术生涯转折点的论文；论文的标题经过多次改动之后已经含糊不清或者不再重要，内容主要是关于常常被略称为“Lorem Ipsum”的一段文字（“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他严厉（或许过于严厉）地驳斥了学界过去对这一主题采取的散漫态度，因为长久以来流行的观点一致认为这段话只是出版行业用来检查印刷效果的胡言乱语。他相信自己是第一个发现这段文字事实上来源于西塞罗的古典学者；在他看来，这段文字直接地来自于对《善恶的边界》第一卷的任意截取，并且列举了许多在他看来十分充分的证据来试图证明这段文字可能仅仅只是来自于某个特定的学术版本——许多版本都恰好将Dolorem这个单词截断在了两个不同的页面上，这就意味着这个长久以来的所谓惯例最多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而非学界（如果学界对此持有任何观点的话）惯常认为的始于16世纪的印刷术风潮。

马蒂乌斯称他的灵感来自于这段文字的第六个词，cōnsectētur；由于这一形式（第三人称单数、主动语态、虚拟语气）的特殊性和这一动词本身的罕见性，要追溯其在现有的语料当中的位置并不困难……但就像他的上司兼编辑所指出的，他的语言学分析不但冗长无谓，甚至近乎卖弄——就连那些为了保持严谨性而刻意加上的长音符号看上去也像是把审阅人员当做初学者的一种嘲弄。梅耶教授高徒的身份并没有为他在这些累赘的叙述上取得什么正当性；他的编辑没有任何保留地称他所谓的“没有人触及”是因为这一主题“琐屑”、“难登大雅之堂”因而“并不值得讨论”，并尖锐（而且鄙夷）地表示这种属于印刷工人的传统“属于民俗……而不是文学或者历史的领域”。

很难说这些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过于苛刻的批评是否有对马蒂乌斯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他的编辑素来以严厉和不近人情而广为人知。他甚至见过女性教员（也许不止一人）因为论文或者拒绝合同续期而在抽泣中（一个一厢情愿的动词）离开他的办公室；马蒂乌斯并不是他唯一的受害者，尽管他在德语世界接受学术训练时所建立起来的对Volkskunde（他拒绝在与编辑的沟通中使用Folklore一词）的了解和好感并没能给他在英语世界的学术活动带来任何有效的助益。无关乎他在各个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这篇论文终究还是没有获得他所期待的反响；这就使得这次挫折对他在语言学研究上的积极性造成了远比编辑那些尖酸的评论更加沉重的打击……他的研究重心也因而很快就转移到了罗马时期大众的社会生活上来，尽管他缺乏社会学和人类学训练的学术背景使得他所界定的时期和范围不但模棱两可，而且值得怀疑。1939年初，他在一篇新的论文中提出了许多即使不是一鸣惊人，也仍然称得上是标新立异的观点：他声称在古代罗马社会当中找到了一种只存在于男性群体当中的秘密结社，其职能在于“为受到冒犯的公民提供报复”。

报复对罗马人来说并不是难以想象的：马库斯·科塔在他穿上Toga Virilis（一种成年的迂回说法）的同一天将曾经起诉过自己父亲的盖乌斯·卡尔博推上了法庭；布鲁图斯参与刺杀凯撒的动机是他与自己母亲之间的不伦关系；屋大维把布鲁图斯仍还流着鲜血的头颅扔到了凯撒的立像脚下；塞内卡说一个皇帝最习惯于施加惩罚的理由就是出于自己或者他人名义的报复，而屋大维也如他所言地在腓立比河之战前立誓为凯撒修建一座报复神马尔斯（Mars Ultor）的神殿；西塞罗一分为六的自然法中，报复既被用来“从暴力和侮辱中保护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同样也是“对我们罪过的惩罚”——在马蒂乌斯的设想中，这是一种男子汉的责任。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吉斯利·素尔松、贡纳尔的妻子郝葛尔德、古德伦的儿子哈姆齐尔和索尔里、沃尔姆斯的克里姆希尔特甚至希尔德布兰特……许多在当时的古典学界并不广为人知的名字都被他援引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同样执着于报复的日耳曼人无一不是因为自己貌似公正的报复而招致了自己和其他人的毁灭……就连阿喀琉斯式的不朽荣光（kleos aphthiton；荷马对这个词的使用几乎总是意味着死后的声名）也不免同样成为他批评的对象。

日耳曼人的荣誉是玻璃，罗马人的却不是：奥卢斯·格利乌斯——假借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之口——把他们的荣誉比作是城墙或者堡垒，依赖旷日久长的积聚盈累，因而决不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在一封给凯撒的书信中，一位不知名的公民用希腊语之外的语言表示用杀伐和流血还治其人之身是野蛮人的做法（barbaro ritu）……那些异族用刀尖和流血应对的冒犯往往只是罗马法庭上的另一桩诉讼，而不是像赫西俄德所说的那样，“如果有人待你不公，用言语或者行动冒犯了你，不要忘记加倍奉还”。他甚至不惜举出更多演说家的例子：西塞罗把自然比作两面，给每个人他们所应有的下场，也给他们报复的权利；《致赫伦尼乌斯的修辞学》（马蒂乌斯坚定地认为作者是科尼菲基乌斯）也宣称超出法律之外的惩罚是不必要的……用荣誉的砖瓦（decora、honores……在马蒂乌斯看来，这些复数名词并不是一种修辞）砌筑起来的城墙不会在一天之内倒塌，他们也清楚地知道流血的报复所意味着的下场。

因而，当西塞罗说“我会为任何人犯下的罪行复仇”时，他所意味着的不是刀戈、绳索或者其他任何流着鲜血的事物，而是一种在他看来足够卓越的政治领导和其他鸽子衔着橄榄枝时所送来的东西……塞内卡相信只有罗马人能在自己的城市里自由行走而不必携带任何武器；异族连吃饭都离不开他们沉甸甸的匕首。置轻慢你的人于死地——一种野蛮人的暴力——在塞内卡看来也不过是一种只存在于空想上的满足。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懦弱或者忍气吞声（罗马人——至少贵人们——在气质上往往都是斯多葛的；但马蒂乌斯拒绝或者不愿承认这一点所内蕴的对美德的暗示），但法庭却也往往只是贵族和上流人士之间的昂贵游戏：贵人们的冒犯总是有着政治的隐喻，但即使无涉于政治的法庭也不见得就比想象中来得更加可靠：一个只用过铁钱的斯巴达人总是会比珠光宝气的纨绔子弟更容易屈服于真金白银的腐化和荼毒；就连西塞罗都无法避免克洛狄乌斯用贿赂的方式使自己免受惩罚。无法参与到这一游戏当中的平民，或者其他无力诉诸法律的大众……他们的荣誉在贵族眼中恐怕根本不值一提：大名鼎鼎的梅特鲁斯·努米底库斯就公然宣称过连提及一个下等人的名字都是对他的抬举。但这却并不意味着贵人们能够否认这种荣誉的存在：老加图懂得即使奴隶也痛恨侮辱；塞内卡知道奴隶比起鞭打更痛恨掌掴，比起死亡和笞打更痛恨轻慢的言语；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从罗马士兵对光荣的渴望中看到了地位与他们的追逐无关的现实；克劳狄安在《驳欧特罗皮乌斯》中说任何家族中都有尊卑之分，而它的成员也有自己的尊严；普鲁萨的狄翁（不无揶揄地）说自己最期待的事情就是看到奴隶们为了光荣和尊崇而相互摔打……马蒂乌斯相信结社就是这样诞生的；它的存在就是一部不具名的《驳贵人们》。

结社的做法与在审议中取得胜利的一方被法律所赋予的权力无异：他们在公共场合侮辱那些曾经冒犯他人的贵人，在他们的门前高唱詈骂的短歌（occentatio）、在公众的面前痛戳他们的伤疤（flagitatio），在公共比赛和集会中羞辱他们，朝他们的住宅、雕像和肩舆投掷石块、秽物与便溺，用满含讥讽的短文、遍是嘲弄的短诗、内容夸张的流言蜚语和中伤诽谤荼毒他们的门廊；唯一的区别在于，结社的报复永远是匿名的——或者用马蒂乌斯的话来说，结社的报复是没有面目的蜂拥和鱼泳……塔西佗的《编年史》里记录了那些被他称为“最可鄙的人”成群结队地詈骂和侮辱贵人们的一连串事件，据说就连奴隶和那些脱离奴隶身份的人也参与了到了他们的行动当中；不论是在竞技场还是元老院的议事厅，执政官盖乌斯·凯斯提乌斯都逃不过向他投来的威胁和辱骂；狄翁在他的对话录里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谣言和诽谤的恐惧；就连乌尔比安和赫尔莫格尼安的法律原理都不得不成为《学说汇纂》里特别论及那些法律在面对被身份更低的人侮辱时的应对。马蒂乌斯相信贺拉斯、尤维纳利斯、卡图鲁斯、马提亚里斯和珀尔西乌斯在讽刺诗歌上取得的成就属于结社而非他们个人；西塞罗那条满是倒钩和尖刺的舌头也只有在结社的土壤里才能真正地获得生长的权利。

马蒂乌斯没有回避结社总是自发地带有着的那种集体行为的隐喻；正相反，他把这种隐喻上升到了近乎直白的地步……凯撒的敌人只有一拥而上才能将他们过去的同僚置于死地；执政官曼利乌斯·帕特鲁伊图斯在高卢被一伙不知名的暴徒殴打，后者随即当场围绕着他遍体鳞伤的身体举办了一场极尽侮辱的葬礼，期间夹杂着数之不尽的侮辱、奚弄和唾骂。而即使贵如罗马的奥古斯都，也一样无法免于生活在被结社报复的恐惧之中；怀有恐惧的究竟是皇帝本人还是他的臣民，在马蒂乌斯看来无关紧要，因为如果乌尔比安在《学说汇纂》中所述说的原理成立——冒犯一个人所亲爱的事物，就等于冒犯这个人本身——那么将罗马人的皇帝与他的臣民对立起来的尝试就是可笑的；他的臣民不能同时成为报复的承担者和对象。屋大维和提贝里乌斯都曾由于被侮辱他们的短诗激怒而将中伤和诽谤纳入法律处罚的范围；多米提阿努斯曾经试图抓捕所有（往往是用短诗和短歌）侮辱贵人们的民众；西多尼乌斯也曾经在他向蒙提乌斯的一封书信中提及马约里安的近旁因为一封匿名（而且写满了侮辱）的短诗所引发的、那近乎歇斯底里的风波和恐慌……从马蒂乌斯的渲染当中，一些人难免会情不自禁地将他所描述的结社与被称为“山中老人”的哈桑·萨巴赫用谎言、恐怖和致幻剂建立起来的阿萨辛派联系到一起，但他相信两者并不相似——阿萨辛派有他们的政治目的，然而就像屋大维、提贝里乌斯和多米提阿努斯所付出的徒劳努力那样，罗马皇帝没有力量取缔一个没有面目的结社，除非他们宁可抓捕自己所有的臣民，再在其后统治帝国一切的绳索和绞架。

接受过人类学训练的学者立刻就能发现，结社已经成为了社区的同义词；成人仪式与入会仪式之间不再具有显著的区别。那些被用来证明一个人业已成年的、用来彰显他们勇气的业绩，现在变成了他们报复能力的证明：在他们或者马蒂乌斯看来，这两者只是同一个词的两个侧面。科塔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将他父亲的仇敌告上法庭的，因为这是他作为成人的、忠诚（pietas）的责任；老加图也说羊羔不是他们的祖先所乐见的祭品，只有他们敌人的眼泪和定罪才是。冒犯和报复已经成为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学说汇纂》明白地借雅沃勒努斯之口表明，就连阻止一个人钓鱼或者把生火时泛起的烟气鼓入他人家中这种琐屑的杂事也成为了一种必须回以报复的侮辱。妥当的报复方式必须由足以置信的专门人士来特别教授：李维所记录的罗马士兵在考丁路口所遭受的待遇显然就是这一点最好的体现。而最重要的地方在于，报复成为了一种美德，否则他们就会沦为像角斗士、娼妇、演员或者其他没有任何羞耻心可言的人群那样（《学说汇纂》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图莉亚的丈夫对她最大的赞美归于她成功地为自己的双亲复仇的壮举。

贵人们很快就（或者是不得不）开始进入（或者利用）结社，以求继续他们的政治游戏：克洛狄乌斯在一次结社的报复中不幸身亡，米罗却将整件事都揽到了自己的名下；佩丹尼乌斯·赛昆杜斯被自己冒犯过（也许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的奴隶在自己的屋檐下谋害；卡提林利用自己冒犯的荣誉将结社引入了一场内战……奥古斯都们意在维持自身统治的努力收效甚微或者根本没有成效：卡利古拉和卡拉卡拉都为他们的独断专行和让人毛骨悚然的癖好造成的冒犯而付出了代价；狄狄乌斯·尤利安努斯在被一个不知名的士兵夺去性命前曾经高喊“可我做过什么坏事？我杀过什么人？”；尼禄挫败过（也许不止一次）那些由于他的侮辱而针对他进行的报复和谋杀。报复的循环看上去似乎不可避免；但马蒂乌斯指出，这些谋杀和敌对关系（inimicitia）即使没有结社也一样会发生；它们只是贵人们的政治游戏。没有面容的结社为大众（也许还有贵人们）带来了其他社会（他并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所无法想象的体面，一如李维在他提及的一场仪式中感叹过那些相互敌对的人彼此之间交换的祝福和其他彬彬有礼的对话所暗示的那种难以置信的融洽。塞内卡明白一个人在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产生的报复愿望来自于愤怒……而马蒂乌斯将对这种愤怒的控制称为一种“文明人的智慧”——他相信结社最后成为了一种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公开的秘密；所有人都知道报复一定会以合适的形式发生。马蒂乌斯再一次援引了那些对当时的古典学界来说仍然算不上熟悉的名字……那些没有隐去面貌的报复，就像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在烧毁敌人的房子之后仍然半路折返并告知对方自己的名字那样，是一种没有理智的疯狂，只能够与那些被愤怒冲昏头脑的激情相提并论；奥古斯都的通奸法用严苛的限制默许了这种激情杀人，但这在马蒂乌斯看来也不过只是对结社众多妥协中的一种。鲁克雷提乌斯说过去的人“在愤怒中为自己寻求的报复远比今天的区区法律所允许的要强烈”；那些错将结社的威势当做自己的力量，从而取回了自己面目的个体，往往都会落得像那些日耳曼人一样的下场……西塞罗那条千疮百孔的舌头就是最好的例子。

结社的时间跨度在马蒂乌斯所采用的结构看来并不重要。他尽可能地回避了自己冗长语言学分析的个人传统：关于希腊语的timōr-与拉丁语的inimicae的分析只占据了半页；他可能在用decora和honores来支持他把荣誉比作城墙的部分用去了太多不必要的篇幅；这种让步或许被他视作是脱离梅耶的一种象征。除去他的上司兼编辑给出的一句“一种匪夷所思而且不可能存在的大众传统”之外，这篇论文似乎没有获得什么更多的评论和关注；马蒂乌斯所设想的轰动终究没有到来。

一段时间后（有人说一两个月；事实或许只有几天），他试图通过另一篇论文继续深入自己对结社的探究，但这篇论文很难称得上是对上一篇的补全和完善：许多内容都与他原先的观点矛盾或者冲突，有时不能自圆其说。报复仍然是他的结社所追求的主题；但结社不再像他之前声称的那样没有面目。没有面目和结群意味着的并不是软弱——在结社（马蒂乌斯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个名词究竟代表着一个怎样的实体）认为合适的时候，有面目的复仇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并且未必意味着情况极端或者迫不得已。卡提林诉诸内战的理由现在成为了他最好的例证；他在给昆图斯·鲁塔提乌斯·卡图鲁斯·卡庇多利努斯的一封书信中（由撒鲁斯提乌斯在他的《卡提林的战争》中记录下来；马蒂乌斯始终拒绝使用《与卡提林的战争》这一称呼）真诚地解释了自己的动机：

“……我决定不去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辩护，仅仅只是向你作出不带任何愧疚的解释……我所以会被不公和侮辱所煽动，不单只是由于被剥夺了我所有的劳动和努力……而是因为我没有得到自己应有的地位——符合我尊严的地位；因而，我选择支持穷人们的动机，完全出于我本人的意愿；这不是因为我无力依靠自己的财产偿还我的债务……而是因为我只能看到那些没有价值和尊崇的人从高贵的职务中获得荣誉，而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落选只是出于没有根据的怀疑；出于这些原因，我只能作出对我的处境来说仍然称得上是荣誉的选择……我选择去追逐自己最后的希望……我唯一的心愿就是保全自己仅存的荣誉……”

苏拉向罗马城的进军是出于同样动机的报复；凯撒决定横渡卢比孔河、与庞培和元老院兵戎相见时，也同样向他手下的士兵们历数了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呼吁他们“从敌人的手中保护他们指挥官的荣誉和尊严”……结社不但支持他们所面对的不公和侮辱，而且会为自己选出必要的代理人：就像所有的个人那样，罗马自身也有着不容怠慢的荣誉；凯撒在高卢的野蛮人打败罗马军队的五十年后再次率领一支军队报复了罗马在过去蒙受的侮辱；对他林敦的战争成了对一个他林敦人在罗马大使的托加上排泄的报复；共和国对迦太基的战争，还有帝国在东方和西方的战争，现在都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回敬；就连罗慕路斯对萨宾妇女的掳掠也成为了对萨宾人无礼态度的一种报复……塞内卡对愤怒的劝阻对他来说似乎也不再那么重要，因为冒犯与被激发的愤怒如今成为了另外一种不可分割的必然：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里说愤怒（orgē）是一种报复（antilupēsis）的愿望，是血或者热的沸腾；他又在《修辞学》里进一步表示这种愿望来自于他们所受到的那些不应得的冒犯。马蒂乌斯相信没有其他哲学家对愤怒的看法不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波塞多尼乌斯说愤怒是“惩罚认为曾经不公正地伤害过你的人的愿望”；西塞罗也说愤怒（讨论的术语在这里不自然地转移到了拉丁语的ira上）是“惩罚可能不公正地伤害过你的人的渴望”；拉克坦提乌斯说塞内卡认为愤怒是“报复不公的愿望”……这种感情从被认识到的那一刻起就与暴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想象，普鲁塔克宣称的“获得力量的愤怒会演变成谋杀”并不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揣度。

马蒂乌斯并没有回避自己先前将那些没有隐去面目的报复称作“没有理智的疯狂”的观点；就像法律对报复中激情杀人的允许只是对结社的一种妥协，他相信这种疯狂是有意义的：亚里士多德说愤怒是必要的，没有愤怒的抗争永远不可能迎来胜利。贺拉斯和塞内卡都相信愤怒是为期短暂的疯狂；盖勒努斯说愤怒不是疯狂之外的任何事物……作为一个医师，他与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都相信愤怒是一种与疯狂别无二致的疾病……一种被希波克拉底在他《神圣的疾病》中称为Nosos的疾病：波塞冬使得患者发出马的叫声，库柏勒则是山羊；这些愤怒并不是凭空出现的。雅典娜用致人疯狂的疾病逼疯了埃阿斯，让他的心智变得如同野兽，并且教授他言说那些疯狂的话语；赫拉克勒斯在赫拉引发的疯狂之下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当做了自己的敌人欧律斯透斯的妻子和儿子，并且亲手夺去了他们的生命；整个底比斯的女性都由于狄俄尼索斯对彭透斯的愤怒而陷入了疯狂；阿波罗要求欧瑞斯忒斯杀死自己的母亲来为父亲报仇——疯狂并不是失去对自身的控制，而是被其他事物所占据……或者说，被众神所占据；他们失去的理智属于众神。

愤怒不愿意被控制；塞内卡说这是它最邪恶的特质。整个伊利亚特都环绕在愤怒（mēnis、cholos、thumos；马蒂乌斯并未用更多的篇幅去解释这些名词所特有的神髓）的氛围当中：阿喀琉斯以他几乎永不止息的愤怒而广为人知；阿波罗鼓入赫克托耳的愤怒让大众的牧人忘记了他所经历的痛苦而义无反顾地再度投入战斗，但他却也同时是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愤怒的源头……帕特罗克洛斯的死所带来的暴怒让赫克托耳丧生在了阿喀琉斯的手中。众神在凡人的心中生出报复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就是一种认可，一种来自众神的神圣权力：宙斯只有在阿喀琉斯在拒绝归还赫克托耳的尸体时才认定他“在追求复仇的路上走得太远”。屋大维修建报复神马尔斯神殿的动机和含义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更加清晰：先知卡尔卡斯解释说王子在对平民发怒时会更有力量；而众神在对凡人发怒时也是一样。对愤怒的知觉成为了一种神启，一种神圣权力的赋予，而结社为自己选择的面目……他们的代理人就是神圣权力在大地上行走的面相。他们是Vates、是Mantis，是被神谕占据的先知、也是被缪斯占据的诗人……马蒂乌斯在这里再一次强调了那些讽刺诗人的成就来自于代表着众神的结社，而不是他们个人。这种对报复的知觉，在他看来，等同于不懂得拉丁语的人翻开维吉尔和奥维德时领悟到的东西……

1939年（这也是他教学合同的最后一年），马蒂乌斯在试图袭击他的上司兼编辑时，被对方用手杖打破了头，最后死于失血过多。地方警察在现场找到了几篇未发表的论文手稿，内容与复仇结社或者罗马人民的代理人有关。或许是出于对一位体面的绅士犯下命案的好奇，他们用一种近乎私家侦探的执著，在大学（也许并不情愿）的帮助和支持下对这件事进行了彻底的调查。根据地方警察向检控机构提出的调查结果，他的名字并不是马库斯·弗拉维乌斯·马蒂乌斯；现代早期的瑞典人和德国人对拉丁语名情有独钟，但这种风潮在现代社会已经几乎绝迹。大学出于对教员个性的尊重（也许还有对他老师的忌惮）允许了他在官方层面使用这个称呼。他出生于西西里岛上的一个渔村，他的父亲为他起的名字是马可，他的族名则是马凯蒂；他有五个兄弟，其中两人在美国由于犯罪活动被捕，其余的人则在爱尔兰做同样没有本钱的营生……高额的保释金（大致相当于一个大学教员六十年的工资）解释了他拮据的经济状况。对他未发表的三篇论文的审阅意见是在地方警察的要求下提出的：来自几个不同大学的古典学者各自抱着不尽相同的目的和态度（有人说还有微薄的酬劳）参与到了对调查的协助当中。他们认为马凯蒂没能将敌意与报复区分开来；在把报复上升为一种美德时，他也许忘记了那些将会因此而犯下的恐怖罪行，也许把自己当成了维吉尔口中的赫拉克勒斯，最伟大的复仇者（maximus ultor）；斯多葛的疯狂往往只意味着智慧的对立面；有几处描述里混淆了赫尔墨斯和奥丁，梅尔库利乌斯也往往被不加选择地与上面两个名字交替使用；他的论文中没有引用赫夫勒或者范·热纳，来自人类学或者民俗学的篇目也少得惊人，但赫夫勒（或者他的同僚）的痕迹是再明显不过的……他在日耳曼文学的资料上恐怕没有赫夫勒之外的来源。不论是他所提出的结社还是他神圣的报复权力，他似乎都只是刻意忽略了他们不需要或者不愿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事实……前者没有面目，而后者真正的面目属于高天之上俯瞰着我们的遥远众神……“如果连苏格拉底都不敢把自己交给愤怒，这世上还有谁敢让自己一时的激情作主？”塞内卡的设问和教诲对他没有帮助；他把自己委让给了众神。

地方警察最后认定马凯蒂上司和编辑的正当防卫成立而未对法院提起检控。坊间的风闻将这次袭击归结于两人之间的私人恩怨……“跟醉汉、地痞，还有其他玩刀子的无赖一样的小打小闹”。

奥托·赫夫勒在1945年由于为纳粹党服务而被从慕尼黑大学开除教职。